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沙玛利：计划、市场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演讲一：官僚集中化计划下的社会关系



　　官僚计划的基本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们已经被苏联的新领袖们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想》一书中把它们列出来，他的顾问阿根伯琴在他的《改革，苏联的双重挑战》一书中又加以补充。
　　这篇演讲将集中在苏联的情况。但是，同样的结构问题在其它以苏联的计划作为模式的地方都有存在。

结构性的问题

 
　　1）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收入和生产力的增长率长期下降的倾向——再加上成本的长期增加（见附表一：苏联经济表现）。

　　这些表上显示，苏联经济表现的长期趋势是与几次短暂的改革（五十年代后期及1965至1970年之间）的脆弱的经济复苏相配合的。
　　请注意，国民生产毛额的数字没有反映普遍的劣货和浪费。事实上，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和种类少，是长年都有的问题。
　　无论如何，生活水准一直在上升到六十年代中期；许多苏联家庭获得耐用消费品；粮食的进口补充了苏联农业的短缺（见附表二）。“并行的”工作（晚间兼职）被容忍，而且填补了计划制度所留下的空隙（修理及服务业）。
　　但是，时间愈久，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的副作用就愈严重：增多的浪费，“合法的”工作越来越无效率，士气低落，等等。除此以外，工业发展和收入的持续上升，引起了较年轻一代的新要求。这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父母所经历的困苦和牺牲。这些渴望更加被与其它国家的比较所刺激。

　　2）整个而言，与苏联经济还没有能够脱离“广延的”增长的方法（即是开发越来越多的矿场，开始越来越多的建筑计划与工厂，耕种越来越多的田地，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来操作越来越多的同一型式的工具）。六十年代以来的每次改革，都企图订出以改进现有单位的生产力的方法，走向更“深入的”增长的目标，但是都不成功。每一次都以新口号来再度肯定需要减少浪费和短缺的现象，及需要改进货品的质量与种类。这也是捷克的改革之原初目标，导致“布拉格之春”。当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国推行改革时，同样的问题被再度提出。

苏联经济的表现


附表一：1950至1984年的苏联经济增长指标

 

1951-55

56-60

61-65

66-70

71-75

76-80

81

82

83

84

81-85

国民收入

11.2

9.2

6.6

7.2

5.1

3.7

3.2

3.5

3.1

3.1

3.3

工业产值

13.2

10.4

8.6

8.5

7.4

4.5

3.4

2.9

4.0

4.4

4.7

农业产值

4.1

6.0

2.4

3.9

2.5

1.7

-2.0

5.5

5.0

——

2.5

投资毛额

12.3

13.0

6.3

7.3

7.4

3.4

3.0

3.5

5.0

——

2.0

工业劳动生产力

8.2

6.5

4.6

5.7

6.0

2.8

2.7

2.1

3.5

4.0

4.2

每人平均真正收入

——

——

1.7

5.9

4.4

3.4

3.3

0.1

2.0

3.1

3.1

　　八十年代的苏联更需要这个改变，因为充分就业和人口曲线的低潮——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率低落所引起——结束了靠雇用新工人来促进增长的可能性。同时，自然资源也有被耗尽的趋向，因为经济的理由（浪费的与落后的开采方法）以及自然的理由（需要在更遥远的区域以渐增的费用来开发）。而且，由于前一时期新工地的增加，意味很多工具都用旧了，或者在同时变为落伍了。这可能会变为严重的问题。

附表二：

经济结构与社会的指标

1950

1980

所占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制造和建筑业雇用人数

27.0

38.0

农业雇用人数

48.0

20.0

国民收入中以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制造业

57.5

46.4

建筑业

6.1

9.7

农业

21.8

20.3

生产性产品占

工业生产总毛额的百分比

68.8

74.9

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

23.9

26.8

消费占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

76.1

73.2

肉类的每人平均消费（公斤）

26.0

58.0

面包的每人平均消费（公斤）

172.0

136.0

薯仔的每人平均消费（公斤）

241.0

110.0

每千人中的电冰箱的数目

10.0(1)

270.0

每千人中的电视机的数目

220.0(1)

287.0

每万人中的医生的数目

14.6

40.4

每万人中的学生的数目

71.0

251.0

　　资料：各年的苏联官方统计　　（1）1960年的数字


　　注：我们只提供从1950年开始的统计。我们没有提供以前时期的统计因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统计数字很不准确。那个时期喜欢夸大已经高的增长率或者对经济结构作歪曲的报告。苏联国民收入的观念相当于我们所称的“国民生产净额”；这个总额是全国生产的货品和提供服务的总和（商业和运输减去“中间的消费”，也就是，生产时所用的产品的价值——“附加价值”的总和）。“非生产性的服务”不包括在内；这就是为什么表明国民收入中各部门所占的成份的结构性资料大大地贬低所谓第三部门。

　　3）生产力方面的短缺与瓶颈现象是在苏联实行的僵硬的计划模式的特征之一。布列日涅夫在七十年代用大量进口的政策成功地软化了它们的冲击。这个取代改革的无效的政策，很快地就遇到一连串的问题：没有能力进行足够的出口（因为差劲的竞争能力或者世界危机所引起的市场收缩）；美国否决有战略价值的技术输入以及对榖类输出的禁运；更基本的是，保守的经济很难消化西方的技术，再加上逐渐增加的外债问题。
　　其它东欧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比较高的效率）证明苏联计划的缺点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官僚结构的更尖锐的结晶化；强迫集体化所引起农业持久危机；以及，在一个极详尽计划的制度中，疆域之过分广大加阔了计划目标与实在成绩之间的差距，等等。然而，这种问题是所有的应用这个计划模式的国家共有的，而且已被匈牙利经济学家柯迈在他的《短缺经济》一书描写得很好。

　　4）劳动力缺乏（即没有失业）和“过多雇用”的结合。我们在过多雇用这四个字外面放了引号，来强调这个问题常常会被人误会。“过多雇用”一般地是指苏联的公司比资本主义的公司雇用更多工人来达到同一的产量。决定“正确的”雇用人数的准则是从资本主义的模式来的。这不是使人满意的方法。但是我们所要着重的是，在很多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期内，没有人在真正地工作，或者是一定的产量可以被更少的工人去完成。更一般地说来，从手头的工作以现有的、被大家认知的技能去完成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社会工作在所有工业之间的分配应该有一般的平衡的角度来看也好，充分就业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就业情况。争论的要点就是在于决定应该使用的准则——以及如何以这些准则来代替现有的准则。
　　但是，在进行争论以前，我们应该试图揭露以上所描述的那些特征的更深的根源。我们将要从现有的社会关系中寻找这些根源，不但在工作场所之内，而且在整个社会之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造成这个计划模式的特别矛盾，是真正的（不是法律上的）“财产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价值。
　　我们需要在此作一个说明。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包括所有派别——把国有部门和计划都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们所指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见本文的导言]，是他们的目标，不是当时的现实。当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在三十年代末期实现，他使原先的问题变得更坏：他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与国家计划等同，或者，更坏的是，他把国有化与社会化等同。这不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然而，单单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任何有关苏联计划的事情可以由官僚层的存在来解释，即使只是因为可能存在了几种型式的官僚计划。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把这第一个模式的机制和社会影响弄清楚。

Ｉ.制度的主要特征


　　每个计划制度必须以某些方法执行几个必要的任务;它必须:——计算现有资源;
　　——鉴定需要和决定生产什么；
　　——控制这些决定的实施。

　　1）在这里所讨论的制度中，这些任务是由官僚——党/国家的不同平面（工作场所、政府部门、中央机构）的计划机构的干部——来执行的。无论在全国发展的总平面，或者在地方的工作场所的平面，“协作的生产者”都不能直接控制官僚们所作的主要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称这个模式为“社会主义计划”。阿历克·诺夫讥笑引用根本没有提到官僚层的马克思的著作来批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左派”。他强调，由于工作的需要，某些官僚，或者更广阔地说，由于劳动的分工，某些人，必定要学习特定的技能。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1）怎样（根据经验）决定哪些工作由干部来执行比由直接受影响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来执行更有效率；（2）怎样区分职业性的工作指派和对社会与政治重大问题的决定权。
　　当干部担任以上所列的任务（计算资源，决定需要，核对决定的执行）时，他们的行为不像是大机器中的中立齿轮。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是，官僚的社会利益，有没有和如何干涉计划的机制；如果说是如此的话，这些干涉如何影响最广阔意义的需要的满足，而且怎样判断这些干涉。

　　2）在这种模式，计划是主要地按照实物来计算（煤炭多少吨，拖拉机多少架，等等）。每一次计划的结果与经验，经过调整以后，被用来详细地制作下一次计划。其后果就是，过度的热心所引起的计划目标的超额实现，就变成下一个计划的标准。生产者宁愿把剩余的生产推迟到以后的计划内。这个现象已经被人描述为“由供应所主宰的”经济的特征。这个公式所描述的是现实情况。我们只要说明一下。这个分析常常伴随着另一个幻象：市场经济是被“需求”所主宰的（正像谚语所说的，顾客是上帝）。无论如何，真实的情况是，表现在现金上的需求，在市场制度中，的确有起作用；但是在苏联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却是很小。

　　3）计划是通过等级制度实施的。每个细节都是根据单位的建议和总结以及计划者的整体目标所决定的。整体目标当然是尽量去调和各种决定。但是在等级制度内，中央计划机构是臣属于党机构，所以它要优先考虑以下的社会政治目标：稳定它们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缓和任何已经出现的社会紧张状态，保证国家在国际上的实力或者各民族的团聚力。这些是起草新计划时所唯一注意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单单把计划解释为下层单位的建议的总和——也不能把它解释为某些“经济逻辑”（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4）计划一旦被采纳，就替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工业、每个地区，等等定出了详细的目标。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是强制性的（物资供应和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所分配，而且生产单位都依据工业、联合企业，等等而汇集的。）

　　在计划内，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在中央机构和基本单位之间找到“适当的”传达。由于一个工业之内主要是实行垂直方向的联系，所以一个公司若要改换另一工业中的合作者（供应者、顾客，等等），它必定要通过（常常是在很远的地方的）中央机构的批准，（即使这个合作者就在它的隔壁）。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不方便。因此，赫鲁晓夫时期就引进了区域性的传送站来代替工业部门与中央机构之间的联系，希望解决上述问题。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技术方面。有些工业部门，由于很难申请某些资源，常常要求计划分配比它们的需要还要多的资源。此外，区域性的设置常常会产生“地方主义的偏差”。所以改革的一个基本提议是，消除中央机构和基本单位之间的中间媒介。这就是正在苏联实施的其中一个非市场倾向的改革。

　　5）主要以实物来计算的指标，是核对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的主要方法。
　　臭名昭著的拙劣的产量指标所造成的损害人人皆知：如果产量是以公斤来计量，最重的原料便最受欢迎。如果它是以价格来计量，增加成本就能超越计划。但如果指标是基于减低成本，成品便可能缺乏最基本的可用性。为了防止这个问题的继续发生，一大堆新的指标（以及管制）便被设计出来，希望基本单位在这个捉迷藏的游戏中“走投无路”。
　　以下的笑话，比最有学识的演讲更能指出制度的弊处：
　　一位发明家向他的农业公司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新设计：双头牛。但是，其他的人反对这个设计，说它没有增加肉的份量！他回答说，不要紧！计划是照牛的头来计量的。

　　6）货币和价格执行不同的任务，看它们被使用的环境而定。
　　——整个而言，各种不同的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不发生连带关系。
　　——在外贸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是以可兑换的货币来支付。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是双边的而且是实物的交换，即使货物上还标有价格，但标价上的币制是作为会计用的，是不能流通的。
　　——在经济的计划部份之内，当货品从中央分配下来以后——所有的生产最终都是被分配的——，为了记录这些货品的流通，都作了货币上的估值。这些货币上的估值不是真的“买”“卖”过程。在这个结构中，公司的（以批发价格计算的）“营业额”的指标是总产量在会计方面的等同物。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免费”分配给公司的生产资料是不包括在上述的货币估值之内。这个做法不但有鼓励浪费的倾向，而且排除对这个设备的（也许是更好的）代用物进行真正的成本计算。公司设计其会计制度的唯一目的是控制“流通资本”（工资和储备基金）。国有部门的会计上的币制是不流通的，也不能用来购买尚没有被计划所分配的生产资料。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本单位很怕“短缺”，所以倾向于要求比他们所需要的更多的资源、收藏物资或者设立并行的供应系统。
　　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中，必须将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分开。
　　——批发价格是会计上的工具。它的目的是反映成本和平均“利润”差额——在这个结构中，利润和亏损是在最差的、但还认为是社会上有用的生产单位的基础上计划的。我们已经指出，在实际上，每一个新的工作场地和装备总是被认为是有用的——在以量的指标决定制度发展是否健康的环境中。任何亏损总是由计划来弥补。价格在生产中不起“积极的作用”。既没有真正的成本计算，也没有强迫性的“预算控制”。经济学家柯迈已经着重地指出：基本单位不能依据价格和成本的指示来决定生产这个或那个货品或服务。一个产品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的流通也不能改变收入的分配，收入是不受利润或亏本影响的。
　　——国营商店的消费品零售价格不是在市场上形成的。但是在这个结构中，货币的确重新获得另一个内容。消费品是唯一“可购买的”货品。它们的价格包含了计划者的社会目标。它们既不反映真正的成本（它们因此与批发价格没有连带关系），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消费品和平常的服务在几十年来仍是甚为便宜，虽然它们的供应是不足够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店门面排长龙。许多经济学家说这些长龙是“隐藏的通货膨胀”（与此相比，在市场制度中，当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价格就上涨）。波兰当局发现减少长龙的唯一方法是提高价格……但这并不能保证供应会有改进！

　　7）就业与工资是受计划和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地方这个事实所约制的。计划尽量地包括按照技术而分类的就业预报的工资准则。但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计划部分，生产单位的主管必须能够吸引工人以及保留他们（通过有吸引力的工资和实物福利）。他们没有以经济理由解雇工人的权利——除非他们愿意行一条很难遵从的法律程序，结果工人实际上是不被解雇的。（为了政治理由而以各种不同的籍口解雇工人，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整体经济层面上，这个做法是很少的。）如果工人对他的工作不满而要找另一工作，他是有非常大的活动性。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是官僚计划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Ⅱ.官僚与计划


　　1）我们的方法的起点是：财产权并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苏联现时的财产权形成了生产与交换中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在这里，人的行为也被一定的理性所指导。这个理性就是：每个社会层份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不过是在整个制度的结构之内进行的。这才是对官僚计划的特性作一个不受形而上学（例如：为实力而培养实力，或者为生产而生产）所影响的解释的关键。

　　2）官僚在计划中的物质利益是什么？他们怎样促进它？
　　官僚的物质利益是从他们所占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来——也是从他们按照制度的主导价值观与机制，成功地执行任务而来的。
　　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自由活动余地，当然要看所处的时期。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以及今日的某些国家），特别残酷的官僚专政形式占主导。直接的镇压起中心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是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的“正常的”运行。因为对官僚本身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合法性和“正常”的社会关系，以能稳固他们的特权一段日子。布列日涅夫时代，是我们在这个分析中所想到的官僚保守主义的“模式”。
　　官僚根据表面上政治化的准则——用工人的名义取得合法性——在委任制内晋升或降级。要获得晋升，官僚必须超额实现计划的目标，而且要保持社会的和平：那些名义上的统治者（即工人），必须保持安静，而且要工作到超过领导所指定的目标。这里的关键不是超越计划所定的目标，而是要超越计划之内某个部份（与某企业或某行业有关的、而且是由此可获得特权的那些部份）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是特权。这些物质特权因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晋升而增加。别墅、特别商店、旅行、在稀有或质量较好的货品服务的等候名单上较优先，等等。事实上，现有财产权所允许购买的唯一货品，是消费品。只有当经济管理能提供消费特权（除了担任重责的心理上的骄傲，或者，在某些情况中行使一些权力以外），才值得去做。

　　3）但怎样去判断“好”的经济管理呢？
　　就是用上面提过的指标，以及经过官僚核对计划是否达到或超额完成。这就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和每一个下层主管之间的捉迷藏。但是，下层主管们怎样超额完成计划的目标（同时得到额外的个人地位、晋升和特权），但又不使对工人的压力大到要威胁社会的安宁？以下只是其中几个方法：
　　——在清点存货时，低估和隐藏物资，作为储备。
　　——在定计划的指标时，定得愈低愈好。因为定得太高就很难超额完成计划。
　　——在预订物力及人力资源时，要得愈多愈好。
　　——在履行计划（本人所负责的那部份）时，用方法能够在形式上、表面上通过核对即可，不必顾及使用者（无论是生产单位或消费者）。需要一千部拖拉机吗？只要生产出来的东西像拖拉机就够了。核对的指标是每部拖拉机应该有一个马达。马达是有了，但是马达发动和运转得好不好是不要紧的。拖拉机停在户外，在雨中开始生锈，也不要紧！
　　——建立稳定的连络网；争取重复的计划，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完成指标。
　　这些是成功的“秘决”，任何转变包含未知数，就有出毛病的危险。
　　官僚保守主义能够很容易地根据这些基础来解释。这不一定说，官僚不留心他的工作。他之缺乏专业的自尊心，应该从他的特有的社会地位上来分析：他是享受物质特权的社会价层，而这物质特权是从拥有特殊的权力而来。

　　4）这就使上面所说的官僚计划的许多特征容易了解了。
　　在中央计划机构与负责执行的单位之间的中间机构愈多，“偏见”就愈多，所传达的讯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愈大，就更难克服一切硬性的规定。各层次的一般趋向是浪费生产资料：第一部门（生产性货品）的不平衡发展，在它本身成为一个目标以后，更变成计划机制的一个结果。然后就变为冒起的说客活动的结果。
　　——生产愈能标准化，愈容易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核对它：生产钢片所遇到的问题比生产精制货品的问题少。种谷物比养牲畜的问题少。一般来说，生产某种货品所需要的技能愈高，所需要的责任感愈重，计划的官僚性质所起的祸害就愈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考虑气候的条件，气候的演变，和生态的平衡，等等，而硬要叫农民种植某些谷物，所起的损害会多大！走向生产与使用新技术，需要动员被官僚的生产方法所压低的技能。如果传送给电脑的资料是不可靠的话，在计划中使用电脑就会发生大灾祸。
　　最后，制造相同的标准化的生产性货品是一回事，但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制造消费品，那就很快地出现不满了。
　　关键是，一旦基本的需要被满足了，人民的要求就会更多。今天的苏联青年最敏感的东西，就是款式和与别不同的权利——这里，西方消费模式的压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5）官僚是计划的拥有者吗？
　　从法律的平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可以转移给别人的财产，不能根据他的层级地位而分到一定的股份，没有权利“出卖”他的虚假财产，不能关闭一间工厂而买另一间工厂。南斯拉夫喜欢这样解释：“社会财产”属于“每个人”，因此“不”属于“任何人”。
　　但是，在对社会剩余的实际控制、经济管理和真正分配的平面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得多。我们认为答案是：又是肯定，又是否定。
　　肯定的是：只要官僚层集体管理这个剩余，它就作为集体的老板。说官僚层是一个阶级的种种理论，常常停留这点上。
　　但是，这只是现实的一面。法律上的权利限制了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在这些法律上的权利与现实之间当然还会有差异——前者常常被用来掩饰后者。然而，法律上的权利反映出：政权为了关心它的政治合法性而回到它的起源：十月革命。它们不能被排除是几张无价值的纸。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和市场主宰之被消除，真正地创造新的基础。在这新的基础上，新的社会经济机制已经生了很深的根。
　　否定的是：官僚的行为不像真正的老板，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他们以工人的名义管理不属于他们的“社会财产”。他们很想使他们的特权合法化，而且很想将这些特权遗传下去。官僚层当然有永久保持权势的倾向；在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当基于委任制的老人统治的局面出现时，这个倾向达到讽刺的程度。但即使在那种情形下，这个层份并不是在扩张财产权的基础上保持它的稳定：这个委任制阶层，虽然有一连串武器可对付分散的、没有组织独立工会权利的工人，却从来没有企图以重新建立解雇工人的权利和真正的资本市场来继续维持它们的经济统治。事实上，如果事情真的向相反方向发展，即是朝向重建商品的统治，这个委任制的稳定性就会受到破坏。由于与改革有关的整肃所引起的不安，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情的预兆。官僚们没有私自使用剩余劳动的权利：他们能从管理中得到的，只是消费的特权。他们没有资本可以投资，因此也无从取得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真正地关心计划。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呢？浪费它们。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以任何代价而且不顾产品的质量，来进行生产，只要生产能够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才是他们的特权的泉源。
　　财产权学派的理论家，在分析了官僚（以及所有不是老板的经理）的行为以后，所得的结论是：浪费的存在是有其十分“合理的”理由的（经理在照顾授权给他们的人的利益以前，必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理论家很正确地指出，如果老板自己控制业务的话，情形就会不同。但是他们没有作出社会财产应由社会控制的结论，反而仍旧是他们自己的参考架构的俘虏：在市场上竞争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从下列角度来看，他们是对的：官僚，虽然以工人的名义管理那些在法律上是“集体的”财产，但他们已经篡夺了这些财产，而且已经变成这些财产的犯人。所以官僚并没有像老板那样的管理财产的行为。（老板不但有绝对的决定权，而且有遗传财产的权利）。我们将会看到，这牵涉到结构上的因素，并不能用局部地重新引进市场机制来消解的。只有扩展私有财产，扩展资本及劳动力市场，才能改变这方面的情况。

Ⅲ.工人和计划


　　1）我们在开头即已说过,官僚计划,虽然冠以“社会主义”之名，并没有在生产的大方向上，或在劳动的组织上，给工人决定权。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工资关系中被国家所雇用，这种情况明显地呈现了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同的特征。就是说，这个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依据。但是那个关系并不充分地证明，这个制度具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发展法则。
　　整个而言，我们可以说，劳动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这既不是从市场，也不是从马克思所分析的任何现象而来，而是从一个新的泉源：官僚层而来的。
　　2）但是其它的事情发生了：市场的支配现象已被消除。用社会经济的术语来说，这意味无产阶级不再受经济性的解雇的威胁，所以这是很大的进步。虽然工人的工资仍旧以货币来计算，而且仍旧用来交换商品，但是，真正地说来，我们不再把劳动力定性为商品。以失业的威胁来加强劳动的这个资本主义“古典的”机制，已经在基本上取消了。这就是改革讨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3）官僚层以工人的名义统治。生产进程中——以及占优势的价值中——的劳动大军的任务已经改变了。承认这个事实，并不表示我们要低估，官僚层以牺牲工人的生活水平，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也不意味一个稳定的局势——更不必说工人的真正的情况与宪法上所说的相符合。但是官方的状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一个代价：它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危机为代价来维持的。工人们，虽然被否定了组织独立的政党和工会的权利，并不把官僚层看成为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人。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演讲中再三地重复，工人应该“感觉到是他们家园的主人”，是真正的所有人。所有这些，虽然大都只是讲讲，也不是中立的。
　　4）这个制度愈中心化，愈命令式，工人的抗议，即使很小，也愈会有政治挑战的动力。随着市场的消除，面纱被揭起，经济选择的真面目出现了：作为社会方向的选择，即（以这个名词的最广阔的意义来说）政治的选择。这些选择是由当权者以“全民”的名义而作的。罢工自然地及很快地把官僚的权力位置当作目标，所以很难为官僚所容忍。相反的，商品关系的扩大，就有使经济冲突的本质，更不明显（市场和地方的经理，不是中央计划者，似乎应该对工资与价格的变动及所作的经济选择负责）。因此之故，官僚制度比较容易容忍罢工：在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制度之下，直到八十年代，几千起罢工针对地方的目标。冲突仍保持政治的一面，因为经理仍是政治干部，但是他们的破坏力却被分散制度所化散和减弱。我们相信，“高层份子”已经小心地把这个有趣的现象记下。
　　5）工人与官僚计划
　　工人的立场和态度，由以下各个因素的综合内容来决定：市场机制的消除；官僚计划机制；对种种选择缺乏社会的控制；官僚以工人的名义来统治。工人在斯大林死后所重新争取到的主要的自由，就是选择工作的权利，因而是改换工作的权利。
　　由于没有市场机制约束，扩大的经济生长带来了充分就业。在开头是计划机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果，这个充分就业已经变成工人不经过斗争便不会放弃的权利，这个权利后来却被政治官僚转变为一种论据，以“证明”它的统治是社会主义的。无论如何，这个权利现在已经是在工作场所内和在整个社会上保持社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整个社会上：对于主张以失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专家们，苏联官员常常在反对他们这种建议的演说中，提出这个充分就业的权利。它是每个改革企图中都要考虑到的问题：就业问题现在是改革讨论中一个中心的政治问题。
　　——在工作场所中：要实现计划，官僚层需要劳动力，但是很难得到那些劳动力。为了争取和保持工人，他们要想出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因此，在布列日涅夫时代，大量工人集中的地方能够争取到不少的工资和物质福利（例如服务，生产工作场所中需要的消费品，等等）。此外，这还能够使工人对超过正规模式的工作速度——为了完成计划的目标，需要在最后限期前夕，进行所谓“骑自行车的人的综合病症”的加速劳动——以及对收入的分配实施某些控制。从这个控制在大工作场所的工人阶级发展出一种平均主义和与实际所做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分配标准。现在，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个原则，批评这些东西。
　　这也帮助我们了解，在七十年代的布列日涅夫的苏联，市场关系缺乏与组织自由工会企图失败之间的关系性。工人能够在官僚的计划机构本身，找到一些保障他们的利益的非正式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中，地方官僚的利益和企图实现计划的工人的利益（例如要求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分配给他们）可能会汇合在一起——虽然会充满着冲突。工人所争取到的自由活动的余地（无故不上班，工作速度放慢，等等），必须被解释为对异化劳动的报复。这是官僚制度必须要付的代价，因为它只给工人消极的权力。其实，一切减少浪费和向无能抗争等建设性建议，在最高层的候见室中转来转去；在最好情形下，这个建议进入死巷；在最坏的情形下，建议的人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样子的制度，滋养了被动性、对事情不感兴趣、犬儒主义、个人自肥、和饮酒过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满足计划的形式上指标？为什么不去做第二份工或为自己做工，来多赚得钱呢？这里有一个不是真的好笑的笑话：有一个建筑工人，在他的“合法的”工作日装水龙头（样子像水龙头，但从来未停止漏水，但是在晚上来修理这个水龙头，收取费用。
　　由无用的劳苦和做得不好的工作，以及眼见生产资料的浪费等等所引起的痛苦，在危机时期突然占据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在这些障碍物似乎有可能克服的时候。要求由社会控制生产和分配的呼声，就很快地出现了。
　　换句话说，低下的劳动生产力是某些生产关系的结果。在这些生产关系中，劳动力虽然不再是商品，但是还没有权力来决定工作的目的和进程。

Ⅳ. 官僚与工人间的关系


　　这两个范畴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我们已经提过异化现象的存在——工人所做的工作不受工人控制。人们也应该指出剥削的存在吗？
　　如果这个名词不是只用来指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它也许可用来描述滋养特权的官僚专政的制度。因为这些特权表示对社会剩余物的分享；一个具有特权利益的层级或阶层，以私有方式占有这些社会剩余物。
　　它是一个寄生的剥削形式：官僚层的统治建基在政治上剥夺他人的法令上。特权是被伪装和掩饰的，不是被合法化的。它们被以下这个事实所限制：它们是为了以“真正存在”的阶级的名义而统治，才享有那些特权的东西。换句话说，官僚层在一个连贯的新生产方式中是不起独立作用的。它的确履行某些经济的任务，但是它破坏了这些经济任务的功效，因为它在执行管理的任务时，总是先想到它自己的消费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把它冠以“阶级”这个名词是有争议性的，而且对官僚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有关系，并没有提供一幅正确的图画。前者以后者的名义来统治的这个简单事实，并不减少它们之间的冲突，但却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官僚层之缺乏任何独立和前后一贯的经济基础，使它更易破碎：它的制度愈中心化，甚至最轻微的独立工人运动就会把它愈带政治的死亡（在这情形下，这就是真正的死亡）。因此，就有以下的怪事：虽然工人的民主权利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少（当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欧人民常常会忘记西方也有独裁制度），但是它们抗拒市场机制的能力却更大。这个理由是，只要官僚层能够保持政治权力，它能作的让步是很大的。
　　官僚层，不会在“正常的”长时期内，只是（或者主要地）以警察机制来统治。它自己有一套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复杂方法，这套方法包括：像晋升机会那样的社会福利，这些福利可被停止，如果他向官僚层挑战的话；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吸收人员和进行宣传工人；赋予公司分散的管理权；以及为了政治理由将工人解雇或降职。不管用什么方法，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党的专权。这种专权保证工人将会在政治上分散。但是这种专权却适合于不同形式的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

Ⅴ. 官僚集中化计划的全面社会内容


　　只说计划是官僚的，那并不足够。
　　1） 但是，它当然首先是官僚的，而且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官僚层既是政治的范畴，又是社会的范畴。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央计划者的目标，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调和地方官僚要求的总和。计划是官僚的，由于以下两个原因：①它的战略方向被政权定为“从上到下”，虽然这方向是局限于它与人民以及工人的关系；②计划机制本身在每个阶段和在每个层次都融合了官僚自己的特殊社会利益（在这方面，改革能够导致官僚之间更复杂的分化，这特别要市场对他们的影响，或者要看他们所持有的技能或职责的类型）。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僚享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特权），但是冲突也时常出现：政治官僚层可以为它自己的理由整肃中间层。他们的关系有时可与具有多重竞争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比拟。不同之处在于：私人资本的指导方针是经济的理性（争取最大的利润），这个理性使整个制度具有它自己的一致性；但是官僚的利益却破坏了计划的效率。为了政治或社会的理由，官僚层的不同派系也许会争取工人的忠诚，例如在今天的苏联。或者1968年的捷克。但是，如果他们不给工人一些让步，他们就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如果把工人的情况弄坏，那就更谈不到了！
　　2） 这就带我们到计划的其它社会范围
　　我们在这个演讲的开头说过，社会关系应该立即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来判断。计划的再分配的功能，以及它对就业情况的影响，是这个制度的主要社会特征。每个情况都要照它本身的情形加以估计。忽略了这些方面，就会导致人们失去能够解释为什么社会要抗拒朝向市场改革的各种事情，这个朝向市场的改革的目的，显然是改变这些社会经济的机制，以及挑战某些与这些机制有关的利益。
　　因市场活动而引起的价值的转移有一定的逻辑：他们爱好最有效率的、最有生产能力的单位，而不爱好其它的。相反地，计划（甚至官僚的计划！）能够完成以减少不平等为目的的转移，最有名的转移方法，是使落后地区工业化，或者使亏本的工业或公司生存下去。
　　这种逻辑当然会保护各种各样的浪费措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它并不经常服从合理的准则——无论如何，这些准则需要从那个观点作出的讨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婴孩和洗澡水一齐倒掉，而且对这些政策的真正的、社会的或者地区的利益闭眼不见。
　　同样地，充分就业并不意味每人都有适当的工作。但这仍比失业好。某些人否定今日苏联的这点好处。他们说，叫工人不做事而拿钱，或者使某些公司生存下去，有时候社会所花的钱，比关闭他们的工厂和付给他们失业金还要大。除了真正计算这些费用还需要讨论这个事实以外，这个论点把以下两个问题混淆：①需要详细地定出减少浪费的准则和机制；②不把失业当作私人的、个人的风险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面的结论中再讨论这个论点。
　　每当以市场为方向的改革被最广泛地引进的时候（例如在1965至1971年间的南斯拉夫），它们的直接效果已经损坏了计划所带来的利益。其实，即使是官僚的计划，也有正面的社会效果，这些好的效果基本上是与私有财产的废除和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逻辑的消失有关。但是这些有利的效果却被官僚管理制度的一面所破损。这就是我们对现有计划不满意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否认这些有利的效果，会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有些改革引起了很多问题。
　　3） 总结来说，危机可使我们看出事物的真相。官僚计划的危机已经十分有效地显示出官僚计划所隐藏的社会关系，以及官僚不是“资本家”的这个意义。我们说过，生产力的危机，效率的危机，是与计划的官僚性质有关。劳动不但被异化而且还在特殊的类型中被剥削。但是，这里没有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没有商品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只有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足或者生产不良）；没有寻找获利机会的“资本的过份积累”（在苏联，大量的资金投资在生产性的企业上，这种投资是基于长期的观点，并不是基于市场利润的计算，因为市场利润是不存在的）。利润不存在的原因是国有部门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虽然物品有标价。如果价格改变了，它将是计划的决定——并不是生产的新冲击的准备。在七十年代后期，当生长率接近零的时候（在苏联，阿根伯琴称这时期为“停滞时期”），失业情况并未扩大，亏本的公司也没有破产。这一点又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主要政治问题之一，因为由市场情况作判断的这个逻辑，是与这个制度及其机制和价值不相容的。

Ⅵ. 尚未解决的问题


　　官僚集中化的计划已经消除了在一般化的（实即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下的社会关系。但是，它还没有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协作的生产者”对生产没有决定权；在作经济的和政治的选择时尚没有民主。总而言之，私有财产的消除，只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剥削的形式——但没有保证这个战利品的稳定性。
　　社会主义计划本来应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其目标。一方面使社会不再以市场上获利为准则，另一方面以全面的社会经济目标为起点，社会主义计划成功地把所有人力和物质资源作为它的考虑的依据。
　　但是，它必须运用这些资源到如此的地步，致使它们的全部潜力能够发挥出来——在改造社会劳动的同时也节省社会劳动。
　　就是在这方面，官僚层遇到一大堆尚未解决的、互相关联的问题：
　　——如何增进劳动生产率，以期一方面增加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方面解决自然资源将近耗尽的问题？这些自然资源曾使过去的内部的广延式发展成为可能。
　　——如何全面地增进制度的效率，以减少成本和浪费？
　　——如何使生产能够适应愈来愈复杂的多样化的需求？如何使这些需求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而且成为管制生产的一部份？
　　——走市场的道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吗？如果能够，那是在哪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将要考察的问题。

　　分别几种以市场为方向的改革


　　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市场改革模式，“模式”这个名词是用来指一个简单化的代表。这个代表只保持某一生产和交换制度的主要特征。

　　两个型式


　　观察家曾经以不同的特征来区别各种改革。有些人挑出求援于“社会主义市场”或者“经济的”工具（相对于采用直接指令计划的“行政的”工具）作为第一种型式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把第二种型式描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
　　我们宁愿使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作的区分：
　　——第一种型式相当于计划在一个制度中使用市场机制，在这种制度中，计划是占主要地位；
　　——第二种型式相当于市场调节应该占主要地位的制度。
　　在法律平面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可保持。
　　这里我们要简单地谈谈这两个模式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和第三次演讲中分别讨论这两个模式。
　　这个关系正是现在在东欧和苏联讨论最激烈的题目之一。许多改革者认为。第一个改革模式只是走向第二个改革模式的一个阶段，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唯一的、前后一致的目标。但是，在那里也有人从实用主义和理论的角度，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而支持计划所控制的市场（有时称为“有规则的市场”）。这就引起了几个问题。

　　一般的准则


　　1）在计划的目标和分散化的市场机制的目标之间，是和平共存，还是互相冲突？

　　支持“有规则的市场”的苏联官方的演说中，并没有提起这个两者之间可能有冲突的动力。相反，他们把市场关系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持久的特性”的一部份。阿根伯琴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特征【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是商品生产、市场和货币关系，这些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有的。”他甚至问：“管理制度的激烈改革的含意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尊重全民的社会主义财产，……尊重计划的发展……尊重商品生产、市场和货币关系的加强，等等。这些法则和范畴不但不会被废除，而且会发展及丰富起来。”（着重点引者所加）
　　阿根伯琴正确地强调，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及以后都已存在（而且在那以后还继续存在），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是一般化商品生产的制度。但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显示市场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我们不应该否认，“经典著作”没有满意地回答某些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接受，把贪婪及“根据市场结果而生产和分配”，与“社会主义原则”混同起来。我们也不应该接受，把以下两个不同观念等同起来：①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中，明显地需要某些市场形式（市场所占的成份多少正是要讨论的问题）；②假设市场会帮助“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阿历克·诺夫可能回答，我们的方法是在现实及其矛盾中放了过分的马克思主义的“阅读隔板”。他宁愿对那个问题保持沉默，而且仅仅以市场是一个技术的观点参加讨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可以精简为：在社会主义中市场不应该枯萎的论题。虽然这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实际上后一假设既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际上被证明是真实的。当然，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要同意“社会主义关系”的意义。可是，就是在这一点上，苏联的著作一直在回避作明确的解释。很明显的是，几十年来他们把苏联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所以就不敢对这问题表示“透明的”意见了。
　　阿历克·诺夫之回避这个问题就像他回避劳动异化这个根本问题一样。劳动应该停止被异化吗？它能够吗？回答“是的”，才能够把对市场的批判和对官僚层的批判联结起来。这是“教条主义的”答复吗？保卫“有规则的市场”的观念，而反对急进的自由市场自由企业的方法；但是整个讨论的焦点刚好是这样一个“有规则的市场”是否能够稳定的问题——或者这样的市场是否也包含社会矛盾和社会动力，而这个社会动力并不一定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2）最广阔意义的“政治”（对社会将来的选择）怎样影响“经济”？

　　当人们提出改革时并没有批评这些国家的现有政策和机构，并没有对一党专政提出挑战，那末，上面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被搅乱或者被变形了。某些东欧国家的改革者仅仅提出要减低党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观点，接受因“经济工具”代替了行政命令而引起的所谓“客观的准则”。但是，依照那种逻辑思想，那些相信市场应该是调节器的人，总会是最前后一致的人。经济的内部愈不一致、愈不平衡，要求真正地转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压力（甚至在重新集中化的浪费以后）也就愈大。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