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保〕季·布拉戈耶夫《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1891）
第二章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各族人民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的起源。——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古代人民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世纪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近代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它吸引各国人民走上这一发展道路。
从上面这一章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看到，现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正在日益社会化，一切东西正在变为公有的，这也就是说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实际上，各国人民的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依赖于生产产品时所依据的方式的，也就是依赖于物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现在所有的产品都用喷火机器大量生产，而这些产品的交换则通过买卖关系进行，在买卖时，产品的价值用货币来决定，因此，现在生产品都要转化为商品，而商品又转化为货币，货币又重新转化为商品。产品的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而只是在以前的一个时期里才形成。例如，从前有一个时候人们就没有任何生产物品的工具，这时的人们当然是极其贫困和软弱无力的。后来，他们发明了弓箭，学会做石锤、铁锹和其他器具，然后又发明了犁，学会种粮谷、熔化金属并加以使用。自从人们发明了第一批工具时起，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生产都还是公共的。当人们有弓箭的时候，他们已经以或大或小的公社、或大或小的氏族的方式生活了，在这些公社和氏族之中，工作由大家来做，而由共同的劳动所得到的产品则在公社全体成员中间进行分配。例如，当人们主要从事狩猎的时候，各个以狩猎为业的公社的情况便是这样的。当各公社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时，土地就属于整个公社，成为公有财产，大家共同耕种，收成由公社的成员共享。例如在各个原始部族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种秩序的遗迹至今仍旧能在某些国家的农村中看到。例如，据斯特拉本的证明，印度的土地就曾经是公有财产，大家出力耕种，收成归公社的成员共享。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这种公社一直保存到上世纪末。在斯拉夫各族人民中（例如在南方斯拉夫人中），在不久以前还有“大家族”（3aдpyra）存在，而在俄罗斯人中至今还存在着农村公社，公社的土地是公有的，只是偶尔在公社成员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在原始公社或者在“大家族”中，根据年龄、性别和一年中时间的不同按照计划进行劳动分工。例如，在印度的农业公社中，劳动分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人必需劳动，生产和公社的管理工作由选出来的公职人员担任，用一部分公地或庄稼给他们做酬劳。[1]在这种公共生产的情况下，决不会有交换的需要。所以这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交换。产品交换是较晚的时候才开始的，那时协作劳动和公有制已经变为私人劳动和私有制了。然而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有它所特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首先，在原始公社里人无分贫富，没有主奴隶属关系，所有的事情都由公社会议解决，公社的管理工作首先是管理生产。
但是随着生产资料的发展，即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生产本身的扩大，协作劳动和公有制消失了，因为生产资料改善了，因而生产也扩大了，在某些公社就出现了有些产品过剩的现象，同时也出现对其他公社生产的别的产品的需要。但是各个公社彼此之间是根本不相来往的，是互相独立的。于是人们就不再把自己的公共劳动联合在一起、用较新式的工具来扩大公共生产和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而是把生产物分掉，开始用这些生产物进行交换。此外也别无他途，因为当时生产和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还是非常低下的，这情况迫使公社经常迁移：农业公社要经常寻找新的耕地，畜牧公社要寻找新的牧场。而由于各个公社是不相来往的，它们的迁徙就会导致敌对的冲突，这时比较强的公社把较弱的公社的财富劫掠一空。这样一来有一些公社才知道别的公社所生产的产品，于是才开始在公社之间出现产品的和平交换。[2]
上面指出的各公社之间的冲突现象，迫使其中某些公社联合在一起共同保卫自己。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冲突也慢慢地在公社中间发展了由一些什么工作也不做的人组成的个别阶级。起初，在战争时期，公社选出一个军事首领，领导大家作战，而在战后就没有权力。但是逐渐这些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批卫队，并且从人民那里夺走了权力。上述卫队当然是什么工作也不做的，而是靠抢掠致富，并且把战败的公社中的成员作为奴隶。因此，战败的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和劳动工具就成为战胜者的私有物。人民被划分为被统治的奴隶和主人。这时，先前的协作劳动和公有制就消失了。
在古代人民——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有历史的时候，生产资料已经无处不是私有财产了，并且这些古代人民已经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奴隶、贫民、富人、自由公民，在这些人周围经常发生斗争。古代人民的产品生产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奴隶生产主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随着手工业和奴隶主的需要的发展，产品的和平交换也渐趋发达。起初这种交换只是物物相易。例如一个人把皮革给另一个人，他得到相对应数量的谷物。刚开始在交换产品时并没有媒介物，后来人们很快就选择了货币作为媒介物。还有一点也是必需指出的，就是当时只有剩余产品才允许交换。
古代人民的其他一切设施也莫不建立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之上。奴隶制对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都打上烙印。例如，一些古代最有学问的人认为，有一部分人是生而自由的，理应享福和统治人，而另一部分人却是奴隶，必须为自由人工作并且居屈从的地位。公民的社会地位决定于他所掌管的奴隶数目的多寡：他有的奴隶越多，就被认为越富，因为他掌握了大量土地和牲畜，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么谁的牲畜和土地最多呢？十分显然，军事首领及其卫队最为富有，这些人构成为贵族阶级：希腊人称之为欧巴特里德（эвпатрид），罗马人称之为帕特里齐亚（пaтриция）。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管理权——政权和社会的权力——当然也就归他们所掌握，并且成为使别人服从自己和致富的手段。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事务都在人民会议（希腊人是长老议事会（бyлe），罗马人是百人队的群众会议（цeнтypиaлыe комиции）上解决，而参加这些会议的只有富有的奴隶主。贫穷的公民、平民，尤其是奴隶，是根本无权的。因此，古代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平民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史，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同归于尽。
在当时古代人民的生活条件的发展状况下，社会阶级的斗争除了带来皇权和征服之外，不会给他们带来别的结果。
由于这些情势的压力，希腊老早就灭亡了。在作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的古代意大利，也出现了皇权和征服行为，罗马靠这些才使当时所有已经知道的世界都归属于自己。这种征服行为无疑地扩大了交换，也就是说扩大了商业，而在城市里则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被征服国家把相当多的粮食作为贡物和通过贸易运往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土地就逐渐转变为牧场，而这些牧场归根到底又集中在皇帝和廷臣手里，成为大地产——latifundia。土地（其中也包括牲畜）像这样的集中于几个大地主手中，自然就使得奴隶的劳动成为根本不必要的了。意大利的奴隶制终于逐渐消失，而随着它的消灭，一切也都起了变化。解放了的奴隶增加了自由的、饥饿的和无家可归的公民的人数。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还是很不发达，以致这些忍饥挨饿和无家可归的公民不可能找到卖力气的地方，也找不到摆脱这种既成局面的出路。他们成为无业游民，没有阶级意识，因而任何一个政治冒险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罗致过来。由于这些原因，到后来，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家庭的和宗教的设施都从根本发生了动摇。谁都拒绝旧的信仰，政治和社会秩序随着罗致这些无业游民的人的不同而变化，家庭生活被破坏了，代之以明目张胆的腐化堕落、卖淫行为和肆无忌惮的道德败坏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部落来到了罗马帝国。他们推翻了罗马帝国，在它的废墟上兴起了一些具有新秩序的新帝国。日耳曼部落把罗马的土地瓜分掉，把居民归自己统属，使之长期居留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生产粮食。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宣称归国王所有，国王则把土地分赠给男爵和伯爵们，条件是在战争时期他们要对他做人力上的支拨。男爵和伯爵们又把土地用自己的名义分给国王卫队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其条件也是当发生战争时这些卫队要帮助他们。这种秩序（即人们常说的封建秩序）在欧洲统治了好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构成一整个历史时期，即人们称之为中世纪的时期。封建秩序的基础是土地之被占有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农民不能够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离开封建主的土地。农民必须耕种封建主的土地，其条件是养活他们所属的封建主及其卫队人员。只有占有土地才能使人独立自主，并且具有各种权利。实际上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是完全独立的，在一切方面（政治、军事、审判和货币流通）都进行单独的管理[3]。反之，农民却得完全受封建主管辖。不经过封建主的允许，农民甚至不能结婚（封建主在这时享有“初夜权”）。封建主同贵族阶级一样，蔑视劳动，而认为抢掠和战争是他们唯一值得去做的事业。他们只做这样一些事情：从设防的城堡中向城市进攻，在通衢大道上抢掠财物，互相厮杀和同国王作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和产品交换（即商业）自然无法发展起来。
为了防御封建主的抢掠，城市渐渐兴起。中世纪的城市的日益扩大，还是靠了农民，因为农民都纷纷离开自己的主人逃到城市里来。在这些城市里手工业日渐发展，并且产生出人们称之为行会制度的秩序。
行会组织是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手工业的师傅是生产资料即劳动工具的完全的所有主。每一个帮工和徒工学习手工业都是为了当师傅和生产工具的主人。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生产者（师傅、帮工和徒工）本人。交换的范围极小。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首先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或者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主人的需要而生产。家庭成员都从事准备手工业所必需的材料和参加制作其他生活必需品，因而只有那些生产者感到多余的产品才拿去进行交换。例如，农民只把剩余产品送到城市的市场中去，而他们交换到的也是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
行会制度就正是这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每个师傅都想保持自己所有主的独立地位。因此，无论是帮工和徒工还是师傅本人，都必须受许多约束的限制。行会制度就是建立在重重约束的基础上的。每一种手工业的所有师傅组成一个行会。做些什么手艺活的分配问题，完全由每一城市的行会来决定。每一个行会有做某一种手艺活的绝对权利，不是行会中的任何不相干的人休想染指，同样，这一个行会也不能干另一个行会的活。师傅没有从这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的权利。帮工要做师傅，难上加难。
封建主义和行会组织把一切都束缚起来——无论是人的思想还是人的精神。因此，在中世纪占优势的是宗教神秘主义、宗教迷信、对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和烦琐哲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是建立在使一些人从属于另一些人、使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基础上的，它把人民分成许许多多彼此完全隔绝的个别单位。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农民完全从属于封建主，而封建主之间又都用各种各样相互依赖的条件联结在一起。在行会制度下，帮工和徒工完全归师傅支配，师傅们又在行会组织中相互联结在一起，而各个行会组织再联合为行会同盟。就好像封建的地产形成为一些完全独立的小国家，城市也形成了一些互不依赖的单个的城市公社、城市中的共同体。每一个城市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单位：它们由自己的议事机构、自己的法律来管理，有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警察。城市的这些权利，是由于同农民或者同国王联合在一起经过斗争才向封建主取得的。中世纪的历史同样是一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史。贯穿整个中世纪史的，是整整一系列农民反对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主的起义、战争以及宗教性的社会运动。塔波尔派和胡斯派的战争、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战争、法国的亚尔毕派战争、法国的以“札克雷”闻名于世的农民起义、英国的农民起义以及德国的农民战争，就都属于这种性质。城市总是也参加农民对封建主的这个斗争。在城市内部，我们也可看到这种斗争，这个斗争的一方是帮工和徒工，另一方是师傅和行会的约束。
从十字军远征开始，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陆上贸易）飞快地发展起来，因此城市日趋高度地昌盛繁荣。十字军远征是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以及中世纪全部生活条件的结果。城市给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国王的权力，而削弱封建主的权力。但是最主要的是，城市帮助了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精神从中世纪的轭中解放出来，而且在西欧唤起了研究和怀疑的精神。
十字军远征到十三世纪停止，从这时候开始，封建秩序逐渐崩溃，而城市阶层就强大起来，后来从城市阶层中产生出第三等级（tiers êtat）——资产阶级。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土地还只是归封建主掌握的。
但是在十三世纪土地慢慢转到城市阶层手里。因为这原因，农民渐渐从自己的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并且不再固定在土地上，而成为独立的庄稼人。封建主义的削弱扩大了集中在城市和城市同盟中的陆上贸易。城市阶层的财富增加了，除了不动产之外，动产、资本的作用也增长了。到中世纪末，海上贸易更加增加了资本的作用，使资本积累加强了。行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要，于是开始解体。手工业开始一天比一天分散化。师傅脱离行会，不同其他师傅在一起，自设作坊，独立地工作。手工业的这种分散现象最后终于破坏了行会组织的方法，出现了企业主，他们大批地买进原料，依靠雇佣工人进行加工，然后把成品在市场上批发出去。
但是，随着美洲和到印度的航道的发现，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被排除掉了。美洲很快就充斥着从欧洲来的移民。美洲、印度和中国扩大了销售市场，并且引起商业、工业和航海业的空前发展。旧的生产方式——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式——已经完全无力满足新的世界市场的需要。于是这种生产方式就趋于衰落、解体。在大城市和港口，都开设着大工厂，其中生产的产品只供交换、出售。这些工厂的商品是用雇佣工人的手工劳动生产的，工人的数目增长得很迅速。雇佣劳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首先，是因为行会组织日趋衰落，手工业的发展停滞，其次，当时农民由于苛捐杂税、债台高筑而卖掉土地变为雇佣工人。大农场、庄园的发展使使用雇佣劳动的机会更加扩大。在此以前，劳动是在各种不同的行会之同进行分工的，现在劳动都集中在大作坊、工厂之中，并且是在雇佣工人之间进行分工。过去由各个单独的生产者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现在也都集合在企业之中，归工厂主、工业资本家所掌握。
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工场手工业的方式。产品的生产成为批发性质的，并且首先已经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是为了市场的需要。这时，人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特性。在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下，小生产和小商业开始趋于衰落。从城市行会阶层之中产生出新起的第三等级——工业阶层或称资产阶级。
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使社会思想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此以前，譬如说，人们对商业和工业劳动都颇为轻视，而现在，连趾高气扬的男爵、伯爵、公爵本人都成了各种贸易公司的股东。追求奢侈生活的风尚普遍发展，而资产阶级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开始起着指导作用。科学和知识扩大了问题的范围，旧信仰和宗教的谬误认识也开始遭到批判和怀疑。最后，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终于做到了与国王和其他阶层共同掌握政权。
然而工场手工业对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破坏毕竟是十分缓慢的，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一个长时期里还同工场手工业同时并存。因此除了第三等级之外，当时还存在着中世纪的各种旧阶层，而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则归一切富有阶层分享。简而言之，从新世纪初直到十八世纪末，中等阶层是全部历史的主角。然而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世界市场扩大起来，对商品的需要也大为增加，以致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要。这时出现了阿克莱特的织布机和瓦特的蒸汽机，在工业和在生产中引起了变革。手工作坊变成用机器生产的大工厂。工场手工业生产改造为大机器生产，并从第三等级中间产生出了现在的财富百万的资本家。目前，现代生产以及商品交换（即商业）都是靠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靠他们之间的竞争——谁能在世界市场上售出自己的商品——来调整的。另一方面，竞争为商业和生产的更大发展造成机会。海运和陆运都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斯蒂文逊发明了蒸汽发动机，这就出现了火车和铁路。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促使生产、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事业更大地发展，直到现在这种样子。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长期发展和整整一系列变革的结果。
现代大生产（它从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卡尔·马克思开始就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就彻底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和其他一切阶层。资本主义生产所借以完成这一变革的手段是什么呢？这种手段就是资本家用以充斥市场的廉价商品。那么什么时候商品才变得廉价的呢？显然是在这些商品用最新式的机器进行大批生产的时候。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那样一些人才能卖出商品并获得利润，这些人的商品在市场上标价比较最低廉，而其他一切人就都只好完蛋、破产。可见，现在的大生产无论过去和目前都在使小生产破产，并且把小生产者变为单纯的雇佣工人。因而凡是大机器生产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现代交换发达的地方，小生产和小商业无不趋于破产。生产资料——机器、土地和劳动工具——聚集在一些人的手里，聚集在大工厂和大地产中，它们变成为公共的，也就是说，正在社会化。在这些工厂和地产中，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其实只有一种形式，即工人所生产的财富都是千千万万工人的劳动果实。这些财富并不是用来满足工人和资本家的需求，而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这就很清楚，劳动和生产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了公共的、社会的性质。那么是谁占有了公共劳动和生产的成果呢？大家知道，这些成果都给资本家占为己有了。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最令人愤怒的矛盾。其次，人民现在已经仅仅分化为两个阶级，并且一天比一天向这两个阶级继续分化。这就是财富百万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工人已经丧失了任何所有物，他们的人数也由于资本家本身人数减少而不断得到增加。机器的改善使人的劳动归于无用，极其多的工人就找不到工作。因此工资下降到最低程度。现代生产创造出大量财富，但是同时也形成着前所未闻的贫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1825年起，市场上一天比一天充斥着各种找不到销路的商品，工商业危机、破产频频袭来，生产和商业停滞，而财富和人民的劳动白白遭到毁灭。在这种危机时期，资本家本身也遭到了毁灭，他们补充着雇佣工人的队伍，或者照时下的说法，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使生产已经没有能力来驾驭正在它内部发展壮大的生产力。现代经济制度就跟中世纪的经济制度一样，已经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制度也同中世纪的制度那样，正在自趋末路，并且正在发展未来的新制度的因素。
实际上，现在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容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狭小范围里的程度，这些生产力怒吼起来了，正在动摇现代生产的根基。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得开始换一个花样：由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变而为合股的生产，这就是说，资本家们为了调整现代的生产力，正在把生产资料联合在一起。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新花样在很多企业里是无济于事的，尽管资本家以为这样做不无意义。正因为这缘故，所以现在国家一天比一天觉得有必要把对一些最大的生产部门的管理权拿过来，就像它已经对邮政、铁路、电讯、采矿和其他企业所做的那样。不管怎么说，国家总是在吞食所有私人的和合股的资本家，而日益变为一个共同的集体资本家。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产阶级显然已经变成一无用处，变成多余的人，变成废物，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件荒唐事。只要看一看现在究竟是谁在管理生产，谁在履行资本家的工作（不管这资本家是股份公司或像国家那样的共同的集体资本家），就会对这说法深信不疑。我们如果在欧洲和美洲走一趟，去访问一下那些工厂和贸易堆栈，就会看到那里尽是些雇佣的工作人员：雇佣的技术员、工程师、技工、化学工人、医生、管理者、监工、出纳，总之都是雇佣的工作人员，而无论在这些工厂、堆栈的哪一个角落也见不到资本家本人。他们根本不劳动，而只是攫取公共生产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他们只是一些靠社会养活的寄生虫，而没有他们生产也照样能够存在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由此可见，虽然私人资本主义生产转变为合股的和国家的生产，现代经济制度的矛盾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大，达到了它的最后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是矛盾发展的顶点，而不是矛盾的消灭。要使现代经济制度中的矛盾消灭，只有到实现向公有生产过渡的时候才有可能，这种生产是按照计划来组织的，其目的在于使生产能够既满足全体人民也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当生产资料成为公有财产、而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变为实际上归社会占有的时候，只有当一部分产品由全社会作为扩大生产的手段而加以占有、另一部分由每个人作为生活资料而加以占有的时候。
现代人类的历史发展正在把我们引向这一变革。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正在造成一些必定会完成这一变革的社会力量。那些正在把居民变为雇佣工人、无产者的人向这些社会力量提供武器，使它们运用这些武器来进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千千万万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为一支受制于各种管理者、各种监工、机器和商品生产本身的产业大军，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像士兵一样具有纪律。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是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它迫使资本家们去同本阶级中与大生产有利害矛盾的那些代表人物不断进行斗争，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不断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求助于无产阶级，吸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运动。这就在政治上教育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因工商业危机而破产的资本家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些人也把自己的政治修养带到无产阶级中间去。最后，现代社会中的矛盾显得极其突出，以致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认识到历史运动的过程而转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就好像过去有一部分贵族分子曾拥护资产阶级一样。所有这些都使无产阶级成为一支几乎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社会力量，这支力量并且还不断地获得各种改造现代经济制度的必要手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从1831年就已开始，如今已变为人民和一小撮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最近以前这个斗争还是分散进行的，在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协商，斗争是地方性的。然而现在迅速而方便的通讯工具已使这种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而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此，现在无产阶级无论在哪里都已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党派而出现，这个政党正在竭尽全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普选权、自由选举和自由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主要的手段。资产阶级既然没有能力管理现代的生产力，同样也就没有能力掌握住政权。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正在使日益巨大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它指出了一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正因为这原因，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切国家里世界性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渐渐掌握国家政权。就好像当年资产阶级、大资本家曾经掌握政权而使一切事物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一样，工人阶级也将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政权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变为公有。在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国家自然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它将像恩格斯说过的那样趋于消亡，因为在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之后，目前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就将消失，阶级本身（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也要消灭。任何别的阶级在掌握了政权之后，都使其余的阶级从属于自己，不管全体人民的死活只求自己发财致富。工人阶级也是人民，没有谁受它统治，它的利益就是全体人民的利益[4]。因此一旦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之划分为阶级、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现象就告消灭。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5]
那么从上述全部言论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当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除了原始社会之外都是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斗争史。例如，古代人民的历史就是奴隶和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史；中世纪史就是农奴反对农奴主、帮工和徒工反对师傅的斗争史；近代史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主和行会组织的斗争史；现代史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斗争史。然而阶级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我们看到，阶级是由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产生的，就是说，是由于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从上面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对人民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和概念都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制度。“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我们从这一章里已经知道，生产方式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产生于旧制度本身之中，在它内部发展起来，而终于把它取而代之。例如，手工工场取代了行会组织，而现代大生产又取代了手工工场。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正在社会化即把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同时也就是在否定着自己。它本身创造出消灭自己的手段。它在自身中间发展着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路易斯·亨·摩尔根说：“我们势必遭到的那种社会的灭亡，将是以财富为其唯一终极目标的这一历史活动场所的结束，因为这样的活动场所包含有招致自身灭亡的因素。行政管理上的民主，社会内部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是现今经验、理性和科学已在不断为之努力的社会未来更高阶段的特征。这个社会将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较高形式上的复活。”[7]人类的历史发展正在把我们带到这个目标上去。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是必不可免的历史规律，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服从这规律。
这是非常容易懂得的，因为现在的生产和交换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的特性而具有全世界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例如，从前任何一个民族的需要是靠自己的、一地的财富来满足的，而现在各民族就不能单靠这些东西来满足需要了，他们已经希望得到许多在极辽远的国家生产的东西。因为这缘故，各族人民就都处在相互依赖之中，而现代交换即现代世界贸易迫使各族人民不能再过闭关自守的民族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非常迅速地发展着生产力，使得各族人民之间的通信往来变得十分迅速便利，同时也把各族人民甚至最落后的人民吸引到自己的道路上来。它依靠自己商品的低廉价格迫使每一民族的人民接受它的产品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要不然他们就会遭到毁灭。一旦有一个民族的人民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这一民族的一切陈旧的制度都会被消灭，它的生活就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影响，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一民族从现代经济制度所沿以进行的道路上拉开。
卡尔·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规律，它在今天统治着全体人民并促使他们顺着自己的脚印前进。但是这种生产本身也正在引起社会化，就是说正在使生产资料从私有变为公有。
不管怎么说，现代人类的自然发展规律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注释：
[1]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8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参见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中译本第7页。——译者注）
[2] 季别尔：《原始经济文化纲要》，1883年彼得堡版。
[3] 参见《拉萨尔文集》，第一卷。
[4] 参见《拉萨尔文集》第一卷，《工人纲领》。
[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9-41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引文的着重点是恩格斯用的。——录入者注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录入者注
[7] 摩尔根：《古代社会》，伦敦1877年版。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录入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