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3章 要命的药片
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从担任总书记的最初数年开始，便显得十分繁忙，老是抱怨过度疲劳，常常语含责怪意味地对战友和助手们说：
“总是不得不亲自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他并不习惯于大量工作和巨大负担，而且也不喜欢劳神费力——与一些人，比如说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完全不同；对这些人而言，工作就是生活的首要内容。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更是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掌权之后不足两年，1966年7月28日，政治局便通过了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工作制度的内部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正值盛年，但作息制度却定得很宽松。工作日从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中间必须休息，用于吃午饭。休假为每年两个半月。
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醒说：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说说。有些同志违反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决定。本来已有决议禁止中央委员会机关将上班时间拖延至下午六点。可是有些同志，包括中央书记，却对决议置之不理。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是不守秩序。请大家都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
赫鲁晓夫自己工作得很多，也强迫其他的人这样做。勃列日涅夫则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优哉游哉的作息制度。可是他还认为他干得太多了。
1970年7月，准备让著名律师捷列比洛夫[1]担任司法部长，他被召至中央委员会并领去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很亲切。捷列比洛夫照例对任命表示推辞，说还有更加训练有素的人可以担任部长之职，他可能不足以担任。
“你以为总书记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工作也很轻松，是吗？”勃列日涅夫责备地说，“你们彼此之间大概会这样议论：瞧勃列日涅夫过的日子，他手握一切大权，吃呀喝呀——想要什么都有，乘车出游——随便去哪里都行……不，完全不是这样。你往办公桌后面一坐，深思熟虑好多个钟头，就会想到：采煤计划落空了呀，庄稼歉收了呀，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叫人头都发昏。你左考虑，右考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找到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各种办法，不仅找到了，而且以最好的方式将其解决了……就在这个时刻……你醒悟了过来——原来，你老了，坐在办公桌后面打开了瞌睡，而生活中的一切，和过去一样依然如故。你会说，你还会更困难的！嗯，那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决定任命你为司法部长。最近几天之内我们会邀请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你我谈话的内容暂时要保密。”
勃列日涅夫一直都相信，是他一个人在拉这辆大车，而战友们却游手好闲。他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去疗养，仿佛他不得不顶替他们干工作似的。
1968年11月25日，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汇报工作，并且请求允许他去基思洛沃茨克休假。同时他也想知道，勃列日涅夫准备什么时候去疗养。
“我要到共产主义实现了才能去疗养，”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以此表示一切都得靠他一个人撑持。
而苏霍德列夫则刻画了这样一幅场景。
成功访问美国数月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召见他。这位党首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心事重重地翻阅着美国人赠送给他的汽车所附的配件目录。
他亲切地对自己的翻译说：
“维佳，你还记得美国人送了我们一辆小汽车的事吗？现在我想了解一下那些配件。这不，目录给我拿来了，需要订购一些……”
苏霍德列夫感到为难：怎么知道数年之后会需要什么零件呢？那辆车的质量好极了。短时期内根本不需要修理。但勃列日涅夫可能有不同的考虑：现在他可以订购任何配件，可谁知道过几年后是什么情形呢？
苏霍德列夫只好坐下来翻看目录。这时候基里连科给勃列日涅夫来电话。总书记为了不取听筒，用高音通讯设备说话。
基里连科请求准许他去休假。
“为什么呢？”寂寞无聊的勃列日涅夫想问一问。
看样子，他只不过是希望聊一聊。基里连科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说他需要恢复健康。
“好吧，你去吧，”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予以允准。“对了，顺便说说，柯西金建议举行一次讨论酗酒问题的中央全会。我不太了解，不过觉得现在讨论此事不合时宜。”
基里连科立即表示同意：“咱们的人过去喝酒，现在喝酒，将来还会喝酒。”
勃列日涅夫同基里连科聊了一阵，摇摇头，不知怎么语气冷漠地说了一句：
“是呀，我的这些战友也真是的：有的人去休假，还有的人不知跑哪儿去了……可你呢，廖尼亚叔叔，一个人坐在这儿，你就穷折腾去吧……”
基里连科第一个失去了健康，他的脑力活动遭到破坏。在1981年3月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委托宣读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连人的名字都读不对。会场上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连党委书记们都一直不知道基里连科的情况如此糟糕。
可是勃列日涅夫却不肯动一动基里连科。也许，他甚至喜欢看见身边有一个身体状况比自己还坏得多的人。
同样是1981年夏天，西德社会民主党党首、前总理勃兰特时隔六年重访莫斯科。按照旧例，安排了他和勃列日涅夫会晤。勃兰特当时并没有表露出他对总书记健康状况之差感到吃惊，但在回忆录却写道：
“我见到的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十分可怜。无论在会谈期间或宴会席上，他照本宣读讲话稿都十分吃力，进餐时他只是用叉子不住地翻动一种小吃。”
举国上下目睹病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都私下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他这样早便失去了健康？他究竟患了什么病？
当年就任国家元首之时，他在政治局内显得最为健康。诚然，1952年他曾犯心肌梗塞，1957年也有过一次心脏病严重发作，但心脏病专家们对他的治疗十分成功，从此再也没有埋怨过心脏不好。
1968年8月，正当在莫斯科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紧张会谈之际，响起了第一次警钟。
勃列日涅夫正在讲话，突然之间犯了什么病。
“他语无伦次，口齿不清，”随后柯西金向急匆匆赶到的恰佐夫院士说明，“他托住头的手臂慢慢往下耷拉。”
人们将勃列日涅夫送进休息室，让他躺了下来。他发生思维障碍，也就是医生们所说的语言乖戾，说话犹如梦呓，挣扎着想要起来。
与恰佐夫一道赶来的富有经验的神经病医生特卡乔夫[2]作出了后来证明十分准确的诊断：“要不是紧张谈判的这种环境，我得说这是一个疲惫的、神经系统虚弱的人对服用安眠药物的不正常反应。”
保健医生罗季奥诺夫证实：“每当出现麻烦问题时，他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睡不着觉，开始发脾气，服用安眠药后慢慢平静下来，终于入睡。也许，昨天夜里他所服用的安眠药的剂量比平日要大些。”
柯西金担心地对医生们说：“应当把他送进医院去，千万别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医生们作出诊断之后，安慰政府首脑：问题只不过是过度疲劳。勃列日涅夫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谈判桌上。这一事故仿佛已被置诸脑后。勃列日涅夫感到，就自己的年岁而言他还十分健康，并且厌恶别人暗示他年事已高的话。
1971年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别墅庆祝65岁寿辰。政治局委员们偕同夫人前来祝贺。乌克兰领导人给寿星敬献了一幅名为《金色的秋天》的油画、一只水晶玻璃角杯和整整一箱名酒。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给勃列日涅夫拍发了祝寿的电报，其中说：
“您的年岁正值金色的早秋，必将为我国人民带来累累硕果！”
勃列日涅夫颇为不满：
“谈得到什么秋天呀？”
他仍然认为自己很年轻。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看上去气色不错，诚然，也多少有些发胖。他开始为减轻体重而斗争。他从来不是贪吃之人，吃饭又快又少，如今更是完全按照规定食谱进食，并且经常量体重。有时候他仅仅吃点奶渣和蔬菜就感到饱足了。他最先出问题的是牙齿，准确点说是假牙。说话变得不太清楚，这让他十分痛苦，因为他一向以出色的演说家自诩，相信自己有能力为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法林与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关系，早在这位驻联邦德国大使参与总书记的治疗事宜时便建立起来了，首先是治疗口腔疾病。他在联邦共和国物色了一些医生，他们运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尽力为勃列日涅夫效劳。
这位患者的问题颇为麻烦：他很快便发生了颌骨软硬组织变化，假牙也很不稳固。勃列日涅夫讲话的时候，必须用舌头顶住一颗假牙。因而他口齿不清，出现一些含糊混乱的发音，让听众发笑。现在的任务是制造一种能结结实实固定的假牙，那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讲话了。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观察，自1972年春天以来，“开始周期性地出现神经系统功能衰弱，并伴有失眠症状”。
当时勃列日涅夫已开始服用镇静和催眠制剂——安定、埃乌诺克京、阿继万……他白天也瞒着医生服用这些药片。然而这类作用力很强的制剂却引发了抑郁和萎靡。起初医生们很容易做到让他摆脱这种状况，恢复他的工作能力。逐渐地，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开始加速发展，外在的表现就是丧失自我批评能力，多愁善感。
记忆力减退了，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常常忘记刚才所说的话。他变得极不情愿干事情。别人要求他作出决定的时候，他就会大发雷霆。
“与列昂尼德·伊里奇一道工作了18年之久的一位秘书说过，”布鲁坚茨写道，“他不满意的时候，总是扔掉一沓沓呈送他过目的密码电报，结果这些电报被电风扇吹得满屋都是。”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回忆说，“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问波恩时，他的状况很不好，给人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漫不经心的印象，让人觉得，他很不舒服。”
恰佐夫院士鼓起勇气，开诚布公地向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了一次。他试图吓唬自己最重要的患者，说关于他的疾患（虚弱无力、脑血管硬化）的情况，无论广大群众还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勃列日涅夫忍着听完了他的话，但并不相信：
“你对一切都夸大其词。同志们对我很好，我深信，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对我持反对态度，连想都不会想。他们需要我。柯西金即便耍滑头，他在政治局里也得不到多大支持。波德戈尔内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坦诚相待，我相信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善意的。至于作息制度，我一定尽量遵守。如果需要，每天我都去游泳池游水。在镇静剂方面，你要和教授们一起考虑考虑，为了我不致出现失眠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办……”
然而，离开业已习惯的制剂，他就无法生存。总书记不仅希望能睡觉，他也需要消除令他无法承受的紧张状态。
药物影响他机体内的生物化学过程，决定他的情绪和工作能力的强弱。
1974年7月，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赴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他顺便去看望主管农村事务的库拉科夫。谈话结束时库拉科夫像往常一样说：
“您应当将情况也向总书记作一汇报。”
下午沃罗特尼科夫来到老广场，登上五楼。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将近30位第一书记。傍晚7点，大家被请进总书记办公室。
勃列日涅夫谈起了农业、粮食作物的收割过程、交通运输，接着又提到制糖用的甜菜、土壤改良，还说应当利用北方的河流，因为中亚严重缺水，棉花的收成受到威胁。后来总书记仿佛对谈话失去了兴趣。
“看得出来，总书记累了，不知怎么一下就无精打采起来，”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开始时那种活跃、利落的举止已经毫无踪影。当时我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工作过于繁重所致。他自己也常常强调这一点。不过以后与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历次会面、他的外貌和言谈举止，都清楚地说明他的病情正在加重。”
12月间沃罗特尼科夫再次见到库拉科夫，才得知他关于改进农业管理工作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机关被搁置了。离开库拉科夫后，登上五楼去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当时已精神不振，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慢吞吞，似乎是假牙妨碍了他。他也不问沃罗特尼科夫为何而来，便开始东拉西扯。沃罗特尼科夫仅仅讲了两句话，说州里一切都好，就开始道别。勃列日涅夫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将他送到门口。
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这次会晤所留下的印象是不愉快的。勃列日涅夫的行为有点不当，说起话来杂乱无章，完全没有一个中心，时而兴奋活跃，时而萎靡不振、沉默不语。
1974年7月，勃列日涅夫赴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30周年庆典。
临行前夕，勃列日涅夫在别墅里嗓子突然发哑。保健医生确认其身体状况虚弱，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恢复正常，送往华沙。他需要在庆祝会上讲话。医生们请求勃列日涅夫遵守作息制度。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不许放他们进入官邸。医生们也确实无法见到他。
夜里他服用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早上经过治疗才使他勉强可以动步。在华沙的庆祝会上，他已完全失去自制能力，当全场高唱《国际歌》时，他硬要进行指挥。
1974年11月与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会谈，成为勃列日涅夫病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片段。
会谈的话题十分复杂——讨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议。而且勃列日涅夫与福特是初次会面，不知能否做到协调一致。
所有与限制战略性武器相关的文件事先均已商定，但福特突然要求作一些更改。苏联专家们认为，这种改变于美国有利，但完全可以接受——寄望于对方作出相应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拒绝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
但勃列日涅夫不愿意承担一个人作出决定的责任，便根据党的传统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何况对于和福特会晤之事，莫斯科原先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
军界一再证明，如果条约中闭口不提美国前沿基地的设施——苏联周边基地上的导弹和飞机，就不应当签订。考虑到这些基地距离苏联领土近在咫尺，那都是实施首轮打击的手段。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威胁说，如果签订诸如此类的条约，那么军方就可以免除自身担负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格列奇科怎么胆敢指责总书记忽视祖国的利益？格列奇科后来打电话道歉。勃列日涅夫恶狠狠地回答说：
“这不行。你当众把人说成叛徒，却在暗地里收回所说的话了事。”
初步的较量勃列日涅夫获胜。但如今当他已经身处海参崴的时候，却出现了新的困难。留在莫斯科充当老大的是波德戈尔内。他两个小时过后重新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说，军方认为美国的建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波德戈尔内提出将会谈推迟到明年，在此期间可以对华盛顿施加压力。
总书记犹豫不决。他不想取消与福特的会晤，但也认为不能反对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找葛罗米柯商量。外交部长表示坚决反对推迟会晤，认为这会给苏美关系造成损害，而且阻碍关于战略武器的谈判。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坐到电话机旁，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商谈，然后又一次给波德戈尔内去电话。可是波德戈尔内固执己见，并且还将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到电话机旁，此人根本就不愿意与美国人达成协议。
这时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好吧，既然你们都坚持，我现在就向福特宣布会晤取消，我自己也返回莫斯科。咱们召开政治局会议，我和格列奇科一起在会上发言，我就说，因为你们的原因，一次极其重要的谈判告吹了，就让人们对我们作出评判吧。”
格列奇科元帅开始打退堂鼓。波德戈尔内也吓坏了，说：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更清楚应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政治局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他的决定。勃列日涅夫再次赢得自己的主张，但这场争论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过于激动，结果在会谈期间他的脑血管发生了痉挛。
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使尽最后的力气，硬挺了下来。卫队长利亚边科提醒恰佐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他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您要防备着他再次发病。”
会谈后为福特安排了游览市容，勃列日涅夫还在汽车上的时候就说他累了。与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次交谈预定在勃列日涅夫的专用列车上举行。苏霍德列夫经过勃列日涅夫的车厢时，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勃列日涅夫闭着双眼躺在那里，旁边坐着恰佐夫，交谈只得取消。不过勃列日涅夫总算能到飞机场去送别福特。美国总统在英姿勃勃地快步登上舷梯之前，脱下自己那件用狼、银鼠和海狸的毛皮缝制的豪华短外套，将其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按照预定计划，勃列日涅夫乘坐飞机从海参崴前往蒙古。据说，途中他脑部的血液循环发生严重故障。恰佐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陷入了“因过量服用他业已成瘾的强力镇静剂而引发的丧失自制力的虚弱状态”。
在乌兰巴托，勃列日涅夫圆满完成他的预定活动项目——进行会谈，出席招待会和冗长的音乐会。
在不久之前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但没有发言。据一些出席全会的人回忆，他反应迟钝，老将发言人的姓名搞混，怎么也叫不出立陶宛中央第一书记皮亚特拉斯·皮亚特洛维奇·格里什基亚维丘斯[3]的姓名，试了好几次，还是乱了套。他摆了摆手，伤心地说：
“唉，反正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飞抵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飞机上他便感到不舒服，想躺一躺。他的助手们请求法方将会谈的开始时间延后，德斯坦[4]总统不明就里，回答说他时间很紧，应当现在就谈。这位法国总统素以身体强健着称，他连私人医生也没有……勃列日涅夫便来到爱丽舍宫。
“勃列日涅夫向我迎面走来，”德斯坦退休后描写过这个场面，“他的步伐迟疑不决、极不坚定，仿佛每一步都需要判断前进的方向似的……
“肌肉下垂的肥胖的面部遮掩了脖颈，一双深陷的灵活的眼睛被挤成了歪斜的细缝。根据上下颌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的发音动作受到阻碍……
“我目睹他吐字十分吃力。他的双唇张合之间，我仿佛听见变软了的骨头的碰击声，他的上下颌似乎沉浸在液体之中……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站起身来（此后我还多次见到他的这一动作），当即向门口走去。他对翻译说着一些什么，大约是要求开门……勃列日涅夫刚一开始迈步，他就不复觉察到其他的人的存在了，最重要是掌控前进的方向。
‘我需要休息休息。’他与我分别时说。”
1974年12月30日，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这是一次“相亲”。安德罗波夫建议任命克留奇科夫为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关）局长兼克格勃副主席。
“谈话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提醒我说，如果总书记让我觉得身体不行，我可不要太吃惊，”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说，最重要的是，说话声音要高一些，如果听不明白他的话，别再重问。因此我去克里姆林宫时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我的所见所闻还是超出了我的全部预料。
办公桌近旁坐着的完全是一个病人，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然后径直扑通一声跌坐到圈椅里，好长时间都喘不过气来。
安德罗波夫高声大嗓地介绍了克留奇科夫。勃列日涅夫勉强挤出一句话：“好吧，就这样定了。”
克留奇科夫讲了几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说的话。告辞时，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这位情报机关的新头子，不知何故眼泪夺眶而出……
总书记的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死于肺癌，接替他的是科萨列夫，此人从1971年起便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专用医院工作。他发现他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很不妙。不过科萨列夫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并不是政治局中最为严重的。他受到了镇静剂的戕害。要是他能及时退休，不再勉为其难地工作，肯定还会多活一段时间。
“他总是想睡觉，”科萨列夫讲述，“出国期间我们一直密切注意，不让他滥用镇静药。可他却在记事簿上给值班卫士留言：‘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列夫来叫醒我，就运用药片这种武器。’
勃列日涅夫由于服用安眠药，总是醒得很迟，早晨很长时间都清醒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同他谈话是毫无意义的。”
1975年8月，勃列日涅夫需要前往赫尔辛基与欧洲多国领导人一同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议定书。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摆脱了肌无力和抑郁症状态。医生们担心，突然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会在赫尔辛基当着全世界的面发生。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都很紧张。齐涅夫将军给拥有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内部直接通信频道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斯堪的纳维亚）处处长格鲁什科打电话。他问：
“列昂尼德·伊里奇此刻在哪里？”
“他现在正乘车前往芬兰宫，那里即将举行会晤。”格鲁什科报告说。
“他需要步行很远吗？”齐涅夫不放心。
“不远，其他国家元首的汽车停得稍微远一些，我们总书记的车则直接开到大门口。”
“好极了。”齐涅夫说，他对自己的部下熟悉情况感到满意。
这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毫不怀疑，格鲁什科正开着电视机，向他说明电视所播映的情景。
在赫尔辛基，一切都进展顺利。
诚然，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不肯去参加芬兰总统吉科宁[5]为各国代表团团长所举行的庆祝宴会。但最终他总算被说服了，同意去参加——否则便会发生一场风波。
有时候，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便想方设法加以掩饰。
1975年末，勃列日涅夫忙于例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勃列日涅夫同我们讨论，是否委托苏斯洛夫宣布大会开幕就行了，”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其实他自己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是总书记嘛。
‘可是，那样我就得用半小时之久向外国来宾致欢迎词，念那些读来拗口的名字。结果呢——报告开始之前就把人累坏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担心，原因是颌骨病使他无法一连数小时口齿清晰地说话。他讲上25～30分钟就会感到疲劳，发音也会含混不清起来。
他抽‘新新’牌香烟，一种专门为他生产的长过滤嘴的烟卷。1975年勃列日涅夫戒了烟。口腔科专家开导他说，假牙安装得不成功是因为，吸烟刺激口腔黏膜。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吸烟。”
恰佐夫劝他每天游泳。在别墅里，勃列日涅夫每天早晨都先下游泳池。休假时则长时间地在黑海里游泳。其实，休假时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他不喜欢散步和看书。游游水，然后坐在栈桥的天篷下玩多米诺牌。经常的玩伴就是陪他休假的助手、医生、卫士。
常常都是由两名卫士陪着他在海里一道游泳，不远处跟着一只载有另外两名卫士的舢板，一艘载有几名冲浪运动员和复苏医生的汽艇。
“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衰老，他的血管硬化也愈益加重，”恰佐夫写道，“他那两个萦绕于心的念头也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无论如何，他也要下海游泳和打猎。显然，他是企图以此向周围的人、也可能首先是向他自己表明：他还保持着活力和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体态。”
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在描述勃列日涅夫的病史时，说总书记正处于一种特殊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病人总是夸大自己体力上的良好状态，不肯说自己有病。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经历过战争，也赢得了这么多回合政坛上的较量，却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够坚强的人。暮年的他像女中学生一样，可能随时昏倒。这位国家元首的心理经受不住持续的紧张状态，每逢发生不愉快的情况时，他就昏昏欲睡。
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寻求消除紧张情绪的方法，哪怕能有数小时让自己摆脱力不从心的重压也好。一个男人在类似情况下通常都怎么做呢？借酒浇愁。
勃列日涅夫还相对健康的时候，他可以就着好下酒菜举止得体地开怀畅饮，而不致产生可悲的后果。1973年他访问美国，在尼克松的别墅里进晚餐。
“服务员来了，”苏霍德列夫回忆说，“颇为得意的尼克松说：我特意为您储存了一瓶‘首都’牌伏特加。服务员给每个杯子都斟好酒后，带走了瓶子。”
接下来的情形是，主人和客人都该喝葡萄酒——按照古老的规矩：吃鱼——喝白的，吃肉——喝红的。仆人开始斟白葡萄酒。这时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哎，干吗这样呢，就让他再斟一杯伏特加吧。”
苏霍德列夫翻译了出来，可仆人已经离开了。尼克松说：
“请按按钮。”
仆人来了，听罢尼克松的吩咐，给大家各斟了一杯伏特加，又打算离开。不过这次勃列日涅夫及时加以过问：
“他把酒拿走干吗呀，让他放在席上好了，我们自己能斟嘛。”
葡萄酒被取消了，结果晚餐期间喝掉了整整三瓶伏特加。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勃列日涅夫开始认真地节制自己饮酒。据恰佐夫说，在家庭不和睦期间，勃列日涅夫常喝白兰地，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在招待会和庆祝宴会上，从贴着“首都”牌商标的酒瓶里给他所斟的其实是水。
在最后数年中，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发现了一些能让他长时间进入睡眠状态的催眠制剂。他服用安眠药是因为，他认为离开这些药片他就无法入睡。当然，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酣睡，但医生们认为，他也并未患失眠症。他已经睡得足够了，却硬要自己相信，他还需要睡得更多。
现在已经有了无严重副作用的非烈性制剂，而当时的安眠药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却很强烈，会逐渐导致身体衰弱。
身边的人都不明白总书记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处于如此奇怪的状态。
“越往后，他越频繁地处于一种奇特状况，仿佛没有睡醒的样子，”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后来才知道，他对安眠药已经上瘾，因此便引起肌肉器官萎缩，从而讲话也变得含混不清起来。”
1974年勃列日涅夫飞赴哈萨克，参加垦荒20周年纪念活动。晚上他让戈利科夫去见他。戈利科夫在总书记那里遇到其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医生给勃列日涅夫发了四五片安眠药，而勃列日涅夫却恳求着说：
“科里亚，再给一片吧。”
“不行，列昂尼德·伊里奇，足够了。”
戈利科夫和罗季奥诺夫一同出来。戈利科夫生气地说：
“科利亚，你是舍不得一片药还是怎么的？”
“维克多，你不了解全面情况，这可是麻醉剂。”
勃列日涅夫漫无节制地服用安眠药，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如果他不吞服这么多的药片，他不会衰颓得如此之快。
“这是毒物瘾，”恰佐夫院士对诊断毫不怀疑，“一个人习惯于服用一种制剂，就离不了它，这会导致身体衰弱。要不是这个，他还能坚持下去。”
家人们痛苦地发现，勃列日涅夫愈来愈频繁地陷入冥想，沉浸在一些不愉快的思绪之中，结果他什么事都不愿干，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
“他每天夜里都服用四五片安眠药，”戈利科夫回忆说，“他俨然成了一个吸毒者……我发现，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站立不稳，耳朵变聋，说话含糊不清。仔细斟酌一番之后，我决定与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一谈，便前往他的办公室，但加利亚·多罗西娜正在他那里。
最近勃列日涅夫只能和她勉强相处，让她送文件给他。一切事情都得通过她。我一向认为她是个聪明、正派的女人。我招呼她说：
‘加利亚，我需要和列昂尼德·伊里奇谈一谈。他是个聪明人，怎么不明白吃安眠药损害自己的身体呢。他很快便疲倦了，吃过午饭就必定要睡觉。’
多罗西娜对我说：
‘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做。只要您同他一谈起这个话题，他就会厌恨您，不再和您来往。’
勃列日涅夫的这位女速记员成了他与其余世界之间几乎惟一的联系环节。她给勃列日涅夫送来最重要的文件，那都是必须让他知悉的。”
[1]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捷列比洛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Теребилов，1916年3月18日——2004年5月3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1年任总检察长高级助理兼检察官办公室调查部副部长。1961—1962年任检察官办公室法院刑事案件监督部门负责人。1962—1970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70—1984年任司法部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9年任最高法院院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年退休。
[2] 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卡乔夫（Ро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качёв，1898年12月1日——1986年12月3日），苏联神经学家，1939—1986年任伊万诺沃医学研究所神经疾病系主任。
[3] 皮亚特拉斯·皮亚特洛维奇·格里什基亚维丘斯（Пятрас Пятрович Гришкявичюс，1924年7月19日——1987年11月14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1年任《立陶宛农民报》主编。1951—1953年任维尔纽斯州《红星报》编辑。1953—1955年任《真相报》副主编。1964—1971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兼维尔纽斯市委第二书记。1971—1974年任立共维尔纽斯市委第一书记。1974—1987年任立共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79—1987年任联盟院副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4] 瓦莱里·热内·玛丽·若瑟夫·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René Marie Georges Giscard d'Estaing，1926年2月2日——2020年12月2日），法国政治家。1954—1956年任内阁助理秘书长。1956年加入国家独立和农民中心党。1956—1959年、1962—1963年、1967—1969年、1973年4—5月、1984—1989年、1993—2002年任国会议员。1958—1974年任多姆山省议会议员。1959—1962年任财政部长。1962—1966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66年加入全国独立共和党人联合会，并于1966—1974年任党主席。1967—1974年任沙马利埃市长。1969—1974年任经济和财政部长。1974—1981年任总统兼安道尔大公。1977年加入共和党，1978年退党，参加了法国民主联盟。1981—2020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86—2004年任奥弗涅地区最高行政长官。1988—1996年任法国民主联盟主席。1989—199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2年参加人民运动联盟，2004年退党。2020年去世。
[5] 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Urho Kaleva Kekkonen，1900年9月3日——1986年8月31日），芬兰政治家。1918年参与镇压芬兰革命。1929—1948年任芬兰体育委员会主席。1933年加入农业党，1936—1956年任国会议员。1936—1937年、1944—1946年任司法部长。1937—1939年、1950—1951年任内务部长。1943—1945年任财政部专员。1946—1947年任议会副议长，1948—1950年任议长。1950—1953年、1954—1956年任总理。1952—1953年、1954年任外交部长。1956—1982年任总统。1982年因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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