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3章 缺失的“雇佣劳动论”
如果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降低。[1]
——卡尔·马克思 |
3.1 《资本论》的地位
要理解《资本论》是什么,就必须要知道它不是什么。我们知道《资本论》并不完整,然而,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并不能归结为《资本论》的不完整性。毕竟《资本论》中后两卷的基本内容,在第一卷完成时就已经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有了清楚的框架。
“我不能下定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2][i]
那么,《资本论》是精美的整体吗?它提供了“一个充分详尽的体系,还是仅仅是一个体系的碎片或是一本残缺不全的著作?[ii]“毋庸置疑,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资本论》只是六部著作中的一部。正如他在1858年给斐迪南·拉萨尔和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到的,他的令人期望的“经济学”体系将在以下的著作中得以展现:
1.资本
〔27〕2.土地所有制
3.雇佣劳动
4.国家
5.国际贸易
6.世界市场[iii]
这些部分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当时所用的笔记本)里面可以找到一个他的六册计划的概念。前三本书建立了循环的“内在的完整性”,列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经济活动的三大前提。随着生产内部结构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整体的集中考察”,包括对国家及国家之外的国际贸易,最后是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只有后三卷完成以后,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才是充分的:“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3][iv]
那么这六册计划进行的怎样呢?显然,在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这个计划还存在着。在这本书的著名的序言中,马克思介绍前三本书将要考察“三大阶层存在的经济条件,它们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v]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仅包含了《资本论》一书的部分资料——有关商品和货币的部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般资本”(它是讨论资本的书的一章)的开头。正如我们所知的,该计划接下来所产生的成果就是《资本论》。
大多数评论者总结道:简单地说,马克思改变了主意,并在《资本论》中混合了相关的资料。其中,卡尔·考斯基(Karl Kautsky)、亨里克·格鲁斯曼(Henryk Grossman),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苏联编辑——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vi]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例如,曼德尔认为,马克思最初的计划逐步被证明是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严谨阐述的障碍,因此这一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他同意罗曼·罗斯德尔斯盖(Roman Rosdolsky)的观点,即后三册书〔28〕被搁置一旁,作为该著作的“最后的续篇”,第二册和第三册书则与《资本论》相糅合。
然而,关于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内容已经纳入到最终著作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中,形成于1864~1866年之间。由此六册初始计划减少为一册——讨论资本的书Rosdolsky,1977:p.11)。
马克思米勒·卢比(Marximilien Rubel)是最强烈和最著名地反对上述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流露出“即使最轻微改变其‘经济学’计划的念头”;卢比认为,更合理的观点应该是,《资本论》只是简单提出了“不可预知的尺度”。(O’Malley和Algozin,198l:pp.163~164)因此,他总结道,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断断续续的状态”,并且承认“我们没有拥有一本马克思的永恒的经典编撰的圣经”。(O’Malley和Algozin,1981:p.181)
对于卢比而言,认为马克思放弃他最初的六册计划的观点是让“真正的信仰者”不再继续研究这一问题,而实际上,“马克思是被迫放弃这一计划的”。(OMalley和Algozin,198l:pp.218~219)
然而即使赞成这一观点的读者也会认为卢比缺乏有关的证据。尽管他没有对这六册计划明确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样没有确定的证据显示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是一个不“完整的详尽的体系”。由此,在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了回顾之后,艾伦·奥克利(Allien Oarkey,1983:p.144)指出,既然对可了解马克思意图或者对知道是否存在未完成的书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文献证据是不充分的,那么就不能对任何一种观点作出定论。
然而,本书是赞同卢比的观点的,即确实存在一本缺失的著作。尤其是,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确实未曾完成,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这本著作的缺失正是在第2章中所说的《资本论》问题的根源。当然,除了文献的证据以外,为了证明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如果我们认为确实存在论雇佣劳动的缺失的著作,那么就需要对《资本论》和同时期的其他著作进行分析。
分析从挑战罗斯德尔斯盖的观点开始,这是认为雇佣劳动与《资本论》相融合的最学术派的观点。而我们注意到当马克思从〔29〕土地所有制开始考察直到阐述《资本论》的所有主题时,并没有关于雇佣劳动这本已计划的著作的明确的表述。[vii]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提到了存在“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4]
因此,仅是通过推断,罗斯德尔斯盖就认为马克思早期论雇佣劳动的著作的所有论题都为《资本论》的第一卷所涵盖,这一论点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罗斯德尔斯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关于工资和各种工资形式的讨论本来没有在有关资本的著作的初始计划中,但是实际上却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部分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本来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论雇佣劳动的著作的“中心部分”。在1864年之后,罗斯德尔斯盖(Rosdolsky,1977:p.17,p.61)在“论雇佣劳动的著作”的附录中指出,马克思决定把阐述雇佣劳动所需的材料写入《资本论》并放弃最初的计划。然而,当讨论到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时,罗斯德尔斯盖却推翻了自己关于在《资本论》中包括了计划中雇佣劳动的著作的“所有内容”或“基本内容”的论断。在考察到马克思认为构成劳动力的价值的必需品是常数的时候,罗斯德尔斯盖(Rosdolsky,1977:p.286)立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所需的必需品的数量”是不会增长的:“假如马克思能够完成他的计划中论雇佣劳动的这一部分的话,他一定会在‘论雇佣劳动的专门理论’中先解释这一问题。”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那么如果“马克思能够完成他的计划中论雇佣劳动的这一部分的话”,他还会解释其他的什么问题呢?要想知道在《资本论》中遗留下了什么问题,我们的考察需要从工人的必需品这一点上开始。
3.2 需要是不变的吗?
正如本书第1章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力价值的背后是生产“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必要劳动(w)是以工人生活需要的标准与劳动生产率之比(U/q)为基础的。进而,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中所包含的生活必需品的组合列为:“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5]然而,这一陈述并没有排除在其他时期一定数量的变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
正如我们所见,伴随着资本会不断提高生产的剥削率(s/w)的趋势,马克思反过来探讨了工作日(d)和劳动生产率〔30〕水平(q)的变化,但是却保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束或真实工资(U)不变。这一结果让人对马克思的真实想法产生疑惑。例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1942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Robinson,1957:p.36),马克思仅“通过放弃他的真实工资是不变的这一观点”就可以得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后来,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umuelson,1972:pp.53~54)在试图强调“两个规律的逻辑上的不相容(利润率降低的规律和工人阶级生活的贫困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替代性理论——“上升的真实工资规律”(Law of Increasing Real Wages),他认为这一规律既是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的一个较好的推断,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一个近似的反映。
但是马克思真地认为真实工资是不变的吗?这一概念在工人贫困化理论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特殊角色呢?人们在讨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观点时,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马克思强调指出“生活必需品”的水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断上升的;第二,通常被人们当作马克思的观点的有关真实工资不变的结论,实际上不过是方法论上为了分析方便所作的假设。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直率地说,没有什么会比认为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组合是固定不变的想法更与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了。从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例如,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pp.38~42),马克思驳斥“抽象的人”这一概念,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人的需要会不断涌现。可能这一观点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毕竟,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强调人的需要的趋势是多样化和无止境的;对于黑格尔来说,人之所以超越了动物的限制,“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的需要”。黑格尔指出,当社会的需要变成了主导性的需要时,“严格的自然性需要这一说法是不明确的”。实际上,“它已经受限制于仅有的肉体上的需要和直接的满足”,它成为了奴隶制和不自由的条件。(Hegel,1975:pp.127~128)
与黑格尔对需要的可分性的强调相比,对于马克思来说,需要的关键之处在于人类的活动。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6]
马克思并没有说需要的发展是一件坏事,他问道,“财富岂〔31〕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7]因此,他认为:“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8]
那么从这一观点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是反对一部分经济学家将工人的需要认为是自然决定的和不变的观点。例如,他在《剩余价值论》中特别批评了重农主义,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水平认为是“不变的数量——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由历史的发展决定的,不是存在波动的一个数量”。(Marx,n.d:p.45)
在更早的时期,马克思曾提出存在不断上升的社会需要的观点,并且这一观点在后来也一直为马克思所坚持。在1844年,他详尽地引用了舒尔茨(Wilhelm Schulz)一段陈述,这段陈述指出在其他事情中,“仅仅由于总产出增加了——在它增加的同时以同样的尺度——需要、欲望和要求也多样化了,因此在绝对贫困降低的同时,相对贫困增加了。”[viii]针对舒尔茨的这一观点(后来马克思明确地采用了这一观点),马克思作了以下回应:“但是政治经济学只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满足于最低肉体需要的野兽”。简言之,政治经济学忽略了工人也是社会的人这一点。[ix]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9]这一观点是和把劳动力作为有着固定的技术(或生理)投入要求的商品的说法是不相容的。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相比,其“特殊”的属性在于——它的价值的形成不仅仅有物质要求,还要有历史的和社会的元素。对于后者,马克思指出,是与“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0]相关的。
3.3 工人需要的属性和增长
那么,让我们来考察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需要的属性。这里,我们只关心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这一〔32〕限制条件在以后的章节中是不存在的。
在《资本论》一开篇,马克思就给出了商品的准确定义,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指出商品必须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且,需要的性质是与问题无关的,“例如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11]不管它是简单的物理要求还是物体的自然属性,都赋予商品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可能是纯粹的想象中的。它的本质是由人规定的而不是由事物本身所决定的:“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12]
然而那些决定产品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即,决定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的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没有考察完全主观的和来自于永恒的人类本性的判断,而是认为相关的是一定的社会地位: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13]
那么,什么是工人在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地位的核心呢?很简单,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工人要获得所需的使用价值,就必须将他们的劳动能力出售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这种方式工人所得到的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14]另一方面,他们又交付了什么呢?是驾驭他的“劳动的创造力”的权力,“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15]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行为是外在的、被迫的劳动,是劳动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它的归宿。“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是他人的”,[16]它一定会表现为牺牲和折磨。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
“因此,如果说工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作是他人的劳动;同样,他把自己的劳动
〔33〕看作虽然属于他自己,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力,所以亚当·斯密等人把这种生命动力看成是辛苦、牺牲等。”
[17]
除了劳动的异化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既然雇佣工人放弃了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而将其让渡给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他就不得不为了进行必要劳动而提供剩余劳动。在放弃了所有劳动力的要求权以实现它的交换价值之后,雇佣工人生产出了商品,对于这些商品,他是没有所有权的,商品的所有权属于其他的人,这些商品已经成为异化的商品;商品和资本一样,作为一种已异化的力量与工人对抗。
因此,工人不仅没有变富,甚至比他进入时变得更穷了。他“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利而同他相对立”。[18]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这种关系内),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都直接使购买和占有劳动力并拥有其生产的产品的权利的人致富;它“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19]因此,与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相伴的是工人主观的贫困的增加,以及工人需要和依赖性的增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初的草稿中针对物质条件所说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为资本,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与此相反,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这种丰饶是互相适应的,齐头并进的。”
[20]
在此,马克思又回到了先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提出的主题。在那里,他也指出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也就越贫穷”;[21]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2]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强制劳动”,而且,“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3]那么,马克思也强调了异化产品的范围〔34〕和领域的扩大所带来的货币需要的增长。
因此,马克思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生产出对商品的需要这一异化的属性。工人试图通过购买物品、消费物品来消除物品的异化和独立。正是通过对物品的直接占有,物品才能体现为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对物品的需要也就是对它的占有(Marx,1844c:pp.299~300,p.314)。工人的需要(一种异化的冲动)和异化的产品(它使劳动表现为牺牲,使劳动产品成为异化的物体)都是一个整体的部分并相互作用。据此,工人需要的属性和水平并不以事物的内在品质为基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扩张成为了工人需要增长的基础。
但是这些需要得以产生的方式,即特殊的媒介,是至关重要的。这里,资本的生产和循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在第l章中所看到的,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不断地努力,超越一切限制,通过市场的扩张、循环领域的扩大,从而实现资本的增长。为了确保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不断努力发现新的使用价值和创造新的需要: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24]
尽管资本家对工人鼓吹节俭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符合商品卖者的利益。“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25]而且,对于商品卖者来说,资本家想从货币所有者中得到的,并不是储蓄而是花费:“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35〕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要等等”。[26]
正如马克思早期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27]结果产生了“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8]。[x]
因此,资本内在的扩张冲动要求它努力增加资本实现的方式,丰富商品销售的方式。在出卖商品上所付出的努力,即创造新的需要和让消费者满意的新模式的努力,伴随着资本的成长而扩大了。除了使工人的需要增长的简单的生产的异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着。
然而,我们不能把工人的需要认为是孤立的;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当我们在此考察工人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背景要求我们至少也要考察另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的需要和消费。
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主要就是资本的人格化,所以他对于资本家作为消费者的描述是非常有限的。[xi]然而,他肯定没有假设资本家仅仅是为积累的欲望所驱动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很著名的一段话,“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以及”为积累而积累”,[29]这段话的本意并非是资本家行为的描述,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批评的对象)是如何看待资本家的一种考察。
反之,马克思强调说,除了对财富的无限的欲望(积累便是证明)以外,资本家还有“享受欲”。[30]除了——与之矛盾的——积累的欲望之外,资本家还有挥霍和奢侈消费的欲望。虽然它并不是来自早期“习以为常的挥霍”或者是“炫耀富有”的思想的动力,但这种对于消费的热情却是“两个灵魂”的一个,[31]而且始终在资本家的心中徘徊。当然,对于资本家来说,“享受”[32]必须要和资本积累结合在一起;资本家在享用他的财富的同时,他也有“罪恶感,节俭和朴素还在他的思想中”。采取另外的行为就是否定了资本自身的功能:“只要工业资本家对财富的享受人格化了,只要他想要的是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的〔36〕享受,那么或多或少工业资本家就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Marx,n.d,:p.274)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家需要组合是固定的;而是,资本家的消费需要是随着资本的增长不断地上升的:“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绝不会妨害另一方”[33][xii]。在此我们认为工人需要的增长还有另外的原因。这里,在资本家消费的观念和工人需要的发展之间有着确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作了生动明确的规定: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觉得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34]
因此,再一次地说明,决定物是否满足社会需要的并不是物内在的属性;只有在社会关系之内,这一判断才可以作出来。“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35][xiii]
因此,资本家的消费(寓言中的宫殿)起到了为工人设定社会标准的效果。即使工资增长,马克思(回应舒尔茨)认为提高的社会标准会限制满意程度的获得: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地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36]
异化的产品,出卖产品所作的努力,随着积累而增长的资本主义消费,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完整的画面还要包括对工人新的〔37〕需要的创造。资本的增长带来了工人需要的扩张,正如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存在着“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37]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先表现为奢侈品的产品现在变成了必需品:“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38]
因此,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区分的旧的标准为新的标准所替代:
“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
[39]
简言之,资本主义又从早期生产模式的限制进人了需要被超越的纯粹的限制之中。资本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话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0]它不断变革着旧的生活方式,“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1]而且,这一超越现存需要标准的过程成了新社会产生的一部分:
“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42]
马克思把这一真实财富的发展(物质的)和有着众多需要的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资本历史角色的一部分。进而,就像资本鼓励了一个需要极度丰富的社会的人的出现,资本也产生了在劳动潜力上极大丰富的人,它不再是一定社会功能的载体。“用那种〔38〕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43]
然而,资本发展生产力的一般趋势面临着来自资本自身的限制;它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限制。有着多方面需要的新的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他的新的需要产生了新的依赖关系,并且要求新的祭品。
例如,假设工人的需要的确是常数。在此情况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导致必要劳动的减少和“自由时间”出现的可能性。由于工人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其前提条件,总劳动时间(d)和必要劳动时间(w)之间差距的扩大必将指向一个“自由王国”,在那里人类能力的发展能成为“目的本身”。[44]劳动是自发的,不再受到外界的强迫,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反之,对商品持续不断的新需要意味着每个新的需要都成为了对工作的新的要求,意味着增加新的负担。每个新的需要变成了将工人和资本锁在一起的黄金枷锁的新的一环。马克思总结道,对工人新的需要的创造,这是一种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表现,“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45]
3.4 必需品的需要和社会需要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当代的权力”的论断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仅是由于这一论断非凡的洞察力,还因为在《资本论》中没有关于这一完整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大多数的讨论都来自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时,马克思正在酝酿他的六册计划。那么他关于不断增长的需要的观点,是否与他在《资本论》的讨论一致呢?
将增长的社会需要(在这种需要上,“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直接地与那些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必需品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多次明确指出工人对消费品的需要有三个层次:
A.生理需要:这组使用价值的需要是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需的。它代表着“最低限度”,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46]
B.必需品:这一需要的水平是由人的生活习惯和习俗形成的必需品决定的。它包括“通常必需的”[47]使用价值,通常计人到工人的消费之中。在《资本论》中,这一需要的水平是由劳动力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决定的。
C.社会需要:在一定点上,这一需要的水平是由工人作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所决定的。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它包含着使用价值的上限。
现在,第一和第二组需要是为人所熟知的。但是,对于第三组需要,即社会需要,我们可以特别地规定些什么呢?毕竟,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或者不是表面的)需要组合。
看一下艾格尼丝·海勒(Agnes Iteller)提出的一个概念(尽管她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的)——资本主义需要的结构。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需要的结构一方面是由资本的需要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雇佣工人的需要决定的;而且,正是前者的需要的特征——对增殖的需要和对剩余价值的需要导致了工人的需要无法得以实现。[xiv]
因此,马克思不断地指出工人是不可能实现他们的需要的,也指出工人的消费能力受到资本的限制:
“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
[48]“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
[49]
简言之,“大多数人对超出他们购买力商品的需要也是匮乏的”。生产是由“一定水平的利润率”[50]决定的,并不是由“生产和社会需要的比例,社会充分发展的人的需要”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由满足人的需要,而是由利润的生产和实现”决定的。(Marx,1968:p.527)
因此,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而言,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属〔40〕性决定了存在着不能被满足的需要,而那些被满足的需要也并不是大众化的——即,是那些超过了必需需要的需要。事实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失败之处——资本主义对需要的满足存在着限制。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51]
有一种需要被隐藏了起来——这种需要是符合“社会充分发展的人”的要求的,这种需要的实现要求“个人充分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并没有在已给定的任何规定中明显地表露出来,马克思指出它在一个特定的点显现出来,这一点有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52]同时,马克思强调在这一水平的需要的背后还藏着一种需要:“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53]
因此,在给定的点上,“实际的社会需要”和市场上商品需要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和差距,“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两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54]
然而,在社会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社会需要是工人属性的一部分:“对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55]它们没有与工人相分离:“就我受到我的需要的决定和强制来说,对我实行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自然。”[56]
不能满足这些社会需要,便是对自身的否定,它必然会产生不满——“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57]那么,这种社会需要(SN)和必需需要(NN)之间的差距是工人贫困程度的度量,是工人被剥夺和贫穷程度的尺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贫困化程度”,记为公式(SN—NN)/NN。
然而,在一般的生活水平和无限的欲望之间却没有差别。在任一给定的点上,社会需要都是有限的。“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41〕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在其他货币价格或有处于不同的财政和生活水平下的买者所要求的”[58]商品有着明确数量。
然而,这一差距“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59]为什么?因为工人把他们的需要分了级别,因为在任一给定的点,都存在着需要的“等级”:
“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后,就逐渐在这些‘财物’之间进行比较,并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级加以归类……
[60]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61]
那么,在任一给定的点,真实工资的水平(生活资料的消费和货币工资的水平)和工人需要的等级决定了那些可以正常满足的需要(NN)——和那些不能够被满足的需要。作为消费者,工人的“判断依赖于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需要”。
真实工资的水平越高(“如果生活资料变得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越“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62]这样,先前的“潜在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可获得的“必需品”的数量得到了增加,而且,以前的“奢侈品”现在也在工人的消费范围之内了(Marx,1968:p.553,p.558;197l:p.220)。列提高的真实工资使得更多的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
“工资上涨的结果使得工人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提高了。他们对奢侈品的需要也小幅度增长,或者说,对原先不曾属于他们所消费的领域的物品的需要也有了增长”。(Marx,1981a:p.414)因此,工资的提高意味着贫困程度的减少——只要社会需要翻保持不变。如图3.1所示,在无差异曲线图中,社会需要标记为“幸福点”(bliss point)(Y)——无差异曲线是凹的。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货币工资提高了”,就可以买到新的使用价值束,必要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差距就会缩小,即OE/OX移动到0y/OX’,代表着贫困程度的减少。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社会需要并不是常数。社会需要的提高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之中的。因此,“幸福点”本身趋向于向外移动(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在图3.1中,社会需要增加到Y′(同时真实工资增加到X′)显示出贫困化的提高和上升的真实工资之间的兼容性。瑚当然,马克思曾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63]
图3.1 贫困化程度
因此,资本主义始终生产着新的不能满足的需要。但是那些未被满足的需要是什么呢?这些需要就是社会需要,它们是必需的但却隐藏了起来。它们不仅仅是工人头脑中的美好愿望,只要这些社会需要在工人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必需品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也就是说,只要它们决定了雇佣工人的行为,这些社会需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存在。而这些没有被满足的社会需要的存〔〕在构成了工人对更多钱、更高工资的要求的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必要需要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64]而且,必要需要可以提高也可以下降:“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降低”,[65]那么什么决定了这一运动呢?是斗争。
“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66]
总之,为了满足由资本生产出来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就要求有与资本家“相对立”的斗争。然而,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关于要求高工资的斗争的讨论——这一点绝不可能是因为《资本论》中假设必需品的水平是给定的,即绝不可能是由于“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3.5 重要的假设
只要马克思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历史和社会的元素,并且历史性地依赖于社会的需要时,他就会立刻指出:
“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
[67]
马克思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假设的作用。正如第1章所示,假设给定的生活资料束(U)对于决定必要劳动(w)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因此这一假定对于决定剩余价值(s)也是重要的。关于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值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一论断使我们能够从生产中找到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尽管马克思〔44〕批评重农主义者,但是由于重农主义在资本分析上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马克思还是称赞其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通过把“最低限度的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作为其学说的轴心,“因此,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68][xv]
将此作为出发点,重农主义者得以形成剩余价值的概念并把生产工人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体——尽管他们仅认为剩余价值是农业中使用价值的剩余。但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的“最低限度的工资”和“一定的必需品”的概念。即使重农学派“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69]的话,马克思指出,“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结论的抽象正确性”。[70]简言之,重农主义者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生存工资;并且,在这个角度上,亚当·斯密也持同一观点,他“和一切值得一谈的经济学家一样”。[71]
基于对资本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设定给定的生存标准这一关键的假设,而且也理解了为什么与重农主义者相比,马克思强调这一假设要参照一定的期间,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时期。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很常用的方法——为了分析的目的在某一时刻假设某一因素为常数,这种分析方法贯穿整个《资本论》(他关于利润率的讨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考察劳动力价值的量时,曾明确指出: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消”。
[72]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每次可能的组〔45〕合”都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没有将它作为变量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必需品组合作为给定的量。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马克思未能完成他的工作,未能写出那本著作,在那本书中,他会改变固定的必需品组合的假设。
这样,就到了我们关于“缺失的‘雇佣劳动化’(missing book on wage-labour’)”这一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个可能是最令那些被卢比称作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信仰者”的人感到不安的话题,所以我们需要小心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
让我们看一下马克思在写《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所作的论证,当时他明确地表示要单独地写一部论雇佣劳动的书。在他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叙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六册计划,尤其是表示了他要写一本关于“资本”的书的意图:“第一篇,资本一般(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73]对于“工资最低额”(正如他后来清楚阐述的),马克思是指平均工资,即现存的标准:
“在这里应把最低限度理解为不是身体需要上的极限,而是比如一年中的平均日工资,因为在一年中劳动能力的价格是时而高于时而又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得到平衡的。”
[74]
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明确地作出了同样的假设:“现在假定必要劳动就是必要的劳动,即假定工人始终只得到必要的最低限额的工资。”[75]
正如马克思向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讨论一种关系而不需考虑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再一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
“不管必要劳动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有什么不同,不管必要劳动的相对量由于原产品价格的变动而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必要劳动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由于劳动的供求关系而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
[76]
据此,可以得知关于马克思想写一本关于雇佣劳动的书的计划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马克思确实想在这本书中做〔46〕的一件事情——放松固定的必需品标准的假设。马克思想把这些变化当作一“章”,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材料已经不会让我们引起注意,因为它们已经出现在他关于资本的“章节”中,这些内容在本书所引用的《资本论》版本的第239~—882页;进而,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提到的,马克思随后在1859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始终都提到了论雇佣劳动的书。
但是,在1859年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写出一个字来表明他对不能写出关于雇佣劳动的书的遗憾,所以我们至多只能是大致的猜测。简言之,我们只能从所掌握的证据中作出推断。那么在已知的为数不多的证据中,我们有多大的把握来说马克思一直认为有必要写一本独立的论雇佣劳动的书呢?
当然,如果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为止,那么就要更多地支持另一派的观点,即马克思把写一本独立于《资本论》的针对雇佣劳动的书的计划摒弃了。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又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明确区分了应属于关于资本的著作的内容和属于雇佣劳动的书的内容。马克思继续了“资本一般”的讨论,这一讨论原来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内容,马克思还强调了在不同国家间“自然需要”的区别,以及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的需要的改变,还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低于或高于其价值的运动。此外,他还说道:
“关于工人需要水平的变动问题,以及关于劳动能力的市场价格围绕这个水平上下涨落的问题都属于工资学说,不属于这里研究一般资本关系的范围。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将表明,不管工人的需要水平较高还是较低,对研究结果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这个水平看作是已知的、一定的。一切不是同这个水平的一定的量而是同它的变量有关的问题,属于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而不涉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
[77][xvi]
这里,我们可以解读到:首先,给定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为了理解资本的属性,就一定要将工人的需要水平作为给定的和确固定不变的。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在他给恩格斯的信中以及对重农主义者的评论上,对这一问题是持同一观点的。
其次,工人需要的改变并不是《资本论》研究的一部分。所有与需要水平改变相关的问题“属于对雇佣劳动的专门研究”。据此,采取的是在一般资本关系内工人的需要是不变的这一假设。马克思坚持了这一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实践中工人需要水平确实是改变的——例如,可能会下降(由此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将到处假定,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从而需要的范围,在任何一定的文明阶段从来没有降低过,因为研究劳动能力的价值水平本身的提高和降低(尤其是它的人为的降低),丝毫也不影响对一般关系的考察。”
[78]
那么,为什么当要理解资本属性和资本关系的时候就需要去考察需要水平的变化呢?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对于决定劳动价值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的水平被认为是“已知的,一定的”。正如马克思接下来所说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规定对于认识以劳动能力的出卖为基础的资本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79]
最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即马克思想把一定的专门问题留到论雇佣劳动的著作中去。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马克思明确地想把必需品的标准作为给定的,由此只剩下一个理由来解释劳动力价值的改变——生产工人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率发生变化。这样可以使马克思集中讨论生产率的提高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的联系(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要看到的,一旦固定的消费束这一假设有所放松,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出现问题)。他在下面指出了这一点: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
〔48〕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要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
[80]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指出将什么问题留到对工资的(或对雇佣劳动)的研究中去讨论,以及将什么问题放在资本考察的范畴的时候,是始终一致的。在他1864~1865年的手稿中还是延续着同样的脉络。在名为《直接生产的结果》的一节中,马克思再次强调假设工人的需要是常数的重要性;再次指出对必需品水平的变化的考察是属于“对雇佣劳动的考察”之中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降低。但是,分析这种波动,并不是这里的事情,而是属于工资的学说”。[81]
现在,我们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结果”有了连贯的线索。那么他在《资本论》中对此也扩展了吗?当然,我们知道对于什么是应在资本研究中涉及的问题,什么是属于在雇佣劳动中专门应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沿着既有的思路来进行的。而且,在《资本论》中,他确实作了他计划做的事情——保持必需品水平为常数。他打破两本书界限的行为最多就是他提到机器替代工人的影响会使得工资下降。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考察工人需要水平的变化,而是集中考察了劳动力价格围绕着现存价值的上升和下降:“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82]
那么,马克思在何处讨论了工人提高的作为第二属性的社会需要呢?又在何处讨论了工人为了更好地满足“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83]而进行的斗争呢?又在何处放松了必需品水平为常数的假设呢?当《资本论》把“当代资本的力量”排除在外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把《资本论》看成是“一个完整详〔49〕尽的”体系呢?
事实上,有多少东西没有包含在《资本论》之内呢?或者,关于雇佣劳动的那本书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卢比指出雇佣劳动那本书的“目标是揭示资本的‘否定物’历史的和辩证的过程”(O’Malley和Algozin,1981:p.223)。类似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199l:p.5,pp.18~19,pp.127~151)通过对《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真研读,认为《资本论》仅是马克思整个主题的一部分。他发现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纠正(尤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雇佣劳动那本书的详尽的材料中)。内格里认为那本缺失的著作的内容是“从工资切入主题,从资本关系谈到阶级斗争”(Negli,1991:p.134)。简言之,卢比和内格里都认为论雇佣劳动那本著作的内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沉默是上一章中我们所提到的问题的源泉吗?上面的这些证据似乎可以表明要写一本独立的关于雇佣劳动的书的想法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存在着的——马克思始终都把“对雇佣劳动的专门考察”放在《资本论》的范畴之外。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的第二十章的开头,马克思在指出工资采取的不同形式的时候,说道:“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84]总之,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还有一本独立的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
让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有关缺失的“雇佣劳动论”这一争论吧(这句话的根基在下一章会更明确),中心的议题并不是马克思是否想去写一本论雇佣劳动的书,即使他未曾提起过这一计〔50〕划,那么我们也有必要去写这样一本书。
注释
[i] 参见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65.07.31),马克思和恩格斯,1987b:p.173。
[ii] 另一种说法由亨里克·格鲁斯曼提出,由卢比在(C'Malley和Algozin处引用(1981)。
[iii] 参见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1858.2.22);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58.4.2);马克思给.Joseph Weydemeyer的信(1859.02.01)(马克思和恩格斯,1983b:pp.268~271,pp.296~304,pp.374~378)。
[iv] Oakley找到了一个发展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的有用的指南(1983)。
[v] 除了有人提及到剩下的那三本书之间的关系是简单清楚的,其他则很少有人说这三本书可能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曾向拉萨尔说过此观点),即“经济研究的实际内核”体现在头三部书中,而后三部书仅仅是一个宽泛的大纲。参见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1858.03.11)(马克思和恩格斯,1983b:p.287)。
[vi] 例如,参见C'Malley和Algozin(1981:pp,151~152),Oakley(1983:pp.107~108),马克思和恩格斯(1986:xvi),Meek(1973:viii~x),Mandel(1977:p.29)。
[vii] 参见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62.08.02),(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pp.128~129)。注:但马克思认为(198lb:p.752)他在《资本论》中所关注的是土地所有权,因为地主获取了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而且“对土地所有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分析是在现在的工作之外的”。
[viii] 马克思也引用了舒尔茨的言论,“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5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ix] 显然,这种评论对于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领袖来说并不公平,他们都认识到了在决定生存水平的时候,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生理的要求。斯密(1937:p.822)定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已建立的道德规范”;李嘉图(1969:pp.52—53)则把生存工资看成是包含了“属于绝对的必需品的习俗文化的内容”。
[x] 黑格尔认为(Htegel,1975:p.269):更高消费的需要不是一定在需要者自身中直接引发,而是由那些想通过创造这种需要从而获得利益的人引起的。
[xi] 在马克思简单再生产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把收入的3/5用于必需品的消费,而把其他的用于奢侈品消费。(Marx,198la:pp.479~480)
[xii] 把资本主义消费作为剩余价值的不变函数或者作为资本的不变函数也许可以表述这种关系。后者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特定时期内,资本主义消费是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本质上也是可以预测的。
[xiii] 黑格尔(1975:p.128)强调了“与他人获得等同满足的需要”的重要性,“这是对平等和对效仿的需要,它使一个人与其他人是平等的,而且其他人的需要也显示出来。由于这种需要成为了需要多样化和扩展的丰富源泉,因此这一独特的需要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
[xiv] 海勒的问题是她把资本主义需要的结构归结为工人“占有”的需要,从而忽略了在这一结构中资本的需要的地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法辨析出资本主义的特点(Heller,1976;Lzeboweitz,1979:p.353)。
[xv] 马克思也讨论了在长期中,由于价格下降所导致的生活资料中必需品消费的增加(Marx,198lb:p.796)。
[xvi] 根据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用原点(O)或者一个生理上的最小值来作为参照点(在此点上,曲线是凸的)——而不是幸福点(bliss point)(Y)——相应的可以简单地从投入成本的角度来考察工资,而不是与被满足的社会需要的关系上去看。总之,是从劳动力的买者的角度上去考察必需品的需要,而不是从卖者的角度上去考察。
[xvii] 劳动力的固定价值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是很明确的,它是“一定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总和”,而不是这些物品的价值总和。
[xviii] 遗憾的是,在写本书第一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手稿。但是对我所表明的观点(Lebowitz,1977~1978)的证实是非常可靠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4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8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47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26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C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l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2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l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l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l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5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6页。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7页。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8页。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页。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8页。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0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0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ll页。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7页。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1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7~67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l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7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l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16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l卷,人民出45~1973年版,第19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6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9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9页。
[8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8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8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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