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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小说，1940）
第三次提审
有时，言语必须用来掩饰事实。但这必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那就是没有人发觉，或者，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话，也要有现成的借口，可以马上提出来。
——马基亚维利写给拉菲洛·吉罗拉米的指示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马太福音》，第37节
一
尼·萨·鲁巴肖夫入狱第二十天日记的摘录：“……弗拉吉米尔·鲍格罗夫已从秋千上掉了下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攻打巴士底监狱的那一天，欧洲长期静止不动的秋千这时又动起来了。它有力地从暴政那里推开来，显然是用无限的动力，荡向自由的蓝天。一百年来，它起荡愈高，荡到了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领域。但是，看啊，它的速度逐渐地放慢了，秋千已到了它的最高处和折回点了。接着，在暂停一刹那之后，它又向回荡了，速度越来越快。它的动力就像当初向上荡的动力一样，秋千把它的乘客从自由又带回到了暴政。凡是向上凝视而没有拽住的，都头晕目眩，掉了下来。
“不论是谁，若要避免头晕，必须设法找出秋千的运动规律。我们似乎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摇摆运动，从绝对专制摇摆到民主政治，从民主政治又摇摆回来到绝对独裁。
“一国人民必须获得和保持的个人自由量视其政治成熟的程度而定。上述钟摆运动似乎表明群众的政治成熟并不是不断上升的，像一个人的成长那样，而受制于更加复杂的规律。
“群众的成熟在于他们有能力认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就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对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一国人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与其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运行的了解程度成正比。
“如今，每一个技术上的改进都对经济机器造成一种新的复杂性，引起新的因素和关系的出现，这是群众一时所不能透彻理解的。技术进步的每一跳跃都把群众的相对智力发展摔在后面一步，这就造成政治成熟温度表的下降。有时需要几十年，有时需要好几代，才能使一国人民的理解水平逐步适应情况的变化，一直到最后恢复以前在较低文明阶段已掌握的组织能力。因此，群众政治成熟是不能用一种绝对数字来衡量的，只能是相对的，即同当时文明阶段作比较。
“只有群众觉悟水平赶上客观状态时，才能实现民主，不论是用和平的手段还是暴力的手段。直到下一次技术发明的跳跃———例如发明织布机———又把群众推回到一种相对不成熟的状态，以致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绝对领导。
“这个过程可以比作船只通过分成几段的船闸。当它最初进入时，该船所处水位与该段船闸的容量相比是相当低的，逐步灌水后，船只逐步升高，最后水位达到了最高度。但这种现象是一种错觉，因为下一段船闸还要高，升高过程还需重新开始。船闸四壁代表自然力的控制的客观状态，技术文明的客观状态。每段船闸中的水位代表群众政治成熟程度。把后者作为海拔绝对高度来衡量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某一段船闸内的相对高度水平。
“蒸汽机的发明开始了一个急速的客观进步阶段，因此，也是一个同等急速的主观政治倒退阶段。工业时代在历史上仍是年轻的，在它的极其复杂的经济结构与群众对它的了解之间，仍旧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理解，在二十世纪前一半中各国政治上的相对成熟比公元前二百年或封建时代结束时还低。
“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相信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在不断稳步上升的。因此它在钟摆最近一次摆动的面前，在各国人民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伤残的面前，束手无策。我们认为，群众的世界观适应情况的变化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可以逐年来衡量，而根据一切历史经验，以每百年来衡量更合适些。欧洲各国人民在精神上远远还没有消化掉蒸汽机的后果。资本主义制度会在群众还没有了解它之前就崩溃。
“至于革命的祖国，那里的群众仍受任何地方的同样思想规律所支配。他们已经到了下一段较高的船闸，但是仍处在这一段里的最低水位。他们更不理解取代了原来经济制度的新制度。吃力的痛苦的上升工作，必须重新开始。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人民才能了解他们自己用革命造成的新的客观状态。
“但是，不到那个时候，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个人得到的自由程度甚至比其它国家还少。我们的领袖有责任好像是在空虚的空间中进行统治一样。从典型的自由主义标准来衡量，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愉快。然而，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规律的可见的和不可避免的表现。只问怎么样而不问为什么的傻瓜和审美家活该倒霉。但是在目前这种群众相对不成熟时期，反对派也活该倒霉。
“在成熟时期，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但在思想不成熟时期，只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有两个抉择：用政变来夺取政权，而不能指望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让自己摔出秋千———那就是‘默默地去死’。
“还有第三种选择也同样一贯，在我们的国家里已发展成为一种制度：那就是，在没有希望实现自己的信念时，放弃和压制自己的信念。由于我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社会效益标准，为了留在党内公开否认自己的信念显然是比堂·吉诃德式继续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斗争更加光荣。
“个人自尊问题；对于某些自己痛骂自己的方式到处存在的偏见；个人的疲倦；厌恶和羞耻感———这一切都是要彻底连根带枝拔掉的……”
二
鲁巴肖夫在鲍格罗夫被处决和伊凡诺夫来访后第二天早晨军号响后马上开始写他的关于秋千的沉思。早饭送来以后，他只喝了一口咖啡，就让它凉在那里了。他的笔迹在过去几天内已慢慢潦草起来，这时都又显得坚定有劲了。字越写越小，圆浑的字体变得棱角分明。他在重读一遍时，发现了这一点变化。
上午十一点时，他又像往常那样被带去做操，因此得停下笔来。到了院子里以后，他给分了一个新伙伴一起转圈子，不再是原来的里普·凡·温克尔。这是一个瘦削的农民，穿着一双树皮鞋。院子里没有见到里普·凡·温克尔，鲁巴肖夫这时才想起吃早饭时没有听到墙上敲“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显然，那老头给带走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带到了哪里去了。一只可怜的、憔悴的、去年的飞蛾，居然熬过了它预定的寿命，没有用处地活了下来，在不合时令的季节中出现，盲目地飞了几下，终于掉在一个角落里与灰尘为伍了。
那农民开始的时候沉默地跟着鲁巴肖夫走，一边斜眼看他。
走了第一圈以后，他清了几次喉咙，又过了一圈，他忍不住开口了：
“我是犇省来的。您到过那里吗？”
鲁巴肖夫作了否定答复。犇省是东部的一个偏僻省份，他只有个模糊的概念。
“路确实很远，”那农民说：“你得骑骆驼才能到那里。您是政治犯吗？”
鲁巴肖夫承认了。那农民的树皮鞋的鞋底有一半已掉了，他的脚丫子光着，踩在积雪上。他的脖子很细，他谈话时不断点着脑袋，好像是在重复祷告的阿门似的。
“我也是个政治犯”，他说：“那就是，我是个反动派。他们说所有的反动派都要送走十年。您认为他们会把我送走十年吗？”
他点着头，一边斜着眼睛担心地瞅着圈子中央站着的几个狱卒，他们在跺着脚，没有注意犯人。
“你干了什么？”鲁巴肖夫问。
“因为反对给孩子打针，他们揭发我是个反动派，”那农民说。“每年政府派工作组到我们那里去。两年前，政府送报纸给我们读，还有许多肖像。去年，政府送来一台脱谷机和一些牙刷。今年，政府送来带针头的小玻璃管给孩子们打针。有一个穿男人裤子的女人要挨个给孩子们打针。她到我家来时，我和老婆插上了门闩，暴露了我们是反动派。后来我们烧掉了所有的报纸和肖像，砸烂了脱谷机，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来把我们带走了。”
鲁巴肖夫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心里想的是自己关于自治的论文怎么往下写。他想起了他有一次曾经读到关于新几内亚土著的文章，他们在智力上与这农民处在同一水平，但生活在完全的社会和谐之中，拥有极其发达的民主制度。他们已达到了较低一段船闸的最高水位……
鲁巴肖夫身旁的农民把他的沉默看成是不赞成，就不响了。
他的脚丫子已冻得发青，他不断地叹着气，听天由命，跟在鲁巴肖夫旁边绕圈子。
鲁巴肖夫一回到牢房就继续写作。他相信在“相对成熟规律”上已有了新发现，因此极其认真地写作着。午饭送来时，他刚写完。他吃了自己的一份饭，满足地躺倒在床上。
他睡了一个小时，安静无梦，醒来时精神很爽。402号在敲墙，已有相当时候了。他显然感到鲁巴肖夫冷落了他。他问鲁巴肖夫转圈子时的新伙伴是谁，他是在窗口看到的。但鲁巴肖夫打断了他。他一边微笑，一边用夹鼻镜敲墙：“我打算屈服了。”
他好奇地等待着反应。
很久没有回音。402号给惊呆了。过了整整一分钟才来了答复：“我宁可吊死……”
鲁巴肖夫微笑一下，敲墙道：“各听其便。”
他以为402号会勃然大怒，但敲墙声却很平静，好像是听天由命了：“我本来以为你是个例外。你难道已一点尊严都不剩了？”
鲁巴肖夫手持夹鼻镜躺着，感到满足和平静。他敲道：“咱们的尊严概念不同。”
402号敲得又快又明确：“尊严就是为自己的信仰而生，为它而死。”
鲁巴肖夫同样快答复：“尊严是要做个有用的人而不求虚荣。”
402号这次答复比以前声大、尖锐：“尊严是体面———不是有用。”
“什么是体面？”鲁巴肖夫问，字母之间留出富裕的空间。他敲得越平静，对方越是恼火。
“你们这种人是永远不会懂得的”。402号回答。鲁巴肖夫耸耸肩：
“我们已用理性代替了体面。”
402号不再回答。
晚饭以前，鲁巴肖夫又读了一遍他写的东西。他作了一两处改动，以写给共和国公共检察官的信的形式，把它抄录了一份。他在最后关于反对派可以采取的行动方针抉择的几段底下画了线，在文件最后添上了下面这段结束语：“本人尼·萨·鲁巴肖夫，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前人民委员、前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人民敌人面前无畏革命勋章’获得者，在考虑了上述理由后决定完全放弃本人的反对派态度和公开谴责本人的错误。”
三
鲁巴肖夫等待把他带到伊凡诺夫那里去已有两天了。他原来以为他把屈服的文件交给老狱卒以后就会马上把他带去的。
交出的那天正好是伊凡诺夫规定的期限期满的那一天。但是看来他们对他已经不是那么焦急了。也许伊凡诺夫正在研究他的“相对成熟理论”。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文件已经送到更高有关当局去审阅了。
鲁巴肖夫想到这会在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家”中间引起多大震惊而微笑了。在革命之前，也在其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在老领导在世的时候，“理论家”与“政治家”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区别的。
任何时刻要采取什么策略都是在公开讨论中从革命理论直接得出的。内战期间的战略行动，征收粮食，分配土地，发行新币，改组工厂———实际上，每一行政措施都是应用哲学的一个行为。
曾经挂在伊凡诺夫办公室墙上的那张旧照片上标有号码的每个人，都比欧洲各大学里各专业的著名学者更懂法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在内战期间历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其理论水平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团体所没有达到过的。这些讨论像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不同是，讨论的结果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福利，革命的前途。
现在这些老卫兵都精疲力竭了。历史的逻辑是：政权越稳定，它就越僵化，为的是要防止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掉转头来把革命自己冲垮。在代表大会上作理论探讨的时代过去了。伊凡诺夫墙上以前挂照片的地方出现了一块发白的地方。
哲学上的放光发彩让位于一个思想贫乏的时期。革命的理论冻结为教条的崇拜，简单化的容易掌握的教义问答，第一号成为主持弥撒的大祭司。他的发言和文章，甚至文风，有了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问答性质。它们分成问题和答复，把实际问题和事实加以粗暴的简单化，绝对化，令人叹服。第一号显然有应用“群众相对成熟规律”的本能……暴政的外行只能强迫他们的臣民闻令行动，第一号却教会他们奉命思想。
鲁巴肖夫想到今天的党的“理论家”们对他的信会有什么反应，不禁感到好玩。在实际情况下，这是最荒诞的异端邪说。学说创始人受到了批评，他们的话本来是金科玉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甚至第一号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也放到历史的条件下来客观地加以对待。这些今天的不幸理论家们一定感到伤脑筋，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把第一号的思想跳跃和突然改变方针打扮成最新的哲学阐发。
第一号有时常常喜欢对他的理论家巧施诡计。有一次他要求编辑党的经济刊物的专家委员会对美国工业危机作一分析。
这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最后特刊出版了，其中根据第一号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证明了（用大约三百多页篇幅）美国的繁荣只是虚假的繁荣，实际上，美国是处在萧条的低点，这只有靠革命胜利来克服。特刊出版的那一天，第一号接见了一个美国记者，一边吸烟斗，一边用下面这句简洁的话震惊了那个记者和全世界：
“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商业恢复了正常。”
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准备遭到撤职，甚至可能逮捕，他们当夜写信，供认他们“提出反革命理论和错误分析的错误”。他们强调自己痛悔不已，保证公开承认错误。只有鲁巴肖夫的同代人艾萨科维奇———编辑委员会中唯一属于老一辈的———宁可开枪自杀。知情人后来说，第一号这样做唯一目的是要毁掉艾萨科维奇，他怀疑他有反对派倾向。
这整个事情是出小小的滑稽剧，鲁巴肖夫想。在这所谓“革命哲学”把戏的背后，不过是一种巩固独裁政权的手段。独裁政权虽然是个令人气馁的现象，但是似乎是历史的必要。把这滑稽戏看得太认真的人是要上当的，他只看到了台上的表现，而没有看到台后的机关。以前，革命的政策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决定的，如今是在幕后决定的，这也是群众相对成熟的法则的逻辑结果……
鲁巴肖夫真希望能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里在绿色的台灯下工作，在一个历史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新理论。革命哲学最有成果的时候总是被放逐的时候，也就是两次政治活跃时期之间的强迫休息时期。他在牢房里来回踱步，想象在政治上被逐出教门后如何度过内心流放的两年。他的公开检讨会给他换来必要的喘息时间。屈服的外表形式无所谓，内容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全怪我”和对第一号的绝对正确的信任的表白。这完全成了一个礼仪问题，一种拜占庭式的礼仪，这是出诸于有必要用庸俗化和无休止的重复，把每一句话都铭刻到群众心中去。凡是说成是对的东西必须金光灿灿，凡是说成是错的东西必须漆黑一团。政治声明得像庙会上俗气的木偶一样有色彩。
这些事情，402号是一点也不知道的，鲁巴肖夫想。他的狭隘的尊严概念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体面是什么？这是一定形式的习俗，仍受骑士比武的传统和规矩的约束。尊严的新概念应该不同：一心服务而不求虚荣，直到最后结果……“宁可死也不辱自己”，402号这么宣布，可以想象他还在捻胡尖。这是个人虚荣心的典型表现。402号用单眼镜敲墙，而鲁巴肖夫用夹鼻镜。这就是全部的不同。如今在他看来重要的唯一事情是在图书馆瑞安心工作，建立他的新理论。这将需要好几年，写出来的书是厚厚一本。但这是要了解民主制度史的第一个有用的线索，将对群众心理的钟摆运动作出说明。而在目前，这种钟摆运动特别明显，而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加以解释清楚。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迅速来回踱步，一边对自己微笑。只要他有时间发挥他的新理论，别的都不在乎。他的牙齿不痛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心情极其兴奋，甚至按捺不住，自从与伊凡诺夫夜半谈话和送走他的信以来已有两天了，但仍没有动静，在他被捕后的两周内他曾经觉得时间飞得太快，如今却慢如蜗牛。
钟点分成为分、秒，他的工作时停时辍，每次都是因为缺乏历史文献而趋于停顿。他有时在窥视孔前站立整整一刻钟，希望能看到狱卒来带他去见伊凡诺夫。但是过道里阒无一人。电灯仍像过去一样一直开着。
有时他希望伊凡诺夫自己会来，那么他的口供问题的整个手续就可以在他牢房中解决了，那就愉快多了。这次他就不会反对他带一瓶白兰地来了。他想象了谈话的细节，他们怎样一起起草“口供”的堂皇措词，以及他们在一起工作时伊凡诺夫的讥刺味的俏皮话。鲁巴肖夫一边微笑，一边在牢房里来回漫步，每隔十分钟就看一会儿表。伊凡诺夫那天晚上不是答应第二天来带他去吗？
鲁巴肖夫越来越焦急不耐了。在与伊凡诺夫谈话后的第三天晚上，他睡不着觉。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细心倾听监狱大楼里的每一细微响动，辗转反侧，被捕后第一次希望旁边有个温暖的女人肉体。他尽量想办法入睡，把呼吸调节得十分均匀，但反而更加烦躁了。他想同402号交谈，但极力抵制这一诱惑。自从“什么叫体面”问题以来，就再也没有听过402号了。
大约在午夜时分，他躺在黑暗中呆视着窗户上的破报纸睡不着已有三个小时了。他憋不住了，用手指关节敲起墙来。他热切地等待着，但墙上一片沉默。他再敲了几下等着，感到一阵羞愧的热血涌上了脑袋。402号仍不回答。然而可以肯定他在墙的那边一定也躺着睡不着，回忆着以前的冒险消磨时光。他曾经告诉过鲁巴肖夫，他不到半夜一两点钟睡不着觉，因而又恢复了少年时代的习惯。
鲁巴肖夫躺在铺上，呆视着黑暗。他身下的草垫子已经压平了，毯子太暖和，使皮肤湿滋滋的很不好受，然而他一掀开毯子就打寒战。他已连续不知抽第七支还是第八支烟了，铺边地上到处尽是烟蒂。这时万籁俱寂，时间停滞了，化为没有形状的黑暗。鲁巴肖夫闭上眼睛，想象阿洛娃躺在身边，他所熟悉的乳房曲线高耸到黑暗里。他忘记了她已像鲍格罗夫那样被拖过了过道。静寂之中仿佛有嗡嗡声和摇摆的感觉。被关在这个蜂窝般的牢狱里的其它两千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听不见的呼吸，他们的看不见的梦境，他们的受到抑制的恐惧和希望，这一切都仿佛使静寂膨胀了起来。如果历史可以计算的话，两千个人的噩梦加起来有多重？两千个人的没有满足的渴望的压力加起来有多重？如今他真的觉得闻到了阿洛娃姐妹式的香水味了。他盖着毯子的身上流着冷汗……牢房门被猛地推开了。过道上的电灯光刺着他的眼。
他看见进来两个穿制服、带手枪的军官，这是他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其中一个走近铺边。他身材高大，面容凶狠，声音粗哑，鲁巴肖夫听来觉得十分响。他命令鲁巴肖夫跟他走，没有解释到哪里去。
鲁巴肖夫在枕头下摸到了夹鼻眼镜戴上，从铺上起来。他在过道上同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一起走时，感到像铅灌的一样累。那个大个子比他高出一个脑袋。另一个跟在他们后面。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表。早上两点钟，这说明他还是睡了一会儿。他们朝理发室那边走———也就是鲍格罗夫被带走的方向。第二个军官落在鲁巴肖夫后面三步，鲁巴肖夫很想回头过去，因为后脖子发痒，但他制止住了这个冲动。他想，他们毕竟不能这样完全没有手续就把我干掉，但他并没有很大的自信。
目前，这对他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他只希望越快越好。他想弄清楚自己究竟怕不怕，但是只意识到由于不回头看那背后的人而引起的身体上的不舒服。
他们过了理发室拐弯后，就看到了狭窄的楼梯。鲁巴肖夫斜眼看身旁的大个子，看他是不是会放慢脚步。他仍没有感到恐惧，只有感到好奇和不安。但他们走过了楼梯，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双腿发软，得强作镇定。同时他发现自己在机械地用袖口擦夹鼻眼镜，显然他没有走到理发室就摘了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他想，这一切都是骗局。在上面，你能自己欺骗自己，但是在下面，在肚子以下，你就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现在拷打我，我就什么都招认，但一到明天就翻案……再走几步，“相对成熟理论”又回到他的脑际，还有他已决定屈服招供这件事。他感到松了很大的一口气，但同时他又惊奇地问自己怎么可能会完全忘掉了他在几天前的决定。那个大个子停了步，打开一扇门，自己站到边上去。鲁巴肖夫看到一间同伊凡诺夫办公室相似的屋子，但光线特别强，很刺他的眼。对着门，坐在办公桌后的是格列金。
鲁巴肖夫背后的门关上了，格列金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来。
“请坐，”他用鲁巴肖夫在牢房里第一天同他争吵时听到过的那种干巴巴、没有色调的声音说。鲁巴肖夫也看清了格列金头颅上的疤痕。他的脸在阴影中，因为室内唯一的光线来自格列金转椅后的一盏铁架落地灯。那只瓦数特别大的灯泡发出的强烈的白光使鲁巴肖夫睁不开眼睛，因此过了几秒钟以后他才意识到有一个第三者在场———一个坐在屏风后小桌子旁的秘书，背朝着屋子。
鲁巴肖夫在格列金的办公桌对面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这是一张没有扶手的椅子，坐着很不舒服。“我奉命在伊凡诺夫政委不在的时候审查你，”格列金说。
灯光刺眼，但是如果他侧过脸去，眼角的感觉仍不好受。何况，侧着脸谈话似乎滑稽可笑，也很尴尬。
“我愿意受伊凡诺夫的审查。”鲁巴肖夫说。
“预审官是上级指派的，”格列金说：“你有权发言，或者拒绝发言。根据你的情况，你拒绝发言就是等于否认你两天前写的表示愿意招供的表白，那么调查就自动告一结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奉令将你的案件送回到有关当局，他们将对你作行政宣判。”
鲁巴肖夫把他的话很快地考虑了一下。伊凡诺夫显然出了问题。突然被送走，开除，逮捕。也许因为有人记起了他以前同鲁巴肖夫的友谊。也许因为他在思想上超过别人，太聪明了，而且因为他对第一号的忠诚是根据逻辑的考虑而不是盲目信任。
他太聪明了，他属于老派。格列金和他的方法属于新派……祝你平安，伊凡诺夫。鲁巴肖夫没有时间可怜你。他得很快思考对策，而灯光妨碍了他。他摘下夹鼻眼镜，眨巴着眼。他知道，没有眼镜他看出去像赤身裸体一样无能为力，而格列金的没有表情的眼睛把他脸上的每一变化都一览无遗。如果他继续沉默，他就输了。现在已没有退路了。格列金是个令人反感的人，但他代表新的一代。老一代必须同它妥协，否则就要被它摧毁。
没有别的选择。鲁巴肖夫突然感到老了，他从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已年过五十。他把眼镜架上，想正视格列金的眼光，但强烈的灯光使他眼睛流泪，他又摘了下来。
“我准备好要发言，”他说，想控制自己声音中的不快。“但条件是你停止耍诡计。把那耀眼的灯关了，用这办法去对付坏蛋，反革命分子吧。”
“你没有资格提条件。”格列金用平静的口气说：“我不能为你改变我屋子的灯光。你似乎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是你本人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这过去的几年里，你两次在公开讲话中承认了。你以为这次你可以轻易逃脱，那你就错了。”
你这王八蛋，鲁巴肖夫心里想。你这穿制服的混账王八蛋。
他的脸红了。他自己感到脸红了，也知道格列金注意到了。这个格列金大概多大？顶多三十六七，他参加内战时还是个青年，革命爆发时还是个孩子。这便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它没有传统，没有记忆同消失了的旧世界相联。这是生出来没有脐带的一代……然而它却有权利在它一边。你必须把自己的脐带拉掉，不让它同虚荣的尊严观念和旧世界虚伪面子有最后联系。尊严是要服务而不带虚荣心，不吝惜自己，直到最后的结果。
鲁巴肖夫的脾气慢慢缓和下来。他把夹鼻镜捏在手里，把脸转向格列金。他闭上眼睛，但更感到赤身裸体了，不过这不再使他不安了。在他闭上的眼皮后面是一片红。他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孤单感。
“我愿做一切为党服务的事，”他说，话声中已不再粗哑。他仍闭着眼，“我请你详细说明控告的内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么做。”
他听到而不是通过他眨巴的眼睛看到格列金僵硬的身子动了一下。他放在椅子把手上的袖口窸窣响了一下，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好像他的整个身子放松了下来。鲁巴肖夫猜想，格列金是在经历他一生中的大胜利。让一个像鲁巴肖夫那样的人就范，意味着远大前程有了开端。而直到一分钟之前，格列金仍是胜负未卜———伊凡诺夫的下场是对他的警告。
鲁巴肖夫突然明白，他对格列金像格列金对他一样有权力。
小伙子，我掐住了你的咽喉，他苦笑地想。我们互相掐住了对方的咽喉。要是我从秋千上摔下来，我把你也一起拖下来。鲁巴肖夫在格列金恢复了死板和正经、从文件堆中找材料时，曾经转着这个念头。接着他拒绝了这个诱惑，慢慢地闭上他刺痛的眼睛。你必须消除掉虚荣心的最后残余———自杀除了是虚荣心的颠倒形式以外还是什么呢？这个格列金当然认为靠他的手法，而不是伊凡诺夫的论据诱使他屈服，也许格列金也说服了上级相信这一点，这样造成了伊凡诺夫的垮台。王八蛋，鲁巴肖夫想，不过这一次没有生气。你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只讲后果的穿制服的粗汉，现在刚开始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你不明白问题的所在。但是你一旦明白，你对我们就没有用处了……他注意到灯光更强烈了，鲁巴肖夫知道这种反光灯在审讯的时候可以改变强弱光度。他不得不把脑袋完全转过去，用手擦流泪的眼睛。
你这粗汉，他又想。但就是这样的一代粗汉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格列金开始宣读起诉书。他的单调的语音更令人生厌了。
鲁巴肖夫侧着脑袋闭着眼睛听着。他决定把他的“招供”看做是手续而已，看做是一出荒谬的但是必要的滑稽戏，只有内行才能了解它的曲折的意义。但是格列金宣读的文件之荒谬超过了他最糟糕的预期。格列金当真相信，他鲁巴肖夫策划了这些孩子气的阴谋？相信多年来他日夜考虑的是炸掉这所他同其它老卫兵们一起奠基的建筑？格列金当真相信，这些老卫兵们，头上标有数字的人，格列金少年时代的英雄突然都染上了恶疾，个个变得贪污腐化，一心只想破坏革命？这些伟大的政治策略家用的办法都像是从廉价侦探小说中学来的。
格列金单调地宣读着，没有语调上的抑扬顿挫，他的声音是迟到中年才学会识字的人的平板的读书声。他正读到所谓与一个外国代表谈判的一段，据说鲁巴肖夫在犅国时期就开始了，目的是要用武力进行复辟，恢复旧政权。他提到了外国外交官的名字，还有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鲁巴肖夫现在听得比以前专心了。在他的记忆中闪过了一个不重要的小事，当时他马上给忘掉了，后来也再没有想起过。他马上估计了大致什么时间，正好与此相符。原来这就是要吊死他的绳索？鲁巴肖夫微笑了，他用手帕擦了眼角的泪……
格列金一直念下去，态度僵硬，声调平板。他真的相信自己在读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这文件内容的荒诞不经？现在他念到了鲁巴肖夫担任铝专卖局局长期间的活动。他念了一些说明这个匆忙建设起来的工业是多么的混乱的统计数字，工伤事故受害者的人数，由于材料缺陷而造成飞机坠毁的次数。这一切都是他，鲁巴肖夫的罪恶破坏所造成的后果。“罪恶”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夹在技术名词和统计数字之间。鲁巴肖夫忽然有这样的假设：格列金是疯了。这种逻辑与荒谬的混合使人想起了精神分裂症所引起的一种神经有条不紊的错乱。但是这个起诉书不是格列金起草的，他只是宣读一遍而已———或者当真相信，或者至少认为它是可信的……
鲁巴肖夫把脑袋转向坐在阴暗角落里的女速记员。她娇小、瘦削，戴眼镜。她正在安详地削铅笔，没有把头转过来。显然，她也认为格列金在念的荒诞不经的事是可信的。她仍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她也是洪水以后长大的。对这一代现代石器时代人，鲁巴肖夫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他坐在那里，坐在强烈得令他睁不开流泪的眼睛的灯光前，他们用没有声调的声音向他宣读，用没有表情的眼睛看他，冷淡得出奇，好像他是解剖台上的一个对象。
格列金读到了起诉书的最后一段。它包含了最最重要的一项内容，阴谋刺杀第一号。伊凡诺夫在第一次提审时神秘地提到的犡又出现了。原来他是第一号工作忙时送午饭来的餐厅的副经理。这种冷餐是第一号斯巴达式艰苦生活的一个内容，报上经常加以宣传。就是用这送饭的办法，犡在鲁巴肖夫的煽动下要为第一号准备过早的夭亡。鲁巴肖夫闭着眼睛微笑，当他睁开眼睛时，格列金已经念完了，正在看着他。经过几秒钟的沉默，格列金用他的平板的声调说了下面的一句话，这话更像是说明，而不是提问：
“你听了起诉书，承认有罪。”
鲁巴肖夫想正眼看他的脸，但是不行，他只好闭上眼。他有一句挖苦的回答到了嘴边，但是结果却轻轻地说了下面的话，那瘦小的秘书得伸长脖子才听得见：“我承认有罪，罪在不了解政府政策的万不得已，罪在因此而持有反对派的观点。我承认有罪，罪在凭借一时感情冲动，因此陷于与历史必要性相矛盾的地位。我让我的耳朵倾听被牺牲者的哀号，因此对证明有必要牺牲他们的论据充耳不闻。我承认有罪，罪在把有罪和无辜的问题置于有用和有害问题之上。最后，我承认有罪，罪在把个人置于人类之上……”
鲁巴肖夫停了一下，又想睁开眼睛。他的脑袋避开灯光，侧向秘书的角落。她刚刚记完他说的话。他相信从她的侧影中看到了嘲弄的冷笑。
“我知道，”鲁巴肖夫继续说：“我的错误如果付诸实践，就会对革命造成致命危险。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每一个反对都带着分裂党的种子，因此也带着内战的种子。人道主义的弱点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在群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对革命来说就是自杀。然而我的反对派态度就是建立在对这些方法的向往上———表面上十分相宜，实际上是十分致命的。我要求对专政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取消恐怖，放宽党的严密组织，我承认这些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在客观上是有害的，因此是反革命性质的……”
他又停了下来，因为嗓子很干，声音发哑。他在寂静中听到秘书铅笔书写的窸窣声。他把头抬起了一些，眼睛闭着，又说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可以把我叫做反革命分子。至于起诉书里所提出的荒谬的罪名，我与它们无关。”
“你说完了吗？”格列金问。
他的声音这么粗暴，使鲁巴肖夫惊异地看着他。格列金在办公桌后处在灯光下的影子也是他一贯的一本正经的姿态。鲁巴肖夫一直要想找个简单的话来刻画格列金，如今找到了：“一本正经的粗暴。”
“你说的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格列金继续用他干巴巴的、嘶哑的声音说：“在你以前的两次供词中，第一次是两年前，第二次是十二个月以前，你都已公开承认，你的态度是‘客观上的反革命和反对人民的利益’。你两次都谦恭地要求党的原谅，宣誓忠于领导的政策。如今你想第三次玩弄这个把戏。你刚才说的话不过是烟幕弹。你承认你的‘反对派态度’，却否认作为反对派态度的逻辑结果的行为。我早已告诉过你，这一次你可不能这么便宜地逃过去了。”
格列金这段话来得突然也结束得突然。在接着的沉默中，鲁巴肖夫听到了办公桌后电灯中电流的嘶嘶声。同时，灯光又强了一度。
“我那个时候的声明，”鲁巴肖夫低着声说：“是为了策略上的缘故而做出的。你当然知道，有许多反对派政治家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声明，以求留在党内。但是这次我有不同的目的……”
“也就是说，这次你是真诚的？”格列金问。他问得很快，他的一本正经的声音中不带讥刺。
“是的，”鲁巴肖夫安静地说。
“而以前你说谎？”
“就那么说吧，”鲁巴肖夫说。
“为了保命？”
“为了能够继续工作。”
“没有命就无法工作。所以，是为了保命？”
“就那么说吧。”
在格列金的问话和自己的回答的短暂间歇中，鲁巴肖夫只听见秘书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和电灯的电流嘶嘶声。电灯发出炽烈的白光和热流使鲁巴肖夫不断擦额上渗出的汗珠。他竭力要想张开刺痛的眼睛，但一张一闭之间的时间距离越来越长了，他越来越感到瞌睡。当格列金在连续提问以后，稍有间歇，这时鲁巴肖夫感到自己的下巴已垂到胸口上了。格列金的下一个问题，使他猛烈一震，他又抬起头来，而有已睡了一觉的感觉，但时间长短无法判定。
“我再重复一遍，”格列金的声音在说：“你以前的悔过声明的目的是欺骗党，隐瞒你的真实意见，保全你的性命。”
“我已经承认过了，”鲁巴肖夫说。
“包括你公开同你的秘书阿洛娃划清界线，也是同样目的？”
鲁巴肖夫麻木地点点头。他的眼眶里的压力向他右边脸颊的所有神经散布，他又感到了牙痛。
“你知道阿洛娃公民一再要求叫你当她辩护的主要证人？”
“他们告诉了我，”鲁巴肖夫说，牙更痛了。
“你无疑知道，你当时作的声明———这，你刚才承认是谎话，对于判决阿洛娃死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他们告诉了我。”
鲁巴肖夫感到他的整个右侧脸颊在抽搐。他的脑袋更加麻木沉重了，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不致使头沉到胸口上。格列金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鼓：“因此阿洛娃有可能是无辜的？”
“有可能，”鲁巴肖夫说，他的舌上有一种血腥味和苦味，这是最后的一点点讽刺。
“……而因为你的为了保全自己性命的谎话而被处决？”
“大致就是这样，”鲁巴肖夫说。“你这王八蛋，”他满腔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地想。“当然，你说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真实的。但我倒想要知道，我们两人究竟谁是更大的王八蛋。但是他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无法自卫，因为自己摔出秋千是不许可的。要是他肯让我睡觉，那就好了。如果他再这样折磨我，我就什么都收回，拒绝发言———那我就完了，他也就完了。”
“……经过了这一切，你还要求宽大对待你？”格列金的声音在继续响，仍旧那么粗暴地一本正经，“你仍敢否认罪恶活动？经过了这一切，你还要求我们相信你？”
鲁巴肖夫放弃了保持脑袋挺直的努力。当然格列金不相信他是对的。即使他本人也迷失在有意的说谎和辩证的借口的迷宫里了，迷失在真实和幻觉的朦胧里了。最终的真理总是后退一步，只有用来为它服务的排在倒数第二的谎言仍旧看得见。
而这最终的真理又迫使你不得不作这么大的病态的歪曲！他怎样才能使格列金相信，这一次他是真正真诚的，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当你唯一的愿望是好好睡一觉和悄然消失的时候，你总是得说服人家，说啊说的，不断争辩……“我不要求什么，”鲁巴肖夫说，把脑袋痛苦地转向格列金声音来的方向，“除了再一次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你只有一个证据可以提出来，”格列金的声音传来，“那就是完全的坦白。我们听够了你的‘反对派态度’和崇高的动机。我们要的是完全、公开坦白你的罪恶活动，这是那个态度的必然结果。你唯一还能为党服务的就是做为警告的榜样，用你自己的亲身经验来向群众表明反对党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
鲁巴肖夫想起第一号的冷餐。他的发炎的面部神经剧烈地抽搐，但疼痛已不那么难熬了，而只是一阵阵的迟钝麻木。他一想起第一号的冷餐，他脸部的肌肉就抽搐成怪样。
“我不能坦白我没有犯过的罪行，”他断然说。
“不，”格列金的声音响着，“你当然不能———”鲁巴肖夫第一次在那声音中听出了取笑的味道。
从那片刻起，鲁巴肖夫对于那次提审的记忆很模糊。“你当然不能”那句话由于语调特别始终留在他耳际。在那句话以后，他的记忆中有一段空隙，长度很难确定。后来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睡过去了，他甚至记得做了一个奇怪的愉快的梦。这大概只持续了几秒钟———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一连串明亮的景色中，有着栽在父亲庄园车道两边的熟悉的白杨树，还有一种特别的白云，那是他幼时在树丛上空看到的。他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屋子里出现了第三个人，格列金的声音在他头上嗡嗡作响———格列金一定是站了起来，在办公桌上向他俯身过来：“我要你注意力集中……你认识这个人吗？”
鲁巴肖夫点点头。他马上认出了兔唇，虽然他没有穿那件在院子里转圈时老是裹着他身子的雨衣，双肩也没有怕冷地耸着。鲁巴肖夫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了一排熟悉的数字：2—3；1—1；4—3；1—5；3—2；2—4……“兔唇向你问候”。402号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他发出这个信息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鲁巴肖夫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声来；他的干燥发焦的舌头上仍有苦味。
“我几次在我的窗口里看到他在院子里散步。”
“你以前不认识他吗？”
兔唇站在门边，距鲁巴肖夫椅背几步远。反光灯的光完全直照在他身上。他原来蜡黄的脸白得像粉笔一样，他的鼻子很尖，上唇兔裂，露出了牙龈。他垂着双手站在那里。鲁巴肖夫如今背着灯光，看到他就像舞台脚光打在上面的幽灵一样。又有一排数字闪过鲁巴肖夫的记忆：“4—5；3—5；4—3；……”———“昨天受刑。”几乎在同一时候，他无法抓住的一个记忆的影子闪过他的脑海———这个记忆是：在他进404号牢房以前很久，曾经见过这不成人样的家伙的活着的原版。
“我记不确切了，”他迟疑地回答格列金的问题。“如今我在近处看到了他，我记得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
话还没有说完，鲁巴肖夫就后悔这话还是不说为好。他迫切希望格列金会给他几分钟时间镇定下来。格列金像连珠炮似的迅速提问使他想起一只猛鹰连续啄着俘获物的形象。
“你最后一次是在哪里见到这个人的？你的记忆过人在党内是有名的。”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他苦苦思索，但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强烈灯光下的幽灵。这个人下唇颤动，但兔唇不动，他伸舌头舔着上唇断裂处的红肉。他的目光在鲁巴肖夫和格列金之间来回转动。
秘书停止了书写。你能听到的只是电灯泡的均匀的嘶嘶声和格列金浆洗过的袖口的摩擦声。他向前俯身，手肘撑在椅子把手上问：“你拒绝回答？”
“我记不得了，”鲁巴肖夫说。
“很好，”格列金说。他再向前俯一些，好像是用他全身的重量来对兔唇：“你可以不可以帮助鲁巴肖夫公民的一些记忆？你最后一次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兔唇的脸变得更苍白了。他的眼光在秘书身上逡巡了一会儿，她的存在显然他是刚发现，但他的眼光马上又转开了，似乎在逃避和寻找一个安身之处。他又用舌头舔舔上唇，一口气匆匆地说：“我是被鲁巴肖夫公民教唆来用毒药毁掉党的领袖的。”
开初，鲁巴肖夫只是感到惊异，这个不成人样的骸骨身上怎么会发出这么深沉、动听的声音。他的声音似乎是他身上唯一完整的东西，同他的外表形成古怪的对比。他说的内容，鲁巴肖夫过了几秒钟以后才明白。自从兔唇到场之后，他就预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察觉到了危险。但是如今他尤其意识到这一指控的荒诞不经。一会儿以后，他又听到了格列金的说话———这一次是在他背后，因为鲁巴肖夫刚才转过身来对着兔唇。格列金的声音有些恼火：“我没有问你这个。我问你的是最后一次见到鲁巴肖夫公民是在什么地方。”
错了，鲁巴肖夫想。他不该强调那是个错误的答复。我是不会注意到的。他现在觉得他的头脑已很清楚，处在一种兴奋的清醒状态。他想找个适当的比喻。他想，这个证人是个自动的手风琴，刚才奏错了调。兔唇的下一个答复甚至更加悦耳动听：“我是在驻犅国的贸易代表团的招待会后见到鲁巴肖夫公民的。他当时教唆我对党的领袖采取恐怖主义的阴谋。”
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惊恐的眼光找到了鲁巴肖夫，就停在他那里了。鲁巴肖夫戴上夹鼻眼镜，带着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回报他的注视。但是在那年轻人的眼光里，他没有看到要求原谅的祈祷，而是兄弟般的信任和毫无办法地受到拷打苦刑的人的无声的责备。先避开对方的眼光的是鲁巴肖夫。
他的背后又响起了格列金的声音，又是十分自信和粗暴：“你能记得会见的日期吗？”
“我记得很清楚，”兔唇用他愉快得颇使人感到不自然的声音说，“那是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招待会以后。”
他的眼光仍盯住鲁巴肖夫的眼睛，好像在那里有他获救的最后一丝希望。鲁巴肖夫的脑海里浮起了一个记忆，开始时是朦朦胧胧的，后来比较清楚了。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个兔唇是谁了。但这一发现，除了痛心的奇怪以外，并没有引起他的别的感觉。他把头转向格列金，在灯光下眨巴着眼，平静地说：“日期是准确的。我起初没有认出基佛教授的儿子来，因为我只见过他一次———在他落入你们之手以前。你可以庆贺你们工作的成绩。”
“因此你承认你认识他，而且你在刚才说过的日期和场合见到过他？”
“我刚才已告诉了你，”鲁巴肖夫疲乏地说。兴奋的清醒状态已经消失，他的脑袋里又开始嗡嗡作响。“要是你马上告诉我他就是我不幸的朋友基佛的儿子，我早就认出来了。”
“在起诉书里有他的全名，”格列金说。
“我像别人一样只知道基佛教授的笔名。”
“这个细节并不重要，”格列金说。他又把全身转向兔唇，好像他要用他的体重越过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间而把兔唇压垮似的。“你继续说吧。把会见的经过说出来。”
又错了，鲁巴肖夫想，尽管瞌睡难熬。这当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要是我真的教唆过这个人进行这愚蠢的阴谋，我会一听到提示就记起他来的，不论有没有姓名。但是他太疲倦了，不想多费唇舌，进行这样长的解释。此外，他还得把脸转向灯光。而现在那样，他至少可以背对着格列金。
在他们谈他的身份的时候，兔唇在灯光的强烈照耀下低头站着，嘴唇颤动。鲁巴肖夫想起了他的老友和同志基佛，这位伟大的革命史学家。在那张代表大会会议桌的著名照片里，大家都留着胡须，头上有个画圈的号码，就像灵光似的，他坐在老领袖的左边。在历史问题上，他是他的顾问；他也是他的棋友，也许是他唯一的私人朋友。在“老头”死了以后，基佛由于比别人更了解他，奉命撰写他的传记。他花了十年功夫，但命中注定永远不能出版了。因为关于革命情况的官方版本在这十年之内已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得改写，价值观的天平秤得加以修改。但是老基佛非常顽固，一点也不懂得第一号统治的新时代的内部辩证法……
“我父亲和我，”兔唇用他那不自然的唱歌般的声音继续说：“参加了国际人种学大会回国———我是陪他去开会的———到犅国去一转，因为我的父亲要想见一下他的朋友鲁巴肖夫公民……”
鲁巴肖夫带着又好奇又悲哀的奇怪的复杂心情听着。到现在为止，他说的都是正确的。老基佛前来看他，因为需要倾吐心里的话，也是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们一起过的那个晚上也许是老基佛一生中最后一次愉快的时光了。
“我们只能留一天，”兔唇继续说，他的目光盯在鲁巴肖夫的脸上好像要在那里找到力量和鼓励。“那天正好是庆祝革命的纪念日，因此我很确切地记得那日期。鲁巴肖夫公民整天忙碌着招待会的事，只能见我父亲几分钟。但是到晚上，使馆招待会结束后，他请我父亲到他住处去，我父亲让我陪去。鲁巴肖夫公民有点累了，他换了睡袍，但他很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他在桌上摆出了葡萄酒、白兰地和糕点，在拥抱了我父亲后用这些话欢迎他：‘这是最后一批莫希干人的告别晚会……’”
在鲁巴肖夫的背后格列金的声音打断了他：“你有没有马上注意到鲁巴肖夫打算把你灌醉，以便使你更容易供他驱使？”
鲁巴肖夫觉得兔唇的憔悴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他第一次看出同他那天晚上见到的年轻人有轻微相像的地方。但是那表情马上消失了。兔唇眨巴着眼，舔舔他的裂唇。
“我觉得他相当可疑，但是我还没有识破他的诡计。”
王八蛋，鲁巴肖夫想，他们把你搞成什么啦？……“说下去，”格列金的声音嗡嗡响。
在被打断以后，兔唇过了几秒钟才重新安定下来。同时可以听到速记员在削铅笔。
“鲁巴肖夫和我父亲叙了一会儿旧。他们俩已有多年未见了。他们谈到革命前的日子，谈到我只耳闻过的一些老一代的人，谈到内战。他们常常用暗示谈话，我听不懂，而且对有些以往的事大笑，我也不懂。”
“喝得很醉了？”格列金问。
兔唇对着灯光无可奈何地眨巴着眼。鲁巴肖夫注意到他在谈话的时候身体不稳，好像站立不住似的。
“我想是的，喝得不少，”兔唇继续说下去。“在过去几年中我还没有见到过父亲情绪这么好。”
“那是，”格列金的声音说：“发现你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前三个月，再过三个月他就因此被处决？”
兔唇舔着嘴唇，麻木地瞪着灯，没有说话。鲁巴肖夫在突然冲动之下，向格列金转过身来，但是由于光线强烈，他闭上了眼，又慢慢地转了回去，用袖口擦一擦眼镜。秘书的铅笔在纸上停止了。这时又听见了格列金的声音：“那时你已参加了你父亲的反革命活动了吗？”
兔唇舔着嘴唇。
“是的，”他说。
“你知道鲁巴肖夫与你父亲持同一观点？”
“是的。”
“报告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不重要的可以不提。”
兔唇如今反扣着双手，肩膀靠墙。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和鲁巴肖夫的话题转到了当前。他们用贬低的口气谈到党内当前情况，谈到领导方法。鲁巴肖夫和我父亲把领袖只叫做‘第一号’。鲁巴肖夫说，只要第一号的大屁股坐在党的上面，下面的空气就再也没法呼吸了。因此他愿意在国外工作。”
格列金转向鲁巴肖夫：“这是你第一次向党的领袖表示效忠之前不久？”
鲁巴肖夫向灯光侧过一半身子。“不错，”他说。
“鲁巴肖夫在那天晚上提到过他打算这么表白的意图？”格列金问兔唇。
“提到过。我父亲因此责备鲁巴肖夫，他说他对他感到失望。鲁巴肖夫大笑，叫我父亲是老糊涂，堂·吉诃德。他说，重要的是坚持到最后，等待适当时机。”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等待适当时机’？”
年轻人的眼光又在寻找鲁巴肖夫的脸，带着一种绝望的和几乎求情的表情。鲁巴肖夫有了这种荒谬的想法，怀疑他是不是要从墙边过来吻他的前额。他觉得这个想法好笑，这时他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回答：“那就是党的领袖被免去职务的时机。”
格列金没有放过鲁巴肖夫的微笑，讥讽地问：“这些事情似乎使你好笑？”
“也许，”鲁巴肖夫说，又闭上眼睛。
格列金整一整袖口，继续问兔唇：“这样鲁巴肖夫谈到把党的领袖免除职务的时机。这怎么样才能实现呢？”
“我父亲认为终有一天杯子会溢出来，党会撤消他或者强迫他辞职。反对派必须宣传这个想法。”
“而鲁巴肖夫呢？”
“鲁巴肖夫笑我父亲，一再说他是个老糊涂，堂·吉诃德。然后他说第一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人类一定特点的体现，那就是对自己的信念的绝对正确抱有绝对信任，他就是从中吸取力量来做到完全没有顾忌。因此他决不会自愿辞职，只有用暴力把他除掉。而且你也不能期望党对你有什么帮助，因为第一号把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中，使得党的官僚机构成了他的帮凶，跟着他一起起伏，而且知道这一点。”
尽管他很瞌睡，鲁巴肖夫发现这个年轻人很准确地保持了原话。他本人已不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是他并不怀疑兔唇的忠实的重述。他从夹鼻眼镜后面以一种新发生的兴趣来看年轻的基佛。
格列金的声音又响了：“这样鲁巴肖夫强调对第一号，也就是说对党的领袖用暴力的必要？”
兔唇点头。
“而他的论点，再加上大量饮酒，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年轻的基佛没有马上回答。接着他说，声音比以前略低：“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喝。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巴肖夫低下了头。他心中忽生怀疑，这对他几乎像肉体剧痛一样，使他忘掉了其它一切。是不是有这可能，这个不幸的青年事实上是从他自己的———鲁巴肖夫的思路得出结论的？他站在他面前，在反光灯的照耀下，成了他自己的逻辑的后果化身？
格列金没有让他想完这个念头。他的声音又响了：“……在这准备性的理论以后就作了行动的直接教唆？”
兔唇沉默了。他对着灯光眨巴眼睛。
格列金等了几秒钟。鲁巴肖夫也无意中抬起了头。几秒钟过去了，你只能听到电灯的嘶嘶声。这时格列金的声音又响了，甚至更加一本正经，没有色调：“你的记忆是不是需要帮一下？”
格列金有意很随便地说这句话，但兔唇仿佛给抽了一鞭似的哆嗦了一下。他舔舔嘴唇，眼光里露出了动物般的赤裸裸的恐怖。接着他的愉快悦耳的声音又响了：“教唆不是在那天晚上，而是第二天早上，在鲁巴肖夫公民和我单独见面的时候。”
鲁巴肖夫微笑了。把捏造的谈话推迟到第二天显然是格列金导演的一个妙招。要是在他儿子接受放毒指示的时候让老基佛高兴地在旁听着，即使说给石器时代的人听也是不大可信的……鲁巴肖夫忘记了刚才的震惊。
他转过身去，在灯光下眨巴着眼睛问格列金：“我想在对质时被告有权提问吧？”
“你有这权利，”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转过来对那年轻人。“据我记得，”他说，透过夹鼻镜看着他，“你和你父亲一起来看我时你刚在大学里结束学业？”
如今他第一次直接同兔唇说话，后者的脸上又恢复了希望、信任的脸色。他点点头。
“那么这没错，”鲁巴肖夫说：“我要是记忆仍不错的话，当时的打算是你到历史研究所里在你父亲下面工作。你去了没有？”
“去了，”兔唇答，经过片刻犹豫后又说：“一直到我父亲被捕。”
“我明白，”鲁巴肖夫说：“这件事使你不能再呆在研究所里，你得另谋生计……”他停下来，转向格列金，继续说：“……这证明在我和这个年轻人见面的时候，不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法预见到他未来的工作。因此教唆放毒杀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
秘书的铅笔突然停下。鲁巴肖夫不去看她也知道她停止了记录，抬起她的尖尖的耗子脸，望着格列金。兔唇也望着格列金，舔着他的上唇。他的眼光里露出来的，不是宽心，而只是惶惑和恐惧。鲁巴肖夫暂时的胜利感觉消失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破坏了一次庄重仪式的顺利进行。格列金的声音的确比平时更加冷酷，更加一本正经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目前就是这个，”鲁巴肖夫说。
“没有人说你的指示限于凶手使用毒药，”格列金平静地说：“你下令暗杀。暗杀的方法你留给执行者去决定。”他转向兔唇。
“是不是？”
“是，”兔唇说，声音中有一点放了心。
鲁巴肖夫记得起诉书里明白无误地说“教唆放毒谋杀”，但他突然觉得这整个事情都无所谓了。不管这个年轻的迈可是不是真的作了这种疯狂的尝试，还是只计划做这种事情，不管这整个供词只是人为地硬栽给他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在鲁巴肖夫看来只是法律上的细节了，对他的罪名并无影响。基本一点是，这个可怜虫是他的逻辑后果的肉体化身。如今角色颠倒过来了：不是格列金，而是鲁巴肖夫想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把一个很清楚的案件搅混。迄今为止在他听来是这么荒谬可笑的起诉书，事实上只不过是在一个十分完善的逻辑链条中插入一些失掉的环节而已，尽管是用一种很笨拙的、粗糙的方式。
但是仍有一点，鲁巴肖夫认为对他是冤枉的。但是他已精疲力竭，说不出话来了。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格列金问。
鲁巴肖夫摇摇头。
“你可以走了，”格列金对兔唇说。他按一下铃，进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狱卒把手铐给年轻的基佛铐上。在他被带走以前，兔唇在门口把头又一次转向鲁巴肖夫，就像他在院子里散步结束时一样。鲁巴肖夫感到了他的目光是一种压力。他摘下夹鼻眼镜，在袖口上擦着，避开了他的眼光。
兔唇走后，他几乎有些羡慕他。格列金的声音又开始刺他的耳朵，精确而且粗暴：“你如今承认基佛的供词在基本要点上是符合事实的吧？”
鲁巴肖夫又转向灯光。他的耳际嗡嗡作响，灯光炽热，透过他的薄薄的眼皮发着红光。然而“在基本要点上”这句话并没有逃过他的注意。格列金用这句话弥补了起诉书中的漏洞，使自己有可能把“教唆放毒谋杀”改为简单的“教唆谋杀。”
“在基本要点上———是的，”鲁巴肖夫说。
格列金的袖口又窸窣响了一下，甚至速记员也在椅子上动了一下。鲁巴肖夫知道他如今已说出了关键性的话，使他的承认有罪的口供落了实。这些石器时代的人怎么能懂得什么才是他鲁巴肖夫认为有罪的，什么才是他以他自己的标准叫做真实的？
“这灯光使你不舒服吗？”格列金忽然问。
鲁巴肖夫微笑了。格列金做的是现金交易。这就是石器时代的人的心态。然而，使人睁不开眼的灯光柔和一些以后，鲁巴肖夫感到松了一口气，甚至近乎感激。
虽然也要眨眼，但他如今能正面看格列金了。他又看到了他剃得光光的头颅上的大红疤。
“……只有一点我认为是基本的，”鲁巴肖夫说。
“那是？”格列金问，声音又僵硬、一本正经了。
我指的当然是同那个青年单独见面的事，这从来没有发生过，鲁巴肖夫想。这一点对“他”是重要的：把事情落实了，即使这落实得不清不白。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对的……“对我是重要的一点，”他大声说：“是这个。不错，根据我当时所持有的信念，我谈到了有必要采取暴力行动。但我的意思这是指政治行动，不是个人恐怖活动。”
“因此你宁可内战？”格列金问。
“不。群众行动，”鲁巴肖夫说。
“你自己也明白，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战。你这么重视的就是这个区别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这的确是片刻之前似乎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如今他却觉得无所谓了。事实上，如果反对派只能够用内战的办法来取得对党的官僚机构及其庞大机器的胜利，为什么这个办法就比在第一号的冷餐中放毒更好呢？第一号的消失也许能使这个政权更快垮台而少流些血。政治谋杀在什么方面不如政治集体屠杀高尚？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弄错了他的意思———但是那个小伙子的错误不是比他自己在过去几年中的行为更加有一贯性？
凡是反对独裁政权的人必须接受内战作为手段。凡是厌恶内战的人必须放弃反对，接受独裁政权。
这些简单的句子是他在很早很早以前同“温和派”论战时写的，如今自己成了谴责的对象。他觉得无法同格列金继续辩论。
他的完全失败感使他感到松了一口气。继续斗争的义务，责任的负担，从他身上卸了下来。原来的瞌睡又回来了。他感到脑中的嗡嗡只是微弱的回声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似乎觉得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不是格列金，而是第一号，他的神情之中有一种奇怪的谅解的讥笑，这是鲁巴肖夫上次和他握手告别时他让鲁巴肖夫看到的。他在圣约斯特、罗伯斯庇尔和他们十六个被砍头的同志所埋葬的埃朗西斯公墓门上看到的石刻铭文浮现在他的脑海。这只有一句话：Dormir（安眠）
从这时开始，鲁巴肖夫的记忆又模糊了。他很可能第二次睡着了———睡了几分钟或几秒钟。但是这次他没有记得做过梦。他一定是格列金弄醒他在口供上签字的。格列金把钢笔递给他，鲁巴肖夫有些厌恶地发现钢笔刚从他口袋上摘下来还带着他的体温。速记员已停止记录了，屋子里沉寂一片。灯泡也停止嘶嘶响了，发出来的是一种正常的有些暗淡的光，因为窗外已露曙光。
鲁巴肖夫签了字。
他仍旧有宽心和轻松的感觉，但是他已忘了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然后，他在睡意蒙之中读了他承认教唆年轻的基佛谋害党的领袖的口供。他曾经有过这是一场荒诞不经的误会的感觉。他曾经有过把签名划掉、把口供撕掉的冲动。但是后来他又恢复了理智，他在袖口上擦了擦夹鼻眼镜，把那张纸交还给办公桌对面的格列金。
接下来他能记得的事是，他又走在过道里，由那个不知在什么时候之前把他带到格列金的办公室去的大个子警卫押送。他在半睡状态中经过了理发室和通地窖的楼梯。他想起了原来经过时的恐惧。他对自己觉得好笑，向着前面模糊地笑了一下。
接着他听到牢房的门在他身后砰的关上，他坐落在铺上，心中有了一种全身痛快的感觉。他看见了窗外的灰色曙光，窗户上有着那张挡风的报纸，接着他就睡着了。
当他的牢门再度打开时，天还没有大亮。他睡了不到一小时。他起初以为是送早饭来。但是站在门口的不是老狱卒，而又是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鲁巴肖夫明白他得回到格列金那里去，提审将继续。
他在水盆前用凉水擦了擦额角和脖子，戴上夹鼻眼镜，又开始走上过道，经过理发室和地窖的楼梯，步履不稳，但他自己不知道。
四
从这以后起，蒙在鲁巴肖夫记忆上的那层雾越来越厚了。
后来他只能记得同格列金对话的个别片断，这次对话长达好几个日夜，中间只有一两小时短暂的间断。他甚至说不上到底有多少日夜，估计至少前后达一个星期。鲁巴肖夫曾经听说过这种在肉体上完全摧毁被告的方法，常常是由两三个预审官轮番进行持久不断的审讯。但是格列金的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来不用人替换，因此对他自己的体力消耗不下于对鲁巴肖夫的消耗。这样他就剥夺了鲁巴肖夫最后的心理上的安慰：被虐待者的受苦受难和受害者的道义上的优越感。
四十八小时以后，鲁巴肖夫已失去了昼夜感。经过了一小时的睡眠，大个子来推醒他后，他已不再能够断定窗外的灰光是晨曦还是薄暮。过道以及理发室、通地窖的楼梯和闩上的门，都总是开着灯，电灯泡发出同样昏暗的光。在提审的时候要是窗户外渐渐发亮，格列金终于去关了灯，那就是早晨了。要是窗户外慢慢地暗了下来，格列金开了灯，那就是晚上了。
如果鲁巴肖夫在提审的时候饿了，格列金就派人去给他送茶和夹肉面包来。但是他很少有胃口，就是说，他有时饿得慌，但是面包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感到恶心。格列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吃过东西，鲁巴肖夫觉得要东西吃是丢脸的，为什么这样，他也说不清楚。在格列金面前，鲁巴肖夫觉得不论什么涉及人体功能的事情都是丢脸的，因为格列金从来没有显出过疲倦的样子，从来不打呵欠，从来不抽烟，似乎不吃也不喝，总是用同样一本正经的姿态坐在办公桌后，穿着同样的浆洗得笔挺的制服。鲁巴肖夫觉得最丢人的是要求允许他去解手。格列金会让值班的狱卒把他带到厕所去，一般是那个大个子，他就在外面等。有一次鲁巴肖夫关着门在里面睡着了。从此之后，门总是半开着。
他在提审时的情况有时冷漠，有时清醒得像玻璃一样。不自然。只有一次他真的失去了知觉。他常常觉得快要失去知觉了，但是一种自尊感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把他救了出来。他就点一支烟，眨巴一下眼睛，提审就继续下去。
有时他自己也奇怪怎么能够坚持了下来。但是他知道，关于人的肉体抵抗能力，外行的意见把限度定得太低了。他们不知道弹性有多大。他曾经听到过有些犯人十五天到二十天不让睡觉，他们也坚持下来了。
在格列金第一次提审他，签了口供以后，他以为事情就此了结。第二次提审时他就很清楚，这只是个开端。控告有七点，他现在还只承认了一点。他原来以为自己已把羞辱的酒喝尽了。
如今他才发现，没有力量就像有力量一样有好多等级；失败可能像胜利一样令人头晕目眩；它的深度是没有底的。如今格列金一步一步地逼着他往下走。
他当然可以为自己把它弄得简单一些。他只要一古脑儿什么都签字，或者什么都否认，那么他就有安宁了。可是一种奇怪的、复杂的责任感使他没有向这个诱惑让步。鲁巴肖夫的一生都是被一个绝对的观念所支配的，因此他只是在理论上知道有“诱惑”这回事。如今诱惑陪伴着他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伴着他摇摇晃晃地走过过道，伴着他在格列金的强烈灯光下；这诱惑是失败者的公墓上写的一个字：安眠吧。
这很难抵御，因为这是一种安静和平的诱惑；没有华丽的油漆，而且不是肉欲上的。它是无声的；它不用论据。所有的论据都在格列金的一边。这诱惑只是重复了理发员的纸条上写的几个字：“默默地去死。”
有时，在与透明的清醒状态交替的冷漠状态中，鲁巴肖夫的嘴唇在嚅动，可是格列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话。这时格列金会清一清他的喉咙，把袖口拉直，鲁巴肖夫会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糊里糊涂地瞌睡地点着头。因为他已经把诱惑者看作就是那个他已经忘记掉的无声对手，他根本没有理由呆在这间屋子里：那个语法上的虚构……
“那么你否认曾经代表反对派同一个外国的代表谈判，以便在他们帮助下推翻现政权？你否认准备以出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他们对你的计划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也就是牺牲我国某些省份？”
是的，鲁巴肖夫否认这个控告。于是格列金向他重述了他与该外国外交官谈话的日期与场合———鲁巴肖夫这才想起那次小小的不重要的场面，在格列金宣读起诉书时就浮上了他的记忆。他十分困，头脑糊涂，看着格列金，心里知道把那次场面向他作解释是没有用的。那是在驻犅国的使馆里举行的一次外交午餐以后发生的。鲁巴肖夫坐在某国使馆二等参赞，肥胖的冯·犣先生的旁边，就在几个月以前，鲁巴肖夫曾在那个国家被打掉了几颗牙齿。他们两人很有兴趣地谈着某种罕见的豚鼠，冯·犣先生的田庄和鲁巴肖夫父亲的田庄里都培育这种豚鼠。
很有可能，他们两人的父亲在世时曾经交换过种样。
“你父亲的豚鼠后来怎么样了？”冯·犣先生问。
“在革命中给宰着吃了，”鲁巴肖夫说。
“我们的如今用来做人造油脂，”冯·犣先生悲哀地说。他毫不掩饰他对本国新政权的蔑视。他们没有把他撤职大概是出于疏忽。
“你同我处境相同，”他舒服地说，喝干了手中的饭后白兰地。“咱们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人。豚鼠的豢养早已过时，咱们生活在无产者的时代。”
“但请不要忘了我站在无产者一边，”鲁巴肖夫含笑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冯·犣先生说：“严格地说，我也同意我们留黑胡子的家伙的纲领，只要他不那么尖声嘶叫。毕竟，人是只能因自己的信仰而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一起又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到喝第二杯时，冯·犣先生说：“要是您在贵国再来一次革命，鲁巴肖夫先生，把第一号废掉，然后好好照顾豚鼠。”
“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鲁巴肖夫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不过，看来是您的朋友们在指望这样一件事情发生？”
“那当然啰，”冯·犣先生用同样随便的口气说：“听了你们上次审讯的报道，贵国一定发生了很奇怪的事。”
“那么，在您的朋友中间一定也想到了你们方面在万一发生这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时采取什么步骤？”
对于这个问题，冯·犣先生回答非常精确，几乎是像他早就在等待这个问题似的：“按兵不动。不过有个代价。”
他们当时是站在桌边，手中端着咖啡杯。“那么代价也已经决定了？”鲁巴肖夫问，自己觉得自己的轻松语调是有点做作的。
“当然，”冯·犣先生说。他提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所居住的产麦省份的名字。接着他们相互告别……鲁巴肖夫多年没有想到这次交谈了———至少没有有意识地想到它。在喝黑咖啡和白兰地时的闲谈———你怎么向格列金解释这是多么没有意义呢？鲁巴肖夫瞌睡地看看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格列金，他像往常那样漠然没有表情。不，不可能向他解释清楚关于豚鼠的事的。这个格列金根本不懂豚鼠为何物。他从来没有同冯·犣先生一起喝过咖啡。鲁巴肖夫想起格列金在读起诉书时常常结巴，语调常常有错。他出身无产阶级，成年才学会读书写字。他永远理解不了以豚鼠为开始的谈话最后不知会以什么收场。
“那么你承认那次谈话是事实，”格列金说。
“那是完全无害的。”鲁巴肖夫疲倦地说，心里明白格列金又把自己往下推了一步。
“它的无害就像，”格列金说：“你在用暴力除掉领袖的必要性问题上向年轻的基佛作纯理论探讨一样。”
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擦夹鼻眼镜。那次谈话真的像他自己要相信的那样无害吗？当然，他没有“谈判”，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个心宽体胖的冯·犣先生根本没有正式权力这么做。整个事情顶多只能看成是外交界语言中所谓的“试探”。但是这样一种试探是他当时思想活动的逻辑锁链上的一个环节；何况，这是符合党的某些传统的。在革命爆发前不久，老领袖不是利用过同一国家的参谋总部才能回国领导革命胜利吗？他在后来不是在第一个和约中放弃了某些领土作为不受干涉的代价吗？“老头牺牲空间换取时间，”鲁巴肖夫的一个聪明朋友曾说。那次已经忘掉的“无害”的谈话与锁链这么合适，使鲁巴肖夫如今很难不从格列金的眼光来看待它。就是这个读起文件来结结巴巴的格列金，他的脑筋使起来也同样不灵活，却能够得出简单易解的结论———也许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豚鼠。……不过，格列金是怎么知道这次谈话的呢？不是偶然在旁听到———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那个心宽体胖的冯·犣是个奸细———天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原因。以前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他们对鲁巴肖夫布置了圈套———按照格列金和第一号的原始心态布置的圈套。而他，鲁巴肖夫却一步踏了进去……“既然你这么了解我同冯·犣先生的谈话，”鲁巴肖夫说：“你一定也知道这是没有后果意义的。”
“当然，”格列金说。“这是由于我们及时逮捕了你，并在全国摧毁了反对派。要不然，叛国企图就会有了结果。”
对此他能答复什么呢？说什么这反正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鲁巴肖夫年纪已经太大，精力已经不足，无法像党的传统所要求的那样，或者像格列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那样采取实际行动？说什么所谓反对派的全部活动不过是老年人的喋喋空谈，因为整个老卫兵一代已经像他一样精疲力竭？力竭是因为多年的非法斗争，潮湿的监狱牢房而造成的，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消耗了一半青春。精疲是因为几十年来，为了要控制自己的实际恐惧———大家都没有说出口，但是都得独自对付———而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还有那多年的流放生活，尖锐的党内派系斗争，斗争手段的无情。还有那不断的失败，以及最后胜利所造成的意志涣散。他能说，对第一号独裁从来没有形成积极有组织的反对，这一直不过是些空谈，无益的玩火，因为老卫兵这一代已献出了他们的一切力量，已经被挤干了最后一滴精神卡路里；就像埃朗西斯公墓里的死者一样只有一个希望：安眠和等待后代来为他们平反？
他能回答这个巍然不动的石器时代人什么呢？说他什么都是对的，只有一点根本错误：认为坐在他前面的仍是以前那个鲁巴肖夫，而其实这只是他的影子？说整个事情不过是———不是为了他已做的行动，而是为了他没有做的行动而惩罚他？“人只能因自己的信仰而被钉上十字架”，这是那位心宽体胖的冯·犣先生说的……
鲁巴肖夫在签了口供，给带回牢房去酣睡，以待下次折磨开始之前，向格列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同正在谈的问题无关，但是鲁巴肖夫知道，每签一次口供，格列金就好说话一些———格列金是做现款交易的。鲁巴肖夫问的与伊凡诺夫的命运有关。
“伊凡诺夫公民已遭逮捕，”格列金说。
“可以知道原因吗？”鲁巴肖夫问。
“伊凡诺夫公民对你的案件的审查工作不力，在私人谈话中对起诉书的充分有根据表示了怀疑。”
“要是他真的不能相信呢？”鲁巴肖夫问。“也许他对我的看法太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格列金说：“他应该中止审查，正式报告有关当局，说你是无辜的。”
格列金是在开他玩笑吗？他看上去像以往一样始终那么一本正经，没有表情。
下一次鲁巴肖夫又低头站在这一天的记录面前，手中握着格列金的尚有体温的钢笔，速记员已经离开了房间时，他问道：“我可以向你再提一个问题吗？”
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格列金头颅上的大疤。
“他们说你是主张采取激烈方法的———所谓‘硬方法’。你为什么不对我施加身体上的直接压力？”
“你是说用刑，”格列金若无其事地说：“你知道，这是我国刑法所禁止的。”
他停了下来。鲁巴肖夫刚刚签完了字。
“何况，”格列金继续说，“有一类被告在压力下招供，但公开审判时又翻供。你属于坚韧的那一类。你在公开审判时招供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在于它的自愿性质。”
这是格列金第一次谈到公开审判。但是在他跟在大个子背后拖着疲乏的步子在过道上走回去时，鲁巴肖夫想的不是这个前景，而是“你属于坚韧的那一类”这句话。尽管有违他的本意，这句话使他充满了愉快的自我满足。
我变得年老昏聩而又稚气十足了，他在铺上躺下时想。然而这种愉快的感觉一直维持到他入睡。
他每一次在经过坚韧的争论之后，签了新口供，回来躺到床上时，总已精疲力竭，然而奇怪地有一种满足的感觉，明知在一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之内他又会被推醒———每次鲁巴肖夫只有一个希望：格列金开恩一次，让他睡一觉，恢复神志清醒。他知道在斗争到最后结果之前，到一切就绪之前，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他也知道，每次新的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失败，最后结果是什么已没有什么疑问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折磨自己，让自己受折磨，而不放弃这场失败已成定局的战斗，从此长眠不醒呢？死的想法很早以前就失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它有一种温暖、诱人、人体上的意义———那就是睡觉。然而一种特别的、扭曲的责任感迫使他保持清醒，把失败的战斗进行到底———尽管这只是一场同风车进行的战斗。继续战斗到格列金迫他下最后一级阶梯，而在眨巴的眼睛下，起诉书中模糊的地方如今都点句分明、笔划齐全。他得把这条路走到尽头。只有到那时，当他睁着眼睛进入黑暗时，他才争取到了长眠不醒、没有人再来打扰的权利。
在这日夜不断的期间，格列金身上也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变化不大，但是鲁巴肖夫的发红的眼睛没有放过它。格列金一直到最后都是在办公桌旁的落地灯阴影里正襟危坐，面无表情，衣服笔挺。但是慢慢地，他的声音中的粗暴腔调消失了，正如他一点点地减少灯光的强度一样，一直到最后恢复正常。他从来不笑，鲁巴肖夫心里想，石器时代的人究竟会不会笑。他的声音也没有表达任何感情变化的能力。但是有一次，鲁巴肖夫在连续谈了几小时后发现香烟抽完了，自己并不吸烟的格列金从口袋中掏出一盒来，递给办公桌对面的鲁巴肖夫。
在某一点上，鲁巴肖夫甚至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是控诉书里说他破坏铝专卖的一点。在他已经招认的全部罪行中，这个罪名并不重要，但是鲁巴肖夫像在重要的问题上一样坚决地进行斗争。那天晚上他们几乎通宵相对而坐。鲁巴肖夫逐点驳斥了一切罪证和单方面的数字。他的声音因为疲劳过度已经僵硬不清了，但是他列举了在他的麻木的脑袋中像奇迹般跳出来的数字和日期。而格列金一直不能再找到一个出发点来展开逻辑的推论。因为在他们第二、三次的交锋中，他们之间已有了没有明言的协议：如果格列金能证明指控罪名的根据是正确的，即使这一根据不过具有逻辑的抽象的性质，他就有权自由插进缺少的细节，就像鲁巴肖夫所说的“补全笔划”。他们无意识地已习惯了这种游戏规则，两人都不再对鲁巴肖夫实际采取的行动和由于他所持有的观点而可能采取的行动加以区别。他们逐渐丧失了对外表与现实、逻辑虚构与事实的感觉。鲁巴肖夫偶尔在头脑难得清醒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这时就有从奇怪的酒醉状态中醒来的感觉。而格列金则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
快到早晨的时候，鲁巴肖夫在铝专卖局破坏问题上还没有退让，格列金的声音有了一种神经质的味道———就像开始的时候兔唇给了错误的答复的时候一样。他把灯光的亮度增强了，这样的事已很久没有发生了，但是他看到鲁巴肖夫讥刺的笑容，又把它放低了。他又提出了几个问题，但没有结果，最后他说：“因此你坚决否认在交托给你的工业中进行过任何破坏行为———或者甚至策划过这种行为？”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睡意曚昽地要想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格列金转身对速记员说：
“写上：预审官建议这一罪名因缺乏证据取消。”
鲁巴肖夫马上点燃一支烟来掩饰他的孩子气的胜利感觉。
他头一次赢了格列金。当然，这不过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中一次可怜的局部小胜，但是毕竟是胜利。自从上次有过这样的感觉以来，他已有好多月、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格列金把当天记录从速记员手中拿过来后，就打发她走了，这是按照他们最近养成的惯例。
他们单独留下后，鲁巴肖夫站起来要在文件上签字，格列金把钢笔递给他时说：“根据经验，工业破坏是反对派为政府制造困难和在工人中间制造不满的最有效办法。你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坚持你没有使用———或者打算使用———这一办法？”
“因为这在技术上是荒诞不经的，”鲁巴肖夫说：“而且老是用‘破坏分子’来吓唬人，造成人人揭发的瘟疫，使我恶心。”
长远没有过的胜利感觉使鲁巴肖夫精神百倍，说话也比平时大声了。
“如果你认为破坏完全是虚构，那么你认为我国工业状况令人不满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计件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纪律太严，”鲁巴肖夫说：“我知道专卖局有几起案件，工人因疲劳过度而造成了一些小疏忽，却被当作破坏者枪毙。迟到两分钟就要被开除，身份证上盖上了印，以后便到处找不到工作。”
格列金用他平时没有表情的眼睛看着鲁巴肖夫，用他平时没有表情的声音问他：“你小时候有过表吗？”
鲁巴肖夫惊异地望着他。石器时代的人的性格中最显着的特点是他的全然没有幽默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来不开玩笑。
“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吗？”格列金问。
“当然想回答。”鲁巴肖夫说，更加惊异了。
“你几岁的时候家里给了你表？”
“我记不清了，”鲁巴肖夫说：“大概八九岁吧。”
“我，”格列金仍用他惯常的那种一本正经口气说：“是十六岁的时候才知道一小时分成六十分。在我的村里，农民们要到城里去，他们日出时就到火车站去，在候车室躺下，一直睡到火车开来，一般都是中午，有时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有些农民如今在工厂里做工了。例如，我的村子里如今有世界上最大的钢轨厂。头一年，工头们在一炉钢出炉之前躺下来睡觉，后来就被开除了。在所有其它国家里，农民得化一两百年的时间才培养出工业精确的习惯和操纵机器的能力。而在这里，他们才只有十年。如果我们为了小事而不开除他们，不枪毙他们，那么全国生产就会停顿下来，农民们就会在工厂院子里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屋顶上、烟囱上长出野草来，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去年英国曼彻斯特来了一个妇女代表团。我们给她们看了一切，后来她们写文章愤慨地说，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决不会容忍这样的待遇。据我所知，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我还知道两百年前刚开始的时候那里的工人的待遇是怎样的。你，鲁巴肖夫同志，刚才使用了曼彻斯特妇女代表团用过的同样论据。当然，你比那些妇女有知识。因此，真奇怪你用了同样的论据。不过话得说回来，你同她们有共同之点：你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表……”
鲁巴肖夫不说什么，以新的兴趣看着格列金。这是什么？
石器时代人从壳里出来了？但是格列金僵直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对的，”鲁巴肖夫说：“不过，这是你开始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你刚才已经这么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工业生产出现困难的自然原因，那么再为此寻找替罪羊有什么用处呢？”
“经验教导我们，”格列金说：“对于所有困难复杂的事情，必须给群众一个简单易懂的解释。根据我对历史的了解，我认为人类没有替罪羊是不行的。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制度。你的朋友伊凡诺夫教我，这有宗教上的根源。据我记得，他解释说这个名词本身来自希伯莱人的习惯，他们一年向上帝奉献一只羔羊，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罪。”格列金停了一会儿，拉直了袖口。“此外，在历史上也有自愿当替罪羊的例子。在你得到表的年龄，我听到村里的教士教诲我说，耶稣基督自称羔羊，把一切罪过都承担了过去。我始终不懂，如果有人宣称他为了人类作牺牲，这怎么能够帮助人类。可是两千年以来，人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鲁巴肖夫看着格列金。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石器时代人是徜徉在什么迷宫里？
“不管怎么样，”鲁巴肖夫说：“把真相告诉人民更符合我们的原则，而不是让全世界充斥破坏分子和坏蛋。”
“要是有人告诉我村子里的人说，”格列金说：“尽管发生了革命有了工厂，他们仍旧很笨，很落后，这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劳动英雄，比美国人还有效率，所有坏事都是破坏分子和坏蛋干的，这至少还有些效果。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才是真话，有害的是谎话。在党为成人夜校出版的历史大纲里，强调在头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实现了人类的客观进步。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一个处女的儿子，不论这是不是真话，随便哪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深究。据说这是象征性的，但是农民把它当作是事实。我们有同样的权利创造有用的象征让农民当做事实。”
“你的道理，”鲁巴肖夫说：“有时使我想起伊凡诺夫的论点。”
“伊凡诺夫公民，”格列金说：“像你一样，属于旧知识分子；同他谈话，可以学到一些历史知识，而这是没有正规上学而错过的。区别在于我用这个知识来为党服务，而伊凡诺夫公民过去却是个犬儒派。”
“过去却是……？”鲁巴肖夫问，摘下眼镜。
“伊凡诺夫公民，”格列金用没有表情的眼光看着他：“已于昨天晚上根据行政决定被枪决了。”
在那次谈话以后，格列金让鲁巴肖夫足足睡了两个小时。
鲁巴肖夫在回牢房的路上心里奇怪，伊凡诺夫的死讯为什么没有给他更大的震惊。它只造成了他原来取得小胜以后的快感消失而已，却使他又感到疲倦和瞌睡了。显然，他已达到了一种不会产生任何比较深沉感情的状态。反正，甚至在他获知伊凡诺夫的死讯之前，他就对自己的那种无聊的胜利感觉感到可耻了。
格列金的性格对他产生了这样的威力，即使是他的胜利也变成了失败。格列金巍然不动地没有表情地坐在那里，成了那个全靠鲁巴肖夫和伊凡诺夫那样的人们才得以存在的国家的残暴化身。用他们的血肉所产生的血肉有了独立的存在，而且变得麻木不仁，没有知觉了。格列金不是自认是伊凡诺夫和旧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继承者吗？鲁巴肖夫向自己重复了一百遍：格列金和新石器时代人不过是在完成那些头上标有号码的一代人的工作。同样的主义在他们的嘴里变得那么没有人性，仿佛仅仅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在伊凡诺夫用那同样的论据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尚有过去所留下的、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记忆所留下的调子。你可以否定自己的童年，但你无法抹去它。伊凡诺夫一直到最后都拖着过去，这就使他说的话有了那种又轻松又悲哀的调子。因此格列金叫他是犬儒派。格列金一流的人没有东西要抹去，他们不需要否定过去，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生下来时没有脐带，没有轻松，没有悲哀。
五
尼·萨·鲁巴肖夫日记片断：
“……我们凭什么权利在退出舞台时以这样的优越感看不起格列金之流？石器时代的人初次出现在地球上时，人猿中间一定发生过哄笑。高度文明的人猿姿态优美地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而石器时代人却是粗野的，困在地面上的。人猿和平，满足，生活复杂有趣，或者一边捉蚤子一边进行哲学沉思，而石器时代人心情阴郁地在地球上行走，挥着棍棒。人猿在树顶上好玩地看着他们，向他们扔果实。有时他们一阵惊恐，因为他们吃水果，小心培育植物，而石器时代人吃生肉，杀动物和同类。他砍掉本来是一直立在那里的树木，搬动本来是一动不动的石块，违反丛林的一切法则和传统。他是粗野的、残忍的、没有动物的尊严。从高度有教化的人猿的观点来看，是历史的一次野蛮的倒退。最后残存的猩猩一看到人就仍会翘起他们的鼻子……”
六
过了五六天后，发生了一件事：鲁巴肖夫在审讯时晕了过去。他们刚刚进行到了起诉书的结论部分：鲁巴肖夫行动的动机问题。起诉书把动机定为“反革命心理”，并且随便地提到他为一个敌对的外国服务，仿佛这是不言自明的。鲁巴肖夫对这最后一点提法进行了最后的斗争。对话从凌晨一直进行到九、十点钟，这时鲁巴肖夫从椅子上滑下来，躺倒在地，当时并不是争论很激烈的时候。
几分钟以后他醒过来时，他看到医生的只有几根绒毛的脑袋俯在他上面，从一只瓶里把水泼在他脸上，一边揉着他的太阳穴。鲁巴肖夫闻到了医生的呼吸，是薄荷夹着黄油面包的味道，使他感到恶心要吐。医生嗓门很尖，一边咒骂，一边建议把鲁巴肖夫抬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格列金一直毫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面。他按了铃，叫他们把地毯打扫干净。然后他让他们把鲁巴肖夫带回他的牢房。几分钟后，老狱卒来带他到院子里活动一下身子。
开始几分钟，鲁巴肖夫感到好像被刺骨的新鲜空气所陶醉了。他发现双肺吸进氧气，就像舌颚在喝清凉的饮料一样。阳光惨淡然而清新，正好是上午十一点钟，这是不知多久以前他一般给带来放风的时间，那时他这漫长的昏昏沉沉的日日夜夜还没有开始。他以前没有充分欣赏这件美事，真是愚蠢。为什么我就不能干脆地活着，呼吸新鲜空气，在雪地上散步，让脸上感到阳光的温暖呢？为什么不能摆脱掉格列金屋子里的噩梦，刺人的灯光，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出———就像别人一样的那么生活？
由于这是他平时的放风时间，他又有那个穿树皮鞋的瘦削的农民在他转圈子时作伴。那个农民斜眼看着略微有些摇晃地走在他身边的鲁巴肖夫，清了清喉咙，一边又看一眼那边的狱卒：
“很久没有见到您了。您看上去是病了，好像您支持不了多久了。他们说就要打仗了。”
鲁巴肖夫没有说话。他抑制着心头想捧起一些雪把它捏成雪球的冲动。前面二十步的地方的两个犯人在两排低低的积雪中间跺着脚。他们高度相仿，都穿灰色大衣，嘴里吐着雾气。
“很快就是播种季节了，”农民说：“雪化了以后，可以赶羊上山了。得花三天时间才能把羊赶上山。以前，那地方所有村子都在同一天赶羊上山。太阳刚出就上路，到处是羊，道上、田里，头一天全村出动。您一辈子恐怕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羊，这么多的狗跟着，这么多的尘土，这么多的羊叫狗吠……上帝的母亲，这真是快乐……”
鲁巴肖夫抬起脸对着太阳。阳光仍很惨淡，但空气中已有一些温热。他看着鸟儿飞翔盘旋，就在机关炮楼的顶上。
农民的哼哼唧唧一般的话声仍在继续：“就像今天这样的日子，你可以闻到空气中化雪的滋味。请您扶着我。咱们俩日子不会太久了。他们打垮了咱们，因为咱们是反动派，因为咱们过的快活日子不再回来了……”
“那时候你真的很快活？”鲁巴肖夫问。但是那农民只低声说了些什么，听不清，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好几次。鲁巴肖夫从侧面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记得圣经中那一段沙漠里的部落开始叫喊：让我们选个队长，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吗？”
农民热切地点着头，但不理解。……这时他们给带回到大楼里去了。
新鲜空气的效果消失了，沉重的昏睡感，头晕和恶心又回来了。在进门之前，鲁巴肖夫弯腰，捏起一团雪，擦在前额和发炎的眼皮上。
他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被带回牢房。而是直接带到格列金的屋子里。格列金坐在办公桌后，姿态就像鲁巴肖夫给带走的时候那样———多久以前了？他看上去好像在鲁巴肖夫不在的时候没有动过。窗帘给拉了起来，灯仍开着。时间在这间屋子里停止了，就像一潭死水一样。鲁巴肖夫在格列金的对面再坐下来时，他的眼光看到了地毯上一摊湿的地方。他记起来自己曾经呕吐过。原来是这样，离开他出去才一个小时。
“我想你现在好过一些了吧，”格列金说：“咱们刚才正进行到你的反革命活动的动机这个最后的问题。”
他有些奇怪地看着鲁巴肖夫搁在椅子扶手上的右手，手掌里仍捏着一小团残雪。鲁巴肖夫跟着他的眼光，他微笑一下，把手抬到灯下。他们两人一起看着他掌心中这一小团雪在灯光的热度下融化。
“动机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格列金说：“你在这个问题上签了字以后，咱们互相就没事了。”
灯光比刚才又强烈了一些。鲁巴肖夫不得不眨巴眼睛。
“……那时你就可以休息了，”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伸手去摸太阳穴，刚才擦雪留下的凉意已经消失了。格列金的话中最后一个词“休息”仍悬在室内的静寂之中。
休息和睡觉。让我们选一个队长，回到埃及的土地上去……他在夹鼻眼镜的背后向格列金拼命地眨巴着眼睛：“你同我一样明白我的动机，”他说：“你知道我的行动不是出于‘反革命心理’，也不是为一个外国服务。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根据我的信念和良心。”
格列金从他抽屉里抽出一份档案。他翻了一遍，抽出一张，用单调的声音念道：
“‘……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我们的法则……’。这是你被捕后不久在日记中写的。”
鲁巴肖夫在闭着的眼皮下感到了灯光的熟悉的闪动。从格列金的嘴里听到他想过和写过的句子，有了一种奇怪的赤身裸体的感觉———好像是忏悔，只是说给不知名的教士听的忏悔，却给录在唱片上，如今用嘶哑的声音重放出来。
格列金又从档案中取出另外一张纸来，但只念了其中一句，没有表情的眼光仍盯着鲁巴肖夫：“尊严，就是为党服务而不求虚荣，直至最后结果。”
鲁巴肖夫想对着他凝视。
“我不明白，”他说：“在党员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俯伏在尘土之中的时候，怎么能为党服务。我已经在你要我签字的一切文件上签了字。我承认执行一个错误的客观上有害的政策。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他戴上了夹鼻眼镜，无可奈何地向灯光的后面眨巴着眼睛，然后用疲倦的粗哑的声音说：
“毕竟，尼·萨·鲁巴肖夫的名字本身也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你把它踩在污泥里，你也抹黑了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也可以用你自己写的话来回答。你写道：‘有必要把每句话用重复和简化的办法敲进群众的脑袋。凡是说成对的东西必须金光灿灿，凡是说成错的东西必须漆黑一团。为了让群众接受，政治的事情必须像庙会上俗气的木偶一样有色彩。’”
鲁巴肖夫沉默了。过一会儿他说：“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要我在你们的木偶剧中演坏蛋的角色———吼叫，磨牙，吐舌头———而且是自愿的。至少，丹东和他的朋友们是给免了这耻辱的。”
“你在审讯时的供词将是你为党的最后一次服务。”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闭着眼睛，在灯光下休息，就像阳光下的一个疲倦的入睡者一样。但是他逃脱不了格列金的说话声。
“你的丹东和国民大会，”他在说：“比起我们干的来只是一场影子戏而已。我读过这方面的书：这些人物戴着扑了粉的假发辫子，口口声声说的是他们的个人名誉。对他们来说，以高贵姿态死去是唯一重要的事，不管这姿态是有好处的，还是有害的。”
鲁巴肖夫没有说话。他的耳际嗡嗡作响。格列金的声音在他的头顶上，在他的四面八方，它无情地敲打着他的剧痛的头颅。
“你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格列金继续说：“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场革命不仅征服了权力而且掌有了权力。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成了新时代的堡垒。它占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
格列金的说话声如今在鲁巴肖夫的背后。他已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他每走一步，靴子就咯吱作响，他的浆洗得笔挺的制服也窸窣地作响，可以慢慢闻到汗臭与皮革混在一起的酸味。
“我们相信我们的革命在我国胜利以后，全世界都会群起效法。但结果却是一阵反动的浪潮，有吞噬我们的危险。党内有两个潮流。一个潮流是冒险分子组成的，他们要拿我们已赢得的东西去冒险，促进世界革命。你属于这一潮流。我们认为这一潮流是危险的，已经把它消灭掉了。”
鲁巴肖夫要抬起头来说什么。格列金的脚步声在他的头颅里回响。他太疲倦了，他就让自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
“党的领袖，”格列金的声音继续说，“有更远大的目光，更坚韧的策略。他认识到一切取决于熬过全世界反动时期，保卫住堡垒。他认识到，这可能需要十年，也许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全世界才会发生新的革命浪潮。在那以前，我们是孤立的。在那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任务：不要灭亡。”
鲁巴肖夫的记忆中隐隐约约浮起了一句话：“革命者的责任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这话是谁说的？他自己？伊凡诺夫？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他牺牲了阿洛娃。可是这把他引导到了哪里呢？
“……不要灭亡，”格列金的声音响着：“堡垒必须守住，不计代价，不计牺牲。党的领袖认识到这个原则，目光清晰，无出其右，而且不断地应用这个原则。‘国际’的政策必须从属于我国国家的政策。谁不了解这个必要性，就必须消灭谁。我们在欧洲的最优秀代理人都不得不成批的从肉体上被清算掉。当堡垒的利益有这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惜摧毁我们在国外的自己的组织。为了要镇压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我们不惜同反动国家的警察合作。为了要保全堡垒，我们不惜背叛我们的朋友而同敌人妥协。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第一次胜利的革命的代表———的任务。近视者、审美家、道德家是不了解的。但革命的领袖了解，一切都取决于一点：能够坚持得更久。”
格列金的踱步停了下来。他停在鲁巴肖夫的椅子后。他的剃得光光的头颅上的疤痕冒着汗。他喘着气，用手帕擦去汗珠，由于打破了原来的矜持态度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又在书桌后坐了下来，拉直了袖子。他把灯光放低了一些，继续用他平常没有表情的声音说：
“党的路线是明确规定好的。党的策略是根据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则决定的。
根据这个原则，公共检察官将需要你的性命，鲁巴肖夫公民。
“你的一派，鲁巴肖夫公民，已经被击败和摧毁了。你要分裂党，尽管你一定知道党的分裂意味着内战。你知道农民中间的不满，他们还没有学会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牺牲的意义。在可能几个月以后就会发生的战争中，这样的暗流可能导致灾难。
因此党有必要团结一致。党必须像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一样———必须有盲目的纪律和绝对的信任。你和你的朋友，鲁巴肖夫公民，在党内制造了裂缝。如果你是真诚悔改，你就必须帮助我们弥合这一裂缝。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党所需要于你的最后一次效力。
“你的任务很简单。这是你自己定的：把对的镀金，把错的抹黑。反对派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你的任务是使得反对派受到蔑视，使得群众明白，反对是犯罪，反对派的领袖都是罪犯。
这是群众能够理解的简单语言。要是你开始谈你的复杂动机，你只会在他们中间造成混乱。鲁巴肖夫公民，你的任务是避免引起同情和怜悯。对反对派的同情和怜悯，是对国家的危险。
“鲁巴肖夫同志，我希望你了解党为你规定的任务。”
自从他们相识以来，这是格列金第一次叫鲁巴肖夫“同志”。
鲁巴肖夫马上抬起头。他感到全身一阵热流，他毫无办法控制。
他在戴上夹鼻镜时，下巴微微颤动。
“我了解。”
“请注意，”格列金继续说：“党对你并没有提出任何报酬的允诺。有的被告在肉体的压力下听话。有的是因为答应保全他们的脑袋———或者他们落入我们手中成了人质的亲属的脑袋。对你，鲁巴肖夫同志，我们不打算进行交易，我们什么都不允诺。”
“我了解，”鲁巴肖夫重复说。
格列金看了一眼档案。
“你的日记中有一段话使我很有印象，”他继续说：“你写道：‘我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于我必须如此。如果我是正确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如果我错了，我愿付出代价。’”
他从档案中抬起头来，正面看着鲁巴肖夫：“你错了，你得付出代价，鲁巴肖夫同志。党只答应一件事情：在胜利以后，在不会起有害作用的时候，秘密档案的材料将会公布。那时全世界会了解这场木偶双簧戏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现在得按照历史教科书来表演……”
他迟疑了几秒钟，拉直袖口，有些尴尬地结束时，头上的疤痕发红了：
“到了那时，你和你们老一代的一些朋友就会得到你们今天得不到的同情和怜悯。”
他一边说，一边把准备好的文件推给鲁巴肖夫，在旁边放了他的钢笔。鲁巴肖夫站了起来，不自然地笑道：“我一直不知道石器时代的人动了感情时会是怎么样的。如今我知道了。”
“我不懂，”格列金说，他也站了起来。
鲁巴肖夫在口供上签了字，他在里面承认出于反革命动机和为外国服务而犯了罪。他抬起头来时，他的眼光落在墙上挂的第一号的肖像上，他再一次看到了多年前第一号同他告别时的心照不宣的讽刺表情———那个悲哀的犬儒主义的眼色从那无所不在的肖像中向人类凝视着。
“你不懂没有关系，”鲁巴肖夫说：“有些事情只有老一代的人，伊凡诺夫、鲁巴肖夫、基佛之流才懂。这已经结束了。”
“我会下令叫他们在审判以前不去打扰你，”格列金略停一会儿说，又是死板地和精确地说这话的。鲁巴肖夫的微笑使他有些恼火。“你还有别的具体要求吗？”
“睡觉，”鲁巴肖夫说。他站在门口，站在大个子狱卒旁边，由于夹鼻镜和胡须显得矮小、年老和无足轻重。
“我会下令不许打扰你睡觉，”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走后关上门时，他又回到办公桌后，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按铃叫秘书。
她坐在她往常坐的角落里。“我祝贺您成功，格列金同志，”她说。
格列金把灯光亮度降到正常。
“这个，”他看一眼灯说：“加上缺乏睡眠和体力耗尽。这完全是体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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