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小说，1940）
扉页
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权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只能统治一个很短的时候。
———马基亚维利：《谈话录》
人啊，人，没有怜悯，一个人是不能生活下去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
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的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
1938年10月—1940年４月
于巴黎
第一次提审
无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
———圣-约斯特
一
牢房的门在鲁巴肖夫的身后关上了。
他靠着门站了几秒钟，点燃了一支烟。他右边的铺上放着两条还算干净的毯子，床垫子看来新续了草。左手的水池子没有塞子，不过水管倒没有坏。旁边的便桶刚刚刷洗过，没有气味。两边的墙都是用很厚的砖砌的，传不了敲墙的声音，但是里面有取暖的和排水的管道通过的地方，上面涂了白灰，传声效果很好；而且，取暖管道本身似乎是导声的。窗户齐眼睛般高，因此你不用抓住铁栏杆抬起身子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院子。到现在为止，一切都不错。
他打了个呵欠，脱掉上衣，把它卷起来放在床垫上当枕头。
他向院子里望去。在月光和电灯的同时照耀下，积雪闪闪发亮。
在院子四周，沿着墙清出了窄窄的一条道给大家每天做操。东方还没有露出鱼白，尽管有电灯，天上的星星仍旧在晶晶闪烁，清楚而且寒冷。在对着鲁巴肖夫牢房的厚厚外墙顶上，有个士兵背着枪在来回踱步；他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好像是在接受检阅一般。昏黄的灯光在他的刺刀上闪闪发亮。
鲁巴肖夫脱了鞋，仍站在窗前。他掐灭了烟卷，把烟头放在床头的地上，然后在床垫上坐了几分钟。他又回到窗边。院子里一片寂静；哨兵正在转身；他在机关炮塔的顶上看到了一片银河。
鲁巴肖夫在铺上躺下身去，用一条毯子把自己裹起来。现在是五点钟，在这里的冬天大概不用在七点钟以前起身。他很困，心里想，三四天内大概不会再提审他了。他摘了夹鼻镜，放在石砖铺的地上，就在烟头旁边，然后微笑一下，就闭上了眼睛。
身子裹着毯子很暖和，有一种得到保护的感觉；几个月来第一次他不怕做梦了。
几分钟之后，狱卒关了牢房外面的电灯，从窥视孔里往里瞧，这时，前人民委员鲁巴肖夫已经睡着了，他的背对着墙，脑袋枕在伸出的左胳膊上，那条胳膊直挺挺地伸到了铺外，只有手宽松地垂悬着，在他的睡梦中颤动一下。
二
一个小时以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两个官员来敲鲁巴肖夫的门要逮捕他，当时鲁巴肖夫正在做他被逮捕的梦。
敲门声越来越响了，鲁巴肖夫挣扎着要想醒过来。他从噩梦中挣扎出来已有训练了，因为第一次被捕的梦境多年来一直定期重现，像时钟发条一样有规律。有时，他以坚强的意志力制止住了发条，用自己的力量从噩梦中挣扎出来，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成功；前几个星期使他精疲力竭，他在梦中流着汗，喘着气；发条仍嘀嗒地响着，梦继续做下去。
他像以前一样，梦见有人在他屋子外面敲门，外面有三个人等着要逮捕他。他可以透过关着的门看过去，他们三人站在外面，撞击着门框。他们身上穿的是崭新的制服，这是适合德国独裁政权近卫军穿的服装；他们的帽檐上和衣袖上佩有徽章：咄咄逼人的带钩十字章；他们的手里握着大得异常的手枪；他们的皮带还带有新鞣制的气味。如今他们进了他的屋子，站在他的床前。两个是高大的农家孩子，厚厚的嘴唇，鱼一样的眼睛；第三个又矮又胖。他们站在他床前，手里握着手枪，向他喘着粗气。
那个矮胖子像有气喘病，除此以外，一片寂静。这时楼上有人扳了一下抽水马桶，水哗哗地流下了砌在墙里的水管。
发条停下来了。鲁巴肖夫的屋子外面的敲门声更响了；外面的两个来逮捕他的人一边敲门，一边又轮换朝冻僵的手呵气取暖。但是鲁巴肖夫醒不过来，虽然他知道接下来是一个特别难受的场面：三个人仍站在他床前，他想穿上睡袍，但是袖子的里外反了，他的胳膊伸不进去，他挣扎着，但没有用，最后终于感到了瘫痪：他动弹不得，尽管一切取决于他能否及时伸进袖子。
这种令人折磨的无能为力状态持续了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鲁巴肖夫呻吟着，感到了太阳穴又凉又湿，敲门声像远方的一阵击鼓声刺穿了他的睡梦；他的压在枕头下的胳膊拼命地扭动着想找到睡袍的袖子；这时，他终于被手枪枪把打在耳朵上的狠狠一击从噩梦中解救出来……这最初的一击后来又重复经历过上百次，他的耳聋就是从此开始的。他往往是在这一击的熟悉的刺激下，从噩梦中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后他还要哆嗦一阵，他的手臂还压在枕头下，仍继续在找睡袍袖子；作为一种规律，他在完全清醒之前，还有一个最后的也是最糟糕的阶段要经过。这就是一种昏晕的、无可名状的感觉，以为这醒来才是真正的梦境，实际上，他仍躺在黑暗牢房里的阴冷石板地上，脚的那一边是便桶，头的那一边是一壶水和几片面包……这一次也是这样，在几秒钟里面，这种昏晕状态继续着，他不知道他的手摸到的是便桶，还是床头灯的开关。这时灯亮了，浓雾散开了。鲁巴肖夫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像一个康复的病人一样，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享受着令人开怀的自由和安全的感觉。他用床单擦干了额上和后脑勺光秃部分的汗，以已经恢复的讽刺意识看了一眼墙上挂的党内第一号领袖的彩色肖像———这肖像不仅挂在他屋子里的墙上，也挂在隔壁所有屋子里的墙上，挂在楼上和楼下所有屋子里的墙上，挂在这幢房子，这个城市，这个广大辽阔的国家的所有的墙上。他曾经为这个国家战斗过，吃过苦，如今这个国家又把他接回到它的巨大的保护的怀抱。他如今完全醒了，可是敲门声仍在继续。
三
那两个来逮捕鲁巴肖夫的人站在黑暗的过道里，互相商量了一下。把他们带上楼的看门人瓦西里站在开着的电梯门里，恐惧地喘着气。他是个瘦老头，他的睡衣外面匆匆地披上了一件军用大衣，破领口上露出一块红色的大疤痕，使他有一副瘰疬病患者的样子。这是内战期间脖子受伤留下的痕迹，他在内战期间一直在鲁巴肖夫领导的游击队里打仗。后来鲁巴肖夫被派出国，瓦西里只偶然在晚上听女儿读报时听到过他。她把鲁巴肖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读给他听；这些发言很长，很难懂，瓦西里无法在中间找到那个留胡子的小个子游击队长的声音，他的骂人的话多好听，就是喀山城的圣母听到了也会微笑。一般瓦西里听着发言就睡着了，但等到他女儿读到最后几句话和掌声而郑重其事提高嗓门时，他就醒了。会议结束时总要喊“国际万岁！革命万岁！第一号万岁！”瓦西里每次都总加上发自内心的一声“阿门”，不过声音很轻，免得他女儿听到；然后他脱了上衣，偷偷地良心不安地画个十字，上了床。他的床头墙上也挂了第一号的肖像，旁边是一幅鲁巴肖夫当游击队长时的照片。要是发现了这张照片，他大概也会被带走的。
楼道里又冷又暗，十分寂静。内务人民委员会来的两个人中那个年轻的主张用枪击破门上的锁。瓦西里靠在电梯门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靴子，因为他的手哆嗦得厉害，系不上鞋带。两个人中年纪大的那个不主张开枪；这次逮捕得谨慎从事。
他们两人都朝自己冻僵了的手呵气，然后又开始敲门。年轻的那个用枪托敲。楼下有个女人尖声地喊叫起来。“叫她闭上嘴，”年轻的那个对瓦西里说。“别喊了，”瓦西里叫道，“当局在这里。”女人的叫声马上停止了。年轻的开始改用靴子踢门。踢门声充满了整个楼梯上下；最后门终于给踢开了。
他们三个人站在鲁巴肖夫的床前，年轻的手中握着手枪，年老的站得笔挺，好像立正的姿态，瓦西里站在他们后面几步远，靠着墙。鲁巴肖夫仍在擦后脑勺的汗，他的睡意蒙的眼睛因为近视而眯着看他们。“鲁巴肖夫公民，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我们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年轻的说。鲁巴肖夫在枕头下摸他的眼镜，身子稍许支起来一些。如今他戴上了眼镜，他的眼睛有了瓦西里和年纪大的那个官员在旧照片和彩色画片中看到过的表情。年纪大的那个站得更毕恭毕敬了。年轻的那个是在新的英雄人物的教育下成长的，他向床前走近了一步。别的三个人都看到他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粗暴的事来掩饰他的不自在。
“把那支枪放开，同志，”鲁巴肖夫对他说。“你要我干什么呀？”
“你刚才听到你已经被捕了，”那小伙子说。“穿起衣服来，别闹了。”
“你有逮捕证吗？”鲁巴肖夫问。
年纪大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鲁巴肖夫，又以立正姿势站着。
鲁巴肖夫仔细地读了一遍。“那么，好吧，”他说，“这种东西看了也没有用；真是见了鬼。”
“穿好衣服，别磨蹭，”年轻的说。这时可以看出他的粗暴态度不再是装的，是天生的。鲁巴肖夫心里想，新的一代已经培养出来了。他想起一些宣传画上总把青年画成一张笑脸。他感到十分疲倦。“别在这里玩弄你的手枪，把睡袍递给我，”他对小伙子说。小伙子脸红了，但没有说话。年纪大的把睡袍递给鲁巴肖夫。鲁巴肖夫把胳膊伸进了袖子。“这一次总算穿了进去，”
他勉强笑道。其它三人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出声。他们看着他慢慢起了床，把团皱了的衣服穿上。
在那女人尖叫一声之后，整所房子寂静无声，但是他们感觉得到，所有住户都醒了，躺在床上屏住呼吸。
这时他们听到楼上有人扳了抽水马桶，水从水管里哗哗地流了下来。
四
大门外停着那两个官员坐着来的汽车，这是一辆新式的美国车。天还没有亮，司机开了车头灯，街道还在沉睡，或者装着在沉睡。他们进了汽车，先是年轻的，后是鲁巴肖夫，最后是年纪大的。司机也身穿制服，他发动了汽车。开到马路转角，沥青路面就到了头。他们虽然仍在市中心，四周都是九层、十层高的楼房，但路却是农村走大车的土路，车轮压出来的车辙缝中有一层薄雪。司机用走路速度开着车。这辆弹簧很好的汽车像牛拉的大车一样咔吱作响。
“开得快些，”小伙子说，他忍受不了车上的沉默。
司机头也不回，耸一耸肩。鲁巴肖夫上车的时候，他不在意地也不友好地看了一眼。鲁巴肖夫曾经遇到过一次车祸，开急救车的司机也曾经这么看过他一眼。在阒无人迹的街道上一颠一簸地慢慢地开着车，车头灯的灯光在他们前面摇晃，使人吃不消。“多远？”鲁巴肖夫问，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同行的人。他几乎加上了一句：到医院？“得开半小时，”年纪大的穿制服的说。鲁巴肖夫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放一支在嘴里，机械地把烟盒递给别人。年轻的断然拒绝了，年纪大的取了两支，把其中一支递给司机。司机举手碰一碰帽檐，给每个人都点了火，另外一只手掌着方向盘。鲁巴肖夫的心轻松了一些，同时也为此而对自己不高兴。他想，这可不是自作多情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抗拒不了谈话的诱惑，要想在周围引起一些人情的温暖。“这车可倒了霉，”
他说。“外国车，钱可花了不少，可是在咱们这道路上开上半年就报废了。”
“您说得不错。咱们的道路可真落后，”年纪大的官员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他也明白自己无能为力。鲁巴肖夫感到自己就像给扔了一根骨头的狗一样，决心不再开口了。但是那个小伙子却声势汹汹地说了起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马路就好一些？”
鲁巴肖夫不由得感到好笑：“你出过国没有？”他问。
“我还是知道那边是怎么样，”小伙子说。“你不用唬弄我。”
“你把我当作是什么人？”鲁巴肖夫安静地说。但是他不由得加上一句：“你的确需要学习一下党史。”
小伙子缄默了，目不斜视地看着司机的背。没有人再说话。
司机第三次熄了发动机，又重新点火，嘴上骂骂咧咧的。他们在郊区颠簸着，从简陋的木房子的外表来看，没有什么变化。在它们的黑影上空，月亮苍白而且寒冷。
五
在这新模范监狱的每条过道里，都开着灯，照得铁门、白灰墙、写着姓名的卡片和黑色窥视孔的牢房门显得有些阴惨惨的。
惨淡的电灯光，还有他们在石板地上的没有回声的脚步，是这么的熟悉，使鲁巴肖夫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他尽力想使自己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想，要是我能使自己相信在做梦，那这一切就真是一场梦了。
他竭力这么想，结果弄得头几乎发晕了。接着他感到一阵羞愧。他想，这一切都得熬过去，一直熬到尽头。他们到了404号牢房门前。窥视孔上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他想，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看到自己的姓名在卡片上给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想让狱卒添一条毯子，但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
六
狱卒每隔一会儿就来窥视一下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安静地躺在铺上，只是他的手有时在睡梦中颤动一下。铺边地上放着他的夹鼻眼镜和一截烟头。
早上七点钟———他给带到404牢房以后两小时———鲁巴肖夫给军号声吹醒。他这一觉没有做梦，因此醒来时头脑清醒。
军号用同一调子吹了三次。发颤的号声引起了回声，然后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片不祥的沉默。
天还没有大亮。由于光线黯淡，便桶和水盆的轮廓有些模糊。窗户的铁格子是一幅黑色的图案，衬托在灰蒙蒙的玻璃上；左上角有一小块玻璃破了，用一张报纸糊住。鲁巴肖夫坐了起来，伸手摸来了夹鼻眼镜和烟头，又躺了下去。他戴上眼镜，想法燃起烟头。沉寂继续着。在这所钢筋混凝土浇制的蜂房里，每一间涂了白灰的牢房里的人都同时起了床，一边嘟嘟囔囔，一边在地上摸着。但是在单独禁闭的牢房里，却听不到声音———除了过道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鲁巴肖夫知道他关的是单独禁闭室，一直要呆到枪决。他摸着短短的翘胡子，吸着烟头，静静地躺着。
看来我是要给枪毙了，鲁巴肖夫心里想。他眨着眼睛，看在床铺的那头翘起的脚拇趾的扭动。他感到暖和，安全，又疲倦，他不在乎昏昏沉沉地睡着死去，就在当时当地，只要他们让他躺在暖和的毯子下面。“看来他们要枪毙你了，”他对自己说。他慢慢地扭动着袜子里的脚拇趾，忽然想起了一句把基督的脚比做荆棘丛中一只白色的獐子的诗。他在袖口上擦一擦眼镜，这姿势是他的部下都看惯了的。他在毯子的暖和中感到满足，只担心一件事，就是要他起来离开。“看来他们要把你消灭掉了，”
他出声对自己说，又燃了一根烟，虽然只剩下三根了。空腹抽烟有时会引起喝醉酒的感觉；如今他已处于从前濒于死亡边缘时才有的奇特的兴奋状态。他同时又知道，这种状态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从某一观点来看，是不应允许的。但同时他又不想采取这一观点。相反，他看着袜子里脚拇趾的扭动。他微笑了。他感到对自己躯体的怜悯，这是他一般所不喜欢有的感觉。眼前即将发生的毁灭使他有了一种自己怜悯自己的愉快感。“老卫兵死了，”他对自己说：“我们是最后一批了。”“我们就要被毁灭。”“因为金色的男女少年像扫烟囱的一样，都要化为灰尘……”他想回忆起“化为灰尘”的调子，但想起的只有歌词。
“老卫兵死了。”他重复一遍，想记起他们的脸。他只能记起少数几个。国际的第一任主席被当作叛徒处决了，他只能想起他那微鼓的肚皮上的格子背心。他从来不用背带，总是腰带。革命国家的第二任总理也被处决了，他在危险的时刻爱啃指甲。历史会给你们恢复名誉，鲁巴肖夫心里想，但没有太多的信心。历史知道什么啃指甲呢？他吸着烟，想着死者，想着他们死前遭到的羞辱。尽管这样，他无法使自己仇恨第一号，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常常望着床头墙上挂的第一号的彩色肖像，要想恨他。
他们常常偷偷地给第一号起了许多外号，但是最后是“第一号”
这个外号流传了下来。第一号所制造的恐怖，首先是在于他可能是正确的，所有被他杀死的人即使后脑勺打进了子弹，都不得不承认，他很可能是正确的。谁也拿不准，只好上诉于他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开玩笑的权威，她只有在上诉者的下颚都已化为尘土以后很久才作出判决。
鲁巴肖夫觉得自己受到了窥视孔外的监视。他看也不用看就知道有个瞳孔从窥视孔里向牢房里张望，一会儿以后，锁眼里真的响起了钥匙的转动声。但是过了好久门才打开。狱卒是个穿拖鞋的老头，他站在门里。
“你为什么不起床？”他问。
“我病了，”鲁巴肖夫说。
“什么病？明天才能带你去看大夫。”
“牙痛。”鲁巴肖夫说。
“牙痛？”狱卒说，转身出去，关上了门。
现在我可以静静地躺在这里了，鲁巴肖夫想，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好过。毯子的温热使他讨厌，他把它掀掉。他又想看脚拇趾的扭动，但他已厌倦了。每只袜底都有个洞。他想补一下，但一想到去敲门向狱卒借针线，就不想补了；肯定是不会借给他的。他忽然想看报纸了。这个欲望很强烈，使他闻到了油墨的气味，听到翻动报纸的窸窣声。也许昨天晚上爆发了一场革命，有个国家的元首给刺杀了，或者有个美国人发现了抵抗地心吸力的办法。他的被捕不可能已经上了报，但是这消息很快就会走漏，他们会从资料室里找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注销来，发表不少关于他和第一号的关系的胡说八道。他现在不想看报了，但是却同样迫切想知道第一号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他仿佛看到他坐在桌子后面，双肘撑着，脸色阴沉，在向一名速记员慢慢地口授。别的人在口授时都来回踱步，吐烟圈或者玩尺子。只有第一号一动不动，不玩什么东西，也不吐烟圈……鲁巴肖夫突然发现，他自己在过去五分钟里也在来回踱步；他已经从床上起来，却没有意识到。他又陷进了他的老习惯：在石砖铺的地上，决不踩在边线行走，石砖的图形他已记熟了。但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把第一号忘掉过一秒钟。第一号坐在办公桌后，一动不动地口授命令，慢慢地化成他的肖像，化成那幅人们熟知的彩色肖像，挂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张床的床头上或在柜顶上，它的冷冰冰的眼睛盯着人们。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从门边走到窗下，又从窗下走到门边，一边是睡铺，一边是水盆和便桶。朝前走六步半，朝后走六步半。走到门后，向右转，走到窗下，向左转：这是监牢里的老习惯，你要是来回转时不改变方向，你会马上变得晕头转向的。第一号脑袋里是怎样想的？他的想象中出现了那个脑袋的分解图，用灰色的水彩画在一张用图钉按在画板上的纸上。螺旋状的灰白质膨胀成了肠子，肠子又互相绕卷成有肌肉的蛇，像在一幅天文图表上的螺旋上升的星云一样模糊不清了。……在那膨胀的灰白色螺旋形中，在想些什么呢？对于遥远的星云，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对于螺旋形的灰白质，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历史更是天启，而不是一门科学。也许在以后，在很久以后，历史会用统计图表来教授，再辅以这种解剖。教师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代数公式代表某一阶段某一国家的群众生活条件：“你们瞧，同学们，这就是限制这个历史过程的客观因素。”他用教鞭指着第一号脑袋中第二脑叶和第三脑叶之间的灰白质的地方说：“你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因素的主观反映。就是这个，在二十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导致了东欧极权原则的胜利。在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之前，政治仍是流血的业余嗜好，仅仅是迷信和巫术……”
鲁巴肖夫听到好几个人齐步从过道过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拷打就要开始了。他停步在牢房中央，听着外面的响动，下巴向前鼓着。步伐声在他隔壁牢房门前停了下来，听到一声命令，钥匙的转动。接着是一片寂静。
鲁巴肖夫僵硬地站在他的睡铺和便桶中间，屏住呼吸，等待第一声尖叫。他记得，第一声尖叫往往最厉害，因为在这当中，恐怖胜过了肉体的痛苦；后来的事就比较容易忍受了，因为你已经习惯，而且过了一阵子以后，你甚至可以根据叫声的调子和节奏得出用的是什么刑罚的结论。到了最后，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一样的，不论他们的气质和声音有什么不同：叫喊减弱了，变成了呜咽和喘息。一般到这时候就会听到关门声。钥匙又会转动；下一个受害者的第一声尖叫甚至在他们还没有碰他之前，一看到他们出现在门口，就发出来了。
鲁巴肖夫站在牢房中央，等待第一声尖叫。他在袖口擦了一擦眼镜，心中对自己说，不论发生什么，他这一次也不喊叫了。
他重复这句话，好像念经似的。他站着等着；尖叫声仍没有传来。接着他听到轻轻的一声碰撞声，有人低声地说了一句，牢房门关上了。步伐声移到了下一个牢房。
鲁巴肖夫到窥视孔前去张望外面的过道。那几个人几乎就站在他对面的那个牢房第407号的门前。那个老狱卒带着两个勤杂工，提着一壶茶，还有一个勤杂工带着一篮切好片的黑面包，后面跟着两个带手枪的穿制服官员。原来没有拷打，他们是送早饭来……第407号刚刚接过面包。鲁巴肖夫看不见他。407号大概是按规矩站在门内一步的地方。鲁巴肖夫只能看见他的前臂和手。他的手臂裸在外面，非常瘦，像两根平行的棍子，从门里伸到过道。看不见的407号的手心向上，合成一个碗的形状。他拿到面包以后就把掌心合在一起，缩回到黑暗的牢房里去了。
门关上了。
鲁巴肖夫从窥视孔退了回来，恢复来回踱步。他也不再在袖口上擦眼镜，把眼镜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了宽慰。
他吹了一声口哨，等待他的早饭。他略带不安的感觉，想着那一双细瘦的手臂和合在一起的掌心；这使他模糊地想起了一件他无法明确的事。这伸着的双手的轮廓，甚至上面的阴影，在他来说都很熟悉———很熟悉，但是像一只老调子，或者一个港口的一条狭隘街道的气味一样，已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七
这一队人开门又关门，但还没有到他这里。鲁巴肖夫又到窥视孔那里，张望一下他们是不是终于到他这里来了，他等着想喝热茶。茶壶冒着热气，上面还飘着几片薄薄的柠檬。他取下夹鼻镜，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
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对面几个牢房，从401到407。牢房上面是一条狭狭的铁走廊，走廊后面是二层楼的牢房。这一行人刚从过道的右边过来；显然他们先送单号，然后送双号。如今他们站在40８号门外；鲁巴肖夫只看见两个带枪的穿制服的人的背影；其余的人站在他的视野以外。
门被关上了，如今他们来到了406号。鲁巴肖夫又看见了冒热气的茶壶和提着面包篮子的勤杂工。篮子里只剩下几片面包了。第406号的门开了又马上被关上了，这一间牢房没有住人。
这一行人走近过来，经过他的门，停在402号门口。
鲁巴肖夫开始用拳头敲门。他看到那两个推着茶壶车的勤杂工互相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看他的门。狱卒忙着开402号的锁，假装没有听到。两个穿制服的人背对着鲁巴肖夫的窥视孔站着。如今面包已送进了402号的门。这一行人开始继续往前走。鲁巴肖夫敲门敲得更响了。他脱下一只鞋子，在门上使劲敲。
两个穿制服的人中间一个个子高大一些的转过身来，没有表情地看了一眼鲁巴肖夫的门，又转了回去。狱卒关上了402号的门。推着茶壶的两个勤杂工犹豫地站在那里，曾经转过身来的那个穿制服的对狱卒说了些什么，狱卒耸耸肩，带着一大束钥匙回到鲁巴肖夫的门前。推茶壶的两个勤杂工跟着他，提着面包篮子的勤杂工对着402号的窥视孔说了些什么。
鲁巴肖夫后退一步，等着开门。他身上的紧张情绪突然消失了，他如今根本不在乎给不给茶喝。茶壶里的茶在回程道上已不冒热气了，剩下的浅黄色流汁上的几片柠檬看上去已经软缩、不新鲜了。
钥匙在他的门里转动，接着窥视孔里出现一只盯着瞧的瞳孔，后来又消失了。门被推开。鲁巴肖夫坐在床上把鞋子穿上。
狱卒推开门让穿制服的大个子进来。他的圆圆的脑袋剃得光光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洗烫得僵硬的制服和皮靴都会发出咔吱的声音。鲁巴肖夫觉得可以嗅到他手枪套的皮革气味。他走到便桶旁边停下，看了牢房一眼，有他进来，牢房显得更小了。
“你还没有收拾好房间，”他对鲁巴肖夫说。“你知道规矩吗？”
“为什么早饭把我给漏掉了？”鲁巴肖夫通过夹鼻眼镜看那军官。
“你要是同我争论，你得站起来。”军官说。
“我一点也不想同你争论，甚至也不想同你谈话，”鲁巴肖夫说，一边系鞋带。
“那么下次别敲门了，否则就得对你采取纪律措施。”那军官说。他又看了一眼牢房：“犯人没有拖地板的拖把，”他对狱卒说。狱卒对提面包篮的勤杂工说了一句话，勤杂工就马上到过道那一头去了。其它两个勤杂工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牢房里的一切。第二个军官转过身去，站在过道里，双腿叉开，双手放在背后。
“犯人也没有饭碗，”鲁巴肖夫说，仍在系鞋带。“我想你们是要省得我自己绝食吧。我真钦佩你们的新方法。”
“你弄错了，”那个军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他的剃光的头颅上有一条很阔的疤痕。他的纽扣孔里挂着革命勋章绶带。
因此他参加过内战。鲁巴肖夫想。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已没有关系……“你弄错了。没有给你早饭是因为你自己说有病。”
“牙痛。”老狱卒说，他靠在门边。他仍穿着拖鞋，制服揉皱了，到处是油迹。
“随你的便，”鲁巴肖夫说。他话到嘴边要想问这是不是现政权用强迫绝食来对待病人的最新成就，但他控制住了自己。
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
送面包的勤杂工拿着一块脏布气喘吁吁地跑来。狱卒从他手中接过了那块脏布，扔在便桶边的墙角里。
“你还有别的要求吗？”军官问，一点也没有讥刺的意思。
“请你们走开，别再演这出滑稽戏了，”鲁巴肖夫说。军官转身要走，狱卒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鲁巴肖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等到门碰上以后他才想起他忘记了主要的事情，便急忙跑到门前。
“纸和笔，”他从窥视孔往外喊。他取下夹鼻镜，把眼睛贴到窥视孔上，看看他们是不是转过身回来了。他的叫声很高，但他们已朝过道那一头走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最后看到的是那个剃光头的军官的背影，还有宽阔的皮带，上面有手枪套。
八
鲁巴肖夫恢复了在牢房里的来回踱步，六步半到窗前，六步半回来。刚才的场面激动了他；他一边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一边在脑海中重演刚才这个场面的细节。他要想保持他刚才片刻之间对那军官和疤痕的憎恨；他想这也许能够使他在未来的斗争中坚强起来。但是相反，他又一次进行了熟悉的、致命的自我节制，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对方的地位，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发生的事。这个叫鲁巴肖夫的家伙坐在那里穿鞋子，态度傲慢，显然是想挑衅找事。当然，这个叫鲁巴肖夫的家伙有他的功劳和光荣的历史，但是在代表大会上看到他站在讲台上是一回事，在牢房里看到他坐在草垫上又是一回事。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物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假设自己是那个面无表情的军官。像个小学生一般吵着要吃早饭，一点也不难为情。牢房没有打扫，袜子有个洞。性好争论的知识分子。阴谋反对法律和秩序：不论是为钱还是为原则都没有区别。我们不是为精神病患者而革命的。不错，他为革命出了力，那时候他是个男子汉；如今他年老固执，自以为是，该加以清算了。也许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也是这样的；革命之中总有些肥皂泡，后来破了。如果他还有一些自尊心，他早就把牢房打扫了。
鲁巴肖夫忽然想是不是该把地板拖一下。他犹疑地站在牢房中央，然后又戴上夹鼻镜，站到窗前去。
院子里已是大白天了，天色灰蒙蒙的，预示还要下雪。大概是八点钟，自从他进牢房以后，还只有三个小时。院子四周的墙像军营的墙，所有的窗户外面都有铁栏，牢房里面太暗，看不清什么。甚至看不清有没有人像他那样站在窗后看院子里的积雪。雪很细，已有些结冰了，走在上面会咯吱咯吱响。离墙根十步的地方有一条道，圈着院子，在这条道的两旁都有雪堆了起来。在对面的墙顶上有个哨兵在来回踱步。有一次转身时他向雪堆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低头看是不是落下后就结冰了。
老毛病，鲁巴肖夫想。革命家不可以通过别人的脑子来思考。
还是也许可以这样？还是甚至应该这样？
要是你同所有的人都等同起来，你怎么能改变世界？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改变世界？
能够了解和原谅的人———他从哪里找到行为的动机？
他从哪里找不到？
他们会枪毙我，鲁巴肖夫想。我的动机对他们没有兴趣。
他把额角靠在窗户上。外面的院子一片雪白，一片寂静。
他这样站了一会儿，脑子里不想什么，只是额角感到了玻璃的凉意。他慢慢地意识到了牢房里有一种细微然而不断的嘀嗒声。
他转过身来听着。敲声很轻，一开始他分不出是从哪一面墙传来的。他留神听时，敲声停了。他自己也开始敲击起来，先是在便桶那一边墙上，那是406号一边，但没有听得回声。他试敲另一边墙，那是402号一边，就挨着他的铺。这里他听到了回音。鲁巴肖夫在铺上坐好了，这样他可以注意着窥视孔那边，心跳不止。第一次接触总是令人十分兴奋的。
第402号如今有规律地敲了起来；敲三下，然后一顿，接着又敲三下，又是一顿，接着又是三下。鲁巴肖夫照这样子重复一遍，表示他听到了。他很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知道“方阵字母”———要是不知道，他要把他教会要费不少力气。墙很厚，传声效果不佳，他得把脑袋紧贴着墙，同时又要注意窥视孔那一边。第402号显然很有实践经验，他敲得清楚，不慌不忙，可能是用铅笔之类的硬物。鲁巴肖夫一边记住数字，一边由于缺少实践，得在心目中看到共分二十五块方格的数字———横的五排，每排五个字母。第402号先敲了五下，这就是说第五排，从犞到犣的字母；接着敲了二下，这就是指这一排的第二个字母：犠。
接着一停顿，再敲二下，这指第二排从犉到犑，然后三下，指这一排第三个字母：犎。接着又是三下和五下，这是指第三排的第五个字母：犗。他停下了。
“犠犎犗（谁）？”
真是个讲实际的人，鲁巴肖夫想；他想马上知道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谁。根据革命的礼仪，他应该先来一句政治套话，然后才提供消息；接着谈食物和烟草，最后（几天后）才介绍自己。
但是，鲁巴肖夫的经验迄今为止限于党在那里受迫害的国家，而不是迫害者，至于党员，则因为地下保密关系，只知对方的教名———甚至连教名也改了多次而失去意义了。而这里显然是个不同的情况。鲁巴肖夫犹豫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告诉对方他的真实姓名。第402号不耐烦了，他又敲：“谁？”
嗯，为什么不告诉他呢？鲁巴肖夫想。他敲出了自己的全部姓名：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然后等待对方反应。
很久没有回音。鲁巴肖夫微笑了，他可以想象这给他的邻居的震动有多大。他等了足足一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最后他耸一耸肩，从铺上下来，恢复在牢房里的踱步，但每次转身，都停下来听一听墙上有没有回音。墙保持着沉默。他在袖口擦一擦夹鼻镜，慢慢地走到门前，从窥视孔里向外面过道看出去。
过道上空无一人；电灯发出昏黄的光，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第402号为什么哑了？
也许是由于恐惧；他不愿因鲁巴肖夫而受到牵连。也许第402号是个不问政治的医生或工程师，一想到隔壁危险的邻居就吓坏了。肯定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否则就不会一开始就问人家姓名了。可能因为一桩破坏案件而受牵连的。显然在监牢里已蹲得很久了，学会了敲墙，一心想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仍旧简单地相信，他主观上认为有罪或无罪是起作用的，不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更加重要的关系。他很有可能坐在自己的铺上，向当局写第一百次没有人置理的抗议，或者向妻子写永远收不到的第一百封信。在绝望之中留起了胡须———普希金式的黑胡须，已放弃了盥洗的习惯，而染上了咬指甲和白日做春梦的恶习。蹲监牢没有比自认为无辜最糟糕的了；它使你不能适应环境，败坏你的精神……突然敲声又开始了。
鲁巴肖夫马上坐到铺上来；但头两个字母已错过了。第402号现在速度很快，又不清楚，显然他很激动：“……活该。”
“你活该。”
这是没有意料到的。第402号是个正统派。他憎恨反对派异端邪说，相信历史是按照绝对正确的计划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物———第一号———的指引下循着轨道前进的。他认为他自己的被捕仅仅是误会的结果，前几年的所有灾祸———从中国到西班牙，从饥荒到消灭老卫兵———都是不幸的意外事故，或者是鲁巴肖夫及其反对派朋友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第402号的普希金式胡须不见了，现在是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狂热的脸，他竭力保持牢房整洁，严格遵守纪律。同他争辩是没有用的；这一种人是无法教育的。但把这个同外界的唯一、也许是最后的联系割断，也是没有意义的。
“谁？”鲁巴肖夫非常清楚而缓慢地敲。
回答却是很激动，时快时慢：
“同你无关。”
“随你的便。”鲁巴肖夫敲道，站起来恢复来回踱步，以为会谈已结束了。但是对方又敲了，这一次很响———第402号显然脱下了一只鞋子在敲，使自己的话更有分量：“皇帝陛下万岁！”
原来是这样，鲁巴肖夫想。仍旧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而我们却以为只存在于第一号的报告中，作为他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但是那里就有一个，有血有肉，大声叫喊：皇帝万岁……“阿门。”鲁巴肖夫微笑地敲着。回答马上传来，更大声了。
“蠢猪。”
鲁巴肖夫感到很好玩。为了使声音有些变化，他摘下夹鼻镜，用金属边敲击着：“不怎么明白。”
第402号似乎要疯了。他敲出了“狗腿———”但“子”没有敲出来，就突然怒气全消了，改为：“你为什么给关起来？”
真是简单得感动人……第402号的脸有了新的变化。它变成了一个年轻近卫兵的脸，英俊然而愚蠢。也许他还戴单片眼镜。鲁巴肖夫用夹鼻镜敲道：“政治分歧。”
停了一会儿。第402号显然是在绞尽脑汁找个讥讽的答复。答复终于来了：“好啊！狗咬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这样的消遣已经够了，他又开始想别的了。但402室的那位却谈兴正浓。他敲道：“鲁巴肖夫……”
啊，这有点儿太亲密了。
“什么？”鲁巴肖夫回答。
第402号似乎有些犹豫，最后来了一个长句：“上次你同女人睡觉是什么时候？”
第402号肯定戴单片眼镜，很可能就是用它在敲墙的，不戴眼镜的眼睛在神经质地眨巴着。鲁巴肖夫没有反感。这个人至少暴露了他真实的面目，这比他敲出君主派宣言要令人愉快得多了。鲁巴肖夫想了一想答道：“三个星期之前。”
回答马上就来：
“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啊，这真的有些太过分了。鲁巴肖夫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中断谈话。但是他想到此人作为与40０号以及那边其它牢房的联系，将来也许有用。左边的牢房显然空着没有人住，中间断了线。鲁巴肖夫苦苦思索着。战前的一支歌忽然在他的记忆中泛起，这是他学生时代在一个夜总会听到的，那里有穿黑色长统丝袜的女人在跳法国的康康舞。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又用夹鼻镜敲道：“雪白的乳房可以嵌进香槟酒玻璃杯……”
他希望这个调子是对头的。显然如此，因为第402号要求：“说下去，细节。”
这时他一定是在捻胡子。他肯定有一副两头翘的小胡子。
此人真该死；他是唯一的联系，必须同他保持好关系。军官们在食堂里说些什么？女人和马匹。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一下夹鼻镜，然后认真地敲道：“屁股像一头母马。”
他停了下来，精疲力竭。他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下去了。
可是402号十分满意。
“好样的！”他热烈地敲道。他肯定是在畅怀大笑，但是你什么也听不到。他拍着屁股，捻着胡子，但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无声的墙壁和抽象的淫猥，使鲁巴肖夫感到难堪。
“说下去，”第402号要求。
他不能再说下去。“就此而已，”鲁巴肖夫敲道，但马上后悔了。可不能得罪402号。幸而402号是不容易得罪的。他用他的单片眼镜固执地敲着：“说下去，请你说下去，请你……”
鲁巴肖夫现在已十分熟练，不需要记数，就能马上演绎成字母。他仿佛能听到第402号要听到更多色情细节的恳求声：“请你，请你……”
第402号显然年纪尚轻，也许是在流放中长大的，出身于旧军人家庭，用假护照混进国内来———他显然自己在作贱自己。
他肯定一边在捻胡子，一边把单片眼镜夹上，绝望地看着白灰墙壁。
“请你再说一些，请你……”
……绝望地看着无言的白灰墙壁，看着水印污迹，这污迹多看看就具有了女人的形状，香槟酒杯一样的乳房，母马的屁股。
“请再给我说一些———请你。”
也许他是跪在铺上，双手合在一起，就像407号的犯人双手合在一起接过面包去一样。
鲁巴肖夫如今终于知道了这个姿态使他想起的经历———瘦削的伸出的双手的哀求姿态。
圣母玛丽亚膝上抱着基督尸体的画像。
九
圣母画像……一个星期一下午在德国南部一个小镇的画廊里。那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鲁巴肖夫和那个他来会面的青年。他们的谈话是在一间空屋子中央的一片华丽的圆沙发上进行的，四周墙上挂了佛拉芒大师们的许多女性肉体裸像。那是一九三三年，恐怖时期的头几个月，鲁巴肖夫被捕前不久。运动被击败了，成员都被查禁、追捕、打死。党不再是个政治组织；它不过是一大块流血的肉体，有上千个头颅和手臂。正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头发和指甲仍继续生长一样，党虽已死去，但它的个别细胞、肌肉和肢体之中，运动仍在发生。全国各地都有小批的人在灾难之后幸存下来，继续地下策划。他们在地下室、树林、火车站、博物馆、体育俱乐部里碰头。他们不断变换住所、姓名、习惯。他们互相只知道教名，不问对方住址。大家都把生命托付给了对方，但互相又不信任。他们印刷小册子，想让自己和大家都相信他们仍活着。他们夜间悄悄地出现在郊区小巷里，在墙上书写以前的标语，证明他们仍活着。他们在黎明时分爬上工厂的烟囱，挂出以前的旗帜，想证明他们仍活着。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过小册子，他们一见到就马上扔掉，因为死人的信息使他们打寒战；墙上的标语到天亮就不见了，旗帜也从烟囱上扯下。但是它们总是再次出现。因为在全国各地都有小批的人叫自己是“放假的死人”，一生都要证明他们仍有生命。
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党的神经系统已经砸烂，每个小组都独立存在。但是它们慢慢地又伸出触角。体面的行商从国外回来，用的是假护照，衣箱中有夹层底；他们是信使。他们通常是被抓到后，严刑拷打，然后砍头；但后继有人。党仍死了，它不再行动，也不再呼吸，但是它的头发和指甲继续生长。国外的领袖在它的僵硬的尸体上通了电流，造成四肢不断的挛动。
圣母画像……鲁巴肖夫忘记了402号，继续在牢房中来回走六步半。他发现自己又在那个画廊里的华丽圆沙发上，那里有灰尘和地板蜡的气味。他是从火车站雇车直接去约会地点的，早到了几分钟。他相当有把握没有人注意他。他的手提箱放在衣帽间里，里面装的是一家荷兰公司最新牙医器材的样品。
他坐在华丽的圆沙发上，通过夹鼻眼镜看着墙上的大块大块松弛的肉，一边等着。
年轻人的名字叫理查德德，当时是该市的小组长，他来晚了几分钟。他从来没有见过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已经走过了两间空画廊，这才看到了鲁巴肖夫坐在圆沙发上。
鲁巴肖夫的膝上放着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李克拉姆出版公司的环球版。年轻人看到了那本书，匆匆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在鲁巴肖夫身旁坐了下来。他有点怕羞，坐在沙发的边缘上，离鲁巴肖夫两尺远，帽子放在膝上。他是个锁匠，穿了一身只在星期天才穿的黑色衣服，他知道穿了工装裤到博物馆去是会招人注意的。
“您好。”他说。“您得原谅我迟到了。”
“很好，”鲁巴肖夫说。“先让咱们把你的人过一遍。你有名单吗？”
名叫理查德德的年轻人摇摇脑袋：“我身上不带名单，”他说。
“我都记在脑袋里———连他们的地址。”
“很好，”鲁巴肖夫说。“可是要是他们逮到你呢？”
“这个嘛，”理查德德说，“我把一份名单给了安妮。您知道，安妮是我妻子。”
他停了下来，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一上一下。接着他第一次正面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看到他的眼圈发红，有些鼓突的眼珠上满布血丝，下巴和双颊毛茸茸的，同星期天衣服的黑衣领不相称。“安妮昨天晚上被捕了，您知道，”他说，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抱着孩子气的希望，以为鲁巴肖夫既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信使，一定能制造奇迹帮他。
“真的吗？”鲁巴肖夫说，在袖口上擦擦夹鼻眼镜。“那么全部名单都落在警察手里了。”
“没有，”理查德德说，“因为他们来逮她时，我的小姨正好在家，她想法把它递给了她。放在我小姨那里很安全，您知道；她嫁给了一个警察，但是她站在咱们一边。”
“很好，”鲁巴肖夫说。“你妻子被捕时你在哪里？”
“事情是这样的，”理查德德说：“我没有睡在家里已有三个月了，您知道。我有个好朋友是放映电影的；我可以到他那里去，电影一放完就可以睡在他的放映室里。可以从救火梯直接从街上到他那里。看电影不花钱……”他歇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
“我的好朋友常给安妮免票看电影，您知道。灯一黑她就抬头看放映室。她看不见我，但有时银幕上很光亮时我能看到她……”
他停了下来，他的对面挂着一幅《最后的审判》：有着光溜溜屁股的鬈发婴儿吹着小号飞到暴风雨中去。理查德德的左面挂着一幅德国大师的钢笔画；鲁巴肖夫只能看到一部分———其余部分给沙发背和理查德德的脑袋挡住了：圣母的纤细的手，向上合在一起成了碗状，空旷的天空有几条横线。别的就看不清了，因为理查德德在讲话时，脑袋始终不动，牢牢地固定在他那稍许弯曲的发红的脖子上面。
“真的？”鲁巴肖夫说。“你妻子多大年纪？”
“她十七岁，”理查德德说。
“真的？那么你多大？”
“十九岁，”理查德德说。
“有孩子吗？”鲁巴肖夫问，脑袋伸出一点，但仍看不到那幅画的其余部分。
“第一个快要生了，”理查德德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是铅铸的一样。
停顿了一会儿后，鲁巴肖夫要他背一遍党员的名单。大约有三十个名字。他问了几个问题，在荷兰公司的牙科器材定货本上记下了几个地址。他是写在从电话本上抄录的本地牙医师和著名人士之间预先空出来的行距中。完了以后，理查德德说：“我现在想向您简短地报告一下我们的工作，同志。”
“很好，”鲁巴肖夫说。“我听着。”
理查德德作了报告。他稍许向前俯着身子坐在华丽的沙发上，离鲁巴肖夫两尺远，发红的双手放在他星期天才穿的一套好衣服的膝上；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姿势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谈到烟囱上的旗帜，墙上的标语，留在工厂厕所里的小册子，像一个会计一样刻板。在他的对面，吹着小号的天使飞到了暴风雨中去，在他的脑袋后面，看不见的圣母玛丽亚伸出了纤细的双手；四面墙上都是巨大的乳房、屁股、大腿，瞪着他们。
鲁巴肖夫的脑子里想起了可以套进香槟酒杯里去的乳房。
他静静地站在离牢房窗户第三块黑石板上，倾听第402号是否仍在敲墙。没有声音。鲁巴肖夫到窥视孔前，看到407号那边，那里曾有双手伸出来接过面包。他看见407号的灰色铁门，上面有个小小的黑色窥视孔。过道里仍开着电灯，惨淡而且寂静；很难相信有人住在这些铁门的里面。
叫理查德德的年轻人在作报告时，鲁巴肖夫没有打断他。在大灾难以后，理查德德所纠集的三十个男女之中，只剩下了十七个。有两个———一个工厂工人和他的女朋友———在他们来抓他们时跳了楼。一个逃走了———离开了本市，不见了。两个被怀疑是警察局的探子，但没有把握。三个离开了党，抗议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其中两个成立了一个新的反对派，第三个参加了温和派。五个在昨天晚上被捕，其中有安妮。现在已经知道这五个中间已有两个不在人世了。这样就剩下十七个，继续撒传单，在墙上写标语。
理查德德十分详细地报告了这些，使得鲁巴肖夫了解特别重要的一些个人关系和原因。他不知道中央委员会有自己人安插在小组里，很早以前就把大部分事实报告给鲁巴肖夫了。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电影放映员，他还在放映室里睡过觉。他也不知道这个人长期以来同他昨夜被捕的妻子安妮关系亲密。这些，理查德德都不知道；但是鲁巴肖夫却知道。运动已经崩溃，但是它的情报和监督部门仍在工作。这也许是唯一仍在工作的部门，当时鲁巴肖夫就是这个部门的头头。这个，穿着星期天好衣服的粗脖子的青年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安妮已被逮走了，自己仍得继续撒传单，写标语。鲁巴肖夫是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同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但是绝不能露出这个感情来，也不能显出任何弱点。因为软弱的、有感情的人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得推开一边，推出运动之外去，推到外面的孤独与黑暗中去。
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临近了。鲁巴肖夫到门前，取下眼镜，贴着窥视孔向外瞧。两个系着带手枪套皮带的军官押着一个年轻农民过来，后面跟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的老狱卒。农民的一只眼睛给打肿了，上唇有血迹。他走过去时用袖口擦鼻血。他的脸平板没有表情。过道那头，鲁巴肖夫视野以外的地方，有扇牢门给打开，又给关上了。接着那两个军官和狱卒回过来。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他看到自己坐在华丽的圆沙发上面，挨着理查德德；他又听到了那小伙子作完报告后的寂静。
理查德德没有移动，双手放在膝上等着，他像一个忏悔以后等待神父宣判的人一样坐着。鲁巴肖夫很久没有做声。最后他说：“很好。就是这些？”
那小伙子点点头。他的喉结一上一下移动。
“你的报告中有几点不清楚，”鲁巴肖夫说：“你一再谈到你们自己印制的传单和小册子。我们知道这些，其中内容受到严厉批评。有些提法是党所不能接受的。”
理查德德惊吓地看着鲁巴肖夫，他的脸刷一下红了，鲁巴肖夫看到他的颧骨上的皮肤发烫，眼球上的血丝更密了。
“另一方面，”鲁巴肖夫又说：“我们一再送印刷品给你们散发，其中有党的机关刊物的缩印版。你收到了吧？”
理查德德点点头。他的脸上仍发烧。
“但是你们没有散发我们的材料；你的报告中提也没有提。
相反，你们发了自己印制的材料———未经党的批准。”
“但———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理查德德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这么一句。鲁巴肖夫在夹鼻眼镜后注意地看着他。他原先没有注意到这小伙子患口吃。“奇怪，”他想，“这是两个星期之内遇到的第三个口吃了。咱们党内有缺陷的人真多。不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条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因为运动本身提倡选用有缺陷的人……”
“你必———必须明白，同———同志，”理查德德说起来更费劲了。“你们的宣———宣传材料的调子不对，因———因为……”
“轻声说，”鲁巴肖夫突然严厉说。“别把你的脑袋转到门的那边去。”
一个高大的青年身穿当政的黑卫队制服同他的女朋友一起进来。那个姑娘是个胸脯高耸的金发女郎。他挽着她的腰，她的手搁在他的肩上。他们俩没有看一眼鲁巴肖夫和他的同伴，站在吹小号的天使前面，背对着沙发。
“继续说下去，”鲁巴肖夫安静地低声说，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来。接着他想起博物馆里不准吸烟，又把烟盒放回去。
那个小伙子像电震了一样瘫坐在那里，看着刚进来的两个人。
“继续说下去，”鲁巴肖夫安静地说。“你从小就口吃吗？回答我，别看那边。”
“有———有的时候，”理查德德费很大劲才说出来。
那一对男女沿着一排画往前走。他们在一幅很胖的女人的裸体画前停步了。画中的女人躺在一张缎子卧榻上，看着观众。
那个男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大概是笑话，因为那个姑娘哧哧地笑了，眼光扫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两个人。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幅死禽和水果的静物写生画前面。
“咱———咱们应该走吗？”理查德德问。
“不，”鲁巴肖夫回答。他担心他们站起来以后这小伙子行动会引人注目。“他们就会走的。咱们背光，他们看不清咱们。慢慢地深呼吸几次。这有帮助。”
那姑娘继续哧哧地笑着，一对情人慢慢地向出口处移动。
他们过去时，都回头看鲁巴肖夫和理查德德一眼。他们正要离开这间陈列室时，那姑娘指了那张圣母的钢笔画，他们停下来观看。“我———我口吃的时候十———十分讨厌？”理查德德轻声说，低头看着地下。
“你得控制自己。”鲁巴肖夫干脆地说。他不能让谈话里有任何亲密的感情流露。
“过———过一会儿就会好的，”理查德德说，他的喉结上下移动。“安妮老是笑我，您———您知道。”
只要那一对还在屋子里，鲁巴肖夫无法引导谈话。穿制服的人的背把他钉死在理查德德的旁边了。共同的危险克服了那小伙子的怕羞，他甚至向鲁巴肖夫挪近了一些。
“她还是喜欢我，”他继续说，声音很轻，却很激动。“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不愿要这个孩子，但———但她又不能打掉它。也———也许她有孕，他们不会对她怎么样。您知道，我弄———弄不明白。您以为他———他们也会拷打孕妇吗？”
他抬一抬下巴，指那穿制服的年轻人。同时那个年轻人突然回过头来看理查德德。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那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对姑娘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转过头来。鲁巴肖夫又去掏烟盒，不过这一次在口袋里就松手了。那姑娘说了一句什么，拉开那年轻人，慢慢地走开了，那男的有些犹疑。可以听到那姑娘到了外面又在哧哧地笑，他们的脚步声慢慢远去。
理查德德眼睛跟着他们转过去。这时鲁巴肖夫看清楚了他脑袋原来遮住的画面。他可以看到圣母的瘦削的手臂一直到肘部。手臂很细，像个小姑娘似的，没有重量地举着，向着看不见的十字架。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表。那小伙子往沙发边上挪了一下，离开了他一点。
“咱们必须作出结论。”鲁巴肖夫说：“如果我理解你正确的话，你说你们有意不发我们的材料是因为你们不同意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不同意你们的传单的内容。你要明白，同志，对此必须承担一定的后果。”
理查德德把发红的眼睛对着他。然后他低下了头：“你自己也明白你们送来的材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平静地说。他突然不口吃了。
“这个我什么也不知道，”鲁巴肖夫干脆地说。
“你们写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理查德德仍用疲倦的声音说：“他们把党打垮了，而你们仍写些我们决不屈服的获胜意志的空话———就像大战公报中的谎话一样。我们给谁看谁都会吐唾沫。这个你们自己一定都知道。”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这小伙子，他如今俯身向前，手肘撑在膝上，下巴托在发红的拳头上。他干脆地答道：“你又一次向我说了我并没有的意见。我必须要求你别再这样。”
理查德德的发红的眼睛不相信地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继续说。
“党正在经历严重的考验。别的革命政党经过更困难的考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要有毫不屈服的意志。不论谁心软，就不应留在我们的队伍里。不论谁散布惊慌气氛，都有利于敌人。不论他的动机如何，都没有什么两样。他这态度就成了我们运动的危险，就必须予以适当的处理。”
理查德德坐在那里，托着下巴，他的脸转过来。
“这样，我成了对运动的危险，”他说。“我有利于敌人。也许我是因为领了津贴才这样做的。而且安妮也……”
“在你们的小册子里，”鲁巴肖夫继续用干巴巴的语调说：“你承认自己是作者，常常有这样的话：我们遭到了失败，大祸临到党的头上，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彻底改变政策。这是失败主义。这是涣散党的战斗力。”
“我只知道，”理查德德说：“我们必须向人民说真话，因为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再对他们说假话是可笑的。”
“上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鲁巴肖夫继续说，“有一个决议说，党没有遭到失败，只是作了战略撤退，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原来的政策。”
“可这是胡说八道，”理查德德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鲁巴肖夫说：“我觉得咱们不得不中断谈话了。”
理查德德沉默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暗下来，墙上天使和女人的轮廓更柔和更模糊了。
“对不起，”理查德德说：“我的意思是说：党的领导错了。你说什么‘战略撤退’，可是咱们的人死了一半，剩下的人侥幸不死，都成批的投到对方怀抱中去了。你们这些人在国外起草的这些咬文嚼字的决议，这里没有人能理解……”
在逐渐加深的薄霭中，理查德德的面容慢慢模糊了。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想安妮昨天晚上也作了一次‘战略撤退’。请您一定要了解，我们这里大家都生活在丛林之中……”
鲁巴肖夫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可是理查德德没有说下去。
暮色更深了。鲁巴肖夫摘下夹鼻镜在袖口擦着。
“党是永远不会错的，”鲁巴肖夫说：“你和我可能犯错误。但党不会。同志，党不仅有你和我，还有成千上万个你和我。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恒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人的尸体。历史知道自己的进程。它不会犯错误。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配留在党的队伍的。”
理查德德没有说什么，双拳托着下巴，他的一动不动的脸仍朝着鲁巴肖夫。他既沉默不语，鲁巴肖夫就继续说下去：“你不发我们的传单；你抑制了党的声音。你发了有害和虚假的传单。你写什么：‘革命运动的幸存者必须联合起来，一切反对暴政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停止以前的内部斗争，重新开始共同作战。’这是错的。党不能同温和派联合。他们多少次背叛了运动，他们以后还会这么做，不只一次这么做。谁同他们妥协，谁就埋葬了革命。你还写什么：‘房子着火，先要灭火，如果继续为教条争吵不休，我们都要烧成灰烬。’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用水灭火，别人却用油。因此我们必须先决定什么方法才是正确方法，用水还是用油，然后才能把救火的人联合起来。你不能这样来从事政治。热情和绝望不能制定政策。党的路线十分明确，像山上的小道。走错一步，不论左右，都会跌入深渊。空气稀薄，头晕的要走错路。”
暮霭已深，鲁巴肖夫已看不清画中的手。铃声响了两下，尖锐刺耳，再过一刻钟，博物馆就要关门了。鲁巴肖夫看了一下表，他还有一句决定性的话要说，说了就完了。理查德德呆呆不动地坐在他身旁，手肘撑在膝上。
“是的，对于这话，我没有答案，”他最后说，他的声音平板而且疲乏。“你说的肯定是对的。你说的关于山路的话很好。但我只知道我们被打败了。剩下的人背叛了我们。也许，这是因为山路太寒冷。别人，他们有音乐和鲜艳的旗帜，他们都围着暖和的营火。也许他们是因为这样才胜利的。而我们却在牺牲。”
鲁巴肖夫默默地听着。他要听听这个年轻人还有什么要说，然后再宣布决定性的判决。不论理查德德说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判决，但是他还是等着。
理查德德的魁梧身材在暮色中越来越看不清了。他在圆沙发上又移开了一些。他弯着肩膀，他的脸几乎掩在手中了。鲁巴肖夫挺直了身子等着。他的上颚感到有些酸痛，也许是因为那颗有病的犬牙。等了一会儿，他听见理查德德说：“我现在会遇到什么呢？”
鲁巴肖夫用舌头尖碰一下痛牙。他觉得在宣布决定性的那句话之前有必要用手指摸一摸患牙，但是压制住了自己。他安静地说：“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得通知你，你不再是我党党员了，理查德德。”
理查德德没有动。鲁巴肖夫又等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理查德德仍坐着。他只抬起了头看着他，问道：“这就是您来的目的吗？”
“主要是，”鲁巴肖夫回答。他要走，但是仍站在理查德德面前等着。
“那我怎么办呢？”理查德德问道。鲁巴肖夫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理查德德说：“如今我想我不能住在我朋友的放映室里了？”
迟疑了一会儿，鲁巴肖夫说：
“最好不。”
他一说出口就对自己不满意，他不知道理查德德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低头看着坐着的人：“我们最好分别离开这里。再见。”
理查德德挺一挺身子，但仍坐着。在暮色中鲁巴肖夫只能猜想这双稍稍向外鼓的发炎的眼睛中的表情；然而就是这个笨拙地坐着的人的模糊形象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了。
他离开了那间画廊，穿过第二间，那里也是空无一人，黑黝黝的。他的脚步在拼花地板上发出咔咔的声音。他到了外面才想起忘记去看一眼圣母画像那张画了；现在他只知道双手合在一起的细部，还有那瘦削的手臂，一直到肘部。
在入口处的阶石上他停下了步。他的牙齿更痛了；外面很冷。他把退色的灰色羊毛围巾紧紧地围在脖子上。在画廊前面的寂静的大广场上，街灯已亮；这个时候，四周无人。一辆窄窄的电车在榆树成荫的街上叮当开过。他心里想，在这里不知能不能找到一辆出租车。
在阶石下面，理查德德追了上来，气喘吁吁。鲁巴肖夫继续向前走，既不加快也不放慢步子，头也不回。理查德德比他高过半个头，身体比他魁梧多了，可是他缩着肩膀，在鲁巴肖夫身旁要显得小一些，而且缩小他的步伐。走了几步，他才说：“我问您能否再同我的朋友住在一起，您说‘最好不’，这是作为警告吗？”
鲁巴肖夫看见街上有一辆开着灯的出租车过来。他在人行道边停下来等那车子开近。理查德德站在他旁边。“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理查德德，”鲁巴肖夫说，一边挥手叫车。
“同志，但———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住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德说。“您———您不能把我喂狼，同———同志……”
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一个字。鲁巴肖夫心里盘算，这时无法打发走理查德德；一百码远站着一个警察。
司机是个穿皮夹克的小老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上。理查德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向警察开去，经过了警察身边。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
他们在热闹的街道上开了几分钟，司机不断回头看一眼，好像是要看清楚乘客仍在车上。鲁巴肖夫对这小城市情况不熟，不知道是否朝着车站开去。街道不怎么热闹了，在一条大道的终端有一所大建筑物，顶上有个发光的大钟，他们在车站前停了下来。
鲁巴肖夫下了车；这个城市和出租车还没有装计程器。“多少钱？”他问。
“不用付钱，”司机说。他的脸又老又皱，他从皮夹克口袋里抽出一块红色的脏布，装模作样地擤了一下鼻子。
鲁巴肖夫通过夹鼻镜注意地看他一眼。他相信自己以前没有见到过这张脸。司机把手帕放进口袋里。“像您这样乘客总是免费的，先生，”说完他就忙着要启动车了。突然他伸出手，这是一只老人的手，布满青筋，指甲发黑。“祝您好运，先生，”他说，有些不好意思地向鲁巴肖夫微笑。“要是您的年轻朋友有什么需要———我的出租站就在博物馆门前。您可以把我的号码告诉他，先生。”
鲁巴肖夫看见右边有个脚夫靠在电线杆旁站着看他们。他没有握司机伸出的手，却放了一块硬币在手心里，不说一句话，就进了车站。
他得等一个小时火车才开。他在餐厅里喝了一杯蹩脚咖啡，他的牙齿折磨着他。在车上他瞌睡过去，梦见他跑在机车的前面，理查德德和司机站在机车里，他们要压死他，因为他骗了他们车钱。车辆越来越近，他的双腿动弹不得。他一身冷汗醒了过来，额上挂着汗珠。车厢里的别人有些奇怪地看着他。外面是黑夜，火车在黑暗的敌国快速行驶。理查德德的事得结束了。
他的牙齿很痛。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捕了。
十
鲁巴肖夫把额角顶着窗户，看到院子里。他来回踱步，双腿走累了，脑袋转晕了。他看了一下表，十二点差一刻；自从想到圣母画像起，他在牢房里已连续来回走了快四个小时。他不感到奇怪；他对被囚禁时做白日梦是很熟悉的，还有白灰的墙给他带来的醉意。他记得有个年轻同志，理发师助手出身，曾经告诉他，在他第二年也是最糟糕的一年单独禁闭中，他曾连续七小时睁着眼睛做梦；在做梦时他在五步长的牢房里走了二十八公里，脚上起了泡也没有发现。
这一次却来得很快；第一天就出声自言自语，而按过去经验，这要在几个星期以后。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是，他想起了过去；而牢房白日梦老手梦见的总是将来，梦见的过去总是可能的过去，而不是实际的过去。鲁巴肖夫思量着，他的脑力机器不知还给他准备了一些什么意外的东西。他根据经验知道，死亡的威胁总是会改变思想的机制，引起最意外的反应———好像把指北针移近磁极所产生的运动一样。
天空仍很阴沉，预示就要降雪；在院子里有两个人在放风。
其中一个不断地抬头看鲁巴肖夫的窗口———显然他的被捕消息已经传开了。这是个瘦削的人，脸色发黄，长着兔唇，身穿一件薄雨衣，他紧紧地抓着肩部，好像很冷。另一个人年纪大一些，围着一条毯子。他们在绕着院子散步时互相没有说话；十分钟后，他们被一个带着橡皮棍和手枪的制服军官带到里面去了。
那个军官等他们时所站立的门正好对着鲁巴肖夫的窗户，在关上门之前，那个长着兔唇的人又回头看了鲁巴肖夫这边一眼。
他当然看不见鲁巴肖夫。从院子里看，窗户里一定很黑，但是他的眼光逡巡了一会儿，在寻找什么。我看到了你，但不认识你；你看不到我，但显然认识我，鲁巴肖夫想。他在床上坐下，向402号敲墙：“他们是谁？”
他以为402号可能生气了，不回答。但那军官似乎并不生气，马上回答：“政治犯。”
鲁巴肖夫吃了一惊；他原来以为长着兔唇的瘦子是个刑事犯。
“你的那类？”他问。
“不———你的那类，”402号回答，很可能在满意地微笑。下一句话更响了，也许是用单片眼镜敲的。
“我的邻居兔唇400号昨天受刑。”
鲁巴肖夫沉默了一会儿，在袖子上擦一擦夹鼻镜，虽然他现在只用它来敲墙。他本来想问“为什么？”但敲时却改为：“怎样？”
402号挖苦地回答：
“蒸汽浴。”
鲁巴肖夫上次被监禁时曾多次遭到拷打，但对这项刑罚，他以前只道听途说过。他知道一切已知的肉体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只要你事先知道他们用什么刑罚，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外科手术来忍受，比如拔牙。真正糟糕的是不知他们用什么刑罚，这就无法准备反应，无法估计自己的抵抗能力。最糟糕的是害怕自己到时候会说了些无法追悔的什么话或做了些无法收回的什么事情。
“为什么？”鲁巴肖夫问。
“政治分歧，”402号讽刺地回答。
鲁巴肖夫戴上夹鼻镜，伸手到口袋里摸烟盒。他只剩下两支了。然后他又敲墙：“你的情况怎样？”
“谢谢你，很好，”402号回答，谈话至此中断。
鲁巴肖夫耸耸肩，他点燃了倒数第二支烟，恢复来回踱步。
奇怪的是，等待着他的事却叫他几乎感到高兴。他感到抑郁的情绪已经消失，头脑清醒一些了，神经松弛。他用水盆中的凉水洗了脸、胳膊、胸部，漱了口，用手巾擦干了自己。他吹了几声口哨，微笑起来———他总是走调，几天前还有个人对他说：“如果说第一号懂音乐，他早就会找个借口把你毙了。”“反正他会这样做的，”他这么回答，心里并不真的相信。
他点燃了最后一支烟，有了清醒的头脑，便开始考虑如果他们带他去审问采取什么方针。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安静而且镇定，就像学生时代准备一次特别困难的考试一样。他想起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蒸汽浴”的一切细节。他想象如果处在这样的情况，肉体上会有怎么样的感觉，这样就不会感到神秘莫测了。
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猝不及防。他现在知道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别人在那里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不会说不想说的话。他现在只希望他们尽早开始。
他的梦境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理查德德和老司机追逐他，因为他们觉得受他欺骗，被他背叛。
我会付我的车钱的，他不自然地微笑着想。
他的最后一支烟快吸完了，烟头燃到了他的指尖；他让它掉在地上。他想要踩灭它，但后来又止住了；他弯下腰，把它拣起来，把燃着的烟头在手背上慢慢按灭，就在两条青筋之间。他把这个过程拖了半分钟，用表上的秒针来核对。他很高兴，在这三十秒钟中，他的手没有缩过一下。接着他又来回踱起步来。
在窥视孔外观察了他好几分钟的眼睛这时离开了窥视孔。
十一
送午饭的行列走过了过道；鲁巴肖夫的牢房又给漏掉了。
他不想再到窥视孔前去探视，免得受辱，因此他不知道午饭吃什么，但是饭菜味传进了他的牢房，闻起来很香。
他很想抽一支烟。为了要集中思想，他总得弄到香烟；这比吃的还重要。他在分发食物以后又等了半小时，然后开始敲门。
又过了一刻钟才见老狱卒姗姗而来。“你要干什么？”他用他一贯厌烦的口气问。
“到小卖部给我弄些烟来，”鲁巴肖夫说。
“你有监牢的代金券吗？”
“我一到就把我的钱搜走了，”鲁巴肖夫说。
“那么你得等着把钱换成代金券。”
“这在你们这个模范监狱里需要多久？”鲁巴肖夫问。
“你有意见可以提嘛，”老头子说。
“你知道我没有纸笔，”鲁巴肖夫说。
“要买文具，你得要有代金券，”狱卒说。
鲁巴肖夫感到火气上升，胸口有压迫的感觉，喉部有噎住的感觉，这都是他生气时经常感到的熟悉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老头子看见鲁巴肖夫的瞳孔在夹鼻眼镜后闪闪发亮；这使他想起了鲁巴肖夫身穿制服的彩色肖像，从前的日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他幸灾乐祸地微笑一下，退后一步。
“你这狗屎堆，”鲁巴肖夫慢慢地说，转过身去，走向窗前。
“我要报告你骂人，”老头子的声音在他背后说，门就砰的关上了。
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了擦夹鼻镜，等到自己能平心静气地呼吸了。他必须弄到香烟，否则他支持不下去。他等了十分钟，然后向402号敲墙：“有烟吗？”
他等了一会儿才接到答复，清楚而缓慢：“不是给你的。”
鲁巴肖夫慢慢地回到窗口。他仿佛看到留小胡子的年轻军官，戴着单片镜，呆呆地望着隔开他们的墙，脸上挂着傻笑；镜片后面的眼睛是混浊的，眼皮发红往外翻。他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不错，我给了你一枪。但也可能是：暴民啊，我们的人你枪杀了多少？鲁巴肖夫看了一眼白灰墙，他感到对方站在墙的后面，头抬着望他；他感觉听到了对方的气喘呼吸。是啊，我枪杀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的确，他记不起来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是在内战时期，大概在七十到一百之间。那又有什么？这是完全对的，这个问题同理查德德的是属于不同的层面，要是在今天，他还会这样做。即使他事先知道革命会把第一号拥上台？即使这样。
同你，鲁巴肖夫想，望着背后站着那个军官的白灰墙———这时他很可能点起一支烟，朝着白灰墙吐口烟———向你，我没有账要算。对你，我不欠车钱。你和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货币，共同的语言……你现在想要什么？
这时402号又在敲了。鲁巴肖夫回到墙边。“……送烟给你。”他听到这几个字。接着他听到402号在敲门想引起狱卒的注意。
鲁巴肖夫屏住呼吸；几分钟后他听到老头子迟缓的脚步走近。狱卒没有打开402号的门，只是通过窥视孔问：“你要干什么？”
鲁巴肖夫没有听到回答，尽管他很想听到402号的声音。
接着老头子用鲁巴肖夫也可听到的声音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违反狱规。”
鲁巴肖夫又不能听到回答。接着狱卒说：“我要去报告你骂人。”他的脚步拖过了过道地板，消失了。
沉默了一会儿，402号又敲了：“你运气不好。”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来回踱步，喉咙痒痒的要想吸烟。他想到402号。“但是我还会这样做，”他对自己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许仍欠你车钱？干了正确和必要的事，也得付出代价吗？”
他的喉咙更加干燥了。他感到前额有一种压力；他急促地来回踱步，他在思索时，嘴唇不自觉地在动。
正确的行动也得付代价吗？除了理性以外还有别的衡量标准吗？
如果用别的衡量，正确的人会不会负债最重？他的债是不是要加倍的算，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干了些什么……？
鲁巴肖夫站在距窗口的第三块黑色石板上不动。
这是什么？一瞬间宗教的疯狂？他意识到他在好几分钟里说出声来在问自己。即使在他注意的时候，他的嘴唇独立于他的意志也在动。
“我应该付出代价。”
鲁巴肖夫被捕后第一次感到惧怕了。他去摸香烟。但他已没有香烟。
接着他又听到床头墙上的轻轻的敲击声。402号有话对他说：“兔唇向你问候。”
他的脑海中浮现了那个人向上翘的蜡黄的脸，这信息使他不安。他敲问：“他叫什么名字？”
402号回答：“他不肯说。但他向你问候。”
十二
下午的时候，鲁巴肖夫更难受了。他不时地发颤。他的牙也开始又痛了———右边犬牙连结眼神经窝。他被捕以后就没有吃过东西，但他不觉得饿。他想集中精神，但是一阵阵的寒战袭击他的全身，喉咙又感到发痒，因此无法做到。他的思想在两极之间来回：一方面是极想有一支烟抽，另一方面是这么一句话：我要付出代价。
记忆不断向他涌现，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各种的脸孔和声音涌现在他眼前和耳边，接着又消失了；只要他想抓住它们，它们就刺痛他；他的整个过去是千疮百孔，一碰就痛。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同党的命运不可分离地相连；他的过去就是与它统一的。就是这个过去，如今突然有了问题。党的温暖呼吸着的躯体，在他看来似乎尽是创伤———腐烂的创伤，流血的瘢疤。历史上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有缺陷的圣者？哪里有一个正确的事业得到过更坏的代表？如果党是历史意志的体现，那么历史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鲁巴肖夫呆视着牢房墙潮湿的痕迹。他把铺上的毯子拿来围着肩膀，他加速了来回的步伐，在门前窗下突然转身，但他的脊梁骨仍一阵阵地发凉。耳边嗡嗡声继续，还杂有含糊的轻声的话语；他分不清这究竟是从过道那边传来的，还是他患了幻听。这是眼神经窝的缘故，他对自己说这是犬牙根发痛的缘故。
明天就告诉医生。但在这以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找到党的缺陷的根源。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却错了。
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和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么令人生厌？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瑟瑟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他一阵哆嗦。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图像，一幅在木头镜框中的大照片：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坐在一条长木桌的四周，有的手肘支着桌子，有的手掌放在膝上，他们个个都留着胡须，神情认真地凝视着照相机的镜头。每个人的头上有一个小圈，中间有个数字，同照片下面的姓名前的数字相符。
个个都一本正经，只有担任主席的那个老头，他的鞑靼人的吊眼睛中有一种狡猾戏弄的眼光。鲁巴肖夫紧挨着坐在他的右旁，鼻子上夹着眼镜。第一号坐在桌子的一端，体格魁梧，方方正正。他们这些人看上去像是在开外省一个小城市的市议会，却是在准备人类历史上一场最重要的革命。他们当时是一种新型的人，好斗的哲学家。他们熟悉欧洲各城市的监狱，就像商业推销员熟悉旅馆一样。他们梦想掌握权力，目的是废弃权力；梦想统治人民，目的是要让他们戒掉被统治的习惯。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变成了行动，一切梦想都正在实现。他们如今在哪里？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却都吃了一颗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颈。他们之中只有两三个人留了下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精疲力竭。另外就是他自己，还有第一号。
他冻僵了，非常想抽一支烟。他又看到自己身在比利时的一个港口，在脾气随和的小洛埃的护卫下。洛埃有点驼背，嘴上叼着水手吸的那种烟斗。他又闻到了海港的气味，这是一种腐烂的海藻和汽油的混合气味；他听到古老的行会大厅顶楼上的音乐般的钟声，看到有过街楼的狭窄的街道，港口妓女在窗外晒着她们洗过的衣服。那是理查德德的事发生了两年之后。他们无法证明对他不利的东西。他们拷打他时，他缄口不言，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打坏了他的耳朵，打破了他的眼镜，他还是缄口不言。他一直缄口不言，始终否认他们的指控，冷静而周密地用假话来对付他们。他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躺在黑暗的刑罚室里的冰凉的石板地上。他曾经害怕过，一直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当冷水泼在他身上，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他想的是摸一支香烟，继续编造假话。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点也不奇怪那些拷打他的人是那样的憎恨他，也不奇怪他是那么令他们生厌。独裁政权的整个司法机器都转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无法证明他有罪。
他获释以后，他们用飞机把他送回了他的国家———革命的故乡。
举行了招待会，盛大的群众大会和军事检阅。甚至第一号也屡次在公众场合与他一起露面。
他不在本国已有好几年了，发现有了许多变化。照片中留胡须的人中已有一半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名字不许提到，只有在咒骂的时候才说到他们的过去———除了那个有鞑靼人吊眼睛的老人，他是以前的领袖，很早就死了。他像上帝一样受到尊敬；而第一号就像上帝的儿子。但是到处低声传说，他为了继承老人的地位而纂改了他的遗嘱。照片中留胡须的人中留下来的几个已经认不出来了。他们的胡须刮得光光的，精神萎顿，幻想破灭，悲观得看透了一切。第一号隔一阵子就在他们中间找一个对象。他们都捶胸痛哭，承认他们的罪恶。过了两个星期，鲁巴肖夫走路还需要拐杖，就要求派他一个国外的新使命。“您好像很焦急，”第一号喷了一口烟雾后看着他说。他们一起在党内担任领导已有二十年了，但相互之间仍很客气。第一号的头上挂着老人的相片，旁边本来挂的是标出号码的相片，如今已不在那里了。谈话很短，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在告辞时，第一号特别热烈地握了他的手。鲁巴肖夫事后对这次握手的意义想了很久，对第一号在烟雾后看他的心照不宣的奇怪神情也想了很久。
鲁巴肖夫撑着拐杖出来，第一号没有送他到门边。第二天他就去了比利时。
在船上他的健康恢复了一些，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任务。小洛埃叼着水手吸的烟斗来接他。小洛埃是当地码头工人党支部的领袖。他带着鲁巴肖夫参观码头和港口里的曲折街道，神气相当自傲，好像这些都是他的创造。每家酒馆里他都有熟人，不论是码头工人，船上水手，还是妓女；到处都有人请他喝酒，他则是把烟斗举到耳边致答。甚至市场上的交通警察也向他们眨眼，外国船上下来的水手因为说的话不好懂，就轻轻地拍他的驼背。鲁巴肖夫看到这一切都觉得有些奇怪，小洛埃肯定是不遭人厌的。这个城市的码头工人支部是党在全世界的组织最好的支部。
晚上，鲁巴肖夫和小洛埃以及其它几个人坐在海港的一家酒馆里。其中有一个叫保尔的，他是支部的组织书记。他以前当过摔跤运动员，秃光瓢，大麻脸，招风耳。上衣里面穿的是一件水手穿的黑毛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帽。他有扭动耳朵的本领，能把帽子顶上去又让它落下来。同他一起的是个叫比尔的，以前当过水手，写了一本描写水手生活的小说，出了一年的名，以后就无声无息了。现在他为党报写文章。其它的人都是码头工人，体格魁梧，酒量很大。不断有别人进来，或者坐下，或者站着，请大家喝了一杯酒，就又走开了。酒店老板只要有空就在他们桌边坐一会儿。他能吹口琴。许多人都喝醉了。
小洛埃把鲁巴肖夫介绍为“从那边来的同志”。没有更多的解释。只有小洛埃知道他是什么人。坐在桌旁的人见到鲁巴肖夫不想多说，也就没有提什么问题，即使提的一些问题也是关于“那边”的物质条件，工资多少、土地问题、工业发展等。他们提的问题显出他们对技术细节有惊人的知识，而对于“那边”的一般情况和政治气氛都是同样惊人的无知。他们问到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就像问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乐土上的葡萄究竟有多大一样具体。有一个码头老工人站在柜台前很久一直没有要酒，后来小洛埃把他叫来请他喝一杯，他同鲁巴肖夫握了手以后说：“你很像老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回答说：“时常有人这样告诉我。”老头儿一饮而尽说：“老鲁———有个人支持你。”不到一个月以前鲁巴肖夫才获释，而他知道自己能活命下来，也不到六个星期。酒店胖老板吹起了口琴。鲁巴肖夫点燃了一支烟，为大家要了一杯酒。他们为他的健康，为“那边”的人的健康而干杯。
组织书记保尔用耳朵把帽子顶起又放落。
后来鲁巴肖夫和小洛埃在一家小饭馆里又呆了一会儿。小饭馆的老板拉下百叶窗帘，把椅子倒放在桌子上，然后靠着柜台打瞌睡。这时小洛埃把他的一生经历告诉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并没有问他，而且马上预见到第二天的麻烦事儿。他无法阻止他们所有的同志都要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告诉他。他原来是想马上走掉的，但他突然感到疲倦了———他毕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体力；因此他留下来听他说。
原来小洛埃不是本国人，尽管他说话像个本国人，而且认识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实际上他生于南德的一个小镇，他学过木匠活，在革命青年俱乐部星期天郊游时弹过吉他，讲过达尔文主义。在独裁政权上台之前的几个月的动乱中，党急需武器，于是这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大胆行动：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一辆运家具的货车从该镇最热闹地区的警察局运走了五十支步枪、二十支手枪、两挺轻机枪，和相应的弹药。货车上的人出示了书面的命令，上面盖了公章，并有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模样的人押运。后来在另一个城市搜查一个党员的车库时发现了这批武器。这起事件从来没有查清楚过，事件发生后一天，小洛埃从镇上失踪了。党原来答应给他一份护照和身份证件，但这个安排没有实现。那就是说，上面派来的交通员没有带来外出的护照和钱，在预定的时间在预定的地点出现。
“我们总是遇到这样情况，”小洛埃达观地说。鲁巴肖夫没有做声。
尽管如此，小洛埃还是走成了，终于越过了边界。由于有逮捕他的通缉令，他的驼背照片贴在每个警察局里，使他在全国到处流浪了好几个月。当初他去见上面派来的同志时，身边只有能维持三天生活的钱。“我以前总以为只有在书本里才有人啃树皮，”他说，“梧桐树的嫩枝最好吃。”这个记忆使他从柜台那边端来了几支香肠。鲁巴肖夫想起了监狱里的稀汤和绝食，就同他一起吃了起来。
最后，小洛埃偷越过了法国边界。因为他没有护照，给关了几天，便给放了，叫他到别的国家去。“倒不如叫我去攀登月亮，”他说。他寻找党帮助，但这个国家里的党不认识他，告诉他他们先得到他国家去调查。他于是继续流浪，几天后又被捕，判了三个月的监禁。他在服刑期间向狱中同室的牢友，一个流浪汉，宣讲了一通上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作为回报，那人告诉了他逮猫剥皮出售的谋生计的诀窍。三个月满后，他被带到比利时边界上的一个树林里。宪兵给了他面包、奶酪和一盒法国香烟。“一直走，”他们说：“半小时之内你就在比利时境内了。要是下次再逮到你，就砍你的脑袋。”
小洛埃在比利时流浪了几个星期。他又找党帮助，但答复同在法国得到的一样。他啃够了树皮，便开始做猫皮生意。逮猫很容易，如果猫龄不大，又无疥疮，那么一张猫皮的价值就可以买半个面包和一袋烟丝。不过在逮到猫和卖出猫皮之间还得干一件不十分愉快的活。要是能够把猫的两只耳朵一手抓住，另外一只手抓住它的尾巴，重重地把猫背摔在你的膝上，这样做最快。但开头几次，叫人恶心想吐。后来就习惯了。不幸的是，小洛埃几星期以后又被捕了，因为在比利时，你也得要有身份证。接着又是被逐出境，释放，第二次被捕，蹲监牢。后来有一个夜里，比利时的两个宪兵来把他押到法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他们给了他面包，奶酪和一盒比利时香烟。“一直走，”他们说：“半小时以后就到了法国境内。如果你再落在我们手中，小心你的脑袋。”
在下一年里，小洛埃在法国当局和比利时当局的唆使下来回潜越边境三次，对他那样的人，这种把戏大概已玩了好几百年了。他一再向党求援，因为他主要担心从此与运动断了联系。
党却告诉他，“我们没有从你的组织那里把你的关系转过来的通知。我们必须等待查询的结果。如果你是党员，请你遵守党的纪律。”在这期间，小洛埃继续做他的猫皮生意，让他们把他在边界上推来推去。而在这时候，他的本国也出现了独裁政权。再过一年，小洛埃流浪得累了，开始吐血，梦见猫。他患了幻觉，什么东西都有猫腥气，他的食物、烟斗，甚至有时给他一个过夜地方的好心的老妓，都有猫腥气。“我们的查询还没有回音。”党答复说。再过一年，能够对小洛埃身份提供所需情况的所有同志，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捕了，或者失踪了。“对不起，我们无能为力。”党说。“你当初就不应该没有带身份证就出来。也许你是未经党的许可而擅自出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有许多间谍和密探都想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党必须提高警惕。”
“你把这些告诉我干什么？”鲁巴肖夫问，他后悔不该留下不走。
小洛埃从啤酒桶那里取回一杯啤酒，用烟斗敬礼。“因为这有教育意义，”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还可以告诉你成百上千个例子。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这样的例子，鲁巴肖夫想，但没有说。
不过，小洛埃的故事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愉快结果。他有一次蹲监牢，同前摔跤选手保尔关在一起。保尔当时是码头工人，他被关监牢是因为有一次罢工发生骚乱时，他记起了以前的职业，对一个警察施了叫做“双料纳尔逊”的一招，从对方身后把胳膊从他腋下伸到前面去，再举手在他颈后合抱，把他脑袋往下扣，直至颈椎断裂。在竞技场上，这一招常常为他赢得阵阵掌声，但是他很遗憾地获悉，在阶级斗争中不能这样干。小洛埃和前摔跤选手成了好朋友。原来保尔是码头工人党支部组织委员。他们出狱以后，他就为小洛埃弄到了证件和工作，让他重新入党。因此小洛埃又能向码头工人讲达尔文主义和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很快活，忘掉了猫和自己对党的官僚分子的不满。半年后，他成了当地支部的政治书记，一切万事大吉。鲁巴肖夫的心尽管老了，而且疲倦了，还是用他的全心希望，一切万事大吉。但是他心里很明白，把他派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什么。他只有一种革命美德没有学会，那就是自欺欺人的美德。他在眼镜后面静静地观察小洛埃。小洛埃不懂这种眼光的意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微笑地举起烟斗敬礼，使鲁巴肖夫想起那些猫。他吃了惊，觉得自己的神经不对头，也许他喝多了，因为他不能去除这样的想法：他要做的就是一手抓住小洛埃的耳朵，一手抓住他的腿，把他在自己的膝上重重地摔断他的脊梁骨，不管他是不是驼背。他感到不舒服，站起来要走。小洛埃送他回去；他以为鲁巴肖夫一时情绪消沉，就很有礼貌，保持沉默。
一个星期以后，小洛埃上吊自尽。
在那天晚上和小洛埃自杀之间，党小组开了几次平淡的会。
事实很简单。
两年前，党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用政治和经济抵制手段，同欧洲心脏新建立的独裁政权作斗争。凡是敌国的货物一概不买，它的军备工业产品一律不允许过境。党的各个支部都热情地执行了这项命令。这个小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该国货物，别的工会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但罢工很难进行彻底，同警察的冲突造成许多伤亡。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分晓的时候，就有一队五艘老式黑货船开进港口，每艘都有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名字漆在上面，用的是“那边”的奇怪的字母，船桅上悬挂着革命的旗帜，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他们开始马上卸货。几小时以后他们才弄清楚，所卸货物是些原料，运往被抵制的国家供军事工业用的。
码头支部马上召开委员会会议，意见分歧，闹得不可开交。这个争端在运动内部蔓延到了全国。反动报纸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警察不再试图破坏罢工了，他们宣布中立，让码头工人自己决定为这支奇怪的黑色船队卸货还是不卸货。党的领导宣布停止罢工，下令为这些货船卸货。他们对革命国家的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和狡猾的辩解。但很少人相信。支部分裂了，老党员纷纷脱党。好几个月来党名存实亡，但慢慢地，随着国内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它又恢复了精神和实力。
两年过去了。在南欧又有一个饥饿的独裁政权在非洲进行了一场掠夺和征服的战争。党又号召对它进行抵制。他们得到了甚至比上次更加热烈的响应。因为这一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决定切断侵略国的原料供应来源。
没有原料，特别是没有汽油，侵略就要失败。就在这个时候，那支奇怪的黑色小船队又出现了。最大的一艘的船名用的是一个因反对战争而被暗杀的人的名字；船桅上飘扬着革命的旗帜，船舱里载着的是运给侵略者的石油。它们离这港口只有一天的航程了，而小洛埃和他的朋友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它们的临近。鲁巴肖夫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思想准备。
第一天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试探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在党支部的会议室里开始了讨论。
会议室很大很空，乱七八糟的，就像世界上各地党的机关一样。这一半是因为穷，但主要是因为节约的传统。墙上挂着过去的竞选招贴，政治口号，打字的布告。一个角落里有一台肮脏的油印机，另外一个角落放着一堆旧衣服，是准备送给罢工工人的家属的，旁边是一堆发黄的传单和小册子。会议桌是用两块木板放在一只腿架上拼成的。窗户上有油漆的痕迹，就像未完成的房屋一样。桌子上空有一只没有灯罩的光秃秃的电灯泡从屋顶上挂下来，旁边有一张黏苍蝇的纸。桌子四周围坐着小洛埃、前摔跤选手保尔、作家比尔和其它三个人。
鲁巴肖夫先发言。周围的环境他很熟悉的。这种环境的传统丑陋使他感到在家里一样自在。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又充分地相信他的使命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而不能理解为什么头一天晚上在那家喧闹的酒店里他竟会有不安的感觉。他客观地作了解释，而且不是没有热情地说明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但还没有提到他此次来的真正目的。全世界抵制侵略者的运动失败了，这是因为欧洲国家的虚伪和贪婪。它们有的还在表面上装作坚持抵制的样子，有的连样子也不装。侵略者需要汽油。在过去，革命的国家满足了这一需要的大部分。如果它现在马上中断供应，其它国家就会贪婪地填补空缺：的确是，它们正好求之不得，要把革命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种浪漫的姿态只会妨害“那边”的工业发展，从而妨害世界革命。因此后果是很清楚的。
保尔和三个码头工人点着头。他们脑筋慢，从“那边”来的同志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相信；这不过是一场理论探讨，对他们没有眼前的实际意义。他们没有看到他说这番话的目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快要驶到他们港口的黑色船队。只有小洛埃和歪脸作家很快交换了一下眼色。鲁巴肖夫注意到了。他讲到最后时，口气更加干巴巴了，一点也没有热情：“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原则上的话。希望你们执行中央的决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政治上不怎么成熟的同志解释清楚，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眼下，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沉默了一分钟。鲁巴肖夫摘下夹鼻眼镜，点了一支烟。小洛埃语气随便地说：“我们感谢发言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有问题。过了一会儿，三个码头工人中间有一个笨拙地说：“我们没有说的。‘那边’的同志一定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当然会继续抵制。您可以相信我们。在我们这港口，没有东西会运给那个王八蛋。”
他的两个同伴点点头。摔跤选手保尔证实：“这里决不会，”
脸上还作了个凶狠的鬼脸，摇了一摇他那会摆动的耳朵。
鲁巴肖夫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反对派；他只是后来才慢慢地意识到他们真的是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他看一眼小洛埃，希望他会帮助澄清误会。但是小洛埃低垂着双眼，一声不吭。
突然，那个作家神经质地发言道：“这次你们不能另外选个港口作这笔交易吗？每次非得我们吗？”
几个码头工人惊奇地看着他：他们不明白他说的“交易”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知道那黑色的小船队穿过浓雾向他们驶近。但是鲁巴肖夫是预料到会有这个问题的。
“这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是适当的，”他说：“货物将从这里取道陆路运去。当然我们并没有理由要保密，但是为了避免反动派报纸利用，我们还是谨慎为好。”
作家又与小洛埃交换了一下眼色，几个码头工人则很不理解地望着鲁巴肖夫；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已经在开始转动了。突然，保尔改变了口气，粗声粗气地问：“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呀？”
他们都看着他。他的脖子涨得发红，他的鼓出的眼睛则望着鲁巴肖夫。小洛埃克制地说：“你才知道？”
鲁巴肖夫逐个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安静地说：“我刚才没有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五艘货轮如果气候许可明天早上可望到达。”
即使是现在，他们也需要经过好几分钟才弄明白。没有人吭声。他们都看着鲁巴肖夫。然后保尔慢慢地站起来，把帽子扔在地下，就出去了。他的两个同伴回头看他。没有人说话。
接着小洛埃清一清喉咙说：
“发言的这位同志刚才把这件事的因果向我们作了解释：如果他们不交货，别人也会交货。还有谁要发言吗？”
已经说过话的那个码头工人挪了一挪屁股说：“这个调子我们听得多了。在罢工时总是有人说：如果我们不复工，别人就会把工作抢走。我们已经听够了。工贼就是这样说话的。”
又是一阵沉默。可以听到外面的门被保尔撞上的声音。于是鲁巴肖夫说：“同志们，我们‘那边’的工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帮不了我们大忙。好好想一想吧。”
那个码头工人鼓着下巴道：
“我们已经想过了。我们已经听够了。你们‘那边’的人一定要做出榜样来。全世界都望着你们。你们嘴上说什么团结、牺牲、纪律，但是你们的船队却在干破坏抵制的勾当。”
一听到这话，小洛埃突然抬起了头；他的脸色苍白；他用烟斗向鲁巴肖夫敬个礼，然后飞快地低声说：“这位同志说的也是我的意见。别人还有要说的吗？没有的话，会议到此结束。”
鲁巴肖夫拄着拐杖出了会议室。事情按照预定的不可避免的进展发展。老式的小船队进港时，鲁巴肖夫和“那边”的有关当局交换了几次电报。三天以后，码头支部的几个领导人都被开除出党，小洛埃在党报上被揭发是“奸细”。再过三天，小洛埃上吊自尽。
十三
夜里更是难受。鲁巴肖夫到了天明才入睡。他隔一阵子就打寒战，牙痛得要命。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脑袋里所有连接神经的地方都发了炎；但是他还是躺在那里，痛苦地想象着画面和声音。他想到星期天才穿黑色衣服的年轻的理查德德，他的发红的眼睛：“同志，你不能把我喂狼……。”他想到矮小畸形的小洛埃：“还有谁想发言？”事实上有许多人想发言。因为运动是不讲情面和顾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着目标前进，把淹死者的尸体冲到航道的拐弯处。它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个人的动机，在它看来并没有关系。他的良心，在它看来也没有关系。它也不关心他的脑袋里和内心里是怎样想的。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
到了清晨的时候，精疲力竭的鲁巴肖夫才在床上睡着了。
他马上又被预告新的一天来临的军号吹醒。不久就由那个老狱卒和两个穿制服的官员带去看医生。
鲁巴肖夫原来想在经过的时候看到兔唇和402号牢门上的名片，可是他被带走另一个方向。他右边的牢房空着。这是过道那一头最后几个牢房之一。这些单独禁闭的牢房有一扇厚厚的水泥门与其余部分隔开，这时老狱卒正在笨手笨脚地打开那扇水泥门。他们如今走进了一条长过道，鲁巴肖夫和老狱卒走在前面，两个穿制服的人走在后面。这里的牢房门上都有好几个人的名字；他听到牢房里传出来说话，笑，甚至唱歌的声音；鲁巴肖夫马上知道他们走在关小刑事犯的部分。他们经过理发室；门开着，一个长着老犯人的警惕的脸的犯人在刮胡子；两个农民在剃头；这三个人都转过脸来好奇地看着鲁巴肖夫和他的护卫人员经过。最后他们走到有红十字记号的门前。狱卒恭敬地敲敲门，他和鲁巴肖夫两人进去，两个穿制服的等在门外。
诊所很小，空气混浊，有股酒精和烟草气味。一只桶和两只盆里丢满了棉花球和绷带。医生坐在桌边，背对着他们，一边在看报，一边在啃面包。报纸放在一堆器械———钳子、针管的上面。狱卒关上门时，医生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秃头，脑袋特别小，后脑勺只留下一些稀疏的白毛，使鲁巴肖夫想起了鸵鸟。
“他说牙痛，”老狱卒说。
“牙痛？”医生说，眼光并不看鲁巴肖夫。“张开嘴，快些。”
鲁巴肖夫透过眼镜冷冷地看着他。
“我请你注意，”他平静地说，“我是政治犯，有权得到正确的待遇。”
医生转过头问狱卒：
“这家伙是谁？”
狱卒说了鲁巴肖夫的名字。鲁巴肖夫觉得鸵鸟的圆眼睛在看他。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你的脸颊肿了。张开嘴。”
鲁巴肖夫的牙齿这时并不痛，他张开了嘴。
“你的上颚左侧一颗牙也不剩了，”医生说，用手指在鲁巴肖夫口中摸着。突然鲁巴肖夫脸色苍白地靠到了墙上。
“就在这里！”医生说。“右犬牙的牙根断了，仍留在牙床里。”
鲁巴肖夫深呼吸几次。痛从上颚传到了眼睛，直达后脑勺。他可以感觉到一阵阵血液的流过。医生又坐了下来，铺开报纸。“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的牙根拔掉，”他说，又咬了一大口面包。“当然，我们这里没有麻药。手术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鲁巴肖夫是在迷雾中听到医生的声音的。他靠在墙上深深地呼吸。“谢谢你，”他说：“现在不拔。”他想到兔唇和蒸汽浴，想到昨天在手背上揿灭烟头的滑稽姿态。一切都不会顺利，他想。
他回到牢房后，就躺在铺上，马上睡着了。
中午时分送汤来时，他不再给漏掉了。从此以后，他按时得到了应有的一份。牙痛减轻了，减到在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
鲁巴肖夫希望牙根脓肿已自己破了口。
三天以后，他第一次给带去提审。
十四
他们来带他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从狱卒的严肃神情中，鲁巴肖夫马上猜到了他们到哪儿去。他跟在狱卒后面，沉着镇静，这是他在遇到危险时的本色，也是意想不到的神赐的天赋。
他们走的是三天前去见医生的同一个方向。水泥板的门开了又关上。鲁巴肖夫心里想，真奇怪，一个人适应周围环境有多快，他仿佛呼吸这过道里的空气已有多年了，仿佛他所呆过的所有监狱的陈腐空气都郁积在这里。
他们经过理发室。诊所的门关着。外面站着三个犯人，由一个睡眼惺忪的狱卒看守着。
诊所再过去，是鲁巴肖夫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经过一个通向下面深处的旋转扶梯。下面是什么？储藏室？惩罚室？鲁巴肖夫带着专家的兴趣猜。他不喜欢那扶梯的样子。
他们走过一个没有窗户的狭长院子，里面很黑，但上面是高高的天空。院子一边的过道光线较亮，门不再是水泥的，而是油漆过的木板门，有铜把手；忙碌的官员进进出出。有一扇门里还开着无线电收音机。另一扇门后有打字机的声音。他们已到了监狱的管理部门。
他们到过道的最后一扇门前停下。狱卒敲了门。里面有人在打电话；轻声地说了一句“请等一下，”然后又继续对着话筒说，“是啊……很好。”这声音鲁巴肖夫听来觉得很熟，但想不起是谁来。这是一个很悦耳的男性声音，有些粗哑。他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进来，”那声音说。狱卒开了门，在鲁巴肖夫进去以后又把门马上关上了。鲁巴肖夫看到了一张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的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前营长伊凡诺夫。伊凡诺夫把听筒放回到电话机上时正微笑着看着他。“咱们又见面了。”伊凡诺夫说。
鲁巴肖夫仍站在门前。“真是想不到，”他挖苦地说。
“请坐，”伊凡诺夫客气地挥一挥手。他已站了起来，比鲁巴肖夫高出半个脑袋。他微笑地看着他。他们两人都坐了下来———伊凡诺夫坐在办公桌后，鲁巴肖夫坐在桌前。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毫不掩饰各自的好奇———伊凡诺夫的笑容几乎是和蔼的，鲁巴肖夫则是带着期望与警惕。他的眼光转到了桌子底下伊凡诺夫的右腿。“哦，没事，”伊凡诺夫说。“假腿有自动关节，涂了不锈的铬。我能游泳、骑马、开车、跳舞。抽烟吗？”
他递给鲁巴肖夫一只木制的烟盒。
鲁巴肖夫看着香烟，想起了伊凡诺夫锯掉腿后他第一次到军医院去看他时的情景。伊凡诺夫要他给他弄些巴比妥，整个下午的谈话内容就是他想证明人人都有权利自杀。鲁巴肖夫最后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就被调到了战线的另一部分去了。多年后他才再见到伊凡诺夫。他看着木盒里的香烟。
它们是手制的，用一种淡黄色的松松的美国烟草。
“这是非正式的开场白，还是对抗已经开始？”鲁巴肖夫问。
“如果是后者，我不想抽。你知道规矩。”
“胡说八道，”伊凡诺夫说。
“那么好吧，就算是胡说八道，”鲁巴肖夫说，一边点燃了伊凡诺夫给他的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但不愿露出他享受的乐趣。“你的肩周炎怎样了？”
“没事，谢谢你。”伊凡诺夫说，“你的烧伤呢？”
他微笑着指一指鲁巴肖夫的左手。在手背上，在青筋之间，三天以前他揿灭烟头的地方，有一块铜板大小的肿疱。两人都看着鲁巴肖夫放在膝上的手。他怎么知道的？鲁巴肖夫想。他有人在监视我。鲁巴肖夫感到的羞耻甚于愤怒。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了。“就我来说，非正式部分结束了。”
伊凡诺夫喷着烟圈，一边仍带着和蔼的揶揄的笑容看着他：“别挑衅。”
“退一步说，”鲁巴肖夫说：“是你逮捕了我，还是你的人逮捕了我？”
“我们逮捕了你，”伊凡诺夫说。他揿灭了烟头，又点了一支，把烟盒推给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不理。“你真倒霉，”伊凡诺夫说。“还记得巴比妥的事吗？”他俯过身来，把烟吐向鲁巴肖夫的脸。
“我不要你给枪毙掉，”他慢慢地说，靠回到椅背上。“你真倒霉，”他又说，微笑着。
“你的心肠真好，”鲁巴肖夫说：“为什么你们的人要枪毙我？”
伊凡诺夫等了一会儿。他吸了一口烟，在吸墨水纸上画着人像。他似乎在想适当的答复。
“你听着，鲁巴肖夫，”他终于说：“有一点我想向你指出。你一再说‘你们’，指的是党和国家，作为‘我’———你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的对立面。对于公众来说，当然需要一场审判和合法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我刚才指出的一点就够了。”
鲁巴肖夫把这话想了一想；他有些吃惊。这好像是伊凡诺夫调了一下琴弦，他的思想就有了反应。在过去四十年里，他所相信的，他所为之战斗的，他所宣传的，像一阵不可阻挡的浪潮，在他的心中翻卷而过。个人算不得什么，党才是一切，树枝若从主干上折断，必然枯萎而死……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了一擦夹鼻眼镜。伊凡诺夫靠在椅背上抽着烟；他不再微笑了。鲁巴肖夫从眼角中突然看到墙上有一块方形的地方比别的地方的墙纸颜色浅一些。他马上知道那地方挂过标有号码的一些留胡须的人的相片———伊凡诺夫眼光跟着他的眼光，脸上表情不变。
“你的论点有点不符合时代了，”鲁巴肖夫说。“你刚才说的不错，我们总习惯用多数的‘我们’，尽可能避免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已没有这种正式讲话的习惯；而你仍坚持。可是你今天说的‘我们’是代表谁的名义呢？这需要重新下定义。问题就在这里。”
“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伊凡诺夫说：“我很高兴我们这么快就达到了问题的核心。换句话说：你相信‘我们’———那就是说党、国家、和它们后面的群众———已不再代表革命的利益。”
“我想最好把群众排除在外，”鲁巴肖夫说。
“你从什么时候起这么蔑视群众？”伊凡诺夫问。“这同改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语法变化有关系吗？”
他带着嘲弄的宽容态度向前俯过身来。他的脑袋如今挡住了墙上那块颜色浅的地方，突然，鲁巴肖夫想起了在画廊里的场面，理查德德的脑袋挡在他和圣母画像中的合抱的双手之间。与此同时，一阵剧痛从他上颚穿刺到了他的前额和耳部。他闭上了眼睛。“现在我得付出代价，”他想。顷刻之间，他不知道是不是大声说了出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伊凡诺夫的声音问。这声音距他耳边很近，带着嘲弄的意思，还有点儿奇怪。
痛消退了；他的心中一片平静。“把群众排除在外，”他重复说，“你们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大概也不了解了。以前，当伟大的‘我们’还存在的时候，我们了解他们，而以前从来没有人了解他们。我们打进了他们的心坎，我们是用历史本身的无形材料工作的……”
他不知不觉地从伊凡诺夫仍放在桌上的打开的烟盒中取了一支烟。伊凡诺夫向前俯过身来为他点燃。
“那时，”鲁巴肖夫说：“我们叫无产者政党。别人知道什么历史？消失的涟漪，漩涡，浪花。他们对表面的形状的变化不理解，无法加以解释。但是我们钻到了深处，进到了无形无名的群众中间，他们始终构成历史的实质。我们第一个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我们发现了惰性规律，它的分子结构的缓慢变化的规律，它的突然爆发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主义的伟大之处。雅各布宾派是道德派，我们是经验派。我们挖进历史的原始淤泥，找到了它的规律。我们知道了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关于人类的真相；我们的革命因此成功。现在你们又要把它埋葬掉……”
伊凡诺夫向后靠在椅背上，双腿伸展，一边听着，一边在吸墨水纸上画人物。
“继续说吧，”他说：“我很想知道你要说明什么。”
鲁巴肖夫津津有味地吸着烟。他感觉到尼古丁在断烟很久以后使他感到有些头晕。
“你瞧，我自己也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他说，抬头微笑，看着墙上原来挂老卫兵们照片的地方。这次伊凡诺夫没有跟着他的眼光。“好吧，”鲁巴肖夫说，“再来一次也无妨。什么都埋葬掉了；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希望。你们扼杀了‘我们’，你们毁掉了‘我们’。你们真的认为群众仍支持你们？欧洲的其它篡权者像你们一样自以为是……”
他又取了一支烟，这次是自己点燃的，伊凡诺夫没有动。
“请原谅我讲空话，”他继续说：“但是你们以为人民仍支持你们吗？他们容忍了你们，一声不吭，无可奈何，就像他们在其它国家容忍别人一样，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没有反应。群众再一次又聋又哑，这是历史的伟大的沉默的犡，像大海对飘浮在海面上的船一样不问不闻。所有路过的灯光都反映在海面上，但下面是漆黑和沉默。很久以前，我们搅动了深处，但如今这已过去了。换句话说，”———他停下来，戴上夹鼻眼镜———“在那时候，我们制造了历史；但是如今，你们制造了政治。这就是全部的不同。”
伊凡诺夫靠在椅背上坐着，嘴里吐着烟圈。“对不起，不过这不同我有点不清楚，如果你愿意，请解释一下。”
“当然愿意，”鲁巴肖夫说。“有位数学家曾经说过，代数是懒人的科学，你并不是把犡算出来，而是用犡来运算，好像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犡代表无名的群众，人民。政治意味着用这犡来运算，而不问它实际的内涵。制造历史，则是承认犡在方程式中代表什么。”
“真漂亮，”伊凡诺夫说：“但遗憾的是太抽象。回到比较实际的问题：因此你认为‘我们’———即党和国家———不再代表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或者人类的进步？”
“这次你理解了，”鲁巴肖夫微笑道。伊凡诺夫没有以微笑相答。
“你什么时候得出这个见解的？”
“是逐步得出的：在过去几年中，”鲁巴肖夫答。
“你能更确切地告诉我吗？一年？两年？三年？”
“这是个傻问题，”鲁巴肖夫说：“你什么年纪才长大成人的？十七岁？十八岁半？十九岁？”
“是你自己在装傻，”伊凡诺夫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中每一步都是一定经验的结果。如果你真正要知道：我是十七岁成人的，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去流放的时候。”
“那时你是个相当正派的人，”鲁巴肖夫说：“算了吧，”他又在看墙纸发淡的那块地方，丢了烟头。
“我重复我的问题，”伊凡诺夫说，稍许向前俯着身子。“你属于有组织的反对派有多久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伊凡诺夫拿起话筒说：“我现在很忙，”又挂断了。他靠回到椅背上，双腿伸直，等待鲁巴肖夫的答复。
“你同我一样明白，”鲁巴肖夫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有组织的反对派。”
“听你的便，”伊凡诺夫说：“你把我放到了不得不扮演官僚分子的角色的痛苦地位。”他伸出一只手到抽屉里，取出一摞档案。
“让我们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说，把文件在面前摊开。
“在革命最有成功希望的国家里出现了独裁政权，摧毁了党。你被秘密派到那里，任务是对党员队伍进行清洗和改组……”
鲁巴肖夫向后一靠，听着自己的经历。他想到理查德德，想到博物馆前马路上的黄昏，他在那里停下来叫出租车……“……三个月后，你被捕了。两年监禁。表现良好，无法证明对你有不利的证据。释放和胜利归来……”
伊凡诺夫停顿了一下，很快看他一眼，又继续下去：“你回来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当时没有见面，你大概太忙了……我并不在乎。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你去找每一个老朋友。但是我在大会上见了你两次，坐在主席台上。你仍拄着拐棍，看上去十分疲劳。合乎逻辑的事情是送你到疗养院去休息几个月，然后担任政府职位———在国外服务四年之后。但是过了两星期，你却申请再次出国服务……”
他突然俯身向前，脸挨近了一些。
“为什么？”他问道，他的嗓门第一次尖锐了。“大概是你在这里不自在？在你离国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显然你并不赞成。”
他等待鲁巴肖夫开口说些什么；但是鲁巴肖夫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用袖口擦着夹鼻眼镜，没有回答。“那是第一批反对派被判刑处决以后。他们中间有你的亲密战友。全国人民知道反对派堕落到什么程度以后，全都感到愤慨。你却什么也不说。两个星期以后，你出了国，尽管你不拄拐棍走不了路……”
鲁巴肖夫觉得他又闻到了那个小港的码头气味，一种海草和汽油的混合气味：摔跤选手保尔在扭动他的耳朵；小洛埃用烟斗行礼……他在他住的小阁楼里悬梁自尽了。那所破败的老房子在电车每次开过的时候都会震摇；他们告诉鲁巴肖夫，发现小洛埃尸体的那个早上，他的身躯绕着自己的轴心在转，他们以为他还在动……“使命胜利结束后，你被派担任我驻犅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次你又无可指摘地完成了任务。与犅国新签的商业条约肯定是个成功。在表面上，你的表现仍是完美无缺的。但你接过这个职务六个月后，你的两个最紧密的合作者，其中一个是你的秘书阿洛娃，因为参与反对派的阴谋的嫌疑，必须召回来。
经过调查，怀疑被证实。等着你公开谴责他们，但是你却保持沉默……“再过六个月，你自己也被召回了。第二次审判反对派的准备工作正在进步。审讯时你的名字屡次出现；阿洛娃为自己开脱提到了你。在这样情况下，保持沉默就是承认有罪。这个道理你明白，但是你拒绝公开声明，一直到党向你发出最后警告。
只有到了那时，到你自己脑袋不保的时候，你才愿意表示忠诚，这就结果了阿洛娃。她的下场你是知道的……”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他感到牙痛又开始了。他知道她的下场。也知道理查德德的下场。也知道小洛埃的下场。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他看着墙上发淡的地方，标有号码的人们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他们的下场，他也是知道的。历史终于有了一次机会，终于答应人类有一个比较尊严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完蛋了。再谈论，再装腔，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人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经受毁坏而仍存在下来的话，那么阿洛娃就躺在虚无之中，她的大眼睛仍凝视着鲁巴肖夫同志，他是她的偶像，却把她送了死……鲁巴肖夫的牙齿越来越痛了。
“要我念一下你当时发表的公开声明吗？”伊凡诺夫问。
“不用了，谢谢你，”鲁巴肖夫说，发觉自己的嗓子有些哑了。
“你总还记得，你的声明，也可叫口供，结束时严厉地谴责了反对派，而且宣称无条件拥护党的政策和第一号本人。”
“别说了。”鲁巴肖夫平板地说：“你很明白这种声明是怎样做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道，那对你更好。看在老天爷份上，别演这出滑稽戏了。”
“我们快结束了，”伊凡诺夫说：“我们离现在只差两年了。
在这两年里，你是国家铝专卖局的局长。一年前，在第三次审判反对派时，主犯在有些不怎么清楚的情况下连续提到你的名字，没有具体证据，但党内对你的怀疑增加了。你又作了一次公开声明，重新表示效忠于领导的政策。用更尖锐的话谴责反对派的罪行……这是六个月以前。今天你承认多年来你一直认为领导的政策是错误有害的……”
他停了下来，舒服地向背后一靠。
“因此，”他继续说：“你第一次的忠诚宣言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我请你注意，我不是在同你讲大道理。我们两人都是在一个传统中长大的，在这些问题上有同样的看法。你认为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你自己的是正确的。你要是在那时就这样说，就意味着开除出党，结果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继续做你的工作。因此你得抛掉负担，必须能够为你自己认为唯一正确的政策服务。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到此为止，一切正常。”
“那么后来呢？”鲁巴肖夫问。
伊凡诺夫又恢复了以前和蔼的笑容。
“我不懂的，”他说：“是这个：你如今公开承认多年来你一直相信我们在毁掉革命；同时你又否认自己属于反对派，否认阴谋策划反对我们。你真的想，我会相信你一直是袖着手在看我们———这是你的看法———把国家和党引向毁灭？”
鲁巴肖夫耸耸肩。“也许我的年纪太大，没有用了……可是你愿意怎样相信都行，”他说。
伊凡诺夫又点了一支烟。他的声音平静但是深入：“你真的要我相信，你牺牲阿洛娃和否认这些”———他的下巴向墙上发白的地方一努———“只是为了保全你自己的脑袋？”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伊凡诺夫俯在办公桌上的头更低了。
“我不明白你，”他说：“半个小时以前，你向我说了一通攻击我们政策的极其激动的话，随便哪一句都可以把你送命。如今你又否认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就是说你属于一个反对派，对此，我们是有证据的。”
“真的？”鲁巴肖夫说：“要是你有证据，为什么还需要我的口供？请问，是什么事情的证据？”
“其中有，”伊凡诺夫缓慢地说：“妄图暗杀第一号的证据。”
又是一片沉默。鲁巴肖夫戴上夹鼻眼镜。
“请允许我反过来向你提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真的相信这胡话，还是假装相信？”伊凡诺夫的眼角里又露出原来那种近乎和蔼的笑意。
“我告诉过你。我们有证据。确切地说：口供。再确切地说：在你的唆使下要犯这罪行的人的口供。”
“祝贺你，”鲁巴肖夫说：“他叫什么名字？”
伊凡诺夫继续微笑：“不该问的问题。”
“我可以看看他的口供吗？还是与那个人对质？”
伊凡诺夫笑了一下。他把口中的烟向鲁巴肖夫开玩笑地吹去。鲁巴肖夫很讨厌，但他没有动他的脑袋。
“你还记得巴比妥吗？”伊凡诺夫慢慢地问：“我想我已问过你这一点。现在两人的角色倒了个：今天是你要跳下悬崖峭壁。但是我不会帮你跳。你当时说服了我，自杀是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我一定要做到你不能成功自杀。咱们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鲁巴肖夫不吭声。他在思量，伊凡诺夫究竟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同时他又有这样奇怪的希望，几乎是肉体上的冲动，要想去摸一摸墙上发白的地方。“神经，”他想，“妄想。只站在黑色的石砖上，轻轻地自言自语，在袖口上擦擦眼镜———瞧，我又在这样做了……”
“我很想知道，”他大声说：“你对拯救我有什么方案？到现在为止，你审理我的方式似乎只能达到相反的目的。”
伊凡诺夫的笑容更展开了。“你这个老笨蛋，”他说，越过办公桌，伸手抓住鲁巴肖夫上衣的纽扣。“我有义务让你发一次火，免得你发的不是时候。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没有让速记员在场？”
他从烟盒里取了一支烟，塞进鲁巴肖夫的嘴里，另一只手仍没有放松他的纽扣。“你像一个孩子。像一个浪漫的孩子。现在让我们开始，炮制一份口供，今天的事就完了。”
鲁巴肖夫挣脱了伊凡诺夫。他在夹鼻镜后目光尖利地看他。“口供里说些什么呢？”他问。
伊凡诺夫笑容满面。“口供里写的是，你承认从某年某月开始，你参加了这样那样的一个反对派组织；但是你坚决否认组织或策划暗杀；相反，你一得知反对派的罪恶的恐怖活动计划，你就退出该组织了。”
他们谈话以来第一次，鲁巴肖夫微笑了。
“要是这次谈话的目的就是这个，”他说：“我们可以马上中断。”
“让我说完要说的话，”伊凡诺夫说，一点也没有不耐烦。
“我当然知道你会拖延。我们先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或者说感情方面。你招认以后，并不出卖什么人。这帮人早已在你之前被捕了，其中一半已被清算掉了。这个你自己也明白。从其余人身上，我们可以弄到比这无害的东西更多的口供，事实上，我们可以弄到我们要的任何口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坦率应该使你相信。”
“换句话说：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个阴谋暗杀第一号的故事。”
鲁巴肖夫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个神秘的某人，作了这个口供的人呢？”
“请你想一想，”伊凡诺夫说。“把你放在我的地位———说实话，我们的地位可能是倒过来的———你就会自己得出答案来了。”
鲁巴肖夫想了一会儿：“你从上面得到了具体的指示，要怎样处理我的案子，”他说。
伊凡诺夫微笑道：“这说得太尖锐了。实际上，还没有决定你的案子究竟属于犃类，还是犘类。你知道这名词吗？”
鲁巴肖夫点点头；他知道。
“你现在开始明白了，”伊凡诺夫说：“犃类指行政案件。犘类指公开审判。极大多数政治案件是作为行政案件审理的，那就是说，公开审判没有好处……。如果你归为犃类，就不归我管了。行政委员会的审理是秘密的，而且，你知道，有些是即决的。没有对质等这样的事情。想一想……”伊凡诺夫举了三四个人的名字，偷偷地看了一眼墙上发白的地方。当他回过头来时，鲁巴肖夫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有痛苦的神色，目光迟钝，仿佛他不是在看鲁巴肖夫，而是在看鲁巴肖夫身后某个距离的地方。
伊凡诺夫轻轻地重复了一遍他们以前的朋友的名字：“我和你一样认识他们。”他继续说，“但是，你必须承认，我们像你们一样，反过来相信你和他们都会葬送革命。方法是用逻辑的推理。我们不能陷于司法细节之中。你们到那时候不也这样？”
鲁巴肖夫不说什么。
“这一切取决于，”伊凡诺夫继续说：“你归在犘类，取决于你的案件在我手中。你知道从什么观点选择这些案件进行公开审判。我得证明你这方面有一定的意愿。因此，我需要你提出部分口供。如果你要充好汉，坚持认为你没有妥协的余地，单是某人的口供就可以把你结果掉。相反，要是你作了部分口供，就有基础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在这基础上，我可以采取对质；我们可以否定掉最严重的控告，而在仔细划定的范围内承认有罪。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弄到比二十年更轻的；事实上这是说两三年后遇上大赦，五年之内你就又回到圈子里来了。现在请你好好地想一想，别忙着答复。”
“我已经想过了，”鲁巴肖夫说：“我拒绝你的建议。从逻辑上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这种逻辑我已领教得够多了。我厌倦了，我不想再玩这游戏了。请你把我送回牢房里去吧。”
“随你的便，”伊凡诺夫说：“我并没有想你会马上同意的。
这种谈话常常推迟产生效果。你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你想好了以后，叫他们带你来看我，或者给我一份书面声明也行。我相信你会送一份来的。”
鲁巴肖夫站了起来；伊凡诺夫也站了起来。他又高出鲁巴肖夫半个脑袋。他按了一下桌旁的电铃。他们在等狱卒来把鲁巴肖夫带回牢房去时，伊凡诺夫说：“几个月以前你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后十年将决定我们这一时代的世界的命运。你不想活着看到它？”
他俯着头微笑地看着鲁巴肖夫。外面过道上脚步声近了。
门打开了。两个狱卒进来敬礼。不说一句话，鲁巴肖夫站到了他们两人的中间，就一起开步走回他的牢房。过道上的闹声如今已消失了；从有些牢房传来了打鼾声，听起来像呻吟。在整个楼里，亮着昏黄的灯光。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