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为什么要超越《资本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2章为什么要超越《资本论》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它并非是对这种或那种理论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神圣”著作的解释。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专门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格奥尔格·卢卡奇

　　回忆一下上一章我们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画面，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理由去驳斥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分析吗？对于资本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它对于剩余劳动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由此资本会不停地寻找延长工作日、增加工作强度、压低工人真实收入和提高生产率的途径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否认吗？在上两个世纪中，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我们认为资本有任何不同了吗？
　　对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例如，他认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这种观点还成立吗？实际上，在一些特殊的经济区域和工业出口加工区中，其工作条件和缩短的工作寿命都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直是正确的。那么，资本在对待自然环境方面有任何不同了吗？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是与“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2]相矛盾的，而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全部过程是“提高土壤在一定时期内的肥力是毁坏土壤长期肥沃程度的过程”。（Marx，1981b：754n）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错了吗？那么，让我们再看一下当代的事实，人类利用化学杀虫剂和化肥的现代经验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本质的认识，也强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除非出于社会压力，否则资本主义生产都会做些什么。^〔16〕
　　当然，自《资本论》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资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显然，资本主义战胜了其假定的替代者——不现实的社会主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资本论》。现代资本的崇尚者可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发现，马克思对于资本动态的、自我稳定的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理解是不可逾越的。资本克服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话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资本不停地对原有的生产过程和旧的生活方式进行革命，“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所有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马克思资本生产概念的核心。因此，即使当代资本迫使其他国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模仿其自身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且确实显示出了无坚不摧的力量，这也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进而，当看到目前出现的日益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增长的失业率和全球的资本贬值现象，我们还能忽略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特征吗？马克思提醒人们说，资本对生产力的绝对发展的追求只是“第一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要求“第二步”，在第二个阶段中，商品必须在刻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标志“分工的对抗性的框架内”中被出售。
　　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上是相当成功的。然而，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马克思确定资本主义迟早要灭亡，尽管他论断资本主义要由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来终结，资本仍然与我们同在，而且并没有显露出要灭亡的迹象。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未敲响，剥夺者还未曾被剥夺。这的确是令人疑惑之处，对于此，迈克尔·巴尔瓦（Michael Burawoy 1989：p.51）明确指出：“有两点异常成为马克思^〔17〕主义的否定之处：资本主义的持续性和工人阶级的被动性。”^[i]
　　对那些右派来说，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同实现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社会和工人阶级的联合体梦想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相结合，完全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然而，一些左派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从逻辑上证明了资本主义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最优选择”（Cohen，1978：p.175）。另一些左派人士则将工人阶级暴力革命的缺失归结为马克思的错误一他将工人阶级获得基本公民权利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这一点构成了阶级简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原罪。对于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代民主斗争的多样性可看作是一种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

2．1 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卢卡奇写道，“在知识分子之间，用嘲讽的语气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问候逐步成了一种时尚。”（1972：p.1）。当然，这种摒弃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是有其原因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时候明智地“对无产阶级说再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迅猛发展正在消除社会变革的原始动力。正如安德鲁·高尔兹（Andre Gorz）所说，“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只是“拥有特权的少数派”。
　　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新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工作保障，也没有明确的阶级身份，他们或是在试用阶段，或是已经签了工作合同，或是自由职业者，或是临时工，或是在兼职。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将被自动化所取代。（Gorz，1982：p.69）
　　事实上，一个正在消亡的工人阶级又怎样才能履行马克思所赋予他们的历史职责呢？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一些人来说，工人阶级可以作为“特权阶层”的情况始终都是一个神话。长岛·莫菲（Chantal Monffe，1983：pp.8～9）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传统至少可信的假设之一”，是对工人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的强调，这一点和工人在经济领域中作用的减少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像葛兰西（Gramsci's）这样表面上的非简化论者（non—reductionist）也强调说，如果我们将要超越经济主义，那么看起来，在社会主义多样化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也一定会失去其支配性的地位。
　　^〔18〕社会现在变得更加复杂了（或许，事实上它一直都这么复杂）。据此，与其说是阶级分化，还不如说是复杂的社会不满情绪形成了构建新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简·科恩（Jean cohen）指出，对于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作为革命的阶级和唯一的革命者，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信条已相应地或多或少地被摒弃了”。在此，“新社会运动”关注生态和环境的运动，女权运动和争取人权、和平和民主的运动，以及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分散化，这些已经成为原革命者的既有益又平等的竞争者：
　　社会运动在几乎每一个社会部门快速地繁衍着，新的社会部门正在致力于全新的议题而且向文化模式（过程和成长）和当代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发起了挑战。（Cohen，1982：p．1，xi）．进而，克拉乌斯·俄菲（C1aus Offie，1985：pp.828～833）认为，这些新的社会运动不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了，而是“新中产阶级”（尤其是从事第三产业和公共部门的人士）与旧中产阶级，以及游离在劳动市场之外的人（如学生、失业者和家庭主妇）的共有的运动。而且，这些新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一种阶级政治：“新的中产阶级政治……是一种特有的阶级政治，因为它不代表一个阶级”。简言之，新的社会运动的需求显示出“很强的阶级不确定性”和普遍性趋势。
　　那么，这会将马克思主义，这个陈旧的忠实于工人阶级的表述，置于何处呢？显然，这会将其置于局外。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els）和赫伯特·金惕斯（Herbert Gintis，1986：p.10）提出：

　　“当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对女权运动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少数民族，或对普通工人的即使是有限的关注，那么即使在最民主的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也会由于马克思过去的成就而尊敬马克思主义。但是更常见的是，这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友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当代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看起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鲍尔斯和金惕斯提醒大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是对社会生活中一些特殊的问题不作理论上的明确辨析”。而且由此，结果是可以预言的，它会创造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外的所有无形的事物：
　　结果是迫使最为多样化的支配形式——如帝国主义、对女性^〔19〕的暴力、专制、种族主义、宗教排斥、对同性恋的歧视，以及更多——成为了隐晦之处或者成为阶级分析的模板（Bowles和Ginitis，1986：p.19）。
　　现在，已经把所有这些补充为马克思在“现实社会主义”中的显著的特征。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其所寻求的人类解放的诅咒。那么，对于“在知识分子之间，用嘲讽的语气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问候逐步成了一种时尚”这样的现象，还有什么疑惑呢？
　　那么，是时候对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说再见了吗？坦率地说，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缺乏和在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工人持续地霸权这两种现象的存在，还是对解放运动、女性对一切父系社会表现的反抗，对生活质量和文化平等的斗争等现象理论上的沉默（和实践上的软弱），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全成功的理论。

2．2 理论哪里出错了？

　　“这些事实”对马克思来说是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试图对事物通过现象看本质，以发现其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马克思指出，科学的任务是——“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7]而且，一切理解现实世界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现实具体的实践（即实际存在的社会）不仅是理论的起点，而且如何较好地把握具体实践整体，如何较好地用严谨的逻辑程序在脑海中重现具体实践，这也是对理论的检验。（Marx，1973：pp.100—102）

　　“至于第四章，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这些东西的本身即它们的联系的。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在最后加工时，蓝皮书接踵而来，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我的理论上的结论已经完全被事实证实了。”^[8]^[ii]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马克思理论应该说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它并没有被事实所充分地证明。但是，这是针对马克思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呢？这两者可不一定是相同的，那么对理论要服务于一定的实践的要求可能导致马克思的初始理论在20世纪的扭曲吗？
　　马克思非常清楚，任何理论在其信徒的手中都可能会惨遭厄运。对于科学的掌握者来说，“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生成的东西”，因此可能会“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表面上首尾不一贯的毛病”，^[9]这些理论的不一致和其自身的矛盾验证了作为理论来源的现实的丰富性。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谈及李嘉图的信徒时所说的，在信徒们试图去解决这些理论的不一致性和难解的矛盾时，他们所作的努力可能会瓦解^〔20〕该理论。
　　当信徒们试图去“解决”“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时，该理论的瓦解就产生了；当他们试图去通过“粗俗的经验主义”，通过“形而上学”，通过“繁琐哲学”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的时候（无论“事实”怎样），该理论的瓦解也就开始了。简言之，理论的瓦解开始于研究的出发点，“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10]
　　这提示我们应该回到初始的、纯粹的马克思理论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去寻找藏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之后的那些不一致、妥协和难解的矛盾。可能得出的答案很简单——那些被认定为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元素和问题反映出马克思理论在其信徒的手中已经瓦解了。
　　然而，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对马克思太过宽容了，他们认为问题的核心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安德鲁·高尔兹（Andre Gorz 1982：p.16）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既没有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参与的基础上……反之，对（阶级）使命的认知才使得发现无产阶级的真实本质成为可能。”由此，在安德鲁·高尔兹看来，马克思所提到的工人阶级的使命（对于随之而来的革命）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方式行动、思想和感受，而是因为它命中注定就是革命者；也就是说：它不得不是革命的，它必须‘成为革命者’。”（Gotz，1982：p.20）。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中核心概念来源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事实”。“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论的和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都忠诚于马克思的信条。因此，正统学说派、教条主义者和宗教^〔21〕信仰派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偶然事件。”（Gorz，1982：p21）。
　　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问题不仅来源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也存在于马克思这位“科学家”后期的著作中。例如，科尼利厄斯·卡斯特瑞第斯（Comelius Castoriadis）指出，阶级斗争是存在于《资本论》之外的（因此也是存在于马克思之外的）。科尼利厄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是指出了在生产中资本的斗争性的一面（“使得工人在此运动中显示为纯粹的被动者”），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马克思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看待。科尼利厄斯称，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是不可以确定的，马克思理论的“奠基石”从其内在来说就是错误的。由此，他总结道（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中），《资本论》的整个理论和整个框架“都是建立在沙子上”。（Castoriadis，1976～1977，p.33，33n；1975：pp.144～145）^[iii]
　　如果在《资本论》中抹去了阶级斗争，那么可以用其他的事物取代它，如客观规律。由此，卡斯特瑞第斯（Castoriadis，1976～1977：p14）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可以用该制度的客观规律来详尽地描述，这些客观规律的作用还未被那些相关的人所知晓。客观规律的概念逐步主导和塑造了马克思的研究，使其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概念排除在外。
　　E．P.汤姆森（E．P.Thompson）在他的著作《理论的贫困》中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论》是“对资本内在逻辑性的一种研究，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而且历史上社会和政治的多维化，对阶级斗争的愤恨和理解都来自于封闭的经济制度下地区的独立”。（Thompson，1978：p.65）。
　　而且，原因在于，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之中，掉入了一个陷阱：“一个由‘政治经济学’设下的陷阱”，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被吸入了一个理论上的“漩涡”。（Thompson，1978：p.59）
　　汤姆森指出，结果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了一种仍然处于与政治经济学本身“相同的前提下”的批判：“基本假设不再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而变成了资本的逻辑性和资本的形式，人则是从属于资本的……但是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摒弃，也不是一个与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的体系，而是在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完全的对抗”。（Thompson，1978：p.60，p.65）
　　所有这些评论没有涉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汤姆森认为，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更糟糕的是，它表现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它。的确，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在1844年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从私有产权、财富和资本开始其理论分析的，而且政治经济学仅仅从资本的视角来考察工人。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工人，看作是用来扩张资本的可以工作的动物，而没有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11]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工人的需要仅是生存的最低水平和最抽象的呆板的活动。它仅仅是需要：

　　“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至于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12]

　　因此，庸俗政治经济学否认工人作为人的本质，确实没有抓住内生于劳资关系内部的对人性的否认，庸俗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地位。劳动对于资本的异化和外化，无产阶级为其自身和其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所驱使的愤慨，在整体中雇佣劳动者作为负面的和破坏性的一方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一本秘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籍。（Marx，1844c：pp.270～282；Marx和Engels，1845；pp.33～37）。但是，青年马克思指出，“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13]
　　那么，成年马克思被指责为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又是多么的具有讽刺性。但是，这是真的具有讽刺性吗？正如拉塞尔（Russell．Jocoby，1975：p.45）指出的，“一个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得越多，他就越深陷其中，为其所俘获。”因此，存在一个两难选择：“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希望是能够超越它，危险就是这种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本身。”
　　但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会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危险事物呢？据青年马克思所了解，这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把工人“作为人”来看待，也“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总之，它可能是由于（如同汤姆森所说）政治经济学“对它自有问题的领域下了定义，根据这些^〔23〕定义选择所需的证据，并且在这一规则下，它得出的结果是相关的”（Thompson，1978：p.149）。由于仍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之内，那么马克思的危险就是也会类似地把工人排除在劳资关系之外。
　　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反政治经济学”内容，是没有条件的，即故意地、为了科学分析的需要，排除了那些条件，那些我们要理解科学和历史所急需的条件。（Thompson，1978：p.164）
　　因此，对于汤姆森而言，问题出在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向“一个‘有机整体’的资本主义……即整个社会的转换上。但是整个社会里面有许多行为和关系是不属于经济学的，像权利、意识、性、文化、规范等，对于这些行为和关系，政治经济学是不能解释的”（Thompson，1978，p.62）。而且，针对“人类经验”的“解释的缺乏”是其中的关键。一旦这一点明确了，“我们就可以立刻理解马克思的沉默了”（Thompson，1978：pp.164～165）。
　　据此，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来源于马克思对“人类经验”问题上和在人类作为主体问题上的沉默。这些问题的源泉是“封闭的体系”，在其中，一切都包含在资本循环之内；在其中，资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Thompson，1978：pp.163～164，p.167）。
　　简·科恩（Jean Cohen）提出了同样实质性的批评，她把“马克思著作中最严重的问题”归结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全的映射”。因此，她认为：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描述资本主义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已经继承了其最基本的理论命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动态的和再生的机制实现自给自足，尽管其中存在一定的矛盾。（Cohen，1982：p.192，p.150）
　　马克思接受了这一命题，“马克思单纯地复制了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文化、道德规范、宗教等决定因素的推论，并认为它们是无关的或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因素。”因此，被“单一的统一逻辑，即‘生产方式’”所排除的事物可能是：^〔24〕
　　除了社会经济阶级关系以外的其他主导方式，除了阶级（国籍、种族、地位、性别等）以外的其他阶层理论，除了劳动和革命实践以外的其他历史创造和运动的方式，除了等级权利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运动的源泉和其他政治运动（参与）的形式，以及除了在劳动的逻辑中围绕基本需要所产生的阶级斗争以外的其他与资本家相抗衡的形式。（Cohen，1982：pp.192～193）。
　　那么，对于这些批评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之间的自相矛盾可以归结到《资本论》这本著作上——即归结到马克思没能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水平这一症结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客观规律的宿命论、简化论和经济主义的诸多沉默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性质。
　　正如在以下章节中将要看到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有力的和一致的。然而，我既不接受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逻辑的封闭体系”这一论点，也不接受认为马克思只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简单批评的论点。进而，我否定金惕斯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少数民族，甚至是普通工人的有限的关注”这一论断。
　　然而，我同意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问题——确实在其中有着严重的沉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相当于默认经济中唯一的主体（如果真的有主体的话）是资本，资本成长，超越一切障碍，得到发展——直至资本最终失去优势并由此为研究者的更有效的机制所替代。我认为，《资本论》的沉默源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

2．3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有许多可能的策略，《超越〈资本论〉》所提供的是我所认为的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上述问题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解决。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所谓的“正统”。它不同于“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凡是马克思说的都是对的，凡是马克思没说的都是错的”），在某种意义上，我所说的正统是指在这一章的开头卢卡奇所讲的——是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强调而不是对神圣的篇章的崇拜。
　　但我所说的正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说^〔25〕法。他的观点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自身包含了所有构造一个有关世界的完整统一概念的所有基本元素……”（Gramsci，197l：p.462）。简言之，在我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就像葛兰西所说的，“是一个完全自主和独立的思想体系”。
　　那么，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他会不会像卢卡奇（Lukãcs，1972：p.1）所警告的那样，因为“所有想‘超越’或‘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都导致了而且一定会导致过分地简化、琐碎和折衷”，从而注定会失败呢？我愿意回答这些问题——除非那些尝试不是来自于思想体系之中的。只要该理论中新的元素是以与马克思的方法相一致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仅仅强加在马克思之上的），那么，这种尝试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发展。但是，如果把一些相异的因素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以期通过折衷的方法去修补它，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种调和，它的结果并不是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其他的某些东西。
　　正如卢卡奇所强调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事实就是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但并不意味着他会在地图上正确地标出它的位置。^[iv]但是《超越资本论》这本书的假设前提就有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正确。这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方法论上的尝试，以展现马克思主义自身包括了“所有构造一个有关世界的完整统一概念的所有基本元素”。
　　那么，对我们能否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与“事实”相符的，存在一个检验。显然，我们必须尝试去解释鲍尔维（Buroway）所说的“两个异常”现象——“资本主义的持续和工人阶级的被动”；但是我们也必须对本章起初所介绍的对马克思的诸多批评作出回应——这些批评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无关，而更多的是针对他对资本的“其他”方面的分析，即对它的“掘墓人”的分析。《超越〈资本论〉》集中探查了“其他”方面，即有关工人的问题，这是在《资本论》中没有充分阐述的问题。
　　《资本论》中理论与事实的不一致是我尝试发展有关工人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因。但还有另外两个理由，按照重要性来说，它们是（1）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工人一方予以考察；（2）马克思想在一本有关雇佣劳动的书中对工人一方予以考察。我们会^〔26〕在以后的章节中按照相反的顺序来阐述这些问题。

注释

^[i] 从这些“反常”中可以看出分化本身就是有趣的问题。

^[ii] 参见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67．8．24），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1987b：pp.407～408。

^[iii] Bowles和Gintis也不同意将劳动力视为商品（1981）。

^[iv] 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功能就是充当“信徒”，然而，只有在旧的地图（马克思最原始的地图）上才会那么做。从信徒的角度来说，那些想“超越《资本论》”的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的大陆，去到别的地方探险去了（很有可能迷失在地球的边缘了）。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9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5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9～35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l～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l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一l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