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10章 从政治经济学到阶级斗争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
——卡尔·马克思 |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剥削的结果，这一结论准确地揭露了资本的本质特征。其原因在于资本的秘密植根于劳动力的买卖之中。如果不对资本进行解密，就不可能超越资本。只要对工人来说，资本是必需品，那么危机、停滞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实际上包括所有的纯经济运动）就都会依赖于资本，不能脱离资本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被动性及其产物——资本主义的持续性，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事件。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自身生产出了将资本主义的要求看作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的工人。与其将这一现象当作是反常的，还不如说这些正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因此，《资本论》是马克思“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是他“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义”并[3]唤醒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争取解放的尝试。然而，正如马克思所知，“批判的武器”本身并不充分。理论只有“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但是，什么时候理论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然而，对抽象的雇佣劳动者理论上的需要如何才能成为工人的“直接的现实的需要”呢？而且，这些工人又是很清楚他们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一致的。总之，怎样才能使《资本论》对于那些处于资本的掌控之下的，被迷惑的和异化的工人来说是〔178〕有用的呢？
10．1 作为生产过程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到底生产出了什么。资本生产出的不仅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还有“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6]而且，正如我们所见，雇佣工人在社会地位上是依赖于资本的。只要资本不停地为不同的产品生产出新的需要，不停地为工人的需要重新排序，它就会生产出需要占有物质和需要金钱的工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7]从这一角度来说，资本也生产出它所需要的工人，可工人本身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
因为工人被悲惨化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工人总是试图去满足他们更多的社会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在生产过程中反抗作为媒介的资本的斗争，以及所有那些反抗在社会中存在的资本媒介的政治斗争，都是内生于雇佣工人本身所处的地位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平等的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人一方产生了阶级斗争。
这些斗争自身来说并没有超越资本／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参与其中的权利有助于强调奴隶和自由工人之间的区别。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中日常的斗争与持续的资本霸权是完全相容的。然而，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数量上的发展。（内生于工人的被生产这一概念之中的）
让我们考查一下异化的工人，假设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个人的生产是不同的（并且与资本的生产相分离）；在工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把他们看成是分别的个体的物质基础，这一物质基础就是他们作为雇佣工人而彼此竞争。他们并非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一个整体。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不是意味着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人并且像一个人一样行动。（这也不意味着某个人会假设他们会那么做）
然而，反对资本的斗争过程正是一个消除个体孤立的过程；〔179〕这一过程将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整体。尽管他们是独立的、不同的、异化的个人，工人为了实现他们的需要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因此也意识到他们必须相互依赖，这成了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观察到，“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8]这些独立的、不同的工人在集体反对资本的斗争中成为了一个整体。
“其实无产者只是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达到这个统一的状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自己权利的这种呼吁只是使他们成为‘他们’，即成为革命的联合的群众的一种手段。”
[9]
实际上，只存在着一条法则，所有其他的都是对其的注释。正如工人采取每一行动都会把他变成所参与的行动的主体一样，工人为自身斗争的过程也成为了一个生产过程，成了一个有目的的行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以另一种改变了的方式生产着他们自身。在斗争中，他们产生了新的需要，一种不同等级上的需要。即使他们试图去满足的需要在自身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但斗争的这一过程却是一个生产新人类的过程，是赋予工人阶级自身全新的概念的过程——工人阶级成为了可以改变他们世界的主体。
在马克思所有的概念中，没有什么比环境改变和自身改变的一致性更为核心了。（也就是“革命实践”这一概念！）由于不能理解这一概念，致使一些理论家们不能解释一些疑惑：工人作为旧的主体，即资本的产品如何能超越资本呢？如果他们是为了物质需要而斗争（没有其他的目标），他们离开了资本这一媒介物，[i]又怎么理性选择不确定的未来社会呢？马克思知道，尽管人们并非是静态的，但为物质需要而进行的斗争生产出了具有新的“强烈的”需要的新的人群。[ii]
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通过斗争而获得〔180〕自我发展的线索。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着清楚的表述，在这里，马克思引入了革命实践这一概念；并且，继巴黎公社之后，当他观察到工人知道“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11]时，他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中一直都倡导革命实践。
马克思意识到人类通过其行为发展的核心思想是黑格尔思想／精神自我发展概念中的理性内核，这一内核通过对其所有既存形式的创造性破坏而获得发展并逐步实现其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写道，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是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把人理解为是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尽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2]从黑格尔前后不一致的唯心主义中，马克思揭示了旧的唯物主义并没有理解人在发展中的活动和实践的核心所在。（Marx，1845：p．3）[iii]
马克思一直强调实践的必要性，这种实践是在认识论上获得突破的某些变化的结果，这种突破标志着技术生态人类学家与严肃派科学家在年代上的分离。尽管工人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工人是其自身劳动的产物这一思想却融进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讨论。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工人“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3]类似的，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联合产品的概念（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改变）也在生产的过程中清楚地体现出来。其中“生产者电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始终保留着一个清晰的增长和自我发展的概念；在对生产的合作过程进行描述时，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5]
〔181〕然而，自我发展的内容始终都大于物质生产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它尤其意味着社会主义下人类通过集体斗争获得的自我发展。马克思坚持认为阶级斗争的过程生产出了已获得改造人类，他们是新事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16]才能产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雇佣工人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7]几年之后，也就是1850年，马克思在对工人讲话的时候，如是表达他的立场，“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我们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18]
同年，恩格斯勾画了斗争改变工人的方式。尽管（同时）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失败了，恩格斯仍然认为工人已经获得他们想要的斗争结果：
“这些多年以来为宣传十小时工作制法案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有白费。参与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合；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body），这个整体已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占第一把交椅。”
[19]
与此相对照，再看一下马克思对那些不积极参加斗争，不〔182〕参加对资本的行动的工人的评价。“我确信”，他在1853年指出，“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20]的确，没有罢工和持续不断的斗争，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21] “在1865年，在对韦斯顿（Citien Weston）反对工资斗争的效果的言论作出回应的时候，马克思仍然持同样的立场。
那么，工人是不是应该放弃与资本的斗争并停止反抗工资水平降低的趋势呢？“如果工人这样做”，马克思指出，“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救药的可怜虫”。如果工人在日常冲突中退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22]
显然，这样的工人是资本的产物；同样，他们也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条件：“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23]
如果不能领会“环境的改变”和自身的改变是统一的——这一点是“革命实践”的思想内核，就不能理解在对资本的超越中不可或缺的动态元素！“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永远不可能超越资本，并“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而且他们也不会对理论有任何实践的需要，即使这一理论能够揭示为剥夺资本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工人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尽管马克思写了《资本论》来向工人解释他们正在与什么进行斗争，但“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4]
显然，马克思知道阶级斗争是重要的生产过程，对于那些想“冲淡”[25]阶级斗争，想阻止工人运动并结束“无产阶级的锐气”的人，马克思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1879年，马克思在反对“苏黎世三人团”时，宣称：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26]
关键的问题是（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工人是否经历了“作为决定的客体或是主体”的危机。“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和它对资本规律的附属性代表了资本隐藏起的特殊属性：
“正如经济‘规律’能导致危机一样，它也能摆脱危机。这引起了错觉，从而在现实中所发生的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退让——资产阶级打破了枷锁使机器运转起来。”（1ukǎcs，1972：p．224）
所以，正如葛兰西看到的，由于革命过程的“演出者有着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情况就不是有利于、而是会产生矛盾的结果”。与生产力首要性这一理论相反，在对资本的超越中包含了比与经济结构相连的社会力量更多的内容，这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意愿，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在某些时候，是“政治力量”——包含了“社会阶级的等级，自我意识程度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现实的“政治一军事”力量。（Gramsci，1971：pp．180～185）如果了解了这些重要的因素，就会远离如下的假设，“由于并且只要它是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最优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持续下去”。[v]
10．2 阶级斗争的范围
正如我们所见的，资本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它分化和分裂工人的能力——这一能力令工人彼此竞争，意见不一。由此，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努力去联合以减少分裂。正如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有关这点的一个努力就是成立工会，它们是重要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27]
〔184〕工厂并非是组织工人的唯一场所。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地方支部也可以作为工人的联合地点。他们指出，工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28]在革命出现的时候，他们建议工人要“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29]这一针对于工人支部和自治机关的呼声在马克思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中又一次被提及。
然而，工人联合的过程不可能局限于工人社区和直接的工厂中，在1868年，针对纽约工人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指出：
“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
[30]
然而，工人的阶级斗争有着更广泛的范围，因此就没有必〔185〕要用任何理论来将发生在资本循环（M一Lp，P）过程中头两个阶段的行为定义为阶级斗争。但是，从第5章中可以看出，资本真实的力量存在于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中——存在于它将工人自身的产品和能力转化为对抗自身的能力中。作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可以决定满足哪种社会需要。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媒介，生产者所有未被满足的需要都是由资本决定的——至于哪些需要不予满足，这一点不是技术的原因，而是由资本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尽管这种说法有点绝对，但这么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神秘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官僚主义成了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媒介，无疑，我们会斥责官僚主义，认为它没有满足人们的需要——但这一点却是它的内在属性。
因此，工人为了满足他们多方面需要而进行斗争——例如，为了发展“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而斗争。[32]它们是否是阶级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些行为是那些被迫出售劳动力以满足需要的人们的斗争；并且，它们是反对资本对劳动产品所有权的斗争。（这一所有权来自于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种斗争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资本的，它们是针对整体资本权力的反抗，反抗价值增殖（M—C—M′）的统治规则。
让我们把目光从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存在的政治斗争上移开。来看看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其他方面。如果我们从工人和工人的需要这一保守的概念开始考察，即是一个重要的跳跃。工人和新的社会活动者之间“联盟”战略的理论，其出发点是把工人简化成资本的单一产出。然而，正如在第8章中所强调的，现实中工人的存在有许多决定因素，并且这些决定因素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在“新社会运动”和工人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中并不存在内在的对立，前者可以看作是为了表达工人其他的需要，是工人阶级新的组织中心的发展形式，其作用在于“广泛意义上的完全的解放。”Ⅵ而且，由于这些斗争是直接反对资本对社会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的，因此这样的斗争对于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潜在的联合（而不是保持分裂）。
〔186〕实际上，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可以彼此强化，从而加强反抗资本的斗争。例如，马克思在1869年在英格兰写道，在爱尔兰土地贵族制度的废除“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在爱尔兰，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Marx and Engels，n. d.：p.328）在第二年，他再一次发表评论，认为在爱尔兰的斗争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迄今为止，土地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它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这一问题是与民族问题不可分割的”（Marx and Engels，n.d.：p.333）。总之，社会问题不仅仅以一种形式存在，它是与民族问题相联系的（在爱尔兰的例子中，是与反帝国主义问题相连的），这种斗争是“容易得多”。
当然，很难把这些其他的斗争形式理解为是阶级行为。并不是所有的新社会运动都表现为对资本地位的攻击。尤其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反抗父系制的斗争是一种反对特殊阶级剥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男性（而不是资本）是剥削者。那么，这样的斗争（以及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斗争）是不是偏离了反对资本的“真正”的斗争（甚至成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障碍）呢？
从表面上看，任何直接扩大了工人之间分化的行动（并由此弱化了他们反对资本的团结力量）都会阻碍反对资本的斗争（而这种行动既要求分化也强化了工人之间的分化）。然而，这样的一种观点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人是主体的观点。那些把直接反对资本的斗争之外的斗争行为作为“第二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或者他们从来不曾知道）马克思从没忘记一变革的主体是谁。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那就是人是“实践”的人，由此他们也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正如盖奇·皮特罗维耶克Gajo Petrovic（1967：p.112）所解释的：
“超越政治经济学意味着要充分理解‘人’这一词汇的含义，人并不是一种经济动物，而是一种实践的，从而是一种自由的、普遍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社会动物。把人和其他的生物区别开来的，并使之称之为人的特点就是——实践。”
〔187〕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记住人是实践的主体呢？这需要回到环境和人自身同时发生的改变上。正如恩格斯所理解的，参与这种运动的人不再和他们以前“是一样的了”，在斗争中，他们培养了新的能力，这一能力表现为未来行动的潜力。卢森·赛维（Lucien Sève）指出，“每一个充分发展的个人直接表现为一段时间内最为多样化的行为的积累。”（sève，1978：p．304）。一方面，我们把能力定义为“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即是人本身”；另一方面，把它定义为作为“存在于个人行为和能力之间的诸多辩证关系”的结果而产生的一种积累。（sève，1978：p．313）
总之，每个改变环境的斗争都是自我改变的过程，它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获得改变的人们又参与到他们所有其他的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可获得成功的）斗争必须是集体的，对于在集体斗争中的人来说，团结不仅仅是一种斗争的手段，更是斗争的结果。这并非是父权制或种族主义者所取得的与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不相容的斗争结果，而是那些终结父权制或种族主义的人们斗争的结果。实际上，“任何重大运动的发起”都依赖于人类的发展，而人类则要充分理解通过集体斗争从而获得需要的满足这一行动的重要性。[vii]
当然，如果没有人参与斗争，是不可能为超越资本奠定基础的。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从自身的行为中获得自我发展，那么，谁会从这些人的身上收益呢？正如我们所见，能保持资本主义为一个有机系统的中心过程是每日生活的简单复制——人们每天都在生产着对商品有需要并依赖于资本的自己。即使一些斗争的出发点是反抗资本的，然而，也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持续起到有利的作用。例如，并不是强有力的工会的存在，而是他们自我引导的方式决定了工人是否会生产出作为革命主体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工人的斗争被制度化了，并在暗中成了聪明的精英的集会，因此，这种斗争的产物就不再是有着新觉悟的工人，而是“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从历史上看，就是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其所取得的成果也要比最聪明的工会领导的毫无过失所获得的成绩要多得多。（Luxemburg，1962：p．108）。
卢森堡当时对工会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
工会的官员采取的是一种具有明显缺陷的商业化的指导方〔188〕式，他们用社区委员会来取代同志之间的直接指导。可以说，他们把决策的权力移交给了工会的专家们，并且他们把被动的纪律观强加给会员……例如，在工资斗争中，由于存在复杂的技术要求，如制定工资协议等诸如此类的工作，使得人们认为组织起来的普通工人不可能“纵观本行业的全局”，由此判断他们缺乏决策能力。（Laxemburg，1964：p．73）。
那些篡夺了基层群众的主动型的人使后者的软弱变得更加确定，并且由此指导了他们自己的行动。[viii]
由此看来，现在在新的社会运动和传统的工会运动（原始的重要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中一个重要的区别不是这两个运动性质的不同，而是在新的和旧的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新的运动中，人们在运动之中（并且在自我改变着），在旧的结构中，如同将军在统领一场战争。然而，同样的区别（和那些参与到斗争之中的人的显而易见的区别）在新的工会组织中并不存在。在新的工会中，它既没有专门组织针对现有合同中存在的资本家压价现象的斗争，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假设现存工会组织的当前状态是可以永久持续下去的。
总之，可以生产出超越资本的人并且可以“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革命实践”并不局限于劳动市场内和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斗争。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人，而“革命实践”对于打造人的能力来说是必须的，那么针对所有这些斗争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变为——这些斗争在工人阶级的自我发展中是有帮助的吗？
10．3 工人的国家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问题对于讨论国家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当然，针对国家的斗争也在阶级斗争的范围之中。我们在第5章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内部，有其内在的逻辑，即工人斗争是要使国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33]由于资本作为劳动产品所有者的权力是整体资本的权力，工人需要发展“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34]
〔189〕在某些事情上，例如对限制工作日长度，工会组织合法化并鼓励其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及满足人们一般需要的条款等，在这些问题上，资本和雇佣工人把国家推向两个对立的方向。[ix]国家实际行为的固定性——到底国家会成为资本的媒介，还是国家会成为雇佣工人的媒介——使之“最终成为了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问题”。在两种权力中，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吗？显然，这正是马克思在谈及十小时工作制法案时所提及的观点。实际上，利用国家机器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35]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资本的限制仅仅是阻碍了资本的成长；这些限制可以控制更多的权力滥用，但是资本找到了超越这些限制的方式，从而再一次取得了增长（例如，当工作日长度被限制之后，他们采取了加强劳动强度的方式）。实际上，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资本对国家减少剩余价值率的措施所采取的反应削弱了可以使国家行使代表工人利益职能的力量：资本积累和积聚的减少和机器对工人的直接替代都会提高失业率，加剧工人之间分化的程度。
然而，如果工人能够“取得政治权力”，可以决定使用政治优先权的力量去实现他们自我发展的需要，那么其他条件就不再相等了。显然，可以引用马克思的术语，“无产阶级专政”——工人要扮演政治角色，工人要有自己的国家。[x]正如他们一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6]马克思对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解释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7]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草稿中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的，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认为无产阶级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38]然后这种工人的国家才会为超越资本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
〔190〕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39]
《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这样一种过程，即在这其中工人的国家可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实际上，马克思指出这种方式“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过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40]因此，当《共产党宣言》要求废除土地所有制，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废除继承权，银行业和交通业由国家掌握时，它并没有提出要废除资本主义工业，对于工厂，它所主张的是要扩张国家工业和生产方式。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倡的不是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分解，而是“所有权专制”的废除。在恩格斯早期的手稿中，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针对这样的问题：“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么？”恩格斯回答说“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41]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又回到了这一主题。针对“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这一问题，恩格斯回答到，这和一下子就提高现有生产力一样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42]
然而，“无产阶级专制”促进了这样一种历程，资本主义财〔191〕产关系的再生产可能性被逐步限制，与此同时，国有财产的出现受到了鼓励。[xii]很明显，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并且这些措施将一个跟着一个地实行，并且，“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43]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运动在起初“表现为经济上不充分和脆弱的……然后通过自我超越，使对旧的社会秩序发起冲击成为必要”呢？
很简单，是阶级斗争的不断持续。人们不应该假设资本对其“财产权的掠夺”是漠不关心的，或者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奥斯卡·兰格（Oskar工ange）敏锐地观察到（Lange，1964：pp．121～129），如果资本家预先知道工人专政这一计划的目的是“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那么他们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到的——拒绝投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资本对“掠夺”的反应就是罢工，一旦真的发生了，工人专政就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者继续前进。因此，兰格（Lange，1964：p．129）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想做的比仅仅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更多，如果这个政府要求经济学家对其经济政策给出建议，那么“他对可能领向成功之路的社会主义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就是：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可行，那就是革命的勇气。”
无疑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历程。《共产党宣言》和“草稿”强调了国有工业增长的重要性，这对于取代作为介质的资本来说是必须的。“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呢？"恩格斯在“信条”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回答道——“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44]这一观点在他的“原理”中也很明显，在公有制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将会剥夺资本最强大的武器——雇佣工人对资本雇佣和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依赖。因此，通过打破“经济压力沉默的封锁”，工人专政成为实现反抗资本的斗争的必要武器。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府不会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它提供了合理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阶级斗争在其不同的阶段可以以最合理和人道的方式进行”。然而，这并不排除“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人阶级斗争会“反复被既得利益者和阶级自我主义所削弱和〔192〕压制”。实际上，一旦工人政权得以建立，就可能面对资本的暴力反抗，以试图逆转这一过程：
“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45]
恩格斯在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么？“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9]同一年（1891年），在其他地方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50]但是，恩格斯的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当时就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角色就是“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51]尽管这会包括“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指出，工人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52]
在考察工人国家的具体形式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它〔193〕是必须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什么坚持说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是因为它已经被感染了——它包含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53]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和高高在上的权力，那么，工人阶级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国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其行动来获得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
与被工人控制相比，“现有的国家机器”更愿意控制工人，从而保留其“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巴黎公社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54]“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来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55]
马克思总结道；我们不可能对作为工人的代理者的国家形式漠不关心。只有把国家的功能“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56]国家才能成为“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57]因此，国家必须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58]
那么在最后的发现中，这一规则的特殊形式是什么呢？首先，巴黎公社是一个由代表组成的分权的政府，议员是由城镇中每个选举点普选而产生的，代表们都是可以随时撤换的，而且他们还要严格遵守选民的制度。对于国家组织的组建，则是由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处理所有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再选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59]马克思评论道，“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60]这是凌驾于社会的国家政权的瓦解。旧的中央集权政府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194〕取代旧政府的，是一个与个人紧密相连的公社组织。而且，马克思对巴枯宁对工人国家的疑问作出这样的回答，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真正地成为政府的成员，“因为它起源于城镇的自治”（Marx，1874—5：pp．544～545）。
但是，公社的特点要多于它的直接的管理形式——它的本质是废除等级制度。除了那些“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工人的国家还意味着：
“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服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61]
“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
[63]
无疑，马克思看到了巴黎工人自发发现的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一旦我们把人作为主体，从这一点出发，并知道人们口』以通过斗争生产出自身来，那么接下来作为工人的媒介（并且掌控工人）的国家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中，工人既能够改变环境，也能够改变自我。什么是“自治”的公社呢？“它是由人民当自己的家”。[64]因此，工人国家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离的。仅就国家而言，它由“凌驾于社会之上”转变成“社会的从属品”，从而工人阶级可以“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工人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崭新一面。这一关系出现在反抗资本的斗争之中，最初的表现是工人在工会之中的组织。然而，工人逐步认识到“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这促使工人采取政治行动。随着工人国家的创建，即随着“生产者的自治机关”的出现，工人紧密联合起来，如同自治的市民，采取的行动都是代表着生产者整体的利益。工人的国家把生产者团结在一起，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工作的、独立的”的集会和委员会，并号召工人克服所有的资本为了其自身发展而设置的障碍。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就是〔196〕大的背景，在这其中，“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65]
※ ※ ※
注释
[i] 该观点，可参见皮阿兹沃斯基（Przeworske，1986）的著作。
[ii] 海勒（Heller，1976：p．77）将“基本需要”定义为它们的实现便预示了对资本的超越，但是她把必要需求的实现和斗争分离开来。参见Lbowitz（1979）。
[iii] 对黑格尔这一观点来源的任何怀疑，在读了列宁的“重新解读”（1961）之后，都会消除。同主题，可参见詹姆斯（James，1947）。
[i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1页；马克思：《纽约时报》，1853年7月14日。
[v] 然而，科恩在他关于生产力首要论的文章中对每一个可能的因素都作了分析：“并不存在最后的经济上、政权上的崩溃，而是，只有当经济循环处于低迷时期，而且出现了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结构的力量，以及无产阶级成为觉醒的和有组织的充分的阶级的时候，真正的最后萧条才会产生。”（（；ohen，1978：p．204）
[vi] 如果“再见”（1；oodbyes）是依次进行的，他们就不仅仅要强调工人阶级本身，还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片面性的概念。
[vii] 然而，只有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的斗争才会直接把工人作为他们自己的媒介，才会使工人意识到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本身并没有具备新的、属于自由的、联合的生产者同盟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参见第11章中的有关论述。
[viii]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丰十会民主政府（作为T人的机构而设立）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种有序的改良，以取代当初产生社会民主政府的运动，并且鼓励工人的解散。
[ix] 参见莱博维奇（：1995）从工人角度考察的资本主义国家逻辑的研究。
[x] 亨利·德雷珀（Hal Draper）对此作了极其深入的研究，结论是，在19世纪“专政”的意思与“专制”一词的意思是不同的。如，参见德雷珀对马克思“民主专政”的概念和“无产阶级的角色”的研究（Draper，1986：pp．58—67，pp．112～119）。
[xi] 这是一段被掩盖的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历史，即它一直都在强化资本关系。
[xii] 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循环过程的一部分，恩格斯在“原理”中详尽描述了“逐步剥夺”工厂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购买的办法”来实现的。来自于国营工业的竞争压力，就会“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1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lO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7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l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lO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7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8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②③④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5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l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6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0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l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9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3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3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0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9～590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5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