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保〕季·布拉戈耶夫《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189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传布。——工厂生产的发展和旧经济制度（行会制度和手工业）的衰落。——纺织业工厂生产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大商业和商业中心的发展。——机器和对工人的剥削。——社会、政治、家庭、法律、宗教和精神关系上的变革。
现在是回答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经过前几章的解释，对这问题的答复是显而易见的。谁只要细心地、没有成见地读了本书的前几章，他就会同意：社会主义在我国不可能没有基础。
在这几章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或贸易）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就是说正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的，正在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我们还看到，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同任何现代科学一样，都是以辩证的思想方法和科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由于掌握了这一原理，善于思想的人的理性就日益在理论上（科学上）承认人类的自然发展正在导向社会主义。而这些原理越是被领会得深透，就有越多的有学问的人承认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在，美、英、德、俄、法、比等国的最有学问的人士都承认，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是必不可免的。最后，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不是民族的事业，就是说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只有在即使是一、二个欧洲国家里同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成为国际运动，并且正在按照共同的国际纲领努力追求同一的目标——夺取国家政权，借助于国家政权，社会主义运动就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假如在一、二个欧洲国家里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其他国家也就不得不受这些制度的支配，就好像现在所有国家都受现代资产阶级制度所支配一样。
既然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国的发展当然也要受这个规律的支配。既然社会主义运动是一项国际事业，而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国家的成功也会使其他国家受这种制度的支配，我国人民当然也必须受这种制度的支配。既然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而一个人如果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在现在就无法称为完全有学问的人，那么这就是说，对我们保加利亚人说来社会主义也是一门科学，我们要是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就始终在科学方面是盲目无知的。我们显然应当了解、应当研究、应当在我国传布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不然我们便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了解这一发展正在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运动，我国人民也要服从这个运动的胜利，显然它就要求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变革的意义，在人民中间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不然人民便不能有准备地进行最伟大的国际变革。最后，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显然必须也在我国得到发展，必须加以宣传，因为要是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我们便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只能一窍不通，毫无认识。难道在我国没有传布历史知识的基础吗？姑且假定我国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显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不管别人在那里说些什么，传布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我国总是存在的，就好像也存在着传布其他学说的基础一样。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可以传布得快点还是慢点则是另一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传布得快还是慢，这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条件的发展有多快，以及传布社会主义思想的努力如何。既然如此，也就用不着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的问题了。更正确些是问：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有没有基础？这个问题是必须一提的，因为如我们所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机器、土地、劳动工具社会化，就是说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正在发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并正在指出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在我国传布得是快是慢取决于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快慢。因此，假如我们能够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没有发展起来，它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那就最容易达到目的。
究竟在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呢？我们在本文第二章里看到，在现代海陆交通这样迅速方便的情况下，在目前世界贸易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正在把所有人民，甚至是最落后民族的人民，都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使他们摆脱了原始的狭隘的民族生活，使所有民族都互相发生依赖关系。我国人民当然也必然落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所不及的影响之下。我国刚一解放人们就立即开始感觉得到这种影响：旧制度一下子就开始趋于解体。这种解体当然是从旧的生产方式起头的。我国一解放之后，我国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就衰落了，而在外部竞争的影响之下手工业本身也在消亡，小商业也趋于停滞。现在行会组织已经完全消失，而小商业则彻底停顿。不管到哪一个城市里去看一看，就足以相信这一点。到处都看得到这些现象：许多手工业消失了，小商业已经根本没有交易可做，小商人都已歇业。这一点已经是人人承认并为政府的出版物所证实。州管理员每年都在自己向地方自治机关的州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证实这种衰落现象。1891年6月19日这一期的政府报纸《自由报》上在谈到“政府机关管理的无产阶级”即向政府机关乞求救济的穷人时写道：“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是造成灾祸的根源……政府机关管理的无产阶级就是由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的。”[1]而在同年6月20日这一期的一篇题为《怎样才能振兴我国的工业？》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不久以前，在我国还没解放的时候，几乎在我国所有的城市和大村庄中都有规模相当发达的手工工业，这种工业不仅能够满足地方上的需求，并使这些城乡的很大一部分居民得到糊口之资，而且是发达的对外贸易的对象……这种不久前还繁荣兴盛的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广泛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到现在留下一些什么呢？除了一些令人望之心酸的残迹之外，别无所见。而大多数这些繁荣的城市曾几何时便已败落殆尽，城中的能干的、爱好劳动的和殷实的居民，尽管日益稀少，现在还都要花费许多劳动、经受种种辛苦才能勉强苟延残喘。”[2]而在该报第511期上说道：“从各省报纸和各方人士那里，听到的都是一个呼声（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人那里，所闻也莫不如此）：资金缺乏，商业呆滞，手工业凋零。这的确不是假话，而是真理——人人触目即见的痛苦的真理。”[3]本年5月14日的《普罗夫迪夫报》也证实了这一情形。有一系列以《我国手工业》为题的论文，在考察哪一些手工业已经衰落和哪一些还可能有生机这一问题时，讲了这么一段话：“不很久以前，我国手工业和我国的手工业者一度极尽繁荣。它们是国家的主要支柱……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我国大多数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的处境非常不妙。”[4]
现在在我国随处可以见到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及竞争彻底破坏了我国的旧经济制度，迫使我们接受它自己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我们要不致毁灭便只得如此。这一点现在是无人不知的了。《自由报》在谈到怎样恢复我国手工业时写道：“不，在这里是需要私人的积极性的，当然这要在相应的国家机关的促进之下。目前，私人积极性应当表现在旨在帮助和支持保加利亚手工业者的手工业联营上。”[5]《普罗夫迪夫报》在谈到改善整个手工业的状况、尤其是改善裁缝业[6]的状况时写道：“我国的裁缝工人应当深刻地意识到，假如他们要同欧洲的裁缝手工业方面的对手竞争的话，他们就得把自己的微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我们干嘛在普罗夫迪夫开设二、三十家缝制欧洲服装的小铺子呢？我们干嘛要有二、三十个裁剪工而这些人在一星期里只裁得上一、二套衣服呢？假如这些小缝衣铺合并为一家或两家服装社，每家配备两个或者四个最有手艺的裁剪工和二十到三十个缝衣工，岂不是有利得多！”[7]《巴尔干曙光报》在《保加利亚的近代工业》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谈到这一问题：“我国没有一张报纸不为我国手工业的衰落感到惋惜，不在寻找恢复手工业的办法。然而，不管怎样努力，总是没法消弭灾祸，手工业总也没法提高到原有水平上去。手工业的衰落是一种经济进步，全欧洲都已经发生并且还正在发生这种情形。手工业者小规模地生产各种商品，彼此完全隔绝并且各自负担开支。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厂生产要便宜得无比……在我国已经趋于衰落的手工业，在欧洲早已绝迹。梦想把手工业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即使是恢复其中那些可以代替工厂生产的手工业，也是痴心妄想，也是想使不只是我国、而且是外国的工业发展停顿下来。应当尽力使我们也具有完善的工业（它会扼杀我国的手工业），使得国内发生变化而且使我们的财富不致外流，这比上面这办法要聪明得多和优良得多。我们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并且终将有意无意地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8]
所有这些都正在为生活本身所证实。当行会组织在我国趋于没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生产现成商品的单独的手工业作坊，而所有别的师傅、帮工和徒工则作为雇佣工人为这种作坊工作，或者是师傅以及自己的帮工和徒工在自己的作坊里为这种大作坊生产商品。例如，在许多城市里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制鞋作坊，属于一个业主所有，同一行业的其他师傅、帮工和徒工都为它工作，他们都算是雇佣工人，有固定工资或按件计酬，然而都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劳动。这种情形我们在裁缝业、黑白铁业、染坊业、陶器业以及其他手工业中都能看到。在索非亚、萨莫科夫、维亭、鲁谢、特尔诺沃以及其他城市都能看到这种作坊。
但是目前在我国呢绒业和纺织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发达。大家知道，前此不久我国几乎全部居民都是从事呢绒和纺织生产的。但是自从1878年解放以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家庭小生产很快就被消灭了。工厂生产起而代之，工厂的数目与年俱增。现在在斯利温城这种生产最为发达。1890年，该城及其郊区中的工厂达十四家，[9]而在今年工厂就已经达十六家。斯利温以下是加布洛沃、特利亚符纳、卡赞雷克和卡尔洛沃。在加布洛沃有五家生产呢绒和从事纺织的工厂，特利亚符纳有三家，卡尔洛沃和卡赞雷克各一家。这些工厂中的最主要的几家是用喷火机械和机床操作的。我们在本书第二章里已经看到，这些机器可以代替人的劳动，而管理机器既不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又不需要特殊的技能。因此现在哪里（也包括我国）都宁愿雇佣孩子、少女和妇女来管理这些机器。我国的所有工厂里，犬部分工人都是从六-九岁到十四岁的孩子、少女和妇女。男工大多在那些还用老式机器和机床操作的工厂里干活。不管怎么样，现在在这些工厂工作的是工厂所在的城市的全体居民，人们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家里都是作为雇佣工人而工作。
其次，面粉业中的大生产在我国有相当大的发展。例如，在维亭州有两个蒸汽磨，在特尔诺夫州有四个蒸汽磨，而在布尔加斯、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据我们所知各有一个。关于这些蒸汽磨的产量没有什么确切的材料。但是有一些关于特尔诺沃的蒸汽磨的确切材料，其中的两个年产量是190万奥卡[10]面粉。并且其中一部分是运往国外的，另一部分则在国内市场销售。在国内外市场出售的面粉总值达138000列沃[11]。除了上举各厂之外，这一年还新开了一家看来规模颇大的造纸厂。我国的豪门巨富都是股东，投入了资本，而我国政府还对这工厂特意加以保护，责成所有的机关都向这家工厂买纸。
整个来说，我国的工厂生产在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也是有基础的。但是在目前说，呢绒业和纺织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实际上这一生产部门的工厂数也在迅速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具有临时的性质。竞争、利害斗争统治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它们不可能容忍有那么多的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它们会消灭其中许多家而只留下有最多的生产资料即资本社会化的那几家。这一情况就是在现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斯利温城的十六家工厂中，一家政府办的工厂发展得最好，这是显然的，因为它具有大量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以下就是萨雷伊凡诺夫的工厂，这家工厂经营得很出色，并且看来正在吞并其他的工厂。我们在加布洛沃和特利亚符纳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有些工厂无力与这样一些工厂竞争，如加布洛沃的马纳福夫公司的工厂和特利亚符纳的兹拉捷夫公司的工厂。各国的情况莫不如此，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出入只是在于，在我国，竞争的鞭策迫使某些股份公司不得不更快地把资本——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
我国纺织和呢绒的大生产的发展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造成重要的经济变化。无论在别的任何地方还是在我国，这种生产都是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部门。因此在这一部门中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就会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根本的变化。上面说过，呢绒和纱线的加工工作在不久之前还是分散在几乎全体人民之中，而现在却从人民手中取消了这一工作而改变为工厂生产。就像在别的民族的人民中发生过那样，这种由小生产向大生产、由家庭生产向工厂生产的变化，剥夺了农民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使之变为养羊业的大牧场和技术作物的种植场，我们这一工业部门的工厂生产的发展也会在我国提出发展养羊业、设置培植各种技术作物的大种植场这样的要求。这在现在已经可以从人们的情绪上看出来了。例如，国民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在论及养羊业之改善办法时说道：“首先必须改善我国绵羊的饲料，其办法是改善牧场和草地以及实行牧草栽培制度。”[12]委员会发现，在现代小型农业生产的条件下我国的牧场、草地等等正在变为田地，于是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抵制这种做法。这个报告说：“我国的田地面积达公国耕地面积的65.8%，而这个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这是不合乎我们的愿望的，因为田地的面积应当同草地、牧场、森林等等有一定的对比关系——我们只要想到这些，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就更加容易感觉得到了。”[13]在同一份《巴尔干曙光报》上我们读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还没有这样一种大片领地可以促进大量资本集中在某一些人手中，因而意味着促进运用比较现代化的技术，而在还没有到这一地步之前，不仅不能使用复杂的农业机器，而且都无法考虑技术作物的大量生产问题。”[14]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很明显，这是说应当把很大一部分土地变为牧场、草地和技术作物的种植场，也就是说土地应当转到若干个大土地所有主的手中。
然而土地就是这样正在日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日益从小农占有变为大地主占有。我国的事件的进程命定地（盲目地）会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去。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到异乡客地去寻找幸福。实际上现在土地就已经不属于农民了；他们只是形式上占有着土地——土地还登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农民的土地无不为重重债务和徭役所束缚。我国的统计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我国土地的动态的材料，即关于土地易主情况的材料。但是谁都知道，我国农民的土地不是已经典质给银行、给农业信贷所，就是典给了高利贷者。加贝先生在谈到瓦尔纳州的农民的恶劣经济情况时宣称：“只有一点还要补充一下：由于地价的跌落和农民对银行和农业信贷所所负的巨额债务（尤其是对后者），我们看到，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是虚假的，只要银行和信贷所取消借约，它们就是全州的主人。”[15]这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几乎所有各州的土地情况都可以大致作如下的判断。根据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计算可以看出，全公国从事农业的有2,211,547人，共耕地17,918,769决留姆[16]，折合1,791,876.9公顷。根据1890年1月1日的材料，公国的农业信贷所共发放贷款22,423,548列沃24斯托丁卡。把这数目除以农民人数，可知公国的每一农民身上要摊到10列沃15斯托丁卡的债务，他们付给信贷所的利息还没有计算在内。把这数目除以公国中耕地的公顷数，每一公顷土地大约要摊到12列沃50斯托丁卡的债务，利息仍然不计在内。此外，自从发布了允许银行发放以田地、草地和其他土地为抵押的贷款的法令以来，这类贷款数已从2,687,632列沃55斯托丁卡增加到1889年4月的11,832,777列沃77斯托丁卡。假定在这些贷款中只有5,000,000列沃是抵押贷款，那就表示每1公顷土地又得摊上大约3.1列沃的债务，利息不计在内。[17]由此可见，每1公顷土地要摊到大约15-16列沃的债务。我国每1公顷土地的平均价格不超过此数，由此可见，我国农民只是名义上占有着土地，实际上土地并不属于他们。
另一方面，农民所支付的税赋与年俱增。大家知道，公国的预算已从1885年的36,000,000列沃增加到1890年的81,093,175列沃。由此可以看出，五年来预算至少增加了45,000,000列沃。我们如果注意到很大一部分预算是由向农民征收的税赋构成的，就可以知道农民所缴纳的税赋比其他任何纳税人都多。加贝先生列举了关于瓦尔纳州税赋分配情况的有说服力的材料，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全公国的情况。他在列出瓦尔纳州税赋情况表时写道：“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一个农民共须纳税84列沃15斯托丁卡，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缴的税相当于20个官吏、或6个自由职业者、或2.7个商人、或6个工业手工业者、或6.8个手工业者所缴的数目。换言之，农民所担负的货币贡赋比其他的纳税人要多620%。”[18]现在我们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可得出一个令人不大愉快的结论。我们从工业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到，我国有2,211,547人在17,918,769乌拉特[19]或1,791,876.9公顷土地上从事农业，换言之平均每一农民有8.1决留姆土地。1决留姆土地一般能带来14列沃收益，那么8.1决留姆可得113.4列沃收益。假定每一农民付70列沃捐税，12列沃地租，共计82列沃。113.4列沃减去82列沃，这样农民就剩下31.4列沃或155格罗什。一个农民拿那么些钱究竟首先干什么好——付利息好呢还是付伙食费和其他必要开支好？
最后还必须注意到，现在旧习惯在农村生活中正在消失，个人主义正在渗入农村的青年一辈的生活中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力求尽快分居而成为独立的主人。因此，土地日益分散为小块土地，照现在的原始的农业工具和土地耕作方法，这种小块土地是根本不能抵偿农民的劳动的，——农民的收入正在日益减少。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过活，而高利贷者则全无心肝地利用农民的这种恶劣处境。高利贷者借款给我国农民的利息，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年息百分之一百到二百甚至三百！加贝先生说：“总之，高利贷在我国已具有深刻的根源，并且已经变为一种强大的广泛流行的经济现象。”[20]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当然是付不起这种丧尽天良的利息和各种其他债务的。以后怎么样呢？那就是开始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夺取过去而成为高利贷者的财产。现在这种情况应当是我国的通常现象。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统计材料。然而有若干这方面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一个著名的富翁——布尔加斯的一个犹太人——在布尔加斯、亚姆博耳和卡尔诺巴特各县占有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德里亚诺夫的也很著名的富翁，把土地卖给谢符利耶沃县内一个村的居民（这个村距谢符利耶沃城二小时路程）。他用分期付款加利息的办法把土地卖出，然而过了若干时候他又把这些土地夺回来，而农民的私有财产却作为利息为他侵占，农民沦为他的奴隶。这种情况在斯塔尼马克县也有发生。斯塔尼马克的一个著名的哈吉[21]在1890年买下了几个村，在1891年又买下两个村，他把这些村的土地都用分期付款加利息的办法卖给斯塔尼马克县的农民。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他又收回自己的土地，农民的财产则为了偿付利息被他所夺取。我们在土兹卢什县也能见到这种情况。在克尤斯田迪耳县，大家知道，早从土耳其统治的时候起很大一部分土地就在若干契符里克契耶[22]手里，而其余的土地又都是沙石地。但是这个县的居民已经变为半雇佣工人和完全的雇佣工人。
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最后，近来在我国经商的风气大为发展。国内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商业股份公司或用以积累资本的储蓄公司。例如，1890年在瓦尔纳有三家公司：“瓦尔纳保加利亚商船公司”，资本一百万列沃，“勤业公司”和“慈光公司”。后两家公司的经营目的是通过发放有息贷款的办法增加自己的资本。[23]在鲁谢有“基尔达普公司”“保险公司”“鞋业股份公司”。索非亚有“经营公司”，其目的是为自己的股东取得不动产，还有一家“顺利储蓄公司”，在普罗夫迪夫有“保加利亚源茂商行”，在斯利温有“恒业储蓄股份公司”，在加布洛沃有六家储蓄公司和商业公司，在谢符利耶沃有一家商业公司和三家储蓄公司，等等。[24]在物品交换方面同样也有根本的变化。最近以前我国的大宗贸易都是在集市上成交的（如朱马伊、乌宗卓夫等集市），但是现在这些集市的作用是微不足道了。现在贸易日益集中在沿铁路、水道的几个大商业中心，像索非亚、普罗夫迪夫、布尔加斯、瓦尔纳、鲁谢、斯维什托夫等地。比较殷实的商人都不断从内地城市迁移到这些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就一年比一年扩大。因而在我国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大城市也将发展起来。
总之，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道路。从我国解放时起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处在西欧的经济制度的影响之下，而我国人民之间也发生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早就使其他文明的民族服从于它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越往前发展，这种影响和我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关系就越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同其他国家人民的贸易关系自从国家解放以后就越来越扩大了。这可以从关于对外贸易的统计材料中看出来。例如，四年来进出口量从金额（列沃）上看就有如下的变化[25]：
| 年份 | 进口 | 出口 |
| 1886 | 64,285,309列沃 | 50,404,314列沃 |
| 1887 | 64,742,481列沃 | 45,747,247列沃 |
| 1888 | 66,362,431列沃 | 64,198,634列沃 |
| 1889 | 72,869,245列沃 | 80,581,076列沃 |
把这张表中的数字作一番比较，尤其是把上述年代中的出口量同1879年出口量作一番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出显着的变化。1879年1月1日至1880年3月1日即14个月的出口量共7,377,209列沃，一年共6,096,016列沃。[26]这说明，十年以来，公国的贸易关系从金额来看不是增加到十倍，那也至少有五倍：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增长还可以从国际邮电通信量中看出。例如，国际邮电统计向我们表明以下的情况[27]：
| 年代 | 来量 |
去量 |
附注 |
| | 私人电报 | 商品样品 |
私人电报 | 商品样品 |
| 1886 | 53,185 | 12,508 |
35,732 | 27,678 |
本表的材料中
不包括政务电
报和公务电报 |
| 1887 | 56,034 | 5,272 |
40,692 | 32,340 |
| 1888 | 59,629 | 12,950 |
46,384 | 16,368 |
| 1889 | 64,807 | 15,812 |
48,196 | 47,724 |
由于修建了联结沿海的和多瑙河沿岸的商业中心的铁路，这些关系自然还要日益扩大，欧洲各国经济制度的影响也还要日益增加，我国人民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的联系还要密切。保加利亚同欧洲通过海道、多瑙河、铁路和邮电联盟而保持的联系，保加利亚人对钱财的爱好，国内的自然财富——所有这些都把我们的生活推向实际上它已经走上了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道路。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人民预测到自己的自然发展规律，那就决不能再使他们离开这一规律。在这种场合，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减轻我国人民在新的生产方式诞生时所经受的痛苦，以及寻找一种良药来医治新的生产方式带给人民机体的创伤。
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是最新式的，欧美已经存在的就是这种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和拥有构造新颖的机器的集体的（共同的）国家资本家这种形式。在对劳动的剥削方面，我国的资本主义也是最新式的。例如，在我国也同在其他各国一样，工厂总是喜欢使用童工和女工的劳动，因为童工和女工工资比较低廉而且他们又完全管理得了机器。在我国，工人们也是日夜劳动，一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所得只是二十到六十斯托丁卡工资，只有男工一天才总算可以挣到一列沃到一列沃五十斯托丁卡工资。但是事情还不止此——对工人的剥削在我国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通常工厂主总是论月雇佣工人的。这说明，工厂主在一月的时间里不只剥削工人，而且还剥削工人的工资。工厂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还要多些）用工人的工资做流通资金，从中渔利，到月底从所得的利益中来偿付工人的劳动。这样，我国的工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方法现在在欧洲无论哪里都是找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劳动都是按件计酬的，工人至少在周末要得到工资。要是那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工人的剥削就算很强烈了的话，那么在我国的这种剥削方式真可谓残酷达于极点了。既然我国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也正在使过去的独立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使他们为饥饿所迫而不得不彼此争相出卖自己的劳力，那么，国家的责任就是要限制工厂主对工人进行的这种残酷剥削。
但是，不管怎么样，资本主义在我国不仅是有基础的，而且是以它的最新的发展形式出现的。既然资本主义有基础，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在我国也有基础。这是清楚不过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就越是广泛。外国的竞争的确妨碍我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和人数与年俱增。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巴尔干曙光报》说得很干脆：“工厂造成无产阶级，但是在我国要是没有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数还要来得多。”[28]
在头几章里我们看到，经济制度是基础，在它上面形成其他一切设施，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设施等等。假如社会的经济制度改变了，所有其他的制度也就会起变化。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即经济制度的时候，自然也在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精神关系）上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改造。大家知道，在我国从土耳其的轭下解放出来之前，我国社会中的这些关系是何等单纯。但是自从解放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彻底改变了我国的一切。而这种生产越是发展，这些变化就越是广泛，它们也就将越是深入和容易理解。实际上，过去我国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同的：既无大富，亦无大贫，财富的分配多少是均等的。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财富日益集中（集积）在少数人手中。既有大富也有大贫——贫民的数目与日俱增。这是可悲的、然而是不可抗拒的真理。政府报纸《自由报》在1891年4月12日的一号里写道：“过去实际上并不感觉到贫困，因为生活是简单而出奇地乏味的，而现在我们已经在解放以后进入了比较复杂的生活，各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资本集中在某些人手里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发展（虽然在我国发生的这一些情形，同其他欧洲国家过去已经发生和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属于小型的）。那就不能再说我们这里没有贫困了。”[29]1891年6月26日在同一份报纸上《我们献身于工业》一文中说：“然而当情况比塞尔维亚更可怕的时候——贫困使我们一无所有，同时通过饥饿使我们的智力和体力衰竭，我们漠然地不发一言，只是有时嘟哝几句，说是政府本身应当加以考虑。但是这是不对的。每一个爱国者在这一人民的事业中都担当一份责任。沦于赤贫、忍饥挨饿的祖国比沦陷的祖国更不好。”[30]
在同年6月19日的《巴尔干曙光报》上我们读到：“据说，特洛扬县克涅日村的一个农民把自己的妻子用一百奥卡面粉和五列沃的代价卖给了别人。他由于贫困，无法养活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实际上在特洛扬县贫困现象是相当广泛的，因为那里的一大部分土地寸草不生，并且有很多村庄简直在挨饿。”[31]1891年6月23日该报在答复《自由报》时写道：“《自由报》的编者还知不知道，在克尤斯田迪耳县有一些石沙地，那里的农民三天才吃上一次面包，通常只用撒上一点儿面粉的熬蔬菜（很像靠当东西过日子的农民喝的波伦泰[32]）充饥。他们知不知道，在符拉昌县和普列温县有这样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住的小屋子不是造在地上，而是在地里挖出来的，他们全家都住在这种窑洞里，洞里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窟窿，既是门又是窗又是烟筒。”[33]今年7月31日该报在答复克尤斯田迪耳州管理员的反驳时写道：“第三，我们不妨告诉您（尽管这同您的州和您的管理工作无关），在索非亚州有一个叫做伊斯克烈察的县，在这个县里有一个叫做斯沃吉亚的村。去年有人在这个村里发现，妇女把剥掉了玉米粒的玉米心子弄碎，做成粉来喂孩子。”[34]瓦尔纳州管理员德拉索夫先生在考察州内的农业问题时对农民生活问题这样说道：“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衣着和住房都很恶劣。他们的主要食物是烤得很坏的黑面包、胡椒、葱，偶尔有些牛奶和干酪。肉是他们的奢侈品，只有斋戒前的最后一个荤食日、开斋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不多几个节日里才出现。衣服的腻垢重重，也不加洗涤。他们的很大一部分住房你可以把它们随便叫做什么，可就是不能叫做房子。住人的地方也放牲口，因而疾病丛生。”[35]
关于在我国贫困正在增长的情况，还可以通过许多别的例子看出来。例如，从贫民所编制的关于他们救济的贫民情况统计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这些统计表是隐瞒起来秘而不宣的，好像这样就可以修改真相了。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两个贫民所的统计表来判断我国贫困迅速增长的情况。例如，卡赞雷克贫民所对贫民免费施药次数如下：1888年300次，1889年800次，1890年1100次。可以看出，在两年时间里，卡赞雷克贫民所加以救济的贫民数目增加了两倍。鲁谢的城市贫民救济所在1888年发放贷款2035列沃，1889年为3500列沃[36]。从1883年到1889年，就是说在六年之中，没有偿还能力的、死于穷困的和迁居而未留下一点财产的负有国家债务的人，据称达77人，这些人并且都已定罪（最少是因负债1列沃77.5斯托丁卡，最多是3000列沃）。根据1890年1月的材料，公国的农业信贷所一共发放了184,827列沃74斯托丁卡来赈济贫穷的移民。此外，我国贫穷的增长还可以从共他统计材料中看出来。现在大家都知道，随着贫困现象的日益扩大，犯罪、自杀以及罪犯的数目都有所增加，而且增加得特别快。例如，从1887年11月到1888年7月，共发生了492起蓄意谋杀和致伤案件，117起自杀案件，639起盗窃案件。[37]而从1889年2月到1890年8月共发生了814起蓄意谋杀和致伤案件，206起自杀案件和1263起盗窃案件。[38]公国的监狱中囚禁的农民人数在1888年1月有1496人，此后每月不断增加，到同年10月达1563人，1890年10月达1775人，而在1890年8月达1984人。囚禁的手工业者的人数在1888年1月有355人，此后与月俱增，到同年10月达407人，到1890年10月有414人，而在同年9月达到454人。[39]从这些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我国最大多数的囚犯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次是仆役，而他们也是贫民。大多数囚犯都因犯偷盗罪而被判刑，其次则是因为犯杀人罪。例如，1890年1月有1070个犯偷盗罪的囚徒，这数目与月俱增，到同年10月达1275人。杀人犯在1890年1月达646人，除了四月份人数减少到402人以外，此外都月月增加，到同年10月达753人。[40]如果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很好，难道会去偷盗、杀人吗？最后，无力付税的纳税人数目与年俱增，这也说明了贫困的增长。这可以从大量的欠税和收税时的那种严厉态度中看出。例如，瓦尔纳州在1890年欠税额达2,344,112列沃，斯利温州达2,026,040列沃65斯托丁卡，特尔诺夫州达1,637,573列沃，等等。[41]关于贫困的程度还可以根据酒馆数和一般酗酒现象的增长来判断，据一些州管理员的《报告》指出，酗酒现象近来增长得特别厉害。与贫困增长的同时，疾病自然也就更加曼延，从公国的病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点。卖淫现象——私娼和公娼——也普遍起来，与此同时梅毒也就曼延开来，这有使全保加利亚都传染上的危险。
总之，贫困在增长，而我国人民日益分化为两个社会阶级：手中集中了财富的资本家和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贫民，即无产者，后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彼此间的竞争正在加剧，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根据我们从斯利温、加布洛沃、卡赞雷克和特利亚符纳的工人那里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的待业大军是够庞大的。哪个地方的工人都对我们说：“只要有一个工人走了，就有十个人等候在工厂门口。”但是在这些城市里工厂数的迅速增加充分证实我国无产阶级在增加这一看法。
我国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几年以前，我们的国家还是保护小生产和旧生产关系的；它不是某一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它代表全民利益。现在情况根本改观。目前国家越来越开始支持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工厂工业，并公然庇护资本家阶级。例如，去年国家以补助形式拨出十五万列沃给加布洛沃的一家股份公司，供修建被焚毁的厂房之用。今年它给予马纳福夫公司的造纸厂以特殊权利。8月15日的《巴尔干曙光报》写道：“1889年3月10日发给军队的第九号通令规定，各部队和军事机关以后购置的一切家具都必须是地方生产的。1889年4月18日发给军部的第二百号命令规定士兵须穿着‘呢制服’……同年3月发给军队的第八十三号通令指示，金银边饰、线绳都应当用地方生产的，而不用舶来品。”[42]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国民会议中的人民代表已经都是工厂主和资本家。最后，国家政权一天比一天集中，而地方自治机构则趋于衰落。近来甚嚣尘上的“选举资格”问题，即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侵犯根本法——宪法的。通过无论什么选举资格来限制选举权，结果总是使政权和社会的权力仅仅集中在有产阶级、资本家和工厂主手中[43]。
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发生的重要变化也反映在诉讼法上，新的遗产法就是根据诉讼法施行的。新遗产法[44]法国遗产法的一字不易的译本，因而自然就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取消了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问的一切旧有的日常关系。最近以前我国还是遵行土耳其遗产法的，这个遗产法中一大部分是关于家庭和公社习俗的，它完全符合人与人之间简单的旧经济关系。但是随着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人的关系开始大大复杂起来，已经不能够再用旧法律来调整了。新法律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支持者立即应运而生。可以预期，将来我国的整个立法都会按照新的经济制度而起变化。
现在最显着的变化是家庭关系和宗教关系上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国风尚之淳朴是人所共知的。那时把夫妇之间的不忠实行为看作是罪大恶极的事情，而解除婚约则是十分少见的现象。在缔结婚姻的时候，要求女方的无非是她应当成为一个优秀的和勤俭的主妇。现在的情况适得其反。夫妇间的不忠实行为和离婚现象比比皆是，人们都已习以为常。现在人们把婚姻看作是致富和生产财富继承人的手段。男子要找富有的妻子，女人要找富有的丈夫，以便丈夫可以保证她过游手好闲的生活和供她奢侈挥霍。现在的婚姻的主要基础就是财富、资本，而先前婚姻的一切基础都已消失。不幸福的婚姻自然比比皆是，多妻现象也一天比一天普及。结了婚的男人，尽管有着贤惠而健壮的妻子，仍然到妓院里同别人的妻子勾搭：这种现象现在在我国绝非少见。我们在《活动家报》上读到：“现在的婚姻造成夫妇之间的不忠实，这种不忠实导致最大的不幸，甚至导致像毒害和谋杀这种犯罪行为。”[45]在《巴尔干曙光报》上也对这问题作了阐明：“但是，与我国获得解放的同时，奢侈浪费、风俗败坏和道德沦丧行为都开始在我们的简朴的家庭中猖獗起来。”[46]《活动家报》在谈到这种状况的原因时写道：“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几乎难以一一列举，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这些：根据利益上的考虑、而不是根据诚挚和朴实的爱情结成的婚姻，年龄上不相称的婚姻。”[47]
总之，婚姻完全失去了过去有过的浪漫的宗教的意义，而变为致富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去和现在都在破坏我国的旧婚姻形式，就像在其他国家已经作过的那样。
宗教关系方面也发生着这种破坏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推翻了我国的宗教信仰。我国人民在过去虽然并不特别信教，但终究还有一些宗教条规和宗教的恐惧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在生活中的准则。现在这些都消失了。目前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人利益、对财富和享受的渴望为准则。现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人与人之同进行着畜牲般的斗争。自己的利益、金钱、财富——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宗教，同整个欧洲的情况一样。因此，道德败坏、弄虚作假和欺骗讹诈现象在我国有着深刻根源。1890年1月之中，犯伪造、欺诈罪的囚犯达52人，5月达60人，6月——64人，7月——167人，等等。强奸案件在1890年1月达113起，此后逐月上升，到同年10月达150起。[48]这是我国的惊人现象。要是我国的官方统计能够再精确一点，情形就还要惊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影响下，无论哪里的保加利亚人同所有的文明的基督徒一样，都仅仅是口头上的基督徒，而在实际上则在自己的生活中奉行着相反的规则。而所有这些变革之所以发生，并没有任何人作过任何促进推动，而纯粹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自然结果。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保加利亚正走上了这条历史发展的道路。
最后，我们都是我国思想生活方面巨大变革的见证者。五、六年以前，在我们国家里，人们绝不注意经济问题。保加利亚人的思想只在旧概念的狭隘范围里活动，这些旧概念又都拘守在一般的陈腐而嗳昧不清的观念之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简单纯朴、经济上的静止状态束缚了精神，限制了思想。随着旧经济制度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简单纯朴和静止状态日益消失，而代之以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急剧的经济变动。与此同时，思想和观念也就越出了狭小的范围，渐渐扩大，并且已经不能满足于旧概念。近来，人人都忽然谈论起工业、商业、农业和机器来；人人都在研究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迫切问题”。我国经济条件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学说的发展。《自由报》和《巴尔干曙光报》发展了关于保护关税政策（保护我国的商品免受外国的竞争）的学说，《工业》杂志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陈腐的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旧原理，即国家决不能干预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原理。[49]
除了这些学说之外，还有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诚然，我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还是很不发达的：到现在为止只有不久之前才翻译过来三四种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我国的经济条件越发展，就越是会感到有发展新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生活中的经济趋向越是明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者说来就会越是容易理解。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那么，从以上的全部论述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十分明显，我们的生活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并且正在具有资本主义的形象和与资本主义社会近似之处。我们的生活完全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而这一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正在十分自然地导向社会主义。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的生活的自然发展正在把我国人民导向社会主义。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我国是有基础的。
注释：
[1] 参见《自由报》第553期。
[2] 《自由报》第553期第3版。
[3] 《自由报》第511期第2版第3栏。
[4] 《普罗夫迪夫报》1891年第51期第1版。
[5] 《自由报》1891年第511期第3版。
[6] 指欧洲式服装的生产。——俄文版编者注
[7] 《普罗夫迪夫报》1891年第54期第1版。
[8] 《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199期第2版。
[9] 1890年斯利温城州管理员的报告。
[10] 奥卡是一种重量单位，等于1点282公斤。——俄文版编者注
[11] 参见1890年特尔诺夫州管理员的报告。
[12] 参见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第41页。
[13] 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第9页。
[14]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387期第二版。
[15] 加贝：《农业问题》，1890年鲁谢版，第12页。
[16] 一决留姆＝十分之一公顷。——俄文版编者注
[17] 参见1890年的《国家公报》。关于1889-1890年度公国农业信贷所的情况和银行的收支情况的报道。
[18] 加贝：《农业问题》，1890年鲁谢版，第17页。
[19] 一乌拉特约等于十分之一公顷（919平方米）。——俄文版编者注
[20] 加贝：《农业问题》，1890年鲁谢版，第11页。
[21] 哈吉，去麦加朝过圣的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者注
[22] 契符里克契耶即农场、小地产的占有者。——俄文版编者注
[23] 1890年瓦尔纳州管理员的报告。
[24] 参见1889、1890年《国家公报》。
[25] 《1889年保加利亚公国同外国的贸易统计》，1890年索非亚版。
[26] 1879年《国家公报》。
[27] 参见1888，1889，1890年《国家公报》。
[28] 《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399期第3版。
[29] 参见《自由报》1891年第504期第3版。
[30] 参见《自由报》1891年第559期第3版。
[31]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373期第2版。
[32] 波伦泰（Пoлeнтa）——用玉米粉或栗子粉熬的粥。
[33]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377期第3版。
[34]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407期第3版。
[35] 1890年瓦尔纳州管理员的报告。引自加贝著《农业问题》一书第10页。
[36] 参见1890年《国家公报》。
[37] 参见1888年《国家公报》。
[38] 参见1890年《国家公报》。
[39] 参见1890年《国家公报》。
[40] 同上。
[41] 参见1890年瓦尔纳、特尔诺夫、斯利温等州管理员的报告。
[42]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418期第3版第2栏。
[43] 1891年在斯坦姆波洛夫的拥护者的报纸上出现了好些讨论实行选举资格的必要性的文章。但是关于限制选举权的法令未被人民会议所通过。——编者
[44] 遗产法是1891年通过的，到了1948年仍然有效。——编者注
[45] 参见《活动家报》1891年第1期第13-14页。
[46]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430期第2版。
[47] 参见《活动家报》1891年第1期第13-14页。
[48] 参见《国家公报》，关于1890年里公国各监狱内囚犯情况公告。
[49] 参见《自由报》1891年第554期《怎样才能振兴我国的工业？》一文，《巴尔干曙光报》1891年第399期《近代保加利亚的工业》一文和1890年的《工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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