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三章 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一 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16世纪初叶，法兰德斯羊毛工厂手工业的繁荣和羊毛价格的上涨第一次促使英国大地主强占农民的耕地；18世纪末叶，大工业发展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原来依靠自己一块份地生活的居民——农村家庭纺织工人，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财产。机器出现了，筋骨强壮不再必要，于是产生了女工和童工，结果是现代无产阶级开始经受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农奴制都从未见过的那种特殊的可怕痛苦。英国仿佛是新建的，平地涌现出大城市，荒芜的沼泽地带矗立起人类双手建造的高楼大厦。资本大增，一个接一个地霸占国外市场，与此同时，史无前例的痛苦也就落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头上。 大工业资本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一切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资本家认为工人生活的一天，除去为了使劳动力不致完全报废所必需的很少几小时休息外，都是劳动时间。在把安息日看作神圣的国家里，工人在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他们也没有时间履行家庭义务，进行社交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儿童没有必要的时间发育和成长，没有必要的时间呼吸新鲜空气，见到阳光，甚至连匆忙吞下一顿可怜的午餐的必要时间都没有。不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常只是在劳动中让人往嘴里塞一块食物，因而工人简直就成了生产工具，人们就像给蒸气锅炉加煤、给机器加油一样，给他们塞食物。恢复生命力的有益睡眠变成了使筋疲力尽的机体复苏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僵卧。如果说大工业的无产阶级由于吸收了农村居民而稍稍推迟了完全恶化的时间，那么这个泉源不久也枯竭了，医生的报告证明，农村工人寿命短促。英国民族的生命力从根上腐蚀了。这样一来，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威胁。对这种地位的担心、大地主对工业资本的忌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医生的警告、好心肠的资产阶级分子出于仁慈的同情，像欧文这样的崇高慈善家的孜孜热忱，还有个别大厂主的特殊的企业利益——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况一起发生作用，使有产阶级（工厂主集团除外）赞成国家至少对最没有抵抗能力的工人阶层，首先是儿童进行保护。事实上，在1802、1819、1825、1829和1831年都颁布了保护在工厂中劳动的童工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议会不肯不顾工厂主阶级的反抗，拿出钱来实施这些法令。结果，资产阶级为争取在法律上保护工人所做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成果，主要是对工人起了一些心理作用。从这些努力中无产阶级认识到，它所处的无边无际的贫困境地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大。 其实，无产阶级从没有完全迷失方向。尽管1799年的禁止结社令以极严酷的惩罚手段来对付工人结社，但是它并没有达到制定者预期的目的。它使受威胁的工人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甚至在执行得缓和的地方也是如此。而在那些严厉执行的地方（如在工厂工业中）反而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工人们组成了秘密团体；参加者都庄严地宜誓忠贞不二。不忠实的分子受到肉体上的惩罚。资本的牺牲者由于被剥夺了人性，作为最后的人类感情的残忍的复仇心占了上风，放火、偷窃、砸毁机器成了普遍现象。工业主义的有见识的代表人物看到，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他们认识到，当自己的学说的结论对工人有好处时，不能否定这些结论；由于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休谟（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常运用新武器的鼓动家，受到裁缝师傅普雷斯的支持）的活动，1824年在议会中秘密通过了废除禁止结社令的议案。 这时在各个劳动部门出现了一些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s），它们主要是想通过罢工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这一来吓得议会在第二年马上又限制几乎还没有实现的结社自由，但是这一措施阻止不了工人的思想跃进。工会继续有力地发展着，它们同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亲密合作，1834年组成了一个直接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总工会。由这种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促使工会过急地进行大规模的同盟罢工，结果遭到一系列的惨败，总工会也宣告解散。但是工会还是抵抗住了这次打击。尽管法令对工会活动极为不利，资本家报纸所控制的舆论也处处作梗，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给它证明它的努力是无用的，无产阶级觉醒了的阶级意识却再也不受任何迷惑了。 资产阶级固然可恨，无产阶级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反对王朝和大地主的政治斗争。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还不足以组成自己的政党，却已经能够认清反动派压制资产阶级的自由，保持部分由地方贵族、部分由受贿的选民选出的下院，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同要求以普选权为基础改革议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同盟。首先由于害怕“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忧郁的工人群众”，王朝和议会的两院才被迫实行改革。但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只保障了中等阶级的选举权，中等阶级在声名狼藉的“最后声明”中拒绝进一步扩大选举权。 改选的议会不久就表现出它是谁的精神产儿。对爱尔兰的强制法令，保障大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对当地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的城市管理新规章，新济贫法及其“巴士底狱”[1]（失业者在这里受到的虐待比犯人还厉害），这一切驱使无产阶级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派。1833年的工厂法也起了同样作用。这个工厂法的许多条款都比从前的工厂法还要落后，只有设置工厂视察员这项对工人有利的措施，才起了一些推动作用。而这一措施其实也不过是大工厂主为反对小工厂主才布置的。1835年，一个工人协会在伦敦集会，拟出一份人民宪章作纲领。这个宪章内容有六点：（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4）秘密投票；（5）划分平等的选区；（6）每个选民都有被选举权。要想实现这些要求，就要彻底推翻英国宪法。 宪章运动是现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第一次尝试。但它既不是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也不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进步分子。它里面搀杂着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成分，而由于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刚刚遭到失败而十分气馁的工会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宪章运动。此外，宪章运动还参加了贵族同资产阶级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英国资产阶级力争实现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它的工业品市场和粮食及原料的来源地这一理想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取得政权。妨碍这个理想的首先是谷物法。谷物法提高了面包的价格，因而也提高了工资，使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地租同资本利润之间的这种内部冲突对于工人本身只有间接影响。宪章主义者不想维护谷物法，但是他们也知道，自由贸易不会使无产阶级吃到便宜面包。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目的是实行宪章，在经济方面的目的是十小时工作制。于是统治阶级正好利用这一点来引诱工人。自由贸易主义者答应他们，谷物法废除以后就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但是后来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一伙人公然背弃了他们的诺言。大地主为了笼络无产阶级中的比较不成熟的阶层，也打出十小时工作制的旗号，隐藏起他们对于自己的地租受到威胁的怨恨。 这时宪章主义者看透了假朋友。他们支持贵族为十小时工作制进行的鼓动工作，却并不同它合流，当这些为自由贸易的利润而辩护的反谷物法者一旦宣布千年王国开始的时候，宪章主义者就把他们赶下讲台。但是宪章主义者在议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不得不依靠议会的政党，有时依靠托利党，有时依靠辉格党。1842年工厂主迫使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又出卖了工人；这次大罢工充分表现了宪章运动的政治性质。几十万工人高呼战斗口号：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福利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时宪章主义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了亏，正如社会主义对宪章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亏一样。关于道义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争论，关于“神圣月”，即总罢工的争论，关于空想的土地方案（用认购稍有限制的股票的办法购入大量土地）的争论不断削弱党的内在力量。虽然如此，党的英勇斗争仍然在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由于它的团结一致的抵抗，“可耻的策略”失败了。厂主曾利用这些策略阻碍有专业知识的、无所畏惧的工厂视察员进行工作，并力图再次破坏1833年的工厂法。宪章运动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活跃的精神生活，创造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形式还不够简洁、精练，但是在思想的有力和内容的深刻方面胜过了同时代上层阶级的精神产品。 宪章运动是这样波澜壮阔，以致对有产阶级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个别激进的厂主站到了战斗的工人一边；从人道主义的托利党员中产生了“青年英国派”，他们想恢复中古封建主义的好的一面，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却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骄奢淫逸的富豪。迪斯累里的长篇小说《神巫》，把1842年的罢工写得十分动人，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最光辉的代表作。才华出众的幽默家，如托马斯·胡德，在他的《衬衣歌》和《叹气桥》中，生动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妇女的无法形容的困苦。在卡莱尔的著作中，宪章运动终于得到了传闻远方的回音。卡莱尔吸取了德国古典作家的思想，从大工业的后果中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用美妙的文笔描述了大工业的破坏作用，并要求建立劳动组织。 当然，这种文学的最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反动的核心，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认识得越清楚，这个反动核心就必然越暴露出来。对于贫苦的同情，不管喊声多么响亮，不管带有多么高贵的感情，但它总是一株柔弱的幼苗，在已经燃起的阶级斗争的热流中很快就枯萎了。甚至卡莱尔最后也成了奴隶制的辩护人。 二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在法国，1791年就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它的借口是人权宣言和害怕行会制再兴，而在英国禁止结社时所用的借口则是挽救社会和害怕可怕的怪物——法国的雅各宾派。但是欺骗海峡两边的工人所用的不同的花言巧语是与经济情况的实际差异相适应的。法国的大工业还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在英国同废除禁止结社令、成立工会联合会、实施工厂法相结合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统一运动。因此，首先上台的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金融资产阶级，即所谓金融贵族，银行和交易所，大矿山和大森林的所有者。七月王朝是剥削法国国民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由王室、大臣、议会、二三十万选民和他们的仆从共同分享的。 在欺骗无产阶级方面，法国金融巨子表现得决不比英国工业大亨逊色。他们首先欺骗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取消法兰西共和国，委任路易·菲利蒲为他们的剥削勾当的头目，并假装要建立一个有些共和政体措施的王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到资产阶级的新王任命富有的银行家长西米尔·佩利埃为总理的时侯，很快就表露出来了。佩利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狭隘而阴郁的盲信者，他开始向七月革命的幻想者说明，革命并没有推翻社会制度，而只是碰了碰政治制度，任何暴动，不管它打的是什么旗号，都是犯罪，任何暴力行为都是目无政府。但是同时这位法国资产者实际上却又采取了所谓目前一切“救国措施”中的主要手段：警察当局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浪汉、惯犯、被释放的重劳役犯和诸如此类的坏蛋，叫他们制造暗杀、暴动和阴谋活动事件，以便借机镇压受骗的群众。在人为的恐怖的影响下，卡西米尔·佩利埃使软弱的议会取消了人民群众刚刚用自己的鲜血换得的政治权利，在他死后，梯也尔、基佐和类似的蠢货以毫不逊色的精力继续这种爱国勾当。在资产阶级王朝建成还不到六年的时期内，史册上就记载了大约三十几次小规模革命，十几次谋杀国王事件，颁布了将近一打的剥夺群众政治权利、首先是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法令。 这种政策必然激起参加过七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士的义愤，正因为如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受到表面上的挫折。由于不能公开活劝，被压迫阶级就组织了秘密团体；他们丢开了演说和著述，拿起了匕首和短枪。玩火的警察不止一次地灼伤了自己的手指。甚至在费希用爆炸机暗杀路易·菲利浦这样一种最激烈的行动中，都有一个退职的警探以首领的身分参加。除去警察的小暴动以外，人们还试图拿起武器推翻由资产阶级委派负责国务的贪婪的商人统治。这时候，无产阶级还发展得不够壮大，就退到了由活跃分子继承了大革命的雅各宾派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后面。起初，统治阶级害怕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于反抗政府的工人。 1831年秋天，当里昂饥饿的丝织工人起义时，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织工们高举黑旗，旗上写着“不是工作以生，就是战斗以死！”的沉痛口号。他们驱逐了驻军，秩序井然地占领法国的第二大城达数日之久。饥饿者的暴动没有一定的纲领；不是家庭工业的织工，而是处于四、五万工人同八百个厂主之间，本身是剥削工具的八千到一万个行东，被困苦所逼，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组织了起来，但是他们的组织也仅仅是一个叫做互助社（Mutuelle）的互助团体，这个社的章程禁止谈论政治和宗教事务。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地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安心地舒了一口长气说：这是厂主同工人之间的一场简单的冲突。而在1832年，当举行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时在巴黎爆发的共和派的暴动，使资产阶级政府受到的惊吓反倒要大得多。 在这期间，里昂的织工从起义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834年2月，他们企图在互助社的领导下通过罢工反对继续降低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工资。由于没有一个广泛的组织，只一个星期就失败了，正在工人情绪激昂的时候，政府粗暴地剥夺了最后一点结社自由。梯也尔和基佐都没有佩利埃那种露骨的兽性，但梯也尔用怯懦哀吟，基佐用热烈的道德说教弥补了他们的缺陷。他们想先用这种手段对付资产阶级共和派，而等到一切结社权利成为泡影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像互助社这样的互助团体扼杀了。这个社在一份有二千五百人签名的抗议书中宣称，它过去自愿站在政治领域之外，因此不怕政府的任何攻击，但是现在扼杀自由的结社法使它认识到自己错了，它不受这个剥夺人类尊严的枷锁的束缚，而要继续集会，为保卫不可放弃的人权而不惜任何牺牲。它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秘密团体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人权社建立了紧密联系。可是在人权社中存在着种种不和现象，领袖之间有小资产阶级的猜忌，各种密探也在大显身手。因此政府能够做好对它进行猛烈打击的准备。从1831年饥饿者起义以来，里昂就驻有重兵；当1834年4月9日工人群众起义时，军队在所有重要地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工人英勇地战斗了五天，直到被军队空前残酷地镇压下去为止。在巴黎，共和派在4月13日才开始发动，第二天就失败了。在这里军队的暴行也是数不清的；特兰斯罗朗大街上的血腥屠杀，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对被捕者进行的大规模审判完全摧毁了人权社。起义的资产阶级组织由于比较著名的领袖在侦查羁押期间逃往外国而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1835年建立了家族社，后来又建立了四季社的更有才干的人物，特别是巴尔贝斯和布朗基，接替了逃亡者的工作。在这些社团中，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路线占主导地位；这条路线以巴贝夫的学说为重心。邦纳罗蒂的巴贝夫密谋史使人对巴贝夫有了一个色彩鲜明的印象。新社团要求进行“社会革命和激进的革命”，“打倒贵族、金融家、银行家、买办、垄断资本家、大地主、证券经纪人，一句话，打倒靠人民养肥自己的剥削者”。它们宣称，建立共和国不是目的，而是把不劳动的有产者的财产转到一无所有的工人手里的手段。它是共产主义的最简陋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平等为基础的。四季社无论在纲领方面还是在策略方面都同巴贝夫有联系。据说为了利用出其不意的袭击夺取政权，只要有少数坚定的密谋者就行了。但是当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在1839年6月12日进行这种尝试时，只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成功，而且几个小时后就完全失败了。 三次失败削弱了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力量。从这时起，没有发生什么反对资产阶级王朝的新起义。但是这个王朝的内部瓦解过程却更快了。不言而喻，七月王朝对于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好处；1841年颁布的、极有限地保护童工的唯一的工厂法也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反而像出口奖励和保护关税一样对工业资产阶级好处很大。然而工业资产阶级越强大，它对于本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也越不满。掌握政权的金融贵族由于本质决定，所关心的主要是窃取现有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新财富。它忽视农业、商业、航运、交通运输，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滥设投机公司，进行毫无良心的贿赂、各种欺骗和掠夺，变成了上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的正直人士也起来反对它。它的卑劣的外交政策同它卑劣的对内政策是相适应的。在有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它的统治的、不断发展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成分十分复杂，共同的口号是要求进行选举改革，一致主张取消保证金融贵族独裁统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严格限制，但在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还有分歧。 这个资产阶级反对派基本上可分三派：其一是王朝派，它想保存资产阶级王朝，只希望让资产阶级各阶层比较平均地参加政权，其二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它认为共和政体是资产阶级共同统治的最可靠保证，还有一派是民主共和派，以建立雅各宾式的小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理想。要建立共和国没有工人的帮助是办不到的，所以平常同王朝派一样不关心工人利益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不得不多少向无产阶级献献媚。以《国民报》为核心的这一派支援了1840年创刊并宣布毕舍的生产合作社为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的工人报纸《工场报》。 民主共和派在议会中的发言人是赖德律·洛兰，它的机关报是《改革报》，这一派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代表一般“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同工人比较接近。它自称为社会民主派，要求普选权和用合作代替雇佣关系的劳动组织。《改革报》的纲领是：工人有同士兵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报答他的恩情；国家应该保证年富力强的健康工人有工作做，扶助并保护年老和体弱的工人。劳动组织和劳动权是这一派的社会政策的目标，路易·勃朗的著作尤其代表了这一派的主张。他把自由竞争叫做毁灭制度，因为它先使无产者破产，后来也使资本家破产。自由竞争通过工厂主毁灭手工业者，通过抵押制毁灭农民，它终于导致大资本的垄断，使在自由竞争下好像应该便宜的商品变得昂贵。国家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工场，把同行业的工人组织在大合作社之中，用公共财富补助合作社。这种团结一致、互相结合的合作社将逐渐吸收私人工业，从而消除极为有害的竞争。 这些主张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实行起来同把劳动时间当作直接的货币尺度单位的情况相似。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权只有在这个社会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失业是生产过剩的一种后果，是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开的。如果国家让失业的无产者继续正常生产，剩余产品就会无限增加，并以破产而告终。要实现劳动权就需要有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存在一天，劳动权就只有在那种劳动院里才能实现（英国工人害怕劳动院比害怕苦役所和饿死还要厉害）。同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不能有别的组织形式，而只能以雇佣劳动形式出现，它是资本的前提，只有随着资本，也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消灭才能消灭。自由竞争也完全一样，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社会中，自由竞争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可能的组织。 但是很明显，路易·勃朗的主张对法国工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战争危机和由1840年的东方危机引起的政治动荡，在有产阶级中掀起了丑恶的投机热潮，给劳动阶级带来了饥饿和贫困。失业的群众充斥巴黎街头，以致必须由军队来维持交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劳动权和劳动组织的呼声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结果的一种强烈抗议。同时，不顾结社的禁令，在裁缝、细木工、壁纸印刷工人，后来也在粗木工中，爆发了大罢工，没有罢工的行业，如排字工人，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有效地支援受迫害的伙伴，这就证明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团结的必要。现代无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利益日益具体地形成，使工人离开唯心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范围越来越远。他们从经验得知，分散的起义不能夺得政权。无产阶级日益广泛地提出普选权的要求。 但是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还没有由此结合起来。傅立叶主义者也要求劳动权，却极力反对改革报派[2]。维克多·孔西得朗在他的机关报《和平民主日报》[3]上宣称，错误仅仅在于政府没有思想，要是给政府讲一讲社会学，不经过革命也能实现改革。《改革报》反驳他说，毋宁说错误在于支持政府的不是人民，而不过是垄断资本和特权阶级；对他们谈不到教导，只能粉碎；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自杀来取得我们的胜利。改革报派当然也对铲除资产阶级社会祸根的一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深恶痛绝，否则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了。赖德律·洛兰向他的选民声明，我们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从这种对抗中产生了第一个工人共产主义，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发言人是卡贝。 卡贝既是雅各宾派，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他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而受到法律迫害，不得不逃往英国。他在英国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文献学习，特别是在托马斯·莫尔和欧文的影响下建立了共产主义观点。他的共产主义完全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卡贝根据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得出财富必须公有的结论，只有财富公有才能保证所有人享受幸福。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想通过和平宣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同的只是，他要求以民主统治作为必要的过渡时期。他对工人说：首先应该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和改革者，在要求改革和选举权的请愿书上签名。毫无疑问，卡贝是一个最肤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色调；同圣西门或傅立叶的空想比较起来，这本书就显得贫乏而怯懦了。然而卡贝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是最肤浅的，却也是最有声望的，因为他终究给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总的说来，卡贝的功绩在于最忠实地表达了法国无产阶级在40年代得到发展的阶级意识。所以他的著作在工人中流传极广，他本人也遭到资产阶级世界的普遍憎恨。傅立叶主义者同改革报派一样嫌恶他；但是他却击中了他们两者的要害。在《国民报》中从前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事污蔑他，说他是神圣同盟的仆从，盛班尼有一个叫伊斯克罗的神父叫嚣用石块砸死共产主义者。教皇和法国主教诅咒共产主义，但是卡贝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基督教。他说：“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有其原始的纯洁性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讲的就是博爱、平等、自由、合作和财富公有的原理。”在这一点上，卡贝同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原始基督教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德萨米打算建立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他比卡贝坚决彻底得多，但是对于工人的影响却比卡贝小得多。 一切敌对行为都没有使卡贝发生动摇，相反地，他由于这些敌对行为而发展到无限自负倒是他的损失。他热中于使反对他的人们相信，他的空想是可能实现的，却忽略了自己提出的实现这种理想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他企图在美洲小规模地实现自己的计划。由于有甘愿牺牲的信徒支持，他能够着手进行，可是第一个远征队刚一动身，二月革命就爆发了。二月革命以巨大的威力向法国无产阶级指出，用发育不全的共产主义这种儿童玩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伊加利亚移民区也像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的类似实验一样彻底失败了，当然，比较起来，伊加利亚移民区的阶级意识要强烈得多。卡贝没有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控制住这些移民区。他由于计划失败而意志沮丧，1856年死于圣路易。 与卡贝派和改革报派的运动同时，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团体中，职业密谋家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在由于形势而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工人的秘密社团中，也越来越需要把无产阶级本身组织起来，并使它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 在40年代闷热的空气中滋生的大量社会主义文献并没成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动力，反倒成了一种障碍。这些文献的根源是对金融贵族的统治的不满，这是其他一切阶级——从封建贵族到无产阶级——所共有的一种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越加强，共同反对派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就越被冲淡。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鼓舞有产阶级进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它变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阻碍在最进步的工人中已经开始觉醒的阶级意识的有力发展。它几乎在当时所有作家——从贝朗热到拉马丁——中都得到一定强度的反应；它的代表者中最有才华的是那一世纪的最伟大的女作家乔治·桑，而最受欢迎的则是欧仁·苏，欧仁·苏在资产阶级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伤感的悲惨小说吸引了所有的庸俗市民。拉梅耐崛起于天主教世界，他想叫教会领导社会运动，后来，在热情的《信徒之言》和其他著作中宣布人民教士的身分，受到罗马的谴责。虽然如他在《国民报》上所说，他的社会纲领只限于比较公平地分配工资的微末要求，但是他能说善辩，又是个信仰坚定的教徒，对群众也有一定影响。他诽谤说，一切社会主义体系都想把各族人民判处一种前所未有的奴役，它们将把人贬为一种简单的机器，一种工具，使普通人的处境不如黑人，甚至不如牲口。 法国无产阶级最初只能用个别的理论家同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对抗，这些理论家来自法国无产阶级本身，受到正确的本能的指引，打算用德国哲学的辩证的武器解决现代文明的矛盾。他们是两个排字工人，勒鲁和蒲鲁东。除去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外，莱辛的《人类教育》也成了圣西门主义者的经典，勒鲁起初也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不久他就脱离了这个日益腐朽的宗派，深入研究德国哲学，他对德国哲学的理解，比对法国的官方学术要清楚明确得多。只是他认为德国哲学的完成者不是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而是谢林，他没有很好地掌握德国的辩证法，不能利用它来作为打开历史秘密的钥匙。勒鲁把人类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经常的进步，理解为向平等的不断接近，一种从家庭、国家、财产的束缚中日益扩大的解放。但是他没有研究这些组织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只想消灭它们的坏的一面，促进其好的一面。于是他又掉到空想的泥坑里。 蒲鲁东的题为《什么是财产》的著作影响要深刻得多。这个问题以及他的答案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六十年前，布利索就宣称财产是赃物。尽管蒲鲁东的著作瑕瑜互见，但它起了法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科学宣言的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利用私有制运动所产生的财富肯定私有制，而蒲鲁东却利用私有制运动所产生的贫困否定了私有制。用官方经济学自己的矛戳它自己的盾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蒲鲁东以傲慢的挑战态度进行了这一尝试。但是他也粗暴地反对此前的一切社会主义。他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不从幻想中消灭财产，而是在财产的内部矛盾的严酷现实中论证财产的罪恶；他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不是攻击财产的个别方面，不是攻击工厂制度、货币、自由竞争，而是攻击财产本身，而且只攻击财产。 蒲鲁东依靠康德，正如勒鲁之依靠谢林。但是他也同勒鲁一样，没有能够深入到德国哲学的核心。他也认识历史发展的自然联系，同样希望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使它瓦解和革命化的因素。他同反对私有财产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他要求用他所谓的产业代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他据以区分好坏的正义的理想，他的公平交换的理想，他的无政府、无统治和个人独立的理想，都取自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宝库，最后仍然回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老巢。在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中已经露头的缺点和暖昧之处可能加强了它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因为法国无产阶级还持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正处在一个为大资本家利益而实行的严格的集权统治下喘不过气来。但是当他硬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时，这些缺点和暧昧之处就必然要使他自己退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去。 德国哲学使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相协调，不是通过蒲鲁东本人而是通过同他的斗争进行的，德国人完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 新济贫法规定，失业的贫民要进“劳动院”。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痛恨“劳动院”，称它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译者 [2] 改革报派——此处是指从1843年到1850年巴黎出版的《改革报》（《La Réforme》）的拥护者，这个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原编者 [3] 《和平民主日报》——指傅立叶主义者于1843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日报《La Democratie pacifique》。——原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