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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小说，1940）
第二次提审
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一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买、监狱和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
——凡尔登主教
狄特里希·冯·尼海姆
公元1411年
一
下面是尼·萨·鲁巴肖夫入狱后第五天日记的部分摘录：“……最终的真理在最终之前总是谎言。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人在最终之前显得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但是谁会证明是正确的呢？只有后来才能知道。
但在此之前他必须根据信用来采取行动，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期历史的赦免。
“据说第一号有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为他永久同榻共枕。他理该如此；从此之后，关于政治伦理的规则就再也没有人说过真正重要的话。我们是第一个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伦理来取代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费厄泼赖’（光明正大）伦理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正确的。根据打板球规则进行的革命是荒谬的。在历史的喘息时间里，政治可以是相对的光明正大；但是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除了以前的规则外就不可能有别的规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实行了新马基亚维利主义；别人，反革命独裁政权，拙劣地进行了仿效。我们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实行新马基亚维利主义者———那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别人是以民族浪漫主义的名义，那是他们的时代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得到历史的赦免，而他们却不会……“然而，在当前，我们是靠信用来思考和行动的。
由于我们抛弃了‘板球道德’的所有惯例和规则，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必然的逻辑的原则。我们受到可怕的强制力，必须把我们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结果，而且按此行动。我们是在没有压舱物的情况下航驶；因此船舱的每一摆动都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不久以前，我们著名的农学家犅同他的三十个同案犯一起被枪决了，因为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人造硝酸肥料比钾碱优越。第一号赞成钾碱，因此犅和他的三十个同案犯必须作为破坏分子加以清算掉。在一种全国都集权化的农业中，以钾碱代替硝酸非常重要；它可以决定下次战争的胜负。如果第一号是对的，历史将会赦免他；而处决三十一个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如果他错了……“就凭这一点，对谁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就很重要。‘板球道德’派是因为完全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才激动的：犅提出硝酸在主观上是不是出于诚意。如果不是，根据他们的伦理，理应枪毙，即使后来有事实表明，硝酸的确比较好。如果他出于诚意，应该宣布他无罪，允许他继续宣传硝酸的好处，即使国家因此受灾……“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历史信用的法则。这是我们的法则。
“历史教导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因为人类是懒散的，在他成长的每一步之前得牵着穿行沙漠四十年。得用威胁利诱、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安慰来驱使他穿过沙漠，这样他才不会过早地坐下来休息，因崇拜金色的小牛而分心。
“我们比别人更加彻底地学习了历史。我们与别人不同在于我们的逻辑的一贯性。我们知道美德与历史无关，罪恶仍旧不受惩罚，但是每一个错误都有它的后果，一直报复到第七代。因此我们集中全部精力要防止出错误，消灭它的一切种子。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的前途从来没有像我们那样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数人的手里。我们遵循的每一错误思想都是对后代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我们被视为疯子，因为我们把什么思想都推演到最后结果，据此行动。我们被人比作宗教迫害，因为，我们像他们一样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上感到超个人的生命来临的责任的全部重量。我们同宗教迫害者相似的地方在于，我们不仅迫害人们行为中的邪恶的种子，我们也迫害他们思想中的邪恶的种子。我们不允许有隐私，甚至一个人的脑袋里也不允许有。我们生活在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后结果这种强制力之下。我们的头脑受到了强烈的充电，稍有碰撞就会造成致命的短路。因此，我们命运注定要遭到互相的毁灭。
“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于我必须如此；我毁了我喜欢的人，把权力交给我不喜欢的人。历史把我放到了我所处的地位；我已经用尽了历史给我的信用；如果我是正确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如果我错了，我愿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决定将来判定什么是真理呢？我们是在做预言的先知的事，却没有他们先知的天才。我们用逻辑推理来代替远见。虽然我们大家都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我们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证据否定了证据，最后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信仰———求助于不言自明的对自己的判断推理能力的正确性的信仰。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把所有压舱物都抛掉了，只有一只锚维系着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几何学是人类推理的最纯正的实现；但欧几里德的定理无法证明。凡是不相信他的定理的人，必然看到整个建筑物的倒塌。
“不。我对他本人是有信仰的，他强硬、缓慢、阴沉、不可动摇。他有着最坚固的锚链。我自己的，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磨细了……“事实是：我已不再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这就是我迷失的原因。”
二
鲁巴肖夫被第一次提审的第二天，预审官伊凡诺夫和他的同事格列金在晚饭后坐在食堂里。伊凡诺夫累了，他把他那假腿支在一张空椅子上，解开了制服的领口。他倒了一些食堂供应的廉价酒，默默地看着格列金。格列金穿着浆洗得笔挺会发出咯吱声的制服，正襟危坐在椅上。他甚至连手枪皮带也没有解下，尽管他也很累了。格列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他的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触目的伤疤开始有些发红。除了他们两人以外，食堂里只有三个别的军官坐在远处的一张桌边；其中两个在玩象棋，第三个在旁作壁上观。
“鲁巴肖夫会有什么结果？”格列金问。
“他的处境不妙，”伊凡诺夫回答道：“但是他仍像以前那样讲逻辑。因此他会屈服的。”
“这个我可不信，”格列金说。
“他会的，”伊凡诺夫说：“他把一切都想了一个透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后，他就会屈服的。因此，重要的是随他去，不去打扰他。我答应给他纸、笔、香烟———加速他的思考过程。”“我认为那样是错的，”格列金说。
“你不喜欢他，”伊凡诺夫说：“我想，几天前你同他吵了一架是不是？”
格列金想起了鲁巴肖夫坐在床上穿鞋的场面。“那没有关系，”他说：“他的个性没有关系。我认为错误的是方法。这不会使他屈服的。”
“鲁巴肖夫屈服的时候，”伊凡诺夫说：“这不是由于怯懦，而是出于逻辑。跟他来硬的没有用。他是这样一种材料制成的，你越敲，它越硬。”
“这完全是说说而已，”格列金说：“能够在肉体上抵抗任何压力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经验告诉我，被大自然限制了的人的神经系统有多大抵抗力。”
“我可不想落到你的手中，”伊凡诺夫微笑道，但是微露不安的痕迹。“不过，你是你自己理论的活生生的否定。”
他的微笑的眼光落在格列金脑袋的伤疤上，虽然只是一瞬间。那个伤疤的故事是人人都听说过的。在内战期间，格列金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他们在他剃光的脑壳上烧蜡烛，要从他口中榨取某个情况。几个小时以后，他的自己人收复了阵地，发现他已失去了知觉。蜡烛烧到了头；格列金守口如瓶。
他的没有表情的眼睛看了伊凡诺夫一眼。
“那也是说说而已，”他说：“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昏过去了。要是我再保持清醒一分钟，我就会开口的。这是个体质问题。”
他以一种坚决的姿态把酒一饮而尽。他把酒杯放回到桌上时，衣服窸窣作响。“我醒过来时以为自己已经开了口。但是同我一起获释的两个军士说情况不是如此。因此我得到了奖章。这完全是体质问题，别的都是传说。”
伊凡诺夫也喝了一口酒。他已经喝了不少廉价酒。他耸一耸肩膀。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这种体质理论的？毕竟，在头几年里并不存在这种方法。那时候我们仍旧充满了幻想。废除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对与社会不合群的分子提供花园式的疗养院。这都是骗人的空话。”
“我不相信这是空话，”格列金说：“你成了一个犬儒派。一百年后我们将有这一切。但是首先要熬过这一百年。越快越好。如果认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才是幻想。我当初刚调到这里来时，我也有这幻想。我们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有，一直到最上层的整个机器。我们想马上开始修建花园。这是一个错误。在一百年内我们才会有能力让罪犯知道道理，具有社会意识。今天，我们仍须在他的体质上做工作，下功夫，如果有必要，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击溃他。”
伊凡诺夫心里想，格列金是不是喝醉了。但是他从格列金的安静的没有表情的眼光中看出，他没有喝醉。伊凡诺夫有些暧昧地看着他微笑。“换句话说，我是犬儒派，你是道德派。”
格列金没有说话。他僵硬地坐着，一身浆洗过的制服；他的手枪皮带有新鞣制的皮革味。
“几年以前，”格列金过一会儿说：“有个农民给带到我这里来审讯。那是在外省，当时我们仍相信花园理论，按照你的叫法。审讯是十分和颜悦色地进行的。那个农民把粮食都埋掉了，那是在土地集体化刚开始的时候。我严格遵守既定的规矩。我友好地向他解释，我们需要粮食来养活越来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供出口之用，这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工业。因此请他告诉我他的粮食藏在哪里。那个农民刚带进来的时候缩着脑袋，以为要揍他一顿。我知道他这一号人；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不但没有打他，反而同他讲道理，平等对待他，还叫他是‘公民’，他以为我是傻瓜。这，我可以从他的眼光中看出来。我同他谈话，说了半个小时。他从来没有开过口，不是挖鼻子就是掏耳朵。我继续谈话，不过我可以看出他把这件事看做是一出滑稽戏，根本不在听。道理，他的耳朵就是听不进去。他的耳朵被几百年家长制思想麻痹的耳垢堵死了。我严格遵守规则；我当时没有想到还有别的办法……“那个时候，我一天有二三十起这样的案件。我的同事也是这样。在这些吃得胖胖的农民身上，革命有翻船的危险。工人营养不良，整片整片的地方因为饥饿而伤寒流行，我们没有经费建设我们的军备工业，而我们却有随时遭到进攻的危险。两亿金块藏在这些家伙的羊毛袜里，一半粮食被埋在地下。我们在审讯他们时叫他们是‘公民’，而他们的又狡猾又愚蠢的眼睛却向我们眨巴，把这当做是一场滑稽戏，一边看着一边挖鼻子。
“第三次提审那个人是在夜里两点钟；在这以前我已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把他叫醒了以后，他睡意未消，十分惊恐，终于泄了底。从此以后，我总是在午夜提审……有一次有个妇女诉怨说，他们让她通宵站在我的门外，等轮到叫她。她的双腿站立不住，她完全累倒了；提审中途她睡着了。我把她推醒；她继续说下去，用梦呓似的声音，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说着说着又睡着了。我又把她推醒，她什么都招认了，看也不看就在口供上签了字，好让我放她去睡觉。她的丈夫在谷仓里藏了两挺机枪，并且劝说村里的人一起把粮食烧掉，因为‘反基督’在梦中向他显了灵。她之所以一整夜站在我门外是因为我的副官的疏忽；从此以后，我怂恿这种疏忽；有些顽固分子得让他在原地站上四十八小时，这样他们耳朵里的耳垢才会掉出来，我们同他们说话就听得进去了……”
在食堂那边一个角落下棋的两个人重新布局再下一盘。第三个人已经走了。格列金说话的时候，伊凡诺夫看着他。他的声音一如既往，是那么清醒，没有感情的表露。
“我的同事有同样的经验。这是取得成效的唯一办法。规则遵守不误；没有碰一个犯人。但是安排了他们去观看———可以说是偶然———他们同狱犯人的处决。这样的场面所造成的效果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一部分是肉体上的。另外一个例子：为了卫生的缘故给他们洗澡。在冬天，暖气和热水管不是总是运行良好的，这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洗澡时间的长短决定于看管澡堂的工人。有时，暖气和热水管道运行情况太好了，这也决定于管理澡堂的工人。他们都是老同志；不需要给他们下具体的指示，他们了解这里面的文章。”
“行了，行了，”伊凡诺夫说。
“你问我怎么会发现我的理论的，我是在向你解释，”格列金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的逻辑必要性；否则，我们就是犬儒派，像你那样。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伊凡诺夫喝干了杯中的酒，把假腿在椅上放得舒服一些；他的半截腿又有了关节痛。他怪自己不该惹起这场谈话。
格列金付了钱。食堂服务员走后，他问：“对鲁巴肖夫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你，”伊凡诺夫说：“不要去打扰他。”
格列金站起来。他的皮靴咯吱作响。他站在伊凡诺夫搁腿的那张椅子旁。
“我承认他过去的功劳，”他说：“但是他今天已同我的胖农民一样有害；只有更危险。”
伊凡诺夫抬头看格列金没有表情的眼睛。
“我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反省，”他说：“在这以前我不去打扰他。”
伊凡诺夫是用打官腔的调子说的。格列金是他的部下。他敬了礼，穿着皮靴咯吱咯吱地离开了食堂。
伊凡诺夫仍坐着。他又喝了一杯，点了一支烟，向前吐烟。
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另外两个军官那里去看他们下棋。
三
第一次提审以后，鲁巴肖夫的生活水平像出现奇迹般提高了。第二天早晨老狱卒就给他送来了纸、笔、肥皂、毛巾。同时他给了鲁巴肖夫监狱代金券，相当于他被捕时身边带的现金数额，并且向他解释，他如今有权利从监狱小卖部买烟和吃的。
鲁巴肖夫要了些香烟和吃的。那个老头仍像原来那样态度阴沉，一问才一答，但是他马上送来了鲁巴肖夫买的东西。鲁巴肖夫本来想要求从监外请个医生来，但后来又算了。他的牙齿暂时不痛了，他盥洗过后，吃了一些东西，感到好受了。
院子里的积雪已经清除，犯人成群地绕着院子走，作为每日的锻炼。原来由于下雪而中断过。那时只允许兔唇和他的同伴每天走十分钟，也许是出于医生的特别许可。他们每次进出院子，兔唇总是抬头看望鲁巴肖夫的窗户。这个姿态十分明显，没有怀疑的余地。
鲁巴肖夫不在作笔记或来回踱步的时候，就站在窗前，前额顶着窗格玻璃，看着犯人在院子里放风。他们往往十二个人一组，两人一行，相隔十步，绕着院子走。院子中央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官员，监视犯人互相不得说话。他们成了圈着转的圆圈的轴心，圆圈转得很慢，十足转了二十分钟。然后犯人们被带着从右边的门进去，与此同时左边门内就出来另外一组犯人，继续单调的转圈，一直到下次换班。
在头几天，鲁巴肖夫还在找这里面有没有熟悉的脸孔，结果却没有找到。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在目前他想避免见到任何可能提醒他外面世界的东西，任何可能使他分心离开目前任务的东西。他的任务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个结果，同过去和现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根据伊凡诺夫的规定期限，他还有十天工夫。
他只有把思想记下来才能继续思考；但是，写笔记十分累人，他一天只能强迫自己干一两个小时。在其余的时间里，他的大脑在自发地工作着。
鲁巴肖夫总是相信，他很了解自己。由于没有道德上的偏见，他对于所谓“第一人称单数”这个现象并没有幻想，而且并不带什么情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现象是有一定冲动的，而人们一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现在，当他用额角顶着窗户，或在突然在第三块黑色石砖上止步的时候，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他发现一般错误地叫做“独白”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对话的一方保持缄默，而另一方违反语法规律，不叫他为“你”，而叫他为“我”，目的是骗得他的信任，想象他的意图；但是缄默的一方只是保持缄默，避免说话，甚至拒绝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
不过，如今，在鲁巴肖夫看来，习惯上保持缄默的一方有时候也说话，并不是问他才说话，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借口；他的声音在鲁巴肖夫听来是完全不熟悉的；他听着真的十分吃惊，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唇在嚅动。这些经验并无神奇或神秘之处；它们是属于一种具体的性质；鲁巴肖夫根据自己的观察逐渐相信，在这个第一人称单数身上，有一个彻底具体成形的构成部分，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缄默，现在却开始张口说话了。
这个发现比他与伊凡诺夫谈话的细节更加强烈地占据着鲁巴肖夫的脑海。他认为不接受伊凡诺夫的建议已成定局，他将拒绝继续玩这个把戏。因此，他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可以活了。
这个信念构成了他的反省的基础。
他根本没有去多想图谋刺杀第一号的荒谬的故事。他对伊凡诺夫本人的人格更有兴趣。伊凡诺夫说，他们两人的地位很可能颠倒过来。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他本人和伊凡诺夫是他们成长发展上的孪生子；他们不是来自同一卵细胞，可是是从共同信念的同一脐带得到营养的。党的激烈的环境在他们的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年代中刻铸了他们两人的性格。他们两人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同样的人生观，用同样的方式思想。他们目前的地位很可能颠倒过来。鲁巴肖夫坐在办公桌后面，伊凡诺夫坐在办公桌前面；鲁巴肖夫从那个地位很可能用伊凡诺夫用过的同样论点。游戏的规则是固定的，只允许有细节的变化。
要想通过别人的脑中进行思考的冲动，如今又支配了他；他坐在伊凡诺夫的位置上，通过伊凡诺夫的眼睛来看处于被告地位的自己，就像以前他看理查德德和小洛埃一样。他看到这个被贬黜的鲁巴肖夫已成了以前的一个影子，他懂得了伊凡诺夫为什么用又怜悯又轻视的复杂心情对待他了。在他们谈话时，他曾一再询问自己，伊凡诺夫究竟是有诚意的，还是虚伪的；他是在对他布置陷阱，还是真的要给他指引一条逃避的出路。如今，他把自己放在伊凡诺夫的地位，他就认识到伊凡诺夫是有诚意的———就像他自己对理查德德或小洛埃那样一样有诚意，或者一样没有诚意。
这种反省也具有独白的形式，但是是按照常见的方式；新发现的那个存在，那个缄默的一方并没有参加进来。虽然所有的独白的谈话对象都是他，他仍一声不吭，他的存在限于叫做“第一人称单数”这个语法抽象概念。直接的问话和逻辑的沉思都没有引得他说话；他却在没有明显的原因时说出声来，而且，奇怪的是，总是伴随着剧烈的牙痛。他的精神领域似乎是这样不同和无关的东西组成的，如圣母画像的合抱的手，小洛埃的猫，那支反复唱“化为灰烬”的歌曲的调子，阿洛娃有一次在一个特殊场合说过的一句话等等。他的表达手段也同样是零碎的：例如，要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的冲动，要去摸一摸伊凡诺夫房间里的墙上发白的地方的冲动，不可控制的嘴唇的嚅动，老是在说“我将付出代价”这样没有意义的话，以及白天做梦见到过去一生中的片断而造成的晕眩状态。
鲁巴肖夫要想在牢房的踱步中十分彻底地研究一下这个新发现的存在。由于在党内一向不好意思强调第一人称单数，他给起了一个名字叫“语法虚构”。他大概只有一两个星期好活了，他感到有一种紧迫的要求来澄清这个问题，“把它一直想到逻辑的结果”。但是“语法虚构”的领域似乎正好是在“想到逻辑的结果”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始终处于逻辑思维所及的范围之外，然后又像伏击一般乘人不备，用白日梦和牙痛来袭击，这显然是“语法虚构”的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鲁巴肖夫把他入狱以后的第七天，第一次提审后的第三天，都花在重新活一遍他生活中过去的一个时期了———那就是他同那个已被枪决的姑娘阿洛娃的关系。
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尽管他下了坚定决心———陷入白日梦的，事后是很难确定确切的时间的，正如很难确定你什么时候入睡的一样。在这第七天的上午，他做了一会儿笔记，然后，大概是想宽松宽松一下腿，就站立起来。只有听到锁眼里的钥匙转动声，他才醒悟过来，已是中午了，他在牢房里已来回走了不知多少时间了。他甚至在肩膀上围了毯子，因为———大概也有好几个小时了———他不断地打寒战，太阳穴感到牙神经的跳动。他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掏着碗里的东西，一边继续来回踱步。
狱卒隔一阵子就来窥视孔中看一看，看到他全身哆嗦，耸起双肩，嘴唇嚅动。
鲁巴肖夫又一次在呼吸他以前的贸易代表团办公室里的空气了。这办公室里弥漫着阿洛娃体态动人的高大身体的气味。
他再一次看到她在他口授时低头伏在笔记本上露在白衬衫上面的颈部的曲线，她的眼光跟着他在句子顿歇时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她总是穿白衬衫，与鲁巴肖夫的姊妹们在家里穿的相同，高高的领口上绣着小花，总是戴着那副廉价的耳环，她低头做笔记时就垂到脸颊上来了。她动作缓慢稳妥，好像是天生做这工作的，在鲁巴肖夫工作过度而劳累时，对他的神经有一种缓和作用。他是在小洛埃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马上承担了驻在犅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工作的，一接任就全心投入工作，他很感谢中央给他从事这种官样文章工作的机会。国际的领导人调去做外交工作是很少见的。第一号显然对他有特别的寄托，因为这两个系统一般是严格分开的，不允许互相接触，有时甚至执行相反的政策。只有从第一号身旁的较高角度来看，这表面上的矛盾就解决了，动机也就清楚了。
鲁巴肖夫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他新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很好玩，他如今居然有了一份外交护照，而且这是真护照，不是假护照，用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还得穿着正式礼服参加招待会。
警察看到他马上立正，还有穿着不显眼的戴着呢帽的人有时跟着他，这完全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
起初，他对于贸易代表团的办公室的气氛有点不习惯。代表团附设在使馆里。他明白，在资产阶级世界里，你得像个代表的样子，得入境随俗，但是他认为这种入境随俗有些太过分了，因此很难分清表面与现实的区别。使馆的一等秘书———在革命之前为了党他曾经制造过伪币———提醒鲁巴肖夫注意在服饰上和生活气派中必须有所改变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种同志式的善意提出来的，考虑和方式有些过分，这就弄得场面很尴尬，使鲁巴肖夫感到不快。
鲁巴肖夫有十二名下属，每人都有明确的级别；有一等和二等助理，一等和二等会计，秘书，助理秘书。鲁巴肖夫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这帮子人都把他看成既是民族英雄，又是强盗头子。
他们对他毕恭毕敬，近乎做作，但是又像大人对小孩那样宽厚纵容。使馆的秘书有事汇报时，用了一种只对小孩或野蛮不开化的人才用的简单的话来解释文件。只有鲁巴肖夫的私人秘书阿洛娃没有使他不自在；只是他不能理解她为什么穿那种高得异常的漆皮高跟鞋来配她简单、舒服的衣裙。
过了几乎一个月他才第一次用闲聊的口气同她说话。他来回踱步口授文件已经累了，突然发现屋子里寂静无声。“你为什么老不出声，阿洛娃同志？”他问道，在办公桌后舒服的转椅上坐下。
“要是你愿意，”她用睡意曚昽的口气说：“我以后就把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重复一遍。”
她每天穿着绣花衬衫，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里，形态动人的胸脯俯在笔记本上，低着头，耳环平行地垂到了双颊。唯一不协调的因素是她的高跟漆皮鞋，不过她从来不交叉双腿，像鲁巴肖夫所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那样。由于他在口授时总是来回踱步，他往往是在背后看到她的时候居多，或者是侧影，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弯着的脖子的曲线。她的后脖子没有茸毛，不像是剃去的，皮肤白皙，绷紧在颈椎上，下面就是她的白衬衫的绣花衣领。
鲁巴肖夫年轻的时候同女人很少来往；她们总是同志的身份，几乎每次发生关系都是因为讨论什么问题，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不论哪一方是客人，都错过了末班车回家。
在那次想聊几句的尝试失败以后，又过了两个星期。起初阿洛娃真的用她瞌睡的声音重复口授句子的最后一个字。后来她放弃了这个做法，等到鲁巴肖夫口授吸一口气时，屋子里又充满了沉默和她的姊妹式的香水味。有一天下午，鲁巴肖夫自己也觉得奇怪，居然在她背后站立下来，把双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问她愿不愿意晚上同他一起出去。她没有猛的转身，在他的接触下，她的双肩没有动；她无声地点一点头，连转也不转过来。
鲁巴肖夫没有开轻浮的玩笑的习惯；但后来在那天晚上，他禁不住微笑说：“别人还以为你在继续速记口授呢。”在屋子里的暮色中，她的形态动人的大乳房的轮廓似乎很熟悉，好像她一直在那里一样。只有耳环如今平躺在枕头上。这时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像圣母画像的合抱的双手和那个海港的海草气味一样留在鲁巴肖夫的记忆中。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的表情就像平时一样：“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
“但是为什么？”鲁巴肖夫问，感到奇怪，甚至有点吃惊。
她没有回答。也许她已经睡着了。她睡着的时候，呼吸像醒着一样无声无息。鲁巴肖夫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呼吸。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合上眼睛的样子。这使她的脸有些陌生；她的脸部在眼睛合上的时候比张开着更有表情。同样使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腋窝的黑影。她的下巴平时垂在胸前，如今抬起则像死人的下巴。但是她身上的轻微的姊妹般的气味，甚至在睡着的时候，他也觉得是熟悉的。
第二天以及以后的所有的日子里，她又穿着白衬衫坐在那里伏在桌子上。第二天晚上和以后的所有晚上，她的胸脯的白色影子都衬在卧室的暗色窗帘上。鲁巴肖夫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她的丰满慵懒的肉体的气氛中。她在工作时间的态度仍没有改变，她的声音依旧，她的眼睛依然没有表情，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暗示。鲁巴肖夫常常感到口授累了的时候，就站在她的椅后，把双手靠在她的肩上；他什么话也没说，她的衬衫下的温暖的肩膀也不动；这时他就找到了他要找的词语，恢复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继续口授。
有时他对自己口授的内容加上一些讽刺的评语，这时她就停下来等着，手中执着铅笔，一直到他说完。但是她从来不对他的讽刺的话露出笑容，鲁巴肖夫从来不知道她的反应。只有一次，在鲁巴肖夫说了一句涉及第一号个人习惯的特别危险的笑话以后，她突然用充满睡意的声音说：“在别人前面你千万别说这种话。你得小心些……”但是他常常感到，尤其是在上级的指示和传阅文件下达时，他感到有需要发泄一下他的离经叛道的机智。
那是准备第二次反对派大审判的时候。使馆里的空气特别紧张。墙上的照片和肖像一夜之间不见了。它们挂在那里已有多年，本来谁都不瞧一眼，如今墙上发白的地方跳进了你的眼帘。工作人员的交谈只限于工作本身；互相之间保持着谨慎矜持的客气态度。在使馆食堂吃饭的时候，交谈不可避免，他们就只用些正式辞令中的一些陈词滥调，这在熟悉亲切的气氛中，显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不安，就好像一边说请你递过盐瓶或芥末缸给我，一边却向对方呼喊党代表大会最新宣言中的口号。常常有人抗议对他刚才说的话作了曲解，并且请邻座的人作证，急忙忙地声称“我没有说过这话”，或者“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使鲁巴肖夫有一种观看木偶剧的奇怪印象，角色都是在人操纵下行动的，说的是固定的套话。只有阿洛娃一个人似乎没有改变，仍保持着她的沉默不语、睡意曚昽的态度。
不仅是墙上的肖像，就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书也减少了。有些书籍和小册子的消失是不声不响的，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新指示的那一天。鲁巴肖夫在向阿洛娃作口授时对此发表了讥讽的意见，她只默默地听着。大多数关于对外贸易和货币的著作都从书架上消失了，因为它们的作者、财政人民委员刚刚被捕。同时消失的还有以前党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关于革命前期历史的大多数书籍和参考书，活着的作家的关于法学和哲学的大多数著作，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一切小册子，关于人民军编制的典籍，关于工联主义和人民国家中有权罢工的文章，凡是两年以前的关于政治体制问题的所有讨论和研究，最后甚至还有科学院出版的成卷的《百科全书》———据说不久就要出修订新版。
新的书也来了。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添了新的注脚和评论，新版历史书代替了老版，已故革命领袖的新回忆录代替了老回忆录。鲁巴肖夫开玩笑地对阿洛娃说，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把以前所有的报纸重新出修订新版了。
在这期间，几星期以前，从上面下来一道命令，要任命一个图书馆主任来负责使馆图书馆书籍的内容的政治责任。大家都推荐阿洛娃。开始，鲁巴肖夫还把这件事情看做是胡闹，说这又不是“幼儿园”之类的话，直至后来一个晚上，在使馆党支部的每周例会上，阿洛娃受到了各方面严厉的攻击。三四个发言者，其中有一等秘书，站起来说，在图书馆找不到第一号的一些最重要的讲话，而另一方面直至最近仍充斥着许多反对派的著作，以及一些已被揭露是间谍、卖国贼、外国代理人的政治家的著作，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有意示威。发言的人都毫无表情，例行公事，用词谨慎。仿佛是互相提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所有发言最后都说党的主要责任是保持警惕，无情揭露错误，不论是谁，若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成了可恶的奸细的同谋犯。最后让阿洛娃表态，她像往常一样镇静地说，她绝没有邪恶用意，她遵守一切指示。她在用深沉的语音说话时，眼光久久地停在鲁巴肖夫的身上，在平时，在别人面前，她是从来不这样做的。会议结束时通过了给予阿洛娃一次“严重警告”的决定。
鲁巴肖夫对于最近党内使用的方法非常熟悉，因此感到不安。他猜想阿洛娃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但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抓到同之斗争。
使馆里的空气更加紧张了。鲁巴肖夫在作口授时不再发表个人意见，这给了他一种特别的负疚感。他同阿洛娃的关系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这种负疚感———这完全是因为他在口授时再没有能力作机智的评语了———使他不再像往常的那样，站在阿洛娃的椅后，把双手按在她的肩上。一个星期以后，阿洛娃有一个晚上没有来到他屋子过夜，以后的晚上也没有来。再过了三天，鲁巴肖夫才有勇气问她为什么原因。她的低沉的声音说是因为头痛什么的，鲁巴肖夫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从此以后，她就不再来了，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支部开会宣布“严重警告”后三个星期，也是她不再来他的地方后两个星期。她的行为几乎如常，但整个晚上鲁巴肖夫感到她是在等他说一句决定性的话。但是他只说，他很高兴她又回来了，又说自己工作过度，感到疲倦———这是实际情况。
在半夜里，他几次发现她没有睡着，双目呆呆地望着黑暗。他不能去掉这种令人痛苦的负疚感；而且他的牙痛又开始了。这是她最后一次来看他。
第二天，在阿洛娃到他办公室来之前，一等秘书像讲秘密话的样子告诉鲁巴肖夫，其实每句话的用词十分谨慎：一个星期以前，“那边”逮捕了阿洛娃的哥哥和嫂子。阿洛娃的哥哥娶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俩都被控与她的祖籍国家有叛国勾结，为反对派服务。
几分钟以后，阿洛娃前来工作。她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前面，身上仍穿绣花白衬衫，稍微向前俯着。鲁巴肖夫在她身后来回踱步，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她的后脖，白皙的皮肤包着弯曲的颈椎骨。他的眼光无法离开这一块皮肤，他心中感到不安，达到了身体不舒服的程度。他始终抛弃不了这样的想法：在“那边”，被告就是在这后脖子上挨一枪的。
党小组的下一次会议上，在一等秘书动议下，阿洛娃被撤除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因为政治不可靠。会上没有人发表意见，也没有举行讨论。鲁巴肖夫正碰上牙痛难熬，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几天以后，阿洛娃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奉召回国。以前的同事们从此不再提到她们的名字；但是在他本人奉召回国之前留在使馆的几个月中，她的丰腴慵懒的肉体的姊妹般气味黏住了他屋子的四壁，久久不散。
四
“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从鲁巴肖夫被捕后第十天的早晨起，他左边的邻居，406号犯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敲出这同样的句子，而且总把“起来”一词拼错。鲁巴肖夫有好几次要同他谈话，但鲁巴肖夫一敲墙，对方就听着不作答；鲁巴肖夫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列互不相关的字母，最后总是这句话：“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这位新邻居是前一天晚上关进去的。鲁巴肖夫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一些响动和406号牢门锁上的声音。早上吹过起床号以后，406号马上开始敲墙：“起来，你这人世间可怜虫。”他敲得很快，很技术，很熟练，因此，他的拼写错误和他的其余通话的没有意义，显然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精神上的原因。也许这个新邻居的神经是错乱的。
早饭以后，402号里的年轻军官发出信号表示要通话。在鲁巴肖夫和402号之间已产生了友谊。戴眼镜、留胡子的军官一定生活在长期的无聊之中，因为只要鲁巴肖夫肯同他通话，不论如何简短，他总是感激的。一天之中有五六次，他会卑躬屈膝地求鲁巴肖夫：“请同我谈话……”
鲁巴肖夫很少有此心情；他也不知道同402号谈什么好。
一般情况下，402号谈的都是军官食堂的典型故事。点出意思之后，便是一片沉默。这些故事都老掉了牙，内容猥亵；你可以想象，402号在敲完以后，一定是在等待对方捧腹大笑，但面对的却是一道无言的白灰墙。完全是出于同情和礼貌，鲁巴肖夫有时敲出一句高声的“哈，哈”，用夹鼻眼镜来代替笑。这么一来，402号就没有完了，他对着墙拳打脚踢，敲出“哈—哈！哈—哈！”来表示高兴，有时还停下来看看鲁巴肖夫是不是也一起在笑。如果鲁巴肖夫没有反应，他就会责备：“你没有笑……”有时鲁巴肖夫为了太平一些，敷衍一两个“哈—哈”，402号就会对他说：“咱们笑得真痛快。”
有时他嘲弄鲁巴肖夫。如果他没有得到回音，就会敲出一整支军歌，歌词连续不断。有时正好鲁巴肖夫在来回踱步，或者沉溺在白日梦中，或者在沉思，他就会开始哼一只旧进行曲，这说明他的耳朵已不自觉地听熟了。
但是402号还是很有用的。他在那里已有两年了；他熟悉门道，他同好几个邻居都通讯，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说，似乎监牢里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
406号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402号开始日常的交谈，鲁巴肖夫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新邻居是谁。对此，402号回答：“里普·凡·温克尔。”
402号喜欢说话打哑谜，目的是为了使交谈有一些刺激因素。鲁巴肖夫从记忆中找寻。他想起了有个人睡了二十五年后醒来发现世事已大变，人间面目已全非的故事。
“他已失去了记忆？”鲁巴肖夫问。
402号对于自己的哑谜所产生的效果感到满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鲁巴肖夫。406号原来是东南欧一个小国的社会学教员。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参加了他的国家爆发的革命，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他们建立了一个“公社”，存在了几个星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血腥镇压。革命的领袖们都是业余生手，而镇压却有职业行家的彻底性。406号被公社封给了一个“人民教化国务秘书”的好听头衔，因此被判绞刑处死。他等处决等了一年，后来成为终身监禁。他服刑一共服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禁闭，不得与外界联系，不许阅读报纸。他是完全被遗忘了，那个东南欧国家的司法制度仍是家长制性质。一个月以前，他被突然大赦，———成了经过二十年黑暗生活和昏睡以后又回到人间来的里普·凡·温克尔。
他搭上第一辆火车到他梦想中的国度去。他到达后十四天就被逮捕了。也许，经过了二十年单独禁闭，他已变得太饶舌了。也许他把他在牢房里日夜梦寐的“那边”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告诉了别人。也许他打听了老朋友的地址，他们是革命的英雄，但是他不知道他们不过是叛徒和间谍。也许他在不该放花圈的坟上献了一个花圈，或者想去拜访他的著名邻居———鲁巴肖夫同志。
现在他可以问自己，究竟哪一种情况更好一些：在一个黑牢的草席上做二十年的梦，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过两星期的现实生活。也许他的神志已经不再清醒了。这就是里普·凡·温克尔的故事……402号敲完他的长篇报告以后不久，里普·凡·温克尔又开始了，他把被他阉割了的诗句“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敲了四五次，然后又沉默了。
鲁巴肖夫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语法虚构”又出现了；它没有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用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的感觉，它的意思是：“为此，你也必须付出代价，对此，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在他做梦的时候你在行动。”
同一个下午，鲁巴肖夫给带去刮胡须。
这次的行列只包括老狱卒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卫。老头走在前面脚步趔趄着，那个警卫在鲁巴肖夫后面两步。他们走过406号牢房，但门上还没有放上名片。在理发室有两个犯人当理发员，如今只有一个在场，这显然是为了不让鲁巴肖夫同太多的人接触。
他坐落在理发椅上。理发室相当干净，甚至还有一面镜子。
他摘下夹鼻眼镜，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他看到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双颊长的胡须碴儿。
理发员一声不吭地干起来，动作迅速而小心。理发室的门开着。狱卒已经走开了。穿制服的警卫靠在门框上站着，看理发员干活。刷在脸上的温热的肥皂沫使鲁巴肖夫感到愉快。他感到有些被诱惑，要想享受人生中的小小乐趣。他很想同理发员聊上几句，但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他不愿给理发员惹来麻烦，他喜欢他宽阔开放的脸。从他的体格来看，鲁巴肖夫认为他该是个车工或者机工。肥皂沫涂完以后，剃刀试了一下，理发员便问刀刃扎不扎脸，叫他“鲁巴肖夫公民”。
这是鲁巴肖夫进屋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虽然理发员用的是就事论事的口气，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接着又是沉默。门口的警卫点了一支烟。理发员修剪了鲁巴肖夫的山羊胡须和头发，动作迅速、精确。他俯在鲁巴肖夫身上干活的时候，鲁巴肖夫接触到了他的眼光一下，就在这个时候，理发员把两个手指插进鲁巴肖夫的领口，好像是为了好剃去他脖子上的头发。当他把手指拔出来时，鲁巴肖夫感到有一小纸球夹在他的领口下面。
几分钟后活干完了，鲁巴肖夫又被带回他的牢房。他坐在床上，一只眼看看窥视孔那边，看到没有人在监视他，就把那小纸球取了出来，摊平了读它。上面只有五个字，显然是在极匆忙的情况下书写的：“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把纸团扔进便桶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是从外面传来的第一次信息。在敌人的国家里，常常有信息偷偷地送到他的监狱里。这些信息都是号召他高声抗议，把罪名奉还给起诉他的人。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革命者必须保持沉默？历史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转折点，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的思路给402号打断了，他一回来，他就开始敲墙。他充满好奇，要想知道鲁巴肖夫刚才给带到哪里去了。
“去刮胡须，”鲁巴肖夫解释。
“我以为发生了最糟糕的事，”402号带着感情说。
“随君之后，”鲁巴肖夫答。
像往常一样，402号只要听到回答就很感激。
“哈———哈！”他表示：“你真是个硬汉子。”
很奇怪，这句古老的奉承话使鲁巴肖夫感到高兴。他羡慕402号，他的社会身份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怎样活，怎样死。你可以有个依据。但他自己这种人，却没有教科书，一切得自己解决。
甚至死亡也没有规矩。哪一种死法更光荣：默默地去死———还是公开辱骂自己，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已牺牲了阿洛娃，因为他自己的存在对革命更有价值。那是他的朋友们用来说服他的决定性论据。为了以后保存自己，这个责任比小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戒律更加重要。对于那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人来说，除了留在世上准备待命以外没有别的责任了。“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阿洛娃说过这话，他也这样做了。为什么他要以更多的考虑来对待自己呢？“未来的十年将决定我们时代的命运，”伊凡诺夫引用过这句话。他能不能仅仅出于个人的厌恶和疲倦和虚荣而潜逃呢，要是，万一第一号是正确的呢？
要是，尽管发生了过去的一切，未来的宏伟基础就是在这里———在污泥、血泊、谎言之中奠下的呢？历史不是经常是一个不讲人情，不择手段的把谎言、血泊和污泥当做灰泥来搅拌的建筑者吗？
默默地去死———消失在黑暗之中———这说起来容易……鲁巴肖夫突然在距窗户的第三块黑石砖上停下步来。他发现自己已大声重复“默默地去死”几次了，用的是讥刺的不赞成的口气，好像是要强调这话的绝对荒谬……只有到现在他才意识到他拒绝伊凡诺夫建议的决定并不如他所以为的那样不可动摇。现在他觉得更成问题了，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打算过拒绝这个建议而不发一言地退出舞台。
五
鲁巴肖夫的生活条件继续改善。第十一天早晨，他第一次被带到院子里锻炼。
老狱卒在早点以后不久就来带他，同行的还有那个押解他去理发室的警卫。狱卒告诉鲁巴肖夫，从今天起他可以在院子里每天锻炼二十分钟。鲁巴肖夫编入“第一轮”，早餐后就开始。
接着狱卒一一交代了规则：在散步期间禁止与旁边的人或任何其它犯人说话，或打手势记号、交换纸条、越队离开。凡有违反者一律马上取消锻炼权利，严重者在黑牢里关四星期禁闭。然后狱卒从外面砰的关上了鲁巴肖夫的牢门，三个人就一起开步走了。刚走几步，狱卒又开了406号的门。
鲁巴肖夫跟穿制服的警卫一起站在离门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牢房里躺在床上的里普·凡·温克尔的双腿。他穿的是黑皮靴。方格裤子，裤角已成毛边了，但仍给人以熨洗干净的感觉。
狱卒再次一一交代规则；方格裤腿摇摇晃晃地下了地，门口出现了一个小老头，眨巴着眼睛。他的脸上尽是灰白的胡碴。配着他的漂亮的方格裤子，上身穿一件黑色背心，挂着金属的表链，外面是一件黑色上衣。他站在门口，极其好奇地打量着鲁巴肖夫，然后他友好地点了一点头，四个人就一起出发了。鲁巴肖夫原来以为会遇到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如今他改变了看法。尽管他的眉毛常常神经性抽搐，大概是因多年蹲黑牢引起的，里普·凡·温克尔的眼光明亮，而且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友善神色。他走路很吃力，步子短促然而坚定，不时地向鲁巴肖夫投来友善的眼光。下楼的时候，那小老头忽然绊了一跤，几乎倒地，幸而有警卫及时扶了他一把。里普·凡·温克尔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声音太轻，鲁巴肖夫听不清，但显然是客气地表示感激的话，那警卫傻笑了一下。接着他们穿过一扇开着的门到了院子里，其它犯人已两人一排成行了。院子中央警卫站着的地方一吹哨，转圈就开始了。
天空晴朗，蓝得发白，空气之中充满了雪花的结晶味。鲁巴肖夫忘记带来毯子，身上发冷。里普·凡·温克尔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旧毯子，那是他进院子时狱卒扔给他的。他在鲁巴肖夫身边沉默地走着，步子短而坚定，有时向他们头上的淡蓝色天空眨巴一下眼睛。灰毯子长可及膝，把他包起来像一口钟似的。鲁巴肖夫张望哪扇窗户是他的牢房的；它黑暗肮脏，同别的窗户一样，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他看了402号窗户一会儿，但是看到的也只是黑黝黝的铁窗。402号不准参加锻炼，也没有带他去理发或检查身体。鲁巴肖夫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给带出牢房。
他们慢慢地绕着院子无声走着。在灰白的胡碴中间，里普·凡·温克尔的嘴唇嚅动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他在自言自语，鲁巴肖夫开始听不懂。后来他发现那老头在哼“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的曲调。他肯定没有发疯，但是经过了七千昼夜的监禁，他显然有些古怪了。鲁巴肖夫从眼角看他，要想象一下二十年与世界隔绝是什么滋味。二十年前，汽车很少，形状古怪；没有无线电，今天政治领袖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预见到新的群众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也没有预见到道路的曲折，革命国家要经历的令人糊涂的各个阶段，当时大家以为乌托邦的大门已经洞开，人类已站在它的门口了……鲁巴肖夫发现，他怎么想象也无法想象出他的邻居的思想状态，尽管他对“通过别人头脑进行思索”的艺术颇有实践经验。
但是在伊凡诺夫身上，他不费什么力气就做到了，在第一号，或甚至在带单镜片的军官身上，也是这样。但是在里普·凡·温克尔身上，他失败了。他从眼角里看他，那老头正好向他转过头来，他正在微笑，双手捏紧了包在肩膀上的毯子，踩着短促的步子走在他身边，几乎不出声地在哼着“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他们被带回到监狱大楼里去的时候，老头在他的牢房门口又转过身来向鲁巴肖夫点一点头。他的眼睛在眨巴时突然换了一种表情，恐惧，绝望。鲁巴肖夫以为他要向他叫出声来。但是狱卒已经推上了406号的门。鲁巴肖夫回到自己牢房以后，就马上到墙边去，但是里普·凡·温克尔没有出声，对他的敲墙没有答复。
而402号原来站在窗口看着他们，倒想要鲁巴肖夫告诉他这次散步的一切情况，直至细节。鲁巴肖夫得告诉他空气里的气味，冷还是不太冷，在过道上有没有遇见别的犯人，有没有机会同里普·凡·温克尔交换一两句话。鲁巴肖夫耐心地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与不能外出的402号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是个特权人士，他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有负疚感。
第二天和以后一天，鲁巴肖夫总是在早餐后同一时间给带出去散步的。在转圈的时候，里普·凡·温克尔总是他的同伴。
他们并肩慢慢地转着圈。各人都用一条毯子裹身。两人都沉默不语。鲁巴肖夫陷于沉思之中，偶尔看一眼别的犯人或牢房的窗户，那老头胡须越长越长，带着孩子般的温和微笑，低声地哼着他那支百唱不厌的歌。到他们第三次一起散步时，他们还没有交换过片言只语。
尽管鲁巴肖夫看到警卫们并不严格执行关于保持缄默的规定，转圈的其它成双成对的犯人几乎都在不停地交谈。他们眼光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说话很少动嘴唇，这是鲁巴肖夫所熟悉的监狱中的技术。
第三天，鲁巴肖夫带了笔记本和铅笔。笔记本露出在他外衣左边口袋上。十分钟以后，老头注意到了，他的眼睛一亮。他偷偷地望了圈子中央的警卫一眼，他们正在热烈交谈，并不怎么注意犯人。于是他马上从鲁巴肖夫的口袋里抽出了铅笔和笔记本，在一口钟似的毯子的掩遮下匆匆地写了几个字。他很快就写完了，撕下那一张，塞在鲁巴肖夫的手中，但是他没有还笔记本和笔，继续书写。鲁巴肖夫看到警卫没有在注意他们，就看那张纸。上面没有写什么字，只有一张图，画的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地理草图，笔法十分准确。上面有主要的城市、山脉、河流，中间一面旗，上有革命的标志。
他们走了半圈，406号又撕下一张，塞在鲁巴肖夫的手里。
这是同样的一张图，革命国家的地图。406号看着他，微笑地等待他的反应。鲁巴肖夫在他的注视下有点不自在，喃喃说了声表示赞赏的话。老头向他眨巴眼睛：“我能闭着眼睛画，”他说。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
“你不相信我，”老头微笑说：“可我已练习了二十年。”
他很快地看了警卫一眼，闭上眼睛，步子一点也不放松，开始在毯子的遮掩下又画了一张。他的眼睛紧闭，下巴抬起，像一个瞎子。鲁巴肖夫担心地看一眼警卫，他担心老头会摔跤或者走出行列。但还没有走上半圈，他就画完了，比其它几次稍为乱一些，但同样准确。只有国家中央的旗上标志大得不合比例。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406号低语，高兴地向他微笑。鲁巴肖夫点一点头。这时老头的脸沉了下来，鲁巴肖夫看出那是恐惧的表情，他每次关进监牢都有这种恐惧。
“没有办法，”他向鲁巴肖夫低语：“我给送错了火车。”
“你这是什么意思？”鲁巴肖夫问。
里普·凡·温克尔向他微笑，和蔼而悲哀。“我走的时候他们把我送错了火车站，”他说，“他们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别告诉别人我已知道了，”他低声说，眼睛向警卫那边眨巴一下。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不久就吹响了转圈结束的哨子。
经过大楼的门的时候，他们又有片刻无人注意到。406号的眼睛又清晰又友好：“也许你也遇到了同样的事？”他同情地问鲁巴肖夫。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会到那里的———”里普·凡·温克尔说，指一指鲁巴肖夫手中捏成一团的地图。
这时他把鲁巴肖夫的笔记本和铅笔塞回到鲁巴肖夫的口袋里。上楼梯时他又在哼他哼不厌的歌。
六
在伊凡诺夫规定的限期期满前一天，发晚饭的时候，鲁巴肖夫有一种感觉，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为什么。食物是按常规分发的，悲怆的军号按规定时间吹响。
但是鲁巴肖夫觉得空气有点紧张。也许是因为有个勤杂工看他一眼时表情比平时特别一些，也许是因为老狱卒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调子。鲁巴肖夫弄不清楚，但是他不能安心工作了。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紧张起来，就像患关节炎的人预知风暴来临一样。
在熄灯号吹过以后，鲁巴肖夫从窥视孔中偷看外面的过道。
由于电压低，电灯泡发的光不死不活的；过道里似乎比以前更加死寂。鲁巴肖夫躺倒在铺上，又站了起来，强迫自己再写几行，揿灭了香烟，又点了一支。他看窗外的院子里：雪在化，又脏又软，天空阴沉。在对面，持步枪的哨兵在墙顶上来回走着。鲁巴肖夫再到窥视孔那里去看外面：寂静、荒凉、电灯光。
他违反一向的习惯，尽管时间很晚了，开始与402号交谈：“你睡了吗？”
有一阵子没有答复，鲁巴肖夫失望地等着。这时答复来了———比平常轻而慢。
“没有。你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鲁巴肖夫问。他呼吸很粗，躺在床上，用夹鼻眼镜敲墙。
402号又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敲墙，仿佛是用一种很轻的声音说话似的。
“你最好还是睡觉吧……”
鲁巴肖夫躺在铺上，很不高兴，因为402号用这样倚老卖老的口气同他说话。他在黑暗中躺着，看着手中拿着要敲墙的夹鼻眼镜，外面如此沉寂，使他听到自己的耳鸣。突然墙上又传来了声音：“奇怪———你马上感觉到了……”
“感觉什么？解释？”鲁巴肖夫坐了起来。
402号似乎在考虑。稍有犹豫后他敲道：“今夜政治分歧要清算了……”
鲁巴肖夫明白了。他在黑暗中靠墙坐着，等待更多的消息。
但402号不说了。过了一会儿，鲁巴肖夫敲道：“处决？”
“是的，”402号简单地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鲁巴肖夫问。
“从兔唇那里。”
“什么时候？”
“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很快。”
“知道名字吗？”鲁巴肖夫问。
“不，”402号回答。停了一会儿又敲：“你的同类。政治分歧。”
鲁巴肖夫又躺下等着。过了一会儿，他戴上眼镜，一只手支在脑后一动不动地躺着。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监狱大楼里什么都停滞了，同黑暗冻结在一起了。
鲁巴肖夫从来没有看到过处决———除了有一次几乎看到了自己的处决。但那是在内战期间。他不能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事情是怎样的，像例行公事一样。他隐约地知道，处决是在深夜的地窖里进行的，受刑者是在后脖上进一枪致死的。但其中细节他都不知道。在党内，死并不是一件什么神秘的事，没有浪漫味道。这是一种逻辑结果，大家都认识这个因素，它具有一种抽象的性质。死也是大家很少谈到的，从来不用“处决”这个字眼，常用的词汇是“肉体清算”。这个字眼又只引起一个具体的想法：政治活动的停止。死亡这件事本身是个技术细节，引不起兴趣。死亡作为在逻辑方程式中的一个因数已经失去了任何身体上的特点。
鲁巴肖夫呆呆地望着黑暗。起诉已经开始了？还是尚在准备之中？他脱光了鞋袜，他的光脚丫在毯子另一头苍白地翘着。
沉寂更加不自然了。这不是平常那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没有噪音的沉寂，这是一种吞噬一切声音和窒息一切声音的沉寂，像绷紧的鼓面那样震颤的沉寂。鲁巴肖夫看着自己的赤脚，慢慢地扭动脚拇趾。看上去很古怪阴森，好像他的苍白的脚自己有生命似的。他格外具体地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感到毯子给他双腿带来的温暖，和他的手放在后脑的压力。“肉体清算”在哪儿执行？
他隐约地觉得这一定是在下面执行，在理发室那边的楼梯下面。
他闻到了格列金的手枪套子的皮革味，听到了他的制服窸窣作响。他对他要枪毙的人怎么说？“对着墙站好”？他有没有添上个“请”？还是说“别忙。这不痛……”？也许他不加警告就开枪，在他们一边走的时候从背后开枪———不过被枪毙的人会不时回头瞧。也许他把手枪藏在衣袖里，像牙科医生藏着钳子一样。也许还有别的人在场。他们是什么样子？那个人往前面倒还是往后面倒？他叫不叫出声？也许需要再补上一枪才能把他结果掉。
鲁巴肖夫抽着烟，看着他的脚丫子。周围是那么静，可以听到烟纸燃烧的嘶嘶声。他深深地抽了一口烟。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廉价小说。实际上，他从来不相信“肉体清算”的技术现实。死亡是个抽象，特别是自己的死亡。也许这已经结束了。
过去的事情是没有现实性的。屋子里很黑很静。402号早已停止了敲墙。
他真希望外面有谁尖叫一下来撕破这不自然的沉寂。他用鼻子嗅一嗅，发现他鼻孔里已经有了阿洛娃的气味。甚至香烟也有她的气味；她的手提包里有一只皮制烟盒子，其中的每一支香烟都有她的香水味……沉寂继续着。只有他移动身子的时候，铺板才咯吱作响。
鲁巴肖夫正想起来再燃一支烟，这时墙又响了：“他们来了。”
鲁巴肖夫倾听着。他听到太阳穴里的血管中血液流过的脉冲，除此之外，没有听到别的。他等待着。沉寂加深了。他摘下夹鼻镜敲墙：“我没有听到什么……”
402号过了很久没有回答。突然他迅速大声地敲道：“380号。往下传。”
鲁巴肖夫马上坐了起来。他明白了：这消息是由380号的邻室难友通过一共十一间牢房传递过来的。在380号到402号之间的牢房里的囚徒在黑夜和寂静中组成了传声的接力。他们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没有防御能力，但这却是他们的团结方式。鲁巴肖夫一跃而起，光着脚丫子啪哒到对面墙边，站在便桶旁边就向406号敲起墙来：“请注意。380号就要枪决。往下传。”
他倾听着。便桶发臭；它的臭气已代替了阿洛娃的香气。
没有回答。鲁巴肖夫又啪哒回到床边。这次他不是用夹鼻镜，而是用手指关节敲墙了：“380号是谁？”
又没有回答。鲁巴肖夫猜想，402号像自己一样在他牢房的两道墙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奔跑。在他那一边的十一个牢房中，囚徒们都在无声地忙个不停，光着脚丫子在两道墙之间跑来跑去。如今402号又回到他这一边墙边，他宣布：“他们在向他宣读判决书。传下去。”
鲁巴肖夫重复原来的问题：
“他是谁？”
但是402号又走开了。把消息传给里普·凡·温克尔是没有用的，但是鲁巴肖夫还是啪哒啪哒到便桶一边，把消息敲墙传过去。他是出于一种模糊的责任感，不想让联络的锁链中断。便桶这么近，臭得他恶心。他又啪哒回床边等着。外面仍一点也没有动静。只是墙上继续在嘀嗒地敲着：“他在高叫呼救。”
“他在高叫呼救，”鲁巴肖夫传给406号。他倾听着。什么也听不到。鲁巴肖夫担心下次再到便桶旁边他就忍不住要吐了。
“他们正在把他带过来。叫喊、挣扎。传下去。”
“他叫什么名字？”鲁巴肖夫在402号结束之前马上问。这次他得到了一个答复：“鲍格罗夫。反对派。传下去。”
鲁巴肖夫的双腿突然感到沉重了。他靠在墙上，向406号敲：“米海依尔·鲍格罗夫，前波将金号战舰水兵，东方舰队司令，一等革命勋章获得者，如今被带去处决。”
他擦去额角上的冷汗，向便桶里呕吐，一边结束这次通讯：“传下去。”
他已记不起鲍格罗夫的视觉形象，但他看到他魁梧体魄的轮廓，他的硕长的手臂，宽阔脸上的雀斑，和微微上翘的鼻子。
在一九〇五年之后，他们在流放期间住在同屋。是鲁巴肖夫教他读书写字和一些基本历史观点的。从此之后，鲁巴肖夫不论到哪里，一年总两次收到一封手书的信，落款是：“您忠实至死直到坟墓的同志，鲍格罗夫。”
“他们来了，”402号匆忙地敲墙，声音很响，鲁巴肖夫站在便桶那边，头靠着那边墙，也可以隔着牢房听到身后面的墙。
“请站在窥视孔前。打鼓。传下去。”
鲁巴肖夫身体僵住了。他把信息敲墙传给406号：“站在窥视孔前。打鼓。传下去。”他啪哒啪哒地走到牢房门前等着。一切如前，沉寂一片。
几秒钟内又传来了敲墙声：“来了。”
过道上传来了低低的、空洞的击鼓声。那不是拍墙或者敲墙的声音，而是3８０号到402号牢房里的囚徒站在他们牢房门后，像在黑暗中的一队仪仗队在门上敲出闷雷一般庄严的鼓声，形成了一条传声的锁链，从远处隆隆地传过来。鲁巴肖夫站在那里，眼睛紧贴窥视孔，双手有节奏地敲击铁门，参加了大家的齐奏。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闷雷一般的声浪传过了右边，传过了406号，一直传了过去。里普·凡·温克尔一定明白了；他也在击鼓。同时鲁巴肖夫听到他的左边，在他视野以外的远处，铁门给推开了，沿着滑槽呼啦啦地响。他左边的鼓声比原来响了一些；鲁巴肖夫知道那扇把单独禁闭牢房和普通牢房隔开的铁门被打开了。一串钥匙叮当作响，如今铁门又关上了。他听到了脚步声在走近。左边的鼓声像波涛一样升高，逐渐加强。鲁巴肖夫的视野受到对面401号到407号的遮挡，仍然看不见什么。拖拉的脚步声临近了，如今他也能辨别出其中还夹杂着呻吟声，像一个孩子的哼唧。步伐加快了，左边的鼓声稍弱，右边的却加强了。
鲁巴肖夫敲着鼓。他逐渐失去了时空感，他只听到丛林鼙鼓一样的空洞敲击声。这很像是站在铁牢笼中的人猿怒击它们的胸部发出的隆隆声。他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边击鼓，一边有节奏地踮起脚跟。像刚才一样，他只看到过道上昏黄的灯光，除了401号到407号的铁门，什么也看不到。但是鼓声又起，脚步声和呻吟声已近。突然，影子般的身子进了他的视野：他们来了。鲁巴肖夫停止击鼓，呆呆地看着。一秒钟后，他们过去了。
他在这几秒中看到的东西，此后牢牢地烙在鲁巴肖夫的记忆里。两个昏暗中看不太清楚的穿制服的人，身体魁梧，没有特色，从两边抓着一个人的胳肢窝，夹在他们中间拖过去。中间那个人软弱无力，但在他们的铁爪的掌握中，像玩偶娃娃一样，身子僵硬。他的脸朝地，全身伸直，肚子朝下凸出，双脚拖在后面，鞋尖在地面上滑过去，造成了鲁巴肖夫原先从远处听到的吱吱声。白色长发从他脸上垂下来，他的嘴巴张着，汗滴挂在脸上，口沫流在下巴下面。当他们把他拖出鲁巴肖夫的视野，拖到过道右面一头时，呻吟和哼唧声慢慢消失了，听起来像远处传来的回声，只有三个元音：“犝—犃—犗。”他们在过道尽头理发室旁拐弯之前，鲍格罗夫大声地叫了两声，这次鲁巴肖夫不仅听到了元音，而且也听到了整个字，这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听得很清楚：鲁—巴—肖—夫。
接着，就像有了一个信号似的，又是寂然无声了。电灯像往常一样开着，过道像往常一样阒无一人。只有406号的墙上在敲着：“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鲁巴肖夫又回到床上躺下，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他的耳中仍响着鼓声，但如今这沉寂是真正的沉寂，空虚，松弛。402号大概睡着了，鲍格罗夫，或者说昔日的鲍格罗夫的残骸，如今大概也已死了。
“鲁巴肖夫，鲁巴肖夫……”，这最后的呼喊永久不可磨灭地烙在他声觉的记忆里了。视觉的形象不这么分明。现在他仍很难把在那几秒钟之内拖过他视野的那个汗流满面、双腿挺直的玩偶娃娃般的人体与鲍格罗夫等同起来。只有到现在，他才想起了那白发。他们对鲍格罗夫干了什么？他们对这个强悍的海军军人干了什么，使他从喉咙里发出孩子般的呻吟？阿洛娃在被拖过去时也曾发出这样的呻吟吗？
鲁巴肖夫坐了起来，前额靠着402号那边的墙，他担心又要恶心呕吐。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想象过阿洛娃的死这样的细节。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件抽象的事。这使他有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自己行为的逻辑正确性。现在，他感到反胃，额上汗如雨下，在这种恶心状态下，他过去的思维方式似乎荒谬之极。鲍格罗夫的呻吟打破了逻辑方程式的平衡。到现在为止，阿洛娃是这个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方程式所涉及的意义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但这个方程式不再成立了。阿洛娃的穿着高跟鞋的脚给拖过过道的图景打破了数学平衡。不重要的因素增长到了不可衡量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鲍格罗夫的呻吟，叫呼他的名字时那不像人的声音，空洞的击鼓声，在他耳边响着，窒息了微弱的理性的声音，就像浪花盖过了将要淹死的人的喉咙的格格声一样，盖过了理性的声音。
鲁巴肖夫精疲力竭，这样坐着就睡着了，他的头靠在墙上，夹鼻眼镜仍在鼻上，眼睛却已闭上了。
七
他在睡梦中呻吟。他第一次被捕的梦境又回来了。他的手无力地垂在床边，找睡袍的袖子。他等待对他的打击，但没有打击下来。
相反，他醒了过来，因为他牢房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有个人站在他床前，看着他。鲁巴肖夫睡了还不到一刻钟，但是在做过了那个梦以后，他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神志清醒过来。他对亮光眨巴着眼睛，他的脑子吃力地作着种种习惯的假设，好像这是一件下意识的惯性动作。他是在牢房里，但不是在敌人的国家———那只是梦境。因此他是自由的———但床头没有第一号的彩色肖像，那边还有一只便桶。而且还有伊凡诺夫站在他的床边，对着他的脸吐烟。难道这也是梦境？不，伊凡诺夫是真实的，便桶是真实的。他是在自己的国家内，但它已变成了一个敌人的国家。而且伊凡诺夫原本是他的朋友，如今也成了敌人。
而且阿洛娃的呻吟也不是梦境。不，不是阿洛娃，是鲍格罗夫，像蜡制玩偶般给拖了过去。鲍格罗夫同志，忠实至死，直到坟墓。他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不是梦。另一方面，阿洛娃说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
“你不好过？”伊凡诺夫问。
鲁巴肖夫因灯光耀眼，向他眨着眼睛：“把睡袍给我，”他说。
伊凡诺夫看着他。鲁巴肖夫右边的脸肿了。“你想喝些白兰地吗？”伊凡诺夫问。他不待鲁巴肖夫答复就回到窥视孔前向过道里叫喊什么。鲁巴肖夫眨巴着眼睛，眼光跟着他。他仍感到头昏目眩。他已醒了，但他看、听、想都像是在云里雾中。
“你也被捕了吗？”他问。
“没有，”伊凡诺夫安详地说：“我是来看你的，你像是发烧了。”
“给我一支烟，”鲁巴肖夫说。他深深地吸了一两口，视力清楚了一些。他又躺了下去吸烟，眼睛看着天花板。牢门打开了，狱卒送来了一瓶白兰地和一只玻璃杯。这次不是那个老狱卒，而是一个穿制服的瘦削青年，戴银丝眼镜。他向伊凡诺夫敬了礼，把酒和酒杯递给他，出去时又把门关上。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在过道上走远的声音。
伊凡诺夫在鲁巴肖夫的床边坐下，往杯中倒了酒。“喝吧，”
他说。鲁巴肖夫一饮而尽。他脑中的雾消散了。事件和人物———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监禁，阿洛娃，鲍格罗夫，伊凡诺夫———都在时空中各就各位。
“你哪儿痛吗？”伊凡诺夫问。
“不痛，”鲁巴肖夫说。他唯一不解的事是伊凡诺夫在他的牢房中干什么。
“你的脸颊很肿。你可能有烧。”
鲁巴肖夫从床上下来，从窥视孔往外望，过道里是空的，他又在牢房里来回踱了几步，头脑才清醒了。然后他在伊凡诺夫前面停步，后者坐在铺上，耐心地吐烟圈。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想同你谈话，”伊凡诺夫说：“躺下来，再喝几口白兰地。”
鲁巴肖夫在夹鼻眼镜后讽刺地向他眨巴眼睛。“到现在为止，”他说：“我一直想相信你是出于诚意。如今我看透了，你是个王八蛋。滚出去。”
伊凡诺夫不动。“请你讲讲这么说的理由，”他说。
鲁巴肖夫身子靠在406号那一边墙上，看着伊凡诺夫。伊凡诺夫继续安详地抽烟。
“第一，”鲁巴肖夫说。“你知道我同鲍格罗夫的友谊。因此你让鲍格罗夫———其实已给你们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在送去处死以前带过我的牢房前面，作为一个警告。为了使我不至错过这一场面，你们有意在事前宣布鲍格罗夫的处决，使得这消息能够通过我的邻室难友敲墙告诉我，结果果然如此。炮制这一切的监制人更巧妙的一着是让鲍格罗夫知道我在这里，就在他被拖出去之前，这又是假定这最后的震惊能使他吐几句让人听得见的话。这也做到了。这整个安排是为了使我处于消沉颓唐状态。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伊凡诺夫同志像救星一样出现了，腋下还带着一瓶白兰地。在感人的和解的场面以后，我们投入相互的怀抱，交换了战时的记忆，附带地签了我的口供。随后犯人昏昏入睡，伊凡诺夫同志蹑手蹑脚地离去，口袋里装着口供，几天之后得到了提升……现在你滚出去吧。”
伊凡诺夫不动。他把烟吐入空中，微笑着，露出了一口金牙。“你真的以为我有这样原始的头脑？”他问：“或者，更确切地说，你真的以为我是那样蹩脚的心理学家？”
鲁巴肖夫耸耸肩。“你的诡计叫我恶心，”他说：“我没法撵你出去。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的羞耻心，请你马上离开我。你无法想象你叫我有多恶心。”
伊凡诺夫从地上提起酒瓶，斟了一杯酒喝了。“我向你提出如下协议，”他说：“你让我讲五分钟的话，不打断我，用清醒的头脑，听我说。要是在这以后你仍要我走，我就走。”
“我听着，”鲁巴肖夫说。他靠在伊凡诺夫对面的墙上站着，看一眼手表。
“首先，”伊凡诺夫说：“为了消除你可能有的任何怀疑或幻想，我想告诉你鲍格罗夫的确已被枪决了。其次，他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最后几天受到了拷打。如果你在公开审讯时提到这一点，或者甚至敲墙告诉你的邻居，那我就完了。至于为什么那样对待鲍格罗夫，咱们以后再说。第三，把他带过你的牢房的确是有意的，告诉他你在这里也是有意的。第四，你叫做卑鄙的诡计不是我安排的，而是我的同事格列金违背我的明确的指示安排的。”
他停了一下。鲁巴肖夫靠墙站着不说话。
“我是决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伊凡诺夫继续说：“这不是因为我尊重你的感情，而是由于这违反我的策略，违反我对你心理的了解。你最近表现了一种人道主义原则和其它类似情感的倾向。此外，阿洛娃的故事仍在你的心中。鲍格罗夫的形象一定只有加强你的消沉和道德倾向———这是可以预见的。只有像格列金那样的心理学外行才会犯这种错误。格列金在过去十天里一直在我身边灌输我们应该对你采取‘硬办法’。例如，他不喜欢你，是因为你给他看到了你袜子上的破洞。另外，他对付惯了农民……鲍格罗夫的事就解释到这里。当然，白兰地是我要来的，这是因为我进来时你的神志还不十分清醒。把你灌醉不是我的用意。让你在精神上受到刺激也不是我的用意。这只有使你更加趋于道德升华。我需要你保持清醒和理性。我唯一的意图是你应该能够冷静思考你的案件，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如果你能把整个事情思考出一个结论———那时，只有那时，你才会屈服……”
鲁巴肖夫耸一耸肩。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伊凡诺夫又插进来：“我知道你相信自己决不会屈服。我只要你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屈服的逻辑的必要性和客观的正确性———你会屈服吗？”
鲁巴肖夫没有马上回答。他模糊地感到谈话有了一种他不应该让它发生的转折。五分钟过去了，他没有把伊凡诺夫撵出去。在他看来，仅仅这一点也是背叛了鲍格罗夫———背叛了阿洛娃；背叛了理查德德和小洛埃。
“走吧，”他对伊凡诺夫说：“这没有用。”他如今才发现自己在伊凡诺夫前面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已有相当时候了。
伊凡诺夫坐在床边。“从你谈话的声调，我可以看出，”他说：“你已经认识到你关于我在鲍格罗夫事情上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我走呢？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提的问题？”
他向前一点儿，揶揄地看着鲁巴肖夫，然后他慢慢地说，强调每一个字：“因为你怕我。因为我的思想方法和辩论方式就是你的方法，你是害怕自己头脑起了共鸣。一会儿你就会叫出来：站到我的背后来，撒旦……”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在伊凡诺夫面前来回踱步。他感到无能为力，想不出清楚的论点。他的负疚感———伊凡诺夫称为“道德升华”，无法用逻辑公式表达出来，它属于“语法虚构”的领域。同时，伊凡诺夫说的每句话的确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想他不应该给拖进这场谈话的。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光滑的斜面上不可抗拒地往下滑。
“来吧，撒旦！”伊凡诺夫重复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在从前，诱惑是肉欲上的。如今采取了纯粹理性的形式。价值观改变了。我倒想写一个宗教受难剧，其中上帝和魔鬼争夺圣徒鲁巴肖夫的灵魂。过了一辈子有罪的生活，他转向上帝———那个有着工业自由主义和救世军施粥站的双下巴的上帝。而撒旦却是个瘦削的、禁欲的、狂热的逻辑迷。他读马基亚维利、罗耀拉的伊格纳修斯、马克思和黑格尔；他对人类是冷酷的，无情的，这是出诸于一种数学上的同情慈悲。他注定要做他最不愿做的事：做屠夫，目的是取消屠宰，牺牲羊羔，目的是为了不再有羊羔受到屠宰，用鞭子抽打人，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要再受鞭打，以更高原则的名义使自己丧尽一切原则，向仇视人类的情绪挑战，因为他爱人类这是一种抽象的几何学的爱。来吧，撒旦！鲁巴肖夫同志愿意做个殉难者。自由派的报纸的专栏作家恨了他一辈子，如今要在他死后把他神圣化。他发现了良心，这个良心使他像一个双下巴一样不适宜于革命。良心像癌细胞一样噬食脑子，一直到全部灰细胞给吃光。撒旦给打败，后撤了———但是不要以为他在愤怒中咬牙切齿。他耸耸肩膀。他是瘦削、禁欲的。他看到过许多人软化了，用冠冕堂皇的口实，退出了他的队伍……”
伊凡诺夫停了下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鲁巴肖夫在窗户前面来回踱步。过一会儿他说：“你们为什么处决鲍格罗夫？”
“为什么？是因为潜水艇问题，”伊凡诺夫说。“这牵涉到吨位问题———一场很老的争论，你应该知道它的由来。
“鲍格罗夫主张建造大吨位、远航程的潜水艇。党主张小吨位、近距离。同样的钱，可以造比大潜水艇多三倍的小潜水艇。
双方在技术上都有言之有理的论据。专家们大肆宣扬地展出了技术草图和代数公式。但实际问题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里。大潜水艇意味着：侵略政策，促进世界革命。小潜水艇意味着：海岸防御———这就是说，自卫和推迟世界革命。后者是第一号和党的观点。
“鲍格罗夫在海军部和元老派军官里面有很大的势力。把他处置掉还不够，还得把他弄得声誉扫地。本来要开庭揭露大吨位派是奸细和卖国贼。我们已经把几个小工程师弄来，他们快要愿意公开招认，我们要他们招认什么就招认什么。但是鲍格罗夫不愿合作。他到最后还是主张大吨位和世界革命。他落后于时代二十年。他不了解时间对我们不利，欧洲正在经历反动阶段，我们正处在大浪的间歇，我们必须等待到下一次大浪把我们冲起。举行公开审讯，他只会在人民中间制造混乱。除了采取行政手段把他清算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要是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停止踱步，仍靠在便桶旁边406号那边墙上。便桶发出一股恶臭。他取下夹鼻眼镜，他的眼眶发红的眼睛看着伊凡诺夫。
“你没有听到他的呻吟。”他说。
伊凡诺夫用烟头又接着燃了一支烟。他也发现便桶的恶臭熏人。
“不，”他说：“我没有听到。但我听到过，看到过同样的事。
那怎么样？”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要想解释是没有用的。呻吟声和闪雷般的鼓声又在耳边响起，像回声一样。很难表示。阿洛娃温热的胸脯上翘起的乳头也是如此。你无法表示。“默默地去死”，这是理发员给他的条子上的话。
“那怎么样？”伊凡诺夫重复说。他伸一伸腿等待着。没有等到答复，他又说下去：“要是我对你还有一点怜悯心，”他说：“我现在就放下你不管了。但是我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喝酒；有一段时间，你也知道，我吸毒；但是怜悯心这个毛病，我至今总算给躲开了。只要有一点点，你就完了。为了人类而哭泣，为了自己而哭泣———你知道我们的民族特别有这种病态倾向。我们的最伟大诗人就因这种毒素毁了自己。到四十、五十岁以前，他们是革命者，后来却受到了怜悯心的毒害，而全世界都宣称他们是圣人。你似乎也有同样的雄心，相信这是个人的事，属于你自己，某种空前未有的事……”他的声音高了起来，吐了一口烟。“留神这种幸福感，”他说：“每瓶酒都有一定数量的幸福感。不幸的是，只有很少的人，特别是在我们同胞中间，认识到谦恭和受苦的幸福感像化学制造成的一样廉价。我麻醉以后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身体到左膝盖为止了，我也有了一种不幸的绝对幸福感。你还记得那时你给我们上的课吗？”他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们不要把世界看做是一种感情的形而上学的妓院。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戒律。同情、良心、憎恶、绝望、悔恨、赎罪对我们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放纵。坐下来受到自己肚脐的催眠，或者抬起眼睛来，把自己的后脑勺谦恭地交给格列金的手枪支配———这是个简易的解决办法。我们这种人最大的诱惑是：放弃暴力、追悔、求得自己良心的平安。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都在这一诱惑面前屈服了，从斯巴达克斯到丹东和陀思妥也夫斯基。他们是背叛事业的典型形式。
上帝的诱惑对人类来说总是比撒旦的诱惑更危险。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混乱，上帝就是个时代错误。同自己良心的任何妥协都是背叛。当不幸者的内心声音向你说话的时候，举手堵住你的耳朵……”
他去摸身后的酒瓶，又倒了一杯。鲁巴肖夫看到酒瓶已空了一半。你也可以借酒麻醉一下，他想。
“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伊凡诺夫继续说：“不是尼禄和富歇那种类型，而是甘地和托尔斯泰那种类型。阻止印度的解放，甘地的内心声音比英国的大炮起的作用还要大。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是一桩诚实的买卖。但把自己卖给自己的良心，那是丢弃人类。历史是不讲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它没有良心。要按照主日学校的教导指导历史意味着让什么东西都归于它的本来面目。你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你知道这件事所牵涉到的是什么，而你却来说什么鲍格罗夫的呻吟……”
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又说：“或者是因为你的胖阿洛娃而受到良心的刺激。”
鲁巴肖夫以前就知道，伊凡诺夫很有耐心。你发觉不出他的行为有什么变化，除了讲话口气比平时更强调了一些。鲁巴肖夫想，你确实需要安慰，也许甚于我的需要。他在伊凡诺夫前面的凳子上坐下听着。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他用同样或者类似的话已为同样的观点辩护了多年。不同的是，在那时他把伊凡诺夫这么轻蔑地谈到的内省过程看做是一种抽象；从此之后，他经历了“语法虚构”，这是他自己身体里的肉体现实。但是如果说这种非理性的过程比较容易接受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他如今同这过程有了个人交往？是不是这就没有多大必要同“神秘的陶醉”斗争，仅仅因为你自己受到了它的陶醉？一年之前，他把阿洛娃送去处死，他当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设想处决的细节。他如今是不是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知道了处决的一些情况？牺牲理查德德、阿洛娃、小洛埃，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但是理查德德的口吃、阿洛娃的胸脯形态、或者鲍格罗夫的呻吟同这措施的客观正确性或错误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鲁巴肖夫又开始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觉得他被捕以后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个前奏曲。他的思考把他引进了一个死胡同———引导到了伊凡诺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妓院”的门口上，他如今得重头来过。但是还剩下多少时间呢？他停下步来，从伊凡诺夫手中拿过酒杯来喝干。伊凡诺夫看着他。
“那样好一些，”他笑一笑说：“以对话形式进行独白是一种有用的办法。我希望我有效地仿造了诱惑者的声音。可惜的是对手不在场。但这是诡计的一部分，它从来不让自己被拖入理性的讨论。它总是在对方毫无防御的时候攻击对方，在他单独的时候。在某种有效的自然环境之中，从燃烧的灌木丛中，从云雾弥漫的山顶上，而且特别喜欢对方是个睡着的人。这个伟大的道德家的方法是相当不公平的和戏剧化的……”
鲁巴肖夫已不在听他的了。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在想，要是在今天阿洛娃还活着，他会不会再牺牲她。这个问题使他着迷，这似乎包含了对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伊凡诺夫面前站住问他：“你记得‘拉斯科尔尼科夫’吗？”
伊凡诺夫讽刺地看着他。“早就预料到迟早你会提出这个问题的。《罪与罚》……你真是变得孩子气了，或者老糊涂了……”
“等一等。等一等，”鲁巴肖夫说，激动地来回踱步。“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谈，现在我们比较接近问题的所在了。据我记得，问题是，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有没有权利杀死那个老妇人？他年轻有才华，就像远大前程仿佛是他囊中之物一样；而她却是个年纪衰老，对世界没有用处的人。但是方程式不能成立。首先，客观情况迫使他杀了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表面简单的和逻辑的行动所产生的不可预见和不合逻辑的后果。其次，方程式反正是要垮台的，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发现，在数学单位是人的时候，二乘二不是四……”
“真的，”伊凡诺夫说：“如果你要听我的意见，每本书都应该烧掉。请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按字面来了解这种人道主义的模糊哲学，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个人是神圣的，我们不能按照算术的规则来对待人类，这种哲学会导向何方？这会意味着，一个营长为了挽救本团而不能牺牲侦察队。意味着我们不能牺牲鲍格罗夫那样的笨蛋，而冒我国沿海城市在一两年之内遭到炮轰毁灭的风险……”
鲁巴肖夫摇着他的脑袋：“你的例子都引自战争中———这就是说，引自不正常状态。”
“自从发明蒸汽机以来，”伊凡诺夫说：“世界就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战争和革命不过是这种不正常状态的看得见的表现。但是，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傻瓜和罪犯。这不是因为他杀死老妇人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而是因为他为了个人利益而这样做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唯一法则。所有其它的东西都是模糊的空谈，在你手指缝里会化掉的……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党的命令下干掉老妇人，例如，为了增加罢工经费，或者创办一张非法报纸———那么方程式就可成立，这部小说以及它的令人误解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写出来，对人类来说那就只有更好。”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仍在想着那个问题：在今天，在有了过去几个月和几天的经历以后，他是否仍会把阿洛娃去送死。
他不知道。从逻辑上来说，伊凡诺夫说的一切都是对的。看不见的对手保持着缄默，只有用迟钝的不安感觉，表示了它的存在。而且在这一点上，伊凡诺夫也是对的，那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从来不参与辩论，只在人家没有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这种行为使它极为可疑……“我不赞成把各种意识形态混淆起来，”伊凡诺夫继续说：“人的伦理观念只有两种，它们处于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是基督教的和人道的，它宣布个人神圣，并且声称算术的规则不适用于人的单位。另一个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出发，那就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在各方面从属于和牺牲于社会———社会可以把他当作一只试验用的兔子或者牺牲用的羔羊一样处理掉。前一种观念可以叫做反活体解剖道德观，第二种，是活体解剖道德观。骗子和外行总是企图混淆这两种观念，在实践上，这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谁，凡是拥有权力和负有责任的人，都会一开始就发现，他必须两者选一，而且他是命中注定要选择第二种的。自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以来，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基督教的政策？你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吗？你举不出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而政治是长期处于需要的时候的———统治者总是能够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采取特殊的防卫措施。自从有国家和阶级以来，他们生活在一种永久的互相防卫状态，迫使他们把人道主义的实践推迟到另外一个时候……”
鲁巴肖夫看向窗外。融化掉的雪又结了冰，闪闪发光，这是一种黄白色水晶体的不规则表面。墙顶上的哨兵背着枪在来回踱步。天空晴朗，但没有月亮。在机关炮楼上，银河一泻千里。
鲁巴肖夫耸耸肩。“承认，”他说：“人道主义和政治，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承认甘地是印度的灾难。承认在选择手段上守身如玉会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在负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请看，别的选择已引导我们……”
“很好，你说吧。”伊凡诺夫说：“到哪里？”
鲁巴肖夫在衣袖上擦一擦夹鼻眼镜，近视地看着他。“多么糟糕，”他说：“我们把我们的黄金时代弄得多么糟糕。”
伊凡诺夫微笑了：“也许，”他高兴地说：“请看葛拉基兄弟和圣约斯特和巴黎公社。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革命都是讲道德的外行干的。他们总是有诚意，但是败在外行。我们第一次是讲结果的……”
“是啊，”鲁巴肖夫说：“这么讲结果，为了公平分配土地，我们有意在一年之内让五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饿死。在把人类从工业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我们把一千万人送到北极圈和东方丛林中去强迫劳动，其条件与古代划艇奴隶的条件相似。为了解决意见分歧，我们只知道一个论据：死亡，不论这是潜艇问题，肥料问题，还是党在印度支那的政策问题。我们的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时刻意识到，在计算上的一个错误，可能送他们进监狱或断头台。我们政府机关中的高级官员可以随便毁了下属，因为他们知道，稍有差错，唯他们是问，他们自己也有给毁掉的危险。我们的诗人解决风格问题的讨论的方法是向国家警察告密，因为表现主义派认为自然主义派的风格是反革命的，反过来也是如此。为了未来一代的利益，我们对现在一代进行这么可怕的剥夺，以致他们的寿命缩短了四分之一，这也是在行动上讲结果。为了保卫国家的存在，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规定过渡时期法律，这些法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标相违背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革命前要低，劳动条件要差，纪律更不讲人情，计件苦活比殖民国家对待土著苦力还差，我们的两性关系法律比英国的还要古板，我们的领袖崇拜比反动独裁政权还要拜占庭式。我们的报纸学校都提倡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教条主义，盲目服从和愚昧无知。政府的专断权力是无限的，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迁移自由被彻底取缔，好像从来没有过人权宣言似的。我们建设了最庞大的警察机器，告密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肉体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鞭策全国呻吟中的民众驱向一个理论上幸福的将来，这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一代的精力已经耗尽，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因为这一代已精疲力竭，流血过多，留下的只有一堆用作牺牲的、呻吟的、麻木不仁的肉……这就是我们讲结果所造成的结果。你叫它是活体解剖道德观。在我看来这有时仿佛是试验者剥去受害者的皮，让它把组织、肌肉、神经等暴露在外面……”
“那又怎么样呢？”伊凡诺夫高兴地说：“你不觉得这很好吗？
历史上发生过比这更好的事吗？我们把人类的旧皮剥掉，让它长上新皮。这不是神经衰弱的人能做的工作。但是以前曾经有个时期，曾使你热情饱满。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你，使你现在像老姑娘似的吹毛求疵？”
鲁巴肖夫想回答：“自从我听到鲍格罗夫叫喊我的名字以后。”但是他知道这个答复没有意义。因此他另外回答：“仍旧用同一隐喻：我看到这一代人的剥了皮的肉体，但我没有见到新皮的影子。我们都认为，你能够像作物理试验一样对待历史。不同的是，在物理学中，你可以上千次地做同一试验，但在历史中只能做一次。丹东和圣-约斯特只能送上断头台一次，要是将来证明大潜水艇方案是正确的，鲍格罗夫却不能再生了。”
“那么后来呢？”伊凡诺夫问：“我们是不是应该袖手旁观，因为一件行动的后果总是很难预料，因此一切行动都是坏的？我们用我们的脑袋担保了每一个行动———你还能要求我们什么？何一个白痴将军都能够把成千上万的活人身体当试验，如果他错了，他至多退休而已。反动和反革命力量没有原则或伦理问题。很难想象苏拉，或加利费，或哥尔楚克阅读拉斯科尔尼科夫。像你这样的怪鸟只有在革命的树林里才能找到。至于别人，那就容易多了……”
他看了一下手表。牢房的窗户显露了一些灰色；破玻璃上糊的那张报纸在晨风中给吹鼓了，窸窣作响。对面的墙顶上，哨兵仍在来回踱步。
“对于一个有你这样经历的人，”伊凡诺夫继续说：“这种对试验突然产生厌恶是很天真的。每年都有好几百万人因为瘟疫和其它自然灾害而无缘无故地死去，我们不应该为历史上最有希望的试验牺牲一二十万人？且不谈成批成批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而在煤田、银矿、稻田、棉花种植园中死去的人。没有人对之加以注意，没有人问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枪毙几千个客观上有害的人，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就满嘴吐沫地叫喊起来。是的，我们消灭了农民中的寄生部分，让他们饿死。这是一种外科手术，总是非动不可的。但在革命以前的好时光里，随便哪个饥荒之年就有同样数目的人死去，只是毫无意义、毫无目标的。中国黄河水灾的牺牲者有时达好几十万。大自然在对人类进行无意义的试验时，手面是很大的。为什么人类不能对自己进行试验？”
他停了下来。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继续说：“你有没有看到反活体解剖协会的宣传品？它们真是令人震惊、心碎。当你读到有些野狗的肝被摘除时一边汪汪叫，一边舔动刀的人的手，你也会像今天晚上这样感到恶心要吐。但是如果这些人的主张得逞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有防治霍乱、伤寒或白喉的疫苗了……”
他喝干了瓶中的剩酒，打了一口呵欠，伸一伸脚，站了起来。
他一拐一拐地走到窗前的鲁巴肖夫那里，向外望去。
“天快亮了，”他说：“别犯傻，鲁巴肖夫。我今天晚上说的一切都是基本知识，你同我一样明白。你原来处在精神消沉的状态，如今已过去了。”他在窗前站在鲁巴肖夫旁边，一只胳膊搂着鲁巴肖夫。他的声音十分温柔。“现在去睡一觉吧，老伙计。明天就到期了，我们俩都需要清醒的头脑来炮制你的口供。别耸肩膀———你自己至少已有一半相信你会签字的。如果你否认，这不过是道德上的怯懦。道德上的怯懦曾经使不少人殉难。”
鲁巴肖夫向窗外看灰色的曙光。哨兵正在向右转。在机关炮楼上，天空是淡灰色的，有一点点发红。“我会再考虑一遍的，”鲁巴肖夫过一会儿说。
客人走后门关上时，鲁巴肖夫知道他已经屈服了一半。他投身到床上，精疲力竭，但仍奇怪地松了一口气。他感到全身空虚，被吸得干干的，同时又觉得卸下了重压。鲍格罗夫的病态的呼吁在他的记忆中已失去了一些声觉上的尖锐。要是你对活人抱信心，而不是对死人抱信心，谁能说这是背叛呢？
鲁巴肖夫安静地睡了一觉，没有做梦，牙痛也好一些了。伊凡诺夫在回到自己的屋子去时，顺路去见了格列金。格列金全副制服坐在桌后在处理档案。他多年来有了每星期通宵工作三四次的习惯。伊凡诺夫进来时，格列金站起立正。
“算了，”伊凡诺夫说：“明天他会签字。但是我费了好大劲才补救了你干的蠢事。”
格列金没有回答，他僵直地站在桌后。伊凡诺夫记起了他在去鲁巴肖夫牢房前与格列金的争论，知道格列金是轻易不会忘记对他的申斥的，便耸耸肩，向他吐一口烟。“别傻了，”他说：“你仍耿耿于怀。处在他的地位，你会更顽固。”
“我有脊梁骨，而他没有，”格列金说。
“但你是个傻瓜，”伊凡诺夫说：“为了刚才那个答复，你应该在他之前给枪毙掉。”
他走到门外，把门砰的关上了。
格列金又坐下来。他不相信伊凡诺夫会成功，同时他又怕他成功。伊凡诺夫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像是威胁，谁都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像所有那些知识分子犬儒派那样……格列金耸耸肩，把领口和袖口弄整齐，又继续在那堆文件上工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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