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恩格斯与革命战略的矛盾
〔英〕劳伦斯·王尔德 *
刘翰林 ** 译
近年来研究恩格斯的学术著作聚焦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上，并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即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问题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框架有着明显的不同[1]。为了全面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明中所扮演的角色[2]，我们需要考察他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几年里为塑造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所作的尝试。恩格斯一直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结论是，由于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增强，叛乱战术已经过时，并具有自杀倾向。他努力在革命叛乱主义和彻底的改良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中间道路，这大概是一种“革命的选举主义”战略。虽然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了运用这一战略将会涉及的一些矛盾，但他解决这些矛盾的努力却往往是欠考虑且令人困惑的。
恩格斯与欧洲社会民主
在探索恩格斯面对革命选举主义的矛盾的方式之前，必须重新认识他在欧洲社会民主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他在马克思的信徒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并与他们的领导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德国的倍倍尔（Bebel）、考茨基（Kautsky）、左尔格（Sorge）、伯恩施坦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法国的保尔和劳拉·拉法格夫妇（Paul and Laura Lafargue），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Labriola）和屠拉梯（Turati），奥地利的阿德勒（Adler），以及俄国的查苏利奇（Zasulich）、丹尼尔逊（Danielson）和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岁月里，他曾寄出了一千多封信，这些书信被保留了下来。
但正是他的短篇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为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派所采取的政治方案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虽然它最早在1880年以法语出版，随后1882年以德语出版，但随着1891年德文版的再版和1892年英文版的出版，它的影响力扩展开来，在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891年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爱尔福特纲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这本书具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反映了他对达尔文的热情。在修订版中，他预测了随着寡头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然增加，资本主义的力量将被逐渐削弱。尽管这是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准确描述，但关于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巨额信托的公然剥削的预测还是太过乐观。然而，一般的解释表明，在无产阶级夺取公共权力并由此将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以成为公共财产的决定性时刻，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自然演变就实现了[4]。
恩格斯没有具体说明无产阶级是如何夺取公共权力的，这将成为战略争论的核心问题。与恩格斯关系密切的考茨基继承了他的达尔文主义观点。考茨基在1892年发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通俗纲领（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他认为，社会革命并不一定要“伴随着暴力和流血”[5]。与此同时，恩格斯已经认定，曾经是19世纪欧洲革命特征的叛乱已经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1892年11月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承认，对于适合当代条件的革命战术的问题，他没有答案：“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一个定见。”[6]当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in France；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写作新版导言[7]时试图澄清这个问题，结果引发了著名的争论。争执的主要细节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发表在《前进报》（Vorwarts）上由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辑的导言摘录给人一种有些误导的印象，即恩格斯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转而赞同彻底的渐进战略。事实上，尽管恩格斯是选举政治的热情支持者，但他规定，如果当局蔑视自己的宪法，对他们使用威胁手段，社会主义者必须做好使用暴力的准备。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抱怨李卜克内西对他进行了“很妙的玩笑”，以获得“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并强调这个选举策略只适用于德国，而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8]即使是出现在考茨基的（新时代）（Die Neut Zeit）中的更完整的版本，也删除了恩格斯认为在革命形势的关键时刻可能仍然有必要进行街垒战斗的段落[9]。另外恩格斯还有四次提到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包括提到夺取权力的“决定性的战斗[10]。
这段插曲揭示的是，当实现社会革命的组织手段变得倾向于要保持在国家“可接受”的范围内时，实现社会革命目标所涉及的紧张关系。社会民主党四位领导人〔倍倍尔、费舍（Fischer）、奥尔（Auer）和辛格尔（Singer）〕认为这篇导言的革命性过强。恩格斯不仅坚持认为，如果国家诉诸武力，革命暴力可能就会发挥作用，而且他提醒读者，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在“革命权”的基础上[11]。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其说是对这一论点的是非，不如说是对其发表的效果感兴趣。1878年的《反社会党人法》（Anti-Socialist Law）使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活动变得极其困难，直到1890年10月法令被撤销为止[12]，领导人自然对其被重新实施的可能性非常敏感。1895年11月，普鲁士当局根据一项可追溯到1850年的法律[13]解散了柏林六个区的组织，充分表明了国家的敌意。在成员资格、选举支持和广泛的组织资源方面，恢复合法地位使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有了巨大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党为什么要冒险公开讨论革命暴力的选择呢？
《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AntiSocialist Law）实施时，恩格斯明确拒绝了当局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停止革命的要求，认为如果它这样做，将会“永久”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14]。他显然担心，公开放弃革命会放任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妥协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发展。1895年，他在给理查德·费舍（Richard Fischer）的信中向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答复是，他不能“忍受”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从而放弃“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15]这一权利的想法。恩格斯认为，国家总是存在诉诸镇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表示他们会进行抗争。1892年2月，他在意大利的《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6]然而，从负责管理一个大众的党的日常事务的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最好是能压制关于暴力可能性的所有讨论。恩格斯认为，如果该党不保持革命的可能性选择，它就会滑向“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的境地。他急于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持对社会革命的不懈承诺，同时又支持显然有利于通过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政治工作。恩格斯在1895年所表达的立场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矛盾。政治民主是获得权力的手段，但在国家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时，或代表旧统治阶级的力量发动反革命运动的情况下，这种权力将得到革命暴力的捍卫。这些矛盾出现在适用一般原则的时候。恩格斯在考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成立初期力量的逐渐强大时注意到了这种紧张关系。让我们继续探索他在解决这些矛盾时所作的努力。
第一对矛盾：改革与革命
为什么对宪政的追求会被认为是与社会革命的目标相矛盾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她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的引言（1899）中指出，“社会改革与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7]。她精心斟酌了这个标题，以反驳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即手段和目的是矛盾的，党应该放弃革命。这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立即掀起的运动。但修正主义不仅仅是伯恩施坦提出的一套思想。这一框架反映了包括工会在内的该运动的日常状态，因为进步是以该运动改善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的能力来衡量的。直到1905年之后，社民党才发展出可观的官僚体系[18]，但很明显，通过宪法手段建立其力量的运动将培养起对于这些手段的谨慎的自我保护的强烈直觉[19]。
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了一种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同时忽视了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控制的必要性的趋势。他的信中遍布着对“机会主义者”“庸人”“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警告[20]。在《论住宅问题》（The Housing Question）的序言中，他概述了《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悄然进入社会民主党部分地区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危险：“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因此，人们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视情况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21]当这项法律于1890年被废除时，恩格斯发现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中出现了“机会主义”的蔓延。1891年，他在评论社民党的纲领草案时对此提出了抱怨，并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尽管法国和美国，甚至在君主制仍然残留的英国，社会主义很可能可以和平发展，但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炸毁“半专制制度”的政治制度桎梏。[22]
无论是在对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中，还是在他对第二国际发展的评论中，恩格斯都反对在欧洲其他地方实行改革主义的社会主义。他攻击法国的“可能派”（Possibilists）和英国的海德门（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23]。这些倾向不仅在本国形成了对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利竞争，而且在国际上，当他们的选票与温和的工会会员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恩格斯还反对英国的费边社，谴责其领导人对“金钱，倾轧，名位”的迷恋[24]。这些倾向到处都很流行，而恩格斯则支持那些决心独立且明确地为使社会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敌人而行动的团体[25]。对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政治永远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恩格斯知道，在推行改良主义政治策略的同时保持革命信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是鲁莽而夸张的。他提出了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他认为，作为最后手段，可以通过牺牲党的团结来实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第二，他唤起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本能，来作为对领导层的错误的遏制；第三，他提出，在不久的将来选举将带来权力的承诺。他在1885年写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正式分裂的可能性：“这伙半吊子文丐只会败坏党的面貌，难道你就始终都不明白？……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越来越占上风。马克思的名字尽量回避不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党内就要发生分裂，对这一点你也许会深信不疑。”[26]同年晚些时候，他在给保尔·拉法格、左尔格和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要不是有反社会党人法，他就会主张公开分裂。[27]在这项法律被废除后，至少在分歧发生之前，恩格斯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民党和议会党团的行为感到满意。然而，考茨基认为，如果伯恩施坦在恩格斯还活着的时候发表他的论点，恩格斯肯定会坚持将他驱逐出党[28]。“分裂”选择的明显问题是，这将立即危及社会主义政党所取得的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的那种选举进展的能力。通过分裂正式化的选择，实际上会发现，“改革或革命”是一对真正的矛盾，而恩格斯强烈抵制这一结论。还有一种危险是，分裂会成为一种轻易的选择，从而分裂工人运动。
恩格斯对广大工人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本能的信念并不是建立在直接经验或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假设，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一战前对社民党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预演[29]。马克思曾在1880年写了一份调查问卷，以更清楚地了解工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社会状况和工作条件[30]，但他的追随者并没有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德国直到1929—1931年才对德国工人的态度进行了第一次调查，由希尔德·韦斯（Hilde Weiss）和埃里希·弗洛姆[31]进行。恩格斯显然对德国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态度印象深刻。在1884年德国选举之前，他感叹领导人中有许多“废物”，“但我对群众的信赖却坚如磐石”[32]。即使当“庸人”因选举而占议会党团的大多数时，恩格斯也还仍然相信这些人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33]。他认为，由于“我们工人的巨大进步”[34]，这种改革派的“庸俗主义”是已经没有威胁了。即使在英国他和马克思经常对工人阶级的温和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他也容易夸大激进主义的丝毫迹象，将其视为大众的觉醒，因此，1889年12月，他向左尔格抱怨说，资产阶级的体面“已经深入到工人的骨头里”[35]了，仅仅几个月后，他又告诉左尔格说：“这个群体突然惊醒并明白自己是一股巨大的前进力量的一天不远了”[36]。伦敦五一庆祝活动的成功给他的这一直觉提供了一些实据，这促使恩格斯宣称，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从四十年的冬眠中苏醒，“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37]。1890年在整个欧洲和美国举行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联合示威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热情：“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38]恩格斯对整个欧洲和美国的阶级意识明显上升情况的热情是情有可原的。在马克思去世和恩格斯去世之间的岁月里，社会主义政党的数量和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基层有强大的力量能够防止其领导人向右转的假设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社会主义在组织并取得实际成就的能力方面赢得了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的历史性胜利。成功的改良主义也可能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流行，它可以将一些专制或保守的特质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恩格斯才成为选举政治的热情倡导者，他以皈依者过度的热情拥抱了选举政治。在1893年9月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讲话中，他称赞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衡量党的权力和实力的唯一手段，德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39]。1894年初，他向意大利人赞扬了与激进分子和共和党人的合作如果成功地获得普选权将会带来的好处[40]。他赞扬英国社会主义者（处于萌芽中的独立工党）成功赢得了议会席位[41]，并敦促法国劳动党努力增加其议会代表[42]。但正是社民党的成功激发了他的热情，并使他对争取选举优势的斗争结果产生了疯狂乐观的估计。
在1891—1892年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Germany）中，他列举了社民党选举的六个有利结果，并宣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43]。这种典型的实证主义错觉也表现在一些类似的声明中。1892年4月，他在接受《闪电报》（L’Eclair）采访时表示，希望德国社会党能在十年内上台[44]；并在1893年6月接受《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采访时预测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将在1900年到1910年之间取得议会多数[45]。1895年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断言，到19世纪末，社民党将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46]。他虽然也警告说，德意志帝国不会坐视不管，但他根本无法抗拒为社会主义提供快车道的诱惑，从而放任了这种乐观态度。通过唤起对革命目标即将实现的期望，他淡化了彻底的改良主义的危险，但这是一种形式政治，而不是理性政治。他在政治谨慎方面的缺乏与马克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报道，马克思在晚年曾说过，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的，在德国建立一个共和国将是为了社会主义，就像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为了自由主义一样，“仅仅是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一大路上的一站而已”[47]。恩格斯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鲁莽预测，在燃起第二国际左派的革命急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对矛盾：军队与人民的对决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评论家，恩格斯知道，现代军队的力量是对革命战术的强大制约。拥抱选举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手段，同时也避免了一场他们无法取胜的斗争。因此，恩格斯建议社会主义者不要因为挑衅而采取暴力行动，并要与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距离，因为他们和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能够阻止军队在选举胜利后碾碎社会主义者的条件是什么呢？军队的叛乱或暴力打击是否需要借口？如果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设计出能够有效地使军队保持中立的条件，那么长期的改良主义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恩格斯首先关心的是避免给国家动用军队镇压社会主义者提供借口。因此，他敲打了左翼团体，因为这些团体可能会陷人暴动的陷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到1889年发起第二国际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因为后者在组织发展和选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虽然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在1890年的选举中赢得140万张选票，但选举战略带来了短期内赢得政府在社会政策上的让步，以及长期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希望。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做法。无政府主义者使得1889年巴黎大会和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气氛激烈，恩格斯决心摆脱他们。当他在1893年苏黎世大会上当选国际会议主席并发表讲话时，他宣布对该决议感到满意；该决议旨在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该组织之外，因为他们拒绝支持宪法政治。事实上，直到1896年伦敦大会[48]将他们永久排除在外，这一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乍一看，恩格斯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人士拒绝与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关系似乎很容易理解。因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恐怖主义战术是在公开邀请国家对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采用强制措施。但实际上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他们否认议会主义似乎并不能为1896年大会驱逐许多温和的英国代表提供充足的理由。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唯一有可能点燃革命火焰的群体。每个社会党都有一个“极左”部分，这也可能引发鲁莽的并最终导致自杀的行动。尽管恩格斯只是偶尔公开批评某些“左”派倾向，但有一次特别著名。它发生在1890年，当时三名年轻的活动家谴责社民党领导层的右翼倾向，并暗示它实际上是在放弃恩格斯所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对于暗示恩格斯也赞同他们对党的领导层的批评的做法，恩格斯感到很愤怒，他的回答是，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年轻人要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49]。此外，右派（“小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并不像“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50]那样大。在给左翼活动人士之一、剧作家保尔·恩斯特（PaulErnst）的信中，他否认社民党领导层中的改良派分子占多数，并认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过程中，左派已经变得更加强大[51]。恩斯特于1891年被开除出党。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阶级定式”的尖刻讽刺，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内部的诽谤树立了模型。倾向于彻底的改良主义的成员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对左派（他们只是说出恩格斯在其他时候也愿意承认的东西）的批评被谴贵为缺乏智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反对使用尖刻的设骂，但他并没有用点名的方式来代替理性的批评。恩格斯和马克思1879年给德国政党领导人写的通函，抱怨党报编辑的右翼立场时比恩格斯后来的讲话[52]要克制得多。
恩格斯经常警告社会主义活动人士要避免被挑起革命暴力，这将给政府以镇压党的借口，但他建议他们在战斗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要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1884年，他写信给倍倍尔，说在军队“还反对我们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们不应该采取行动[53]。换句话说，尽管恩格斯知道通过叛乱获得权力的可能性很小，但他相信工人运动很可能要在政治危机中进行自卫。1890年，他怀疑俾斯麦政府挑动起义，以便恢复《反社会党人法》，但他相信工人们会保持自律，特别是因为到这个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遵守纪律的经验。[54]这年晚些时候，他再次呼吁在挑衅面前保持克制，称虽然“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除此之外，在“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将导致失败，并失去过去二十五年来的所有成果。[55]1891年，在写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警告被挑衅闹事将面临的危险，因为“我们仍然远远无法承受公开的战斗”。他的结论是，社民党的力量在于它的存在和“缓慢、稳定、不可抗拒的进步”[56]。实际上，恩格斯表达了一种“级慢而稳定，但不是太慢和太稳定”的模糊立场。
恩格斯关于避免血腥战斗的建议是明智的。更有争议的观点是，他认为，有阶级意识的新兵涌入军队将削弱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可靠性。马丁·伯杰（Martin Berger）将此描述为“消灭军队”的公式[57]。恩格斯需要向社会主义者保证，现代国家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但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危险地陷入了一厢情愿的状态。在1876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一篇文章[58]中，他第一次暗示了他对军队的这种独特看法。在这里，他认为普鲁士烧酒的生产将被来自俄罗斯的竞争对手削弱，导致德国东部容克社会制度的崩溃，从而破坏军队的社会基础。这种崩溃会使军队更倾向于支持社会民主派而不是支持国家[59]。1887年，他在（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i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60]中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放弃普鲁士的常备军模式，代之以“国民军”，它的军事实力将增长一倍，同时军事预算也将减少一半。他建议采用瑞士模式，即每个公民家里都有枪械和装备。这样做的好处是，军队将极为适合防御，而不会有侵略性的目的，同时，面对武装起来的人民，政府也不敢“侵犯公民自由”。
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的优势，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优势。四年后，他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61]，认为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大规模招募工人新兵导致军队作为镇压手段变得“不可靠”了，因此他们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62]。在写于1891—1892年间的《德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Germany）中他断言：“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63]。1893年5月，他在接受《费加罗报》（Le Figaro）采访时，从社民党获得的选举支持的增长中推断出一个令人怀疑的结论：“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64]。这在著名的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重复了一遍，他在导言中预测，到1900年，社会主义者将占据军队的多数。[65]
1893年出版的《欧洲能否裁军？》（Can Europe Disarm？）一定会被评为他的长期政治评论员生涯的低谷。它是从一个冷静的公民和军事问题专家视角而不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来写的。他在几年前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和《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lle）撰写战争文章时，采取了“中立”的角色。这为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家中赢得了“将军”的绰号[66]，但这次他与其说是“中立”的，不如说是完全混淆的。在《欧洲能否栽军？》中他呼吁各国政府同意限制兵役的期限，以此作为向民兵模式迈进的手段。他现在已经摆脱了瑞士的模式，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67]。然后，现有体系中的专业士官可以成为新模式下进行体操和队列训练的学校教员——这对士兵和孩子都有利[68]。这本不寻常的小册子有几个方面存在着缺陷。正如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所表明的，他的计划是为了应对资产阶级和军队的反对[69]，但这是一个荒唐的说法。首先，普鲁士人的职业军队模式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自愿转向民兵制度的机会。但是，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点，并认为该提案在军事效力和预算节约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好处。然而，军队作为镇压手段的可靠性会降低的可能性，也会让国家领导人很难相信这一模式。当然，进攻能力的削弱也不会吸引任何具有军事头脑的人，最后，有何证据能表明工人阶级以任何方式加入武装部队都能减轻这些部队的反动性质？为什么恩格斯不考虑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无产阶级沉浸在军队中会投身于国家的事业而不是阶级的事业？恩格斯只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过程中，他透露了对儿童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可怕想法，后来纳粹以夸张的形式实施了这一行为。
恩格斯还有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抵消军队威胁的设想是一一军队在战争中战败。在1885年给倍倍尔的信中，他预言了一场毁灭性的屠杀，这将导致阶级国家的消灭，“洪水之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70]。1887年，他预言了一场持续三四年的激烈战争将波及整个大陆，带来饥荒和疾病，并导致“普遍野蛮化”。他再次准确地预测，“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但他最坚信的预测是，这些都将为工人阶级取得最终的胜利创造条件。[71]
显然，在这样的战争中失败将使国家屈服，为革命敞开大门，而这正是1917年在俄国和1919年在德国发生的事情。恩格斯似乎假设，当阶级敌人一蹶不振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放弃敌对，重新履行他们的国际使命。但是，如果社会主义者自愿作为其国家统治阶级的帮凶而参与敌对行动呢？
第三对矛盾：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早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实行[72]，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中有力地重申了这一点，提到至少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同时进行革命的必要性[73]。到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他仍然认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74]。然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承认的，阶级斗争只是实质上的国际性斗争，而不是形式上的国际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权力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行使的，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75]。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再次提出了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区别，他在该计划中严厉批判了社民党背弃国际主义的计划[76]。马克思不愿意接受这种区分是自相矛盾的这一事实，但当时，在第一国际崩溃三年后，他也无法就如何将国际主义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中提供更具体的建议。
国际是国际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央协调机构，其失败发生在社会主义政治开始以其现代组织形式发展的时候。欧洲主要国家选举权的扩大鼓励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及其对宪政的参与。国家机器也在扩展，以提供基础教育和增进对社会福利的贡献。换句话说，劳动人民可能开始将国家视为一个供给者，更倾向于认同统治阶级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开始被卷人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并不总是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坚持“工人没有祖国”[77]。恩格斯与社民党的同志就1884—1885年的《轮船补贴法案》（Steamship Subsidy Bill）进行了这样一次辩论：社民党议会小组在是否支持俾斯麦政府提出的对建造邮政汽船的补贴问题上存在分歧。许多社民党代表原本乐于支持这一措施，但倍倍尔等人表示反对。恩格斯建议向政府妥协，并要求为建立工人合作社提供类似数额的资金。然而政府没有丝毫可能接受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妥协，而不是宣布坚持原则地彻底反对。另外一种妥协方式最终也没有成功，这种方式要求新建船只须在德国建造，同时反对在前往新获得的非洲殖民地的航线上使用这些船只。[78]恩格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只是原则上反对该法案，他们将被视为反对一项能为德国劳工提供工作的措施——因此需要进行妥协。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社民党承认，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几十年的这种妥协可能会使该党与德国的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
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提供了新的阵地，恩格斯对此表示欢迎。然而，它既没有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行政权力，也不对个人开放。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国家机构联合会，在恩格斯仍然在世的时候，它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办事处。[79]恩格斯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对于推进社会革命的目标至关重要，但他最关心的是确保多数人支持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淡化了自己协调国际政治行动的潜力，赞扬1891年大会拒绝了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提出的决议，即如果发生战争，国际应该发动欧洲总罢工[80]。作为荷兰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之一的纽文胡斯在1893年苏黎世大会上再次提出了他的总罢工动议，但仍然没有成功。恩格斯诉诸现实一一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抛在后面了，他们考虑“事实”，认识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为他在战争中反对总罢工辩解，[81]巧的是，全面战争过了二十多年都没有爆发，这些早期大会的决议也就没能促使国际的成员去寻找对它们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古斯塔夫·麦耶尔（Gustav Mayer）引用了纽文胡斯的抱怨，即对他的动议的反对植根于沙文主义，这与国际主义的原则相去甚远，并以此得出结论，纽文胡斯的看法“更贴近”事态的发展，而恩格斯则“总是在辩解”。[82]
如果社会主义的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社会主义者似乎有义务坚持原则地反对各自国家的战争准备。不过，恩格斯认为，每种情形都应该个别看待，特别是任何针对最反动的国家——俄国的斗争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中，他认为，如果法国站在反动的俄国一方，德国社会主义者将被迫拿起武器在防御战中对抗法国人[83]；他在接受《闪电报》（L'Eclair）的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点[84]。这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者缺乏阻止战争的能力的看法，他的立场可以被后人加以引用，以合法化1914年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支持政府参与战争的决定。他们的领导人清楚地计算出，抵制民族主义浪潮的损失太大。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者应该利用全面战争的灾难的乐观态度，简单地忽略了他们参与敌对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国际的毁灭和国内党派的分裂。
结论
当恩格斯在1893年写到“各地都进展顺利”[85]时，这似乎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完全合理的估计。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取得迅速的且可以衡量的进展，工人的斗争迹象越来越多。第二国际已经开始了将整个欧洲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聚集在一起的任务。然而，这些事态发展掩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的内部分歧以及最终于1914年爆发的结构性矛盾。把这些矛盾的责任归之于恩格斯是愚蠢的，但他的革命民族主义确实充满了妄想和托词。宣扬德国社会主义者即将获得政治权力的观点，助长了左翼马克思主义普遍存在的对迅速实现社会变革的错误预期，并过早地在1917—1919年发起了仓促的革命行动，尽管他无疑是在作出正确的警告：国家机器准备动用军队对付社会主义者，但人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削弱这些军队的反动纪律却是一个危险的错觉。只有在社会主义者对国家机器的长期控制下，军队的威胁才有可能被“中和”（neutralized）。他的通过教育系统军事化使军队更接近于人民的想法是无可救药的误导。他不赞同利用第二国际发起反对战争的罢工行动，这是对民族主义的重要的和不幸的让步，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他想清算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旧账，最后，他愿意考虑如下这种情况——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为相互杀戮而辩护，这为1914年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但他的政治理论中却几乎没有科学。他自己在没有参考经验主义的社会经济调查的情况下作出了政治判断，也不鼓励他人进行这样的调查。他非常认同传统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分离的观点，尽管他的工作主要是从经济性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他罕见的一次从社会经济研究中得出政治结论一一他关于普鲁士烧酒的文章—其结果却是独断的和完全没有依据的。他的政治是被动的、印象派的、充满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而且他经常用辱骂性的修辞来代替理性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发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带着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蔑视对他们所认为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野心家、庸人、理论浅薄者等进行设骂的起源。在恩格斯去世后的一年内，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修正主义”文章，掀起了席卷整个社民党的关于政治战略的争论。考茨基带领的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修正主义者们，在1899年汉诺威大会上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驳[86]。虽然恩格斯的理论地位由此得到了坚决的维护，但他所陷入的矛盾仍然顽固地存在。
* 劳伦斯·王尔德（Lawrence Wilde），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政治理论荣誉教授。王尔德教授早期的研究重点是马克思的哲学，他至今仍在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领域发表论文。多年来，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团结概念和全球团结的思想方面。著有《道德马克思主义和根本批判》《全球性的团结》等。本文选自《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Engels After Marx），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三年版，
** 刘翰林，哲学硕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参见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af，1983；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89；Norman Levine， Dialogur Within the Dialectic， London：Allen & Unwin，1984；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Santa Barbara：Ctio.1975.
[2] 参见Maximilien Rubel.“Friedrich Engels-Marxism's Founding Father：Nine Premises to a Theme”，in Shlomo Avineri （ed.），Varieties of Marxis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p45—46.
[3] 参见Gary Steenson，“Not One Mar！ Not Onr Penny！”：Grrman Social Democratic，1863—1914，Pittsburgh；Univer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1，pp.192—195。
[4] 参见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lts 21， Ma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9.p. 325。
[5] Karl Kautsky，The Class Struggle，New York：W.W.Norton.1971，90—9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54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0页。
[9] 参见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27，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90，p. 51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700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页。
[12] 参见Lidtke Vernon，The Outlaued Party ，Social Democrucy in Germany， 1878—18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v Press，1966.
[13] 参见Gary Steenson，“Not Onr Man！ Not One Penny！”in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1863—1914.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1，p.114。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26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8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443页。
[17] Rosa Lumembung，Selected PoliticalWriting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 p 52.
[18] 参见Susan Tegel.*The SPD in Imperial Germany：1871—1914”， in R.Fletcher （ed. ）， Berwstrin to Brondt；A Shert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ucy， London：Edward Amold，1987.pp.20—24.
[19] 参见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Dover.1959，pp.367—376.
[20] 参见Marx & Eagels Collected Works 47，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95，pp.169，258，268，296，300.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14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3页。
[25] 参见Gary Steenscn， After Marx， BeJore Lmin ， Merzism and Socialist Working—Class Purties in Europe， 1884—1914.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ch1。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 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279页。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315页。
[28] 参见 Massimo Salvudori， Kar！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London：New Left Books，1979，p.79.
[29] 参见Robert Michu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Dover，1959.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6页。
[31] 参见Erich Fromm，The Wa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uny：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ogical Study，Welfgang Bonss（trans.），Cambe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5页。
[33] 参见（马克想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28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3页。
[35]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orke 37， Berlin：Dietz Verlag，1967.p.321.
[3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37，Berlin：Dietz Verlag，1967.pp.394—395.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1页。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6—517页。
[41] 参见Kart Marx Frindrich Engrls Werkr 38，Berlin， Dietz Verlag，1979，pp.393，396。
[42] 参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39，Berlin：Dietz Verlag，1968，pp.40—41。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0页；《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
[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622页。
[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656页。
[48] 参见Julius Braunthal，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1864—1914，London：Nelson，1966，Pp249—254.
[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9页。
[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9页。
[5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63页。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页。
[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10—11页。
[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1—92页。
[5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38，Berlin；Dietz Verlag，1979，p.20.
[57] 参见Martin Berger，Engels，Armies，and Revolation：The Revolutionary Tactics of Classical Marxism，Hamden：Archon Books，1977，pp.154—170；Martin Berger，“Revolutionary Tactics and the Importance of Engels”，in Louis Patsouras （ed.），The Crucible of Socialism ， 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 1987，pp.227—229.
[58] 指《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香鲁士烧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2页。——译者注
[5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60] 指《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435页。——译者注
[61] 指《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4—215页。——译者注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4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1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9页。
[65] 参见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27，Ma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90，p.240.
[66] 参见Terrell Carver. Friedn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89.Pp.227—228.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436页。
[6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
[69] 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39. Berlin，Dietz Verlag，1968.p.191.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2页。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5页。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39页。
[7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7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439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78] 参见Vernon Lidtke，Thr Outlaued Party；Social Democrucy in Germany， 1878—18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94—204.
[79] 参见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Dover，1959，pp.193—196；Julius Braunthal，History of thr International，1864—1914， London：Nelson， 1966，pp.243—245.
[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1页。
[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1页。
[82] 参见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Lendon；Chapman &.Hall， 1936.Pp291，306.
[8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页。
[8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623页。
[85]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39， Berlin DietzVerlag，1968，p.41.
[86] 参见Jules Townshend，The Politits of Marxim；The Critical Delates，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ch 2.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