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三章 德国状况。精神生活 一 浪漫主义反动派一般说来，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花朵。它的形成方式和存在条件赋予它一种偏狭和卑劣的意向。它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野蛮粗暴，而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却阿谀奉承。对德国资产阶级有深刻了解的枢密顾问孔特曾说，普鲁士工业的最大缺陷是大多数工厂主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在柏林最大的工厂主中，有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正确。18世纪，文学和哲学在教堂、学校以至全国得到发展，这就使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德国至少在精神方面达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水平。这种文学和哲学并非来自正在形成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而是由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官吏阶层中产生的。 这一伟大的民族遗产到了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正如东方的封建反动派曾经追随过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突进那样，浪漫派也曾追随过古典主义，但是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它就日益堕入最浅薄的虚无世界。一会儿洒伤感的眼泪、一会儿使用淫荡言词的、毫无价值的多产作家竟被广大群众所喜爱。新时代的个别先驱者已经出现，但是他们——伊梅尔曼和普拉顿，白尔尼和海涅——都正在同浪漫主义搏斗，还没有完全征服它。 三百年前，语言的改进曾是反动的路德派的最光彩的一面，同这一点相似，浪漫主义特别在语言研究方面结出了科学的果实。但是它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则希望回到中世纪，从中世纪社会组织瓦解的历史来看，要复活中世纪势必要违背现实地粉饰封建的剥削方法。同时，浪漫主义国家学说的发言人亚当·弥勒和哈勒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天赋较厚的法国人博纳德和梅斯特尔的可怜的附和者。在拿破仑的暴力统治下，封建—行会垃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从而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引起某种反应。但是这种经济学的代表者仍然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未出师的学徒。他们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基础，因此他们根据自己周围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曲解了陌生的现实，他们阐述这个现实的理论也就成为教条的集成。最足以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落后性的事实，恐怕就是：德国唯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不像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那样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反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不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重商主义观点出发。李斯特在科学方面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很深。他认识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何在；他极力鼓吹德国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可是各邦分立的政府迫害这个民族的煽动者，资产阶级让它的极有辩才的先驱者挨饿，最后李斯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德国弟子中，只有亨利希·冯·屠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1826年写了一本《内容严肃的梦想：论劳动者的命运》，却把它锁在自己的不会说话的办公桌里几十年。屠能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的精明的农场主，生在弗里德兰，在耶弗尔的自由农民中长大，后来又在梅克伦堡购置了地产，那里的封建的商品生产使农村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矛盾擦亮了屠能的眼睛，使他看到“国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普通手工劳动者”的痛苦，这些人就是在代议制的国家里也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收入比较起来，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屠能比德国其他任何人都早地认识到七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他问道：既然资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那么创造物又怎能压迫创造者呢？劳动者怎能由资本的主人变成资本的奴隶呢？屠能在一种合乎自然的劳动工资的数学公式中找到了这个谜底。他认为这条公式是绝对正确的，甚至让人刻在他的墓碑上。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烦琐的钻牛角尖的做法。屠能想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不过在他1850年去世以前不久，他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实际效果表明，这种组织形式给场主带来新的利益，给工人带来新的枷锁。 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法学方面表现得比在国家学说方面具有独创性。法的历史学派是德国浪漫主义特有的产物。它想反抗18世纪的所谓轻佻精神，而实际上是反抗18世纪的革命精神。启蒙运动者的理性法虽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性法，但是它本身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法的历史学派却割断一切历史发展，把历史形成的东西当作法的基础，只是因为这种东西已经成为历史。因此胡果卫护奴隶制、卫护领主的种种权利和长子继承权。1814年海德尔堡的法学教授梯包特看到大批德国青年拿着武器涌向法国，受到很大震动，他为德国人民要求一本普通民法典，这时萨维尼回答他说，时代没有立法的使命。萨维尼的著作成了法的历史学派的纲领：这篇著作对于时代光辉地证实了它的立法使命的法国民法熟视无睹，而力图嘲笑资产阶级的历史形成的法（正如著名的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所说）是理性用理想制造出来的、诞生在云端里的神的儿子，他从历史书中接触过去的时代，大胆地越过现在，跳进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世纪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篇著作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最大侮辱。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战士，他给法的历史学派打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说这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1] 这个年轻的战士，卡尔·马克思说的是20年代的事。当时唯一还有生气的文献领域，哲学领域已经不说德语了[2]，因为德语已经不是思想的语言，可以理解的语言变成了不可理解的，所以精神用神秘的语言说话。但是，如果科学共产主义的起源本身不应该永远是个秘密，那就必须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些神秘语言的意义。 二 古典哲学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之间的争端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到底思维和精神是第一性的呢，还是存在和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是神创造了世界呢，还是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呢？古代的思想家就研究过这个问题，甚至在中世纪教会的教义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时代一开始，经济发展日益迅速，自然科学也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又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所以新的唯物主义的故乡是英国，培根给它开辟了第一条道路。 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产物，但是它首先成了反对17世纪还在宗教旗帜下战斗的、革命的上升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武器。第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是个激烈的专制主义者，不过是资产阶级类型的专制主义者。他不是从一种神的等级制度，不是从一种奉为神圣的王权和类似的封建怪论出发的，而否认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一个创造国家的动物。霍布斯声称，人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句话成了说明资产阶级竞争的名言。他断言国家起源于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为了控制人的私欲而订立的，所以应该具有绝对的权力。霍布斯认为世袭君主国是专制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但决不是它的唯一形式。任何教会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专制的国家有权支配宗教和臣民的一切思想。霍布斯在这一方面走得很远，他甚至承认宗教是对无形力量（不管它们是幻想出来的还是传留下来的）的迷信的恐惧心理，而宗教是由国家建立的。 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告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王国。因此英国的唯物主义就从专制的国家形式转为立宪制的国家形式。洛克认为，凡是存在于精神中的，无不先已存在于感觉中；他论证了健全理智的哲学，借此说明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把政治同宗教分开，同霍布斯相反，他反对国家有权规定或消灭人的思想，他宣扬资产阶级的宽容。他也把立法权同行政权分开。立法权由选举立法会议的人民所掌握。国王不是位于法律之上，而要受法律约束，如果他滥用权力，就会失去王位。 虽然如此，英国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秘密。一种秘授的学说。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一部分（虽然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政权以后，就变得虔诚，非常虔诚了，差不多在皇帝威廉一世以前二百年，它就发现了必须给人民保存宗教这个深刻的真理。到18世纪竟至发展到这种地步，英国的唯物主义者（如哈特莱）在同一本书里，先把人的思维和感受归结为大脑的活动，也就是用唯物主义方式解释，后来又用神学的方式说明圣经奇迹和死后天国生活的确实性。当时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可以称得上是无信仰者的领袖。哲学家休谟虽然反对宗教信仰，但是他也反对唯物主义，他认为人的感官不能彻底认识世界。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国家，因而有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们——从波义耳和牛顿到达尔文和法拉第——不是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就是至少认为上帝是个好人。 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休谟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17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大多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他们之中唯心和唯物两种世界观保持一定的均势，如笛卡儿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世上的事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待神的观念，又如斯宾诺莎把实体叫做神，借以说明精神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再如莱布尼茨断言思维和存在从来就是协调一致的。18世纪初叶法国唯物主义才作为独立的现象发展起来。它继承了洛克所提出的理论，起初它也是一种贵族的学说，但是酝酿革命的资产阶级很快就认识到，这种学说在它反对王朝、贵族和僧侣的斗争中会起什么作用。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否定宗教（至于它的信徒是把人看做机器的无神论者，还是在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一块安静的养老地的自然神论者，则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它也深入到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其中的经验形成一切感觉和知识的，那么他就只应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命运。要使人类社会完善，就必须让这个社会同人的天性完全一致；应该消除人类社会中一切同人的天性相矛盾的东西。法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爱尔维修在其《论人》一书中认为感性的印象和利己的欲望，享受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他的体系中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 法国唯物主义者看作人的天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当时第三等级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解放就是建立美满的社会。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反对专制、封建和教会专权的法国的有力武器。在文献方面，它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上登峰造极，在政治方面，它以人权宣言为顶点，最后则发展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类智力平等，关于理论、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巨大意义，关于享受的合理性等等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中可以汲取而且已经汲取了多少东西是十分明显的。傅立叶和欧文从唯物主义出发，德萨米也是以唯物主义为依据，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法国唯物主义虽然获得许多光辉的成果，但是它的基础还是很不稳固的。自然科学进步很大，然而只有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化学和生物学还处于幼稚状态。人们对于自然的发展，从而对于历史的发展都毫无所知，认为自然界总是循环地运动，人的精神自始就是不变的，有个时期——比如在中世纪——暗淡一些，而现在又追求它天然的权利。唯物主义还没有接触到宇宙之谜的内在联系。于是唯心主义又来解决这个谜。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到能够造就许多聪明的，甚至是天才的人物，但是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用猛烈的冲击摧毁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堡垒。 德国哲学是体现了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德国文学的继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莱辛逝世那一年出版的，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成了一本名著了。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同这个巨大的变革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共同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谈到法国大革命时，经常持兴高采烈的颂扬态度，甚至谈到恐怖统治时代也是这样。但是由于害怕恐怖政策，歌德却写了可怜的《市民将军》，席勒写了许多关于幸福的女神和庸人的神圣制度的坏诗。德国的唯心主义是对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反击，而决不是向后者倒退。康德把发展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因而在他最独特的领域上战胜了唯物主义。他用旋转的星云说明太阳和所有行星的起源，从而否定了太阳系固定不变的说法。他在一些通俗的讲义中已经认为人由动物演变而成是不言而喻的。他明确地反对旧唯心主义的学说——由经验和感觉得来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纯粹悟性的观念之中。他反过来说：来自单纯的悟性的对物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经验之中。 康德的真正活动是以休谟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用简单的假定颠倒了全部经验以及所有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这些假定是：我们的概念不以对象为转移，而对象以我们的概念为转移，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外的物的本来面貌，只知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不完善的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整个现象世界，直到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感性直观只存在于人的表象之中，而物的绝对本质，自在之物隐藏在人的表象后面，在不可探测的黑暗之中。这样一来，一方面思维和存在被调和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却彼此分离得更远。康德没有解决宇宙之谜，而认为这个谜是不可解的。事物中不可能有矛盾，因为一切含有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思想把我们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即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之中，如世界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自由和必然。 康德把客观世界的定在化为人的意识的活动，等于摧毁了客观世界，而费希特则发展并改变了康德的学说，用人的意识重新建造了客观世界。费希特同自然科学是疏远的。在他那里，自我，即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族类的人，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客观世界的创造者。客观世界的定在不是通过纯粹的思维形式来说明，而是纯粹的思维产生客观世界的定在形式。费希特从纯粹思维中引伸出空间和时间、量和质、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思维是以内在的必然性完成的独立过程。每个定理都有它的反定理，在更高的统一不断克服这个经常的矛盾的过程中，思想向前发展。这样一来，费希特又把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拾起来了。但是他认为客体产生于主体的纯粹本性之中，所以精神和自然界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费希特把自我当作主体—客体。可是谢林和黑格尔一面继承和改变着费希特的理论，一面说：如果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者之一都不是事物本身，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思维也不是存在，既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界，而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整个事物无非是贯穿两者，在人的精神中意识到自己的过程。 引诱谢林走进幻想的自然哲学和各种浪漫主义的杂货铺的唯一思想仍然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最后，他终于停靠在久已淤塞的天启宗教的港口。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是整个世界的活的灵魂，虽然他对于绝对理念没有什么阐述，而且从它的哲学渊源来说，只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更高的统一，但是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和历史的过程。精神，即本来存在的自我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先是意识，接着是自我意识，然后是考察的和行动的理性，最后是认识自己的、有教养的宗教的精神。在自然界中，精神作为盲目的必然性而活动，而在历史上，它却从粗野状态挣脱出来，达到认识自己的阶段。历史过程只是不知何时何地已经完成的逻辑过程的模写。不管这种观点是怎样模糊，把历史过程解释成逻辑过程乃是黑格尔首创的功绩。康德把发展观点应用于自然界。而黑格尔却把它应用于历史。费希特接触到辩证方法，黑格尔却使它成为一切生命的喷泉。有“有”的概念，也有“无”的概念，并且从两者的斗争中产生了“生成”的高级概念。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经常变化，一切都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灭的过程中。从康德的命题：含有矛盾的一切是不可能的，转变为黑格尔的命题：矛盾事实上就是世界的推动者——这就完成了德国哲学的辩证运动。 这样就达到了英法两国唯物主义没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对自然界的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巨大进步，这使证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成为可能。这时康德所倡导的假说才在达尔文的证明——整个有机的自然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中得到终结。在这方面黑格尔也未能超过由于当时对自然界没有充分认识而造成的局限性。他还抱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界是在同一个圈子里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它有永恒的天体和各种不变的有机物。英国唯物主义者把这种观点用到历史上，而黑格尔却突破了这种观点。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种不断运动、变化和改造的、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他力图以巨大的精神劳动，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通过一切表面的歧途和偶然事件，探索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和逐渐实现的阶段。因为他认为物是概念的模写，所以他对历史作出非常武断的解释，但是像历史事实这样顽固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被概念束缚住的，所以黑格尔也能用天才的眼光看到人类历史的联系。 德国哲学的伟大特点以及它的特殊缺陷都可以从德国特有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得到说明。一方面，这种状况容许人坚定不移地通过严酷的现实追求资产阶级的理想，直到得到最大胆、最圆满的结果为止。康德的最高伦理原则——你应该这样行动！无论在你身上还是在任何别人身上，都要把人类当作目的而不可单纯当作手段使用——，只有在资产阶级还不强大，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费希特才能说，任何人都不可为自己使用别人的力量，他才会写出：“人应该劳动，但是不能像一匹役畜那样驮着东西入睡，经过最必要的休息以后又被赶起来驮同样的重担。他应该无忧无虑地、高高兴兴地劳动，并且留有使自己的精神和见识能上升到天国的时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费希特出身于无产阶级，因而在他整个一生中都带有火热的革命思想的痕迹，他谴责进行剥削的封建贵族是愚蠢、无知、怯懦、懒惰和卑鄙的；在他的话里洋溢着法国革命的恐怖政治的气息：法是绝对必需的，谁不通过本身认识法，谁就应该受到强制。费希特正是从他认为不是历史的可怜的德国历史中，推论出德国人的使命，这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法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热情地发扬我们在古代世界里看到过的公民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使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古代国家没有奴隶就不能存在）而实现的，而是建立在凡具有人类面貌者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如果说黑格尔利用辩证方法的纯粹思想游戏终于推翻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威，那么这种既彻底又空幻的行动只有在一个没有短兵相接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国家才有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古典哲学家及其思想都住在空中楼阁里。他们的思想离不开他们在专制主义的严格监督和正统派的鞭子下喘息的肉体，因此他们的唯心主义受到很大的限制。康德用纯粹理性把上帝赶出了宇宙，但是他又从实践理性的后门把上帝偷偷地带进来。费希特由于被控是无神论者而打了一场官司，并被赶出耶拿，他在这场官司里摇摆不定，在不合时宜的抗拒和不合时宜的退让之间摇摆不定，而这是一个坚强的人所不会有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就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破坏了自己曾经用以消灭人格的上帝的观念的谨严逻辑。黑格尔甚至同三位一体的神进行妥协，他把上帝列在自己的体系之内：上帝单纯用思想把现实世界创造为他自己的映像，为他的儿子，并在其中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精神归于自己。 政治方面比宗教方面问题更多。德国哲学家没有阿基米德点[3]——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而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推翻专制—封建—教会的国家的。他们所以没有这个概念，是因为事实本身在德国还不存在，或者还处在可怜的幼稚状态。他们只知道国家是人类文化的保护者。康德在他著名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草案中，一开头就说：“国家不像它所占有的土地那样是一种财产。它是一个人类社会，除去这个社会本身，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统治它，支配它。”康德有理由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采用共和政体。但是怎样把国家——专制帝王的财产——变成共和国呢？康德的答案是，通过人类的道德进步，费希特则说，通过国民教育。不管他们如何渊博而深刻地把握这些思想，他们也只能以此造就出一批无聊的道德说教者和教书匠，却动不了专制国家的一根毫毛，专制国家的代表人就更加疑神疑鬼地蔑视他们，监视他们。 费希特的关于闭关自守的商业国的论文（他曾自称这篇论著是他最好的、考虑成熟的作品）甚至描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国家的理想，以及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严格要求，应该怎样建立这个历史上的国家。1800年，普鲁士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信徒司徒恩泽，亲切地接受了费希特献给他的这篇著作。他认为费希特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理想，每个担任国家行政工作的官员都有义务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尽管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问题。这时候司徒恩泽可能会想到他的弟弟，三十年前他弟弟在丹麦试图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性法整顿封建专制的国家，结果送掉了性命。费希特对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了解；他把自由贸易看做是由“我们的祖先的思想方法”产生的不能持久的传统；适合于基督教欧洲的中世纪统一的东西，对现代国家已经不适合了。费希特认为限制一定等级的居民从事一定的活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是政府的任务，认为现金流出国外是本国人民贫困的原因，这些完全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思想。费希特主张禁止到外国旅行，因为无益的好奇心和想把这种好奇心带到国内的消遣的癖好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相信，恐怕连老弗里茨听了费希特的这番议论也要反对。 费希特想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国家保证国民人人有幸福而满意地生活的天然权利。但是他又把他的理性国家放在这个国家之上，理性国家完全同外国隔绝，自己有一种特殊货币，只有科学可以同外国交流，至于它怎样组成一个君主国，这是统治者的秘密。在国家范围内，这是手段同目的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到了费希特的晚年，这个冲突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出动人的戏剧。他曾经盼望法国军队，认为它是德国专制君主想用暴力扼杀的自由思想的救星，但是现在他却对德国人民发表热情的演说，号召他们对法军作战，他死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不抱希望，没有幻想，清清楚楚地预见到滑铁卢战役后德国将会遭受的一切灾难。 黑格尔也意识到欧洲反动派胜利的意义。他曾经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将产生一个自由民族的时代的先驱，法国人失败以后，他认为德国人的天然使命、他们恢复独立的主要利益就是：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保存哲学的神圣之火。在柏林任职后，他为了把法作为一种合理的、自我发展的有机体加以论述，写了法哲学，这时他所根据的命题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他的法的国家的理想是1821年普鲁士国家的反映，正如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是1800年普鲁士国家的反映一样。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差别，就是黑格尔由于受到卡尔斯巴德决议的压力，很少把自己的原型理想化，而费希特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把自己的原型大大理想化了。黑格尔终于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是他对它估价很低。它是国家，但只是外部的国家，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是放荡和贫困的场所，肉体和道德堕落的场所。但是国家本身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的理性东西，是绝对的自身目的，因此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做国家的一个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这种观点就像手套适合于手那样适合迫害“煽动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 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永远是君主国。在已经发展了的理念面前不存在共和国；没有君主的人民是一群没有组织的不定形的东西。但是在君主国中，人民这个词表示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国家成员。各等级作为立法的权力位于广大群众之上，这种权力可以规定普遍物，但是它同各等级也没有很大关系。国家官员有等级会议固然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就是没有等级会议，他们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国家官员代表第二个权力，即政府，他们是对一切都有深刻了解的真正的政治家。第三个权力是王权，它做出意志的最后决断，使事情趋于完善，它本身包含着所有三种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想性。同实体性的意志和整体的理想性相一致，王权同不良报刊的要想瓦解一切的、可怜的主观性相比，乃是真正的现实性。报刊代表公共舆论，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代表现存的矛盾，出版报刊的只是那些不这样做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人；黑格尔想完全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的精神给报刊下一道起阻碍和惩罚作用的警察命令。他的法哲学只有一点超出20年代的普鲁士，那就是它要求公开审判和成立公开陪审法院。 虽然如此，当时的精神生活还是在它那难以理解的语言中跳动。黑格尔在这本著作中同法的历史学派和浪漫主义国家学说进行的论战充分证明，他不是轻率地颂扬现状或者甚至主张回到中世纪去。他自己的话道破了他为了发现当时的现实中的理性而产生的种种苦恼，他说，在我们这个意见很多，议论纷纭的时代里，一个不懂得为一切（包括最坏的东西）提出充分根据的人，一定还不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也认识到理性的现实性。 理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永恒之流。这个过程所创造的东西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它是必然的；一旦它不再是必然的，它就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了。普鲁士君主国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根据当前的历史条件，它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能是别的样子，因为人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人民变成合理的，那么普鲁士君主国必定也成为一个现实的国家，根据黑格尔的现实国家的定义，必然只在观念上设立君主，并扬弃君主，使之成为公共福利。 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误解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性，他甚至害怕他的法哲学会遭到取缔。普鲁士国家对于所有一切颂扬也不感到十分舒服。它骄傲地倚仗自己的警察棍，并不想利用它的理性为它的现实性辩护。甚至感觉迟钝的国王也看见玫瑰花下有蛇在待机而动，当国王听到关于他的国家哲学家的学说的模糊报告时，他怀疑地问：可是，如果我不作最后决定，情况又怎样呢？但是普鲁士的官僚对于加在他们头上的许多荣誉表示感谢，黑格尔的得力门徒给理解力不高的臣民讲解老师的意义模糊的论述，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写了一部普鲁士法学史和国家史，在这部书中证明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大竖琴，在上帝的花园里定好琴弦，以便带头奏起世界颂歌，于是这些官僚就更为感激了。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有许多可怕的神秘性，还是被宣布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在世界历史的许多讽刺中，这肯定是最可笑的讽刺之一。黑格尔把德国唯心主义的丰富成就综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他把我们的古典时代的一切泉源和溪流都引到一个河床中，而这些泉源和溪流在反动的冷空气中全都冻结了。但是那些轻率的傻瓜却认为躲在这个大冰块后面十分安全，看到大胆的攻击者从那冰块的平滑而陡峭的斜坡上滑落就冒冒失失地欢呼起来，却没有预感到，春天的暴风雨一来，冰块就要融化，他们自己也会遭到没顶之灾。 黑格尔本人也经受了这些风暴的第一次袭击。他反对七月革命，咒骂英国的第一个改革法案是对大不列颠宪法的“高贵的内脏”砍了一刀。这时他的听众纷纷离开了他，跑到他的学生爱德华·甘斯那里去，甘斯讲授老师的法哲学时特别强调其革命的一面，并激烈攻击法的历史学派。当时在柏林就有人说，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不是由于霍乱，而是由于这一痛苦的经历而死的。 [1] 指马克思于1842年8月9日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106页）。 [2] 在德文里“说德语”（deutsch sprechen）还有“说话率直”的意思，这里可能是双关语。——译者 [3] 原文是“der Punkt des Archimedes”，可能是指阿基米德螺线上的点，借喻发展的起点。——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