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作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作家

〔法〕罗伯特·塞尔〔法〕迈克尔·罗伊^*

赵英晖^** 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浪漫主义吗？

　　大量文献（尤其是斯大林影响下的文献）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描述为浪漫主义的反对者，认为他们视这一文化思潮为“反动”而将之完全摒弃。让·弗雷维尔（Jean Fréville）1936年在国际社会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出版的文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马恩探讨文学与艺术问题的作品中，这是迄今唯一一部法语文集^[1]。弗雷维尔在文集序言部分虽然积极引用了斯大林对作家的定义——“灵魂的工程师”，但他仍然指出浪漫主义并不只是对古典艺术的简单反对，而是“失去权益的贵族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为抵制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无望反抗”^[2]。然而，文集关于浪漫主义的一章，题目却只是简单的“反浪漫主义”！事实上，数篇选文体现的都远不止于如此简单化的拒斥：例如恩格斯关于卡莱尔的文章；还有一章，虽被弗雷维尔命名为“浪漫主义的危害"，却无关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而是谈莱茵省议会的几名保守代表；恩格斯的一段选文批评“疯狂挥霍法语的人”，并不见“浪漫主义”一词；最后，被弗雷维尔题名为“反动的浪漫主义”的部分，出自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对这封信的分析见下文），信中未出现“反动的”一词，只是谈启蒙引发的两个“反响”——浪漫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弗雷维尔显然受到源自实证主义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意识形态广泛影响了法国的左派文化。其实，与弗雷维尔的曲解相比，马恩关于浪漫主义问题的立场更为复杂，尤其更为辩证。

什么是浪漫主义

　　在谈马恩对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作家的态度之前，首要问题是定义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一词。我们在此采用浪漫主义现象的一个实质性概念，该概念在马恩思想的启发下产生，但并不必然采用他们描述某位作家时使用的语汇。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已另撰文阐明该概念^[3]），浪漫主义既不限于文学和艺术运动，也不限于19世纪初（19世纪初常被视为“浪漫主义时代”，统称为浪漫主义的各流派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我们认为，这些运动是更为广大的文化趋势的一部分，该趋势与一场大规模的根本性社会历史变革相关联，这场变革就是：完全由市场支配的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此前“传统”社会的各种质性价值均被以金钱为唯一尺度的数量价值取代。
　　这一前所未有的资本社会将激起反抗或拒斥，此类反响在政治哲学、法律、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等不同文化领域被表达出来，以追怀已逝的质性价值。正是这场多形态的文化革命一带着对以往某些理想的缅怀，但并不一定要求重建以往的社会形式——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这场革命始于18世纪中期，与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欧洲形成并取得统治地位同时发生。时至今日，它仍在继续。因为它所针对的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发生过重要的形式转变，但仍持续存在并越来越广泛地产生影响。
　　根据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漫长持续过程中，并非所有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都是“浪漫主义的”，事实远非如此。一些人全盘接受现代社会的现状；但也有一些人质疑资本主义秩序，因为其中体现的现代性或某些在现代社会中变为霸权的价值（理性、科学、个人）。所谓浪漫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但这种批判必须是在某个过去观念的启发下产生的，以维护某个过去时期所体现的价值，尽管并不期望这个过去如其曾经所是的那样复原。

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

　　诚然，根据这个定义，作为启蒙思想的批判继承者的马恩并不是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但是，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由政治思想家、经济思想家、人类学家、社会主义者发展起来的批判）是他们极为重要的思想源泉，而这个源泉却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几个重要文本体现出马恩对待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态度。
　　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恩谈到“封建社会主义”（很可能是指“青年英格兰”运动〔迪斯雷利（Disraeli）、卡莱尔〕和某些法国正统派），视之为混融了“过去的余音”和“未来的恫吓”^[4]的潮流；尽管这些思想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但他们的功绩在于“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在马恩看来更重要的是西斯蒙第（Sismondi，19世纪可被冠以浪漫主义之名的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指出西斯蒙第的贡献：“他以最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固有的矛盾，他揭穿了经济学家虚伪的粉饰。”^[5]
　　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有关的最重要文本之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honomie，1857—1858）中的一段：“变化发生前的时期，个人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原因恰恰在于他的物质条件那时尚不丰富，尚未如其他社会力量和关系那样独立于他、与他对立。重回往昔的丰富与停留于今日的匮乏，两种愿望同样可笑。资产阶级的构想从未能超出与浪漫主义立场的对立（Über den Gegensatz gegen jene romantische Ansicht ist die bürgerliche nie Heraus—gekommen），因而，后者将如同它的合理反题（berechtigeter Gegen—satz）一般，伴随它直到资产阶级幸福的末日。”^[6]这段话有多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它重拾浪漫主义关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丰富性”的看法；再者，它区分了浪漫主义对回归过去的憧憬和资产阶级对当下的项扬；最后，它认为浪漫主义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是合理的，并且如同后者的反面伴其始终，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浪漫主义对它的批判就不会消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们认为，这段文字所指的浪漫主义者是保守经济学家亚当·穆勒（Adam Miuller）以及我们下文要谈的托马斯·卡莱尔。
　　马恩在青年时期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的肯定和兴趣，那是他们与这种文化感受性最为亲近的时期（下文稍后将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份兴趣不该小觑，因为马恩晚期的著作表现出对毛勒（Geong Ludwig Mautrer）.尼布尔（Nicbuhr）、摩尔根、巴霍芬的“原始”部落研究的高度关注，这几位都是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这份兴趣的直接原因是政治的，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关于德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Georg Ludwig Maurer）的信中表明了这一点，这封信体现出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既亲近又疏远的态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对法国大革命及与之相关的启蒙意识形态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眼光。第二个反应对应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越过中世纪去关注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于是惊讶地在最古老的东西中找到了最现代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都会害怕的平等派。”^[7]马克思似乎没有考虑到的是，浪漫主义并不必然与“中世纪的眼光”相关：以一个平均主义的“原始”过去为参照，这是浪漫主义批评人类文明时采取的方法之一，从卢梭及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es origines de l’inégalité）到我们于此谈到的人类学家都采取过这种方法。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提到的痴迷于中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他与弟弟威廉（Wilhelm Grimm）以及阿尔尼姆（Arnim）和布伦塔诺（Brentano）合作出版了著名的日耳曼民间故事集。但格林也是一位法律语言学家和法律史学家，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这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再一次提到他：“此外，甚至格林等人已在凯撒那里发现，日耳曼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8]。换言之：格林本应当代表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的想象，但马克思在他身上发现的却是与毛勒一样对凯撒描述的古日耳曼“原始”共同体的兴趣。
　　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给了马恩很多启发，马恩著作中的许多主题都由此生发。尤其是马恩对资产阶级粗暴的量化特征的揭露，他们指出一切质性价值（文化的、社会的或道德的）都被唯一的由金钱衡量的数量价值所消解。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哲学的贫困》（1847）如下这个惊人段落中所谈的问题：“那时，此前〔……〕给予而非售与、获得而非购得的事物，美德、爱、观点、科学、意识等，最终都进入了商业领域。那是普遍堕落的时代，普遍唯利是图的时代〔……〕”^[9]。《共产党宣言》里很著名的一段，揭露被“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淹没的社会，涉及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只剩下现金交易关系（cash nexus），简言之，这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10]的社会。这些批判的浪漫主义特征在于，与尚未发生社会关系腐化的前资本主义过去进行或隐或显的比较。
　　显然，某些源于浪漫主义的主题常常出现在马恩的著作中，包括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成熟期”的著作，尤其是；1）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劳动分工导致人类劳动状况的恶化；2）“原始”共同体的人类特质在文明进程中丧失了，这样的共同体包括从古罗马氏族到易洛魁人或被视为自由、平等共同体的俄罗斯乡间联合体。虽然这些主题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一个方面，而不构成其全貌，但浪漫主义维度仍很关键，且尚为人忽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浪漫主义作家的认识

　　与公认的看法相反，想象文学对马恩而言始终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马克思本人在青年时期进行过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甚至想成为作家。后来，马恩在整个合作过程中表现出对古典和现代文学的浓厚兴趣，他们广泛阅读此类文学作品，他们的著作包括通信中，文学典故颇丰^[11]。此外，他们对美学作品的兴趣远非简单的业余爱好，而是包含了一种理解艺术的方式，与他们整体的世界观密切相关。^[12]然而，尽管文学和艺术对于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详述文艺运动、作者和作品的文本相对而言却为数有限，以片断评说居多，且常常混在对政治、历史等问题的评论中。但是，讨论有关马恩和文学作品关系的问题时，我们还可以借助另一个相当丰富的信息源，即那些他们家庭生活范围内的人提供的见证。这个资源与所有个人回忆一样，使用时须谨慎对待，因为它们通常在事后很久才被讲述出来，有时不太可靠。因而，将文本与见证参互，或可得出一些较确凿的看法或提出合理似设。
　　如前所述，在研究马恩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看法时，我们不局限于那些被马恩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某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Balzac）和狄更斯〕，马恩是否将之视为浪漫主义者，这一点并无确证。他们对这些作家的评价符合我们上文提出的浪漫主义概念——这个概念与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概念相差不多。开始时，他们所谓的“浪漫主义”尤指那一时期的“浪漫派”。如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指出的那样，“马恩各自都是从作为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开始的，但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摒弃了这场运动〔……〕。鉴于1840年代前半叶的思潮背景，他们应当是反浪漫主义的。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马恩是在浪漫主义的摇篮中长大的〔……〕”^[13]。后来，尽管他们总体上对这一流派及其意识形态继续持反对态度，尽管马克思多次抨击法国浪漫主义者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拉马丁（Lamartine）^[14]，但是，他们也对我们定义的浪漫主义范围内的许多作家钦敬有加。下文稍后将关注这些作家中最重要的几位，此前，先探讨马克思青年时代与浪漫主义相关的阅读、爱好和写作，以及这些活动后来在马克思家庭生活范围内的影响。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马克思先在波恩（Bonn）而后在柏林完成学业（1835一1841），在此阶段，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关系紧密，他自己也开始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对这些流派和自己的此类作品越来越持批判态度。1835年马克思在波恩修习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创始人之一施莱格尔（A.W，Schlegel）的课程，他在柏林结识了当时浪漫派的重要成员贝蒂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5]。马克思在学业初年创作了大量诗歌、一部戏剧的头一幕和一部讽刺小说的前几章，这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他的小说具有霍夫曼（E.T.A.Hoffmann）式的魔幻和离默风格，他的诗作不仅呈现出德国浪漫派的典型意象（魔琴和魔舟、海妖之歌、暗夜的幻想等^[16]），也展现了一些重要的浪漫主义主题：诗人在现代大都市里体验到的非人化、当下现实中伟大力量的缺失、对真正意义上的家园（Sehnsucht）的怀念。在一首诗中，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被比作一出“猴戏”，感情和想象已被抽空，存在被简化为“数学公式”和纯肢体动作。^[17]
　　在这些早期创作中，治愈当下之疾的唯一药方，是留在诗的世界里，与疾患保持距离。这种对介入的拒绝，是浪漫派的特征，马克思后来摒弃的也正是这种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由此否认曾吸引过他的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方方面面。马克思1837年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信件体现出浪漫主义特征在他思想中的持续性，马克思在信中告诉父亲，一个与现实相关的新观点在自己脑海中诞生，他在最近的诗作中表明了这个观点：“〔……〕惟独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我才像突然挨了魔杖一击似的〔……〕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犹如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18]年轻的马克思在这里用神奇的比喻（“魔杖”和“仙宫”）描述他向现实的回归。事实上，他在“成熟期”也不曾失去对奇幻——想象的自由游戏——的兴趣，以及对致力于：奇幻创作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兴趣。

家中的马克思

　　这种持续性尤其在私人（包括很多朋友，其中恩格斯位居第一）生活范围内表现得更明显。因为，虽然马克思1840年之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诸多证据表明，他在给女儿们讲故事的过程中以口头方式演练他的想象力一一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据马克思女儿罗拉（Laura）的丈夫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说，“那时她们还小，为减少散步的沉闷，他给她们讲童话故事，永远讲不完，都是他边走边编的，路有多长；他的故事就有多长”^[19]。他的二女儿爱琳娜（Eleanor Marx），就他的故事之一道出了更多细节：“摩尔^[20]给我讲过无数的好故事，其中我最喜欢汉斯·罗克尔（HansRockle）的故事。那个故事讲了好几个月，是一连串故事组成的〔……〕。汉斯·罗克尔是个霍夫曼式的巫师，他有一家玩具店，他口袋里永远没有钱。他店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木头人、巨人和侏儒、国王和王后、师傅和伙计〔……〕。汉斯虽然是巫师，但他总有还不清的债〔……〕，而且他还必须违心地把好玩意卖给魔鬼”^[21]。
　　马克思可能是受到霍夫曼的启发，这一点还有其他证明：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把霍夫曼的一则童话《侏儒查尔斯）（Klein Zachesgenannt Zinnober）寄给友人〔库格曼（Kugelmann）一家〕，也寄给了恩格斯。柏拉威尔（S.S.Prawer）精辟地指出，“这则故事讲述了一个畸形的侏儒，在强大魔法的作用下，人们把别人说的和做的所有好事都归生た会都所功于他。在世界文学里，再无比这个故事更贴切的对异化的象征”。^[22]
　　马克思作为霍夫曼的读者、欣赏他的浪漫主义神奇色彩。拉法格说，马克思也非常喜爱苏格兰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诗：故乡的传说和风俗滋养着彭斯的创作、马克思喜欢听女儿们朗诵他的作品^[23]。马克思家中经常朗读文学作品，也经常探讨文学作品。在家庭讨论和阅读中，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在此将通过马恩两人的著作和见证实录仔细考察这些作家。

托马斯·卡莱尔

　　政治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是歌德的通信者之一，他的作品介乎哲学和文学之间，他是马恩最欣赏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卡莱尔撰写过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著作（1843），马克思在1845年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并作了批注，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劳工阶级状况的书（1845）中大量引用了这部著作，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cash nexus”的批判正是吸收了这部著作的思想。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没有提到该表述的作者，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他并引用了其著作。恩格斯于184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总结和评述了《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引用其中对“摩门教”（供奉金钱上帝的宗教）的猛烈抨击并深表赞同。诚然，他承认，“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保守倾向与他著作的优点并非毫无关系：“一个辉格党人永远不可能写出一本哪怕只有一半像《过去和现在》那样通达人情的书。”^[24]几年后，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关于卡莱尔的文章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虽然严厉批评卡莱尔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反动转向，但同时仍然尊重卡莱尔此前的文章，“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著述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著述中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和对中世纪的不寻常的非历史的颂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做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Cobbett）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25]。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恩格斯对浪漫主义的辩证认识十分重要。一方面，他认识到浪漫主义对当下的批判与对过去的缅怀（通常是对过去的理想化）“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他注意到这个批判有时可能具有真正的革命性。

巴尔扎克

　　对让·弗雷维尔来说，如同对于很多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来说，巴尔扎克不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然而，数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包括费谢尔（J.O.Fischer）、皮埃尔·巴伯里（Pierre Barberis）以及某些著作中的卢卡奇〕充分意识到《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的作者既是浪漫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如果浪漫主义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的那样，是以过去的丰富为对照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那么，巴尔扎克的确是浪漫主义者。马克思真心崇敬巴尔扎克。他在《资本论》以及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不断提到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准确预感。拉法格就此提供了颇为有力的见证：“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他非常崇拜巴尔扎克，他想在完成手头的经济学著作后，写一部关于《人间喜剧》的批评”^[26]。恩格斯也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怀有同样的喜爱之情，他在1888年4月致英国作家哈克奈斯（Harkness）小姐的一封著名信件中对巴尔扎克分析如下：“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Zola）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我从〔巴尔扎克〕这里学到的，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恩格斯将巴尔扎克的敏锐归因于“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但我们可以追问，这种敏锐性是否也像在卡莱尔那里一样，与他对过去的怀念“紧密相关”。他对那个时代贵族阶级的辛辣讽刺，不正是因为看到贵族阶级被资产阶级的金钱所腐蚀吗？^[27]

查尔斯·狄更斯

　　马克思也很崇敬英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同时也是浪漫主义者，和巴尔扎克一样。马克思在1854年4月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批杰出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在自己卓越、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真理，比所有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持有国家债券、蔑视一切商业交易的“高尚的”食利者，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小姐和盖斯凯尔夫人是怎样描绘他们的？虚荣、造作、专制、狭隘、无知；文明世界中有句话一针见血，印证了这些作家对资产阶级的裁断，这句话就是“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飞扬跋扈”。^[28]

　　这个段落（我们上文引用过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段落，表述与此类似，重拾其要^[29]）揭示出，某种现实主义文学对马克思而言是丰富的知识源泉，这种文学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展开了清醒而无情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英语“middle class”的意思主要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狄更斯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正统派，但也不失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深受卡莱尔影响，在小说中采用了卡莱尔的很多主题（尤其是对机械化和商品量化的批判）。马克思此处所指是狄更斯的哪些作品？他很熟悉《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展现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关在孤儿院里的苦孩子们是资本家残忍的“慈善事业”的受害者。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探讨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时，引用了雾都孤儿）中强盗比耳。赛克斯（Bill Sikes）的一段话：不能因为刀杀过人就禁止用刀、如果这样，就等于废除了这个宝贝工具而重回野蛮时代^[30]。1854年的文章里的那句话很可能是针对《艰难时代》（Hard Times）的，这部小说那时刚刚开始连载刊登（1854年4月始），它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资产阶级“狭隘的专制”，他们的冷漠和算计、他们狭隘的功利主义，还揭露了工业机械化的危害。

勃朗特姐妹

　　上文所提马克思列举的英国小说家中还有“勃朗特小姐”。三姐妹——艾米莉（Emily Bronte）、夏洛蒂（Charlotte Bronte）、安娜（AnneBronte）——都是小说家，马克思未指明究竟是哪位。亲友的见证显示，至少前两位是为马克思一家所了解和钦敬的。爱琳娜·马克思儿时的朋友，作家玛丽安·科米恩（Marian Comyn）记得爱琳娜父亲书房里英国文学作品的数量曾给了她怎样的震惊，她特别讲述了“某日午饭时展开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的讨论，全家人表现出对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的赞赏，认为两人的成就远在乔治·艾略特之上”^[31]。
　　马克思1854年的文章所指也许是1847年出版的艾米莉·勃朗特的伟大作品，也是她唯一的作品《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部作品描绘了一份动荡的激情，与英格兰北端的野性自然和“原始”民风结合在一起，以细微而又激烈的描绘展现了现代阶级关系中人与关系的非人化和物化^[32]。然而，如柏拉威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对艾米莉·勃朗特及其小说的明确指涉^[33]。柏拉威尔强调说，马克思于1869年来到勃朗特姐妹生活的约克郡（Yorkshire）地区，他在写给女儿珍妮的一封信中提及夏洛蒂，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在其中描绘了一处风景，“树木葱茏，群山半抱，层峦叠嶂，笼罩在令柯勒·贝尔（Currer Bell，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着迷的蓝色烟霭中”^[34]。马克思没有提到小说的名字，但这迷人的“蓝色烟霭”出现之处，不是（简·爱》，（Jane Eyre）而是《雪莉》（Shirley，1849）。《雪莉》是一部“工业小说”，展现了因新机器的使用而失业的纺织工与傲慢、蛮横、唯利是图的工厂老板之间的阶级冲突。与同类的浪漫主义文本相似，老板是在一位女性的帮助下（部分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很有可能，当马克思把“勃朗特小姐”纳入英国“杰出的小说家”^[35]之列时，他尤其想到了《雪莉》。

雪莱和拜伦

　　让·弗雷维尔在“为了一种革命文学”部分加入了恩格斯对这两位极端浪漫主义诗人十分积极的评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家庭版’。”^[36]这段引文明显说明让·弗雷维尔对马恩观点的介绍根本上是偏颇和歪曲的。
　　弗雷维尔文集中唯一另外一处涉及雪莱和拜伦的，是关于两位诗人的区别，这个区别据说是由马克思作出的，他人只是代为转述。即1888年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与他不幸的伴侣^[37]爱琳娜·马克思合作发表的宣传文章（社会主义者雪莱》（Shelley Socialiste）中的一段：“马克思〔.……〕喜欢反复说：“拜伦和雪莱真正的区别是：理解和喜爱他们的人认为拜伦死于36岁是幸事，因为倘若寿命长些，他会变成反动的资产阶级；而他们对雪莱死于29岁深表遗憾，因为他是个彻底的革命者，将永远是社会主义先锋中的一员”^[38]。然而，柏拉威尔认为这段宣称属于不可靠见证。他坚持说，马克思在著作中提到拜伦时总“带着明显的赞许。〔…〕依我们对马克思的文学感受性和政治洞察力的了解，他不会愚钝地在（唐璜》的作者身上看到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相反，我们对爱德华·艾威林‘歪曲事实的癖好’却很了解”^[39]。弗雷维尔素喜意识形态褒贬，柏拉威尔与之不同，他认识到马克思具有超越此类褒贬评判的能力，这种能力使马克思常常可以发现浪漫主义作家的优点，尽管这些优点并不完全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因而，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是马克思像恩格斯一样，对这两位作家的文学贡献同样肯定。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我们也是通过（可靠得多的）私人见证了解到马克思对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崇敬。保尔·拉法格多年间与马克思就很多主题有广泛、经常的交谈，拉法格在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就像达尔文一样，大量阅读小说。〔……〕现代作家中最吸引他的是保尔·德·考克（Paulde Kock）、查尔斯·里威尔（Charles Lever），大仲马和沃尔特·司各特。他认为沃尔特·司各特的《清教徒》（Old Morality）是一部杰作”。此外，爱琳娜·马克思的童年回忆（上文已提及）证实了马克思最喜欢读给孩子们听的书中包括司各特的作品。爱琳娜谈到，她与父亲在阅读中都“为司各特而振奋”，并进而总结说：“我必须补充一点，马克思不断重读沃尔特·司各特；他很欣赏司各特，对他的了解与对巴尔扎克和菲尔丁（Fielding）的了解一样深入。”^[40]
　　苏格兰作家司各特是保守的托利党人，他热爱祖国的往昔，尤其热爱偏远和野蛮地区部落的原始共同体。在他的作品中，是什么最吸引马克思呢？马克思可能像《历史小说》（Le noman historique）中的卢卡奇一样，在司各特小说中欣赏的是对历史过程本身特别鲜活的再现，这样的再现在那个时代前所未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对前资本主义的部落及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感兴趣，我们认为，吸引力的一部分来自这些部落和它们体现的价值。换言之，这份吸引力扎根于马克思感受力的浪漫主义之维。^[41]
　　总之，尽管马恩厌恶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但他们远未完全抛弃浪漫主义视野，而是肯定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作家作出的可贵贡献并从中汲取灵感。浪漫主义文学某些方面的特征一神奇与梦幻、对自然的向往、对昔日辉煌的珍重一对他们而言确实具有吸引力，但这份吸引力只在亲友的回忆中才有所体现。马恩在自己“成熟期”的写作中颂扬的，主要是那些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对资产阶级文明进行无情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在马恩看来更富教益。据马恩自己所说，他们从这些小说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家、政论作家的所有作品中学到的还要多：这绝非微不足道！所以必须把这些作家视为他们著作的重要源泉之一，或者，视为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伪善面孔作诊断的依据。

^* 罗伯特·塞尔，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迈克尔·罗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本文选自《文档》（Dassirs）2013年第19 卷第2期。

^** 赵英晖，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戏剧理论、法国当代戏剧。

^[1] K. Marx，F. Engels，Sur la litterature et l'art，（éd）.Jean Freville. Paris：ESI，1936.较晚近还有一部英文文集问世，即Marx and Engels on Literuture and Art，（éds），L Baxandall et S.Morawski，St.Louis et Milwaake：Telos Press，1973，其思路源泉与弗雷维尔文集颇为不同。

^[2] K. Marx，F.Engels，Sur la lintèrature et l'art， Introduction，p. 10.

^[3] 参见拙作《革命与忧郁：浪漫主义的反现代性》（Rivolte er milancolie；le romantisme d contrecourant de la modernitt，Paris，Payot，1992）及《欧洲》杂志的专号“革命的浪漫主义”。

^[4] 此处及下文马克思，恩格斯引文的中文翻译，参考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偶有改动。）——译者注

^[5] K. Marx.F，Engels，Manifeste du parti commaniste，Paris，Flammaricn，trad. Emile Bottigelli。revue par Gerard Raulet. pp. 103—106，et pour les notes des traducteurs.pp.174—175。（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6] K.Marx，Fondement de la critique de l'icomomie politique， Paris， Anthropos， 1967，trad.Roger Dangeville，p99.我们根据德文原著纠正了译文的不准确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设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设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7] K，Marx，“Lettre d Engels du 25 mars 1868”，in Marx，Engels，Ausgewihlte Briefe， Berlin.Dietz Vering，1953.p、231.（让·弗雷维尔的译文的第126页极不完善）马克思没有用Aulldãrung（启蒙），而用较贬义的 Aufklirertum，我们将之译为“启蒙意识形态”（让·弗雷维尔译为“进步”）。（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浸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8] Marxi Ausgeuihlte Briefe，p. 234.

^[9] K.Marx，Misère de la Philosophir，Paris；Ed.Sociales，1947，p33.（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80页.）

^[10] Marx，Engels，Manifeste du purti commanisse，p.7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1] 柏拉威尔在《卡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P，1976）中展现了马克思的文学修养之深广，并分析了他如何在写作中应用自己的文学积累。

^[12]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的英译本序言中说，迈克海尔·里夫希兹（Mikhail Lifshitz）的研究工作〔即《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俄文版：1933年）〕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马克思的审美判断作为他总体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并指出马克思“与想象作品持之以恒的对话”。（参见Mikhail Lifshitz. 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trans. R B.Winn. Lendon：Pluto Press，1973，p.7.）

^[13] Marx and Engels on Literature and Art，introduction，p.44.

^[14] 马克思对拉马丁的抨击只是针对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关于马克思对这两位作家的态度，参见Pr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pp.162—165。169.205—206，257.271，420。

^[15] Pr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p：9.

^[16] 参见Werner Blumenberg，Portrait of Marx， trans. D. Scot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1972（德语首版：1962），p.22.

^[17] 参见Mikhail Lifshitz，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t Marx，trans，R.B.Winn， London：Pluto Press，1973.p..16.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D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9] Marx， Engels，Sur la littirature et l'art，p.179.

^[20] 马克思在给亲友的信中自称Mohr，Mohr成为亲友对马克思的昵称。——译者注

^[21] Marx，Engels，Sur la littèrature et l'ert，pp.179.181—182.

^[22]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p. 373.

^[23] 参见Marx.Engels.Sur la litterature et l'art， p.176.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页。托利党是保守派的政党，辉格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26] Paul Lafergue，（Les goûts littraires de Marx），in Marx，Engels，Sur la littèrature et l'art，p.177.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571页。

^[28] KMarx.《La classe moyenne anglaise》， New York Tribure，1 août 1854，in Marx.Engels，Sur lalittèrature et l'art，p 134.（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页.）

^[29] 柏拉威尔（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sp.237）指出，马恩全集（MEW）的出版人认为我们上文引用的那篇文章很可能被报社编辑作过大幅修改。但这条引文与上一条引文，即恩格斯的话之间存在表述上的相似，这说明最终的文本并未严重违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9页。

^[31] Marian Comyn.“My Recollections of Karl Marx”，The Nineteenths Century and After，Vol 91.janvier 1922，pp.6—7.这篇回忆已发布于互联网（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women/suhons/comyn/marx. htm），

^[32] 特里·伊格尔顿在《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Myths of Pouer：A Marxint Study of the Brontes，Londres，Macmillan，1975）中对这部小说作了精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33] 参见Pr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p.396.

^[34] Prawer，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uture，p.377.

^[35] 对《雪莉》中阶级冲突的分析。参见Patricia Ingham.The Brontes，Oxford：Oxford UP，2006，pp.110—121.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饭，第474页。

^[37] 有关二人关系的故事很有名：艾威林与爱琳娜·马克思有过多年婚姻生活。在这期间，艾威林与多位女性有过不正当关系，并最终离开爱琳娜，与一个年轻女演员一起生活；但是，后来艾威林身染重病，因来寻求爱瑞娜的照料；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艾威林向爱琳娜承认自己已同女演员秘密结婚，打算再度回到她身边去。艾威林的行径即便不构成爱琳娜·马克思不久后突然自杀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桩不幸。

^[38] Marx. Engels，Sur la littiruture et l'art， p.180.

^[39] Prawer，Kart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p.397，引文出自Yvonne Kapp，爱琳娜·马克思传记的作者。

^[40] Marx，Engels，Sur da litirature et l'art，pp.177.182—183.

^[41] 必须指出，卢卡奇在《历史小说》中使用了一个较狭隘的浪漫主义定义，他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对浪漫主义持反对态度，因而。他并不把沃尔特·司各特视为浪漫主义作家。参见《历史小说》第一章“Le roman historique”. Paris， Payot， 1965， chapitre prem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