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一部 现代科学共产主义 第一章 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残余
1830年，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刚刚从政治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德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中，从文学和哲学的高空赢得了充分的荣誉，却从来没有能够用铁拳利刃在地面上进行战斗，这是这个阶级的光荣，也是它的不幸。在德国土地上遍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数不清的巴士底狱，却没有扫荡这一切的风暴使德国资产阶级能够展翅高飞；只有法国征服者的宝剑才给它开辟了道路。 因此它的社会解放的开端是戕害它的民族生存的异族统治带来的。它必须反对自己的解放者，并且只有为自己的压迫者效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它帮助欧洲反动派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分享胜利果实。德意志仍然分裂成三十几个小国，最小的和最大的同样是独立国。德意志邦联是对德国统一的一个讽刺；为举世所不齿的、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邦联议会只完成了充当王侯反对人民的共同狱吏的任务。 严重的失望情绪在德国资产阶级中还引起了一个英勇反抗的尝试。资产阶级中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刚刚凯旋[1]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成立了大学生协会，树起了一面反抗的旗帜。但是这个先锋队团结的人很少，而且它自己也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大学生协会中，对皇帝和帝国的中世纪的幻想同使复仇者的匕首指向没有信用的王侯及其仆从的、雅各宾党人的愤慨交织在一起。这两者共同体现在大学生协会会员桑特的身上，1819年，他刺死了俄国间谍科采布。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但是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相反地，早就待机而动的封建专制反动派却对这事特别欢迎。卡尔斯巴德决议发动了对所谓煽动者进行的卑鄙的迫害，摧毁了全德一切正在萌芽的政治生活。 反动派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窒息了德国资产阶级，其原因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能充分发展。首先给德国清除封建主义的最大垃圾堆的是法国的统治。在莱茵河左岸，封建主义已被完全摧毁。那里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封建的和教会的地产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像在法国一样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封建垃圾还残存着很大一部分，在北部和东部最为严重。 一 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从16世纪起，在霍尔斯坦、梅克伦堡，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诸省，从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变革中形成了骑士劳役租制经济。骑士由军人一变而为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依靠封建的权利名义得到了新生。他借助于卖身求荣的法学家从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中找到借口，一方面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把他们的公共财产——森林、渠道和牧场攫为己有，以便取得足够的土地，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另一方面限制幸免的农民的所有权，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迫使他们必须毫无抵抗地满足骑士对他们及其家属的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要求。专制的君主国家并不反对这种有几百年传统的掠夺行为，它总是（尤其是在普鲁士）支持领主反对农民，只有为达到军事和税收的政治目的时，它才为了农民同容克阶级斗争。它的所谓保护农民只限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农民阶级，并限制对农民的压榨，使得专制君主也能同封建领主一样剥削和压迫农民。 所谓的农民解放并没有消灭封建状况。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他们压迫者的宅邸一事，使得容克地主的头脑充分清醒过来；在那著名的1789年的八月之夜扫除封建特权时，是法国国民议会的贵族代表领先的。德国农民过于贫困，不能使用同样彻底的方法；只是有些地方，比如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农民有一些活动。贵族中比较明智的分子赞成农民解放，却决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容克阶级的利益。他们认识到，徭役农民劳动得不好，也不可靠，他们想通过把徭役农民变成自由却又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办法，以便榨取更多的劳动。第三等级的贵族领袖米拉波不赞成法国国民议会取消封建剥削方法的决议，而普鲁士政治家中最开明的人物雪恩，则想恢复农民的人身自由，但不恢复农民对自己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容克集团由于阶级私欲根深蒂固，连这一点道理也不懂。只有在受到法国军队的农家子弟的沉重打击以后，他们才懂得了一点经济学的逻辑。 在法国的专制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是德国王侯和容克的一个可敬的老习惯。他们对于拿破仑也尽了阿谀奉承的能事。不过同时他们又认为他出身微贱，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事业，因而憎恨他，德国个别封建主义深重的地区，这种憎恨表现得最明显。只是由于农奴不能打败自由的农民，普鲁士才准许农民解放，并只限于使农民能够进行现代战争，而在其他方面则为封建主义保留一切能够保留的东西。人们给农民以人身自由，并用种种诺言诱惑他们，等到把敌人从德国赶出去后，就调整他们的占有关系。结果是农民阶级所受的欺骗比资产阶级还要厉害。 对于大部分小农，也就是自己没有大车和牲口的农民来说，农民解放是出虎口进狼窝。他们既不能巩固自己的所有权，也不能摆脱封建的租税、勤务、徭役。相反地，他们的人身自由可以满足容克的任何欲望。18世纪的王朝为了限制地主没收农民的土地而作出的若干规定也都取消了。容克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没有车马的农民。他可以“为了补偿似乎存在的占有权”没收农民的耕地，他收买这些土地，或者干脆解除份地租约，或者利用农民的无知，鼓动他们放弃“暂时的”权利。总之，他用极便宜的代价换取农民土地；如果他认为还太多的话，就干脆用暴力或欺骗把农民降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级，无产者的自由就是，农民对容克没有任何权利，而容克对农民没有任何义务。1810年的婢仆法甚至在法律上规定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没有权利。因此有大批农民参加了格罗斯贝伦、邓纳维茨、莱比锡和拿破仑战争的无数次会战。1848年，在容克地主俾斯麦的克尼福夫庄园干重活的雇工，只拿到一点如他自己所说的可怜的实物和微薄的工资（夏天男人是四个格罗申[2]，女人是三个格罗申，冬天每人少拿一个格罗申），每年男人却要做一百五十六天，女人要做二十六天无偿劳动；而这竟被俾斯麦公开夸耀说成是理想的状况。 容克地主创造了一个经营大规模农业不可缺少的、对于最彻底的剥削也不反抗的无产阶级以后，就用另一种方式掠夺少数占有产业的农民。这些农民被分成占有权不稳固的——其实是由于容克地主的侵害，才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变得不稳固的——和占有权还稳固的两个部分。人们给占有权不稳固的、有产业的农民都“登了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占有权不稳固的情况把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耕地交给容克地主，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占有权和解除一切封建负担。还有一大部分这类农民得不到阴险的调整法规[3]的保护，与他们的没有产业的伙件同命运，由容克地主任意摆布。至于那些占有权稳固的、占有产业的农民则被“分离”出来；他们的封建负担可以用货币租和谷物租来抵偿，付出二十五倍的地租就可以完全赎免。 这样一来，从1815年到1848年，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普鲁士和波森诸省，通过调整只产生了70,582个世袭的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两万多个是在波森省，因为政府对于那里反对政府的波兰贵族限制得比较严格。同时有289,625个有产业的农民解除了封建负担。在调整和分离的过程中，除了“改革”本身对农民十分不利以外，到处都袒护容克地主的国家官厅还百般损害农民。整个的解放使农民丧失了1,533,050摩尔根[4]的土地，18,544,768塔勒的现金，此外每年还要缴付1,599,992塔勒和260,069雪菲尔[5]的谷物。 普鲁士的农民解放是对法国农民从革命中取得的成就的一个绝大讽刺。在莱茵河左岸，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已被推翻，滑铁卢战役后虽又一度还魂，也只能说明，它们的末日已经最后确定了。而在易北河东岸，对群众的剥削越便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有土地和容克庄园，它们的发展就越顺利。这时在法律的保护下，大农业有了可以利用其最后一滴血汗的无产阶级。农民为了摆脱四百年来的压榨，付出了许多金钱和土地，而现在这些东西却被大量用来建立农村的工业：首先是兴建酿酒厂，从此普鲁士烧酒开始行销全德，然后行销世界各个角落。普鲁士酒精工业在毒化群众方面的为害，仅次于英国和印度鸦片工业在毒化中国人民上所取得的效果。但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的造酒工业并不像他们的军队（更不用说他们的贵族特权了）那样，使他们的统治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鲁士容克一面用种种最新工业（如甜萝卜糖工业）为自己的权力建造新的堡垒，一面死抱住肮脏的封建特权，如领地警察权、领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狩猎权等不放。 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世界，它的外貌大概就像莱茵区一位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一个小孩子，头大如南瓜，满嘴黄胡子，一头花白发，双手长又粗，肠短胃口大[6]。但是德国资产阶级要不制服几百年来惯于统治的、顽固而执拗的普鲁士容克阶级，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尤其是这些容克在普鲁士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磨练了随时可用的武器以后，资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 二 城市手工业农村人口，在普鲁士国家占四分之三以上，在德意志邦联中有三分之二强。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虽然已经衰落，却还保持优势地位。1830年的情况同1800年没有什么不同。行会手工业在这三十年的前半期所受连年战祸的创伤，在后半期勉强恢复了。除此而外，行会手工业没有前进一步。它用古老的方式为当地的消费生产，简单、狭隘、偏私，厌恶一切技术进步，它在小城市的狭窄范围内苟延残喘。分散的手工业工场规模很小；行东同帮工的数目差不多相等。每个帮工都希望成为行东；只要一有自由经营的机会马上就定居下来；社会对立的紧张状态没有波及到手工业。 但是在帮工中并不像在行东中那样死气沉沉。旧的帮工组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解体了，君主的暴力为上升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摧毁了残存的这种组织。在这方面普鲁士王国作了先锋。由于它的推动，1731年颁布了镇压从前斗志昂扬、顽强不屈的帮工们最后反抗的帝国法令。1733年的普鲁士手工业法规规定，对于触犯帝国律条的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监禁、苦役，累犯者处死刑。不消说，在普鲁士的国法中也有一项严格的禁止结社令。然而正是这种残酷的立法使帮工们保持了一种不很明显的阶级意识，一种经常被行会制度和强迫流动激起的不安定、不满意的情绪。德国的手工业工人在瑞士、英国和法国看到了进步的情况，那里与腐朽的家乡形成解明的对比；有许多人留在外国不回来了，有的人回故乡也带来了比较自由的观点。 德国手工业的残破状况同它的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形是相适应的。早在18世纪，开明专制的资本主义政策就损伤、突破和动摇了行会制度；接着拿破仑时代的风暴又从它的头上呼啸而过，但是只有在这个风暴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地方，如莱茵普鲁士、莱茵巴伐利亚、莱茵黑森，才彻底清除了行会。整个南德意志，行会还占统治地位，在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萨克森王国也是这样。在旧普鲁士诸省，虽然也规定有经营自由，但是它并没有促进普鲁士手工业新的繁荣。四百年来，易北河以东的城市经常受到王侯和容克集团的无情搜刮，以致到处没有一点活泼的市民精神。 1808年的城市法规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从官僚和军人的严格监督下解放出来，把管理自己的财政、济贫和教育的机构的权力（有时也包括警察权）还给了城市。但是，和耶拿战役以后的所有普鲁士改革法案一样，城市法规也是被极端的困难硬挤出来的，所以在滑铁卢战役后，也受到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修正。人们尽量剥夺穷人的市民权，把城市机关置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恶意监督之下。同时，市民同没有市民权而只受到保护的居民之间的不幸的区分，造成了一种虽不是法律上的却是事实上的后果，那就是有教养阶层的分子只有在为了买房产而不得不做市民时才做市民。城市市民群众是由在最偏狭固陋状况中成长起来的手工业行东和房主组成的。他们习惯于行会的剥削手段，而把新的城市自由看做是对他们所丧失的经营自由的值得欢迎的补偿。他们心安理得地滥用城市土地，砍伐树林，得寸进尺地扩展自己的花园，直到城墙和城壕消失掉为止，他们甚至瓜分市政府的房子。谁在打靶场上表现出枪法最准，谁就是这个小市民集团的英雄。 在德意志南部，虽然莱茵河右岸的手工业还受着行会的束缚，但是那里的小市民显得比较活跃。拿破仑把美因河彼岸上百个从前直属帝国的小邦组成一些中等国家，它们的君主害怕受惩，立即灭亡，就尽可能对这位法国保护者尽忠，力求把自己仓促砌成的、还很不稳定的宝座比较牢固地建立在立宪制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立宪制也是不稳固的，除了空谈以外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是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南德意志的君主想用他们的邦议会同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邦联议会中的优势对抗，可是一旦他们的邦议会不那么服贴，他们又一定可以依靠邦联议会。南德的立宪政体不能使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发生根本变化，其实它也从来没有存这种奢望。 在巴登、普法尔茨和维尔腾堡，小市民的政治理想所以占主导地位是由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有时他们也许希望成立共和国，一个农民和市民阶级的小小共和国，一个幽静的世外桃源，没有历史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矛盾，富翁不多贫民也很少，到处是小康和中等人家。他们不要君主，不要平民，不要贵族，不要常备军，可能的话也不要赋税；他们也不想积极干预历史生活，没有外交，没有大工业，没有世界贸易。假如德国真的分成许多这样的幽静闭塞的共和国，那么它就会空前彻底地离开大国的行列。 [1] 指德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译者 [2] 当时德国通用的一种银币，一个格罗申约合十二分尼（一马克等于一百分尼）。——译者 [3] 1811年9月14日，由普鲁士首相哈登堡颁布的一项法令，全名是“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译者 [4] 从前德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摩尔根等于2,767平方米。——译者 [5] 从前德国的一种容积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雪菲尔等于104公升。——译者 [6] 这是海涅的诗歌《妖魔》中的几句。——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