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二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社会主义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前面。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前，必须先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而在达到这样的阶段以前，它必须产生出广大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使整个居民阶层失去自己的财产。19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明智人物就看到了大企业的阴暗的一面，并拟定了一个新社会的计划。这些人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一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劳动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都采取敌对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局面同在革命中宣布的资产阶级理想——和平、正义与平等——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中得到解释。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想尽善尽美地实现这些理想，他们想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状况，首先是最贫困、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状况。但是必须选择与革命的道路不同的道路。思想家应该拟定一个新社会的计划并且使统治阶级相信，建立这种社会是必要的。只要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历史的动力，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只会走这条道路。圣西门向王室呼吁；傅立叶每天期待百万富翁光临，送钱来让他实现他的空想；欧文把自己局限在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的和平宣传上。 当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般理性，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又都表现为特殊的理性。圣西门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他研究过当时所有高低不同的生活，他是既超过法国启蒙学派也超过法国浪漫主义的渊博学者。同启蒙运动者相反，他懂得历史的内在联系、中世纪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宗教的活力；同浪漫主义者相反，他反对回到封建和僧侣的统治状态中去。他，旧法兰西的一位贵族宣称，统治权不应归于宗教和军队，而应归于工业和科学，他，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前哨战中的一个优秀工程师，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历史的暂时性。 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是，保证每个人最自由地发挥他的才能。过去，人作为奴隶、农奴、雇佣劳动者被人剥削。现在利用自然、利用地球的时代已经来到了，而且这个工作要团结和联合所有的人来做，因为人人都应该劳动。工业的实质不应该再是对人的剥削，而只应该是人对自然的利用．今后的政府也应该是一个管事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管人的机构。新基督教要改善无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和物质状况，它在今世就是所有人的福音，是被旧基督教割裂开来的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在圣西门的天才的预见中，还搀杂着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僧侣的观念的糟粕，但是他所播下的种子却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在各个不同方面取得了成果，而且像从行云中透出星光一样，从他致力的思想世界中不断地射出预言的光芒。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家，傅立叶比圣西门更为卓越。他是一个大商店的店员，他看到在一切政治变革中只有资本在不断增长。他看到从没收土地、指券[1]经济、大陆封锁以及法军的武器、服装和粮食供应，总之从革命的掌权者及其继承人拿破仑的每一措施中，商业总是获得现金利润。他把自己最锋利的箭对准商业这个怪物，对准商业封建制度。但是他也是从大革命的空想的前提出发的。他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依据，认为人类的一切爱好和欲望都是好的，他要把他的新社会建立在合理地满足这些欲望的基础上。 这个社会是他的一种幻想游戏，要嘲笑它那怪诞的细节是非常客易的。因此傅立叶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批判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现代文明所不断制造的，但从未克服的矛盾，他首先指出，在现代文明中．贫困是由富裕中产生的。他说，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暖味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他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他的批判完全是有益的；傅立叶关于消灭城乡对立，关于民族融合，关于劳动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而是为了使人的本质趋于完善，以及关于人类在其联合与社会化中的巨大进步所说的一些话，永远是有价值的。 尽管这一切都是幻想，可是圣西门和傅立叶仍然是革命的思想家。只是他们的门徒和追随者变成了反动人物。他们几乎全都是有产阶级，特别是在1825年圣西门死后，他的信徒很多，他们在七月革命以后颇有声势地登上了公开的讲台。但是．圣西门主义恰恰在实际革命的试金石上碰得粉碎。曾经领导过反对波旁革命的秘密政治组织的巴札尔想用政治宣传的办法传播老师圣西门的学说，并且强使政府接受这种学说。安凡丹同巴札尔不同，他推行学派的僧侣—宗教组织，从粗野的肉欲意义上宣扬恢复肉体。安凡丹出身于一个金融家家庭，本人也在银行工作，是一个先驱者。他既是一个切实的技术人员，又是一个虚幻的空想家，可是在这种混合的矛盾因素中，却有一种魅力，诱使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也参加了他的集团，他胜过了由于大失所望而丧命的巴札尔。 这时一些比较有力的分子退出了这个学派，其中有巴札尔的一个老同志毕舍。他把圣西门主义的宗教部分转向实用方面。他想利用合作的和平手段在社会上实现基督教道德的使命；工人应该成立生产合作社，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使工人成为企业主，而是要把工人阶级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毕舍估计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意志。他希望，这种团结意志能使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合作社把一定份额的纯利变作一种不可分的资本，这是无产阶级的不可让渡的财产，它将逐渐使各行各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这个建议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但是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有力地宣传了合作思想。 安凡丹更快地把圣西门主义拖上了不光彩的没落道路。1832年6月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新王朝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月，圣西门主义者的空想集团就退隐到乡村中去了。通常对于一个自然的阶级活动不能有丝毫损伤的轻微的司法迫害，就摧毁了圣西门主义。它的个别信徒转向傅立叶，但是许多清醒过来的空想家都像今天的米凯尔一样，变成了死心塌地的拜金主义的先驱。第二帝国的交易所投机事业，就是打着圣西门主义的旗帜以最丑恶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海涅所讽刺的那样，从前的殉道者除了勋章的十字架以外再也不带十字架了。 1837年，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死于贫困中。海涅常常看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上衣，沿着罗亚尔宫的柱廊走去，口袋里装着沉甸甸的东西，这个口袋里露出半截瓶子，那个口袋里露出一个长面包。傅立叶的聪明而勇敢的门徒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同圣西门主义相比，傅里叶主义的传播范围较小，也没有那样引人注意，但是存在得比较长久。然而，一方面由于实现老师的空想的小型试验终归失败，一方面由于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傅立叶主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欧文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在许多方面好像比较狭隘，但是实际上，他对经济问题的见解，具有更大的价值。当英国大工业已经改变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的时候，法国几乎还等于没有什么大工业。只是大工业才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到顶点，但是它也创造了克服对立和矛盾的手段。在实验中，欧文是从社会革命所由肇源的工厂制度出发的。在要求缩短工时，经常变换劳动项目，以消除分工的不良后果和工人及劳动的不愉快感觉等方面，欧文同傅立叶是一脉相通的，但英国工业的高度发展使他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傅立叶想在他空想的法伦斯泰尔中对第二代进行教育，这种教育给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儿童把生产劳动同教学和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唯一方法，而欧文却看到了大工业已经开始残酷地剥削童工。 同傅立叶一样，欧文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有着根本联系。他认为人是其自然禀赋和周围环境的产物，英国的产业革命使他有很好的机会证实自已的得意主张。他从1800年到1829年领导纽拉纳克的一个大棉纺厂。这个厂的二千五百名工人原来由于工资低微，劳动时间太长，妇女和儿童受到无限制的剥削而变了质；他们欠了当地小商人许多债，由于酗酒、纵欲、粗暴和无知而完全堕落下去，但欧文就用这二千五百个工人组成了一个模范新村。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细心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给工人创造够标准的生活条件。他的巨大成就引起全欧洲的注意，各国君主都想分享这位崇高的慈善家的荣誉。俄国皇帝宣称他是欧文的保护人，甚至对于莱茵地区的工业戕害童工的行为不闻不问的懒散的普鲁士国王也送给欧文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封恭维信。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狡猾的雇佣文人根茨已经对这种作法作了确切的评价，他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根本不愿意群众富裕和自主。否则我们怎样统治他们呢？ 事实上，当欧文决心沿着已经走上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头上的花环很快就枯萎了。他在纽拉纳克所取得的成就决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工人仍然是他的“奴隶”，距离他所想像的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很远。可是这二千五百名工人替社会所生产的真实财富同不到半世纪以前六十万人所生产的一样多。欧文自问：这二千五百人消费的东西同六十万人所应消费的东西之间的差数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纽拉纳克工厂的所有者除了拿到其投资的百分之五的年利以外，还拿到了六百多万马克的纯利。欧文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文看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使广大群众沦为奴隶的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是新社会的杠杆，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是大家的公共财产，只应为大家谋取共同的福利。欧文认为，实证宗教、私有财产和难以离异的婚姻，这“罪恶的三位一体”是现社会的三大障碍。他在同这些障碍进行斗争时，清楚地知道，他付出了一切力量，而实际上他也失去了一切。官场社会把他赶出去，报界使他没没无闻，或者像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那样，宣扬他的“可恶的行径”, “残忍的行为”, “极端恐怖的举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几步并证明建立这种社会的可能性，他做了一些小型试验，在试验中耗尽了他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试验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些试验始终证明其发起人具有老练的才干和伟大的眼光。欧文以深刻的专门知识拟定了他的移民区计划，并规定了一切技术上的详情细节。他的劳动市场——用一种以工时为单位的劳动纸币交换劳动产品的设施——是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完全废除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商品生产为前提的。 在实际方而，欧文是从大工业中得出社会主义结论的，在理论方面，他是从以科学的公正态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构成这种社会的财富的是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英法两国的经济学家从17世纪末叶起所要解决的一个谜。李嘉图终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学说，并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证明这个法则也支配着表面上同它最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同时他又肯定，社会总劳动的产品是在地主（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既然一件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应该等于它的产品，换句括说，劳动的工资应该等于劳动的产品。可是现在工人的工资只是从社会劳动的产品中除去地租和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生活比劳动阶级过去任何时候的生活更为悲惨。要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权利，就需要使他们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 欧文也想利用他的劳动纸币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另一种外在的尺度——货币还有什么用呢？由于一切别的商品都以这一种商品评定它们的价值，交换价值才有可能成为价格，劳动产品才有可能分为地租、利润和工资。但是欧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并不妄想利用他的劳动券来代替货币，而同时能让商品生产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地租和利润，那么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就必然代替私人所有制。欧文的劳动市场就要引向这个最终目的。这是一种空想，因为现社会是不会让那些实际上证实它的内在的不合理现象的小实验来革自己的命的。但是欧文没有犯想用自己的辫子把资本主义社会从泥沼里拖出来的更大错误。 很明显，欧文肯定要远比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为接近工人阶级。他不仅在纽拉纳克为工人阶级办事，而且当他向他的共同投资人的贪心让步以后，直到1858年去世，他仍然同工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如果要把英国的工厂立法和英国的合作社制度的存在归功于某个人的首创力量的话，那么欧文就是它们的创造者。欧文也在无产阶级中宣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那时就已经受到此后成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战士们的家常便饭的种种凌辱：从被赶出大厅一直到个人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欧文没有参加在宪章运动中得到飞快发展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想首先通过和平宣传说服有产阶级，而且他不相信在他壮年时期还很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他的学生没有超过他。约·弗·布雷曾经说过，他确信统治阶级不可能认识伟大的真理，因此他也就反对工人的政治斗争，他的本家查·布雷认为，宪章运动只不过证明了无产阶级没有掌管自己事务的能力。他们脑子里所考虑的福音就是他们医治病态社会的唯一处方。欧文的门徒们变成了一个把欧文尊为他们的百言百中的预言家的宗派。宪章主义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欧文主义者的态度就越温和。他们所以失去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同群众的联系，是毫不奇怪的。欧文主义在自助合作社和宗教的自由信仰主义上停滞不前了。 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展，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般说来已经是气息奄奄了。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威逼越厉害，就越没有闲暇和心情去计划和探究无产阶级痛苦得以消除的未来图景。然而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断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了。 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看来好像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阶级，在这个阶级中那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减弱。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超出于阶级对立之外，并且反对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大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想消灭极端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想减弱它们的对抗，把对抗变为和谐。它想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调整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因为它不想建立新的社会，而是想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同它分不开的），所以它喜欢夸耀自己的“科学”, 就像小资产阶级喜欢充作“人民”似的，因为小资产阶级认为，它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同时也就代表了普遍的利益。 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决不想站在裁缝和手套工人的思想立场上进行活动。由于所受教育和家庭出身的关系，他们往往居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上。他们手持锋利的武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他们用辛辣的批判粉碎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欺人的诡辩。他们所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能超越小资产阶级在生活中无法超越的界限。他们要么想建立完美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在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实现以这个价值尺度为根据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换；要么就想把现时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重新硬塞进早已被这些资料突破的旧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停留在现实基础上时，他们认为自己远远超过了大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是用反动的空想代替了革命的空想。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其根源首先存在于英国，其次存在于法国。1831年，约翰·格雷首先系统地发挥了用劳动时间作为直接的货币尺度单位的学说。他建议成立一个国家中央银行，这个银行有许多进行商品交换的分行，但不是同货币进行交换而是同体现了劳动时间的票据进行交换。这些计划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在每次实验中都遭到失败。这个矛盾就是，产品虽然当作商品生产，但却不当作商品交换。欧文的劳动券只不过确认生产者个人参加了共同劳动，并确认他对于决定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有权要求他个人的一份；而格雷的劳动券的用途是，作为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交换产品的媒介。这样一来，就无法检查各个人的特殊劳动是否体现了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只有在商品的货币形态中，个人劳动才成为一般社会劳动。取消货币（假设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话）并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送上小资产阶级的和谐的顶峰，而是把它抛进立即破灭的深渊。商品和货币就像两极一样是相互从属的。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货币，而商品生产不停止，货币也就不可能取消。要想实现这种空想，就一定遭到失败，虽然如此，它仍然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英国，而后贯穿在德国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公平和平等的理想的真实基础。因此，这些没有希望的尝试并没有停止，人们企图用取消使资产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来清除它的一些弊端。 这种空想产生于英国，而另一种想把母鸡再塞进蛋壳里去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则起源于法国，这是同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小企业的重要性在法国同在英国大不相同。法国手工业的力量大得多，保持的时间也更为长久，因为法国是以奢侈品同英国送到世界市场上去的大量生产的产品相抗衡的。农民阶级占法国人口一半以上，而英国农民早就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贪婪的大口吞噬了。法国农民阶级的继续存在，说明法国封建主义延续得更长一些，也说明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在英国，资本主义在小私有者遭到可怕的毁灭的情况下，辉煌而迅速地胜利前进，而在法国却缓慢得多，逊色得多，而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众也要痛苦得多。同他们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比较起来，立即使之毁灭几乎可以算作是一种善举。因此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半喜半悲的心情观看着这一胜利进军；他们既颂扬又诅咒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认识方面，他们可能没有英国经济学家那样明确，但是在博爱之心方面他们要胜过英国经济学家。存在于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和配第之间的这种差别，在17 世纪末叶就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同样，在19世纪初叶最后一批代表人物，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也存在这种差别。 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分别在1817年和1819年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在这之间发生了欧洲缔造和平以后的第一次商业危机。李嘉图对待这种情况，如同对待每个富有的民族都能耐心地忍受的困难一样，很容易就放过去了，就像一个大商人承受了自己海船的风险而并不因此羡慕没有经受这种风险的穷邻居一样。然而西斯蒙第却认为群众的日益贫困乃是危机的根源。他发现，资产阶级社会把各种所有制同各种劳动分割开了。“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日益狭小，工业也就越是被迫要到国外市场来寻找销路，但那里有更大的革命在等待着它。”西斯蒙第雄辩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竞争，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资本和地产的集中，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没落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他首先说出了这句确切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靠社会生活，而现时社会却靠无产阶级生活。 但是西斯蒙第的批评并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他把大工业比作一个不能制约自己招来的神将的魔法师学徒，因此他的主要目标就是限制生产。他反问说：难道财富是一切，而人什么也不是吗？为了人的福利，财富的积累应该有个限度。西斯蒙第是个很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不会随随便便地回到封建行会的状态，但是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逻辑却或多或少地把他推回这个方向。在工业方面，国际竞争使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显然不能存在，他不得不满足于全属一般的改良建议；满足于要求企业主对所雇用的无产者的生活负责，这样就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建立起“某种连带责任”。西斯蒙第假定小企业比大企业优越，自己在农业方面比较有办法，因此他十分关心农村的小企业。法国的小农经过大革命由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小农参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而现在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者及其抵押制压迫他们的程度并不下于封建地主及其徭役。但是西斯蒙第想借以保存农民财产的永佃地、世袭地和租地又接触到中世纪的受束缚的财产了。他的学派完全退后到宗法式农业的方向去了。 西斯蒙第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他在法国领导这一派大约有二十年，后来这个流派中又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 [1] 法国大革命时期（1790—1796年）发行的一种纸币，发行后不就即贬值，1797年废止——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