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6章 新任的国防部长是文职
在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之下，制造出大量的新式技术装备。他简直是掰着勃列日涅夫的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要钱，贪婪地吞食掉国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类人非常宝贵，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也很危险，他们足以令国家崩溃。
对外政策的成就并不能取代勃列日涅夫只能在国内获得的那些赏心悦目的乐事。将军肩章对于勃列日涅夫已嫌不足，他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元帅。他好像顺便似地对政治局委员们说：
“军人们老是劝我同意接受元帅军衔。”
格列奇科却不愿意让勃列日涅夫当元帅。他是职业军人，深知肩章上每一颗星的价值，一个文职人员无缘无故成为苏联元帅让他感到不自在。
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库利科夫[1]，对我讲过格列奇科召见他的情形：
“咱们来给他想一个什么特殊的办法吧——加一颗星，但小一点儿，不像元帅的那样，而且肩章也要特制的。你画下来，去和什卡多夫（干部总局局长）商量商量，但再也不要找任何人了。”
他们画一枚像大将戴的那样的肩章，格列奇科划掉了某些地方，然后拿尺子量了量自己肩章上的星徽，动手把画稿上的星形改小……
“勃列日涅夫会知道这件事吗？”我问库利科夫。
“当然知道了。”
不过，这场与国防部长的纷争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1976年4月26日格列奇科猝然撒手人寰。
当时他独自待在别墅里。每周星期一是体育锻炼日，克格勃九局的保卫人员总是六点半来到他的别墅。元帅吃过早饭，七点半上汽车，前往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
当天保卫人员们等了他将近一个小时，他始终没有出来。他们便上二楼去找他，可他已经死了：大面积心肌梗塞。他坐在圈椅里，地板上乱扔着报纸，一只手伸在桌上。他没有够着按钮发出警报信号……
新的国防部长先由监管武装力量的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进行遴选。
据德鲁戈夫[2]说，曾经考虑了两名候选人——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雅库博夫斯基[3]元帅和总参谋长库利科夫大将。
雅库博夫斯基碰见德鲁戈夫时问：
“谁会当部长呢？”
“我哪里知道呀？”
“你干吗瞒着我？大家都在上班，唯独库利科夫不见了。我们都很清楚，库利科夫这会儿正和总书记见面。准是他将出任部长。”
库利科夫来了——同样问德鲁戈夫：
“谁会当部长呢？”
“我们认为，就是您呗，您不是刚刚同勃列日涅夫见面了吗？”
“我们是见面了，但谈的是别的问题，至于部长的事，他什么也没对我说。”
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召开了一个参加人数不多的会议：
“我们提提候选人吧，上面马上就要打电话问了。”
大家尚未谈完，勃列日涅夫就来了电话：
“提议谁当部长？”
“如果从现役军队长官中选派，那就提总参谋长库利科夫，他有发展前途，而且还年轻。”萨温金回答说，“另外就是华沙条约部队司令员雅库博夫斯基。”
“咱们提名乌斯季诺夫吧，你们同意吗？”总书记问。
萨温金是个经验十分老到的人，有意拖延不作正面回答……
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早在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央书记主管军事装备和航天的时候即已关系密切。乌斯季诺夫是个活泼好动、心胸开朗的人，特别乐观愉快，很难打乱他的生活常态。他常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家里和别墅。
新部长是在格列奇科去世的次日即1976年4月27日获得批准的。
“同志们，当然，我们都为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的逝世深感难过，”勃列日涅夫以此作为政治局会议的开场白，“但是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队伍中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同志、政治局委员、杰出的军事活动家、苏联元帅、国防部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国防部长的空缺。看来，必须考虑任命一名新部长。”
“总的说来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苏斯洛夫若有所思地说，“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是今天呢还是稍迟一些？”
“应当解决，”波德戈尔内坚定地说，“因为必须有一个人马上把国防部领导起来。”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开言道：
“同志们，我提议（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任命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为国防部长。他熟悉国防工业部门，通晓军事。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政治局委员，熟悉国防部的工作和军队干部。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更快地通晓业务，很好地履行所赋予他的职责。”
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立即赞同总书记的选择。
“当我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不得不学习许多东西，”为了以防万一，勃列日涅夫说道，“看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也需要学习一系列问题。有非军人中的人进入国防部，这很好。从缓和紧张局势的角度来看，这也会得到正确理解。”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肯定会发现这个事实，”安德罗波夫加以证实，“而且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我们党内广为人知，所有的军人对他也都很熟悉。”
“应当今天就采取决定。”苏斯洛夫说。
“乌斯季诺夫同志熟悉军事技术装备，至于其他的工作细节，他也一定会加以掌握的。”格里申对未来的部长致祝福词。
“乌斯季诺夫同志也了解设计局和主要的设计师，了解国防工厂。”勃列日涅夫接上话茬，“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并无其他建议，一致批准乌斯季诺夫为国防部长。
“那么，也许应当这样行事，”勃列日涅夫发表看法，“召集国防部全体领导人员，在部务委员会上宣布我们的决定。”
“对，”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这事最好由您来做。”
“好吧，”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葬礼之后，我和乌斯季诺夫同志便召开部务委员会，宣布我们的决定。”
然而会议到此却并未结束。乌斯季诺夫急于投桃报李：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全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巩固我国国防方面完成了何等浩大的工作。他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我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十分巨大，而列昂尼德·伊里奇出色地履行着这一崇高的职责。我认为，由于国防委员会和领导我国这一最高机关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与日俱增的作用，国防委员会主席具备一切理由获得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因此我提议，授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苏联元帅称号。”政治局委员们仿佛正盼着这样的话。
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依次证明，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建议，他们一致表示支持：国防委员会主席当然应该是元帅。
政治局委员们竞先寻求赞成总书记晋升元帅的补充论据。
“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受过战争的巨大锻炼，”格里申说，“直接参加了战斗行动，和平时期又领导国防建设，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昂尼德·伊里奇身为总书记的同时，也对国防建设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苏斯洛夫补充道，“他将大量的劳动和精力投入这项事业。”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格里申争先恐后地请求勃列日涅夫同意授予其苏联元帅军衔，仿佛唯恐勃列日涅夫会拒绝似的。勃列日涅夫也并未以拒绝来使政治委员们感到委屈。
“我衷心地感谢同志们通过授予我苏联元帅军衔对我所表示的信任。我将竭尽全力，决不辜负这一崇高称号和政治局给予我作为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任。”
但他明白这一举动有着某种令人生疑的地方，便担心地询问道：
“我只是想问问同志们，从国际的观点会如何看待此事，会不会引发某些荒谬的议论呢？”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您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并且已拥有大将军衔。”
虽然如此，勃列日涅夫依旧心存疑虑。
“此事我们就不必在报刊上报道了，”他得出结论，“就像没有公开授予我大将称号的决定那样办。”
但这也仍然没有完事。勃列日涅夫获元帅星后，也想对乌斯季诺夫施恩还报。他再次发言：
“看来，我们应当解决授予乌斯季诺夫同志军衔的问题，因为他已被批准为国防部长了。”
然而政治局委员们对这位新部长却没有那么慷慨。
波德戈尔内感兴趣的是：“现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拥有的是什么军衔呀？”
“中将。”
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建议授予乌斯季诺夫如下军衔——大将。勃列日涅夫更愿意一举晋升老朋友为元帅，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已无争论。他只是补充了一句：
“过一段时间应当再次讨论关于授予乌斯季诺夫元帅军衔的问题。”
大家表示同意。
“什么时候宣布授予乌斯季诺夫同志大将军衔的事情呢？”勃列日涅夫按规矩征求同志们的意见，“看来，是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了？”
没有其他意见。
勃列日涅夫的梦想业已成真。在克里姆林宫的庆祝仪式上，乌斯季诺夫身着阅兵服，按照传统做法授予他元帅肩章，不过勃列日涅夫等不及这件礼品，前来时业已穿上元帅制服了。
授衔对于他已成为一桩最重要的事件。
1976年5月19日，勃列日涅夫接受契尔年科请求，在全苏公共部部长会议上对党的办公室工作者发表讲话。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讲稿，当时在场的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了他所说的话：
“科斯佳（契尔年科本名康斯坦丁的昵称）硬要我来给你们讲话，可是讲什么好呢——不知道。好像我和你们在两年前会过面。”
契尔年科加以证实：
“两年零三十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
“瞧我这记性多糟糕，”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我当时给你们作出许诺了吗？许诺了，而且遵守了。那时你们是办事处处长，如今是部长了，而且工资不一样了，地位不一样了。我说的是事实吧？”
全体鼓掌。就在不久之前，公共事务处更名为特别部。
“嗯，你们都知道，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总书记说，“这是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我们就要执行。据说，意大利人、法国人对我们的民主议论纷纷，他们不喜欢它。随他们的便吧，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你们知道，前几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家给我树立了一尊胸像。政治局通过决议，授予我这个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元帅的军衔，这很重要。”
总书记打趣着说：
“科斯佳还一再劝我穿元帅服到这儿来呢……”
契尔年科从主席团的条案后面站起身来：
“是呀，是呀，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大家都希望看见您穿元帅服。既然没有穿，那我就让所有在场的人看一看您穿阅兵元帅服的肖像吧。”
于是在掌声中他举起一帧总书记身着阅兵服的黑白照巨幅肖像，然后从肖像后伸出头张望，朝会场高声呼唤：
“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开始吧！”
塔斯社总社长扎米亚京从第二排站了起来，给主席团送上去另一幅勃列日涅夫肖像——彩色照。契尔年科懂得如何让勃列日涅夫挣足面子。
勃列日涅夫穿着元帅服前去参加同团战友聚会，骄傲地说：
“瞧……我又升了。”
两年过后，乌斯季诺夫又找到了一次取悦勃列日涅夫的机会。
1978年1月20日，国防部上书苏共中央，建议“授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元帅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胜利’勋章，以嘉奖他对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成功地领导部队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增强我国防御能力工作中的杰出功勋，制订并持续贯彻足以有效保障我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的苏共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和平纲领……”
胜利勋章——这是最高的军功章，仅仅授予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以乌斯季诺夫为首的部务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在呈文上签了名。
2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同事们说：
“我想就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关于胜利勋章授予一事。你们全都表决赞成奖励我这一勋章的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给予我的崇高奖赏。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一些同志就建议于2月22日将其颁发予我。”
全体一致赞成：“对，2月22日开会。”
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
“看来，对于领受胜利勋章而言，也许穿军服更为合适。”
大家再次支持总书记说：
“对，这样更合适。”
政治局委员们明白，勃列日涅夫急于再次身着元帅服炫耀一番。他还希望确认更频繁地佩戴着新勋章出头露面的可能性：
“不过与此同时，据我所知，按照条例胜利勋章也可以在便服上佩戴。”
苏斯洛夫安慰总书记：“条例中哪里也没有说，它只能在军服上佩戴。”
忠心耿耿的契尔年科加以证实：
“穿便服也同样可以佩戴这种勋章。”
第二天，2月1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道命令使对勃列日涅夫的奖励生效。命令的文本中删除了国防部所作的一处表述：“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成功地领导部队歼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军人们写这段话，是为了替奖给勃列日涅夫这种只能授予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统帅的勋章一事寻求论据。不过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其他亲信都明白，一个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战役中领导部队”……
而勃列日涅夫却一直坚信，他获得各种军衔和奖励都理所应当：
“我曾对同志们说过，胜利勋章只能因为在前线所取得的胜利而颁发。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和其他一些同志则说服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与前线的胜利价值相同。”
在改革时期的1989年，上述命令被撤销，那枚珍贵的胜利勋章也从勃列日涅夫家人手中强制收回。
勃列日涅夫对心腹之人也不吝惜奖赏。有一次，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应当减少授衔和颁发勋章，已经完全贬值了。”
勃列日涅夫不胜惊讶：
“科利亚，你怎么了，心疼钢铁吗？就让他们都领取好了。领到了，痛饮一场，心情就会好起来，就有把工作搞得更好的动力。干吗要剥夺他们的这个机会呢？”
乌斯季诺夫与格列奇科不同的是，他从不在公开场合以“你”称呼总书记，也不和他争论，相反，总是不断援引他所说的话。
“勃列日涅夫特别信任乌斯季诺夫，”德鲁戈夫曾对我讲，“如果军队发生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就会对萨温金或者我说：‘让乌斯季诺夫过问去吧，这是他的事情，他为此负责也因此而领薪水。就让他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好了，他有各种条例，还有军事法庭嘛……’也就是说，一切都托付给乌斯季诺夫去办。”
“换句话说，自从任命了乌斯季诺夫，对军队的监督便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是吗？”
“监督是有的，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乌斯季诺夫与最高统帅秘密地采取决定。”
有一次，沃罗特尼科夫耳闻目睹了这样一场电话交谈：一名值班秘书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说乌斯季诺夫来电话。
勃列日涅夫拿起听筒：
“你说吧。”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打断他的话：
“还叫‘亲爱的’呢，可连看比赛你都不肯去。”
总书记酷爱冰球，每逢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队在卢日尼基比赛，他总是一场也不肯错过。体育场内是禁止吸烟的，但勃列日涅夫偏在政府包厢里吞云吐雾。
乌斯季诺夫开始解释：“我不能去啊，我要接见奥地利国防部长呢。”
“连科斯佳（契尔年科）都去，可是你……嗯，那好吧，下次再说。”
勃列日涅夫放下话筒，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技术精湛的工业专家和部长，但首先是一个极好的人和朋友。”
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几乎总是由乌斯季诺夫这样开场：
“我刚刚同我们亲爱的、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通话，他让我向你们大家转致问候，祝大家取得巨大的成就……”
军队中对新任国防部长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高度评价他致力于造就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乌斯季诺夫在军队中一天也没有供过职。这位部长似乎已开始证明，文职人员也有能力对武装力量做出比军人更大的贡献。在他身为中央书记之时，偶尔还和军队争论。一旦坐上部长的交椅，便让军事工业脱离了政治局的监管。所有这一切只能服从于他一人。
在他的领导之下，制造出大量的新式技术装备。大名鼎鼎的“白杨”导弹在他主事时即已开始研制。他实质上是在迫使全国为军队工作。这一类人非常宝贵，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也很危险，他们足以令国家崩溃。他却简直是掰着勃列日涅夫的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要钱，贪婪地吞食掉国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
据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4]元帅说，乌斯季诺夫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仍然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代表。他迫使工业部门制造各种新式武器，在经济军事化方面取得巨大成果，驱使国家陷入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
为了使用所分得的资金，部队订购了大量无用的和老化的军事技术装备。部里谁也不曾考虑，经费应当花到士兵和军官的社会需要上，改善他们的物质和日常生活条件。
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争执以乌斯季诺夫撤掉奥加尔科夫的高级职务告终。
记述这一类事情并不怎么愉快，然而我们主要的导弹核武器设计师彼此之间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纷争。这种竞争无论在我国的导弹制造史上还是在他们的个人遭遇之中，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领导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们竭力煽动他们之间的竞争。高官们需要唯命是从的设计师。这类小型内战的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导弹建造者都短命而死。
例如，切洛梅[5]和扬格利几乎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方案，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批拥护者。勃列日涅夫不知道应当选择谁。勃列日涅夫看中扬格利，但国防部却站在切洛梅一边。
勃列日涅夫决定将两种导弹都用作军备。这个决定对于经济是致命性的，但是使他避免了不得不与别人辩论和争吵。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期间，武器发明家们在任何方面都从未遭到拒绝。
这在斯大林时代即早已成为惯例。他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
“你们有权让任何一个部或政府机关的任何单位参与完成你们的工作任务，以保证这些工作根据需要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得物资储备和经费。”
向设计师们提供一切：既有林间小楼，也有专用食堂、专用医院，还有小汽车。需要庆祝试验场上的喜事吗？可以派飞机去中亚运来西瓜、甜瓜、葡萄。试验成功之后连总书记也会对总设计师说：
“派人到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去运各种食品、甜酒、白酒、啤酒、白兰地，满足所有的人的各种口味。以政府的名义举办一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盛宴。”
设计师经常被提醒：“已经向你们提供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我想，如果你们想要大剧院里的马，也都会给你们的，现在你们就拿出成果来吧。”
一旦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就会为之划拨毫无限制的经费，想要沾光的人便像苍蝇见了蜜汁一样纷纷蜂拥而来，啃上一口公家的大馅饼。因而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足以令国家破产。
然而武器制造界的习惯根深蒂固。
设计师们不喜欢竞争对手，不喜欢与人分享“草料”——这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勋章和其他奖章的称呼。
反导系统总设计师基苏尼科[6]回忆说，科罗廖夫（火箭制造和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将他叫到自己的汽车里，恶狠狠地问道：
“我们还要容忍这个强盗到什么时候呢？”
“强盗”是同样大名鼎鼎的一位设计师，当时正走红运，因为他精明地吸纳领袖之子参加了工作。
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子女都宁愿在军事工业联合体工作。
尼古拉·乌斯季诺夫[7]（无线电物理学家，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子）制造出履带式军用激光器，列沃利·苏斯洛夫[8]少将（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之子）领导保密的中央无线电电子科学研究所。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彼得罗维奇在乌克兰当上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和专门为他建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不过，儿子们的前程通常都随着老子们的退职而告终。
基苏尼科回忆过一个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的反导弹防御方案。可是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方案却受到赞许，准予实施。钱已经花掉之后才弄明白：一无所获，这个名为“远方”的方案彻底失败。然而一伙机灵的年轻人决定利用一批报废的试验导弹“对付虚拟的可能之敌”。这些导弹在检阅期间用车载着从红场通过，还配有播音员的解说词：“航空宇航目标高速截击导弹”。
“我认为，”基苏尼科写道，“这些假话未必能蒙骗外国的专家。不过五角大楼（指美国国防部）多半会利用这次虚张声势，为自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获取一笔补充拨款。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倒是在尽可能地相互帮助……”
[1]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库利科夫（Викто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уликов，1921年7月5日——2013年5月28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9—1962年任白俄罗斯军区第5近卫坦克军副司令。1962—1964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6集团军第一副司令，1964年任司令。1964—1967年任苏军驻德国集群第2近卫坦克军司令。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69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群总司令。1971—1977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71—1989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77—1989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1—5月任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顾问，同年5月退役。1992—2013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2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2—2013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委员。
[2]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德鲁戈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Другов，1923年11月30日——2011年12月2日），1941—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参加了联共（布）。1962—1964年任苏共沃洛格达省委组织部长。1964—1985年任苏共中央行政机构部副部长。1985—1988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88年退休。
[3] 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博夫斯基（Иван Игнатьевич Якубовский，1912年1月7日——1976年11月30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并参加了联共（布）。1945—1946年任中央部队集群第7近卫坦克师副司令。1947—1951年、1954—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4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2独立近卫坦克师司令。1949—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第4近卫坦克师司令。1952—1953年任喀尔巴阡军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司令。1953—1957年任苏军驻德国第1近卫坦克军司令。1957—1960年、1961—1962年任苏军驻德国集群第一副总司令，1960—1961年、1962—1965年任总司令。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6—196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7—197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
[4]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加尔科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Огарков，1917年10月30日——1994年1月23日），193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5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兼副司令。1965—1968年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7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7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4—197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77—1984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苏军总参谋长。1984—1988年任西部战区总司令。1988—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90—1991年任全苏退伍军人、劳工、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公共理事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兼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顾问。
[5]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梅（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еломе́й，1914年6月30日——1984年12月8日），苏联力学家、火箭工程师。1941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进入莫斯科中央航空汽车研究所工作。1944—1953年任OKB-51首席设计师。1961—1964年任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6]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Григо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исунько，1918年7月20日——1998年10月11日），苏联电子科学家、导弹工程师。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5—1979年期间担任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工作。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7年任国防部第45中央研究所科学顾问。1987—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理论问题系实验室主任。
[7]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乌斯季诺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стинов，1931年6月14日——1992年11月8日），苏联无线电物理学家，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儿子。198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所长。
[8] 列沃利·米哈伊洛维奇·苏斯洛夫（Рев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услов，1929—2021），苏联无线电科学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儿子。1975—1989年任无线电电子系统中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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