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8章 “胡桃三驾马车”的强硬立场
当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之时，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由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确定。他们被称为“胡桃三驾马车”，因为他们常常在克里姆林宫内总书记办公室旁边的胡桃木房间开会，一切都在那里决定。
无论说来多么奇怪，三头政权比勃列日涅夫的一人统治更为糟糕。自信心十足的领袖善于作出明智的让步和妥协，而现在“三驾马车”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和百折不挠。
1980年代初，连拥护缓和的葛罗米柯也开始采取愈来愈强硬的立场。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观点，而是因为他看出来了：缓和已不再时兴，勃列日涅夫行将离去，必须努力出人头地，而和平条件下在党的机关中是很难赢得尊重的。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徒有国家元首的名义。如果他健康尚可，很可能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将国家拖入阿富汗的那场冒险之中。法林所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干的”。更准确地说，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地评判局势的能力，法林认为，勃列日涅夫“感受到自己心爱的外交产儿缓和的衰落，但已经无能为力，即便他想有所作为也无济于事”。
血腥的阿富汗战争9年期间，苏军伤亡将近14000人。
出兵的决定是1979年12月12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通过的，从而形成了政治局№ П 176/125号决议。
这份手写的文件内容如下：
关于阿国形势：
1．同意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所陈述的看法和措施。
允许他们在贯彻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的修正。
需要中央解决的问题，应及时提交政治局。
委托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实行所有这些措施。
2．责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等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贯彻上述措施的进程。
该决议还附录了一份资料，那是在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阿富汗政权已从阿明手中转归卡尔迈勒的情况之后，由契尔年科手书的：
1979年12月26日（在别墅，出席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康·乌·契尔年科等同志）由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等同志报告贯彻执行苏共中央№ П 176/125号的进程。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表达一系列愿望，同时同意同志们所制定的近期行动计划。大家认为，宜于由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按照所上报计划的人员组成和方向采取行动，并仔细考虑自己行动的每一个步骤……
惊诧莫名的多勃雷宁问外交部长：
“为什么要出兵阿富汗，我们是想和美国大吵大闹吗？”
葛罗米柯安慰他说：
“这只不过是个把月的事情，我们完成一切任务之后就很快撤离。”
出兵阿富汗的国际后果对苏联而言十分沉重。这是葛罗米柯主持外交部时期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1980年6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全会。由葛罗米柯作《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勃列日涅夫作简短发言。全会的决议《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写道：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在反击武装进攻和外来干涉方面为阿富汗提供全面援助所采取的措施，这种进攻和干涉的目的是想扑灭阿富汗的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新任美国总统里根于1981年1月就职，他采取了莫斯科已经生疏的极为强硬的立场。他任命已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部队司令职位上退休的黑格将军为国务卿。
莫斯科以强硬的浮夸的言词回应里根和黑格最初的一些举措。美国总统尚未来得及作出答辩。
1981年3月30日里根险些被一个名叫辛克利[1]的人刺杀，刺客的目的是想让出演当时著名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女演员朱迪·福斯特[2]注意到自己。辛克利朝里根开了一枪，当时总统正从他向工会领导人发表讲话的希尔顿饭店走出门来。总统身受重伤，子弹洞穿了他的左肺。然而里根还是自己跨进了医院的大门。他以为，警卫们开枪后猛力将他推进轿车时，他只不过被折断了一根肋骨。
在谋杀案发生之后，已经是4月份了，里根才签发了一封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件。这是对莫斯科尖刻来信的回复：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很抱歉，但始终无法理解您最近来函的尖刻语气。我们能允许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观点阻碍我们去解决你我所代表的民众的现实问题吗？
俄罗斯的中产家庭是否会由于其政府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它所喜欢的制度而变得更为幸福？
您在自己的信中暗示，由于美国的领土要求，这种行动是必要的，认为我们正在酝酿威胁您的国家安全的帝国主义计划。
这种指则毫无根据。美国并不追求在世界占据优势地位，即便在当年对自己毫无风险即可做到这点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是经济未遭受损失的唯一工业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占优势，只有我们拥有完美的武器——原子弹，可以将其投掷到全世界任何地点。如果我们想称霸世界，有谁能阻止我们？
然而美国选择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决定。我们利用自己的力量，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别的国家的经济，其中包括曾是我们的敌人的那些国家。
总统先生，将近十年之前您和我曾在加利福尼亚相遇。当时我是州长，而您正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
我们相见时我曾询问，您是否明白这次会谈所采取的决定关系到全世界亿万民众的期望。
您握着我的手回答说，您明白这点，并且准备为使这些期望和理想成为现实而贡献出全部力量。
全世界的民众至今怀抱着这种期望。全世界的民众不管种族和民族的区别如何，都拥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希望为他们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希望为自己选择工作并获得公平的报酬。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家人赢得平安，也不给他人造成损害。政府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总统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当尽力排除妨害我们两国人民实现这些简单的目标的种种障碍吗？
如若1981年春勃列日涅夫的身体不是已经那么糟糕，很可能他会与里根建立融洽的关系，然而当时任什么都已引不起总书记的兴趣了。
除去阿富汗问题之外，苏联新型中程导弹也是引发东西方关系严重危机的原因。
1981年，苏联列装了PCД—10“先锋”型车载二级中程成套弹道导弹，北约将这种新型导弹叫做SS—20。该型导弹拥有单独制导的携带三枚核弹的分弹头，飞行距离超过5000公里。
沿苏联西部边境布设“先锋”导弹，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的。美国人判定，每星期都出现两枚新的导弹，总共装备了650枚。如此巨大数量的现代化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
军人们还想将“先锋”导弹布设在楚科奇（楚科奇半岛隔白令海峡与美国相对），让美国的国土处于打击之下。但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永久冻土地带，领导层并未同意这笔国家力所不及的开支。
瞄准欧洲的苏联中程导弹引发了愤怒和恐慌。阿尔巴托夫院士写道，在莫斯科爆发了一场狂欢：瞧我们多么强大和聪明，刺痛和吓住了美国和北约。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3]试图向苏联领导人说明，他们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你们的新导弹的目标可能只是我们国家，所以我有责任采取某种行动。这些导弹破坏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如果你们继续布设导弹，我便会要求美国人采取措施。”
施密特途经莫斯科，在机场与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谈及此事。柯西金感到总理的态度很认真，便想继续深谈，但葛罗米柯对施密特难以容忍，草草结束了谈话。
事情的原因是，早在1975年与勃列日涅夫会晤时，施密特曾语带讥嘲地说过：“如果葛罗米柯能灵活一些，苏德关系的发展会更加富于成果。”
勃列日涅夫当天感到特别疲倦，没有心思开玩笑，便干巴巴地回答说：
“葛罗米柯得到苏联领导层的完全信任，他表达的是我们的立场。”
参与会谈的外交部长记住了德国人的这一番话。“直至离开联邦德国政府首脑的职位，施密特也未能得到原谅，”法林写道，“葛罗米柯将其列入侮辱过自己的人的名单，抱着成见看待出自总理的言行。”
结果这导致了可悲的结果。
1979年12月北约通过决议，在西欧部署464枚陆基飞航式“战斧”导弹，并以刚刚研制出的“潘兴Ⅱ型”现代化导弹取代108枚业已老化的“潘兴”式导弹。不过这些导弹尚未布设完成之际，北约国家便向莫斯科建议，为削减欧洲的核武器展开谈判。
苏联外交家们试图怂恿西欧的社会舆论反对美国。他们说，万一发生战争，苏联不得不遗憾地对人口密集的欧洲实施打击，因为它允许美国在那里布署新式导弹。
然而这类威胁只能激起反苏情绪的爆发。
施密特直至最后都希望说服莫斯科采取某些措施。驻联邦德国大使法林本人则试图让勃列日涅夫相信，必须采取行动。总书记总是回答说：
“瓦连京，你干吗老是逼我，你去劝劝葛罗米柯吧。”
法林在此话背后听出一种自白：难道你没有看见，“对他们而言”我已不再是权威了？
1981年秋，新任国务卿黑格在纽约与葛罗米柯会谈。
黑格后来说，葛罗米柯发现“带有冷嘲热讽意味”的某种幽默感。而苏联部长给国务卿留下的印象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此人在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期间不得不接触人类非理智行为的各色表现，而且知道今后仍将一如既往”。
葛罗米柯自下而上打量了一番参与会谈的以身材高大著称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特曼[4]，乐呵呵地说：
“在国内他显得比在莫斯科还高，哈特曼一直在不停地长个子。”
对此，黑格指了指身材同样高大的多勃雷宁说，就大使而言，两国之间倒是足以达到势均力敌。
会谈之初美国人发现，葛罗米柯看上去精神矍铄，比自身的年龄年轻，但会谈接近尾声时则显得苍老和疲惫。终究他已是72岁的人了。他用一只手擦了擦额头，明显感到了疲倦。
里根总统提出一个“方向性的解决办法”：苏联撤除自己的“先锋”导弹，美国则不再布署“潘兴”和“战斧”。
苏联军方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5]元帅向奉命负责导弹问题的外交官克维钦斯基[6]说，“先锋”导弹的数量将会增加。此外，还计划装备数百枚射程较近的战役战术导弹。
克维钦斯基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呢？我刚刚按照政治局通过的指示宣布，导弹的数量不会增加，其数额应予冻结。”
“当时不能谈这方面的事，现在却可以讲了，”元帅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今天您可以说‘是’，明天也可以说‘不’。您在那儿宣布一番并没有关系，您又不是勃列日涅夫。”
也就说，勃列日涅夫公开声称布署新导弹之事已经冻结，整套的宣传机器便开动起来，证明苏联是热爱和平的，而军方却不断增加在欧洲的核潜力。
阿赫罗梅耶夫向克维钦斯基出示一幅北约在欧洲的应当予以核打击的目标图解；图上标出了900余处目标。为了保险起见，每个目标都用几枚核弹头瞄准。
不想同军方争执所导致的结果是，在西欧新出现了一批美国导弹。这让苏联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加深了易受伤害的感觉。换而言之，布署大量“先锋”导弹不仅未能增强国家的安全性，反而破坏了它。
在勃列日涅夫已经什么也不能参与的最后数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不可预测和欠深思熟虑。多余的、不必要的强硬表明对自己缺乏信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服从于国防部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部门利益。
[1] 小约翰·沃诺克·辛克利（John Warnock Hinckley, Jr.，1955年5月29日—— ），1980—1981年因观看电影《出租车司机》而迷恋演员朱迪·福斯特，企图与之建立关系，但未果。1981年3月30日在华盛顿刺杀美国总统里根，企图以此为朱迪·福斯特留下深刻印象，1982年被判定为精神失常，被法院裁定无罪，随后长期关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2016年出院，2022年获释。
[2] 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1962年11月19日—— ），原名艾莉西亚·克里斯汀·福斯特（Alicia Christian Foster），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曾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3] 赫尔穆特·海因里希·瓦尔德马尔·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年12月23日——2015年11月10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4—1945年期间在西线作战，二战结束时被俘，关押四个月后获释。1946年加入社民党。1947—1948年任西方占领区德国社会青年联合会主席。1952—1953年任汉堡市交通局长。1953—1962年、1965—1987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5—1966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6—1969年任主席。1958—1961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议员。1961—1965年任汉堡市内政参议员。1968—1984年任社民党副主席。1969—1972年任国防部长。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1982年任总理。1982年9月17日——10月1日任代理外交部长。1987年退休。
[4] 阿瑟·阿代尔·哈特曼（Arthur Adair Hartman，1926年3月12日——2015年3月16日），美国外交官。1974—1977年任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助理国务卿。1977—198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1—1987年任驻苏联大使。
[5]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总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6] 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维钦斯基（Ю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вицинский，1936年9月28日——2010年3月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1981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1—1986年任外交部无任所大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1990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5—9月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副主席。1996—1997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顾问。1997—2003年任驻挪威大使。200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3—201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8—2010年任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