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理论化的男性
〔美〕特瑞尔·卡弗 *
向玉竹 ** 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首次出版于1884年。自那以后，恩格斯因提出问题、开启讨论而一直广受赞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任何给定的论题或论点[1]，存在很多反对意见。这里，我的观点是整部著作讲述了一个故事，而那些零碎的批评遗漏了一个潜在的观点。恩格斯的文本以及其他类似文本的重要意义只能通过叙事分析得到恢复[2]。此外，那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的但很少得到研究的是它关于男性的方面。
通过使女性成为问题（原文为by making women problematic），恩格斯（的论述一一译者注）成为（原文为became）权威：“几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没有将其文本的产生指向恩格斯的观点。如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确定对女权主义的一个主要贡献，那么这就必须是这个文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者注）”[3]①。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中探讨了女性，也涉及了男性。这是一个需要调查的问题。[4]这里，我的目的是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恩格斯终生工作的一个要素加以探索，对他将男性理论化的方式加以批评性描述并为当代理论和政治提供策略。
Ⅰ
在保守派看来，19世纪80年代对性意识（sexuality）的历史处理方法不像19世纪40年代撰写《共产党宣言》时那样受欢迎。的确，即使是现在，尽管在历史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已出现具有影响力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5]，人们仍然会自然地而不是历史地想到性意识（sexuality）。恩格斯不断批评始于与马克思早期合作中的“资产阶级家庭”（the bourgeois family）并进而追问被认为是“自然的”或“私有的”一些领域，因而值得一点点赞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第一部详细强调“妇女问题”的著作，尽管大家公认这某种程度上是关于标题中的“家庭”一词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关于家庭的空话”（bourgeois clap-trap about the family）和改变“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的共产主义计划也受到关注，而在详细说明错误之处的同时却几乎没有说出如何纠正错误，这种方法显然是消极的。[6]
恩格斯声称他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一直在使用马克思的笔记。这从表面上看很可能是真的、因为马克思于1883年刚刚去世；但是，恩格斯所声称的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的大量内容一直都受到仔细的讨论[7]。文本中的历史和人类学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恩格斯自己的观点。
无论如何，将恩格斯的这种写作视为“历史”或“人类学”有点误导人；它更像是一本历史小说，如《福赛特传奇》（The Forsyte Saga），不断映入人们脑中。恩格斯形式上的目的在于调查所有社会中的性意识（sexuality）、物种的繁殖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全部历史一—不管其多么“原始”一—以揭示出导致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的历史。与19世纪的其他观点一样，他的方法涉及对历史“诸时代”（stages）的划分、对因果变化的阐释以及对“文明发展”中进步的假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详细说明无产阶级最终会战胜阶级压迫，他预言了这种冲突的解决。但是，在他自己的时代中，他不寻常地认为女性会受到进一步的压迫，而且他认为这种压迫是人类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产物。令人吃惊的是，他声称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使女性成为第一批被压迫阶级。作为一种历史产物，他认为这种压迫是可以补救的，也是短暂的。因此，恩格斯所讲的故事表面上是关于一种性别与另一种性别的关系的变化，并有望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进一步改变。这是一个复杂的论述。接下来我将详细研究这个观点。
在此过程中，该书的部分兴趣在于追踪情节的跌宕起伏，就如恩格斯所建构的那样，“男性”和“女性"是他的主要人物。但是，文本让人觉得很有趣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促使我们反思将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和分析客体的后果。同他对女性受压迫的关注相比，男性在他的论述中仅仅是次要的，但是对恩格斯而言，没有他们，女性的受压迫是无法解释的。他清楚地发现，为了进行叙事工作，他几乎不需要谈论男性；他所采用的有关他们的假设是如此清晰简单、如此“真实”，以至于几乎不需要解释。当然，对他来说，女性很成问题，而且在他看来，对于读者而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的叙述更多与女性有关，而不是与最终是统治者的男性有关。当这显现出一种聚焦于女性的历史之时，其隐蔽地具有再现传统的“男性的历史”（men's history）的效果。
因此，恩格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在反对未经审查的关于男性的假设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而他使女性成为问题的事实掩盖了他毫无疑问地对待男性的事实。他的故事实际上是由男性驱动的，但在叙事中却显得有些短暂而机械。通过这种离题的策略，恩格斯预示了当代女权主义叙事和理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他再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弱点，即缺乏关于男人和男性的详细讨论。现在是时候“引进男性”（bringmen in）了，但是这是在一个适当的批判框架内进行的。[8]
恩格斯不仅是“传统”假设和价值观的不知不觉的受害者，而且他的叙述本身就是在为传统的居于主导的男性辩解，而该辩解也是传统的。这种男性气概在政治上对他很重要，因为无法验证那些关于规范和公约的政治行动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表面上有女权主义色彩、但他不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将之同女性斗争联系起来。这样做会使他失去他既有的政治盟友，同时，在可用的政治影响方式上，他将收获甚微。
此外，传统的男性对于恩格斯个人而言很重要，因为在其自我发展以及随后的关系中，恩格斯的情节都是根据典型的男性（masculine）“手稿”构建的，从恩格斯早期信件和手稿中发现存在着被称为“牢固的性别认同”（a secure gender identity）的概念，这种说法从未与基于阶级的激进主义相抵触，而对于这种激进主义，恩格斯很早就采用了并几乎没有作过修改。在他的一生中，他相当有能力同情“被压迫者”和“世界上的工人”，但后来却以讽刺的方式抱怨他的身为女性的仆人中[9]。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如何调和以下观点的：一方是认为女性被男性压迫的观点，另一方是未经审视的、传统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男性观点？
Ⅱ
恩格斯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考察在史前时期、在技术几乎没有发展起来的当代“原始”社会中、在迄今为止被记录下来的文明史中以及在他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而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妇女状况。此外，他修改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归功于马克思的并亲自拥护的理论，以涵盖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将这很随意地解释为将部落分为氏族的血缘关系制度以及包括父母和子女在内的家庭组织。
根据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概念，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对生产和再生产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注解，认为它具有双重特征：生活资料的生产，包括食物、住房以及工具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其发生在他所谓的“家庭”，“基于性为纽带的群体"和“家庭制度”之内。
家庭进而臣服于自然选择和恩格斯认为男女之间有很大差异的性行为。这两种生产——一方面是劳动，另一方面是繁殖（人自身的生产——译者注）——据说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制约任何既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并且，据说可追溯至生产和繁殖（人自身的生产—译者注）的冲突解释了历史接续的主要变化，即一个历史阶段接着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的主要变化[10]①。
恩格斯似乎为社会秩序建立了两种自主的解释路线：经济关系和家庭关系、阶级战争和性战争。但是，很难将这个理论序言与他实际上讲过的故事相协调。这使我们知道，史前的“旧社会”是建立在基于血缘纽带的群体之上的，但是这些家庭关系对社会秩序的统治本身产生如下的影响：“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1]
尽管恩格斯确实将旧社会视为建立在这些联系之上或是基于这些社会联系，但他对历史变化的描述表明，除非有另一种生产本身超越了唯一的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否则，家庭在社会中则处于统治地位。家庭制度的发展并不能解释历史的变化。恩格斯认为，在“血缘纽带”方面的发展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当新发展的社会阶级发出袭击时，旧社会崩溃了。社会阶级的这些成员不受血缘的束缚，而受基于财产制度的生产劳动的束缚。之后，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12]。
旧社会中，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血缘和氏族支配。新社会中，血缘和抚养子女之间的关系完全由财产制度、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支配。因此，当恩格斯用一个因素（劳动）解释在另一个因素（家庭）中的所有重大变化时，很难相信他是认真处理了他的理论二元论；而当他没有将重大历史变化追溯到一个因素（家庭），而是用另一个因素（劳动）加以解释时，并且当据说家庭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的例子（旧社会）被宣布为似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时，情况则相反。在这里，为了再次放下……我们有一个恰当的立场。将社会变化追溯到再生产的劳动上，这将使女性成为劳动的典范，特别是在缺乏关于男性在童工中的实际描述，或是可能的情况可能的角色的任何缺乏确定性工作的情况中；恩格斯既没有这样做（他和他的夫人没有留下后代），也对这件事并无兴趣，因为他的信件和文章并没有显示出他对孩子或“家庭生活”有特别的关注。
Ⅲ
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人类的繁殖”，“血缘纽带”以及“家庭”这些分类在恩格斯的分析中是否起作用。但是，或许它们有助于他在清楚分出历史上阶级战争的整体背景之下理解性别战争（sex war）。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会缓和一些批评，即那些批评他优先注重身体以外的物质活动，并将情感和以身体为中心的活动排除在外，批评他的观点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是“男子主义”的，或仅仅是“男性”[13]的。在这一点上，还应该警告读者，文本中除了构成劳动性别特征的假设之外，还有许多可疑的假设。恩格斯所采用的某些分类源于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1877年）和巴霍芬的著作（《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社会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有些来自马克思的著作。当然，恩格斯对此有混合和修改。
恩格斯假设所有“文明的”民族都有血缘关系和婚姻模式的结构，这些血缘关系和婚姻模式是从共同的原始形式经过不同的且必要的阶段发展而来的。此外，他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原始”的社会实践提供证据表明，那些未被观察到的文明民族的血缘和婚姻结构的发展阶段，存在于预期的阶段中。他认为，当他们的血缘关系制度与其实际婚姻实践相冲突时，人们可以从原始民族的语言中推断出未曾观察到的原始婚姻模式阶段。[14]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介绍了有关自然选择和性行为的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是对婚配的亲属限制连续改变的原因，并且男性的性行为在重要方面不同于女性的性行为[15]。根据恩格斯的说法，所有婚姻和亲属关系的结构都从混杂的原始状态发展到按代分组婚姻，发展成一个确定的家庭群体，即由丈夫和妻子组成的共同体，然后发展成他所谓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有别于现代的一夫一妻制。这是因为自然选择使那些禁止亲戚结婚的氏族受益：首先是近亲之间的亲戚关系，然后是在日益扩大的排斥圈子中的远亲[16]。
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恩格斯认为作为性侵略者的男性被拒绝与越来越多的女性接触，因此，男性开始通过绑架和购买获得女性。所以，恩格斯声称，在对偶制家庭和现代一夫一妻制中，一夫多妻制和不忠仍然是男性的特权，尽管当他们在同居期间发生婚事时，他们要求他们的妻子绝对忠诚，并且严格惩罚通奸行为。此外，他认为女性的性别本质在于，一旦女性在丛林般的两性关系中失去了“童贞”，她会拒绝混乱的两性交往方式。它表明女性渴望纯真，并渴望仅与一人的临时婚姻或永久婚姻的权利，以此作为“传递”（deliverance）。因此，依据这种特征，他将女性视为性侵略者的“对立面”，视为被寻找的伴侣，而不是寻找伴侣的人[17]，却未给出理由。
恩格斯赞扬女性从混乱的两性关系交往模式“进步”到一夫一妻制，但是，在他看来，她们是被欺骗的，因为男性设法压迫她们。当男性不忠并且剥夺了恩格斯所认为的女人自己想要的稳定关系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男性是如何找到通奸的女性的并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因为恩格斯的叙述仅限于对男性动机一多伴侣的乐趣——的理解。因此，婚姻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稳定的，因为当男性找到长时间稳定的伴侣后，他们会远离过去交往的同伴。不用说，他也没有探索男性（聪明但狡猾的男性）和女性（善良但天真）之间的智力力量或道德品格的不平衡[18]。
恩格斯认为，他确定的三种婚姻关系形式一一群婚制、对偶婚制和稳定的一夫一妻制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19]。但是，他没有探讨自然选择和血缘行为（sexual behavior）的力量（据认为这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发展）与从蒙味时代到野蛮时代的经济发展（通过养牛和农业）阶段之间的关系[20]。这两个因素（劳动和生育）是否联系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它们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哪一个因素解释了这一复杂过渡的哪一个方面？
野蛮时代之后的阶段特别吸引恩格斯的注意力，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寻找“文明”的起源。对于恩格斯而言，这最终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应的家庭形式一一现代一夫一妻制以及原子式家庭。理解恩格斯立场的关键是他认为对偶婚制（以及先前的群婚制形式）是母系式。他说，很明显，血统仅在母亲方面是可追溯的。由于无法确定自然父亲的身份，因此只承认女系。他认为，对自然母亲的独家认可意味着对女性（women）的崇高敬意。虽然对偶婚制中的婚姻关系很容易被任何一方解除，但子女将仅属于母亲。在家庭中，女性（women）将全部或大部分来自一个亲属群体，男性是随后加入的。女童将留下，男童将在家庭和母系氏族之外结婚。[21]
此外，恩格斯还认为，原本应该由群婚制和对偶婚制在其中运作的原始共产主义家庭暗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因为她们统治着共同的资源，而男性则在女性的监督下经营。因此，妇女在蒙昧人和野蛮人中享有自由且高度受尊重的地位。[22]
恩格斯的论点表明，随着源于家庭之外的新的财富的发展，这种母亲权利被推翻。蒙昧的战士和猎人曾满足于在一个家庭中居第二位，而且，在这个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分工调节着财产的分配，赋予了妇女优越的权利和地位。牛群和其他富裕财富的新来源却使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男性在家庭经济之外的新努力相比，女性的家务劳动失去了重要性。在女性管辖之内，曾经富足的领域是房屋、衣服、装饰品、烹饪用具，包括船和武器，而新经济通过养牛、金属加工、编织和耕种获得了剩余物品。恩格斯将后者视为男性的工作，而这些物品则是男性的物品。此外，他推测，如果男性被要求离开，财富仍然归男性所有，而女人则保留了固定的家庭财产。文本缺少证据证明这些假定的男女差异。[23]
随着男性的财富的增加，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这刺激了他们去推翻亲属关系和继承的母系制。恩格斯认为，“离异”的父亲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必须与母亲和母系氏族待在一起）继承自己的财产，并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父亲的身份地位，因为有了对偶婚姻，他的父亲几乎可以确定。结果，男性建立了父权制家庭，并最终建立了现代一夫一妻制，在其中，男性宣布了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恩格斯看来，现代一夫一妻制包括了对不忠行为的伪善特权（仅针对男性）[24]。
恩格斯写道，推翻母权制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女性的失败。这也是私有财产对共同所有权的胜利。他更坚决地补充道，“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然后，他从奴隶制开始概述了一些人如何通过经济制度压迫他人。[25]
Ⅳ
在解释恩格斯有关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和无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的看法之前，包括相关的、有些新颖的事情，如通奸、群婚、卖淫、“男同”（“love-boy”）、丈夫对家庭的专制、妻子背叛以及“掌管家务的”妇女（women“wearing the breeches”），重要的是要考虑他关于劳动（包括总量）分工和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假设。恩格斯认为，社会中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由一些原因决定，而这些原因完全不同于决定妇女（和男性？）地位的原因。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家庭中，由于母系血统制以及她们在家庭必要经济中所扮演的监督角色，女人享有崇高的敬意，女性（在一些文化，而非所有文化中）身负繁重劳作。因此，这与社会上妇女的崇高地位和对妇女的真正尊重毫不冲突。恩格斯说，文明社会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工作疏远，并被虚假的尊敬所包围，这致使她比被在蒙昧社会中视作“真正女人”的勤劳女性（women）享有更低的社会地位。[26]
恩格斯关于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观点是：它源于财富集中在一个人（一个男性）的手中，源于他希望将这些财富专门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愿望。一夫一妻制体现着男性对女人至高无上的控制，而个体家庭是经济社会的单元。这是基于经济条件而非自然条件的家庭的第一种形式，因为对恩格斯来说它代表了私有财产对原始的、自然发展的共同所有制的胜利。所以，他认为新的财产来源于私有财产框架之内的生产活动，这似乎源于对每个男性而言希望为他自己的孩子保护他自己财产的个人主义愿望。对于这里关于“男性财产”的过时想法，恩格斯显然感到有些不快[27]。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会导致狂妄自大和卖淫，因为男性虚伪地追求一种由一夫一妻制婚姻所排除的性自由，当被丈夫忽视的女人找情夫时，她们（再次）受到严苛的惩罚，并且，资产阶级男性对他们家属的控制——性方面的、身体的以及经济的控制——便得以确保[28]。
这与恩格斯浪漫的性爱观不符，后者可能成了无产阶级之间的规则。在那里，一夫一妻制的经济基础被取消，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财产”，因此“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相反，不同于资产阶级婚姻，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作用，所以，他认为这特别体现在大规模工业将女性（women）从家庭转到劳动市场和工厂，并且让她们养家糊口之时。因为许多性别主义的联盟在法律上未受到鼓励以及无产阶级没有接触法律的途径（这需要花钱），女性（women）恢复了分居的权力。恩格斯的结论是男性（male）的统治消失——或许除了他所认为的随着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建立而出现的一些对女性根深蒂固的野蛮。[29]
这段话给恩格斯同无产阶级白恩士姐妹玛丽和莉希（Burns sisters Mary and Lizzie）之间连续的性关系带来了启示。这两姐妹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远离单身汉生活时所帮助的人。其中、玛丽死于1863年；不寻常的是、她的照片没有保存下来、并且，几乎没有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任何信息。关于她的逝世、恩格斯因马克思在信中没有就此表示足够的哀悼而痛斥马克思。但是、感到尴尬的马克思刚听到玛丽逝世消息时的反应，可能才真正反映出当时的情况：玛丽的逝世并没有像恩格斯特别在意的那样沉重打击到恩格斯。尽管1869年从商业领域退休后，恩格斯在伦敦就同莉希生活在一起，并且，在与他居住期间，她“料理家务”，但是，直到她1878年临终前，他才娶了她。这是恩格斯作为一个单身汉通过同未婚女人生活而大胆蔑视资产阶级道德传统吗[30]？还是他并不太遵守另一个资产阶级规矩，而与社会地位低的女性保持松散的关系，让她负责“家庭”管理，这比打破禁忌、跨阶级结婚要更好？[31]工人阶级出身的恩格斯夫人（Frau Engels）肯定会对恩格斯所属的德国资产阶级家庭感到非常不满，而当他在世时，该家庭的财产部分由他掌管，而遗嘱的前提是他应先于他夫人去世。
也许，恩格斯的私人关系使他得出了上述关于无产者家庭生活的详细结论。但是我认为，他的浪漫化的观点更有可能是他在特殊的情况下坚持这些想法的原因。这些浪漫观点也可能使他一方面疏远资产阶级机制中对女性的压迫，一方面使他能够接受与家庭伴侣在权力上.的不对称性。白恩士姐妹玛丽和莉希似乎终身都是文盲。[32]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家庭责任的主题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其中暗含了一些剩余的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分工。他详细指出妇女（women）的“家庭责任”，但他没有确切提出这些是什么以及它们会对妇女（women）和她们的公共就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也没有讨论男性（men）是否有家庭责任以及这可能招致的后果，在贯穿其一生的个人书信中，他扮演着要求苛刻的男性（rale）角色，嘲讽自己在家庭事务上无能为力，得到了女仆，未婚女亲属或是离异的女性在生火、缝补袜子方面的帮助。[33]
Ⅴ
因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没有激发太多信心，尽管必须说甚至在今天也难以看到据说是关于史前的事情，但这不是现代观点的一种回溯[34]。尽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本，但是女权主义者对该文本的批判却丝毫不减。但是，我进一步研究的要点是恩格斯并没有使男性（men）成为问题；相反，他将任何可能与男性（men）有关的问题化解为一种发展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可有效地为作为男性（men）的所有人辩解。因此，在史前时期，生理因素使男性（men）成为压迫者，妇女（women）成为受害者；但是在历史时期，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成为压迫者，无产阶级成为被压迫者。恩格斯将史前自然主义转变为历史政治使男性永远处在原来的位置，并证实了男性的便利性，就像他所生活的时代那样。更重要的是，这保留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并且完全没有控制男性。除非我们有可靠的方法来对这些男性进行理论分析，否则在家庭、私有财产、国家或其他任何地方为男性的压迫找借口将像以往一样容易。
* 特瑞尔·卡弗（Terzel Caner），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者，现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也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委员。著有《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文选》《马克思晚期政治著作选》《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辞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等。本文选自《男性气概》（Masculinities）期刊1994年春第2卷第1期。
** 向玉竹，哲学硕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参见T. Carver，“Review of Suyers，Evans. & Rodelift （1987）”，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9.1988，p.180。
[2] 参见D.Lavoie，Ecomomics and Hernenratics，Lendon：Routledge，1990；K.L.Scheppele，“Forewerd：Telling Stories”，Michigan Lew Reiew，87，1989，pp. 2073—2098。
[3] M.Barrett，“Marxist Feminism and the Work of Karl Marx”，in B Mattbews （ed.），Marx：100 years on，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83；M.Barrett. Introduction to Friedrich Er—gels. Thr Origin of the Family，Prit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Harmondsworth：Penguin.1985.
[4] 参见A. Brittan，Masculiniry and Power，Oxford：Blackwell，1989；R W.Connell，Gender andPower；Society，the Prrson and Serual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J.Hearn，The Geder of Oppression；Mrn. Masculinity and the Cririque of Marxim，Brighton：Wheatsheaf，1987：L.Segal，Slotw Mation：Changing Masculinities，Changing Men，London：Virago Press，1990.
[5] 参见M.Foucault，History of Seruality，Rober Hurley trans.，Harmondsworch；PenguinBooks，1984/1986/1988.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注：“资产阶级关于家庭的空话”（bourgeois clap-trup about the family）所出现的原文为“资产阶级美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所出现的原文为“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7] 参见〔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134页。L.Krader，Introdluction to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Marx， Siudies of Murgen， Phear， Mainr， Lubbock，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72.
[8] 参见C.di Stefano，Configurations of Masculinitys Feeinist Perspectives on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Ithaca，NY，Corell University Press，1991；D，Morgan，“Men， Masculinity，and theProcess of Sociological Enquiry”，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
[9] 参见J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in M. Puster（ed.）. Srlected Writing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J.Butler，Gender Trouble，London：Routledge，1990；T.Carver，Friedrich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s St.Martin's Press.1989；C.Cockburn，Brothers：Male Dominance and Technalugical Change， London：Pluto Press， 1983.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 31—3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13] J.Heam，The Gender of Oppression：Men，Masculinity and the Critique of Marxism， Brighton：Wheatsheaf，1987.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44，51—65页。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第68—69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第6B—69页。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8、70—71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第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71页。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2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68—72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4—65，68—72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72页。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72页。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4—6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7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 88—8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89页。
[30] M.Barrett，“Marxist Feminism and the Work of Karl Marx”，in B.Matthews （ed.），Marx；100 Years on，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83.
[31] T.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89.
[32] T.Carver，Frin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
[33] T.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ark：St.Martin's Press，1989，p.148.
[34] M.Shanks，&. C.Tilley，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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