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5章 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1]
——卡尔·马克思 |
5．1 资本主义的整体性
为后人所尊敬的马克思，早年时期认为资本主义不单单包括一个方面，而是包括两个方面。尽管他早年的理论尚有缺陷，但他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是其显著特征。这些关系包括：资本内部的关系，雇佣劳动内部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资本和雇佣劳动（即财富和工人阶级）既是对立的，严格来说又是统一的（见图5．1）。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互为对方的发展创造积极条件，从而构成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事实上，马克思早年认为，资本和雇佣劳动无论在静态上还是在动态中都是互相敌对的，它们是同一矛盾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这终将导致革命的胜利。
图5．1 整体资本主义（I）
〔77〕马克思早年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第2章提到的那样，政治经济学仅仅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待劳动者。但是，这难道不是《资本论》中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吗？雇佣工人是资本实现的媒介，是其增长的手段。但是，雇佣工人本身不是主体。资本不是劳动者发展的媒介，不是他们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资本和雇佣工人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资本对雇佣工人的作用）尚未解决。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疏漏就妄下结论说马克思抛弃了资本主义整体性观点。我们可以分别从逻辑上和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出依据，证明他仍然主张其早年提出的观点。
首先，《资本论》对雇佣劳动方面是有所论述的，只不过是“潜在之意”而已。我们前一章的许多论述都源于《资本论》原文，这不是偶然的。就此而言，既然我们可以从《资本论》原文汲取材料以发展资本主义整体性观点［如“内在总体性”（inner totality）的完成］，这就表明马克思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早期的黑格尔学派和晚期的科学主义学派也具有一致性。资本主义整体性观点是“永远存在的”，只是它一直悄悄地潜藏在《资本论》中。
另一方面，这并不表示马克思早年和晚年的思想没有显著变化，不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认识论的区别”；相反，正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述，马克思早年和晚年的思想有很大区别，这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致的。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整体论观点的改变。确切地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只是对资本主义整体中对资本方面的新看法。
马克思早年主张资本是劳动的结果，晚年却强调“要阐明资〔78〕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2]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分的资本概念，说资本是自我实现的，是价值的转化形式。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论证说，资本概念本身应当包含其后期的发展，同时注意到，他明确拒绝通过参考资本的表面形式来解释其发展原因。例如，他并没有依据社会资本竞争的表面结果来解释其发展原因。
为了解释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后来主张“那就是承认不懂得这些规律”。[3]简言之，马克思不再主张资本运动是众多单个资本表面上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结果，而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前的著作中都是这样论证的（如《雇佣劳动与资本》）。这种“断裂”导致马克思后来认为应当将理解资本的内在特征作为首要原则。而一些马克思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他们仍然致力于竞争领域的研究。
因此，随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问世，一个崭新的资本概念出现了。当然，这事实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资本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对此，我们在第4章的4．1节和4．4节都有所论述。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问世之前，
是货币和劳动力的关系，是货币和商品的关系，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也不能说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暗含于商品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问世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起点。
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4]列宁也在他的黑格尔个人学习笔记中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5]是不可能理解《资本论》的。在同一本笔记中他还强调“价值的简单形式——通过交换，让渡彼此的商品——已经在一个不发达的形式上包含了资本主义所有主要矛盾的萌芽”。（Lenin，196l：pp．178～179）
因此，只有在理解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这一新的资本概念后，才能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整体性理论。在此我们应当感谢（或许事实上应当责备）弗莱利格拉特（Frei|i—grath）当年把那些对巴枯宁（Bakunin）毫无价值的黑格尔的著作当作礼物赠送给马克思。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看不到这个新的资〔79〕本主义整体陛理论呢？为什么《资本论》只谈到其中一个方面？问题在于，为了充分论述“资本的整体关系”，马克思把“专门的雇佣劳动研究”搁置了，此后他甚至没有完成一部关于资本的著作。马克思不仅继续从理论上发现资本的其他方面，而且乐于用“事实”[6]来支持这些理论成果。[i]马克思的选择非常合乎逻辑，《资本论》第一卷专门强调了这样作的重要性（我们将在第8章对此进行论述）。然而，马克思仅仅阐明了资本这一方面，却没有相应地用逻辑分析方法阐明雇佣劳动方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理论体系的片面性。雇佣劳动本身和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可能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们仅仅存在于“没有展开的形式中”。
以上便是证明马克思仍主张其早期观点的逻辑性分析。假如这些不足以让人信服，我们还可以列举出第二个理由证明他确实是坚持其早年提出的资本主义整体性观点的。当时，他的其他著作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资本论》本身。我们注意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强调了不止一个“应然”。
“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7]
马克思指出，“两个重要事实”阻止了1848年英国工人运〔80〕动的普遍性衰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两大胜利。其中一大胜利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它不仅在保障工人“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前提下有效实现了工作时间的缩短，而且“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这里的“其他意义”是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成功地揭示了潜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这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8]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就是合作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合作工场的出现。这些都表明现代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
[9]
当然，仅从表面意义上引用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探索它们的内在含义总是带有某种危险性。而我们在此引用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在含义重建并揭示另一种政治经济学，并且指出马克思在“开幕致词”中强调的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分析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潜在供求规律”的描述，这个规律是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5．2 竞争与雇佣劳动
马克思对“资本一般”（capital in genral）和“众多单个资本”竞争现象的分析构成其资本政治经济的基础学。马克思认为，在认识资本的表面运动之前把握其内在本质和根本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为了把握资本的内在规律、内在趋势和内在联系，他从资本的表面运动中抽象出了“资本一般”的概念，这是一种——“对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财富相区别的特征的抽象把握——或者是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模式的抽象把握”。（Lebowitz，1985）〔81〕
然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的各种形式，包括单个资本、多个资本和竞争中的资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必须识别哪些是必然的（即资本概念的必有之意），而哪些只是偶然出现的。“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10]只有正确把握了这些内在趋势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资本的表面运动：
“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
[11]
马克思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原则性分析方法，他还精确地认识到资本的内在趋势是如何通过竞争表现出来的。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单个资本会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它们绝对延长或相对延长工人的工作日，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也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单个资本千方百计地寻求市场优势，它们为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市场竞争揭示了资本增长的内在趋势。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竞争规律（即供求〔82〕规律）运动的结果。
然而，资本的对立面——雇佣劳动又是怎么样的呢？据我们所知，《资本论》并没有把“工人对资本的反抗运动”当作考察主题。甚至当马克思研究工人针对工作日所做的斗争时，他也并没有从理论上探究工人为减少工作日所进行的斗争的固有趋势，他只是集中研究了工人为坚持“正常”工作日所付出的努力（即针对资本家的新方案进行的防御斗争）。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根本没有人专门讨论工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进行的斗争，因为我们假设《资本论》给出了必要的生活标准，而这种假设在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中将不复存在。
一般来说，我们只看到了资本试图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趋势，却没有注意到雇佣劳动试图降低剩余价值率的趋势。雇佣劳动的这种一般趋势产生于“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们是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的基础。然而对这种趋势的讨论却没有出现。既然没有从工人的角度提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即没有提到工人为什么“不断进行反抗”），那么，《资本论》同样不能揭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精确特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我们回到资本的一般趋势与竞争的关系上，我们发现，这种趋势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实现的。那么，雇佣劳动的内在规律是否同样也可以在竞争中获得实现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都是“不可能！”在第一国际的常务会议（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致辞（该演说词获得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中，马克思宣布：“如果斗争是个别的、孤立的讨价还价，大量的劳动工人的需求就会很容易被忽略。毋庸置疑，供求的铁律会很快使财富的生产者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仅供温饱上。”（Marx，1867：p.137）
其中的逻辑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只会“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14]，随之而来的是延长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增加其劳动强度，强迫他们“从事过度劳动”[15]。如果工人之间相互竞争，他们的作用方向就和资本一致了——这种竞争的趋势同样是提高剩余价值率！
与资本不同，如果雇佣工人为了个人利益彼此展开竞争，就会违背雇佣工人的整体利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劳动分工的作用。
“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
〔83〕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
[16]
既然如此，工人怎样才能“始终保持与资本的对立”呢？工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阻止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延长他们的工作日”却只支付给他们“最少的工资”呢？只有消灭竞争，只能通过打破这“神圣”的供求规律，开展“有计划的合作”[19]才能实现。
简言之，雇佣工人只有消除内部的相互竞争才能扼制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使雇佣劳动的内在规律获得实现。工人的最佳选择是联合与合作而不是分化与竞争。资本与雇佣劳动这对根本矛盾的斗争在表面上表现为竞争与联合二者之间的斗争。
5．3 合作与分化
认识到资本和雇佣劳动在对待竞争的立场上的对立性，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还不足以揭示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只有通过合作与团结才能实现雇佣工人的自身利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消灭竞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超越这些问题去考虑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其他方面。〔84〕
《资本论》含蓄地表明了与我们的调查相关的两个具体主张。第一个主张是，劳动的合作与联合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超越了单个孤立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当生产者进行相似的生产时，或者进行同一生产部门不同环节的劳动时，或者创造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价值（即社会不同分工部门的劳动）时，只要他们联合起来，他们的联合劳动就能提高生产率。他们合作的结果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0]
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这种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他指出，修路时生产者的联合不只是单个劳动的简单叠加：“众多力量的一体化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这种“单个人的力量的联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21]这种“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22]独立于生产的任何特殊形式。然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的生产力量，其由分工引发，并通过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协作而获得”。（Malx and Engels，1846：p．48）
劳动的分工协作已经扩展到特定的工厂之外，它在任何社会都能提高生产率。举个例子说，一些生产者专门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就会提高应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比没有社会劳动分工（确切地说是社会劳动的联合）的时候有所提高。事实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脑力劳动以及沉淀于生产工具中的一般的社会智慧的提高，即依赖于：“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23]在此也可以说，不同生产者的一体化能够提高劳动的整体生产力，也就是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24]
只有上述的劳动联合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生产者齐心协力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人……无论如何天生是社会动物”：[25]“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26]因此，我们才会主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生产协作的积极效应，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
第二个主张与劳动生产成果的社会分配有关，即：在任何社会，生产者的分化与分工都让中间商攫取了协作生产的劳动成果。例如，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利润是“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27]商人资本在两极之间，即不同的生产者之间作为媒介，这使得商人可以从协作生产中获取利润，而且成为资本形成的基础。[28]同样，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那些“统治”个体生产者的人可以获得联合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产品。因此，古代的宫殿和庙宇都显示了直接的数量众多的生产者之间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29]〔86〕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同样存在这种从中获利的中间商，其中，资本在“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作为媒介，这些工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30]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工人，或者确切些说，单个劳动能力是得到报酬的，而且只是作为孤立的劳动能力得到的。他们的协作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报酬”；[31]也就是说，由于协作而产生的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32]因此，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拥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实际上是攫取了协作生产的果实。“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33]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在劳动分工中的联合和协作，对科学和自然力的应用——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34]资本获得了社会联合劳动的生产力，体现为“资本内部的生产力”。[35]资本家积聚的是劳动的社会生产成果：“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使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36]
为什么生产者自己不能取得协作生产的成果呢？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因为生产者的状况取决于他们分化的程度。例如，马克思在比较农村与城市的生产者时指出，“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37]他同样强调，“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38]因此，第二个主张暗示中间商攫取剩余产品的程度（如剥削程度）取决于生产者分化的程度。
在这种背景下，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计划性的合作”（以及与竞争展开的斗争）不是自利的雇佣工人的偶然状况。确切地说，劳动者只有努力降低他们的分化程度才能实现目标。与中间商的斗争是“工人自身的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评论，他还揭示了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者的联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而劳动者的分化是他们受剥削的条件。这种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和前述两种成功的具体情形一样）还有待研究。
5．4 对资本媒介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正面效应是它创造了社会化大生产，并使生产部〔87〕门间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个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作为联合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生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即生产固有的部分。当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是资本的目标，这仅仅是它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已。但这毕竟是资本的一种趋势。
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是资本造成了雇佣劳动的分化与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攫取了协作化生产的劳动果实（即“分化并征服”雇佣劳动是资本的固有趋势）。由于雇佣劳动存在于资本生产的各个环节，因此劳动者时刻保持必要的分化是资本实现其目标的前提。
这种必要的分化最初只存在于劳动市场中，在那里雇佣工人作为个体的，孤立的劳动力的拥有者被资本占有其创造的价值（肘一印）。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联合起来了，资本为了加强剩余价值（P）的生产就必须想办法（如劳动部门分工、分工劳动等）促使劳动者分化并维护它的权威地位。最后，作为劳动成果的拥有者，资本促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个体消费者和集体消费者）分化；资本作为生产方式的拥有者和消费产品的拥有者成了社会劳动部门相连接的媒介。
正是由于资本作为雇佣劳动的媒介使劳动者与他的劳动力、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相分离，所以资本也是雇佣工人在资本生产>各个环节中的媒介。
5．4．1 协作
在这种背景下，合作工厂的意义突出表现为：它们在各个阶段（包括：劳动力的购买阶段、生产的管理与指导阶段和劳动成果分配阶段）都包含了资本作为媒介的替代品。在这里，专门的协作生产者将联合出卖劳动力，而不是由单个的劳动者进行出卖；合作工厂的管理和指挥需要大规模失去“对立性质”[39]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而不是实行资本独裁；同时，合作工厂的劳动成果表明了各个协作者之间的共同关系（如前面的假设），而不是资本力量的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合作工厂代表“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40]它们的重大功绩是：“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88〕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41]
但是，马克思强调，这些合作工厂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它们也要追求利润并进行竞争。协作性生产依然是“基于个体利益和对立利益”的独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联合劳动者已经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方式“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42][iii]而且，在这种个体劳动私有化努力所固有的“狭小形式”下，合作工厂“绝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43]①
总之，正是合作工厂的存在客观上证明了资本不是社会生产的必要媒介。“劳动政治学经济优于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胜利”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
5．4．2 在劳动市场上与资本展开斗争
合作工厂的意义在于它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找到了资本的替代品，然而，工人却在各个生产环节都直接面对着资本的压力。〔89〕而且，雇佣工人的首要任务是在劳动市场上与资本媒介展开斗争。因此，劳动力的出卖者们必须首先结束他们内部的分化状态，因为这种分化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45]
资本的力量是买主市场上不受控制的买主力量，在这里劳动力出卖者作为劳动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46]
劳动者的相对弱势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中断或机器重组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这是劳动者的相对过剩，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47]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劳动力价格下降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结果是：“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48]
因此，劳动者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包括基本需要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新的需要）就必须团结起来。他们要实现自身的发展，满足自我需要，就必须在彼此之间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跨越阻碍他们实现自身需要的障碍。因此，马克思强调，工人们试图组成工联（“而工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的”[49]）来控制他们之间的竞争，“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50]这项措施是必要的，并且“只要还存在着现代生产方式，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51]
〔90〕工联的成立正是要抑制资本的趋势，并且“阻止劳动能力的价格降低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52]而且，只要工人们是有组织的，“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53]②这种抑制资本趋势的斗争就有可能取得胜利。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那样，工联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54]i[v]
由于工联成功地表达了雇佣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即劳动力出卖者）的利益，因此它们被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对个人自由和竞争的侵犯。[55]（当然，作出此判断的标准是以个人利益和竞争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而不是由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合作体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然而，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力量，导致这种成功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5．4．3 在生产过程中与资本展开斗争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试图使用它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的财产权对劳动力进行处置。那么，在这种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对资本媒介展开的斗争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它们对资本的“意志”展开的斗争，具体而言，就是它们是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反抗资本的指挥和管理的。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资本的目标是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自己的意志必须服从于资本的意志。因此，资本总是力求确保“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56]
由于劳动者作为“彼此独立的商品拥有者”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们被置于一种被资本操纵的生产关系中，因此看起来资本似乎会肆无忌惮地实现自己的意志。既然资本有权控制劳动力进行劳动，那么这不就表示它们会无限制地提高劳动强度吗？
〔91〕但是，我们应该想到资本购买的这种商品具有特殊性。劳动者自己的目标包括闲暇时间和体力恢复，他们将和他们出卖的劳动力一起进入生产过程。进一步说，这种特殊的劳动合同没有具体规定劳动强度（合同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细化）。因此，劳动者通过与资本家的斗争，在生产过程中保留自身的精力。马克思在对劳动生产进行讨论时指出：专业工人“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57]“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58]他们也通过各种方法（如延长学徒期）捍卫自己的技术秘密。所有这些都是工人联合起来的结果（如通过专门的技术联合会）。
总之，即使工人最初的联合是资本实现自身目的的产物，即使他们的“联合是作为资本的关系而不是作为自己的关系存在的”，工人也确实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关系。他们开始认识到作为生产者他们应当团结起来，并且开始形成他们反抗资本的力量。由于他们通过资本大规模地集中起来，因此他们的分化程度越来越低，“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强。事实上，“随着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59]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对资本规则的反抗越强，“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60]从而迫使劳动者屈服于资本的目的。
因此，马克思评论说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61]反对资本主义工厂和资本专制的趋势是“习惯和男工的反抗”。[62]而且，尽管“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以及其他的反抗）“所施加的压力”[63]以及“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64]正如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工场手工业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构成资本积累的障碍，不仅仅是由技术限制造成的。
但是，资本跨越了这个障碍。现代工业体系为生产者创造了〔92〕新的竞争形式——机器生产的竞争。机器生产不仅能够取代大量的雇佣工人，它同时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65]机器生产不仅使资本摆脱了对工人专业技术的依赖并且“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66]，它还成为劳动强度增加和“兵营式的纪律”[67]⑨出现的客观基础。这样的劳动条件不仅从技术上控制了劳动者，它们还“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68]因此，资本可以通过重建生产体系击溃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反抗。
但是也不尽然。马克思高估了资本在机器生产中取得的胜利，却低估了工人相反方向即“对资本的专横设置限制”的推动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真正的”机器与机器概念（机器本身隐含的概念）之间的相对分离造成的。如果工人真的成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69]那么他们在生产中进行斗争的潜力和形式也就非常有限了。但是，只要机器的操作者还没有“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70]在生产中与资本进行斗争的潜力显然就会一直存在。
在这个程度上说，机器作为固定资本又蕴含着一种重要的相反趋势。正是固定资本的增长要求生产过程必须保持持续性，“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71]机器工业的发展使资本更容易受到工人罢工的威胁，而不是逐渐摆脱这种威胁。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72]因此，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出现不能自动阻止工人在生产中坚持自己的意志。既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克服工人本身的力量，那为什么还要引入其他的分工方式（如计件劳动和其他各种劳动划分形式）呢？[v]
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关于机器重要性的唯一观点。马克思认识到生产领域的发展与劳动力买卖领域的发展是相互渗透、相互反馈的，这是他对工联的弱点作出的核心判断。与资本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乐观论调相反，马克思强调机器生产的趋势是取代劳动者从而造成大批劳动者失业，同时会降低工资。
相应地，这意味着劳动者“为了保证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93〕资”[73]都必须提供附带的劳动，这是在（由工资分化机制导致的）劳动大量集中的情况下由《工厂法案》作出的规定。这样作的后果是使“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74]工资也将变得更低了。这样就在供求规律的盲目作用下“成全了资本的专制”。[75]
因此，正是由于资本是生产方式的拥有者，所以工联为工人工资所作的斗争必然“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这是由资本在劳动市场之外的力量导致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尽量把工资标准“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他们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失败（“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76][vi]
5．4．4 反对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C′—M′）
是什么赋予资本力量使它有能力用机器取代劳动者从而将劳动者淘汰出局呢？简言之，是因为资本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并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占有追逐自己的目标——剩余价值。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占有了劳动产品，从而成为由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财富的直接受益者。
作为消费产品的拥有者，资本能够决定生产何种使用价值以及生产多少，并且决定哪些消费产品应当供应给需求者。对资本而言，只应当生产具有使用价值（C′）的产品（即该商品包含使用价值），事实上，只应当生产那些剩余价值能够获得实现的产品（即能把C′转化为M′的产品）。因此，由于资奉控制了使用价值的生产，所以它决定了人类的需要能够获得满足的程度和特殊属性。
〔94〕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资本能够决定是否应用某种生产资料及其应用途径，并且排除其他生产资料的应用。由于资本攫取了社会劳动成果，所以它能够决定应当投入生产的劳动的范围和特殊属性。就好像媒介于出卖劳动力的单个劳动者和生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之间一样，作为劳动产品的拥有者，资本同样媒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媒介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利用生产资料的工人之间，同时也媒介于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手之间。它控制着社会劳动的分工。所有联合劳动者的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资本成为社会的独裁者。
但是，我们对资本力量的认识充满了困惑。作为消费产品的拥有者，资本将其力量隐藏于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中。资本看上去仅仅作为商品和雇佣工人的个体出卖者和购买者存在，它仅仅参与简单的买卖关系（C一M一C），因此，这个过程不能明显地表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C′—M′中，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共同参与的合同关系中，所有的阶级区别反而都消失了。[77]
与资本媒介于生产者之间产生的结果不同，市场中现存的社会劳动分工是“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78]各分工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79]总之，社会劳动分工部门的统一性和互补性表现为“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80]
在这个领域内雇佣工人同单个个体一样表现得很无力。他们的这种无力看上去并不是社会资本媒介发生作用的结果。相反，这看上去是社会个别成员的无力，因为他们缺少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货币。资本通过占有货币以导致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从而确保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即“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81]
同样，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资本“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82]劳动的共同生产条件表现为“与工人无关的、属于这种生产条件本身的”东西。[83]它们“作为异己的、物的、没有工人参与而且往往排斥这种参与的预先存在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84]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这就变得格外真实，因为在机器工业社会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85]知识对劳动者来说是陌生而遥远的。〔95〕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被资本占有，这样“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86]因此，工人依靠资本生产财富似乎成了一种常识。每个劳动者都应该意识到：“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87]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相应地，作为劳动产品占有者的资本的力量既是绝对的，也是神秘的。尽管如此，由于这种占有者的权力强调（并持续产生）资本对劳动力进行购买和对劳动生产进行指挥的能力，因此只有战胜资本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力量，劳动者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资本在这个领域的力量不仅是神秘的，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不同于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在这里不存在特定资本家与特定雇佣工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作为劳动产品占有者和劳动社会分工的媒介，资本的力量表现为雇佣劳动对资本整体的依附。
资本作为社会内部媒介的力量使工联无力与之斗争。特定工人团体应该怎么做才能迫使资本既生产使用价值又不创造剩余价值呢？或者说，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迫使资本利用它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成果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呢？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要求资本不要称其为资本，无异于要求资本放弃对财富的占有。
进一步说，这种要求的提出方式是什么呢？工联反对的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资本。而我们要面对的却是资本整体，也只能是资本整体。工联不需要反对资本整体，而且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中要争取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劳动成果产生的原因。
因此，工人之间的现存关系本身就构成他们自我发展的障〔96〕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批评工会对资本展开的仅仅是游击式的战争。马克思指出，“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88]“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工会还应当学会为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进行行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它们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斗争：“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89]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统一。
此时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意义。那所谓的胜利到底是指什么？当然，它光明正大地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就工作日所展开的斗争，同时它像工联一样抑制劳动者就工作日所展开的斗争。但是，它真正的胜利在于它明确揭示了雇佣劳动也需要政治斗争！明确揭示丁国家也需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毕竟《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一个立法法案，它不得不：
“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各国，这种限制从来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公认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90]
〔97〕《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胜利证明了要战胜资本主义占有劳动产品和充当社会媒介的力量，应当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因为，只有认识到资本整体的利益与劳动者独立个体的利益是对立的，劳动者的整体利益才能通过“普遍的社会武装斗争形式”获得实现。仅仅通过“个别劳动者和资本家”私下解决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由于这些措施与劳动者的整体利益相对立，因此社会武装力量不仅是将资本联结到一起的必要手段，也是将追逐个人利益的雇佣工人联结到一起的必要手段。
例如：对于工作日的长度问题，马克思指出：“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91]
同样，反对雇用童工，倡导公共教育（拯救孩子）的斗争不仅来自资本，同时也来自孩子的父母。马克思指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92]孩子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权利及其成长应当得到保障。马克思在对第一国际的代表们所致的“说明辞”中强调了工人阶级采取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利。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工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93]
一般来说，资本力量的根源在于它占有了劳动产品，工人阶〔98〕级可以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这一切。当然，这也是第一国际所强调的：“因此，取得政权成了工人阶级伟大的使命”（Marx，1865b：p．384）。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继续对此进行了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4]
5．5 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那些在生产者之间充当媒介的人关心生产者分化、分工和分化程度的维护与促进，以确保他们能够不断攫取合作生产的果实。资本通过促进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来达到这个目的（包括同一工厂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同工厂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过去的劳动者和现在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资本的力量依赖于劳动者个人或特殊劳动者团体通过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从而成功地推动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情形的出现。在个体劳动者为追求私利所进行的斗争中产生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相反，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劳动联合的结果，是劳动者联合机构及部门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同时，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只有降低分化程度，只有通过联合实现一体化，雇佣工人才能实现自身利益，获得合作生产的果实，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集中于排除资本在劳动者整体中充当媒介的必要性，以及随之产生的纯粹经济学和反抗资本的政治斗争的内在特征。雇佣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两大胜利揭示了这个目标（即生产的“新形式”）和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只有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才能全面认识雇佣劳动的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们对资本循环的认识，与资本媒介进行的斗争也全面展现出来。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出卖商品的自我主张无法超越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作为工厂车间的生产者，他们对自我需要的主张却已经超越了资本家的指挥；而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从人类的角度主张自我需要的满足并反对资本对财产的占有；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了雇佣劳动的进步，都代表着他们对资本展开了更高水平的斗争。
〔99〕因此，通过对雇佣劳动方面的明确考察，我们认识到在《资本论》的“纯粹经济”分析和雇佣劳动对资本展开的政治斗争之间存在不可或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固有的。鉴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很难接受第一国际中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sts）的主张：
“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
[95]
※ ※ ※
注释
[i] 参见马克思在写《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写给拉萨尔（Lassalle）的信：“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ii] 在马克思《1861一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了波特（Potter）关于劳动分工概念的批评：“因为基本思想在于配合和协作，不在于划分……因此，这是通过过程的划分来实现的工人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参见贝米雪（Beamish，1992）对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发展的出色研究。
[iii] 参见琼斯（Ernest Jones）写于1851年的论“协作”的两篇文章（Malxand Engels，19’79a），选集的编者以为是与马克思合写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1年5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给出了对琼斯这两篇文章的评论，他说是反对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但认为文章是他们的合作这一观点是不是准确的还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1864年重新读了1851年的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和他在1864年的观点是一致的（Marx and Engels，1979a：p．686）。
[iv] 恩格斯（1891）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说：“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v] 参见戈登（（；ordon）、爱德华（Edwards）和瑞克（Reich）（1982）的研究。
[vi] 但是，机器对生产力进而对消费品的价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下一章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vii] 参见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写给弗里德里希·波尔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0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仝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l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l页。
[5]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l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l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ll—1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0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8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8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lO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3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3、368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371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页。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2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6页。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页。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498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 72年版，第219页。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6页。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1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l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l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页。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1页。
[5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页。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页。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8页。
[6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页。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6页。
[6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8页。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7页。
[6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6～477页。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l页。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7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6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5页。
[7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0页。
[7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
[7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169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8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4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l15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6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13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l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9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5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218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l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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