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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与尼克松的“蜜月”
勃列日涅夫与自己的许多战友不同，他认真看待同主要的大国搞好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巩固和平。不过他一些亲信后来却断言：“勃列日涅夫所有的和平倡议，都只是为恢复军事均势谋求一个间歇”。
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次真正的西方之行是在1971年——出访法国。他认真准备，否定了外交部所草拟的刻板的讲话稿，要求齐集在扎维多沃国家别墅的助手们挑选富有人情味的词语：
“我们还在前线时就梦想有那么一天，炮火的轰鸣归于沉寂，可以去巴黎，登上艾菲尔铁塔，从那里大声宣告，让普天之下都能听见：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现在就应当清清楚楚地写明这一点，而且不单是写一写，说一说，还应当这样去做……”
1972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飞抵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他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领导的机构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在机场欢迎基辛格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安东诺夫[1]将军。一行美国人被送往列宁山上供外国代表团下榻的官邸群。
刚刚去过北京的基辛格指出，莫斯科的建筑他很眼熟：在中国首都，他就住在这样的公馆里。区别在于，北京的宾馆位于有许多湖泊的一个大公园里，从一座楼可以望见另一座楼，不过楼与楼之间的通道都有哨兵警卫。在列宁山上，每座官邸则用高墙围住，大门一直紧闭。
有个房间里摆着一个巨大的保险柜，专供客人在其中存放秘密文件。但是美国人却信不过东道主，基辛格的助手们怀疑保险柜内部装有类似厨用升降机的活动装置，借助这一装置，夜间可以让文件下降，东道主就能够一览无余了……他们将所有的文件都存放在一个锌制的大箱子里，白天由机要部门的密探守卫，夜间则将箱子放在两个密探所睡的床与床之间。
美国人担心他们被窃听，便使用一种所谓“比勃乐”的装置——放录音带，上面录的是难以分辨的说话声，仿佛有数十人在同时闲聊。当基辛格想与助手们商量事情时，他们便打开“比勃乐”，压低嗓子说话。华盛顿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向基辛格保证，任何窃听技术装置都无法分辨磁带所录的嗓音背景下的嗓音。
不过美国人尽可能少用“比勃乐”——这种嘈杂之声简直足以令人发狂。因此他们基本上是相互写字条，要不就是走到外面街上去。即便在那里也是小声交谈，因为西德总理勃兰特的警卫人员提醒美国人，窃听装置也可能安在树上。基辛格对葛罗米柯开玩笑说，公园里有一棵奇怪的树，他走到哪里，树枝都朝向他垂下来……
1972年5月，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首次飞抵莫斯科，这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是一个重大事件，对美国说来也同样如此。此前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从危机走向危机。
1970年，白宫未来的国务卿黑格[2]来到华盛顿16号大街上的苏联大使馆大楼面见多勃雷宁。他们单独待在大使办公室，出于安全考虑，那里窗户上的护窗板常年紧闭。黑格以威胁的口气讲述了总统所托付之事的实质。
美国情报机关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南部海滨的西恩富戈斯建设核潜艇基地。在古巴岛上出现载有核武器的苏联潜艇，会破坏加勒比海危机之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所达成的协议。
黑格以尼克松总统名义提出最后通牒：建设施工必须停止。黑格提高嗓门说：“要么你们自己清除西恩富戈斯的军事基地，要不我们为你们代劳。”
多勃雷宁的脸色气得发紫。这位大使用冷冰冰的口气宣称，他认为这种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不过莫斯科并不想制造新的导弹危机，因而一切得到妥善处理。过了若干时间，多勃雷宁对黑格说，葛罗米柯委托他通报如下事项：
“我们在古巴并没有核潜艇基地，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建造海军设施。我们将严格遵循1962年的协议。”
苏联潜艇继续不时开赴古巴，但基地本身却并未建设……
政治局的许多委员，或则对世界事务纯然一窍不通，或则沉湎于某些臆想中的神话。苏联领导人对美国人怀着复杂的感情——既尊敬又蔑视，既妒忌又鄙薄。莫斯科一直对美国的总统选举感到头疼，不知道如何与新的人处好关系……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政治局会议上常常讨论礼宾问题。勃列日涅夫忧心忡忡地说：
“尼克松偕夫人在中国游览长城，而在我们这里夫人们到处都是单独出行，只有在《天鹅湖》中才能成双成对，这合适吗？不应当把尼克松的陪同人员安置在旅馆之内，在那利安德罗波夫无法监视他们。应当让他们全都住进列宁山上的公馆，同时也可以减少接触。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我们通常都是挥动小旗，高呼‘友好！友好！’现在这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应当培训五六个小伙子，让他们用英语对总统说话，比如祝愿会谈成功之类……”
波德戈尔内建议让奥西波夫民间乐器乐队和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给尼克松表演。
勃列日涅夫摆了摆手予以否定：
“这可不是我们可以卖弄的事情。”
苏斯洛夫提出带尼克松去看钻石储备库。
“不行！我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伊朗见过这种储备库，我们的跟人家比，简直小得可怜。”
1972年5月22日，迎接尼克松的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按照礼仪规矩，勃列日涅夫没有去机场。贵宾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的豪华馆舍内下榻。可是机要部门提醒总统，所有的房间肯定都安有窃听装置。尼克松不肯使用“比勃乐”——那种噪音会使他失去自制。因此所有的机密问题都在美国的封闭式轿车车厢里进行讨论，轿车有人日夜警卫。
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勃列日涅夫开了不少玩笑。他说，如果关系发展顺利，美方就得向苏联提供三四十亿美元的贷款，为期20年，年息2%。柯西金马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可以向美国提供正宗的俄罗斯伏特加酒，而不是侨民所酿造的那种。勃列日涅夫当即建议柯西金和基辛格开办一家俄国伏特加出口公司……
苏联领导人的三驾马车全都参加会谈。勃列日涅夫发表开场白，但美国人发现，他却极力做出需要与同僚保持一致的模样。波德戈尔内发言表达不清。柯西金谈论经济方面的话题，勃列日涅夫缺席时他便就座主持人的席位。
有时会谈在克里姆林宫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内举行。美国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写字台规格之大和电话选择器面板上的按键之多感到惊奇，看起来，只有经验丰富的管风琴家才能对这些按键操纵自如。
与尼克松的会谈并不简单。苏联领导人提起了越南战争的话题，而且谈话是提高嗓门进行的。波德戈尔内愤怒地说道：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的双手沾满了老弱妇孺的鲜血，你们究竟要什么时候才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呢？”
不过，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当即便改换了语调，若无其事地动身去共进晚餐，大家一起开怀畅饮。
一天晚上，美国代表被请去大剧院观看《天鹅湖》。幕间休息时举行晚宴，勃列日涅夫没有到场。基辛格回忆说，第三幕开始前，大厅里的灯光缓缓熄灭。一个意大利记者的妻子朝着尼克松高呼：“反对越南战争！”
东道主们怒不可遏：什么人如此斗胆？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竟敢干这种事！波德戈尔内下令重新打开大厅里的电灯。他和尼克松在政府包间中站立了起来，结果全场不得不为他们鼓掌。
交谈时勃列日涅夫当面告诉尼克松说，他希望与对方建立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据勃列日涅夫称，这是布尔什维克老革命战士的一位代表人物教导他的。勃列日涅夫并未向尼克松说明他指的是谁，却对苏霍德列夫（勃列日涅夫的英语译员）讲：“就是莫洛托夫……”美国总统邀请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
尼克松总统被带领到列宁格勒参观。基辛格则只能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葛罗米柯会谈。基辛格还数度前来苏联。每次的计划中都有列宁格勒之行，但由于会谈的任务繁重，每次又都不得不加以放弃。
有一次基辛格对葛罗米柯说：“我看，谈论参观列宁格勒简直就是一个诱饵，好借此迫使我与你们合作。我根本不相信有一个列宁格勒。”
“那么我国的革命是在哪里发生的呢？”葛罗米柯迅即反驳。
“在圣彼得堡。”基辛格应对自如，其实他对俄国革命的详情并不了解，也未料想到1917年时北方首都名叫彼得格勒。
1973年5月基辛格飞抵莫斯科，筹备迎接总统的事宜。这一次美国人被请到禁猎区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顾问进行了五天会谈。
基辛格成功地与苏联领导人建立了工作关系。葛罗米柯有时候把基辛格叫作“魔鬼”，但对他却非常重视，并且相信他的承诺。
有时候会谈是在相当奇特的环境里进行的。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提议去猎取野猪。基辛格没有开枪，勃列日涅夫击毙了一头野猪，击伤了另一头，职业猎手前往追赶。剩下了三个人——勃列日涅夫、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苏霍德列夫从包中取出准备的食品：一条白面包、半个黑面包、香肠、奶酪、黄瓜、西红柿和一瓶“首都”牌的白酒。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说：
“怎么样，亨利，咱们开始吗？别闲待着了，拿刀子切香肠吧。”
苏霍德列夫翻译了，于是基辛格拿起了刀子。
他们三人喝光了那瓶白酒，谈话则涉及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对华关系。勃列日涅夫要求回答：美国人该不是想和中国结成反苏联盟吧？
基辛格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访美前夕，急切希望得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保证：他在美国要受到客气有礼的接待，不能有敌视性的示威，他要有机会与“普通公民”会见。
勃列日涅夫刚刚访问过联邦德国。法林大使曾回忆勃列日涅夫被带领去联邦总理府的情形。大批民众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这位苏联贵宾。
“把我关在车里拉着来去，就像对待囚犯，”勃列日涅夫口出怨言，“握不上任何一个百姓的手，正眼瞧一瞧也办不到。”他对法林说：“停车，要不我就打开车门，在行驶中跳出去。”
大使试图开导他：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里的规矩和我们不同。”
勃列日涅夫变得闷闷不乐，开始尝试能否将车门打开。法林为了防备万一，请求与司机并排而坐的德国保卫人员让车门无法从里面打开。
勃列日涅夫狐疑地问：
“你这是用德语嘟囔些什么？”
“我想知道，能不能打开汽车顶盖。”
勃列日涅夫大喜过望：
“好样的，你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你让他们打开吧，我能这样和民众打交道也不错呀。”
勃列日涅夫站直了身子，向欢迎他的德国人绽放出了笑容。事后他满意地对法林说：
“嗯，谢谢你，总算有点没有安排得太死板的事情可供回忆了。要不，急匆匆地一处处走过场，像上了发条似的。”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九局局长安东诺夫向大使冲了过去：
“你都干什么去了？要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站在汽车上的时候，任何人都能一枪将他撂倒。”
“要不是打开车顶，”法林回答说，“我们的总书记就从车门跳出去了……”
勃列日涅夫曾向基辛格说，他很希望带上家人访问美国。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他谈起美国时，“怀着错综复杂的感情，既有虔诚敬仰的激动，又缺乏信心”。为顺利成行，勃列日涅夫准备克服党中央机关的阻力。
勃列日涅夫出访大洋彼岸的前一年，1972年8月3日，通过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项严重败坏苏联声誉的可耻命令——《关于出国定居的苏联公民补偿国家教育开支的规定》。作为该项法律的阐释，当天还发布了部长会议的一项命令和官员们应予遵循的若干指示。
一个月之后的1972年9月7日，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委员会两个部（国际部和宣传部）和克格勃的一份简短的报告——《关于针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例行反苏运动的主要宣传和反宣传措施的计划》。报告由代行中央宣传部领导人职务的雅科夫列夫、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库斯科夫[3]和党务机关出身的克格勃副主席马雷金[4]少将签署。
主持书记处会议的是苏斯洛夫。由于是普通会议，所以出席的只有另外两位中央书记——主管农业的库拉科夫和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杰米契夫。
话题涉及刚刚通过的向出国定居之人收取费用的决定——原因是他们在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因为被放行的苏联人实际上只能前往以色列。赎买移居外国权是前所未有的事——这种做法只有纳粹德国（在犹太人还允许离开的年代）才想得出来。德国犹太人必须交纳移居税——全部财产价值的20%。苏联政府宁愿规定硬性的费率。部长会议批准的指示中说，永久移居国外的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生必须支付12200卢布。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国内的平均工资约为150卢布。
苏联领导人推测，世界上可能会掀起一场风波，因此党中央机关和克格勃下令准备开展宣传运动。报告的作者们建议在《消息报》上公布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关于出国定居的苏联公民补偿国家教育开支的规定》。苏斯洛夫则下令，不要在《消息报》、而是在公务性出版物《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上发表该项命令，为的是不致于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
报告的作者们认为，有必要在《新闻》通讯社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一场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叶柳京[5]的新闻发布会。部长应当说明苏联教育的费用是何等昂贵。同时部长和《新闻》通讯社领导人还奉命“在两天内向中央委员会上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计划”。
苏斯洛夫下令取消新闻发布会。他根本不想向苏联人提起有人希望离开社会主义祖国。
接着又责成外交部起草并向苏联大使们和国际组织中的苏联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必要时，苏联大使们也应当向外国朋友提供消息。
所谓“朋友”，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指的是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一些人并不赞同苏联同志们的反犹太主义，因而需要对他们“进行解释工作”。
最后，苏斯洛夫、库拉科夫和杰米契夫同意苏共中央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上报的《针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例行的反苏运动采取的宣传和反宣传措施的计划》。
根据宣传部意识形态协作司司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所签发的计划，主要任务由在国外开展工作的《新闻》通讯社承担。《新闻》通讯社奉命“加紧揭露具有仇视人类性质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政策，同时着重注意揭露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其他的苏联大众传播媒介也应当进行同样的工作，但规模较小。
克格勃被责成与敌人的攻讦和“国内的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第五局的一个处负责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安德罗波夫在局内设立了第八处，向其交付的任务便是“发现并遏止犹太复国主义破坏中心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克格勃第五局局长亲自掌管这个处。
世界舆论对该项命令的反应是极端负面的。针对苏联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征收出国税最为强烈的回应便是广为人知的《杰克逊—维尼克修正案》。
美国本已准备好向苏联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草案。尼克松总统也打算发展与莫斯科的关系。然而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6]对该项法律提出修正案：给予这种待遇须取决于是否取消这项税收并赋予苏联公民自由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在下议院，国会议员维尼克[7]也提出同样的修正案）。
197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无法抑制自己的不满。他不想让那道命令破坏他的美国之行：
我反复考虑该怎么办。在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已经商定，由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当时说过，应当暂停征收这种税，尚未废止这项法律前即应允许那批为数五百名的犹太人离境，他们与保密工作或党的机关都毫无关系。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内心感到不安。心想，向萧洛科夫同志打听打听吧。而他却回答说，他对制止收税之事一无所知。萧洛科夫并无过错——他没有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我给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打电话：怎么是这样呢？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我向萧洛科夫的副手谈过。这就是说，副手没有向他转告。我给葛罗米柯同志打电话，请他向各领事馆核对。原来，至今还在征收这笔费用……
“这是您作出指示之前的事。”安德罗波夫为自己辩解。
“我们从去年起就在谈论此事，”勃列日涅夫不予理睬，“指示并没有得到执行。这使我感到不安。我们并没有提出废止该项法律，难道我们要靠这种事情挣钱，或者针对美国实行上述政策？杰克逊已经提出了他的修正案，杰克逊赶到了我们前头。这样一来我就想，如果我们这样办事，那么我们的工作有什么价值？一钱不值！”
安德罗波夫请求发言：“对您在上次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指示，我应当承担责任。由于我的过错，我们拖延了六天才执行您的指示，这完全是我们的机关反应迟钝的结果。星期六您给我打的电话，当天我就与萧洛科夫同志进行了联系。”
“我在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一直足不出户，”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还不得不操心这个问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原谅！基辛格去找多勃雷宁说，想办法帮帮忙吧，尼克松一直做参议员们的工作，但仍然无法通过关于向我们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法律。我们干吗需要这个玩意儿？”
克格勃主席们不想认输：“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请求您仔细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葛罗米柯同志在座，他是知道的，英国人当年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防止人才流失的建议。我们现在无论老头、孩子、成年人都一律放行。医生、工程师等等都走了，院士们也开始提出申请。我向您已经提供了一个名单。”
“根本没有什么院士，”勃列日涅夫回答道，“您就挑选五百人，让他们走好了。”
“我没有听说有哪些院士走了。”对安德罗波夫素无好感的柯西金说。
勃列日涅夫继续发表议论：
“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国的茨冈人（即吉卜赛人）要比犹太人还多吗？或者我国有一部迫害犹太人的法律？那为什么不肯给他们提供一座五百个座位的小剧院，表演经过我们审查的舞台文艺节目、上演接受我们监督的剧目？如果办一所学校，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孩子甚至可以在英国学习呢。我这样考虑：在莫斯科开办一所学校，就叫犹太学校。教学大纲与其他的学校完全相同。但是在这所学校里用民族语言——犹太语授课。如果允许办一份犹太周报，怎么样？我这是随便说说，因为我还没有为我所说的事情举过手。我只不过是暂且发发议论……从原则上来讲的。同志们对此能够理解吗？”
所有的人都连连点头称是。
“让我们通过这些提议吧。”柯西金说。
“不需要发出书面指示，”勃列日涅夫提醒，“应当召集工作人员，讲给他们听。再说，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还会有人信口开河，说这只不过是战术性的步骤……”
在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下，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1973年4月通知美国人，说关于征收教育税的命令停止生效，然后又将其干脆撤销。不仅如此，还通过秘密渠道告知华盛顿，苏联将每年放行不少于35000名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眼见大势不妙，又将数量增加到45000人。
国务卿基辛格试图挽救有关在贸易方面对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法律，但他与参议员们的会谈迄未成功。对苏联政策的愤怒情绪如此强烈，终于导致关于贸易的法律草案附加了参议员杰克逊的修正案才于1974年夏天获得批准。1975年1月3日，接替尼克松入主白宫的福特总统签署了该项法律，使其发生效力。杰克逊—维尼克修正案至今有效……
访美前夕，勃列日涅夫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为同样的一些想法而备感苦恼：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人家会平等地对待他吗？当本国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他与帝国主义分子们为伍时，他们会怎么说呢？
1973年4月底，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苏共的对外政策》的报告，这是在赴美与尼克松会谈的前夕。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结果也得到了支持。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你在自己的艰巨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中要记住，我们同你在一起，你可以依靠人民、我们党和苏联军队的大力支持！”
这番话消除了对是否忠于勃列日涅夫方针的怀疑。
6月16日勃列日涅夫飞抵华盛顿。苏联大使馆大楼里举行了盛大的午宴，食品和酒水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
6月22日在苏联大使馆参加午宴之后，勃列日涅夫被带领至圣克列门特——尼克松的城郊官邸。由于勃列日涅夫希望住得离美国总统近一些，便安顿他在尼克松女儿平日居住的一幢独家小楼下榻。
与尼克松共进晚餐期间别无他人，他们喝光了美国总统珍藏的一瓶冰镇“首都”牌伏特加酒。勃列日涅夫诉苦：他费了偌大力气去说服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要他们同意有必要裁减军备并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些话可能是真情的流露，意在说明克里姆林宫内的形势，同时也是一种花招：我倒是举双手赞成，可是并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啊……
晚上尼克松在露天为好莱坞的来宾举行招待会。宴会期间，尼克松动情地发表祝酒词，谈及两位领导人对全世界儿童的幸福所承担的责任，说他和勃列日涅夫都热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这种责任。深受感动的勃列日涅夫走到尼克松身边，拥抱了他。
晚宴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滞留了下来，多勃雷宁大使充当翻译。勃列日涅夫全神贯注地品味威士忌，不肯喝苏打水，以免“让水糟蹋了”美酒。
据多勃雷宁说，总书记很快便显露出醉意。他再次开始诉说他是何等艰难，因为不得不聆听政治局委员们“各种各样的蠢话”，考虑他们的意见。他甚至说，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存心害他，他不得不加以提防。
尼克松感到心绪欠佳。最后尼克松和多勃雷宁将勃列日涅夫领进他的房间。次日勃列日涅夫问大使：
“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了许多多余的话？”
多勃雷宁大使圆滑地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有全部翻译。
“你做得对，”勃列日涅夫赞同地说，“威士忌让我鬼迷心窍，我对它还不习惯，没有估计好自己的酒量。”
访问的最后一天，勃列日涅夫白天睡了很长时间的觉，待到美国人去休息了，他倒进入了精神饱满状态。晚上10点，基辛格接到机要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立即与尼克松会面。然而总统已经入睡。基辛格让转告苏方，他需要先去见总统，到时候才清楚能否举行计划之外的会晤。
基辛格终归叫醒了尼克松。在微醺状态下就寝的总统立即清醒了过来，心生警觉：
“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基辛格回答说，“不过我担心，我们不去与会恐怕不行。”
尼克松吩咐仆人生起窗户朝向大西洋那个房间里的壁炉。基辛格与葛罗米柯取得联系。后者告知，勃列日涅夫希望讨论中东事务。基辛格冷冰冰地回答说，他待总统准备停当后另行通知。
当晚差一刻11点时他们会了面。
勃列日涅夫建议两国间签订一项关于调解中东冲突的秘密协议。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结论，协议只会对阿拉伯国家有利，便客气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勃列日涅夫也并未见怪。第二天告别之时他对尼克松说，他是怀着良好的感觉离去的。
1974年3月，基辛格再次飞抵莫斯科，他已被任命为国务卿。
会谈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举行。
“勃列日涅夫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基辛格回忆说，“他那里又增添了几件新玩具。”
他面前放着一个穹形的铜质物件。揭开顶盖后，里面露出六个形似子弹的铜质物体。我问，这是不是装有分弹头的苏联弹道导弹模型，我可不可以透露说每一枚这种苏联导弹装有六个弹头。勃列日涅夫被这话逗得极为开心，于是取下一枚子弹的小盖儿，让我看里面的六支香烟……
另外两件玩具是一块内部机件清晰可见的法国钟表和一块船形手表，据勃列日涅夫说，他能让此表敲击出极为精确的时刻。
一次美国人例行来访期间，基辛格的顾问索嫩菲尔德夸耀自己的那块瑞士手表，这很冒失。勃列日涅夫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表，提出与索嫩菲尔德交换。后者犹豫不决，但终于断定：总书记戴的准是非常名贵的手表。结果失算了，勃列日涅夫交给他的是一块苏联制造的普通钢壳手表。
苏联领导人不顾“水门事件”，一直对尼克松支持到底。
1972年夏天，尼克松及其手下的人决定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用以探知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中的对手们的战略。他们很不走运，这次行动的几名直接参与者被捕，侦查逐步涉及白宫。
尼克松被指控企图隐瞒自己的助手们的犯罪行为，滥用总统权力，表现出对议会和法官的不尊重。
葛罗米柯1974年去华盛顿时曾对尼克松说：
“苏联领导人高度赞许的是，尽管您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却依然信守您的外交方针，这我就不必细说了。对于您的为人，我们极表钦佩。”
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美国大使斯特赛尔并表示惊讶，怎么在美国居然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没有交税就对总统提出赔偿请求。勃列日涅夫又补上一句：
“我尊敬你们的总统是因为，他能给对手以回击。”
6月27日，勃列日涅夫亲赴伏努科沃机场迎接尼克松，上次总统来访时可不曾这样对待。
[1]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安东诺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тонов，1922年？月？日——1989年10月？日），194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0年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50—1952年任外交部国家安全部门第一局第一司副司长，1952—1953年任第二局第一司副司长。1953年任内务部第二总局第一司副司长。1959—1960年任克格勃外国情报局副局长，1960—1964年任局长。1964—1967年任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1967—1968年任第一副局长，1968—1974年任局长。1974—1983年任克格勃副主席兼第15总局局长。1983—1987年任机械工程部副部长。1987年退休。
[2] 小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Jr.，1924年12月2日——2010年2月20日），194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6—1967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69—1970年担任基辛格的军事助理。1970—1973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1—5月任陆军副参谋长。1973—1974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74—1979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部队司令、欧洲最高盟军司令，1979年遇刺后离职。1981—1982年任国务卿。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但在初选中即败选。2010年逝世。
[3] 叶利扎·伊里奇·库斯科夫（Елизар Ильич Кусков，1918年6月30日——1980年11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此后曾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执行主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1971年任苏共“二十四大”代表。
[4] 阿达利翁·尼古拉耶维奇·马雷金（Ардали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лыгин，1913年8月1日——1999年10月17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联共（布）图拉中央区区委第二书记，1941—1943年任第一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中央党校党委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第三总人事局副局长。1953—1954年任内务部第三局人事司司长。1954—1958年任克格勃第三总局人事司司长。1958—1960年任克格勃第三总局第七司司长。1960—1961年任克格勃第三局第五司司长。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行政机构部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1967—1979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79—1988年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局局长。
[5] 维亚切斯拉夫·彼得洛维奇·叶柳京（Вячеслав Петрович Елютин，1907年3月11日——1993年2月5日），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5—1937年任全苏工业学院院长，1937—1941年任副院长。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51年任莫斯科钢铁研究所所长。1951—1954年任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9年任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5年任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6] 亨利·马丁·“斯古普”·杰克逊（Henry Martin "Scoop" Jackson，1912年5月31日——1983年9月1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35年起担任律师。1941—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二战中入伍。1945—1947年任众议院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198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77年任内政和岛屿事务委员会主席、1977—1981年任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3年去世。
[7] 查尔斯·阿尔伯特·瓦尼克（Charles Albert Vanik，1913年4月7日——2007年8月30日），1938—1939年任克利夫兰市议会议员。1940—1942年任俄亥俄州参议院议员。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4年任克利夫兰市法官。1955—1981年任众议院议员。1982年作为副州长候选人参加俄亥俄州州长选举，竞选失败后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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