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69）

导论

一、黑格尔学派的早期阶段
二、青年黑格尔派
三、《德法年鉴》的创办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一、黑格尔学派的早期阶段

　　1．黑格尔逝世以后的青年黑格尔派

　　1831年，黑格尔逝世了，在他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他的弟子们还象老师生前一样成立了一个阵线^[1]。黑格尔的哲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得到文教大臣阿尔滕施坦的大力支持，在德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成了《柏林批判协会》的焦点，该协会在1827年开始创办了黑格尔学派的定期刊物《科学评论年鉴》。早在1832年，黑格尔七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们大多来自柏林，那时柏林仍然是黑格尔学派才智荟萃之处），宣传黑格尔的学说，并准备出版一部包括黑格尔全部讲演录在内的全集。这个协会的总的观点是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最后的哲学，黑格尔留给他学生的全部任务就是把黑格尔哲学在各个方面所包含的意义发挥出来，这些意义黑格尔本人虽已有所论及，但尚未详作阐述。黑格尔全集七编辑之一的甘斯在一份讣告中写道：“哲学现在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人们认为它的发展只是根据它的题材按以往已经这样明确表示过的方式进行有创见的工作而已”^[2]。七人之中的另一人佛施特尔把当时哲学的状况同亚历山大帝国相比，没有一个继承者能登上皇位，只好由各地的总督把各个行省拿来彼此瓜分。好象为了强调这一点，平庸的加布勒尔占据了黑格尔的交椅。
　　然而在学派内部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爆发了争论。人们开始在问，黑格尔是否真的不是泛神论者，而两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则是：灵魂不死和上帝的个性，这两个问题在黑格尔逝世以前就已由费尔巴哈在他的匿名著作《论死与不朽的思想》中提出来了。争论的范围都是比较大的，甚至连黑格尔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是颇为含混的^[3]。黑格尔一次又一次地把基督教称为"绝对的"和"完美的"宗教。他认为哲学和宗教的内容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哲学把宗教用想象和形象的方式所领悟的东西阐明了。实在是一样的，只是理解的方式不同。黑格尔的意图是要证明哲学和宗教是可以调和的，因而驳斥康德式的唯理论的批判家们而同时又抨击那些相信哲学上不能证实的启示的超自然神学家以及施莱尔马赫尔的那些门徒，他们把思想所分解开来的东西搅拌到一起"压制有区别作用的概念而建立关于本质的‘感觉’体会。据说哲学不必那么着重于提供洞见而主要在于给予启示。”^[4]另一方面，黑格尔有时采用的一些说法暗示他认为上帝的自我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这是后来被青年黑格尔派所采用了的一个论题。这种含混不清之处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被揭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路德派信徒^[5]。
　　到1835年黑格尔学派内部的分歧，由于D.F.施特劳斯及其《耶稣传》一书变得更加明显了。施特劳斯曾在杜宾根受过教育，他是激进的《旧约全书》批评家F.C.鲍尔的弟子，而就在黑格尔逝世以前不久他来到柏林听过黑格尔的讲课。施特劳斯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把福音的历史性当作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而着力对它们的象征性的内容作思辨的解释，而施特劳斯则认为福音书是基督教宗教的本质，而且不把它们当做一些象征，而是把它们当做表现人民深刻愿望的神话。
　　他认为《福音书》是一个民族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由集体意识创造的对一些事实的想象。这就表示神圣本质的启示和化成内身不能局限于某个个人，而其唯一适当的活动场地则是整个人类。施特劳斯著作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上一世纪中叶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稍晚的一个人，鲁道夫·海姆曾这样描述过它的影响：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接受了黑格尔的见解，使我们从神学的幻想中越来越醒悟过来。该书对一个人所发生的魅力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这样从头到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那就好象从我眼中去掉了几层黯障，一道亮光射在我前进的道路上。”^[6]

　　黑格尔门徒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施特劳斯的书引起的（因为这些分歧本来就总是有的），不过它加剧了这种分歧，因为他不仅受到以柏林的神学教授亨格施坦堡为首的正统路德派信徒的攻击，而且受到想要为老师调和哲学与宗教作辩护的那些黑格尔追随者们的攻击。施特劳斯自己创造了后来被加在黑格尔门徒中各个派别头上的那些称号，即借用法国议会流行的说法把他们分为左、中、右。施特劳斯在强调指出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含糊不清之后写道：

　　“关于福音史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历史包含在神性与人性之统一的观念中的问题，可能有三种回答：即从这个概念，或者能推引出全部福音书，或者只能推引出它的一部分，或者既不能推引出它的全部也不能推引出它的一部分。如果这三种回答或倾向分别由黑格尔学派的一个分支来代表的话，那么按照传统的比喻，人们就可以称第一种.即最接近旧体系的一派为右派，第三种为左派，第二种为中间派^[7]。

　　必须强调指出，中间派（施特劳斯认为由罗森克兰茨所代表〉的存在表明派别之间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布鲁诺·鲍威尔，一位年轻的柏林大学神学讲师，曾在《科学评论年鉴》上为官方写文章评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过了一、二年之后他却领着左派进行抨击。在随后几年里，当政治问题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时，在纯宗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决不是一样的：爱德华·甘斯被施特劳斯认为是属于右翼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德国圣西门思想的主要宣传者，而施特劳斯自己后来在1848年动乱的几年中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不过这些关于宗教的争论作为后来某些政治分歧的前兆还是重要的，有些政治分歧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作为它们由来的宗教分歧的影响。

　　2．社会和经济背景

　　在继续追溯黑格尔学派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为一个政治反对派以前，我们还可以谈一下有关德国各州知识界和社会背景方面的情况。普鲁士（特别是柏林）乃是黑格尔主义派的基地。布鲁诺·鲍威尔曾抱怨过柏林人都是些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他们多半是些宫廷官吏和小商人，不过柏林的大学在德国却是最负盛誉的。在罗森克兰茨看来，柏林处在盛行批判的气氛中，到处都是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好奇和闲聊，而费尔巴哈写给他父亲的家信中则说：“任何大学都不象这里那样，有严格的纪律，这样追求知识，这样安宁和平静”。^[8]
　　柏林的争论迄今还不带有在东普鲁士依然存在的那种政抬色彰。在东普鲁士，以康德曾任教的哥尼斯堡大学为中心，康德的影响是最大的。康德的道德上人格自律的学说引导人们要求国家一切成员都应参加政府，而且引起了1841年在约翰·雅科比的自由派小册子《一个东普鲁士的普鲁士人对四个问题的回答》中达到高潮的立宪运动。该反对派是由省长冯·雪恩所领导的，并且得到大地主的支持，这些大地主羡慕英国政府的方法，抱怨没有采取措施来克服农业的危机。
　　如果东普鲁士的自由主义指望把英国作为它的模范的话，那么在德国西南部较多的是受法国榜样的鼓舞。运动是弗赖堡大学的两名教师卢泰克和威尔歇领导的，他们虽然不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希望看到分权和法治。他们最有影响的刊物为《政治辞典》，西南诸州由于已有宪法和可以公开进行政治争论的议会，那里的政治生活是比较活跃的。
　　这时德国诸州中工业上最发达的无疑是莱茵兰。法国将近二十年的占领，使这里的居民知道什么是共和制，这是他们所忘记不了的，而普鲁士政府的反天主教态度也促使这里的居民在感情上同它疏远起来。然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越来越增长的关税同盟的利益却使那些工商业巨子们赞成与普鲁士当局合作^[9]。

二、青年黑格尔派

　　1.一般特征

　　黑格尔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正如上面指出的，老年黑格尔派企图在柏林神学教授和正统的路德派首领亨格斯坦堡的原教旨主义和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们否定一切的激进主义之间采取中道。他们希望保持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而且只限于解释这种调和所包含的内容。在哲学上，因为他们相信黑格尔的体系是最后的一个体系，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哲学史。在政治上，他们坚持“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而且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按照罗森克兰茨的说法，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安然接受黑格尔的学说，避免一切极端，他们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最后的和调解一切矛盾的哲学，因而不要卷入当前的斗争：这是一种纯粹无为主义的态度”^[10]。
　　至于青年黑格尔派，大约在1840年以前，即当他们的主要机关刊物《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越来越激进的主张具有号召力以前，要谈运动是不可能的。起初，他们特别专心致力于宗教问题，正如卢格后来说的，黑格尔学派起因于神学的程度可以由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即施特劳斯纯神学的书对黑格尔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宗教是可以结成不同阵线和比较自由地争论的唯一场所。由于检查制度的缘故，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不过是略微冲淡了的官方观点的反映。1840年左右，即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和随之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使报纸在短时间内可供他们公开进行宣传以前，青年黑格尔派中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政治争论。
　　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是柏林大学。他们——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切什考夫斯基、费尔巴哈、斯蒂纳、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全部在柏林学过哲学。只有赫斯和卢格是重要的例外。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朋·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在学习神学的初期曾以黑格尔为榜样，只是后来才转而研究哲学的。所有的人都是出身于这样一些能供他们的儿子上大学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极有知识教养的团体，对于这个团体来说，大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赫斯是唯一的自修成员。卢格的父母是地主，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父亲都是走运的律师，赫斯和恩格斯的父亲都是工厂主，即使象斯蒂纳和鲍威尔兄弟的父亲是造笛的和描瓷的画匠，也能赚足够的钱来维持舒适的家庭生活。除了赫斯和恩格斯两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哲学自修者，因为他们父亲都希望他们经营自家的生意，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都希望从事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教学工作，他们大部分都在大学教书，虽然科本和斯蒂纳是在中学任教。不幸的是，由于他们的非正统思想，大学逐渐地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失掉了职业，同社会决裂了。费尔巴哈老早就放弃了在大学谋职的希望。他的父亲曾告诫过他，他的第一部著作、1832年发表的《论死与不朽的思想》，会葬送他的前程。卢格在1837年开始明白他没有希望当教授。而在1842年当布鲁诺·鲍威尔甚至也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时，他们最后的希望也都破灭了，当时马克思曾希望通过他在波恩大学谋一哲学教席。
　　根据这样的背景来看，青年黑格尔派如此强调思想和理论的作用是不奇怪的。他们一开始就是个哲学学派，他们对待宗教和政治的态度永远是理智的态度。他们的哲学最好称之为思辨的唯理论，除了他们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份外，他们还带有启蒙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部分充满了过去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的论据，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也象马克思一样对法国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历史研究，而青年黑格尔派一般都非常喜欢将他们自己或者比作“山岳党”，或者比作那个时代的个别的革命家。他们相信理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把提倡理性作为它们的任务。他们否认任何超自然启示的可能性，从而使黑格尔关于宗教为哲学的先导的概念更加激进化了。
　　他们象黑格尔一样认为发展过程会达到彻底的统一，不过他们，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倾向于认为这种彻底的统一是以彻底的分裂为直接前提的。这就是说，他们有些著作具有启示录的光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批判，促使分裂变成最后的决裂因而达到彻底解决，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青年黑格尔派有时有一些狂热的看法，即后来被马克思嘲弄地称之为“孕育着世界革命”^[11]的一些看法，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和处于一个完全崭新时代的开端而促成的。梅特涅年老时在他的日记中突出地描绘了他感到不满的那个时期：“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12]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也说：他从事写作的时期是一个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使它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13]。他们的启示倾向由于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业知识分子的地位而变得更加厉害。因为在他们所正在批判的社会中缺乏根基，所以他们能够使自己的思想任意改变。其次，青年黑格尔派非常相信思想的力量：这里鲍威尔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海涅已经说过：思想先于行动，犹如闪电先于雷鸣。而这种说法曾受到柏林青年黑格尔派非常短暂的杂志之一的编辑路德维希·布尔大力推崇，他写道“难道你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如此之少，以至于不了解正如施洗者约翰先于基督那样，理论总是先于新的行动吗？理论开辟道路，并且为新的救世主的来临做准备。基督教是理论，宗教改革是理论，法国革命是理论：它们都已变成行动”^[14]。青年黑格尔派正在从事的恰恰就是这种“开辟道路”的工作。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重复了这个思想，他仿照布鲁诺·鲍威尔写道：甚至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15]。即使当有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开始用纯粹的政治术语表示他们的思想时，这种认为理论是独立的、第一性的观念仍然占支配地位。直至1843年，马克思还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卢格的评论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实践是理论方面的群众运动”^[17]

　　2．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

　　然而，不管他们是如何相信思想的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们却越来越模糊地感觉到这已经不够了。明确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感觉的第一个作者是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切什考夫斯基生于1814年，他是波兰一个伯爵的儿子，在华沙学习哲学后，于1832年去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三年，成了正统黑格尔派米希勒的学生和终生朋友。经过一个时期的游历后，在1838年，他用德文发表了一本题为《历史学引论》的小册子。切什考夫斯基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要用把实践活动纳入其范围之内的哲学来代替思辨的哲学。按照他的说法，发现过去历史的法则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利用这种知识来改变未来的世界。黑格尔曾经把世界史分为东方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基督教的三个时期：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古代是第一个时期，从基督一直到黑格尔为第二个时期，而未来为第三个时期。黑格尔的哲学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绝对唯心主义已经做到了哲学所能做到的一切，它就是“炼金术士发现了等待已久的宝石”^[18]。但是这是不够的：黑格尔的缺陷是哲学本身的缺陷。他的哲学只能事后解释历史，只能思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而不能进而自觉地塑造未来。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同他说的这三个时期相应，规定将来的有三种递相连接的方式：第一通过感情，这是适合于先知的，第二通过知识，这是适合于哲学家的，第三是“真正实践的，实用的，完全的，自发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因而是包括整个行动范围的”^[19]。切什考夫斯基的目的是“要证明关于未来本质的思辨知识是正确的”^[20]。居维叶能够从一颗牙齿再现一只野兽的整个解剖模型。哲学家的职责是从过去的诸历史时期构造它理想的总体，特别是构造未来，虽然切什考夫斯基只声称可以用他的科学推知未来的本质，而不能推知未来的各种细节——它是praesagium预感），而不是praescientia（预知）。他继承老师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他生活的年代是充满危机和大转变的年代。但是人意识中的深刻分歧和矛盾终究会获得解决，达到最后的统一，而切什考夫斯基为了解决这种分歧和矛盾提出的方法就是“历史学”。这个转化过程的主要动力不是象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思想，而是意志，作为综合思想和行动的动力的意志。切什考夫斯基为思想和行动的这种综合铸造了一个后来非常有影响的词——“实践”（Cpraxis）。今后哲学的作用是“成为一种实践的哲学，更确切地说，要成为实践活动的哲学，‘实践’（Cpraxis）的哲学，对社会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21]。也就是说，切什考夫斯基宣称，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历史将是行动的历史，而不是事实的历史。这里，切什考夫斯基象在他以后的青年黑格尔被一样更接近费希特，超过接近黑格尔。费希特总是把被他看做行动意志的思想同现存的实在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思想的主要任务是规定未来。
　　切什考夫斯基在他写书以前曾在巴黎住了两年，在那里，注重行动的政治传统想必对他产生了许多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特别重视傅立叶，并且劝他的黑格尔派同人研究傅立叶的著作。傅立叶体系是“在具体实现有机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跨进的一大步”和“构成真正现实的一个重要阶段”^[22]。在切什考夫斯基看来，傅立叶过于空想，他把现状同先验构想的未来相对照，而未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必要的桥梁。圣西门似乎也对切什考夫斯基的著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切什考夫斯基象圣西门一样非常强调整个未来发展中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圣西门也相信预言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可能的。切什考夫斯基也曾用赫斯不久之后用过的同样的一些术语谈论社会的原子化、自私自利和豪门巨富。
　　虽然不能证明切什考夫斯基的著作是否被广大读者读到过，但是肯定曾引起赫尔岑的注意，他读到切什考夫斯基的著作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在所有重要的论点上都是与切什考夫斯基一致的^[23]。赫斯也常常引证《引论》，从《引论》中借用了许多东西，《引论》一书对行动哲学的强调，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是一部政治上的预言书，正如施特劳斯的著作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宗教上的预言书一样。因此，切什考夫斯基是第一个促进后来若干年内青年黑格尔派中开始迅速世俗化过程的人。

　　3.《哈雷年鉴》的创办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初期

　　切什考夫斯基的著作也得到《哈雷年鉴》的热情评介，而《哈雷年鉴》及其后继者《德国年鉴》则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心。《哈雷年鉴》的编辑是哈雷大学的两名教师泰奥多尔·艾希特迈耶尔和阿尔诺德·卢格。创办刊物最初是前者的主意，不过对刊物的惨淡经营则归功于后者。卢格在1802年生于普鲁士的北海岸。他曾经想从事神学工作，但终于转向他在哈雷学过的哲学。他一生持有的热心认真的精神和半请教主义迫使他参加了大学生协会的一次阴谋活动，阴谋活动的败露使他坐了六年的监牢。1830年他获释后开始在哈雷大学讲授柏拉图，之后他研究黑格尔，成了黑格尔的学生。他的妻子很有钱，所以当政府辞退他不让他任教时，他就扔下教鞭，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哈雷年鉴》的编辑工作。他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他写作敏捷，词汇丰富而文笔优美。他把自己说成是“思想领域里的批发商”，他本人虽然并不具有创造性的精神，但他却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坚。
　　《哈雷年鉴》创办伊始，它的宗旨是很宽广的。卢格在1837年8月的一封信中把他们的意图概括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独立的，真正的批判，同时准确地说明引起当代人们注意的问题”^[24]。几天以后，他在一封致罗森克兰茨的信中把这个未来的刊物说成是“德国文学艺术生活时钟的一根当代的指针，它描写重要人物的特征，评论艺术问题上各种不同的倾向和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和其它大学建立通讯联系”^[25]。他们打算把它办得比专门刊物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因为该刊物对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通俗易懂，而且每天出版，后来又用文学副刊的形式来满足读者们的需要。
　　1837年末，卢格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广泛地访问了从戈丁根到杜宾根的一些大学，得到了多达159个《哈雷年鉴》的撰稿人。最初撰稿人之间的主张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有篇文章是讲述虔信派头头莱奥的。在头几个月内，刊物几乎只登文学方面的文章。但是在第二年年初，卢格在一篇社论中说他们办刊的原则是“已经在一个新教的现代国家中实现了的新教制度和学术原则”^[26]，不久就引起了许多非难，因为年鉴为施特劳斯辩护，而且在支持自由的批判这一点上显然是反对教权主义的。真正使年鉴政治上发生转变而且使它受到非难（这种非难迫使它转入反对派方面去）的另一个事件是科伦大主教因杂婚问题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争吵。前任大主教根据罗马教庭向配偶要求的理论上的允诺曾经恃许非天主教徒杂婚。他的继任者决定严格执行罗马教皇的命令，1837年11月他被逮捕，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后才被释放。政府的行动激起了郁积着的不满，这些郁积着的不满，被慕尼黑大学教授哥吉斯为捍卫教皇极权主义立场而写的著名的政治宣传小册子所煽动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辩论非常激烈，以致出了300多本小册子赞成或反对哥雷斯。最著名的小册子作者是亨利希·莱奥.他太虔信新教而且太喜欢争论了，所以他不会不反对哥雷斯挑起的争论起而应战。但是他的保守主义却使他在许多论点上同意哥雷斯的立场，这一点可以在他的答复中找到证明。卢格在《年鉴》上评论莱奥的小册子，用他的话来说，评论是“怒气冲天的”^[27]，特别是诉诸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原则。莱奥的回答也是很激烈的，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可概括为下列四点：
　　1．该党不承认有任何的人格神……该党公开宣传元神论。
　　2．该党公开说福音书是神话。
　　3．该党公开宣传一种纯粹世俗的宗教。
　　4．而且该党由于以矛盾和玄妙的措词掩盖其邪恶渎神的学说，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假扮成一个基督教的党^[28]。
　　这场争论使《哈雷年鉴》失去了一些撰稿人，并且使它的观点变得狭窄胆来。1838年9月维特由于《年鉴》对莱奥和埃尔德曼的攻击而退出了，同时在11月，劳麦也借口《年鉴》攻击了基督教而退出了^[29]。
　　《哈雷年鉴》初期的文章，尤其是卢格的文章都是赞成普鲁士国家的，在他为哥雷斯—莱奥之争写的论文中，他故意赞扬它。在这方面，弟子们仍然忠于老师黑格尔，只是不得不根据当局对他们在不同问题，特别是宗教问题上的学说所采取的态度来改变他们的观点而已。迟至1839年11月，卢格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教和浪漫主义》的论文中，虽然痛心指斥浪漫主义应对普鲁士的一些反动倾向负责，然而，他所强调的却不是揭露沉醉于浪漫主义的那个普鲁士，而是诉诸清醒的赋有自由主义原则的那个普鲁士。但是到1839年年末以前，《哈雷》却开始喜欢直接带有政治性的文章，这是形势发展必然导致的一种进程，因为对正统宗教的攻击，从普鲁士政府的观点来看，至少是对“基督教国家”的一种攻击。卢格在他第一篇直接的政治批判的文章中写道：普鲁士“现时就它的深刻的趋向和国家制度来说，本质上是天主教的”
　　这时，卢格和《哈雷》的政治批判开始得到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鼓励，他们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为“博士俱乐部”的小组。该俱乐部是急进的黑格尔分子的讨论小组，它在1837年时已经存在了，因为马克思大半是通过与该俱乐部会员进行讨论而转向黑格尔主义的^[30]。他在一封给他父亲的家书中写道：

　　“在斯特拉劳，通过与朋友们的多次会晤，我参加了‘博士俱乐部’，俱乐部的会员里有几名讲师和一位我在柏林最亲密的朋友鲁滕堡博士。在这里的讨论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的观点，而我自己则更接近于现代的世界观”。^[31]

　　俱乐部的会员是一些利用业余时间搞一点报刊工作的大学讲师和中学教师，还有几个象马克思那样的大学生。马克思信中提到的鲁滕堡在柏林的一所中学任教，同时给汉堡自由主义报纸《电讯报》定期写文章。卡尔·科本（马克思那时的另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并写了一本关于佛教起源的书。爱德华·梅因和路德维希·布尔刚通过他们的博士学位，靠报刊工作维持生活。因为俱乐部没有定期的集会或者固定的会员人数，所以人们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明确的印象。当然，似乎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有很多意见分歧，布鲁诺·鲍威尔后来成为俱乐部的核心人物，但在18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坚持正统黑格尔派立场的。1841年，当鲍威尔去波恩时，俱乐部似曾停止活动，而在他被解职以后回到柏林时，俱乐部则又以“自由人”的名义重新开始活动了。
　　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态度是一个忠诚的反对派态度：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够在普鲁士国家的范围内实现。但是在1840年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的大臣、对黑格尔学派怀有好感的阿尔滕施坦二人都死了。新即位的国王的性格与他父亲的性格非常不同。他和蔼可亲而不可信，他沾染了那种把过去，特别是把复辟时期的政府理想化的基督教浪漫精神。他憎恨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他的理想是慢慢地发展古老的传统，用传统的德国宗法精神建立一个以地方等级议会为基础的政府。此外，他还是一个自信的虔诚派教徒，反对自由主义。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国王是受到上帝特殊的启示的，而且认为他的天职是给他的人民逐渐灌输一种观念，要他们努力效法他自己那种基督教徒的样板。
　　然而在他即位时，青年黑格尔分子对他是抱着希望的。布鲁诺·鲍威尔在若干年以后写的这个时期的历史中说“希望的晨曦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使他们露出喜悦的面容：从所有的心胸中似乎都在不断地迸发出巨大的欢乐”^[32]。科本为献给马克思而写的一本题名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的小册子是充满这种热情的典型。科本把弗里德里希二世极度理想化，把他描绘成哺育了普鲁士启蒙原则的哲学家国王。这本小册子的要点是说普鲁士的未来取决于对这些原则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安放在阿特拉斯肩上的天穹，还不如奠基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原则适应当代需要的进一步发展之上的普鲁士那样牢固”^[33]。

　　4．《莱茵报》

　　新国王最初的一些措施似乎是在证明这些希望是正确的。对政治组实行了大赦，准许公布地方议会的会议录，联合所有地方议会的委员会每两年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宽书报检查。1819年关于“对真理进行任何严肃、审慎的研究都不得禁止”的谕令并没有受到检查官的尊重，而新颁布的敕令则纠正了这一点。敕令是1841年12月颁布的，它的直接结果就是《莱茵报》的创办，该报不久就成为比《哈雷年鉴》发行更普及的名报了。最初，创办《莱茵报》是得到政府同意的，因为政府想有一份报纸来反对以当时垄断天主教莱茵兰的教皇极权主义著称的报纸《科伦日报》。新办的《莱茵报》也得到许多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商人们的支持，因为这些商人需要一份报刊来促成与普鲁士缔结关税同盟。但是，从创办初期就出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因素。报纸的两个董事奥本海姆和荣克是黑格尔激进的信徒和莫泽斯·赫斯的朋友，这时莫泽斯·赫斯刚写成使他博得公众承认的著作《欧洲三头政治》，他是为该报组织支援的主要负责人。他曾希望当个主编，但是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太激进了，因而不得不当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李斯特的门徒赫夫铿的副手。不出一月，赫夫铿辞职抗议董事们干涉报纸的出版工作，而且声明他自己“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34]。但是一个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鲁滕堡却代替了他的职位，鲁滕堡是因为宣传颠覆国家的主张刚刚被学校解职的。鲁滕堡公开刊登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文章，他们利用异常马虎的检查制度成了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按照后来的一个检查官说法：“编辑们与柏林‘自由人'发生了关系，越来越大胆地为黑格尔左派的思想进行辩护，公开宣称他们的政治信条是必须摧毁教会，制定宪法和出版绝对自由”^[35]。
　　从弗里德里希四世即位直到1842年末和激进派报纸遭查封的这个时期是青年黑格尔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依然十分相信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而且预期他们的运动会越来越有成效，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的运动一旦碰到实际的反对时将会如何迅速地瓦解。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就专门对这若干年内青年黑格尔派的某些方面作一考察。

　　5．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弟子们对自己老师的态度常常是矛盾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意黑格尔的体系是可能有的最后一个体系。按照卢格的说法，黑格尔已经将以前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化了，同时，象新教是基督教的顶点一样，黑格尔的体系是新教的顶点：他的哲学是“全部以往历史的理论，因而同时是它的批判”^[36]。所有其它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内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讲述同样的话。他们专心致力于实现他们所继承的东西，使它有效而且适合他们自己的状况。恩格斯认为，他们把黑格尔的体系抛在一边，而专门使用他的辩证法，首先用于宗教，其次是用于政治问题；几年后，卢格曾说，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批判或辩证法始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批判^[37]②。但是，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青年黑格尔派渐渐地将黑格尔的以中介为其主要概念的辩证法变为一种认为一切中介都该受诅咒的辩证法。卢格在他与莱奥的论争中已经提到一种“绝对否定飞这种说法是黑格尔在这种情况下决然不会使用的。最初这种绝对否定只用于极端的态度（天主教的反动、浪漫主义），而真正的辩证发展被认为在别处还是可能的。但是恶化的政治形势不久就改变了这种情况，而黑格尔关于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被中介所调解的概念让位于两个矛盾的党派一方必然战胜另一方的思想。埃德加·鲍威尔在对那些赞成中庸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人作的驳斥中特别发展了这个思想，而巴枯宁在为1842年《德国年鉴》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充分的表述。自1840年起，巴枯宁就在德国，而当他在德累斯顿结识卢格时写了这篇文章。巴枯宁认为否定是创造性的”肯定有否定与之对立，而否定有肯定与之对立。而否定只有在其绝对的形式上才被证明是正确的气他接着就攻击调和派，认为它是与历史的辩证运动不相容的。革命精神在法国已经显示了一次，它很快就要再次来临了。巴枯宁在他的文章结尾中这样写道“破坏的快乐也就是一种创造的快乐”^[38]。
　　这是与黑格尔的最后决裂。但是，不管弟子们已经离开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有多么远，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在他的传统之内，而且宁愿指责老师黑格尔有妥协性，或者甚至指责他由于政治形势而隐瞒了他自己的原则。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这一点上为黑格尔进行了辩护，他说“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末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是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意识形式的东西”^[39]。把黑格尔区分为“秘密的”黑格尔和“公开的”黑格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研究老师思想最常用的公式。黑恪尔在他生前有意或者无意地隐瞒了他哲学的真实含意。黑格尔思想的革命倾向被掩盖起来了，而把这种革命的倾向公开揭示出来则是他弟子们的任务。表现这种看法的代表作就是布鲁诺·鲍威尔在1841年写的《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一书。在这本著作中鲍威尔假装是一个真诚的虔信派教徒来揭露“无神论的”黑格尔。最一贯坚定地批判黑格尔的是卢桔：从1840年以后，（《哈雷年鉴》上重要的论题之一是对“黑格尔婆罗门的自满思想”的批判。卢格在《德国年鉴》第一期的序言中说：“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不给‘应当’留任何余地的终结，它只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这样说，无疑是想到了黑格尔《法哲学》序言的。《年鉴》进行了长期的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而浪漫主义也就等于反动，按照卢格胡说法，黑格尔“一身而兼具浪漫主义和自由两种因素。因此，象在现代批判运动中达到的那样，前进就在于黑格尔哲学的净化”^[40]。诚然，在《年鉴》停办以后，他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立场，宣称“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就其真正的内容来说是人本主义，就其真正方法来说它是批判，是一切矛盾和固定观念的消解”^[41]。黑格尔对经验现实的密切注意，他对预言的厌恶，他对过于独断的思想的不喜欢，中介概念赋予他整个哲学的那种中庸精神和严格审慎——所有这些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缺少的。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和在他们的术语中（如果不是在他们所带来的后果中的话），他们还是把自己看作是黑格尔的如此忠实的信徒，以致连被认为是黑格尔的最激进的批判者的费尔巴哈在1842年都还会说：“一切都包含在黑格尔哲学里面”^[42]。

　　6．青年黑格尔派与宗教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观点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相当大而合乎逻辑的发展。他们所有关于宗教的著作几乎都带有政治色彩：他们感到要脱离政治来讨论宗教是不可能的。开头，他们仿照黑格尔，企图把宗教纳入他们的世界观内，并且热情地支持某种新教形式。卢格在他上述1839年在《年鉴》上发表的题名为《新教和浪漫主义》的宣言中把反动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新教徒的观点相对立。两年后，他对政局稍持不太乐观的观点时，则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新教来反对当时普鲁士“天主教”的政策。但是，这种新教到底是什么，他从未做过确切的说明。卢格在1840年写信给罗森克兰茨时曾说过“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具体表现......，是思想的激情和为思想而献身，凡是献身于思想而与思想化为一体的人都是神圣的人”^[43]。他认为“施特劳斯不是自由派，也不是十足的民主派”^[44]。但是到1842年，卢格却说天主教和新教都是与自由国家不相容的了。
　　弄清楚青年黑格尔派攻击什么形式的基督教这是很重要的。正统的路德派教徒倾向于把基督教等同于一种圣经原教旨主义，而且对哲学持有一种典型的虔信派的怀疑态度。当他们谈论基督教时，所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指的这种形式的虔信派，虔信派信徒的某些言词完全证明了他们的对手指责他们反世界和反自然是有道理的。另外，有些虔信派团体与极端保守的普鲁士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普鲁士贵族的理论家是路德维希·冯·盖尔拉赫和施塔尔，他们本能地不相信任何象黑格尔学派主张的那样使教会服从国家的理论。
　　某些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例如施蒂纳和布尔继续公开地宣扬一种人道的宗教，但是到1842年春，他们都信奉布鲁诺·鲍威尔在他被解除了波恩职务后立即发表的《自由的好事情》中宣告的无神论了。此后，他们就经常把哲学与宗教联系起来。施蒂纳在《莱茵报》上写道“对哲学家来说，上帝象一块石头那样无足轻重，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45]卢格的发展道路稍有不同。在1842年他和他的朋友、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曾预告一种“新的人道宗教”，他的见解要比“自由人”的见解更加含糊。罗森克兰获说“《德国年鉴》尤其因为它们否认有一个最高存在而被查封，同时卢格在1843年在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中强调宗教世俗化的必要性，而在他设想的方案中第一点就是把教会变成学校，从而组织一个拥有全部群众的真正普及的教育系统”^[46]。然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他的方案并不主张禁止宗教，相反，主张复兴宗教。他提倡一种会把虚伪的宗教变成真正宗教的“新唯心论”。在他看来，宗教是很重要的，没有宗教，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宗教是自由的等价物。卢格说，在这方面，从1837年对于各种宗教派别的不同观点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以来，他们有了长足的进步。事实上，这些不同观点并不代表真正的宗教：他们都是不切实际、不能推动群众的。这时，卢格的概念似乎已经极其混乱。对这几年的说明，他是用下面一段议论开头的“我不是那种认为宣布无神论就能带来解放的人：无神论正如与上帝斗争的雅谷一样是宗教的”^[47]。当然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最早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特别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尽管费尔巴哈持有明显的唯物论观点，他还是说他的哲学就是宗教本身。

　　7．青年黑格尔派与政治

　　既然当时在德国，宗教是和政治这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国家的观点应该是与他们的宗教观点符合一致的，而且两者都逐渐地趋向于赫斯的所谓“宗教和政治上的元政府主义”，这是毫不奇怪的。青年黑格尔派象他们的老师一样，对于国家，特别是普鲁士国家抱有一种理想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客观道德的体现。但是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尚未存在。而为了使它变成现实，普鲁士只要继续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开始的发展就行了。青年黑格尔派总有一天会相信普鲁士是不可能履行他们指派给它的这种任务的，这是必然的。但是，既然他们首先把批判的力量用之于宗教问题，因此，最初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温和的，直到1842年或1843年，他们对待政治问题的典型态度就是以（理想的）国家反对教会，并谴责后者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在与莱奥进行争论时，卢格曾经认为普鲁士实现了黑格尔的观点，是一个能够打退它对手的天主教倾向的新教国家。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青年黑格尔派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为了避免革命，他们提倡改良。卢格在1838年写道“如果象普鲁士那样，国家本身内部就包含着改良的原则，那么，革命就既没有必然性，也没有可能性”^[48]。按照布尔的意见，只有在政党遭到禁止的时候才令人担心会发生革命，政党的存在有利于比较和平的解决^[49]。在弗里德里希四世即位以前，《年鉴》曾经为普鲁士君主制度辩护过，把它当作最先进的政府形式，如果采取适当措施的话，是能够避免1789年的暴行的。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中大致也是持同样的看法。莱奥指责他主张“一种现代形式的共和制，甚至民主制”^[50]，但是鲍威尔是完全赞成国家的，他只是说，国家已被教会败坏了，而使国家解放出来则是哲学的任务。国家的本质完全是理性，所以它是不会长期耽于谬误之中的。每个人都指望皇上给他们指明道路。赫斯甚至比别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走得更远：他认为国家是人的整个解放的机构，尤其是普鲁士国家是”德国精神自由的缔造者和促进者”^[51]。布鲁诺·鲍威尔甚至在1841年写的长篇论文《基督教国家》中也持有差不多相同的见解：共同意志集中在君主身上，国家既然是客观道德，教会就不能擅自控制它，另外，国家内部永远给一个辩证的对立面固有存在的余地。但是书报检查制度放宽以后，他们的思想马上改变了。在柏林“自由人”中间，科本和布尔是最富于创造力的作者。他们与卢格一起开始提倡立宪民主，虽然至少科本认为这同君主政体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文章也是同样的调子。说马克思在这里“差不多完全摆脱了黑格尔主义”^[52]，那是完全错误的。同其余青年黑格尔分子一样，马克思也曾为理性国家辩护过，反对对它进行歪曲，并称它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53]。国家的任务是把黑格尔所谓“公民社会”的那些对立的力量纳入秩序。马克思认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人的任性的性质”^[54]。同时，马克思把这一点与雅可宾党的国家观结合了起来，即要使被剥夺了权利的被剥削的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
　　直到1841年，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批判老师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黑格尔的政治观点与其宗教观点是显然不同的。迟至1841年9月，布鲁诺·鲍威尔在为来自巴登的一位自由派政治理论家韦尔凯尔举行的宴会上，在祝酒词中还赞扬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认为它在自由主义和勇敢大胆方面都超过了南德流行的观点。但是，不久情况就变了：1842年，卢格首先发表了在政情方面对黑格尔进行直接批判的文章，抨击黑格尔的《法哲学》报请了逻辑和历史的范畴，因此预示了下一年马克思所做的许多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这里他们紧跟青年德意志运动，特别是仿效海涅和白尔尼，经常把他们自己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相比。早在1838年，莱奥曾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新式的百科全书派和法国革命的英雄”^[55]。他们认为，只有以法国为思想的盟主才能前进。因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而引起的反法情绪的波浪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赫斯认为，法国是革命和运动的国度，是意志的国度。当然，后来巴黎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当社会主义开始在德法传布时，法国思想的影响甚至变得更大。~
　　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情哲学完全可以称之为“哲学激进主义气因而他们与流传更加广洁得多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不同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在较富裕公民中间受到至少是心照不宣的大量支持的运动，所以它首先是实际的运动。他追怀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思想，它的哲学家是康德。激进主义则更多的是受了青年黑格尔派所了解的卢梭和法国革命的鼓舞，它过分讲究理论。自由主义的学说是由要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产生的，相反，激进主义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这些知识分子倾向于采取革命的态度，而反对妥协。另一方面，自由派的目的是极其狭隘的，他们只限于赞成改革，希望与君主政体达成某种协定。1841年，当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激进主义才明确地表现出来。把激进的《莱茵报》与东普鲁士自由派报纸《哥尼斯堡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激进倾向后来变得更加明显了。对中间道路思想的攻击首先是在《莱茵报》上出现的。埃德加·鲍威尔就是认为只有两个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党派存在的那种观点的主要宣传者。在与逐渐走向对立方面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以后，在《年鉴》上和在卢格周围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一群人中，“民主主义”一词就开始代替了比较含糊不清的一词“激进主义”一词。因为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自己在与政府的斗争中已经被自由派所抛弃，所以对自由派的愤怒情绪就更大了。早在1843年，卢格就公开反对过自由主义“德国社会必须采取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把自由人作为原则，把人民作为其活动的目的，换言之，它必须使自由主义变成民主主义”^[56]。后来卢格把《德国年鉴》遭查封的原因归之于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他们对自由的理论的喜爱和他们想使自由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理论的要求”^[57]。卢格的民主主义概念仍旧是一个非常唯心的概念，只要靠宣传就能达到的东西。1843年，卢格与赫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谈话表明，卢格与赫斯不同，他完全不懂“即使是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没有力量来反对根本的社会罪恶的。个人和大家所关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58]。但是，接受这种转变还会寻|起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另一次的分裂。

　　8．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的影响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著作，特别是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曾产生过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但他们这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的确是很小的。从总体来看，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尤其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以后，正在失去它的支配力，而青年黑格尔派仅代表学派的一小部分。各大学几乎立刻向他们关上了大门，而鲍威尔在波恩作的讲演并不适合民众的口味。他们用以影响舆论的唯一手段就是出版书刊。诚然，恰恰就在《莱茵报》被查封以前几个月，它成了极受欢迎的刊物，而且销售量剧增，不过这段时间太短了，因此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哈雷年鉴》一开始确实拥有许多撰稿人，最初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它在德国完全是新颖的东西。1838年初，F.T.费舍曾写信给卢格说“你的《年鉴》目前是图书馆里最受欢迎的杂志，已被许多读者翻得破烂不堪”^[59]。象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远在他方的人似乎曾经读过它^[60]，德尔布吕克也记得，起初它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后来由于杂志的激进主义而使影响变小了。1839年底，卢格抱怨杂志给他带来了麻烦：杂志不仅不挣钱，他和艾希特迈耶尔反而还必须为它花费很多开支和无偿的劳动。他写信给费尔巴哈说，杂志只有313个订户（科本把它们叫做300个斯巴达人），并要他将订户数保密。报刊出版者维干德希望订户数在下年会超过500户，在四、五年的时间内设法捞回成本^[61]。然而，这个希望没有实现，而在1842年订户仍只有500户左右^[62]。

　　9．政府的反动

　　无容置疑，即使政府不对他们采取措施，青年黑格尔派也会变得更加激进的。但是在1842年末，由于对他们加强反对措施，则使各种不同形式的极端主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政府已经表示马上就要采取措施。艾希霍恩继阿尔滕施坦任文化大臣，他是有名的反黑格尔分子。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是一名律师和专制等级制的主要支持者，他继承了自由派甘斯的职位。而最突出的是1841年2月，谢林被召到柏林，遵照国王的旨谕要铲除“黑格尔主义播下的敌对斗争的种子”。1841年11月谢林在热烈和期待的气氛中作了关于“启示哲学”课的第一堂讲演。在听他讲演的人中有巴枯宁、恩格斯和凯尔克郭尔。讲演的效果决不象通常人们断言的那样是一种悲惨的失败，1842年初，罗森克兰茨曾用这样一段话描写了柏林哲学界的情景：今年除了谢林就是谢林的，他确实是该当受此隆遇的，一个大人物可真把一切都搅动起来了！接连几个月过去了，所有的报刊杂志和小册子仍然充塞着有关谢林的事情。有几个黑格尔分子已经开始与谢林秘密洽商了……^[63]。政府下个措施就是把布鲁诺·鲍威尔解除教职。1839年，阿尔滕施坦为了不让鲍威尔在柏林受批判，就把他遣往波恩。但是他的著作越来越激进了，而在1840—1842年期间他正在写他的巨著《对观福音书作者批判》。随着阿尔滕施坦的死去，鲍威尔提升的希望成了泡影，而是否允许他继续教学的问题则拖了很长时间。布鲁诺·鲍威尔曾把《批判》一书的第二卷亲自送给艾希霍恩这位新任的文化大臣，并要求向所有的神学院征询对该书内容的意见，艾希霍恩实际上十分为难，但是不得不表示赞成。艾希霍恩照办了，而绝大多数神学院的回答是鲍威尔的理论与基督教不能相容，不过他们还是以十六对十一票反对把鲍威尔免职。但是那时艾希霍恩不再要桥头堡了，在1842年3月底，取消了鲍威尔的教职。这个决定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因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发言人，而且还因为这是艾希霍恩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自己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对立的，显然在今后各大学将完全把他们拒之于门外了。

　　10．作为一个政党的青年黑格尔派

　　人们曾经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是德国第一个政党，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不过他们是逐渐形成为一个政党的，而且他们的党决不只是政治方面的。正象上面所表明的，他们是从别的方面开始的，只是随着世俗化过程的发展才慢慢地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罗森克兰氏在1843年描写这个过程时曾说：“一个党的概念已经从教会经过文艺和哲学学派而达到政治”^[64]。到1838年，人们已经承认他们是一个党，虽然不是一个政治的党，因为莱奥他们所做的每个谴责都是用“该党”^[65]两字开头的。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已经带上了政治的色彩：布尔认为，党派“体现了辩证法”，而且能够防止革命；埃德加·鲍威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政党能够控制迄今无秩序的解放运动。在东普鲁士，党被认为是教育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一种主具，与此不同，青年黑格尔派按照他们对辩证法的看法（如他们在《莱茵报》和《德国年鉴》上阐述的那样）则倾向于创立革命的反对派。一个政党代表一个原则，它们是发展的需要^[66]。显然，他们注重的是纲领的明确和对斗争的需要。这种革命的特质也得到了诗人海尔维格和霍夫曼的赞助，他们热情歌颂党是“胜利的创造者”。
　　同时，报刊这个仅存的发表著作的手段开始遭到危机了。1840年以后，《哈雷年鉴》变得愈来愈激进了。罗森克兰茨并不赞成这种激进的变化，他在1842年的日记中说，他已经能够预见到它的垮台“这个刊物非常可惜，开始它办得很好；而卢格却让他自己完全被激进价倾向牵着鼻子走……《年鉴》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除了用粗暴傲慢的无神论和共和主义调子所写的文章外，它一律不予刊登”^[67]。继1841年2月几篇直接批判普鲁士政府的文章之后，政府命令卢格在普鲁士出版他的刊物，并接受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他拒绝执行政府的这个命令，因而就移居萨克在的德累斯顿，并把刊物的名字改为《德国年鉴》。这时撰稿人的范围也是非常狭窄的。卢格认为他们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象罗森克兰茨那样的比较偏重传统的黑格尔分子；围绕在施特劳斯和美学家F.T.费舍身边的图宾根的一小批人；第三部分人是无神论者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不久卢格发现要在这些非常不同的意见中领导《年鉴》工作是很困难的：“现在我处于困境……整个普鲁士社会正在抛弃《年鉴》：法德开、沙勒尔之流。他们的教养，他们部分的学问是我们深以为惜的一种浪费”^[68]。斯瓦比神学家们在图宾根已经创办了他们的刊物，他们不同意过分激割地攻击施特劳斯，因而只剩下最激进的一派同卢格在一起了。这就使刊物的重点起了变化：从理论的观点来研究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文章更多了，而关于艺术与文学的文章则少了。1841年春，费尔巴哈发表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质》，该书对卢格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把该书描写成“当代德国哲学著作中最值得注意和最重要的著作”^[69]。费尔巴哈对《年鉴》的影响从那以后肯定是更加明显了。卢格甚至开始攻击自由主义，拥护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1843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唆使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这份刊物。
　　《莱茵报》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已经使《莱茵报》成为一份有名的激进派报纸，而赫斯从巴黎寄来的通讯又有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报导。这样，《莱茵报》由于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而遭到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在1842年秋，与《莱茵报》编辑部关系越来越密切的马克思断然驳斥了这种攻击。《莱茵报》的销路虽然还很小，但在稳步地增加。年初，柏林的“自由人”投来了许多稿件，但同时跟卢格与《莱茵报》发生了争吵。卢格在1842年11月曾与海尔维格和出版商维干德到柏林讨论创办一所大学的设想，但是被”自由人”的行动给打断了，卢格称他们为“一伙轻薄之徒”^[70]。卢格也曾想说服他们，把他们文章的调子缓和些，以免损害共同的事业，但是布鲁诺坚持他们“一定要超越诸如国家和宗教以及财产和家庭这样一些概念，而不必费心去寻找一种替换它们的东西，根本的问题是要否定一切”^[71]。他们跟马克思和《莱茵报》决裂的原因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海尔维格给《莱茵报》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自由人”的态度，马克思把它刊登了出来。对柏林来的稿子他已经感到很难处理，觉得这些稿子太极端和太抽象了。他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明他的困难：“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72]。
　　马克思所关心的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他要求，如果批判宗教是必须的话，应该在政治制度的范围内来批判，而不是在宗教的范围内来批判政治制度。在与柏林那伙人决裂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论摩塞尔葡萄种植者贫困问题的直率而有充分材料根据的社论。这就使得政府对书报的检查更加严格了。1843年1月，在沙皇抗议批评俄国专制制度以后，政府通过了查封《莱茵报》的决定，该报在当年3月31日停刊。早在1842年12月，政府就已经采取了许多类似的措施，使青年黑格尔派失去了宣传自己观点的任何手段。11月，埃德加·鲍威尔替他哥哥辩护的书被没收。12月18日，布尔的刊物《爱国者》被查封。12月27日，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次日，自由派报纸《莱比锡总汇报》被禁止在普鲁士出版。

　　11．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分裂

　　政府在1842—1843年对激进报刊采取的这些措施使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几乎立刻就分裂瓦解了。尤其是作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广泛支持，没有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利益的知识分子运动，他们注定要与他们进行公开宣传的机关报一起消失的。1843年3月卢格把被书报检查禁止发表的一些论文辑为两册《轶文集》出版，从这个论文集中可以看到，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各种倾向在最后统一起来了。第一卷是政治方面的：卢格论新闻自由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的两篇文章；马克思论政府放宽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有两篇文章：费尔巴哈写的是《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而卢格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关于《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专篇评论。费尔巴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顶点。
　　但是《轶文集》的文章都已经是属于过去时期的斗争，都是针对过去斗争写的，而在政府采取的措施面前，运动则分裂成了两派——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和围绕在卢格周围的那一派。柏林的那些人期望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解职和激进报刊的查封会发生一个广泛的抗议运动，并发动一个宣传运动，宣传比以前更加极端的学说和更加坚持思想具有革命力量的主张。这种倾向在1842年年中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后就马上开始了。对布鲁诺本人和他的柏林朋友来说，他的解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事件乃是导致预期革命的危机的开端。它把当时所有的争论推到了顶点，并且会促进这些争论的解决。因为鲍威尔在他的书信中谈到过的那种迫近的大灾难现在就要降临了。他立刻回到柏林去领导那里的斗争，同时他给卢格写信说“如果不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是不会轻易干别的事的。除非把所有的神学院统统驳倒，否则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要尽一切努力，而且千方百计去做”^[73]。他立刻发表了一本替他自己辩护的书《自由的好事情》，但是写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弟弟埃德加。他写了一本为他哥哥辩护的书《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敌人》，接着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抨击各种形式的妥协。他们不重视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兄弟决裂的原因），他们认为而且宣称，谁不赞成他们，谁就是反对他们。自由派报刊曾强烈地抗议把鲍威尔解职，但是埃德加·鲍威尔不是激烈地抨击普鲁士政府，而是激烈地抨击“中庸”的人物，因而使自己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舆论的支持。布鲁诺·鲍威尔甚至对他的那些“只是轻轻涂上一层新原则色彩”^[74]的柏林朋友们也感到厌烦了。不过他还是相信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即将来临，同时为了加速使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发表了《被揭穿的基督教》一书，这本书也许是历来对基督教的攻击中最激烈的著作，在此书中他的宗教异化思想说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在这种乱轰轰的气氛中施蒂纳则开始替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收集材料。

三、《德法年鉴》的创办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1．《德法年鉴》的初期

　　当时卢格、赫斯和马克思都希望通过创办某种评论性刊物代替《德国年鉴》来继续进行斗争。最容易的办法是利用苏黎世大学矿物系教授尤利乌斯·弗略贝尔的出版社，因为他具有激进的思想，喜欢出版任何在德国遭到禁止的书刊。由于弗略贝尔曾拟出版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未来的著作，于是《轶文集》就在那里由他出版了。弗略贝尔曾计划把他自己办的一份规模不大的杂志改成能够代替《德国年鉴》的刊物，请梅尔维格来编辑，但是海尔维格被逐出苏黎世了，因此这个想法就取消了。不过文章已经收集起来了，其中有一篇是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更重要的是赫斯论他的行动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用题名为《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书的形式发表的。
　　就是在这时，青年黑格尔派才开始认真地考虑与法国人合作。赫斯早就常常说他赞成法国和德国互相补充的思想，而费尔巴哈最近在他的《纲要》中表示，他十分赞成这种思想。因而卢格和马克思想出了一个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一份名叫《德法年鉴》刊物的主意。然而事实表明在斯特拉斯堡是不行的，弗略贝尔建议在布鲁塞尔或在巴黎出版。大家都同意在巴黎出版。卢格和欣然同意合作的赫斯，由于害怕在德国遭捕，在1843年8月初就一起到了巴黎。卢格开具了一千股为《年鉴》筹措资金的认购清单，但只收到了十股，他不得不把他自己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垫了进去。
　　在《德法年鉴》未来的合作者中间没有什么统一的理论。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写道“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怀疑，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75]赫斯、巴枯宁、卢格、弗略贝尔、海尔维格、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全都承认自己是费尔巴哈的学生。他们都承认必须消灭异化才能达到人道主义。他们认为自由派已经背弃了自由的方针，而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也还不是能够提供一种可行办法的十分清楚的思想。他们中间大在太部分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会甘愿被人称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1843年末，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几乎是可以交替使用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思想一般是模糊的。费尔巴哈曾把他的原则说成是“利己主义和人道主义（按：原文为共产主义——译者），因为两者一如头和心一样彼此不可分割地关连着。若没有利己主义你就没有头，若没有共产主义，你就没有心”^[76]。弗略贝尔在给瑞士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写道“代我向魏特林致敬，并告诉他，我还不知道我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但目前我的心是向着共产主义的。我把人分为利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如果是这样，那末我自己是属于后者的。未来将表明我‘怎样’同意并同意‘什么’”^[77]。在这一时期，卢格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恶感，只是后来，他的思想才完全变了。

　　2．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这时社会主义事业在德国并不是很发达的。十八世纪末，曾有一二个德国作家宣传过近似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过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社会主义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产生明显的影响。圣西门的学说是由海涅的书和马克思曾专心致志地聆听过的甘斯在柏林的讲演所传播的。这些思想主要是经由南德和莱茵兰传播进来的。例如在莱茵兰，马克思的岳父〈马克思曾把他的学位论文奉献给他）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是一个十分钦佩圣西门的人。当时在特利尔还有一位路德维希·伽尔，他曾辞去了市议会秘书职务，想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继续鼓吹傅立叶关于阶级分裂越来越厉害的思想，并且提倡建立合作社。不过这些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小的，而且只限于知识分子。在1848年以前，德国各邦议会中的确没有社会主义的议员。象格奥尔格·毕希纳或魏弟希那些，他们曾企图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思想，但是他们遭到当局严厉的压制，而只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才能取得进展。从1838年起，巴黎成立了第一个德国工人协会，稍后在瑞士也成立了；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是威廉·魏特林，他在1838年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人类现在如何生活和应当如何生活》。魏特林是个裁缝，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和激昂慷慨的讲话，对那些被逐在国外的工人协会会员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直到1840年之后，社会问题才成为德国国内的一个突出问题。卢格在1844年为艾希特迈耶尔写讣告时曾说：艾希特迈耶尔的《论浪漫主义政客》一书肯定是由于“英法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和国家批判的实践观点促使他写的，而英法社会主义批判社会和国家的原则早在1842年就已经引起德国的注意了”^[78]。1842年是政府对那些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一步采取措施和指控《莱茵报》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一年。布鲁诺·鲍威尔后来写道：“1843年初，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口号，以致《文学报》把卢格在《德国年鉴》最后一期上发表的纲领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微弱反映”^[79]。在这几年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几乎是可以交替使用的，例如，赫斯就是这样使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一种更富于战斗性，更革命而较少乌托邦标记的社会主义。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赫斯的《欧洲三头政治》、海涅关于巴黎的文章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临时纲要》和《原理》比《基督教的本质》更能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已经为社会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但是给广大读者介绍社会主义做得最多的著作是罗仑兹·冯·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施泰因是一个年轻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大学生，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柏林大学毕业后，接受了普鲁士政府的奖学金赴巴黎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并监视德国工人协会的活动。施泰因在他的这份研究结果的概要中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成是法国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工业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薪水的减少：这样无产阶级决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施泰因使“无产阶级”一词在德国成了大家通用的词。这个词最早是弗朗兹·码·巴德尔把巴伐利亚“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作对比时使用的。施泰因认为，共产主义的发生是由于无产阶级及其社会地位的需要，因为头和心的需要正如胃的需要一样强烈。这是曾被赫斯激烈地批判为“唯物主义”的一种观点。但是施泰因认为改革不能停留在政治水平上，还必须涉及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国家不采取主动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施泰因谴责他正在叙述的理论，而他的书则被认为是对统治阶级的呼吁。他认为不偏不倚的开明君主制度是实行改革的最好希望。然而该书在那些关心新思想的人们中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象卡尔·格律恩后来所说的那样“它在某些方面构成了新运动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而当时在全德国考虑过这个新运动的最多不过十人”^[80]。
　　正如传播“真正社会主义”学说的许多报刊杂志所表明的，在1848年之前的几年内“真正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确实有一批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然而，对“真正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的仍然只有资产阶级。1845年由赫斯和恩格斯在乌珀塔尔组织的共产主义讨论会在警察前来禁止之前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也不是无产阶级。

　　3．《德法年鉴》的失败

　　现在再来说《德法年鉴》的问题：卢格一经筹得刊物基金，就和马克思开始物色撰稿人。他们竭力劝说费尔巴哈与他们一起合伙，但是费尔巴哈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积极活动为时过早，因而拒绝了。为了在同法国人打交道之前先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卢格、马克思、巴枯宁和费尔巴哈有过一些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后来发表在杂志上。在这些书信中充分反映出他们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卢格和费尔巴哈对德国能否发生革命持悲观的态度。巴枯宁认为革命是一个回答。而马克思对将来是不抱希望的，他相信真正的民主主义而批判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实现而已”^[81]。
　　1843年8月，卢格和赫斯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巴黎，卢格写道“我们看见了广阔的巴黎盆地，这是欧洲的摇篮，是人们精心创作世界历史的巨大的实验室”。然而，他是应该感到失望的，因为赫斯给他介绍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不是冷淡的，就是公开敌对的。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是宗教信徒，死抱着罗伯斯庇尔诅咒不信神哲学的那种态度。拉芒耐介绍卢格他们加入一个政党而对他们的意见却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把科学看成是不依赖于宗教的，应该把人看作是道德世界的最后目的。路易·勃朗告诉他们，他们的反宗教宣传是危险的，只对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帮助：他们应该直截了当地声明赞成社会主义，即无须经过人道主义的曲折途径。拉马丁最初同意为他们写文章，但是随后又谢绝了，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刊物太革命了。蒲鲁东当时不在巴黎，而勒鲁为了搞成一部新的印刷机，已经放弃了全部理论工作。卡贝对他们的无神论感到震惊，对于德国没有共产主义政党以及卢格不愿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都感到失望。最后，孔西得朗虽然深表同情，但他认为他们的主张太倾向于暴力了^[82].
　　显然，卢格和马克思只得在没有法国人的帮助下创办刊物，甚至连德国人也是不很多的，尽管海涅曾同意合作，从迁居到巴黎以来，他的主张变得更加激进了。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的《德法年鉴》终于在1844年3月问世了，该期载有卢格、赫斯、梅尔维格和海涅少数几个撰稿人的文章，恩格斯的《政治经挤学批判大纲》（此文对马克思有巨大影响）以及对卡莱尔的批判，最后还有马克思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批判自由派的国家和人权观点的，《导言》一文则是对德国激进派关于宗教、关于德国政治落后和相信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未来解放者等观点的一个出色而有力的概述。
　　再说在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在积极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可以把他们分成三股思潮：布鲁诺·鲍威尔刚刚发表了他的《被揭穿的基督教》并正在等待他的革命思想发生某种影响。埃德加·鲍威尔发表了两本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意义的书。在《自由派的奋斗》中他抨击了东普鲁士和德国西南部的自由派运动，坚决主张与之彻底地相对立。在《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斗争》中他表露了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卢格和马克思的理论，即利己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其基础的，因而废除私有制是必须的。这样，国家将消融于社会之中，而完成这一转变的阶级只能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第三，还有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该书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登峰造极，它既不相信纯批判，也不相信民主主义革命，只相信自我高于一切思想和一切事物。这里施蒂纳只不过是把鲍威尔兄弟在1843年末创办的，确切说是一年以后出版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提出的理论进一步作出极端的结论而已。
　　该刊是与《德法年鉴》相当的一种刊物，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的产物。它的主要论点是：公众对普鲁士政府查封报刊和一切粗暴的措施漠然处之，所以激进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是犯了错误，因此今后批判应该超脱所有这样骗人的联盟。群众的热情是思想前进的最坏的障碍。任何的独断论，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独断论都应该避免，只有这样，批判才能是完全纯粹的和完全自由的。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说法，这就意味着“批判已不再是政治的。而先前如果说它把一些见解、体系和观点同另一些见解、体系和观点对立起来的话，那末现在它就不抱有任何见解、任何体系和任何观点了”^[83]。路德维希·布尔大约同时也创办了一份《柏林月刊》，他在第一期上明确表示了它的宗旨：“我们不想用另一种国家形式来代替一种国家形式，我们没有建立任何政党，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说服教育。我们不受任何束缚，因而能够借助于纯理论的立场要求自由研究的权利；我们希望由于我们置身于一切政党之外，得以免遭迫害”^[84]。然而，该刊还是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而布鲁诺·鲍威尔兄弟的刊物却逃脱了劫数，没有遭到查封，因为书报检查官认为它是完全没有危险的。尽管它们比《德法年鉴》多维持了一点时间，但是到了1845年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所有刊物就都已无声无息了，而且正象人们预料的，在出版刊物上曾经兴旺一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也不再存在了。
　　《德法年鉴》在出版了唯一的一期合刊以后就不再出版了。已如前述，同人之间对于办刊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分歧，经济来源也是很不稳定的：《年鉴》在运进普鲁士国境时被没收，而且政府已下令要逮捕卢格、马克思、海涅和贝尔奈斯。《年鉴》在法国取得的成功极其有限，而且无疑由于缺少法国人的合作，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刊物提到《年鉴》。弗略贝尔已经给卢格两千法郎作为刊物的印刷费用，但是随后他却改变了主意，拒绝继续合作了。经济上的困难也加剧了卢格和赫斯的意见不和。赫斯在巴黎没有工作，因而请卢格预支他给《德法年鉴》写文章的稿费。卢格给了赫斯稿费，但是要拿他的家俱来当抵押，甚至在赫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不得不回到科伦以后，还继续向他索取其余的两百法郎的欠款。经济困难也加深了卢格与马克思的争吵，而卢格竟至于用杂志来支付马克思的稿费。

　　4．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终结

　　然而，经济上的困难同撰稿人中间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相比，仅仅是次要的。卢格与巴黎共产主义者的接触以及他们拒绝与他的刊物合作促使他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他抱怨共产主义者过份计较金钱（大概他们曾想再次向他借钱），他们要废除私有财产的计划不明确，而在他看来废除私有财产不过是“把大家拉平”^[85]。
　　当刊物真正准备出版时，卢格几乎没有参加编辑工作，因为他病了。他对出版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他承认理论文章是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这些文章写得拙劣，有些文章太粗糙，而马克思的文章又太浮夸和爱用警句。卢格与大多数《德法年鉴》撰稿人的分歧，在他与赫斯同去巴黎途中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苗头。在谈到这次讨论时^[86]，卢格说他自己是相信宣传、教育和民主主义的，而赫斯则认为哪怕是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不能医治社会的根本弊病，因而人们对它们是不会感到关切的。使他们感到关切的一件根本的事情乃是社会改革。
　　马克思与卢格决裂的直接原因是诗人海尔维格。卢格曾经批评梅尔维格生活放荡（他对鲍威尔兄弟和柏林“自由人”也做过同样的批评），说这损害了他的诗人的天才。这触怒了马克思，于是他在1844年5月写了一封信与卢格正式决裂了。但是即使是在这次决裂以后，马克思与卢格之间的分歧也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分歧最早起因于他们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在《基督教的本质》发表时，卢格就非常赞赏费尔巴哈了，而马克思则是由于读了《临时纲要》和《原理》才倾倒于费尔巴哈的。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对卢格影响最深的是他认为宗教只是类存在的理想的表象，这种类存在人世间从来没有化为现实，因而是反映在一个非现实的彼岸世界中的。费尔巴哈的这个观点曾使卢格提出一种保留许多黑格尔主义特点的政治宗教，即认为人类精神推动自身在历史中愈来愈显现出来。相反地，马克思则更多地受了费尔巴哈后两篇文章的影响，这里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加直率，唯物主义更加明确。
　　虽然这样，总的来说卢格似乎是赞成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的，而仅仅批评它们具有偏重文体的倾向而已。这时卢格也写了一篇题名为《人，一个素描》的短文，该文的思想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极为相似^[87]。卢格强调把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想象为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单位是不可能的，而是根据人的社会关系来规定人。卢格也象马克思一样，认为劳动是最高的社会活动，而且通过劳动才产生了人本身。这个思想他们两人显然都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卢格写道“劳动创造了人的世界，黑格尔说在这里第一次产生出了人，他是对的。人的真正的本质就在于人是人自己的产物。”^[88]劳动通过生产作为人的生存条件的一切事物而产生了人^[89]。所以社会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满足和自由^[90]。
　　个人主义的态度——“站在他自己的得到保证的私有财产立场上的私有者”^[91]导致了奴隶制。“群众变成那些碰巧走运者和盲目偶然性的奴隶”^[92]。劳动者的精力被私有者所剥削的事实意味着他只有听凭偶然性的摆布。卢格总的结论是：“人的活动和实现取决于他的劳动；不是为了人本身的目的来剥削人，结果就产生了奴隶制”。^[93]
　　的确，尽管有这些相似的地方，卢格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理想的人本主义是要靠每个人为全体服务才能实现的，所有的人都会有助于创造人的本质。使他与马克思分开的最显著的意见分歧是他对国家的看法。他认为不是目前这样的国家，而是经过改革以后的国家形式才能成为使人重新统一和自由的工具。在这点上，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曾保存了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这是卢格在1843年11月20日刚从巴黎归来，匆忙回答法勒斯累本而向他口述的记录，当时法勒斯累本要求他扼要地谈谈他的观点。卢格说，人要由国家教育并为国家服务。只有全体自由人的社会才是财产的所有者，因此个人不能占有财产，不能妨碍社会。卢格认为国家通过废除特权，剥夺财产，国民服兵役，取消修道院和禁止危险的秘密结社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边。全体公民都将是国家职员。因此将不再有人役使人的现象，不再有阶级，不再有穷人^[94]。这样，不管卢格这时对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有多么强烈的倾向，他和马克思在人、社会、劳动和剥削这些观点上的相似足以证明，他在公开场合尽力缩小他们的分歧是正确的。1844年7月，巴黎一份两周出版一次的激进报珉《前进报》的业主别恩斯坦邀请卢格用公开信说明他自己和马克思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7月初，卢格在他的答复中坚持认为他关心的主要是人本主义的原则，而马克思则专门注意这些原则的应用，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卢格在结束这封答复信时以赞同的口气引证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末尾的一段话。
　　卢格在写这封信时的情形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三个星期以后卢格写的刊登在《前进报》上的一篇论文却促使马克思同他公开决裂。这篇论文是针对路易·勃朗的杂志《改革报》的观点而写的。该报认为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海涅写了同样题材的名诗）使普鲁士国王非常害怕，以至他感到必须颁布一道法令来反对贫困，并且要进行社会改革。相反，卢格坚持认为，害怕不是国王颁布法令的主要动机，并且认为国王是不会进行社会改革的。卢格的论据是普鲁士在政治上太落后了，因此织工起义只能是纯地方性的事件。弗里德里希·威廉所采取的行政措施以及他呼吁人民要宽宏大量都表明他把贫困看成是一种自然灾难，应该用适合于自然灾难的办法对付它。由于普鲁士的政局，革命不会成功，而只有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和进行教育才能消除贫困的真正原因：“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就是说没有从整体观点出去的具有组织力量的思想）是不可能的”^[95]。
　　马克思在他也发表在《前进报》上的答复中强调，如果了解了贫困的性质，那么就只能以特殊的观点来看国王的法令。贫困完全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它也存在于英国，而私有财产的存在则是产生贫困的根源。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已经证明不可能消除贫困。因此，非常清楚，消灭贫困不是取决于政治理智的发展。相反：一个国家政治上越发达，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可能就越不了解“社会贫困的根源”。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政治革命：罗伯斯庇尔在贫困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建立真正民主的障碍。实际上政治的发展是倒退的，因为它蒙蔽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里昂工人们以为他们自己是追求政治目标的共和国士兵，而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战士。
　　接着，马克思继续为德国无产阶级辩护而反对卢格对他们落后的指责。他非常热情地赞扬魏特林，并且说德国人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英国人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
　　这篇论文引起马克思与卢格最后决裂，卢格也与赫斯，甚至与巴枯宁都疏远了。当1845年基佐下令把他从巴黎驱逐出境的时候，他迁居苏黎世并开始编他的集子，所以与他以前的同事们不再联系了。
　　《德法年鉴》一出版，马克思就担承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巨大的研究课题。卢格在5月写信给费尔巴哈道“马克思读了许多书。他正在非常勤奋地写作……但一无所成，工作总是半途而废，然后又重新掉进了无边无际的书海里。”^[96]马克思既然已经申明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放德国，当然应该密切考察最近发生过的这场伟大革命的榜样。因此他放弃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打算，而计划代之以写一部法国国民公会史。这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观点的形成无疑是很重要的，正如他在这同时阅读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所受到的影响一样。1844年最后几个月间，马克思更加注意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承认他曾受益于魏特林和赫斯的著作^[97]，它们无疑对马克思有过影响，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对马克思发生特别重要影响的是另一个青年黑格尔分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题为《政治经挤学批判大纲》的论文对马克思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比恩格斯本人所谦逊地承认的要更大些。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和无人性。恩格斯论证说，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的集中，使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将人分成两个敌对集团，而且由于加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不可免地要引起共产主义革命。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他由曼彻斯特田德国的归途中在巴黎访问了马克思（自《德法年鉴》出版以来，虽然他们曾有过书信来往，但一直没有见过面），他们发现彼此的看法非常一致，因而决定密切合作，马克思则开始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让·巴蒂斯特·萨伊和詹姆斯·穆勒的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从马克思1844年底左右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这些匆促写成而篇幅长短不一的涉及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该书开始部分都是些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摘录，结尾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它的核心乃是关于私有财产、劳动异化和金钱的几节。
　　马克思参加过一个自称为“正义者同盟”的团体的会议，他与巴黎工人们的偶然会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他们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从他们那里，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矿的容貌上向我们放射出人的高贵精神的光辉”^[98]。但是，马克思实际上从来没有参加同盟，因为他不赞成他们的那种把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哲学生拼硬凑的混合物。他当然也象恩格斯一样认为秘密结社会妨碍组织普遍的工人运动，而且还会给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在此同时，马克思与海涅非常友好，而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时，他曾说梅涅是他最不愿离开的人。海涅曾对圣西门提出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却总是抱着矛盾的态度，他的贵族倾向使他实际上害怕这种革命，同时又在理论上认为这种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神圣家族》，副标题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99]，这是对柏林青年黑格尔派而特别是对布鲁诺·鲍威尔所作的长篇反驳。马克思恰恰在已经摆脱了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伴们的影响而揭开了在他看来更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的时候，却要花时间写这样一本巨著，这似乎是奇怪的。但是，这只不过表明哲学的论争在当时仍然居于支配的地位。格奥尔格·荣克曾经常把鲍威尔的刊物《文学总汇报》送给马克思，催促他写一篇详细的批判文章。《文学总汇报》八月号刊登文章攻击共产主义是精神经常与之斗争的“群众”。马克思也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告要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总的批判^[100]。也许，促使他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愿望是“清算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然而，其主要原因是想抨击和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是重要的见解：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柏林小组这时在德国是唯一的激进派代言人，而且被认为是巴黎小组的直接敌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不必操心了，因为在《神圣家族》发表以前，鲍威尔兄弟的杂志已经停止出版“自由人”也已经不再集会了。1845年1月，由于《前进报》刊登批判弗里德里希四世的文章，普鲁士政府提出抗议，基佐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了巴黎。这样，到1844年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作为一支首尾一致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

^[1] L.米希勒：《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近代哲学体系史》柏林，1837年，第2卷第636页。

^[2] 甘斯：《杂录》，柏林，1834年，第251页

^[3] L.米希勒：《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近代哲学体系史》柏林，1837年，第2卷第638页。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页。

^[5] 最近用英文出版的芬德莱和考夫曼论黑格尔的两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极端片面的，他们不管黑格尔的别的著作，只根据一两篇文章就把黑格尔列为（也许是不自觉的）无神论者。

^[6] 参见R.海姆：《回忆录》.柏林，1902年，第105页。

^[7] 参见施特劳斯：《论争文集》，杜宾根，1841年，第3册，第95页。

^[8] 参见《费尔巴哈通信集》，莱比锡，1963年，第25页。

^[9] 更详细的社会背景，请见J.德罗兹和P.艾梭伯里《社会结构和思潮——革命前的德国》年鉴，第6卷，第164—236页。

^[10] K.罗森克兰茨：《日记》，莱比锡，1851年，第4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1927年，第1卷，第9章，第2节，第285页。

^[12] 《梅特涅遗著》，柏林，1880—1884年，第3卷，第348页。

^[1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

^[14] L.布尔：《普鲁士新闻界的天职》，柏林，1842年，第4页。

^[15]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

^[17]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134页。

^[18] A. V.切什考夫斯基：《引论》，柏林，1838年，第130页。

^[19] 同上，第16页。

^[20] 同上，第8页。

^[21] A. V.切什考夫斯基：《引论》，柏林，1838年，第129页。

^[22] 同上，第146，148页。

^[23] 参见A.科瓦雷：《俄国哲学思想史研究》，巴黎，1950年，第188页以下。

^[24]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66页。

^[25]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66页。

^[26] 《卢格全集》，第1卷，第7页。

^[27]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131页。

^[28] 莱奥：《黑格尔党徒》，哈雷，1838年，第2页以下.

^[29]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144，152页。

^[30]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象卢贝尔在《卡尔·马克思》（巴黎，1957年，第28页）一书中所断言那样，马克思是俱乐部的“核心人物”。

^[31] 《马克思早期著作》，第1卷，第15页。

^[32] B.鲍威尔：《德国党争全史》，沙洛顿堡.1847年第l卷，第5页。

^[33] K.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莱比锡，1840年，第171页。对弗里德里希四世的生动描写，请见《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致卢格的信，第436页以下。

^[34] 汉逊：《莱茵政治运动史书信与文件》，第1卷，第316页。

^[35] 同上，第1卷，第467页。

^[36]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27页。

^[37] 同上，第151页。

^[38] M.巴枯宁的文章，载于《德国年鉴》，1842年，第1002页。

^[39]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页。

^[40] 《卢格全集》，第1卷，第454页。

^[41]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122页以下。

^[42] 《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277页。

^[43]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03页。

^[44] 同上。

^[45] M.施蒂纳：《短篇论文集》，第45页。

^[46] 卢格：《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载于《卢格全集》，第4卷，第114页。

^[47] 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8页。

^[48] 卢格：《哈雷年鉴》，1838年7月27—28日.

^[49] 布尔：《普鲁士报刊的使命》，柏林，1842年。

^[50] 莱奥：《福音派教会报》，1841年，第28卷，第272页。

^[51] 《赫斯论文集》，第138页。

^[52] 卢贝尔：《卡尔·马克思》，第4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9页。

^[54] 同上，第71页。

^[55] 《鲍威尔兄弟通信集》，沙洛顿堡，1844年，第163页。

^[56] 卢格：《自由主义与自我批判》，载于《德法年鉴》1843年1月2日。

^[57] 《卢将全集》，第6卷，第84页。③④

^[58] 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39页。

^[59] 《卢格通讯集》，第1卷，第118页。

^[60] A.科耶尔：《关于俄国哲学思想史研究》，巴黎，1950年，第193页。

^[61] 《费尔巴哈书信集》，格律恩编，海得堡，1874年，第1卷，第298页。

^[62] 同上，第354页。

^[63] K.罗森克兰茨：《日记》，柏林，1853年，第107页。

^[64] K.罗森克兰获：《论政党的观念》，1843年，第13页。

^[65] H.莱奥：《黑格尔党徒》，柏林，1838年，第2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第1卷，第197页。

^[67] K.罗森克兰茨：《日记》，柏林，1853年，第109页。

^[68] 《卢格通讯集》，第1卷，第239页。

^[69]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57页。

^[70] 《卢格通讯集》，第287页。

^[71] 同上。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35页。

^[73] B.鲍威尔1842年3月1日致卢格的信，未发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照相复制。

^[74] R.鲍威尔1842年6月15日致卢格的信，未发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照相复制。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5—416页。

^[7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9页。

^[77] 布伦茨里：《共产主义者在瑞士》，苏黎世.1843年，第63页。

^[78] 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152页。

^[79] B.鲍威尔：《德国党派斗争史》，沙洛顿堡，1847年，第3卷，第23页。

^[80] K.格律恩：《新轶文集》，达姆斯达德，1845年，第123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6页。

^[82] 关于这一连串的访问，见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69页以下诸页中对一个天真汉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沙龙那里的情景所做的生动的叙述。

^[83] B.鲍威尔：《文学总汇报》，第8期，第7页。

^[84] L.布尔《柏林月刊》，第2页。

^[85] 《卢格通讯集》，第1卷.第324页。

^[86] 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29页。

^[87] 1844年秋马克思在巴黎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给它加了一个书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88]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第364页。

^[89] 同上，第367页。

^[90] 同上，第372页。

^[91] 同上，第367页。

^[92] 同上，第368页。

^[93] 卢格：《巴黎两年》，第2卷，373页。

^[94] 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我的生平》，汉诺威，1868年版，第4卷，第59页以下。

^[95] 卢格《前进报》，1844年7月2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7页。

^[96] 《卢格通讯集》，第1卷，第343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第1卷，第507页。

^[9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99] 因为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回答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批判》，所以“批判”事实上还是日期的一种次序

^[10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