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7章 听军方的还是听外交部的
就限制和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军人们（无论苏联的还是美国的）反对任何限制措施，指责本国外交家们让对方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签署协议。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与美国签订协议这个主意本身就是犯罪。接着面对一位外交家补充说道：
“如果谢苗诺夫（外交部副部长）打算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那就让他自己决定准备在哪里蹲牢房——是在卢布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呢，还是莫斯科军区的禁闭室。”
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两位元帅毫不怀疑，在华盛顿也会有人讲出诸如此类的话。
美国的军界怀着毫不掩饰的憎恨情绪评论基辛格，说他“完全听命于苏联政府”，他所达成的协议是一场“不利于美国的闹剧”，“基辛格失去了理智”。
基辛格的主要反对者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此人曾当过足球运动员、拳击手和飞行员。他反对与苏联签署任何协议，并相当成功地阻止过基辛格。2001年1月，拉姆斯菲尔德重又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职，正是他领导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由于所有的双边协议都牵涉到数额，争论也正是因为数额而产生。美国便每次都提出，将双方所拥有的各种武器的数据摆到桌面上，那时候便可以达成协议了。然而苏联代表团却回答说，他们没有义务帮助美国情报机关，于是断然拒绝提供有关武器的任何数据。而苏联外交家则说：我们并没有请求美国人向他们提供美国武器的数据，不过也没有这种必要——在美国，所有这一切都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
1970年代签订第二份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正在进行，美国人再次提出交换军事数据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谢苗诺夫生气地说：“谁需要交换数据呀？你们拥有本国的技术手段，因此你们对一切都清清楚楚。”
美国人的确知道不准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苏联公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所以当美国人举出不允许苏联外交人员知情的苏联武器数据时，苏联军方代表团极为紧张。苏联军方是不肯让外交人员知道自己的秘密的。相反，在美国却是外交家们对军方严加防范。
1977年春，国务卿万斯[2]带着削减战略武器的新建议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军方成员请求允许他们了解这些建议。万斯准许自己的助手向军人们出示文件，但并不是全部。备用立场对他们始终保密。他知道，葛罗米柯十分固执，有时会迫使对方退而采取备用立场，必须装出一副根本没有备用立场的模样。
万斯的助手前往美国大使馆，住在所谓的保险柜里——那是一个可以防止电子窃听的专用房间。他依靠剪刀和糨糊，动手从指示全文中剪掉军人们不应当知道的地方。他干这事时被当场捉住。
就苏方而言，进行谈判的自然是外交人员，但一切都已由总参谋部内定。能对军方施加影响的只有勃列日涅夫，也正是他迫使他们同意与美国于1979年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份条约。
而且美国的“鹰派”与苏联军方一样，对该条约也感到不满。美国总统卡特飞往预定举行条约签字仪式的维也纳前夕，经常批评苏联破坏人权的参议员杰克逊声称，卡特是在效法1938年与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杰克逊提醒人们，1930年代英国政府同样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裁军谈判并使自己蒙羞。
此事的结果是，卡特吩咐助手们不许打伞，尽管当时维也纳正下着倾盆大雨。
“我宁肯浑身湿透，也不会手擎雨伞。”卡特说。
这是因为，当年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谈及与希特勒签订协议之事时，恰恰是站在一柄大伞之下……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均已飞抵维也纳，而他们预定要签署的文件却尚未准备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团还在日内瓦就条约的文本反复推敲。
最后一轮谈判持续至凌晨三点，然后两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卡尔波夫[3]和厄尔[4]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再各自去睡觉。
技术人员留下将文本重新打印成四份，每种文字各两份。要是一份中首先提到苏联，那么另一份中便将美国置于首位。
美国代表团省事得多：他们已经拥有计算机，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在屏幕上予以更正，一下就打印出经过校正的文本。
苏联代表团的女打字员们却不得不在带有红色边框的条约专用纸上打印将近150页之多。如果一个打字员哪怕出了一处错误，这一页大家都得重新打印。两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所有四份条约的每一页都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然后文本被送往维也纳。
按照礼节，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本应在美国举行，因为美国总统已经两次到过苏联，而在外交界都严格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不过苏联外交人员毫不含糊地向美国人说明：政治局认为让勃列日涅夫飞越大洋是不适宜的。美国政治家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便同意前往维也纳。
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礼节性拜访了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5]。交谈持续了数分钟，勃列日涅夫突然充满感情地对卡特说：
“如果我们遭到失败，上帝是不肯饶恕我们的。”
共产党的总书记言谈中援引了上帝，令所有的人都不胜惊诧。扎米亚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对总书记的理解有误：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想说，如果我们遭到失败，未来几代人都不会原谅我们的。”
大家都发现，勃列日涅夫身体衰弱，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演出时他数度入睡。
苏美条约的签约程序在霍夫堡宫的多面堡大厅进行，葛罗米柯悄声问乌斯季诺夫：
“你认为，他们会不会热烈亲吻？”
“不会，没什么必要亲吻。”乌斯季诺夫回答说。
“我可不敢确定。”经验丰富的葛罗米柯说。
签署完所有各份条约之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相互亲吻，他们此举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事后勃列日涅夫问苏霍德列夫：
“维佳，告诉我，我和卡特热烈亲吻没关系吧？不过这可是他带的头……”
苏霍德列夫保证说，所以这一切都完全正常。
晚上勃列日涅夫对身边的人说：
“卡特是个并不那么坏的男子汉。”
[1] 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1932年7月9日——2021年6月29日），1954—1957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3—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73年任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1970—1971年任总统顾问。1971—1973年任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1973—1974年任驻北约大使。1974—1975年任白宫幕僚长。1975—1977年、2001—2006年任国防部长。
[2] 赛勒斯·罗伯特斯·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1917年3月27日——2002年1月12日），早年参加美国海军，参加了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菲律宾战役等。1957年发起成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961—1962年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1962—1964年任陆军部长。1964—196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1977—1980年任国务卿。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情报收集不利而被迫辞职。199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克罗地亚特使。1993年任联合国秘书长波斯尼亚特使。1995年任联合国秘书长马其顿特使。2002年逝世。
[3]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卡尔波夫（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Карпов，1928年10月9日——1997年2月2日），苏联外交官。1962—1966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66—1980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活动规划司顾问。1980—1985年任外交部无任所大使。1985—1990年任外交部限制武器和裁军问题司司长。1990—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俄罗斯外交部裁军问题司高级顾问。
[4] 拉尔夫·厄尔二世（Ralph Earle II，1928年9月26日——2020年1月13日），美国外交官。1968—1969年任国防部部长首席助理。1969—1972年任驻北约特派团国防顾问。1978—1980年任美苏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1980—1981年任军备控制与裁军局局长，1994—1999年任副局长。
[5] 鲁道夫·基希施莱格（Rudolf Kirchschläger，1915年3月20日——2000年3月30日），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德军。1947—1954年期间担任法官。1954年进入奥地利外交部工作。1962—1968年任外交部副秘书长。1967—197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馆长。1970—1974年任外交部长。1974—1986年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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