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

第三章 认识论的忧郁


第一节 各种实践的本体论
第二节 哲学和阶级斗争


第一节 各种实践的本体论


　　我们已经遇到在阿尔都塞认识论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这就是这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断言理论实践的自主性包含这样一种“基本实质”，以致没有理论实践科学性的一般标准，而是每一种正当构成的科学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科学妥当性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它的特殊作用正好在于透过它对知识作用的分析来运用这样的一种一般标准[1]。这个矛盾本身是阿尔都塞体系中固有的一个比较一般性的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说阿尔都塞很有效地证明了有利于各种科学的相对独立性，可是他还是完全不能表明这种独立性的相对性质寓于何处。一方面，理论的实践被比作上层建筑的那些密切的组成部分——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跟经济一起并且在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之下构成社会总体的那些实践中的一种。另一方面，把各种科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任何意见都坚决地加以驳斥[2]。
　　那么，首先，虽然阿尔都塞给我们好的理由让我们接受各种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看法，但是无论根据他的社会总体的概念还是根据他的实践的一般定义，都无法把理论实践的立场同上层建筑任何其他成分的立场区分开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阿尔都塞有义务分析理论实践同社会形态其余部分之间的差别关系。这不仅包括理论实践同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且包括它同阶级斗争本身的关系。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对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的幼稚可笑的“解决办法” [3]。他完全未能面对这一问题，反映出他更不能处理各种科学和社会总体其余部分的关系的这个问题。
　　我已提出，这种未能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体系本身的逻辑。把科学和上层建筑一律归在拥有共同结构和在整体中的同样一般地位（尽管我们所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这个各种实践的总标题下，给阿尔都塞留下了很少回旋的余地。这应该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下实践的定义在阿尔都塞的体系中所扮演的一般角色。我们将发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它的角色基本上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性质，但实际上它必须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认识论方面的角色。
　　我已经提到在阿尔都塞哲学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循环论证[4]。我们将要看到，正是实践的这个概念是这种循环论证可能性存在的条件。阿尔都塞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

　　“让我把这一切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这句话描写出一种循环论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解读，只有作为那种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才有可能。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这种循环论证在认识论上才有其可能。因此，这是按生产这个词的确切意义说的生产的问题。生产这个词虽然似乎意味着使隐而不彰的东西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实际上是意味着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加以改造。这种生产，在给生产作用以必要的循环形式的双重意义上，是一种知识的生产。因此，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来设想这种哲学，就是设想这种哲学的知识被生产出来的那种运动的本质，或者说把知识设想为生产。”[5]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生产即把原料改造为成品的工作的概念，是阿尔都塞实践定义的核心。阿尔都塞在这里运用了生产的概念来保证他自己的工作在认识论上的妥当性。
　　这个问题是因为阿尔都塞确定他的工作计划而产生出来的问题，他的工作计划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运用于马克思著作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来。这一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它的对象是知识的生产。因此，它的出现是牵扯到关于社会形态的科学在一八四五年的出现，这种社会形态的科学的对象是“社会作用”的生产[6]。例如，阿尔都塞写道：

　　“（但是，）这一作用所包含的循环论证，一如所有的这种循环论证一样，只是站在在把它的对象拿来考验当中把自己拿来供对象考验的这一理论问题设定的基础上，向对象问对象的性质这个问题的这一辩证的循环论证而已。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够是而且也一定是认识论问题的对象，这个认识论问题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设定才可以提出来问，这对一种本身把自己从辩证上不只界定成为历史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同时也界定成为一种哲学（即这样的一种哲学：能够说明理论形态的性质和它们的历史，因此能够通过把自己当作是它自己的对象的办法来说明它自己）的理论而言，本身就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从理论上大胆迎向这一考验的哲学。”[7]

　　因此，所谈论的是理论实践理论这部分的理论生产劳动，即以解读这种理论从中产生出的著作，以解读致力于新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开创的著作来解释它自己生产的理论生产劳动。至少所谈论的这个做法的结构看来是清楚的。然而还是有许多问题不清楚。如果说认识论上撕裂的这一机制显得很神秘[8]，那么这个断裂伴随着一个独特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的理论的悄悄出现，就还要更加神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问题设定需要一种对症解读法才能从马克思的作品中抽出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原理以某种奇怪的（“辩证的”）方式呈现在这些同样的作品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问题设定从马克思的作品抽出来，就更加需要这种对症解读法了。然而，既然对症解读法和问题设定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既然为要开启阿尔都塞的著作所描写的循环论证运动，这些尽管是暂时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也有必要，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它们呢？
　　阿尔都塞在一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回答：

　　“（对《资本论》的）这种批判的解读好像构成一个循环论证，因为我们好像是在期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运用中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我们应该说明白：我们是期望从马克思明确给我们的或者能从他的断裂期著作和过渡期著作[9]分离出来的哲学原理的理论加工中，即我们能够期望从这些运用于《资本论》的原理的理论加工中，得到它们的发展和丰富以及它们严密的精致品。这个表面上的循环论证不应该使我们吃惊：所有知识的‘生产’都在循环论证的过程中包含有这种循环论证。”[10]

　　那么这个回答就完全没有回答问题。它只是转移了这个问题：对于撕裂期和过渡期的著作应该产生正确的解读所根据的原则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在这里有的是一种纯真的解读的情况呢？如果是如此，那么阿尔都塞不仅违犯他自己的原则，而且还是在耍一种曾被他斥之为单纯回避的花招。他给一种马克思哲学著作的原创性解读法加上一种自我证明的说法，足以掩盖他在自己的体系内部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他是在求助于“起源”这个熟悉的哲学概念。正如他在上述那段话前面不远的地方说的那样，这个概念的作用“是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不应该思考的东西，目的是为了能够思考一个人想要思考的东西。”[11]
　　然而，说阿尔都塞不能够在他的体系内部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得十分准确的。因为我们已经在他每次都重复说明循环论证的地方看到了怀疑者的最后慰藉：一切知识都采取生产的形式。阿尔都塞求助于“生产”这个有魔力的字眼，想防止他的体系崩溃。这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实践的一般定义对理论实践和社会形态的其他层次作了相同的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严格地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它和任何其他实践没有关系。因此它能够完全独立地运作，不依赖理论之外的任何东西。而它对理论的作用和在理论中的作用在认识论上的妥当性是由这样一个情况保证的，即它也是一种理论，它也生产知识，它也具有在结构上与理论实践本身的生产形式相同的生产形式。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被等同于科学。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它享有一种特殊的、特权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它一旦由一种不可理解的诞生自发地产生出来之后，就能够说明它自己神秘的起源。
　　这种特权的地位归根到底是从理论实践的理论在阿尔都塞的体系内部扮演的更一般的认识论角色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阿尔都塞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话：

　　“一种‘理论’和其实践的关系……也同这种一般理论（辩证法）有关联。它们的关联是在于这方面：这种一般理论从理论上表现了一般理论实践的本质，通过它从理论上表现了一般实践的本质，而且通过它从理论上更表现了各种转变、一般事物发展的本质。”[12]

　　这样通过哲学不仅表现了理论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其真实客体、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认识关系，而且表现了思维与现实本身之间由这些实践作中介的关系。这是怎么可能的呢？“通过各种转变的本质”一也就是说，通过一切实践的共同结构。
　　那么，首先就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实践的结构除了能被人类劳动改造这一点以外对于自然世界的结构它还应该告诉我们一些别的东西。的确，这个要求似乎还违背阿尔都塞各种科学自主性的论点：似乎像物理学这样的各种科学不是通过它们自己特殊的和自主的实践生产出自然的正确知识，而是从劳动和反映在社会实践结构中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得出它们的妥当性。但是更严重的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在阿尔都塞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意味着重新陷入他那么严厉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认识论。因为阿尔都塞现在能够解决科学性的问题。这种科学性即：理论实践尽管完全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却能够在认识上占有它的现实客体，因为思维和现实是性质相同的——它们拥有同一的结构，即实践的结构。这种答案是从给与哲学的地位中得出的[1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尔都塞过去批评科莱蒂（Lucio Colletti），恰好也就是说他采取了把思维的结构与现实的结构视为等同的手法[14]。他批评得完全正确：因为把思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同关系这种主张用来作为认识论立场的基础，就是陷于经验主义的问题设定。阿尔都塞能够提出一项保证，保证科学藉助思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预先存在的关系，即拥有同一结构的关系，能够占有现实。这个答案与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答案并不是离得很远。
　　这种立场的结果是很清楚的。首先它变成不可能避免唯心主义。声称理论实践的自主性而不确定它在社会整体力享有的关系的特殊性质，就是把科学变成一种凌驾于社会过程之上并且与社会过程截然分开的东西。这毫无疑问是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结果，根据这种认识论，理论对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纯粹立足于它们的共同结构，完整保持这种关系是一种在自身之外只同科学发生关系的哲学的特权。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是明显地必须加以拒绝的立场。不然，马克思主义会成为一种除理论家的书房之外没有任何现实性，同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理论[15]。

第二节 哲学和阶级斗争


　　那么，似乎我们必须把阿尔都塞的立场当作唯心主义的和不一贯的而加以拒绝。但是，第二个形容词“不一贯的”提醒我们，对阿尔都塞立场最好的批判，或者至少这些批判的某些方面，有许多是来自他自己的著作。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和有说服力的，我正是从这种批判的立场出发，针对他通过一般实践的定义把思维和现实等同起来的做法展开我自己的批判。那么，这种对认识论的批判，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批判在内，就可以当作一种彻底的新哲学立场的核心。而且的确这样的一种立场存在于阿尔都塞最近一些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和《答刘易斯》（Reply to Johm Lewis），这样的一种立场阿尔都塞自己也披露出来了。
　　因为阿尔都塞对他立场中的各种矛盾已充分了解，不能不试图面对它们加以解决。在一九六七年写的发表在《保卫马克思》英译本里的《致我的英语读者》（To My English Readers）中，他从两点上批评自己。第一，他“没有深入到政治实践里头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这个问题”；从而产生了他所描述的对他的文章所做的“理论主义的”解读。第二，他“没把使哲学和科学有别的不同处说清楚”；从而产生了对他的文章所做的实证主义的解读（为方便计可以把实证主义解释成是哲学同科学的等同）[16]。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解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的前言中，他指出这些错误的来源是在他对哲学所下的定义：

　　“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是片面的，因此是不确切的……以片面的方式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结果是关于各种实践之间的差别的理论），是一种不得不引起或者是‘思辨的’或者是‘实证主义的’理论结果和回响的提法。”[17]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定义的片面性在于它未能表达哲学对阶级斗争的关系。
　　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批判了他已认识到是他以前错误根源的哲学定义。他是在解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批判的。他的出发点是拒绝任何把哲学和科学等同起来的做法：“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范畴与科学概念不同。”[18]这包括否定按照旧定义而得出的哲学和科学这一本质上相同的结构和作用。这不是说，哲学和科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如果哲学不同于科学，那么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个联系由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论点展现。”[19]
　　事实上，唯物主义的客观性的命题包括两个命题：第一，存在先于思维的第一性。第二，各种知识的客观性。这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主张，即各种科学包含着现实在思维中的客观反映。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在于，哲学言说是由我所提出的这两个唯物主义命题构成的——哲学必须根据由不同的哲学倾向对这两个命题采取的立场来看待。哲学家必须按照他们是拒绝还是接受这两个命题以及他们如何安排这两个命题的顺序来分类（例如，讨论第二个命题，即科学客观性的命题，如果不是站在存在先于思维的第一性的命题这一基础上，就会陷入是一种唯心主义形式的不可知论）。按照这种分类法，哲学倾向的数目归结为两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命题都不接受，将会陷入某种唯心主义。
　　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哲学实践当做一个例子来说。像马赫（Ernst Mach）那样的这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利用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物理学陷入了危机、出现了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新的物质结构理论的情况，宣称：因为一种特殊的物质结构理论（古典物理学）瓦解了，所以唯物主义也瓦解了，不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所说的思维和现实的分离了。列宁批判了那些人。列宁在这样做时，是通过保卫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命题捍卫了科学，主张本质上与这些命题有关的哲学范畴不同于科学概念，科学概念是为了生产知识而构造的，因此在各种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因此：

　　“像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20]

　　而且：

　　“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21]

　　然而，阿尔都塞并不仅仅限于给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重新下定义。他还证明，哲学在理论中的角色是一种很特殊的角色。它不是在于由哲学对某种理论对象即某种第一种一般性的加工而生产出的知识，因为哲学没有对象，而是在于某些实际的效果：就唯物主义来说，这种效果就是划分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之间的界限。

　　“列宁把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规定为对理论领域的介入。这种介入具有双重的形式：就它关于一定范畴的提法说是理论的；就这些范畴的作用说是实践的。这种作用包括在理论领域中，在被宣布为正确的思想和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之间，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这种划线的效果是双重的：在它有助于一定的实践（科学实践）的意义上是积极的，而在它使这种实践防止某种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是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概念）的危险的意义上是消极的。”[22]

　　这样，哲学就远不是为科学提供其妥当性保证的东西，而变成了一种实践，顶多能够有助于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自己内部的妥当性标准来保卫这些科学不受意识形态的侵犯。
　　但是哲学是以谁的名义对理论领域进行介入呢？阿尔都塞关于哲学新定义的这一急进思想正是在这点上表现出来：“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23]在哲学中采取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归根到底反映哲学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如果庸俗唯物主义反映革命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则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
　　这个论点决不应该被看作是把哲学粗暴地归结为政治。相反，这是这样一种主张，即有关唯物主义命题以及有关某些理论的科学性或非科学性所采取的立场，归根到底是由不同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且最后反映这些利益：

　　“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24]

　　这样，我们可以说，波柏（Karl Popper）企图把科学与伪科学区分开，并且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划入后一个范畴，归根到底是由资产阶级对否定这些科学的任何客观妥当性的政治需要决定的，因为这些科学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威胁[25]。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以往一切哲学新颖的地方在于，以往一切哲学在保持其意识形态的角色时，完全否定其现实性，否认哲学与政治有任何关联，同时却在其理论介入中继续实践着政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公开承认其政治性质，就像列宁的哲学党性概念所说的那样。
　　也许探讨这个哲学新定义的最好办法，是看看它的含义。阿尔都塞说这些含义有两层。

　　“1.不可能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不可能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归结为‘认识论上的断裂’。
　　“2.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先于马克思的‘认识论上的断裂’。”[26]

　　我们已经遇到过第一点，它表现为拒绝任何把哲学同科学等同起来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它的重要性，即它能防止使哲学成为保证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妥当性的科学的科学[27]。另一方面，这不应该被看作是把哲学归结为废话（或者像在休谟以及，遗憾地还有在恩格斯那里那样，归结为纯粹思维的规律）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对科学的关系中扮演一种角色，然而是一个极为有限的角色。阿尔都塞提出一个一般的命题，即每一个大的认识论上的断裂都包含着一次哲学革命，它通过明确表达它的问题设定的方式把理论同先前存在的意识形态划分开来。按照他的看法，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断裂，每一次都为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大陆”。首先是希腊人在古代对数学的发展。这包括想出数学（如无理数的发现）中产生的某些问题的第一部真正哲学言说（柏拉图的哲学言说）之出现[28]。第二个大的认识论上的断裂是伽利略的著作开创了科学的物理学，这当中既包括为了思考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做决裂而向柏拉图的哲学求助，又包括详细说明新问题设定所必要的那些范畴在笛卡儿哲学著作中的发展[29]。
　　最后，当然是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开创。这又一次引起了哲学革命；关于这一次哲学革命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这里主要的是必须强调，这次哲学革命不能够归结为认识论上的断裂。阿尔都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把这两者等同起来，结果是认识论上的断裂被认为自发地——而且是神秘地——产生出了哲学革命。这就让人无法充分地考虑到在马克思一八四五年以后的著作中反映他意识形态过去残迹的那些概念和术语——如“异化”（alienation）这个名词的使用经常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偶而在《资本论》中出现。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这些残迹反映出认识论上的断裂在哲学上的明确表达落后于那个断裂，因此，在这种明确的表达之前，发现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存在有科学以前的概念，就同考伊尔（Alexandre Koyré）说的，伽利略发现的惯性规律必须等到笛卡儿的哲学著作出来之后才能有正确的说法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吃惊的[30]：

　　“我对于刘易斯（John Lewis）指出的事实，即在认识论上的断裂以后继续存在着所说的哲学范畴，注意得并不够，那是因为我把‘认识论上的（=科学的）断裂’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等同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认识论上的断裂’分开来。因此我在谈论哲学时，把它看成彷佛就是科学，而且完全合乎逻辑地写道，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实现了科学的和哲学的双重‘断裂’。”[31]

　　然而，毫无疑问，更重要的命题是第二个，即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他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先决条件之一。它意味着科学和社会形态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新考虑。在阿尔都塞重新评估认识论上的断裂的性质中，尤其是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一文中，这变得很明显。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转变，对阿尔都塞说来，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已经变成与其说是它的认识论性质（即它的神秘化作用），还不如说是它在阶级斗争中的社会角色：

　　“各种意识形态不是完完全全的幻觉（错误），而是存在于制度和实践中的各种展现：它们在上层建筑中显现出来，并且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如果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使得那些被铭刻在它自己前史中的理论概念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为了把它作为虚假的加以谴责，而且也是为了说，它们把自己呈现为真的东西，同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作为真的东西来看待——而且是为了给这种必然性提供理由……
　　“如果这是如此，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它的意识形态前史之间的‘断裂’就让我们注意到某种与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与认识论完全不同的东西。它让我们一方面注意到一种显现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理论，……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注意到有关知识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一种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中产生出来的。”[32]

　　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出阿尔都塞对认识论的批判的最后一着，对一切认识论的拒绝——就是说，对包含科学理论作为知识的妥当性这种决定因素在内的任何哲学理论的拒绝。作为代替的，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即革命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科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前者的作用不是认识，而后者的作用仅限针对各种科学在它们自己的自主性和在（对目前争论点更为重要的）它们对理论实践社会条件的关系中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分析。这就推翻了我们先前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实践的本体论。绝对不是属于性质像经济与上层建筑一样的这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层次的这些科学，变成是在上层建筑之上接合的一种自主的实践。这种理论的重组是呈现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篇文章中：上层建筑的角色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社会形态再生产所具有的页献来界定的。很清楚，不能把理论实践比作是属于按照这些角度来分析的像意识形态和国家一样的这一组。它的特性一方面能够根据各种科学产生作用的方式、它们的“基本实质”来加以确定，另一方面又能够根据唯物主义客观性命题所证实的它们的客观内容来加以确定。然而，理论实践是在上层建筑接合起来的，并且它是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例如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反映在理论意识形态的各种科学内部的这一表现中，即反映在本身的结构是自己从属于特殊阶级利益而不是从属于知识本身利益的一种作用的这些理论上面。这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种关于阶级斗争和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论。
　　这里我们自然回到了哲学的新定义上来，因为根据这个新定义，哲学是阶级斗争本身在理论中的反映。当然，这样一种理论将是一种更广泛的关于科学实践条件的理论的一部分，正如阿尔都塞说的，这种更广泛的理论将包括一种关于知识过程的物质、社会、意识形态和哲学条件的理论。我们在阿尔都塞讨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遇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暗示。
　　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特性以及关于它的产生和别人对它的反应的这些情况所具有的含义：

　　“这种科学不能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即对‘每个人’来说是一门科学。正是因为它揭示了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剥削、压迫和宰制的机制，它不可能为每个人所承认。这种使社会各阶级面对他们的真理的科学，是拒绝它并且躲到他们所谓的‘社会科学’里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所不能容忍的，它只能为它所‘代表’（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所接受。正是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承认它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而使它在他们的实践产生作用：在工人运动的手中，马克思主义科学已成为革命的理论武器。”[33]

　　或者，像他在另一处说的那样：

　　“要理解《资本论》……，必须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采取那种唯一能够看到构成资本主义全部内容的雇佣劳动力被剥削情况的观点。”[34]

　　但是，这不仅仅是跟成为掩饰阶级斗争现实的意识形态决裂的一种前提的这一政治立场的问题。必须也把这种政治立场在理论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转移到绝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上来，马克思才能使从其中产生历史科学的这种理论结合发挥影响力。”[35]

　　这种情况可以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看到。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记录了在哲学中走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一种进程。出发点是表现在马克思四十年代早期在《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上发表的著作中的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一八四三年，马克思以公认的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名义选择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这种政治上的转变表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中。但是随之它以马克思的新政治立场和他仍然支持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立场之间的矛盾形式产生了一种理论的危机。一八四四年的《手稿》是企图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因为这样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一方面在《手稿》中存在着力求为无产阶级的当前状况和能结束这种状况的革命确定物质条件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在这部著作中起作用的辩证法的目的论结构。这个危机的解决需要先在哲学上拒绝人道主义的问题设定，并代之以那种把历史性质看作无主体过程的概念。这种情况是在一八四五年来到的。

　　“我们可以说，在对象占据前台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引者）这个过程当中，是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主导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关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历史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的确是政治使他能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移的实现每一次都以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实现和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似乎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一方面看，把政治立场改作以理论这一形式表现出来（以哲学立场的形式）似乎又是同思考对象产生理论联系的条件。
　　“既然如此，既然哲学的确是以理论方式展现政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在它的变化中展现了他进行思考的理论上的阶级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一八四五年的决裂首先就以一次哲学的决裂，即以对以往哲学信仰进行一次‘清算’和以在前所未有的一种哲学立场这种宣告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36]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远远不是由认识论上的断裂产生出来的，它是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前提条件：

　　“采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为了使那种从无产阶级立场可以看到的东西在其原因和机制上得到思考，这种政治立场必须精心制作成为理论的（哲学的）立场。没有这种替换，历史科学是不可能想象的和不可能的。”[37]

　　哲学的角色就是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阶级的立场进行反省。这个定义使得我们既能够思考理论实践的自主性，又能够思考它跟阶级斗争的关系。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设定能够出现，它的创始者们就必须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38]。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由采取这种立场所自动产生出来的（例如，可参看马克思关于李嘉图左派的讨论，李嘉图左派采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然而在理论上继续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设定所束缚[39]）。为了使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条件能够实现，需要这个政治立场在理论上（就是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
　　就此而论，重要的是不要忽略科学以及认识论上的断裂的特性，以免我们犯与阿尔都塞早期著作的错误相反的错误，把认识论上的断裂误认为哲学革命。这将是重新陷入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一种自主的理论发展，只是这种发展需要在理论内部和外部存在某些条件，前者包括采取立场（Prise de position），即在理论中采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这种条件的必要性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之后即行消失的。相反：“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不是一种瞬息即逝的事件。……（而）是一种持续的断裂，在它内部可以看到各种复杂的改组。”[40]
　　这种发展和改组的过程，连同科学在上层建筑上面的这一接合，不管是直接地或藉助哲学，本身都带有意识形态复活的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就需要有那种能保护科学不受意识形态侵犯的哲学，即列宁所从事的那种哲学：

　　“有科学的历史，而且哲学战线的界线是按照科学场合的变化（即按照各门科学及其问题提法的状况），按照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哲学机器的状况而被替换。因此必须一再重新思考表示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的用语。”[41]

　　在结束时，我想我们能够看到，阿尔都塞由于抛弃整个认识论的概念，已经能够使他的体系摆脱内部批评。在这过程中，他成功地生产了关于科学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理论的一些成分，这种理论既赢得了理论实践的自主性，又使得在某一特定科学能建立之前在理论中需有某些阶级条件的这点获得了确认。他是藉助不是以科学的科学身份出现而是以在科学和政治之间斡旋、确立这些条件的这一场合的身份出现的一种哲学的理论，来做到这点的。这样，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的比较清楚的概念。为了使这个理论得以圆融，这个理论要有能够说明既作为自主性的实践又作为在上层建筑上面接合的场合的这些科学内部发展的科学史架构，因此也要有某些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条件。[42]
　　这里是阿尔都塞的著作最强的地方。从《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唯心主义地对待科学发展到我在这一节所讨论的立场，连同多元决定和场合的概念，展现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所做的最重要贡献。



[1] 参看上面第7-14页。

[2] 例如，可参看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 New Left Books, 1970), pp. 133-135.

[3] 参看上面第73-74页。

[4] 参看上面第44-46页。

[5]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34.

[6] Ibid., pp. 65-66.

[7]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p. 38-39.

[8] 参看上面第76-77页。

[9] 分别为一八四五年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八年的著作。参看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33-38.

[10]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74.

[11] Ibid., p. 63.或者像巴歇拉尔说的那样：“在研究起源时，哲学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找到创造。”见Gaston Bachelard, 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p. 113.

[12]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169.

[13] 据我所知，是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最先提出这一点的。请看André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e Structualism,”in New Left Review, No.72 (March-April 1972).

[14] 见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135.

[15] 这是杰拉斯的简明评论文章的主旨，请看Norman Geras, “Althusser’s Marxism, ” in New Left Review, No.71 (January-February 1972). 希尔斯特（Paul Q. Hirst）对理论实践的理论这一概念的批评几乎同这里说的完全一样。请见Paul Q. Hirst, “Althusser and Philosoph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2 (April 1971).

[16]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p. 14-15.

[17]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8.

[18]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 153.

[19] Ibid., p. 53.

[20]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21] 同前揭书，第135页。列库特对列宁著作中关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很精辟的讨论。见Dominique Lecourt,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22]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61.

[23] Louis Althusser, Réponse à John Lewis (Paris : François Masperso, 1973), p. 11.

[24]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64-65.

[25] 参看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Chapter I. On Freud. 参看Louis Althusser, “Freud and Laca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y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26] Louis Althusser, Réponse à John Lewis, p. 56.

[27] 关于哲学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作用，参看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和Dominique Lecourt,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Paris : 1972), Introduction.

[28] 在波柏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对这种解释的含糊的肯定。见Karl R.Popper, op. cit.

[29] 布尔特（Edwin A. Burtt）和考伊尔对伽利略和柏拉图哲学所开始的决裂之间的关系有所讨论。考伊尔在他所著的后头提到的头一本书还讨论了笛卡尔对古典物理学的贡献。见Edwin A. Burt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London : Havester Press, 1967) ; Alexander Koyré, Études Galiléennes (Paris, 1966) ; Alexander Koyré, “Galileo and Plato, ”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3.

[30] 参看Alexander Koyré, Études Galiléennes, Part III.

[31] Louis Althusser, Réponse à John Lewis, p. 55.

[32]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7/8 (January 1973).

[33]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7-8.

[34] Ibid., p. 96.

[35]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pp. 8-9.

[36] Ibid., pp. 9-10. 在一九七一年伦敦出版的《早期作品集》（Early Texts）中，可以读到选编得很好的马克思早期著作。请见Karl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Basil Blackwall & Mott, 1971). 此外还可以参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理论和政治的发展所做的说明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

[37]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p. 10.

[38] 对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社会条件所做的一篇有益的讨论。请见Göran Therbo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Birth of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79 (May-June 1973).

[39] 参看上面第48-49页。

[40]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 43.

[41] Ibid., p. 62. 关于阿尔都塞新哲学理论的这一说明，是我在得到阿尔都塞的《哲学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之前写成的。该作品见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4). 这本书内容有他1967年在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在这一章中概要说明的立场在那里第一次公诸于众。这些讲演对阿尔都塞的著作没有新的阐述，虽然它们的确比在别处更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立场的严格哲学含义。

[42] 参看Dominique Lecourt,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the Third Section他在那里提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包含有这种理论的某些成分。福柯的这部作品，见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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