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9章 超越资本


9.1 需要的首要性
9.2 资本的产物
9.3 理论的必要性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1 需要的首要性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熟悉的说法,即当资本主义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就会灭亡。正如G·A.科恩(G.A.Cohen)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指出的一样,“生产力的首要性”的观点是一种抗辩,它主张生产关系的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Cohen,1978)
  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是这种理论的经典渊源: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161〕固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
  当然,这是一个鲜明有力的论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可以对这种理论作出一种相对保守的解释——正如熊彼特(1950)主义的拥护者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保守派的做法。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呢?科恩(Cohen)指出可以从这样一种理论中推理出来的,即资本主义“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在它存续期间它一直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最佳选择”(Cohen,1978:p.175)。简言之,对第2章指出的“异常现象”(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存在一种非常简单的答复,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不再是“最佳选择”的时候才能超越资本,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外壳以后才能超越资本。[i]科恩(Cohen,1978:p.150)指出,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革命能使生产力重新获得发展。革命的社会变革作用在于它能解放生产力。”科恩同时指出,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高科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资本主义当然能够产生高科技。”(Cohen,1978:p.206)
  对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呢?答案就是:等待。一直等到资本主义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止。事实上,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能够促进“高科技”产生的人,看上去才是真正的革命家!然而,这种“保守马克思主义”与该书所指的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举个例子说,如何用这种生产力决定论解释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进程和性质的影响呢?科恩的联合“发展理论”(“生产力的发展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自发的(Cohen,1978:p.134)。那么,当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劳动者的能力对资本的发展是多么重要时——如资本的目标在于加强稳定而不在于提高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选择呢?
  〔162〕我们毕竟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即: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ii]那么,任何关于生产力自发发展和技术中性(如第7章所述)的理论都是一种与马克思强调的生产关系重要性相对立的经济主义。然而,对生产关系的简单强调无法改变这种生产力首要性的中心论点,即:在某个历史阶段特定的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这种生产关系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取代。[iii]
  但是,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历史阶段”呢?在这种系统化论述中,除了对生产关系的忽略,更大的问题在于它还忽略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没有把人类个体当作考察主题。正如科恩在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抗辩中所指出的,依据这种观点,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Cohen,1978:p.148)。因此,历史发展的基础解释方法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或不发展)得出的。他们只是“发展理论”的奴仆。简言之,所有的推动力和原动力似乎都来自抽象范畴,这也证实了葛兰西的评论,即:“试图成为超唯物主义者,反而陷入了抽象唯心主义的怪圈”。(Gramsci,1971:p.467)很显然,由于《资本论》没有把劳动者作为考察主题,使得生产力首要性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了片面性。
  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会导致它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呢?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怯懦地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绝对的理由在于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缺陷后会主动去废除这种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究竟在哪方面存在缺陷呢?我们的推断是因为它无法满足人们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吧。
  因此,我们可以考察另一个主题——即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类需要(也就是特定社会中的人类需要),这是决定社会历史变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的人类个体既发展了生产力,又改变了生产关系,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依据这种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替代理论(即需要的首要性),当现行的社会结构无法满足在这个社会中形成的人类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符合确定人类个体特殊需求的社会变革。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应该超越资本的是“劳动者自我发展的需求”。
  〔163〕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并欣然接受):这种替代理论一直是生产力首要性理论所固有的。事·实上,需要的首要性理论仅仅是人类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内容,然而,要想探究到人类的“核心”,仅仅增加些论述是不够的。
  例如,需要的首要性理论不仅强调资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且强调资本不断地制造购买商品的新的社会需要,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制造新的联系。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象出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社会需求却有明显的不同——这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如果在一种社会形态中贫困化(immiseration)程度不断增加(在另一种社会形态中却没有),我们就会认为这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存在缺陷。事实上,依据需求的首要性理论,我们可以随之提出一个生产力首要性理论之外的问题:既然大量快速地制造商品购买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那么是否正是这种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窘境呢?[iv]
  一旦我们把考察焦点集中到人类个体和他们的需求上,我们就会注意到第3章提出的贫困化概念——即需要满足的社会发展需要和能够正常获得满足的需要之间存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到资本阻止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劳动者为提高工资水平而展开的斗争是以一系列超出现行必要标准的需要为基础的。然而,劳动者满足自身商品需要的能力会受到“资本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可能高到足以牵制资本主义自我实现的程度。“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3]正如我们在第6章所提到的,生产力的提高只是改变了这些限制,这样可以使劳动者满足更多的社会需要,却不会降低剩余价值率。那么,资本主义要么必须发展生产力,要么就必须面对那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工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包含〔164〕着对生产力自由发展的限制”(Marx,1968:p.528)。正是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过程中,资本本身制约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cf .Lebowitz 1982b,1976b)。正是因为大量生产者的消费水平“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所以马克思指出可能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Marx,1968:p.528)。不过,他认识到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会是永久的——其作用在于“恢复已经破坏的平衡”;因此,这种危机反映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不是限制)。[v]
  这种障碍不是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唯一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一旦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它就获得了“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4]因此,资本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固有障碍的限制,而且受到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障碍的限制。以自然界为例,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由于动植物产品的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5]那么在扩张时期,“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6]其他物品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原始材料的供不应求会导致其利润率的降低:“利润率的增减趋势与原材料的价格走向相反”。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剧烈的价格波动”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种“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7][vi]
  不过,这种危机本身为资本提供了超越限制的方法——这种情况可以刺激原材料生产的增加。[8]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相混淆,前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见第1章),是资本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生产力发展的牵制是一种限制而不是障碍。由于自然界只是资本的“一般”障碍(而不是影响到资本本质的特殊障碍),因此,资本面对的不是抽象的自然界而是在资本的作用下形成的自然界。由于自然界(像劳动者一样)仅仅是资本实现的一种手段,它和受资本操纵的劳动者有着同样的命运:“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9]
  〔16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自然界的破坏趋势是很明显的。事实上,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10]“对地力的剥削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11]相应地,为了说明自然界仅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2]
  詹姆斯O’康纳(James O’Connor’)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这是资本的固有趋势,它不仅会抑制生产力的增长,而且会对生产条件造成损害。[vii]“只要处理得当”,[13]土壤条件会不断得到改良,从而给后人留下良好的耕种环境;然而,“真正合理的农业”和森林管理在“全体的利益”上是违背“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精神”。[14][viii]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5]
  一旦我们承认自然界是财富之源,承认劳动者作为人类个体需要获得以非商品形式存在的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衡量贫困化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只考虑商品需求这个一维的社会标准。这样,作为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的需求包括自然界提供的使用价值(例如,新鲜的空气和阳光),那么他就可能因为自然界遭到破坏而导致贫困化。因此,资本不仅可以通过生产过程——只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生产过剩危机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显著特征)来抑制劳动者需要的实现,也可以通过破坏自然条件实现这个目的。
  需求的首要性理论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劳动者遭受贫困〔166〕化的结果将会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与劳动者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再一致。与生产力优先性理论不同,需要首要性理论认识到了劳动者需要的重要性(从而明确指出劳动者为满足这些需要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劳动者的贫困化程度越强,他们的不满情绪就越激烈,他们超越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需求的优先性理论将会指出,贫困化程度的增加足以解释资本作为劳动者媒介的至高无上性。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马克思的主张。

9.2 资本的产物


  毕竟,悲惨化的不是抽象的人类客体。认识到资本与劳动者自我发展的需要不一致是依据特殊的主题作出的,这决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马克思对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所作的论述。在这种危机中,资本抑制生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存在但却是隐蔽的)表现得毕露无疑。在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中,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表现在”[16]“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性的生产的太多了”,[17]于是,我们注意到“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18]甚至在生产看上去没有受到抑制的时候,从人类需求的角度看它已是完全不充足的。只是,当危机出现时,这种障碍“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19]
  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毁灭”之源,而是表明了这样一种阶段,即:资本对“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0]所造成的障碍浮出表面,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实际的限制。危机——无论是资本对自然条件进行破坏造成的危机,还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都只是提供了证明资本本质的机会。正如葛兰西(Gramsci,1971:p.184)所说:
  “将直接经济危机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况排除在外,经济危机仅仅是开拓了一片更有利于传播一定的思想模式,以及传播提出和解决国民未来发展所有问题的特定方式的领域。”〔167〕
  因此,资本本身所造成的雇佣劳动者的贫困化(如:对生产力的束缚)是无法超越资本的!我们注意到,贫困化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特征;它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存在一种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说明开启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可以超越当时的贫困化程度。
  毕竟,资本是“实际障碍”的这个观点是依据特殊的主题——第8章描述的劳动者主体——得出的。既然劳动者具有多样性,并且已经意识到他们对资本的独立性,那么这些特殊的劳动者个体是否可能认识到资本是贫困化之源呢?简言之,是什么确保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是满足需要的障碍(甚至当它们确实浮出表面的时候),并且把这种障碍当作超越资本的理由呢?
  于是,这就出现了与需要首要性理论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劳动者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并没有使他们超越资本,而是使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展开了阶级斗争。例如,与资本创造的商品需求相关的贫困化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陷入不充分状态,相反,它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对高工资的需求。任何特定水平的工资都表现为满足需求的障碍,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超越这种障碍——然而,雇佣劳动超越这个限制以后会面对新的更高水平的需求(“当代资本力量”的基础)。简言之,劳动者能够超越满足需求的特定水平的障碍,却不能最终超越这种障碍的存在。雇佣劳动的“实际障碍”其实是雇佣劳动本身——但看上去却并非如此。
  同样,在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展开的斗争中,劳动者的直接动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斗争满足自身的需要。也可以由此引申出其他的问题,如:既然劳动者认识到资本的趋势在于对“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进行破坏,在于利用性别、民族和种族的区别制造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从而对他们进行分化,那么,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明白资本是在“社会”的强迫下才考虑他们的需求的呢(如对劳动时间的限制)?他们为什么不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国家变成“自己的代理机构”呢?简言之,他们为什么不超越资本呢?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拥有一张人性化的面孔——为什么不能通过劳动者的斗争赋予资本主义人性化呢?〔168〕
  一旦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玉,K—WL—K还是WL—K—WL,我们就会明白在这种关系中资本表现为雇佣劳动的必要媒介。(这种理解是从对资本主义方面的考察中轻易得出的,不过《资本论》没有就这个方面进行展开),我们同样注意到,劳动者对资本的社会独立感可以自发地再生产。在主体和客体倒置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所有属性都表现为资本的属性,劳动者不可能从与资本进行斗争的力量转化为认识到废除资本主义必要性的劳动者,因为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就不会出现实现这种重要转化的基础。相应地,无论危机和贫困化差距有多么重要,“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21]
  只要资本是生产性的,劳动者的斗争就不可能超出劳资关系之外。或者说,友好一点来看,资本也能自发地制造“一种工会意识”——但是这种工会意识不可能超越劳资关系。这恰恰如列宁所说: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22]
  这是它们在劳资关系范围内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正如第4章所述):
  如果资本不能完成它的循环过程,那么劳动者也不能实现他们的循环;如果劳动者不能完成他们的循环过程,那么资本的循环过程也不能正常进行。资本的再生产需要雇佣劳动的再生产;雇佣劳动的再生产也离不开资本的再生产。
  如果缺乏对资本本性的理解,那么由资本导致的特殊状况〔169〕就必然表现为独立于任何生产关系之外的自然条件了。例如,马克思所指的劳动者的潦倒状况就会表现为工业化生产的结果,而不会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特殊产物;在这种生产模式中,劳动者只不过是资本的工具。同样,当资本的特殊障碍浮出表面时,它们必然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普遍存在的障碍。这样,对环境产生破坏的危机本身就表现为“经济”的危机——(事实上,这可能是劳动者“过度消费”的结果)而并不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精神”的固有危机。如果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本质,那么,就无法认识超越资本的必要性,相反,只能认识到“牺牲”的需求性——这就是全部。
  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造成限制的是工人阶级。这种限制——也只有这种限制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转化为资本主义危机。然而,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者是它所需要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认为资本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资本的神秘化在发挥作用,我们就不能够再接受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资本主义持续存在是因为它是“最佳的”。这完全曲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无论这种主张看上去有多么严密。事实上,资本主义可能不是最佳的,它之所以持续存在也许恰恰因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23]
  实际上,马克思还说:
  “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24]
  保证这是永恒的吗?马克思在此将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前提——包括工人阶级——都以其必要形式存在:“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25]

9.3 理论的必要性


  既然资本的卓越仅仅是“高科技”或贫困化提高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觉得为了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26]也是有必要的呢?所有确定性的理论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其原因。〔170〕
  正如卢卡奇(Lukǎcs,1972:p.208)所说,“至少,当历史对正处于争论中的无产阶级有所认识的时候,它是一个自动演进的过程”。这也正是我们在此争论的问题。作为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作为工人的需要与劳动之间的媒介,资本的力量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资本家的力量,而是资本整体的力量。正如第5章所述,这种力量表现为工人面对世界时的无力;这个世界依照其自有的、独立于工人之外的规律运行着。
  要想挑战资本的规则,首先应当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提出挑战;这种所有权强化了资本在劳动市场和生产过程中作为媒介的力量。然而,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发展条件都表现为资本的成就”,因此,看上去没有任何东西比资本主义所有权更符合公平正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它成为最佳选择。既然资本具有固有的神秘性,那么破除这种神秘性就是劳动者超越资本的必要条件。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认识到重要的是揭示资本的性质,解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即资本本身是剥削的结果。
  他指出,无产阶级认识到资本是它自己的产物,“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而且这正是为资本送葬的“丧钟”。[27]
  由于超越资本需要我们把资本理解成为剥削的结果,所以理论是必要的。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就职演说”中所指出的,劳动者必须是为数众多的,但他们“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28]才能取得成功。理论能够提供知识;“只要理论掌握在群众手中就能形成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未能成功地揭示资本的神秘性说明资产阶级观念还在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存在着。因此,尽管阶级斗争已经相当成熟,英国商业联合会的组织性也具有一定规模,马克思仍然在1870年指出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171〕运动。”[29]
  恩格斯在1874年为《德国农民战争》写序言时作出了同样的评论,当时他把德意志工人的“理论感”[30]和“英国工人运动”作了个比较,指出“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31]然而,德国工人的理论感让恩格斯看到了希望:“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32]
  因此,恩格斯强调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应当对“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33]强调这种新的认识有必要在劳动者群体中进行传播。列宁随后也强调了这种观点,他指出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34]在这个论述中,他引用了恩格斯的观点,即“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35]
  但是,能够揭示资本性质的理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个理论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的特殊理论!为了理解这个理论的必要特征,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资本神秘性的基础。
  资本并不表现为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结果,是因为剥削本身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36]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表现为特殊必需品的购买者,劳动者则表现为出卖者。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d),却只有必要劳动得到了补偿(w),可是表现出来的却是所有的劳动都得到了补偿:
  “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172〕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表现为有酬劳动……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37]
  很显然,如果说劳动力的买卖这个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从本质上掩盖了剥削,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资本是剥削的结果。因此,既然从表面上看劳动者付出的所有劳动都得到了补偿,那么资本的神秘化必然有其存在的基础:
  “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38]
  相应地,我们看不见的“实际关系”肯定会被揭示出来。这就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两个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
  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39]但这种劳资交换形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交换,“仅仅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40]实际上,“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41]
  为什么说认为劳资关系就是商品交换关系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呢?因为,在商品交换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互相独立的交易;每次交易都独立于其他的交易过程,都以“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42]为前提:
  〔173〕“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43]
  然而,交易独立性和合同双方独立性的假定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在每个独立的交易过程中,与劳动者对应的资本来自哪里呢?如果只考察商品交换的构成,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回答;在与单个劳动者进行的每次交易中,资本必然表现为无法解释的前提。事实上,与每个单个劳动者相对应的资本对那个劳动者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前提——而不是它本身进行剥削的结果。[ix]
  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指出商品关系的形式必然掩盖其实际内容,而这个内容才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44]
  由于真实关系被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所掩盖,因此马克思提出有必要用表面上完全没有表现出来的形式来看待这种关系。每个独立完成的交易看上去都可能是公平的,不带有任何剥削的痕迹。事实上,每个雇佣劳动者都必然会因为交易的结果而获利——这是与没有交易相比而言的。(与无法出卖劳动力相比,能够出卖劳动力是多么的好啊!与根本无法被剥削相比,能够被剥削是多么的好啊!)马克思强调,这种表面形式“仅仅以特殊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为媒介,同时又使这种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具有一种虚伪的假象,似乎它是平等的、彼此同样自由的各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和契约”。[45]
  然而,“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刻消失。”[46]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47]我们就能得出不同的认识。〔174〕
  总之,为了理解资本的性质,马克思采取了一种与商品完全不相干的观点——资本主义整体性观点。只有把劳动者和资本都分别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才可能摆脱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劳动者之间的单个交易必然带给我们的错觉。事实上,“这两种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强调: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末,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48]
  有了资本整体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概念,马克思就能够证明,在每一次交易中与劳动者对立的资本都是以前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结果。这样资本就不再表现为独立于对劳动者的剥削之外所无法解释的前提。一旦把它“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49]那么到底是哪些单个劳动者受到了最初的剥削,又是哪些单个劳动者在新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劳动,也就无关紧要了。“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50]
  如果缺少了再生产体系的概念,这个前提就会悬在半空中。生产方式对每个单独的交易行为都表现为独立的前提。它们表现为独立的生产力源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个体的贡献相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再往前走一小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把不同的生产力源泉与劳动者相结合的人有权得到适当的回报。
  只要把资本主义和劳动者都分别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我们就会把生产方式看作是其他劳动者的产物,是其他部门集体劳动者的产物。如果某种特殊生产方式存在的结果是产生较高的生产力,那么,这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神秘力量,而是劳动者进行劳动的结果,他们创造了这种重要的生产方式。更明确一点说,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劳动进行联合和合作的结果(如第5章所述)。〔175〕
  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如此不同的情形。我们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即资本通过对劳动者进行分化和分工攫取了合作生产的果实,正是这种观点预示着我们能够想象出劳动者整体是可以被分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从联合劳动者的概念展开的,这个概念暗示着另外一种(“假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资本不再是劳动者之间的媒介,不再是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媒介。相反,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来看,出发点则是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他们被资本“联合在一起”;在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看来,联合劳动的所有成果都是资本的成果,资本是劳动者之间的必要媒介。
  马克思非常明白,不存在中性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资本看作一个整体,指出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前提都是该体系本身的结果,基于此,他明确推翻了以商品交换、供求规律和市场交易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现象“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51]因此,当那些宣称自己是“解析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弃了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超个人的实体,它应该先于个人而得到解释”的整体论方法时,他们的论断——即个人主义方法是正确的科学——就归属于政治经济学,并且彻底抛弃了马克思的观点。(Lebowitz,1988a)
  马克思提出的将资本和雇佣劳动者都分别看作整体的方法(这为我们的整个讨论提供了前提),明确地揭示了资本的性质在于剥削。卢卡奇(Luk~tcs,1972:p.27)曾经对此作出正确的论述,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提出了劳动者理论:
  “无产阶级的科学之所以是革命性的,不仅仅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革命性立场,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方法。在科学上,整体的优先性是革命理论的承载者。”
  我们再看看《资本论》所需要的资本固有的神秘性理论。不过,重要的是,出于这个特殊的目的只有《资本论》需要它——其他如六册计划(甚至前三册)都不需要;事实上,只有《资本论》的第一卷需要它!那么,我们就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暗含于第3章以后的各个章节):既然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对理解资本主义整体非常重要,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这样的〔176〕著作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搞清马克思写《资本论》(事实上,是一再强调第一卷)的原因。《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种尝试,他试图“消灭雇佣劳动制度”。[52]然而,这是一个有限的主题,这个决定性的主题使马克思明白了资本发展工人阶级的固有趋势;工人阶级把资本的需要看作是“显而易见的自然规律”。然而,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个有限的主题,我们就可能彻底误解《资本论》的立场和重要性。《资本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整体性的契机,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劳动超越资本的革命斗争的契机。
  就这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坟墓前作的演讲。他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巨匠,但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那种批评马克思的论调不过是再次说明了认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充分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的逻辑进行研究的著作,它也需要如此——因为揭示资本的性质是有必要的。因此,为了说明雇佣劳动者的共同点,我们有必要对雇佣劳动者的多样性进行抽象。通过理解《资本论》中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资本主义或者去改变它;相反,我们是为了帮助劳动者寻找超越资本的武器。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抽出时间完成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呢?或许是因为他对革命性的题目比对认识论的题目更感兴趣吧。〔177〕

※     ※     ※



注释

[i] 生产力首要性理论也可能会产生保守的推论,即在20世纪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排斥证明了社会主义本身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相反的意见可参见莱博维奇(Lebowitz,1991)的观点。

[ii]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参见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1847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iii] 科恩(Cohen,1978:p.165)愿意把影响生产关系的条件作为他的重要论点的一个“限定”。

[iv] 从这个角度来看,需求首要性理论与科恩在其他地方的观点更加吻合,科恩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突出的矛盾”是“即使或者说当有一天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并且让人满意地将有害的行为减少了或者改造了,资本主义就还是会不停地推动消费,因此也推动了非理性的活动;也就是说,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是与其生产能力的最优使用相对立的”。(Cohen,1978:p.302,p.310)

[v] 回顾一下第1章有关限制和界限的讨论。

[vi] 可见关于资本的特殊的限制和一般性限制区别的讨论——以及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相对滞后的生产力是马克思的“下降的利润率”的论断的根本原因(最终把它归结为本性),参见Lebowitz(1982b)。

[vii] 谛参见詹姆斯0’康纳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重要研究(O’Connor,1988)

[viii] 马克思关于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对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有着杰出的研究(Foster。,2000:pp.141~177)。

[ix] 这一内在的神秘性——给定工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l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6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136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6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9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7页注释。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6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2~553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0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7页注释。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3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7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7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8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8页。

[22]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5~806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l卷(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7页。

[34]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35]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0—591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1页。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1页。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3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3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_40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3页。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7~628页。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3页。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9页。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9页。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0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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