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二章 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 在德意志，除了占优势的手工业以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种种形式发展起来。 虽然国内普遍贫困化，但是在古老的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相当数量的资本。到了18世纪，专制政权为了满足宫廷和军队对金钱永不餍足的需要，不断增加税收和国债，推行垄断经济、特权经济和保护经济的政策，这一切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业家的资本有一部分就是直接从国库中流出来的；米拉波利用萨克森的一亿八千万塔勒的国债繁荣了这个邦的工场手工业。霍亨索伦王朝的重商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用赋税——消费税和军税榨取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膏血，把大部分收入交给了军队和容克地主，同时也有一个不小的数目装进了当时兴高采烈地拥护“国家资助”原则的资本家的腰包。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给年轻的资本不断提供新的、把精神和力气化为增值的剩余价值的群众。严格取消手工业工人星期一的休假，直截了当地缩短教会的节日，都日益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较小的专制君主把本国人民大批卖给外国进行战争，从而得到无数的金钱。在德意志，离开了鲜血、贫困和耻辱就不可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德国的资本主义仍然远远落后于法国或者英国的资本主义。它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时，利用低工资和卑鄙的经营手段来压倒西方国家的优势。它的广大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以手工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工业比家庭手工业要少得多。 家庭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古老、最落后的形式。它在初期往往给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一些好处；使它的牺牲者进入舒服的、没有知觉的精神睡眠状态，然后使他们陷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最大的不愉快。家庭手工业一旦被工场手工业或机器工业所压倒，它就只有用极度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家内劳动者的分散性削弱了他们对资本的抵抗力，由于不断压低工资，他们只好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力所能支的最大限度。妇女和儿童也受到同样的压榨，结果是一家老小很快丧失了健康，过早地死亡。其原因不仅是劳累过度，也由于住所和作坊在一起，在斗室中光线、空气、通风都不足，往往也由于所做的劳动对健康有害；此外还有劳动的不正常、实物工资和高利贷，寄生的中间商人制度以及许多其他的弊端。家内劳动者是所有无产者中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但是他们却最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夸耀自己表面上的独立性，他们那轻如鹅毛的产业像一个沉重的铅块，把他们堕入深渊。这种生产方式越是牢固地把农民锁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手工业者锁在他们的工具上，家内劳动者就越发要毫无抵抗力地被这种生产方式扔进世界市场的毁灭性机构中。 德国的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两个方面产生的。一方面，资本渗进了行会的裂缝，把这个腐朽的建筑物爆破，于是个别的手工业者成了家庭手工业的资本家，大部分则成了家庭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国家政权在这方面也乐于加以助力。普鲁士国家法规定整个行会都要由君主控制；只有国王可以建立新行会，他可以随意使现有的行会开设或关闭。另一方面，资本主要涌向可以不受行会的永远有限制性束缚的农村，涌向已经被容克地主压榨得没有抵抗力的隶农，涌向土地贫瘠而又十分分散的地区的小农，这些小农土地很少，单靠种地不能维持生活，很久以来就从事纺纱、织布、雕刻多少有点艺术性的家具等副业。 所以说，资本主义使家庭手工业的怨声充斥德国欧伦山、里曾山、厄尔士山、费希特尔山、图林格林山、吕恩山、陶努斯山、黑林山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等处高地和坡地，是符合上述特点的。但是资本主义也不放过平原给它提供的牺牲品，如莱茵河下游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宽广地带也是家庭手工业的基地。 一 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家庭手工业在德意志东部，西里西亚省和萨克森王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德意志还在最衰弱的时代就把麻织业保存下来，作为几乎唯一的出口工业，从17世纪中叶起，西里西亚就是麻织业的主要基地。当时由于英国和荷兰商人的大量购买，西里西亚的麻织业得到巨大发展；18世纪初，西里西亚有二百八十七个乡镇生产商品麻布。农村家庭工业差不多全是在土地比较贫瘠的村庄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 西里西亚在某些方面是易北河东的封建主义的典型地区。1797年，雪恩在这里旅行时，曾对“可怕的”状况表示惊讶。他说，这里的气氛适于世袭关系的存在，在城外只有主人和奴隶；所以没有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那只能说：一方面地主同佃农之间存在着宗法关系的残余，以致佃农不自觉地比较容易地忍受了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就不能忍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西里西亚人民由于农奴制、隶属关系、世代的臣民关系，由于纺织业的影响，精神肉体都发育不良。事实上，西里西亚麻织业的经营产生于领主统治权。在旧普鲁士的其他省份，手工业被赶出、或者等于被赶出农村的时候，在西里西亚的乡村从奥地利帝国时代以来就有许多手工业工人，而经营权则只有领主才有。弗里德里希国王占领西里西亚以后，曾禁止领主提高营业税和手工业工人税，但是这一次也同过去几次一样，开明专制君主的愿望被封建容克的一致反抗粉碎了。 所有织工，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得向领主缴纳织工捐。但是自由的织工少得几乎找不见。绝大部分织工都是领主的臣民，除去缴纳织工捐而外，还要承担封建赋税和勤务。领主在把作为商品生产的织布的权利卖给臣民的时候，并不考虑他有设法销售商品的义务。相反地，他把手下纺麻工人作为实物税大批缴来的纱，通过商人卖给织工，向他缴纳捐税的纺织工人就成了他的剩余纱的可靠的买主。万一织工生产的麻布过多，卖不出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同领主无关。他们只能按市场上随便定出的价格，或者按麻布商人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售。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各不相让地同时剥削织工，可以充分说明西里西亚织工自古以来的人所共知的穷困。 尽管（或者正因为）织工生活困苦，西里西亚麻织业还是一直繁荣到18世纪中叶，然后才在同英国和印度的越来越厉害的竞争中被挤垮。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纺纱工人的境况肯定也不好，但是同要白白缴纳计数的或不计数的大量麻纱的封建束缚相比，即使最低微的工资，对于工作的勤快和熟练，对于纺织过程的技术进步也是一个较好的刺激。在西里西亚甚至还在用手纺锤，而没有纺车。西里西业的麻纱得到了应有的恶劣评价。此外，领主们还要进一步影响织工的竞争能力。根据1773年英国国会报告，苏格兰的织工一天挣十便士，爱尔兰的织工挣八便士，西里西亚的织工只挣二至六便士。同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织工不用向领主缴纳织工捐，或者承担封建赋税和勤务。在景气的时期，他们的工资增加，能够剩下一些钱，在不景气的时期，他们就可以到美洲去。但是西里西亚的织工要离开他的领主的区域却必须付出赎买金，而这种赎买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他的资财所能负担的。这样一来，正如雪恩所说，纺织业对于西里西亚农村居民的精神和肉体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随着工人体格的衰弱，劳动效率也就下降，所似尽管使用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西里西亚的麻织业仍然越来越抵挡不住英国的竞争。 弗里德里希国王的重商政策的实质决定了不能消除这些弊端。不管它建立多少规章制度，不管怎样通过检查、剔除次品，以及用苦役、脚镣、头枷和监狱威胁织工等等办法保证商品的质量，只要纺织工人对领主的隶属关系还存在，只要弊病的根源不消除，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里希不断设法招新织工到自己国家来的做法，也只能增加织工的困苦。他一直忙于招揽工人，甚至发展到往力量较弱的邻国去强夺人口。他发展西里西亚麻织业的措施也是他落后的经济政策中的最荒诞的部分。 法国革命的遥远的回声震动了西里西亚织工的迟钝的感官。1792年在那里发生了暴动。他们左肩上披一条口袋，下山来到城里的市场上，用暴力强迫商人廉价出售麻纱，高价收买麻布，这个运动受到农民暴动和布勒斯劳的手工业帮工的暴动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军队正啼笑皆非地开去反对革命的法国，西里西亚的军队被抽调一空，所以惊慌失措的政府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实行野蛮镇压好，还是采取无济于事的缓和手段好。商人们用比之救济和酷刑更为可靠的办法制止了暴动，他们离开了市场，直到织工被饥饿所迫而屈服为止。 西里西亚的家庭手工业者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的剥削，所以同农民自由和经营自由同样受到愚弄，是适合普鲁士社会改革的难能可贵的一致性的。在西里西亚许多地方严格制止，对于从1810年圣马丁节起农民应该享受的自由产生误解，王国内阁下了一道命令教导可爱的臣民说，世袭的隶属关系消除了，但是徭役和赋役，货币租和实物租、地租和喂狗的燕麦，鸡捐、鹅捐、蛋捐、扫帚捐、守夜捐、银捐以及其他捐税决不随同取消。同时政府也描绘了一下新的经营自由。哈登堡在容克的压力下宣称，这种自由决不取消织工捐，相反地，织工捐要在法律上肯定下来。而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这种捐税虽然实际上没有废除，但是至少当时的政策是根本不支持这种捐税的。这时，西里西亚麻织业工人旧日的贫困几乎毫未减轻，英国的竞争又以另一种更为猛烈的打击来威胁他们：这不仅是自由的工人对不自由的工人的斗争，也是机器和手的斗争。西里西亚织工成为——用一位官方通讯员的话说——“几乎是全欧洲最贫困的人民”的时候来到了。 在萨克森王国，资本主义从宗教改革时代开始发展。它的最古老的工场是矿山；“山里的宝藏”很早就成了开采它的矿工诅咒的对象；从15世纪起就发生了多次工资斗争、结果都被暴力镇压下去了，此外工人们为了反对实物工资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随着美洲的金矿和银矿的发现，萨克森贵金属矿的开采衰落了，但是旧的贸易和运输关系，国家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地下矿藏——铅、锡、煤使这里不会永远处于经济衰落的境地。莱比锡博览会首先是法国的，然后是英国的手工工场商品在东欧的大市场，纺织工业的各个部门达到了高度的繁荣。萨克森的布，劳锡茨的麻布，福格特兰特的细洋布，开姆尼茨的棉织品，厄尔士山区的花边行销到遥远的外国。大陆封锁使萨克森工业得到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开姆尼茨开始发展成为萨克森的曼彻斯特；一个印花布厂雇用一千二百名工人，一个印染厂和棉纺厂雇用三千多工人。从18世纪末叶起，已经开始采用小棉纺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有小的机织机。家庭手工业占优势地位，它那低微的工资受到所有其他地方人的反对。马铃薯和菊苣汤专门养活厄尔士山区的家庭劳动者；早在1780年，就有一个福格特兰特的医生发表了一篇论述特殊疾病的著作，说明这些病是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传布和增加的。 18世纪，萨克森在经济上，从而在精神上，是德国最进步的地区。雪恩有一次访问萨克森时曾写道：萨克森开辟了德国文化的道路，萨克森人民是德意志民族中最有教养、最有学识的一个部分。萨克森有最好的学校，我们的古典文学从这里发展起来。它的政治状况也不一样。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当然不可能建立普鲁士式的军事国家；德累斯顿人对于当时的经济问题的看法比柏林人进步得多；萨克森的女选帝侯和女君玛丽亚·安东尼亚企图使老弗里茨放弃他的过时的重商政策，但是没有成功。莱比锡差不多是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一般说来，萨克森的城市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起初有利于城市贵族集团，但是在平民群众中滋长的不满情绪里，潜藏着军棍统治下的普鲁士城市完全没有的一种推动因素。 但是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城市的行会都没有消灭。议会制君主国的腐朽形式在19世纪还继续存在。萨克森是拿破仑的自愿的盟友，既不像普鲁士那样是拿破仑的敌人，也不像莱茵联盟的其他国家那样是他的创造物；萨克森保存了它的社会结构，没有受到法国侵略的有益的推动，而当它在1813年的战役中弄得筋疲力尽之后，因为对它的“伟大的同盟者”效忠而受到惩罚，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分裂的时候，旧的体制也还能继续存在。 二 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德国东部的工业中心还或多或少地处在封建泥沼里。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却几乎已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水平。莱茵普鲁士拥有比西里西亚、甚至萨克森更为发达、种类更繁多的工业。1795年以来，它制定了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的立法，在这方面它也超过了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具有这个优越性的，在全德只有它同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这里自古就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自然产生的古老工业的发展，在法国统治下，这些工业都大大繁荣起来。在亚琛、科伦、杜塞尔多夫这三个行政区有各种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此外还有采矿业、武器制造和其他的金属工业——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它们给德国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 莱茵省同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紧相毗连，从那里部分地满足了对原料的需要，并和它保持着工业的联系。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同这里的工业密切相关。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在城市中，旧的等级解体了，人们重新组成越来越明显地分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农村有了占有土地的自由，占主要地位的是虽然摆脱了封建负担却又日益成为资本的债户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他们，就像它通过工资统治无产阶级，通过竞争统治小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陪审法庭和整个实体法的承认和加强。这里是德国唯一的经济发展达到高度水平的地区。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在逐步发展中提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幅复杂多样的图景。在雷姆夏特区还有手工业，资本只想做一个各种商品的出口代办人，但是它的统治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在佐林根区，资本摧毁了行会，并让极为贫困的家庭工业无产阶级为它制造武器，从前这是最著名的、有世界声誉的手工业。在亚琛，资本用雇用郊区廉价劳动力的办法，驯服了行会的织布手工业。在一开始就在商业上组织起来的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业中，家庭织工顽强地要争得手工业行东的名义；他们刻苦地省吃俭用，攒钱买织机，却不知因此被资本的锁链捆得更加结实。但是莱茵的工业也有一个突出的地方，那就是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很早就发展起来了。1783年爱北斐特的一个工厂主用水力发动了德国的第一台机力纺纱机。1826年，佐林根的研磨工反对可怕的实物工资制的斗争，1828年，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人反对大幅度地压低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有大批的工人子女无声无息地成了机器的牺牲品。 普鲁士政府不自觉地做了一件好事，揭发了触目惊心的情况。1818年，政府偶然得知，一个莱茵的工厂主建立了一所工厂小学校，普鲁士早就以特别伪善著称，因此这个做好事的厂主受到王国内阁通令褒奖。在这期间，因为要缉查所谓煽惑分子而对这个学校进行了调查，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要求杜塞尔多夫政府向他报告关于这个工厂学校的详细情况。于是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位受到褒奖的厂主有两个纺纱厂，在厂里做日工和夜工受剥削的竟有许多六岁以上的儿童。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六名，夜间有六十五名儿童做工，在另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五名，夜间有八十名儿童做工。日工劳动达十三小时，夜工十一小时，往往连星期日也要工作。幼龄儿童的日工工资还不到二十分尼，年岁较大的也只有三十分尼，而成年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可以拿到十个银格罗申的工资。受到表扬的工厂学校不过是每天给做日工的儿童上一小时课，给夜工的儿童上两小时课。一个负责财政的最高枢密顾问（可惜他的名字没有传下来）向柏林报告说，做夜工的儿童外貌健康而活泼，不像柏林人那么面色苍白；他们做夜工并不十分疲劳，在四分之一哩长的回家的路上还百般淘气呢！白天睡觉同夜间睡觉对身体同样有益。 阿尔坦施泰因对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满意。他是黑格尔的朋友，他不愿意在以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制著称的国家里尸位素餐地当文化大臣；他所领导的教育部门在普鲁士放任自流的各行政机关中可说是唯一比较出色的部分。但是他的同事，内政大臣舒克曼（阿尔坦施泰因必须同他取得谅解）却认为工厂雇用童工是无可非难的。为了使舒克曼认识到干涉的必要性，阿尔坦施泰因要求莱茵省以及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各省政府对工厂中儿童劳动的方式和规模进行调查。虽然有关官厅调查时用的是旧普鲁士的不彻底的方式，从来不向工人及其子女了解情况，而只是向厂主，还有医生、教士、教员等询问一下，但是它们的报告却提供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景。 在所有纺织工业部门，以及在针厂、铜器厂、带扣厂、甲胄厂、壁纸厂、纸厂、陶瓷厂和其他工厂中，成千上万的四岁以上的幼龄儿童干着一些重活，经过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过度的劳动以后，领取到两三个格罗申的工资，然后（据来自伊塞隆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就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喝酒、抽烟、猥亵和赌博。在其他的报告中说：“他们脸色苍白，眼晴带血丝而无神，身体浮肿，嘴巴肿胀，嘴唇和鼻翅张着，脖子上有瘰疬，还有恶性皮肤发疹和哮喘病，一眼就可看出，这些不幸的儿童与同一阶级的不在工厂里做工的健康儿童迥然不同。他们的道德教育和精神教育也是无人过问的。”甚至在工业还不很发达的地区，如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省，也已出现了这种最悲惨的状况。路肯瓦尔德的市议会声称，在本城织布工场中劳动的儿童道德日益败坏；在梅尔塞堡区的制钉厂中，童工们从早晨四点钟一直到晚上六点钟做拉风箱的重活。 除去阿尔坦施泰因以外，普鲁士内阁对这一切态度非常冷淡。1826年，当霍恩少将向国王报告说，工厂区已经不能按分配名额抽出合格新兵的时候，也没有人关心，而当阿尔坦施泰因再次提起舒克曼注意时，舒克曼以对于普鲁士军事国家的本质有深刻了解的直率口气回答阿尔坦施泰因说，同青少年为了获得精神修养而投入的劳动比较起来，儿童在工厂中劳动的害处还是较少的。直到莱茵省的一些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工厂主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莱茵省议会要求在法律上调整儿童劳动的时候，政府才在1839年规定了一些对工厂儿童劳动的限制，这些限制虽然没有实行，但总算有了明文规定。又过了十年，莱茵工人对实物工资制的抗议才引起人们注意。直到经过1848年的有益教训以后，才颁布了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制度，并且比较认真地付诸实施。在那以前，普鲁士政府对于工人的控诉、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省议会历次的申诉，以及一些值得尊敬的工厂主的热情的鼓动都是以“严肃的考虑和巨大的怀疑”来应付的。它所考虑和怀疑的是，对赤贫的、没有抵抗能力的无产者所施加的可怕罪行是否需要制止；但在实际行动中，它却更加热中于用武力镇压受虐待的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动。 此外，易北河以东的官僚对于莱茵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的亲切谅解，是联系普鲁士国家的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唯一纽带。否则人们就要把莱茵区看作战败了的叛乱者，并且努力继续取消它的进步的法令，把它的文化压低到卡舒布族[1]的水平。这个地区的教育和自觉的程度在它对柏林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的公开反抗中可以看出，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于这个王国政府爱戴的程度是很容易猜想到的。 [1] 卡舒布人属西斯拉夫系，住在波兰北部的滨海区，是古斯拉夫波美拉尼亚人的最后残余。——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