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5章 残灯摇曳
疾病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和一个人都走向衰退。他不再约束自己，已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扬。特别是在患病之后：多疑，轻信流言，喜欢炫耀，追求不切实际的虚荣。
勃列日涅夫尽管看起来仿佛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其实很不了解国家的情况。他看《真理报》，相信写的是什么样，事情也真的就是那样。
对勃列日涅夫的70寿辰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济吉娜（苏联女歌唱家）发表了辞藻华丽的祝酒词，干了一杯伏特加并将杯子在地板上摔碎。还将第18集团军的老战士们邀请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
1981年，勃列日涅夫的75岁寿辰庆祝活动更加豪华。他获得了第四枚苏联英雄奖章。寿宴在大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举行。担任宴会主席，更确切地说，充当主持人的是苏斯洛夫。他甚至认为可以开开玩笑：
“咳，还得一个新的演说家来饶舌，这样你们可就顾不上吃喝了……”
各共和国的代表、军事将领、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全都向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伟大”、“英明”之类的赞美词不绝于耳。讲话完毕，继之以音乐会的各种节目。
宴会之后，勃列日涅夫服用了安眠药，五点左右便在休息室里躺下小睡片刻。醒来后问值班秘书：
“有什么新闻？”
只要他一开始焦躁不安，便自己服用镇静药物。如果当天有冰球或足球比赛，必定给拉宾打电话：
“谢廖沙，冰球我可没看成。”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转播了一场比赛呀。”
“那你再播一遍吧，”勃列日涅夫说，“今天你办不到，你就明天回放吧。”
于是就回放了，理由是“应电视观众们的请求”。
勃列日涅夫还喜欢轻音乐广播、节日“星火”节目，尤其喜欢轻歌剧和茨冈合唱团，因此音乐会必定要斯利琴科[1]（苏联演员）参加演出。
外国的外交人员目睹勃列日涅夫已丧失工作能力。他们提示本国领导人说，他最多能坚持会谈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用于宣读现成的讲稿，所以讨论问题的机会极为有限。
1977年8月，安哥拉总统内图[2]飞抵莫斯科。他突然提出一个有关不久前罗安达（安哥拉首都）发生军事叛乱的直率问题：
“我来是为了亲自从你们这里了解，莫斯科是否参与了反对我的那场阴谋？我得到消息，说你们的许多人都卷入了。”
大家都望着勃列日涅夫，等待着他回答。勃列日涅夫仿佛没有听见问题似的，开始宣读替他准备好的材料：
“我们的形势很好，丰收在望……”
勃列日涅夫既然不肯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话题，便证实了安哥拉人最坏的设想：这就意味着，苏联特工机关和军人确实试图推翻内图。但勃列日涅夫确实没有听见那个问题，所以像自动机器一样，遵循既定的仪式行事。读完讲稿，他自己给自己鼓气：“读得很好。”
只是在事后苏联外交人员才得以与安哥拉人交谈，消除了他们的怀疑。
1979年12月，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国休假，他决定向勃列日涅夫作一汇报。会见定于12月17日傍晚7时。沃罗特尼科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室里空无一人。
半小时后，卫队工作人员、提着小药箱的医生、理发师陆续进入勃列日涅夫室内。接待室的值班秘书请求沃罗特尼科夫说话高声一些，并提醒说，勃列日涅夫只有10～15分钟时间。
勃列日涅夫病病歪歪、老态龙钟的模样，让这位大使极为震惊。勃列日涅夫心情很好，亲切和善，他说：
“你开局不错。反映很好。”
他吩咐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转致问候，邀请他访问苏联。
“也向劳尔（即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亲切致意。每年的新年前夕，我都给劳尔寄去燕麦片、荞麦米、红鱼、整套葡萄酒。
勃列日涅夫经常饮用加牛奶的咖啡，看来他口中发干。说话时仿佛嘴里噙着粥。
1978年在大剧院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150周年。阿根廷共产党员作家瓦列拉[3]也在晚会上发表讲话，在作家协会外国委员会工作的西尼扬斯卡娅[4]为他翻译。她回忆说，会议结束时‘党的全体领导人都顺着通向舞台侧幕的甬道从我们面前经过，他们与瓦列拉握手时说：谢谢您’，随后又对我说：也谢谢您。勃列日涅夫没有说出话来，只是嗓子里发出一阵响声，但伸出了一只萎缩的仿佛没有骨头的手。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巨大的充气玩具。”
1979年4月，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莫斯科。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的爱好，便为其带来了两辆吉普车作为礼物。
进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总统说：
“我没听医生的意见，到机场来迎接您，他不让我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去。
“应当承认，我病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以冷漠而平静的语气说道。
“我屏住了呼吸，”后来德斯坦写道，“当即便想象，如果广播电台将他的话传遍全世界，这一自白可能产生何种效果。他是否知道，西方报刊每天都在谈论他的健康问题，估计他还能活几个月？”
“您大概还记得，我曾经遭过颌骨的罪，”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这让人生气，不过这一切如今已成往事了。”
“实际上，似乎发音已经正常了，脸颊也不那么肿大了，”法国总统思忖着，“不过，他有何必要将这一切告诉我呢？他是否明白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吗？他是否意识到，讲述这种事情抑或仅仅走漏消息对他都是有害的？”
“现在各方面都严重多了，”总书记与法国来宾交流，“但医生却硬说还有希望。他们还指望将我治愈，或者至少稳定病情。我对您讲这些，是希望您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但我一定能康复，您会看见的，我可是个棒小伙子！”
看来，勃列日涅夫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最近几次出国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会谈却很丢人现眼，唯一不明白这点的人就是勃列日涅夫自己。他离开讲稿已经一句话也不会说了。而且照本宣科也念不好，常常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他步履维艰，需要人帮扶。但亲信们却一再坚持：“您需要向人民群众露面。”
于是勃列日涅夫频频出现在屏幕上。
“他力求尽快结束会谈，”苏霍德列夫回忆说，“抽身走进休息室，结果连助手们也都无法给他送去重要的文件。”
官方宴会期间他备受折磨——什么也吃不下。他对自己的翻译苏霍德列夫信任地说：
“现在我就回家，在那里再吃点东西：我要吃一个煮鸡蛋，两个小香肠——这就是我的一顿晚饭……”
有时候，他在宴会中途挣扎着起身离席，这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丑闻。富有魅力的苏霍德列夫便用谈话吸引他。
由于勃列日涅夫容易疲倦，各种官方活动已成为他的负担，于是多棱宫（在克里姆林宫内）中的宴会都加快速度进行。服务员们不停地换菜，不让外宾有进食的机会。
卫士梅德韦杰夫回忆说，1982年夏天在多棱宫举行的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5]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高声大嗓说话，在贵宾致词期间他竟然对政府首脑吉洪诺夫说：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
胡萨克不再作声。而勃列日涅夫仍然继续说话，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这个我不能吃。你吃吧，尼古拉……你就吃鲑鱼也好哇。”
有一次散步期间，亚历山德罗夫对布鲁坚茨说：
“同列昂尼德·伊里奇相处已经变得很困难了。他一生诸事顺遂，永远走运，这一点留下了痕迹。他从来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而现在的情况呢，年纪大了，身患重病，血管硬化……他变得非常任性，行为举止像贵族老爷，对工作毫无好感，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
勃列日涅夫的住宅位于库图佐夫大街。服务人员有：一名厨师，一名女服务员，一名女清洁工。卫队住一楼。这个大院里也有安德罗波夫和萧洛科夫的住宅，还住着另外几户高官。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局长巴甫洛夫在兹韦尼哥罗德大街上为最高领导人们建造了住宅楼。那是一个极好的地方，邻近莫斯科河。每层楼上只有两套住宅，楼下是卫队的房间。原计划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葛罗米柯都在那安家。但波德戈尔内被解除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波利扬斯基调任部长，随后又任大使。勃列日涅夫也不肯要新住宅。
怎么处理这座大楼呢？柯西金将其分配给院士们。
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末期了，巴甫洛夫又在休谢夫大街上盖了一幢新楼：有壁炉，宽敞的大厅，每家两个厨房。
四楼是按照特殊要求设计的，天花板和窗户都更高。这一层预定由勃列日涅夫居住，但在最后时刻他却拒绝搬迁。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劝他去看看都办不到。他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搬到新地方。任何变化都让他生气。勃列日涅夫从来不在城里过夜，他喜欢住在别墅里。
恰佐夫回忆说，有一次他休假归来去看望总书记，“在简朴木楼的地方我看见一座巨大的大理石别墅，有着冬季和夏季使用的游泳池，宽敞的餐厅，精美的内部装修。”
三楼上是图书馆和配置着长沙发的工作室。紧挨着写字台的地方有一个托架，上面安放着直拨电话的控制台，可以与全国的高官们通话。图书室里有一些旧书、相册、记述第18集团军和小地战斗历程的出版物。总之，这些书籍并不是用来阅读的，仅仅用于上架陈列。勃列日涅夫从来就不阅读任何书籍，但节假日饭后偏偏要在图书室内休息，那里谁都无权擅自进入。
二楼上有勃列日涅夫夫妇的卧室，也有孩子们的房间，全都带有单另的卫生间和浴室。
一楼则是带厨房的食堂、大厅、设有台球室的电影放映厅。他非常喜欢打台球，也爱看电影，尤其是讲述大自然和动物的风光片。
晚间11点左右勃列日涅夫就寝，9点起床。
大楼里有游泳池，勃列日涅夫每天上午都游水，还在医生们的照料下做体操。
大楼附近有个网球场，但谁也不会打网球。勃列日涅夫还养了一窝鸽子，由卫队的一名准尉照顾。傍晚从城里回来后，勃列日涅夫喜欢在占地面广阔的别墅里散散步。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患有糖尿病，常去卡罗维发利疗养。她逐渐出现了心机能不全。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但她比丈夫的寿命还长，直至1995年才去世。为她送葬的人并不多……
据熟悉她的人评价，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是一个懂得分寸的明智的女人，心地善良，慷慨好客。也许她心肠太软了，两个孩子——加琳娜和尤里可能因此才经不住地位的考验，养成了酗酒的恶习。
勃列日涅夫也为外孙女维多利亚的家事非常伤心，他对维多利亚似乎比对所有的人都更为喜爱。
尤里的儿子安德烈对表姐维多利亚作过记述：“还在上中学时她就与母亲分手，不接受她的生活方式，离开了她，拒绝和她相见。她住在外祖母家里，其实，外祖母也没有教育好她。”
维多利亚嫁给菲利波夫，但这场婚姻以失败告终。1977年，正在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戏剧学系上学的维多利亚与大学生瓦拉库塔谈情说爱。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这个未来的新郎。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人阿利金将军指派第五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监督瓦拉库塔。这个年轻人受到外部监视处侦查员的跟踪，他的电话被窃听。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齐涅夫将军研究了所有的材料。
瓦拉库塔被送到列宁格勒，希望距离能将他和总书记的外孙女分开。然而爱情关系仍在继续。莫斯科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四处考察这个未婚夫的表现。
瓦拉库塔和维多利亚终究还是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加琳娜，以纪念其祖母。维多利亚搬到了列宁格勒丈夫那里。勃列日涅夫与外孙女离别时泣不成声。后来这段婚姻亦已瓦解……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几乎从未随同丈夫出访过任何地方，是她自己不愿意，宁肯做家务。这倒正合勃列日涅夫的意。
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斯托瓦洛夫[6]参加已经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之后，回来向人讲述：
“新的第一书记令人震惊。他今天说：‘嘿，你们都让我干的什么活呀，连跑去找找姑娘都没个地方！’”
据莫基拉特说，“很快总书记便不需要跑了。就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总书记的情人已一个接着一个，分外引人注目。”
关于勃列日涅夫寻欢作乐的故事不一而足。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加以历数——时而是女演员，时而是女歌星。后来的情况大大简化：哪些人顺手、哪些人处于从属地位，就是哪些人，对这些人不必花费时间去追求，比如女服务员、空姐、护士之类。
1971年9月勃列日涅夫往克里米亚给谢列斯特打电话，邀约谢列斯特到扎维多沃取野鸭。
“参加打猎的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格列奇科、马舍洛夫，波利扬斯基和杰米契夫随后也赶了来，”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述，“什么事情都大谈特谈，工作却讲得最少。大肆饮酒作乐。这次狩猎是格列奇科为上司安排的，——这里正是他管辖的地方。头一天打猎归来已是晚上，席间喝了相当多的酒，勃列日涅夫带来一个不明身份的姑娘入席，一直同她亲嘴，简直是垂涎欲滴的模样，后来便带着她通宵不见踪影。第二天打猎时，勃列日涅夫又将那个陪他过夜的女伴带上小艇。
这类‘尝鲜’他历次打猎时都一再重演，绝无例外。每当目睹这种丝毫不加隐讳的淫荡，无不令人厌恶。可是你能说什么呢？谁又能讲这种事情呢？我们只好在彼此之间议论议论了事。”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的时候很开心，举止自信而随意。因为他没有带妻子随行，所以陪他度过两天时间的是专机上的一名空姐。勃列日涅夫甚至还将她介绍给尼克松，尼克松丝毫不觉惊讶，只是礼貌地莞尔一笑。告别时，还对她说：“要爱护总书记。”
扎米亚京讲述过：
“对他身边工作的妇女，他并没有表现出兴趣。可是每次乘飞机去一个地方，机组人员中都包括一名特殊的空姐。”
“这么说，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亲信之中，有人为属于他隐私的事情操心？”
“民航局长。”扎米亚京回答说。
总书记的侄女、他弟弟的女儿柳博芙回忆说，勃列日涅夫迷上了一个女护士，最后数年她一直在他身边：
“伯父在家庭中从来没有感到幸福，他从未爱过自己的妻子。他们在各方面都迥然不同。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是一个内向的缺乏魅力、不爱交际的人。而他则截然相反，特别看重友情，性情直爽，喜欢女人。因此他的调情行径和对女人的迷恋，都似乎有了某些可资辩解的理由。”
根据党内精英不成文的规定，与总书记家庭生活有关的所有问题，都由克格勃主席与他面对面进行磋商——就这样，还需要这位主席下定决心才行。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怯生生地向勃列日涅夫提到，一个照料总书记的女护士的丈夫闲话太多，也许有必要撤换这名护士吧？这里所说的是，勃列日涅夫与那个护士之间发生了超出职务范围的暧昧关系。
勃列日涅夫生硬地回答安德罗波夫说：
“你知道，尤里，这是我的事情，请你任何时候都再也不要提它了。”
这次谈话为人所知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将其转告了恰佐夫院士，解释他为什么永远再也不敢与总书记进行这类谈话。安德罗波夫害怕失掉自己的职位。
总书记的私人护士科罗维亚科娃，从照片上看是个容貌姣好、招人喜爱的女人。到处都哄传，说她是总书记的最后一个情人。
多年之后，科罗维亚科娃曾对报界发表谈话，坚决拒绝谈论自己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
“临终之前他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病之人。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类事情，又何必一直对此大肆渲染。他患过中风，你们能想象一个中风之后的人的情形吗？”
克里姆林宫内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旁边，设有一个医疗室，里面有三名女护士轮流值班。勃列日涅夫对科罗维亚科娃情有独钟。
据恰佐夫说，科罗维亚科娃在苏共中央庶务局大楼里得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她的丈夫也迅速晋升——从少校变成了将军。1982年他死于一场车祸。
波利扬斯基愤怒地警告恰佐夫院士，说一个女护士竟然坐到了正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政治局委员们的会议桌旁。波利扬斯基要求恰佐夫采取措施，让这个女护士放明白一点。
大费周折才将这位女护士从总书记身边的人中弄走。此事由恰佐夫本人办理，他认定这名女护士擅自给勃列日涅夫发放镇静药剂。
“老实说，我很吃惊，”接替罗季奥诺夫的主治医生科萨列夫回忆说，“在第四总局如此严格的制度下，一个女护士竟然可以畅行无阻地获得麻醉制剂，而且自作主张地随时分发药品。”
很可能问题在于，她已经拥有对总书记过大的影响力，而这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首先是恰佐夫，颇为不满。
“叶尼亚（恰佐夫本名叶夫根尼的昵称），”勃列日涅夫说，“请你别让我出院。我不想回家，那又会开始同妻子一起……”
恰佐夫许诺不让他出院，虽说别墅的新鲜空气对他大有裨益。
据了解，勃列日涅夫和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吵架。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非常牵挂女儿和儿子。但是家中没有和他交谈的人，没有谁可供交换意见。他向往扎维多沃，从而可以挣脱家庭羁绊，并且两耳也听不见任何令人挠头的问题。这里一些人相聚一堂，在他们中间他感到心情舒畅。禁猎区（指扎维多沃）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每星期五白天来到那里，星期日晚间返回别墅。
布鲁坚茨记述，在扎维多沃大家曾经谈起过莫斯科奥运会的事：“有人发表议论，坚持说这‘不合时宜’，因为国内问题成堆，却偏要一掷40亿卢布，如此这般。”
这些议论让勃列日涅夫深受影响。他去给什么人打电话，然而回来时却说：
“晚了。我们已经做出了承诺，伊格纳季跑遍40多个国家了。”
伊格纳季·诺维科夫当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与勃列日涅夫是同学。他是柯西金的副手和国家建委主任，自1975年起又担任莫斯科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不过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基本上还是休息。别切涅夫回忆说，晚上勃列日涅夫常看电影。一开始放的是勃列日涅夫特别喜欢的《电影旅游选集》，然后再放一部正片。旁边坐的是性情稳重、待人友善的速记员多罗西娜。如果勃列日涅夫有些东西弄不明白，她就给以解说。另一边则坐的是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顾问小组领导人尼古拉·希什林。
“尼古拉，”勃列日涅夫叫他，“坐在跟前来，抽烟吧！”
希什林整场电影期间都在吸烟，勃列日涅夫很乐意吸进烟草的烟雾。
最后数年中，希什林和布拉托夫经常陪同勃列日涅夫前往他的夏季疗养地克里米亚，草拟一些非常通情达理的报告，以总书记的名义送交政治局。
1981年1月上旬，别切涅夫在扎维多沃参与草拟第二十六次党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
一张长桌旁围坐着通常的写作班子。勃列日涅夫自己穿一身近乎运动服的毛料西装，坐在边上。报告草案进行朗读。他面前放着原文的副本，是以大号字打印在专用的铜版纸上的。
报告草案中提到卫生保健部门的贪污受贿情况。勃列日涅夫问：
“难道这是真的？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吗？”
助手们纷纷证实，情况的确如此，亚历山德罗夫还补充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知道吗，甚至在中心教研医院都有硬性规定的价格——做什么样的手术给多少‘小费’。”
勃列日涅夫惊讶地摇了摇头，朗读继续进行。在报告的定稿中并没有这一段话——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删掉了。
勃列日涅夫尽管看起来仿佛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其实很不了解国家的情况。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苏联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他看《真理报》，相信写的是什么样，事情也真的就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的听力不好。速记员多罗西娜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公共部顾问，如果勃列日涅夫有什么听不清楚的话，她就耐心地向他一再重复。
勃列日涅夫正前方放着一台专用电话交换机。他不时拿起话筒，要求给他接通政治局委员中的某一个人，要不就是与妻子通话：
“喂！请叫一叫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
专用交换机的电话接线员立即为他找到所需要的人。勃列日涅夫对生活中的许多乐趣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自己不喝酒，所以别人也就不给他斟。有一次，对他言听计从的希什林总算说服他让在吃饭时上了酒水。服务员送来“莫斯科”牌伏特加，给勃列日涅夫斟的则是捷克啤酒。
就连生日，勃列日涅夫有时候也不在别墅里与家人团聚，而是在扎维多沃的熟人中度过。
布鲁坚茨回忆说，1975年12月9日（勃列日涅夫的69岁诞辰）勃列日涅夫就宁肯待在扎维多沃，还说“季马（即乌斯季诺夫）病了，安德烈（葛罗米柯）也外出了”。只是白天顺路回家（乘直升飞机）待了一小会儿，晚上7点到12点的寿筵上，陪同勃列日涅夫入座的是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六个工作人员、一名职业猎手、两名卫士。大家都举杯祝寿星身体健康。
契尔年科送来了向勃列日涅夫祝寿的人的名单和劳动人民的贺信。据在场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很高兴地宣读那些信件：有一个人提议让勃列日涅夫担任终生总书记，另一个人则要求授予他大元帅称号……
多年就近观察他的鲍文写道，疾病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和一个人都走向衰退。他不再约束自己，已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扬。在患病之后，还出现了一些令人生厌的性格特征：多疑，轻信流言，喜欢炫耀，追求不切实际的虚荣。
他开始享受先前对他从未显得如此重要的一种乐趣——收受礼品，尤其酷爱汽车。人家赠送他汽车，他也拿汽车让亲属们高兴。他给女婿丘尔巴诺夫就送了一辆“雷诺—16”。
1976年12月勃列日涅夫70寿辰前夕，开始生产新型“海鸥”（嘎斯—14）。首辆车专门为勃列日涅夫漆成深红色。
他喜欢以疯狂的速度飙车。或许，刺激性的感觉有助于他振作精神，摆脱镇静剂导致的半睡眠状态。在当时主要的新闻节目《时代》工作的比留科夫回忆说，1970年岁末勃列日涅夫来演播厅所在地萨博洛夫卡视察时，便是他自己开着一辆“梅赛德斯”（即奔驰轿车）疾驰在前，卫队乘坐的“海鸥”随后追赶。
出访美国前夕，勃列日涅夫要求美国人给他赠送汽车。人家就向他奉上一辆价值昂贵的前后座用玻璃隔开的封闭式大马力“大陆”牌高级轿车。美国政府没有钱购买如此名贵的汽车，白宫便请求几位大实业家捐资，以增进与俄国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十分满意，想马上试用这件礼品。他坐上尼克松和为他们当翻译的多勃雷宁的汽车，启动后向前猛冲，驶出100米后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急刹车。毫无思想准备的尼克松的头险些碰到前面的玻璃上。
不过总统并未露出受惊的表情。行车结束时还恭维说：
“总书记先生，您的车开得真好。”
勃列日涅夫对此信以为真。
“惹人注目的是，他不知怎么总是像孩子似的对一些东西感到开心，”布鲁坚茨记述道，“他明显地喜好漂亮衣服，比如，特别欣赏自己的那件河狸皮大衣，还骄傲地向人展示专门为他制作的当时才刚刚流行的电子表……”
大国领导人向他赠送汽车或者名贵的猎枪。他所收集的猎枪相当可观，已珍藏了数十支之多。战友和下属还奉送金表、花瓶、贵重的珠宝首饰。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被从家人中强行收回。
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颁发勋章，都知道他喜欢这一套。他成为三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两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三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古巴英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
为了存放这些奖品，为他制作一个大匣子。他常常取出勋章，像小孩子似地逐一摩挲赏玩。他很乐意接受奖金、称号，甚至纪念章。
下属们也欣然为此作出努力。1973年他“由于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被授予国际列宁奖金。1975年获约里奥—居里金质和平奖章。1977年获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这是苏联科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奖赏。
每年他的生日，在发布千篇一律的授奖命令之际扎米亚京就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最好还是给你制作一件精美的礼品。”
“礼品归礼品，”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勋章还得让他们颁发。”
更换党证的时候，他被登记为第2号（他亲自将列宁登记为第1号）。
有人发明了一种“加入苏共50年”纪念章，并将其颁发给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苏什科夫记述，“列昂尼德·伊里奇接见一家美国公司的人，他出言机智、生动，交谈很顺当。美国人临走时给他留下了礼物。他检视了一番，待来客走远后，对帕托利切夫说：
‘尼古拉，你瞧，美国人很有钱，可送礼老是很小气！’
说完大笑，叫来一名助手，吩咐将这些礼物交给女儿和儿子。”
当年的政府庶务局局长斯米尔丘科夫对一家刊物发表谈话说，勃列日涅夫75岁寿辰前夕，政府送了他一个镶嵌花饰的小匣子。斯米尔丘科夫去向政府首脑吉洪诺夫报告，说礼品业已送达。这时勃列日涅夫打来了电话：
“听着，刚才斯米尔丘科夫送来那么一个小匣子。这是谁送的——是部长会议还是你送的呀？”
吉洪诺夫明白了，礼品不合心意，当即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这是部长会议庶务局送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径直打听起来：
“那么你送什么呀？”
“我买了一块金怀表，可是不知如何送给您，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勃列日涅夫感到惊讶，“你让人快点儿送来吧，要不我就走了。”
他产生了虚荣心，总想炫耀。
有一天恰佐夫看见他手上戴着一枚刻有小图章的笨重的金戒指。勃列日涅夫问：
“这戒指真的很漂亮，很适合我戴吗？”
喜欢贵重的珠宝首饰——这又是一种新爱好。院士略略表示怀疑：苏共中央总书记竟然对金戒指感兴趣，周围的人不会惊奇吗？国家广播会电视委员主席拉宾连电视从业人员戴了结婚戒指都不许出现在镜头里。
“他以近乎怜悯的目光瞧了瞧我，仿佛觉得，我太不开窍了，”恰佐夫写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懂，他的全体同事、周围所有的人都说，这戒指看上去非常漂亮，他应该戴。”
[1]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利琴科（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личе́нко，1934年12月27日——2021年7月2日），苏联演员、戏剧导演、歌手。
[2] 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内图（António Agostinho Neto；1922年9月17日——1979年9月10日），安哥拉政治家。1962年当选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领导反葡萄牙殖民武装斗争。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5—1978年任总统，在任期间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和古巴军队的援助，1976年击溃了右翼团体“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并将亲近美国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部队逐出城市。1978年在莫斯科病逝。
[3] 阿尔弗雷多·马丁·佩德罗·瓦列拉（Alfredo Martin Pedro Varela，1914年9月24日——1984年2月26日），阿根廷作家。1934年加入阿根廷共产党，曾参加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活动。1948年访问苏联，回国后被庇隆政府逮捕。1956—1974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兼主席团委员，1969—1974年任理事会书记。1963—1984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
[4] 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西尼扬斯卡娅（Людмила Петровна Синянская，1933年6月7日——2013年4月20日），苏联翻译家。1956—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辑。1962—1970年任文化部戏剧管理局剧目委员会编辑。1972—1992年任苏联作家协会外交委员会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事务文学顾问。1990—1995年任西班牙读者出版社俄罗斯文学顾问。苏联解体后定居西班牙。
[5] 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192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6—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众议院议长。1950年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51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60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8年4—8月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统，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转变立场。1968—1969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197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75—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辞去一切职务。1991年逝世。
[6] 谢尔盖·奥西波维奇·波斯托瓦洛夫（Сергей Осипович Постовалов，1907年？月？日——1983年3月17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5—1948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三书记。1948—1949年任联共（布）切尔克孜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克里米亚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5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年任苏共卡卢加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1年任第一书记。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2年、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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