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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仍然是主宰者
勃列日涅夫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勃列日涅夫及时清除了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当勃列日涅夫的状况恶化，需要以某种方式说服这位总书记，让他遵守生活制度并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时，恰佐夫便求助于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不敢冒风险亲自向勃列日涅夫提及此事，便去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对于将这样的问题推给他非常不满，无精打采地说，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同勃列日涅夫谈谈，但是明显地看得出他并不想这样做。
那么，最高权力集团中是否还有谁可以冒险干预总书记的私人事务呢？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有一天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叫他去商量一个微妙的问题。
保加利亚大使刚刚面见格里申，说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勃列日涅夫，常常带着他的女秘书去保加利亚。据大使说，总书记的儿子的行为很不体面，结果全保加利亚都流传着对勃列日涅夫和他一家人不好的议论。
格里申对阿利金说，必须将小勃列日涅夫的行为告知总书记本人，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决定商量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位将军经验丰富，毫不犹豫地劝告格里申绝不可这样做：
“列昂尼德·伊里奇会将这类谈话看作干涉他的私生活。保加利亚大使本来可以自己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告诉其儿子的事情，可他耍滑头，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您……”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可是谁敢建议总书记与心理疗法医师谈谈呢？
“我们什么都试过了，”恰佐夫说，“还从蒙古请来一位巫医，他实施针刺，运用各种各样的藏医疗法和烟熏疗法，但丝毫也无助于事。”
1981年春，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正为自己妻子的健康操心，听说第比利斯有个名叫朱娜的，会用无接触按摩法对病人进行治疗，拜巴科夫便将她请到莫斯科来。
后来有人通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名也在此人那里进行治疗的助手，将一封介绍朱娜的信转交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给拜巴科夫打电话：
“尼古拉，这个朱娜是什么样的老太婆？你是不是也在她那里治疗过？她准备干些什么？”
拜巴科夫介绍了她的疗效。
“为了她能正常行医，需要什么手续？”勃列日涅夫问。
拜巴科夫说明：“第一，要在莫斯科登记户口。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拒绝这样做，因为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反对。第二，应该让医学科学院考察无接触按摩疗法并做出结论。”
过了一天，朱娜便获准登记户口。又过了两天，新任卫生部长布连科夫[1]和医学科学院院长布洛欣[2]去见拜巴科夫。
然而朱娜却未能对勃列日涅夫有所帮助。
1977年1月初，总书记的讲话写作班子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了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
“今天醒来，做体操……我就想，我昨天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着？……一下子记不起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20号卡特即将就职，干吗不在此之前向他说上几句话呢，就当是善意的表示吧。而且借口也很好——图拉可是在不久之前刚刚获奖，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图拉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不过却曾经数十次路过那里，图拉人甚至还替我修理过猎枪。现在我即将去祝贺他们，回忆战争期间人们是如何拼死守卫它的，可以说，是他们拯救了莫斯科。同时我也要对卡特讲一讲需要讲的话。”
他开始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口授讲话的概要，接着重又说起图拉人：
“必须提一提那些参加过战斗并且至今仍然健在的人，我也是打过仗而又仍然活着的人。”
他潸然泪下，走到写字台边，从抽屉里取出手帕：
“我决心尽力讲讲这一切。我要做好准备……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应当不时当众讲话……这会唤起民众，激发他们的热情。”
1977年1月17日，新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三天，勃列日涅夫乘火车抵达图拉。人家请他参观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图拉万尼科夫机器制造厂，然后安排与该市的积极分子会面。他完成了既定任务，还给图拉的市旗别上金星奖章，让颇为骄矜自负的第一书记尤纳克[3]高兴高兴，那可是一个自己人（战后尤纳克曾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执委会主席）。可是勃列日涅夫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体力。他按照以往的习惯，开始宣读他难以胜任的篇幅浩繁的报告。结果他老是将不同的词语混读一气，话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有时还停了下来，自己问自己：“我读得对吧？”
在场的人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全都惊呆了。在电视上的综合报导中，这一切自然都删节无遗，留下的仅仅是像样的一些片段。然而即便是对这样的内容，民众听了也都哈哈大笑。
发音糟糕的原因是肌肉衰颓无力——服用催眠制剂的又一个后果。
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越往后，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的能力越差。他只顾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本，不怎么注意外国伙伴的回应。而正式会谈他则转托给葛罗米柯，总是以明显轻松的语气说：
“喂，安德烈，开始吧！”
于是葛罗米柯便主持对话。
勃列日涅夫因为说话出了问题而感到烦恼。会谈后他不安地对葛罗米柯说：
“安德烈，我看，我今天讲得不好……”
葛罗米柯早有防备：
“不，不，列昂尼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完全恰到好处……”
斯图皮申[4]大使回忆说，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完全照本宣科，不时询问柯西金和葛罗米柯：
“怎么样，阿列克谢，我读得还好吧？”
“好，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怎么样，安德烈，我读得还好吧？”
“好，非常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只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突然抬起头，出人意料地对法国总统说：
“咱们何必在这儿干些无谓的事情呀？大家一直讲裁军，其实全都是些空话，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裁军。”
德斯坦一时不知所措，不过很快便应付自如起来，会谈重又回到原有的从容不迫的轨道。
勃列日涅夫毋宁是按照惯性行事。他还记得他负有某些责任。
勃列日涅夫明显地衰弱了。法林记述说，他的眼神变得冷峻了，充满了狐疑，人也不再幽默风趣了。他对外部世界和人们对他的态度已不再感兴趣。1977年之前勃列日涅夫一直禁止因为他而中断街道上的交通。迨到他有病之时，看见汽车拥堵，便不满地对卫士梅德韦杰夫说：
“他们略微等一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是，总书记也应该等着吗？”
布鲁坚茨回忆说，有一次，勃列日涅夫来到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欢迎一位外宾，他围绕着排成一列的官员们走了一圈，看见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这才略为高兴了点儿，问道：“为什么很少转播冰球了？”
如果这是在夏天，那么他就会提一个有关足球的类似问题，然后坐在沙发椅上等待飞机到来，将那张浮肿的、呆滞的脸转向旁边，目光凝视着一个地点，似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在何处……
勃列日涅夫前往基辅为卫国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揭幕的时候，乌克兰的领导人们都为他的变化感到吃惊。在群众大会上，他吃力地慢吞吞地宣读为他写好的讲稿，眼睛一秒钟也不曾脱离开稿纸。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的宴会上，也完全与此同样地读了两页讲话稿，便万事大吉。此外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不管说来是多么奇怪，勃列日涅夫仍然照旧在写日记，有些片段已在改革年代公开发表。下面就是1977年所记的一些内容（拼音错误原样保留）：
“看‘时代节目’。晚饭——睡觉……做操。然后同契尔年科通话……给托利洗头。体重86700……裁缝——交给灰西装——取回休闲时穿的皮质短上衣……哪儿也没去——给谁都没打电话，也没人给我打——上午理发、修面和洗头……同波德戈尔内聊足球和冰球，也谈论了几句宪法的事……和梅杜诺夫聊农村的情况——很好……”
国家元首与最亲近的人交谈的内容同样庞杂。他的孙子安德烈讲述：
“来了客人，开始喝茶和交谈的时候，我们都尽快避开，因为听那些话简直无法忍受：怎么烤饼干更好呀，怎么开罐头呀，要么就是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猎的事情。这一来，我们对他打猎的各种小故事全都耳熟能详。”
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生活了。
他睡10～12个小时，在游泳池里游泳，去看冰球比赛，前往扎维多沃打猎。去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多的几个钟头，而且并不是每天都去。接见接见外国代表团，开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就逃之夭夭了。
他从老广场搬到克里姆林宫，为的就是远离中央委员会机关，远离中央书记们和各部部长，这些人总是企图找他。现在能见到他的只有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则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去见他。需要说的一切，他都记在纸条上，要是随口讲，有时就会失去谈话的思路。
主要的决定都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做出的，权力的通常机制已经不再起作用。
苏斯洛夫有一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仅仅花了11分钟。没什么可讨论的，也没有必要进行讨论。基里连科主持会议的时间则稍长，因为他喜欢讲一讲加强纪律的必要性。
党的其余领导人也都松懈了起来。
总书记的卫队长记录了勃列日涅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一次典型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抱怨睡眠不好。契尔年科机械地嘟哝着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
“夜里怎么也睡不着！”
契尔年科依旧不住地点头（他自己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这时勃列日涅夫忍耐不住了：
“这有什么好的？我睡不着觉，可你还说‘一切都好’！”
直到此时，契尔年科似乎才如梦初醒：“哦，这不好。”
然而他们两人都根本不认为自己已经应该退休了。
“即便是完全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也都不肯退休，”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写道，“他们哪里顾得上改革。手握大权，养尊处优，安享天年该有多好。知道吗，医生们甚至有一个专门术语叫‘老年自私症’，此话可谓流行一时。”
总书记的工作日已缩短至最小程度。
勃列日涅夫按照别人事先代写好的发言稿主持政治局会议，经常错误百出，各种问题混为一谈。那副景象看了令人沮丧。
“他逝世之前的最后两三年，事实上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面几个小时，但已不能处理各种迫切的问题，只是给某些同志打打电话而已……
他的状况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即便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要认真研究议事日程中所列出的问题对他来说已经备感困难，甚或完全力不从心。”
政治局开会时，坐在总书记右首的是：苏斯洛夫、基里连科、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契夫，左首则是：柯西金、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
如果勃列日涅夫开始与苏斯洛夫商量事情，那么，会议桌另一端的人便一个字也听不见。
契尔年科走到勃列日涅夫身边，给他放下几页纸，悄悄提示说：
“这个需要念一念……这个已经作出决定了。”
会议变得越来越简短，讨论业已取消。契尔年科事先即与大家商定，不能让总书记累着了。勃列日涅夫念一条意见，与会的人便齐声说道：
“全都明白了。我们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看法……”于是决议通过。
勃列日涅夫将契尔年科留在身边并非偶然，此人绝对可以信任。勃列日涅夫已搞不清楚哪些东西应当签署。正是契尔年科密切注意，保障这位上司不致闹出错误或干下蠢事。勃列日涅夫只签署契尔年科报送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越是感到身体不好，越不想做事情，契尔年科的作用便越发变得举足轻重。对勃列日涅夫而言，他已几乎成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渠道。
契尔年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拟订并向勃列日涅夫报送政治局需要通过的各种决议的草案，其中包括干部的任免。起初契尔年科只敢提提意见，最后数年中则事实上常常代替勃列日涅夫采取决定。那时候契尔年科已成为享有全权的政治局委员，仅只他有机会一日数次与总书记见面。
多罗西娜从契尔年科那里拿来文件，向勃列日涅夫指点，他应当在何处签字。
“有一次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曾夫子自道：‘我就是沙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但那那时候无论在民众中间甚或党内，都已经不再微笑着称他为沙皇了。亲信们力图制造个人崇拜，挖空心思地大肆阿谀奉承。在忠君思想方面，南方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的党内领导人，更是无与伦比……
可我仍然觉得，并不存在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那只不过是类似于崇拜罢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党内，人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带着并无恶意的讪笑，颇为宽容，也有同情和怜悯。大家清楚地知道，他身染重病，什么人、什么事又驾驭不了。在莫斯科，指挥各路人马的是握有全权的三人组合——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
久违之后才于1978年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法林，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病况的恶化惹人注目。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陪伴他的人，包括葛罗米柯在内，想方设法不在他眼前露面。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老人，屈指可数的大国领袖，却听命于警卫和服务人员一帮人。
在医疗方面违拗他的意见是不允许的，所有的事情都背着总书记办理妥当，剩下的只是找个时机取得他形式上的“允许”。需要走走过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便鼓起最后一点意志力，宣读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写好的文件……
法林厌倦了大使工作。勃列日涅夫满足他的愿望，将其调回莫斯科，安排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对外政策宣传部：
我们部经常向勃列日涅夫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总书记左看右看文件，却什么问题都已经无法解决了。给他呈送的文件越多，他越难弄明白这都是一些什么文件……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再说一遍：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都并未陷入痴呆，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有时候甚至还会约束那些拍马屁的人。1978年他在巴库参观第18集团军纪念馆（该军当年坚守新罗西斯克近郊的小地）的时候，曾生气地对我嘟哝着说：
“如果按照这个陈列来判断，那就变成第18集团军决定战争的命运了。”
宣传部的佩切涅夫见证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1月，吃晚饭时所有为总书记撰写一次例行报告的人同他一起观看“时代”节目。勃列日涅夫正在收听新闻，突然嘟哝了一句：
“又全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难道不嫌烦吗？”
勃列日涅夫确实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干部手段，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方面，离开了他或背着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1978年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接替去世的库拉科夫）的时候，契尔年科信任地对他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是站在他一边的，对他很忠诚，他很看重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第二天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对交谈漠不关心，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可惜了，是个好人……”
“有着先见之明的勃列日涅夫，”恰佐夫写道，“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即已安排好了各级干部，这就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未来高枕无忧，即便他丧失了亲自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之时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古稀之年远比勃列日涅夫结实、健康。尽管如此，战友们觉得领袖软弱可欺，便推翻了他，但绝对没有任何人起来反对勃列日涅夫。
自1972年起，安德罗波夫即已了解勃列日涅夫不幸的健康状况。1975年以后，苏斯洛夫也知道了。自1978年开始，第四总局关于总书记身体状况的结论便转达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隐瞒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已不可能。如若不是他在发病之前及时清除了政治上层空间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之人，罹病后肯定会丧失权柄。
然而勃列日涅夫牢靠地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他除掉了所有的足以与他进行竞争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十分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亲信们竭尽全力希望他延长掌权的时间。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卖力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契尔年科及其党中央机关。
索洛缅采夫回忆说，当他1978年届满65岁之际，他去见基里连科：他是否应当递交退休申请了？基里连科未置一词。他便去见苏斯洛夫。这是经过巧妙算计的一着棋——看看有何反应。
苏斯洛夫听罢，客客气气地说：“您熟悉俄罗斯经济的全面情况，您现在应当一直工作下去，我劝您不必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问索洛缅采夫：
“你怎么啦，打算退休？”
索洛缅采夫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年龄似乎……
勃列日涅夫年长7岁，便问道：
“那么你认为，我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吗？”
索洛缅采夫尽可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说：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还应该为了祖国的幸福一直工作下去。我可是反对您退职的。”
不过，有时候勃列日涅夫也会提起退休的事。1979年4月他突然对自己的卫队长利亚边科说：
“我想休息了。”
利亚边科以为，总书记打算去休假。弄明白后才知道，勃列日涅夫谈的是退休的事。契尔年科召开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说，看来该退休了。大家都发言反对。
“您怎么啦，廖尼亚！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跟随你前进的是全国人民，你应当留任。”政治局委员们反复开导他，一再说要为总书记创造工作环境，让他更多地休息。
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同意留任自己的职务。这毋宁说是施放试探气球，他想看一看谁会支持退休的想法。但政治局里的人全都老成练达，饱经世故，谁也不会疏于算计。
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病势沉重的勃列日涅夫突然失控，信口开河。会后安德罗波夫对已经调来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说：
“你知道，米哈伊尔，必须竭尽全力，让大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牵涉到党和国家稳定的问题，甚至是国际稳定的问题。”
葛罗米柯曾对儿子讲过，总书记身体不适时，他和安德罗波夫前去看望。突然间勃列日涅夫对他们说：
“我是不是应该退休了？越来越感到身体不行了。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快：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只管过日子吧，什么也不必担心，只管过日子好了。您的战友们都很强健，我们决不会让您为难的。”
勃列日涅夫深为感动，热泪盈眶地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就再干一干吧。”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并不打算退休。而且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也没有考虑很快就会死的问题。因此他关于继承人的谈话并不能当真。
1976年，勃列日涅夫再次被授予金星英雄奖章，由基里连科颁发。
[1]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布连科夫（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Буренков，1923年7月20日——2004年4月8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66—1971年任列宁格勒市卫生局长。1971—1980年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1980—1986年任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布洛欣（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лохин，1912年5月4日——1993年5月16日），苏联医学家。1960—1968年、1977—1987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3] 伊万·哈里托诺维奇·尤纳克（Иван Харитонович Юнак，1918年3月19日——1995年7月31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科尔松—舍甫琴科夫区委第一书记。1953—1954年任乌共中央检查员。1954年任切尔卡瑟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4—196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3年、1964—1985年任苏共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农村区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4]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斯图皮申（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Ступишин，1932年11月27日——2016年1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6—1963年任驻柬埔寨大使馆雇员。1963—1969年任驻摩洛哥大使馆雇员。1969—1972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活动规划司顾问，1985—1986年任高级顾问。1972—1977年、1979—1985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参赞。1978—1979年任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1986—1989年任外交部评估和规划司首席顾问。1989—1992年任驻米兰总领事。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驻亚美尼亚大使。199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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