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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谈判中愿意寻求妥协
与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得到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创造条件，让美苏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如今发现，自己是一个已经将缓和变为现实的人。或许，他也是明白自己负有保卫和平之责的唯一的苏联领导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竭尽一切可能，使热核战争不致爆发。他以自己的善意给西方政治家留下深刻印象，在谈判中也愿意寻求妥协。
勃列日涅夫感到高兴的是，西方报刊将他描写为和平创造者、一位大政治活动家。他也真的在政策上有所改变，比如，缩减了对越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
1973年的四月全会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位部长感到更自信了，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已敢于和总书记争吵。
总书记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场名符其实的歇斯底里，原因是总书记（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没有让格列奇科知情，便邀请来一位著名的军事设计师与他讨论防务问题。
与会的人对部长的行为都感到愤怒，估计会有一场大爆发。勃列日涅夫却默不作声，始终心平气和，即便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他也能表现出克制，不挑起事端。不过总书记和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冷淡。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格列奇科说，他作为为国家安全负责的人，不能对这个条约表示同意。
这种表态让勃列日涅夫不悦。他说，他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是他对国家的安全负责。第二天格列奇科去向勃列日涅夫道歉。
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迫使军界同意限制核武器。有一天，他将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召集到老广场上他那里，讨论已经拟好的与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草案。军人们拒绝向美国人让步，尽管对方已经采取了主动的步骤。军人们断言，条约草案仅仅对美国有利。争论持续了五个小时，外交家们赞成，军人们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
“那好吧，我们不做任何让步，协议也不签了，核武器竞赛继续进行。那么，你们能不能向我这个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保证，我们一定会超过美国，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变得比目前的状况对我们更为有利？”
在场的将军们谁也不敢作出这样的保证。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勃列日涅夫坚决地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继续让我们的经济精疲力竭？”
勃列日涅夫是1975年于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会议的筹备工作持续了数年之久。对苏联而言，承认战后的边界至为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则是捍卫人权和自由当先。宣读完最终协议的草案后，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声称，不能签订这样的东西，西方会开始向我们指手画脚的：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不过葛罗米柯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参加这个会议，便说对人权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必在意：“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只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前往赫尔辛基签署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的机会。葛罗米柯尽量只做和说让勃列日涅夫高兴的事情。
切尔尼亚耶夫讲过，二十五大前大家在扎维多沃为勃列日涅夫草拟总结报告，勃列日涅夫突然想起了加勒比海危机的事：
“我忘不了尼基塔（即赫鲁晓夫）是多么惶恐不安，他时而要给肯尼迪发电报，时而又加以阻止、收回。这都是为什么呢？尼基塔想蒙骗美国人。他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大声叫嚷：‘我们要有导弹打死华盛顿的苍蝇！’科兹洛夫这个傻瓜也鹦鹉学舌地说：‘我们拿手枪顶住美国人的太阳穴！’结果如何呢？丢人现眼！差点儿陷入一场热核战争。事后为了让人家相信我们真的要和平，不得不花费好大的力气。我衷心地希望和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一路线，并非人人都很赞成。”
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表示：“您说什么呀，列昂尼德·伊里奇。全国两亿五千万人，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不赞成的，但值得因此而感到不安吗？”
勃列日涅夫摆了摆手：“你别兜圈子，安德留沙。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什么。不赞成的人并不是在两亿五千万人当中，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他们也不是州委的某些宣传员，而是像我一样的人，只不过人家想法不一样！”
与此同时，他又感到高兴：苏联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支令美国人畏惧的力量。当勃兰特总理与勃列日涅夫谈起海上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时，勃列日涅夫说：“美国人早就超过了我们，但我们已经将他们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每星期都能造出一艘潜艇。”说这话时，他做出像孩子们玩弄圆柱形面包的手势。
1967年以以色列的完胜告终的六日战争之后，政治局决定断绝与这个犹太人国家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各国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它们开始获得加倍数量的苏联武器。苏联似乎在阿拉伯东方获得了永久性的朋友。
然而很快便清楚了，苏联不足以在中东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大家都必不可少的角色被赋予美国。结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赶走了苏联的军事顾问，转身面向美国，并在其帮助下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
莫斯科明白，是自己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说法，1973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1]在战争开始之前四天即曾通知苏联领导人：他要对以色列实施打击。
勃列日涅夫回答阿萨德总统说，他是在迈出非常冒险的一步，后果可能与叙利亚所希望的不是一回事。于是阿萨德撇开苏联军事专家，以免他们碍事。对叙利亚而言，十月战争再次以失利告终。是苏联的干预才挽救它免遭全面溃败。
同时，也不应当过高地估计勃列日涅夫本人分析苏联境外所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多勃雷宁曾回忆过，1976年秋美国竞选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他与勃列日涅夫进行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非常坦率。
勃列日涅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惊奇，为何福特不将“为和平而斗争”作为自己竞选的旗号，他本可以将“所有正直的美国人”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多勃雷宁试图向他说明美国人的心态，但未获成功。勃列日涅夫始终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而不能自拔。
勃列日涅夫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艳羡，但又一直坚信，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迟早将会获胜。
[1] 哈菲兹·阿萨德（حافظ الأسد，1930年10月6日——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政治家。出身于阿拉维派伊斯兰教徒家庭。1946年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1947年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1966年参与创立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1966—1972年任国防部长。1970年发动名为“纠正运动”的军事政变，夺取党政军最高权力。1970—1971年任总理。1970—2000年任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1971—2000年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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