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保〕季·布拉戈耶夫《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1891）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八世纪思想的较为完整的发展。——十九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辩证的思想方法。——科学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仅仅是偶然的、没有原因的。例如，现在在我国手工业正趋于没落，小商业停滞，贫困增长，这就不单是一种偶然现象。我们在周围看到的一切事物，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活中每天都在产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有其原因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它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的人的胡思乱想。在前一章里我们说过，现代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经济制度的发展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整个来说，社会主义同任何现象一样，是有其发展史的。因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它是十八世纪的各种学说、思想的较为完整的发展。
那么，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究竟鼓吹些什么主张呢？——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宣称，人人按其构造说都是一样的，这表明人人都应当是平权的。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宣称，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是一个人的最大的幸福。他们还宣称说，在他们以前存在过的一切都是同人类理智相矛盾的，在十八世纪末之前人们生存于其下的一切制度都是非正义的，都同人类共同生活的目的相抵触，这种共同生活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的社会联合。因此，平等和博爱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旗帜。那么结果如何呢？这些伟大的创举实现了没有呢？大家知道，并没有实现。列都尔诺教授说：“平等、正义、真理迄今还都是以条规、以人的空洞的公式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心灵里都是不存在的。”
十八世纪哲学家所允诺的普遍自由、平权和正义转而为仅仅对富人、对第三等级，或者照现在的说法，对资产阶级适用的平权和正义。这在革命刚一结束以后就暴露出来了。早在宣告革命成功以后的第二个月，即1789年9月，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拟订了自己的宪法，其中宣布要进行建立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选举：谁有钱谁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来也就这样实行了。最大多数人民，即贫民、工人，仍旧毫无权利和受压迫。虽然当时宣布了“劳动自由、贸易自由和迁徙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究竟同十八世纪所允诺的自由是不是一回事呢？大家知道，不是一回事。最主要的关键在于政权已经给富人、资产阶级所攫取。资产阶级颁布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他们的利益是同贫民、工人的利益直接对立的。中世纪的奴隶制仅仅改变了样式和外形：现在出现了处在资本的桎梏之下的雇佣工人的奴隶制。哲学家们所曾经认为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第三等级，只是具有特殊利益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这些利益是同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的。所有这些早在本世纪即将到来之前人们就已经看清楚了。人们很清楚，来到的并不是哲学家们所许诺的“理智和正义的王国”，不是“和平”，而是资本的王国、空前未闻的劫掠的王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能够出售自己的商品的市场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的王国。
在十八世纪作了那么大的许诺之后，在人们的期望受到了这样大的欺骗之后，人们对已经宣告建立的社会制度就必然要成到失望了。不久以后的情况果然如此。难道还能不是这样？法国革命破坏了规定特殊权力、贵族阶级和僧侣阶级特权的旧制度，也取消了国王的无限权力。但是所许诺的“理智的王国”并未来到。人们宣称的“劳动自由”、“贸易自由”和“迁徙自由”结果对穷人来说成了残酷的嘲弄，对穷人和富人来说成了相互敌对的残酷战争。所许诺的“博爱”并未出现，出现的是这一条原则——homo homini lupus est——凡人皆狼。诚然，在当时行会秩序连同一切特权都给摧毁了，财富的生产在此之前发展得像爬行一样缓慢，现在已经有了起色，大踏步地飞速进展了。但是人们宣布的相互敌对的战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此为“自由竞争”）却取代了许诺过的平等和幸福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贫困、痛苦、罪恶、腐化、欺骗和嫉妒心。
在法国产生这种种情况的同时，在英国却开展着一场和平的、然而是深刻的革命。阿克莱特的精纺机和几乎同时发明的瓦特的蒸汽机根本上改造了产品的生产：用手工劳动制造产品的作坊即手工工场变成为大工厂、大工业。社会的一切旧基础全都动摇了：社会开始分化为大工厂主、大地主和大商人；行会师傅和小商人变成为贫穷的雇佣工人，贫困、家庭解体、腐化现象都有所增长。
现在这个十九世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来的。富人当然不仅是心满意足，而且还宣布新制度是万世长存和永久不变的，并开始着手填补自己对财富的欲壑。然而这些情况本身同公众的期望是相抵触的，抵触到它们不能不引起一些善于思索问题的人来进行考虑。在十九世纪初的普遍失望情绪之中，在普遍渴求财富和种种不文明的享受之中，有三个伟人几乎是同时地承继了前一世纪的事业。两个天才的法国人圣西门和傅立叶和一个也是有天才的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本世纪初开始把十八世纪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同上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也认为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东西才有存在的资格。但是由于革命而产生的制度却同理性根本不相符合。这是什么原因？他们回答说，这是因为十八世纪人们还不知道真正理性的制度，因而革命所宣布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理性的制度要求解放全人类，而不只是解放一个阶级，真正理性的制度希望的不是随便哪一个阶级获得解放，而是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怎样才能消灭阶级呢？要做到这点显然必须得有另外一些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从本世纪初起就存在着的那种制度。这些制度究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呢？
这三位大思想家都一致认为：这些制度必然会发现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必然发现最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就能够实现了。人类的理性在探索这些最好的制度的时候，自然会趋向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人类的理性也使人们相信：要实现十八世纪宣布的那些伟大思想，就应当消灭阶级。怎样消灭？正是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使人类的理性得出一个必不可免的结论：只有当人人都工作，当用以制作产品的手段即生产资料（机器、土地、矿床、交通工具）都成为公有财产，而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那些生产产品的人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阶级才能消灭，人类共同生活的伟大原则也才能实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能够用以实现这些制度的手段又在哪里呢？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认为，这也是人类理性的事情：它必然会发现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手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三位各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就这样想用示范行为来表明人类是可能根据正义的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大家知道，他们的实验一无所成：这些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得容易，崩溃得也快。这一些最初的著名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广为传布的，因为它们不能证明自己的科学真理性。它们所依靠的并不是科学的基础，而仅仅是自己的天才的人的理性力量。因为这个缘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说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
无论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显然都是十八世纪哲学思想的比较完整的发展。在因革命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下，“思维着的理性”之趋向社会主义是十分自然的。思想的逻辑发展不能不把人的理性导向社会主义。缺少的只是一件事：使社会主义立足于巩固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使社会主义立足在这样的基础上。然而他们的聪明睿智却播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的种子。卢梭早就发现，“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1]最大的幸福——自由，就在这里断送掉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破天荒第一次表示过那些为四、五十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所完全证实的思想。圣西门首先表述了这样的伟大思想：“人人应当劳动”[2]，“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傅立叶首先指出现代经济制度的各种弊端，指出在这些制度之下“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3]。“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4]他还首先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几个阶段。“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5]他还表述了这样一种伟大的思想：“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6]欧文用自己的职工会和劳动商场作为例子，表明人类没有商人和工厂主也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金钱也能活下去，表明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应当成为公有财产。但是十九世纪初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的这些确实卓越的思想还不能发展起来和得到科学的证明。当时经济条件还不够发达，这阻碍十八世纪的人们看到真正的历史趋势，不能推动人们做到上面这一点。
我们从上一章里已经看到，使用机器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在本世纪初才出现的。那时大机器生产还刚刚开始，它的特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它的发展规律也没有被发现，它的方向（或者照通常的说法，它的趋势）还没有被人们所看到。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初大家还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哪里去。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思想的不确定性，当然是同经济条件的这种不够发达的情形、同新的经济制度的趋势还不明确相适应的。他们提出了个别的天才思想，并且了解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还不能科学地论证这些思想和原则，还不能证明历史发展是趋向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发现能够用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
十九世纪初，无论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还是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无论在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中，都还是旧的思想方法和旧的概念、旧的观念体系占据统治地位。例如，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也认为人类是受理性的制度支配的。他们认为，“理性的王国”、“平等和博爱”之所以没有出现而出现了资产者的王国，原因在于在他们之前的人们还不知道真正的理性的制度。最初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向人们指出真理、向他们指出实现真理的示范行为的时机已经到来。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观察新制度的时候完全不顾同过去已经消失的制度的联系。他们脱离了过去的时期来考察新的历史时期，并且认为过去的时期是完全不合理性的、非正义的。他们相信必须消灭阶级分化现象，劳动工具应当成为公有财产。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在生活条件中实行这种变革的手段，他们不认为这些制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且在其中包藏着向更高级的制度过渡的手段。他们以为这些制度应当是由人的理性设想出来的。这种思想方法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形而上学方法的实质是：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发生的事物、事件或者现象都是彼此孤立地来加以观察，而不顾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只想研究某一个别现象，这种思想方法是不错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中世纪同其他各世纪隔绝开来加以研究。如果我们对中世纪孤立地进行考察，我们就只能知道这样一些情况：它的起迄时间，在这几个世纪当中存在过哪些制度，只能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性，甚至只能研究中世纪中的个别历史现象。显然，对中世纪作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发展的规律。要知道，中世纪的规律同现代的规律一样，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偶然出现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因为这原因，我们如果要想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来研究这些事物，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根本不适用了。按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即彼此隔绝、彼此孤立、不顾相互联系地来进行观察，我们周围被考察的事物、事件或现象就会显得是偶然的、混乱的和不可思议的。就因为这原因，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在把现在的历史时期同过去的时期隔绝开来观察以后，就认为它是偶然的、是人类理性的错误。因此，他们不能在现代制度的否定的（坏的）方面中看到肯定的（好的）方面。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因为在现象和事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在十九世纪初，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制度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形而上学在各方面还都占着统治地位。在本世纪初期牛顿的太阳系不变的学说还占统治地位，这个学说断言，太阳系始终是同一的，同太阳系在一起的是一些沿着同一轨道运行的同样的天体。在有机界方面，林奈和居维叶的关于动植物种不变的学说占统治地位。我们这个行星的运行路线在其他行星的最前面，而人被认为是同其他生物隔绝地被创造出来的生物，人的理性统治世界。
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机器和知识有了极其迅速的改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了极其迅速的发展。海格斯、哈革里夫斯、克兰普顿的精纺机、阿克莱特的机动车床和斯蒂文逊的蒸汽发动机更加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越是发展，它的特性越是表现得明显，它的趋势就越是清楚。大家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全盘消灭小生产、手工业、农业和小商业，把生产资料——机器、土地和其他劳动工具——集中在若干大资本家手中并使之社会化，而人民却变为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大家看得很清楚，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把人民分化为仅仅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他们的斗争创造了现代的历史。1831年里昂（法国）工人起义和1842年英国工人运动揭开了这一阶级斗争的序幕，而在目前，无产阶级正在不断地（经常地）在全世界进行这场斗争。
但是不仅仅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进行着变革，在人的头脑里也进行着变革。技术和生产的大发展使人的智慧和人的思想有了发展的余地。终于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变革。旧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学已经根本不可能解释当前的发展情势。新的生产的特性已经十分明显，以致除了它的否定的（坏的）方面以外，它的肯定的（好的）方面也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十九世纪初人们只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增加贫困和引起破产，它使腐化、掠夺和欺骗行为遍及各地，它破坏一切并导致互相斗争。后来人们就清楚地知道：随着机器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人摆脱了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生产使机器、土地和一切劳动工具社会化，也就是说使之变为公共的；它正在把人民变为无产者并且把他们组织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随着自己所固有的矛盾的发展随后就会自我否定。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要正确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只有当不仅注意它们的否定的方面、而且注意其肯定的方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也就是说，只有当在相互联系中去考察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件或现象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事件或现象当作是偶然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时我们将看到，一切都在变化，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按照准确地确定了的共同规律发展着。
按照这种思想方式或思想方法，人的智慧就能在矛盾的现象中发现共同规律，这种方式或方法人们就称为辩证的方法或方式。这种方法的实质无非是：在相互联系中来考察现象。通过举例最容易看到这一方法的实质。譬如，要了解植物发展的实质，就必须在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长和死亡。我们用这样的办法考察了植物的发展情况之后，就会相信：它同时既在生长又在死亡，它既是这一株植物又不是这一株植物。初听起来这好像是奇谈怪论，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从自然科学中知道，植物的生长就是细胞的经常不断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说植物同时既在生长又在死亡，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们如果同其他各世纪联系起来考察中世纪，在相互联系中考察中世纪的种种现象，我们也会相信，中世纪的制度早在以前的时期里就已开始发展起来，而在各个不同时期这些制度各不相同：与这些制度同时有新的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在它们本身之中具有新的制度的萌芽，从它们本身产生出这些新制度的因素。换句话说，中世纪史看来也是一个生长与死亡同时并进的过程：新的制度逐渐发展而旧的制度逐渐消亡的过程。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这种方法。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开始为人们所理解，它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自觉的应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得那些迄今为止并不由于人的主观努力而产生人类进步的种种矛盾现象发展到最后阶段，同时也使这种方法在目前必然要占统治地位。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这种统治地位就越是来得强固。辩证的思想方法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已确立。起初它出现在科学中。拉普拉斯首先证明了牛顿的太阳系不变说在数学上的错误。他证明，行星的运行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运行轨道始终在变化，太阳和其他天体都是由其周围的星云构成的，星云的存在完全证实了赫歇尔的研究的远见。[7]从拉普拉斯的学说中可以非常明显地得出一条结论：太阳系也有自己的终始，有自己的长达亿万年的历史。关于地球发展情况的科学（即地质学）也证明，地球也有自己的长达亿万年的发展史，它并不永远都是像现在这样的，它不断在变化着，有终有始。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辩证的思想方法从科学转移到哲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首先把辩证方法运用于哲学，并设想一切现象处在同一个普遍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尽管这样，到本世纪上半期末，旧的概念或思想的体系仍然阻碍学者形成关于事物发展所依据的规律的实质的明确概念，而最主要的是它们阻碍对人类历史的正确理解。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学者还都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人脑中现成存在的思想的模糊的反映；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是人的理性和人的意识的结果。例如，学者们认为，火的概念（思想）——它能燃烧和发热——并不是得自经验，而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现成地存在着的。经验只是发现火的思想在人脑中的存在。植物生长的思想，就是说植物的生长在于新陈代谢，也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现成地存在着的，而不是由于研究了植物的生长情况后才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法权等等制度的变化，似乎都取决于人的理性、人的意识。这种概念或思想的体系早就盛行了，而到现在在许多人的思想里还占着统治地位。这就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名的古代体系，即唯心主义体系。
唯心主义完全同人类意识不够发达的情况相适应。它之所以到本世纪上半期末还占统治地位，是丝毫不足为奇的。的确，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仅仅在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才达到现代的高度发展，并且在那时才开始出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特性的科学研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发展，人的思想的范围就越是广泛，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就越是能得到广泛的发展。现在旧的思想方式和思想体系当然是根本不能向我们解释现象了。达尔文关于物种和人的起源的学说现在正在渐渐把形而上学方法根本排除掉。达尔文证明，任何一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其中也包括人），都是千万年来发展的结果。达尔文说：“一个人只要不像野蛮人那样满足于把自然现象当作一些没有任何相互联系的现象来考察，他就不会认为人是某种个别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他必定会承认人的胚胎例如同狗的胚胎十分相似，人的颅骨、各个部分以及整个人体的构造，同其他哺乳动物的同类器官的构造是一模一样的（暂且撇开这些机体部分的用途问题）；在人身上会偶然出现各种不同的机体构造，例如在人身上会出现猿所固有的特殊肌肉，这对人说来是不正常的，——对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别的事实，他必定会承认，这最明显不过地使我们懂得：人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起源于大家共同的始祖。”[8]正是这个学说终于确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给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以致命的打击。
整个自然科学向我们证明，人体仅仅是由物质（实物）组成的，即由骨、肉、血和神经组成的。事情不过就是这样。这些科学证明，人的生命就是组成他的机体的物质的不断变化，就是物质粒子的不断地相互作用。我们的感觉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机体的物质的各种不同变化。例如，当我们感到渴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体中的物质粒子之中发生了非常迅速的粒子的相互作用、分解和化合过程，或者是我们所吸收的液体或其他物体已经耗尽因而出现了对新的物体的需要。现在大家就可知道，对外界事物的思想或者概念并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现成地存在着的，而是这些事物在人脑中的多少正确的反映。要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对某一事物的思想，就必须要有这个事物存在并且使我们产生印象。我们的意识取决于我们所生存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识。例如，要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实现这一意识，就必须发展现代的生产及其生产资料，即机器、各种知识和技术革新。而现代生产越是广泛发展，生产的发展越是接近顶点，这种意识就越是成长得快。简单说来，人的任何精神生活都是在人周围的物质（实物）条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条原理现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真理。从本世纪下半期初开始，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形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各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而在一定时候由哪一阶级掌权都取决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即取决于物质条件或经济制度。因此这种体系称为唯物主义体系。它是现代发展的结果，而且使智慧、科学和思想都日益服从它的影响。
然而，必须把科学唯物主义同“唯物主义”这个词分别清楚，“唯物主义”一词有人是指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粗野的享受和快乐。科学社会主义同粗野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朗格说：“实践唯物主义是指一般地追求利益和物质享受，科学唯物主义和对知识的向往与此完全相反。可以说，就其最朴素的方面来看，古代人民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也比常常会转化为幻觉的空想的唯心主义好许多倍。古人的这些体系能够使思想离开鄙陋的和通常的事物，而使它具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9]实际上，现代唯物主义也是人的全部现代知识的基础。它把这些知识结合为一整体，它从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向我们明白易懂地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现代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体系，没有这种体系就不可能合理解释任何一种现象。现在，谁要不是唯物地进行思想，他就会在黑暗中迷路，他就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会思想的、有教养的人。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仅改变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思想方法本身以及思想的体系。辩证的思想方法促使人类智慧不得不承认现代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终究要消逝并且让位给其他的经济制度，就好像当初旧的制度让位给现代制度一样。它使善于思想的学者不得不确信在现代制度的矛盾中发展着新制度的萌芽。这是普遍的发展规律。科学唯物主义还使人不得不承认：任何历史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物质条件，即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又取决于在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我们在考察现代经济制度的时候，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正在社会化，就是说一切都在转变为公有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在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因此，科学唯物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基础。而我们越是向前进步，科学社会主义就越是迅速地在科学中和在人的头脑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无法做到的事情，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它所创造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及现代唯物主义体系正在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终于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上了。
社会主义成为了科学。
注释：
[1]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见《卢梭全集》中文第4卷，第269页，2012年6月出版。——录入者注
[2]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译文转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3] 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中译文转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9-38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录入者注
[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录入者注
[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录入者注
[7] 德雷贝尔：《欧洲精神发达史。理性世纪》，第二卷，1885年圣彼得堡版。
[8]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二册，俄文版第585页。
[9] 朗格：《唯物主义史》，第一卷，第39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