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精神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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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精神分析视角

〔英〕珍妮特·塞耶斯^*

刘翰林^** 译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本文简称《起源》）对于女权主义至今仍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和女权主义一样，引起了人们对家庭及其性别分工的易变性的关注。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恩格斯试图在这里实现这样一种设想，这曾是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设定，并在他关于摩尔根（Morgan）（古代社会）的笔记中继续探讨的设想，即阐明这一矛盾是“尘世家庭”发展与变化的源泉。
　　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恩格斯过于乐观地相信由技术进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造成的矛盾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从而实现两性的完全平等。这导致一些人想要以基于精神分析视角所认为的不论是西方技术先进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一直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观点，来修补甚至取代恩格斯的观点。我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评议四种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这些说法错误地把我们社会对家庭的意识形态，对“神圣家族”的意识形态事实，当作是基本上不变和无冲突的东西了。因此，它们忽视了“尘世家庭”中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源。
　　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正是妇女对这些矛盾的经验认识，构成了女权主义思考的动力，并在一开始启发了这些理论。鉴于这些理论的精神分析取向，这更加令人惊讶。因为正如我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解释的，正是弗洛伊德（Freud）对家庭生活的冲突和矛盾的认识，使他得以开始发展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
　　弗洛伊德从他的临床工作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从而使他的病人能够意识到这种矛盾。他相信，这样他的病人就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则走得更远。正如我在结论中指出的，他们认识到，这种实现不仅取决于解释世界，而且取决于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

恩格斯论家庭生活矛盾

　　恩格斯在《起源》的序言中讨论辩证唯物主义论题以点明整个作品的意旨。他认为，家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一开始就和现代家庭一样的。相反，他认为，它处在不断变化和转型之中。他说，这是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的矛盾的结果。他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而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3]。在这种“冲突”中，又诞生了新的冲突和矛盾——“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及其性别分工的进一步转变。
　　结果恩格斯在《起源》中并没有一直坚持追求他在1884年版序言中所宣布的辩证唯物主义主题。正如女权主义者们经常指出的，他有时用理想主义的和心理学的术语^[4]，有时用进化论和生物学的术语^[5]，有时用机械的“经济学家”的术语，而不是用单纯技术进步的辩证决定作用来解释家庭的历史发展^[6]。另一方面，他也试图辩证地将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历史，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结果。我将在本文中详细阐述《起源》的这一方面。
　　恩格斯首先认为，正是生产力——也就是工具——的发展导致了家庭生活从游牧向定居的过渡。随着弓箭、木制容器和用具、编篮、石器、独木舟的制作及房屋的建造，继续游牧生活便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了。畜牧和耕作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茹毛饮血的时代成为过去。人们现在定居在草原上。随着铁制工具——如斧头和铁铲——的问世，森林被砍伐，人口随之增加，人们聚居在不大的地方。
　　恩格斯说，在生产发展的这个阶段，“母权”意味着世系是依照女系计算的，并且婚后是住在女方那里而不是相反。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他写道，在劳动发展的这个阶段，“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7]他说，这方面的证据可以从纽约州易洛魁人仍在使用的亲属关系术语中找到，这些术语与他们现在实际的家庭关系并不一致。
　　恩格斯说，由于与后来的生产发展相冲突，母系被推翻了。他认为，牛的饲养、金属加工、纺织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超出共产制家户经济和氏族的日常生活需要的经济盈余。他声称，这种盈余主要产生于男子的活动领域，因此其所有权“归了男子”^[8]。但是，在母系制度下，人们按照母亲来计算血统，这样新产生的经济盈余的继承就仍是通过母系的血统线来进行的。恩格斯说，正是这种生产的发展与当时家庭的母系形式之间的矛盾，导致这种家庭形式被推翻，代之以父系，即财产通过父亲而不是母亲的血统线来继承。他写道，这导致妇女被征服，成为“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9]
　　同时，恩格斯说^[10]，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财产开始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为基础被占有。在个体的基础上，人同样也是可以交易的。他声称，分工的发展将劳动分化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导致“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产生^[11]。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商品，而且妇女也“具有了交换价值”^[12]。婚姻变成了交换，一种据说是“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虽然看起来是出自自由的个体^[13]，但实际上还是要受到财产和家庭利益的支配^[14]。从这种发展中出现了“现代的个人性爱”的可能性^[15]。然而，他指出，只要仍然需要考虑经济利益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在专偶制中就是无法实现的。他说，在专偶制的物质基础被推翻以前，婚姻只不过是“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16]，或者丈夫和妻子只能通过通奸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无论如何；在早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基础之上产生的专偶制之中，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而这种新矛盾又反过来破坏它，使它和之前的家庭生活形式一样走向消亡。
　　恩格斯认为，同样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盈余的产生——导致了延续至今的资产阶级专偶制，也导致了奴隶制、封建制和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生。由于“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17]，因此，有产者开始占有无产者的剩余劳动产品^[18]。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后者那里，个人性爱才能实现，因为这种婚姻不是以财产利益为基础而缔结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感情破裂时，无产阶级的夫妇会感到，至少是在非正式的——如果不是正式的或合法的话——情况下，与资产阶级的夫妇相比，他们更容易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19]然而，恩格斯承认，无产阶级的婚姻和资产阶级的一样，其中爱情与男性的暴行并存。他将此归因于统治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20]对各阶层所造成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涉及保证包含在男子合法继承的财产中的对妇女的剥削权的问题。
　　恩格斯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预见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发展与既往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一一将会完全破坏以往的父权制家庭组织形式。他说，雇用妇女和儿童到工厂工作使得他们基本上已经能够从男子的父权制下独立出来。然而，事实上，妇女和儿童从未能在工厂工作中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工资。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被雇用到这个岗位工作的首要原因。资本家们从未想过要提供托儿所需要的设施，这些设施将使妇女和男子能够轻松地将儿童保育与工厂工作平衡起来。^[21]然而，一些人还是试图将这两项活动结合起来。例如，在《起源》首次出版时，一位名为年恩夫人（Mrs.Yearn）的女性回忆道：

　　我父亲是一个砌砖工——我们经历了一个有着骇人霜冻和鹅毛大雪的寒冬，父亲一年中有六七个月无法工作，所以妈妈不得不去磨坊工作，把家托付给了我这个柔弱的姐姐。我的工作是每天把婴儿带到磨坊里去哺两次乳。^[22]

　　更常见的是，由于儿童保育仍然是妇女的首要工作，妇女们通常从事非工厂性的工作，例如护理、助产、清洁、洗涤、缝纫和接待。尽管也不是对自己和孩子没有影响，但是这些工作至少可以更容易地与儿童保育结合起来^[23]。无论她们做何种选择、已婚妇女们还是常会感到自己不得不工作，因为她们丈夫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子女。^[24]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雇主们总是试图减少他们为工人提供的维持日常生活与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费用。相比之下，工人则力求尽量提高这一待遇，这从19世纪工人争取适当的“家庭工资”的斗争中就可见一斑。^[25]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计，工人和雇主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些利益冲突，最终将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财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中被消除。恩格斯估计这将要求工人为再生产自己和家人所需服务的充分社会化——儿童保育、食物准备、浣洗衣物等。他认为，由于这种发展，妇女将充分融入社会生产，两性平等也将因此实现。然后，婚姻将不再建立在经济考虑的基础上。最后，实现个人性爱的道路上的障碍也将被清除。
　　然而，事实上，将妇女吸引到社会生产中以及日益社会化的家务劳动或“私人的家务”^[26]，并没有如恩格斯预测的那样带来两性的完全平等。正如恩格斯所考虑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一样，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平等一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转向精神分析来解释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苏联^[27]威权主义的持续存在一样，很多女权主义者现在想要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自《起源》发表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现在要谈谈这些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精神分析的讨论。

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

　　我将首先从女权主义诗人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叙述开始。在她出版的《女人的出生》（Of Woman Born）一书中，里奇回到了早期的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师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的工作中，解释了为什么与恩格斯的论题相反，社会主义未能实现两性之间的完全平等。与霍妮一样，她认为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源于男性试图补偿自己对女性所享有的生育和抚养子女权力的嫉妒。里奇说，社会主义本身不足以结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规则的心理根源，即男性对女性的嫉妒不是由于资本主义，而是针对“母子、母女关系”。^[28]
　　实际上，里奇把马克思主义颠倒了过来。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9]相比之下，里奇基于霍妮的观点争辩说，不是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而相反是他们的意识——男人的“子宫羡妒”，即他们对女性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的能力的羡妒——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存在。在这一点上，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她和巴霍芬（Bachofen）1861年的书《母权论》（Mother Right）中的观点有些类似。

　　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30]

　　在寻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里奇将特定的“现实状况”即父权制的存在，假定为“他们（男性）头脑中”的产物。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存在、不就是男性的思想（他们的子宫羡妒）凌驾于妇女的思想（他们所谓的阴茎羡妒说）在决定社会关系吗？
　　心理学家多萝西·丁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31]也对性别不平等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她发展了另一位早期心理分析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理论，以解释为什么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反，技术进步并没有结束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由于许多读者并不熟悉克莱因的理论，我将首先概述其相关方面，然后再详细说明丁纳斯坦对它的应用。
　　克莱因认为，婴儿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爱与恨的本能。克莱因说，因为婴儿将恨感受为一种自我解体的危险，所以他试图通过把恨逐出自身，投射到母亲身上来摆脱它。因此，母亲被感受为对他进行恨与攻击。克莱因说，为了抵御这种“迫害”（persecutory）带来的焦虑，婴儿试图拒绝把母亲与迫害、可恨以及令人沮丧联系在一起。他将母亲理想化为完美形象。但相比而言，这让人感到精疲力竭（depleted）。这就引起了婴儿对于占有好的母亲的嫉妒和贪婪。因此，他试图破坏或清空关于坏母亲的内容。但是，这将导致婴儿产生新的焦虑，唯恐母亲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
　　克莱因认为，在婴儿心理的正常发展过程中，爱与恨的本能逐步整合起来。然后，婴儿会发展出一种安全感，即自我是一体化的和整体的。因此，他不再觉得需要通过投射到母亲身上来分离出恨，也同样不再觉得需要从母亲所具有的能够满足需求的形象中分离出不能从中得到满足时的沮丧和痛苦。因此，他能够更现实地感受她，作为一个既不是全好，也不是全坏，而是包含好与坏，爱与恨的整体的人。克莱因说，但这带来了“抑郁”（depressive）的焦虑，因为在攻击代表恨的母亲时，它可能会同时攻击到代表爱的母亲，因为爱的母亲与恨的母亲现在被视为一体。然而，克莱因说，随着自我的进一步融合，孩子开始感到自己有足够的资源来对自己过去对母亲的攻击进行“补偿”（reparation）。因此，他看起来更有能力认识到对她的矛盾情绪。这导致了他对她以及与她的关系的更现实的看法。
　　丁纳斯坦并不赞同这个结论。她认为，现在的儿童和成人会一直拒绝消解克莱因所声称的那种必要的迫害和抑郁的焦虑，以发展一种对母亲的性别和对自己的更为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能够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分离的、独立的和自由的母亲和自己。丁纳斯坦说，儿童和成年人没有把自主和独立看作整体和统一的人的特征，而是试图通过从依赖母亲转向服膺男性的统治来逃避自由，因为男人不像女人那样，他们很少参与婴儿护理，缺乏对婴儿期的原始恐惧和幻想。
　　丁纳斯坦说，解决我们目前的“性别痼疾”（sexual malaise）的方法是共同育儿。然后，儿童将不会再拒绝消解那些迫害和抑郁的焦虑，也就能够意识到在婴儿期照顾他们的那些人是自由和独立的。如果男子在儿童保育方面与妇女平等参与，相对于受到妇女的统治，婴儿将不会更愿意受到男子的统治。相反，他们将寻求不受任何性别的统治，从而真正把自己化为自主、独立的存在。然而，在这一点上，就像她之前的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41）一样，丁纳斯坦忽略了实现我们社会中据说是我们的自由——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比“真正的”（real）更“合法的”（legal）和“正式的”（formal）自由^[32]的那些物质与心理障碍。此外，丁纳斯坦忽略了克莱因据以得出孩子对男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象，就像他们对女性产生的幻象一样的结论的证据。克莱因相信、这些幻象的解决与其说取决于照顾婴儿的人的实际行为或性别，不如说取决于孩子与生俱来的倾向，即将爱和恨的冲动融合在一起，她相信这种冲动是天赋的。
　　英国对象关系学派（The British object relations school）对克莱因基于本能的儿童发展的论述持有异议。相反，它坚持认为，这种发展是由母亲对孩子的处理决定的。这一理论导致了对现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第三种基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的叙述，即社会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Chodorow）^[33]的讨论。
　　对象关系理论家如儿科医生与心理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认为，孩子是否发展出一种个体独立性和与他人尤其是母亲的分离性的现实感，取决于母亲在最初时能否使外部现实符合婴儿内部现实的需求。温尼科特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母亲都“足够好”（good enough），因为就像婴儿最初将自己与母亲融合起来一样，她也把自己与婴儿融合在一起。温尼科特说，这使她在婴儿的“自我运作”（going—on—being）的延续性结束之前，能够预料到婴儿的需求，而这正是婴儿对自我和现实世界的意识发展的基础。
　　乔多罗正是基于这个被温尼科特称为“绝对依赖”（absolute dependence）阶段的心理差异，来描述性别不平等社会的起源的。她说，由于母亲与儿子的性别对立，她们不像对女儿那样认同他们。相反，他们既与她们相分离，也与自己的其他同类相区别。同样，乔多罗认为，在度过自己与母亲在心理上相融合的那个最初阶段后，男孩与母亲的关系和男孩与自我的关系也会不同。他试图否定与她融合的那段经历，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男性性别认同。乔多罗说，这种身份不仅基于对母亲的否定，而且基于男孩对男性身份的积极肯定。然而，她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将男子带出家门，这种认同是在非个人的（impersonal）和有“身份的”（positional）基础上形成的。乔多罗说，男孩对男性的认同，与其说是通过与男性的亲身接触，不如说是通过认同他所理解的男性所扮演的角色来实现的。因此，她坚称，随着男孩的成长，他们适应了非个人性的、具有不断变化的角色要求的职业工作，但也变成了不适合照顾孩子的人。相反，女孩们则从婴儿时期就保留着她们当时与母亲相融合的感觉。这既是由于她们的母亲因性别相同而与她们融合的强度，也是由于女孩没有必要否定在发展女性性别认同方面的经历。因此，乔多罗认为，女孩成年后比男性更有能力融合和识别她们的婴儿的需求，对象关系理论认为这种需求是健康儿童发展所必需的要素。
　　总之，乔多罗认为，我们目前的性别分工且不平等的社会，即妇女做母亲而男子去工作的状况，是由妇女的母亲活动再生产的。和丁纳斯坦一样，她也认为性别平等只能通过共同的婴儿养育行为来实现。她说，只有到那时，女孩和男孩才能在职业工作和育儿方面拥有同等的能力。
　　事实证明，她的论点对许多女权主义者极具吸引力。其吸引力部分在于她在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上明显的简单易行方面。与恩格斯提倡的社会化育儿相比，共同育儿似乎更容易实现。因此，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提供适当的公共抚育服务的目标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望实现。然而，在实现共同养育子女方面也存在重大障碍。它能否实现，取决于妇女在家庭内的私人斗争——这种斗争在过去并不显著——能否在社会领域取得显著的胜利；还取决于能否对职业工作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使妇女的收入与男子持平，以便男性和女性休假照顾子女这一行为在经济上的意义是同等的。当然，乔多罗倡导的共同养育方式的实现还取决于妇女有丈夫以便要求他与她共担儿童保育责任。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得不独自抚养子女，这种合作共担的案例正在减少，而只有妇女和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的人数则越来越多。正如基于精神分析的对象关系理论的版本一样，乔多罗关于共同养育子女的论点，只有在人们忽视构成儿童保育和家庭生活的一般外部因素^[34]这一点时才是具有说服力的、而这正是恩格斯《起源》的论点之一。
　　乔多罗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假定性别认同是在儿童对母亲的女性身份的第一次确认或否定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取决于它确认自己与母亲在性别上是相同或相反的。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确认不会发生在孩子与母亲二元关系的首次识别上。他说，这只会产生于后来的关于三者间相互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中。这让我想到我将在这里讨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基于法国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acan）的讨论。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她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一书中，试图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的“重读”来解释父权家族意识形态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中的再现，即她所认识的恩格斯在《起源》中描述的“社会历史”（thesocial history）^[35]。米切尔对恩格斯关于婚姻中女性作为男性之间的交易物的历史地位是有历史条件的这一点表示异议，她说，恩格斯认为这只是对“严格定义上的文明”（strictly literate civilization）^[36]而言的；相反，她认为父权制亲属关系交换对所有社会都是普遍的——不论蒙昧还是文明。
　　拉康指出，这种交换是由石祖（phallus）符号化的。而且，他说，就像语言中所有的术语一样，这个符号的含义是由它所表示的在场/不在场的对立给出的。他说，石祖的含义首先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获得的，弗洛伊德说这一情结最早是由儿童在婴儿后期认识到性别差异，即“拥有男性生殖器和被阉割”的对立而引起的^[37]。由于这种认识，拉康主义女权主义者写道，孩子不仅获得了这种对立面所象征的石祖的意义，他也使自己作为石祖象征的性交换的主动或被动的一方，作为父权社会关系中的交换者或被交换者^[38]。
　　盖尔·鲁宾（Gayle Rubin）^[39]和朱丽叶·米切尔^[40]对拉康在女权主义中的作用缺乏信心。然而，其他人仍然相信他在这方面的有用性^[41]。现在，我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起源》中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叙述来说，拉康主义理论或上面勾画的其他后弗洛伊德理论，实际上是对女权主义有用的附属物。

精神分析与家庭生活矛盾

　　如果恩格斯把家庭及其性别分工描述为比事实上更易变的状态，那么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就犯了相反的错误。后者认为，家庭——里奇、丁纳斯坦和乔多罗的理论中的女性的母亲行为，或者拉康主义理论中的“父姓”（the paternal function）——无休止地再生产自己，其性别不平等在代际更替中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它对家庭及其性别不平等的叙述基本上是静态的。
　　这是因为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家庭生活的形式要受到外部社会因素和社会生产的制约。这些被忽视的因素在恩格斯《起源》1884年版的序言中屡被提及，他在其中说：“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2]
　　有人认为，这给了女权主义使家庭及其再生产脱离于社会生产的理由。但是，正如丽斯·沃格尔（LiseVogel）^[43]和玛莎·吉梅内斯（Martha Gimenez）指出的，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认为繁衍和社会生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作为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再生产是指工人自己及其家庭的生产，而社会生产是指为除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人生产商品和服务。事实上，恩格斯在《起源》中的成就之一，就是表明从个人的生产（或再生产）来进行社会的划分不是历史上的一般情形而只是特定阶段的特殊情形，尽管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经常这样想。社会生产区别于个人生产的情形，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生产者可以生产超出自己和家人需求的剩余物时才会出现。此外，社会生产与个人生产的区别甚至正在消失，因为后者所需的服务（卫生，教育和福利）正日益社会化，尽管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阻止了这一进步。
　　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不仅错误地使个体生产（或再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区分永恒化，也使我们所熟知的家庭成为在结构和形式上无视时间和地点的同质物。在此，它犯了与恩格斯同时代人一样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把“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理解为一直如此了，好像它“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44]。此外，与反对女权主义的人一致，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庭在与社会的本质上的和谐一致中重现了它的性别分工和不平等。他们只在质疑这种分工的正义性方面不同于那些反对女权主义的人。另外，像他们的反对者一样，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者也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把家庭与社会一致的意识形态视为现实。道德多数组织（Moral Majority Inc.）的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强行推动了这种意识形态。他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本单位，家庭的持续健康是一个健康和繁荣的国家的先决条件，没有强大的家庭就没有强大的国家。”^[45]
　　恩格斯《起源》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表明这种意识形态没有普遍性，而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私有财产发展的产物，它使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46]。
　　在假定这种意识形态时，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忽略了恩格斯所说的决定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因为掩盖这种矛盾正是意识形态的职能。正因如此，马克思警告说，不要把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考察其现实决定因素的起点。“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7]
　　弗洛伊德同样用“意识的自我感知信息”的不足，揭示了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决定“心灵丰富和复杂性”的矛盾^[48]。这是因为，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自我的功能就是隐藏这些矛盾。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请注意这些矛盾，因为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不同，他的研究以家庭生活及其性别分工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变化为前提，他的灵感来源于对阶级和性别压迫的愤怒。当然，这些不是弗洛伊德的著作的灵感来源。弗洛伊德既不同情马克思主义，也不同情女权主义。他从临床工作中发现了家庭生活的矛盾。心理分析的女权主义是从维持家庭和社会的貌似平稳的运作开始的，而弗洛伊德探究的出发点是神经质症状、动作倒错和诙谐所涉及的社会功能所遭受的破坏。正如我现在要解释的那样，正是他作为治疗师的工作，使他发现了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矛盾——恩格斯在《起源》中所描述的客观表现——的主观影响。
　　正是在家庭和性别冲突的问题上，弗洛伊德最终和他早期的同事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分道扬镳了。布洛伊尔认为，中产阶级女性的神经症是她们家庭的单调乏味的产物。然而，这不能解释她们的症状中回顾精神创伤时的身体抗拒。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抗拒只能用这样一种假说来解释，即它是在患者忆起这些创伤时的自我的冲突导致的。他说，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对这些事件的记忆的无意识压制。他认为，神经质症状是自我所感受到的与家庭生活的繁文缛节相冲突的经历的产物，以至于它将这些经历压抑进了无意识领域，这样，这些经历才只能被以身体而不是精神的形式召回到意识中。
　　例如，他讲述了一位名为艾米·冯·恩（Emmy vonN.）的中年寡妇的案例。她患有神经抽搐症——一种会发出咔嚓的声音打断她原本连贯的言语的病症。看起来，这个症状最早是在她坐在女儿的病床旁并刻意保持安静以免唤醒她的时候出现的。弗洛伊德说^[49]，这个声音的出现表明，艾米当时既有作为母亲关心她的孩子的意图，又有制造噪音以扰乱她的孩子的相反意图。正是这两个意图之间的冲突，使这个情境给艾米造成了创伤。由于这场冲突，她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压抑了，在意识中保留的咔嚓声是对其精神内容的躯体提醒。此外，弗洛伊德写道；这种症状持续存在的原因是艾米还发生了一起与家庭有关的冲突，即她的性欲和不能满足这种欲望之间的冲突。她不能通过再婚来满足这种欲望，因为这会剥夺女儿们的土地和资本财富，而这些财富本来是属于她们的。
　　在治疗艾米·冯·恩之后的几年里，弗洛伊德开始把家庭冲突视为神经症的核心。他特别指出，神经症是童年时被家庭成员性诱惑的结果，通常是家里的佣人。弗洛伊德^[50]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的神经症病人总是在回忆时将这些事件与他们的症状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性诱惑只有在以下情况中才会导致神经症，即自我极其重视家庭生活的传统礼节（本质上是无性的），以至于它抑制了相反的经验（家庭生活中的性），使其进入我们的无意识领域，导致这种经验只有在躯体上而不是在精神中才能获得有意识的表达。
　　弗洛伊德很快放弃了神经症的诱惑理论，因为治疗结果证明它在缓解神经症的症状方面无效。似乎，他的病人们的父母在他们童年时对他们进行性诱惑的故事，是他们用以抵御对在自己婴儿时期照顾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性欲的冲突的幻想的产物。他现在认为，这些冲突不仅限于神经症家庭，而且发生在所有家庭，不管有没有神经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发现一—婴儿性欲的普遍性，以及其中涉及的家庭冲突和矛盾，使他们的记忆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精神分析才应运而生。
　　弗洛伊德^[51]现在开始探讨“个人性爱”能力的童年起源——恩格斯在《起源》中记录的历史可能性。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能力源于孩子在得到喂养、清洁、穿衣和日常照顾时与家庭成员互动的感官乐趣。弗洛伊德说，正是通过这些过程，儿童身体的日常存在得以存续，个体性爱的组成部分——口唇、肛门、生殖器等——首先产生出来。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分变得统一，服从于生殖器性行为。由于这种发展，儿童开始将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作为他的性欲的完整、协调与独立的对象。
　　但是，儿童会表达出他们发现了以自己和家庭成员为个人性爱的对象与社会的手淫和乱伦禁忌是相矛盾的，弗洛伊德相信这种禁忌一开始就通过其家庭成员或明或暗地向孩子传达他们不赞成其手淫或将他们作为性欲对象的方式传达给了孩子。弗洛伊德说，由于这种反对，家庭对孩子的肉体照顾给孩子带来的性欲被压抑到了无意识中。
　　他说，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不仅她们的乱伦欲望被压抑，而且由于与“‘文明”的性道德”（“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52]恩格斯将这种道德描述为“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矛盾，她们的性行为的所有其他表现也被抑制了。弗洛伊德写道，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家庭对能否保证女儿嫁得好的担忧，使得他们经常压制女儿们的“不能通向婚姻的……任何爱的冲动”。^[53]
　　弗洛伊德说，这种社会化是成功的，虽然妇女仍然对与父母乱伦保持着心理上的执着，但是父母则通过自己的权威压制了她们的性欲。因此，性变得如此与禁忌和憎恶相关联，他们往往"怀着无法解释的厌恶而远离它”^[54]。例如，弗洛伊德叙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情况，她“如此谨慎，以至于她对与性有关的所有事情都感到极度恐惧，根本不能有结婚的想法”^[55]。她实际上变得非常希望避免任何可能激起她欲望的社会接触。弗洛伊德说，对于其他女性而言，家庭对她们的性欲的压制并没有妨碍她们结婚。然而，这确实让她们无法享受与丈夫的性关系，使她们难以成为合格的母亲。弗洛伊德说，许多已婚妇女被教导要将性享受视为禁忌，所以只有在“禁忌状况重新出现”时，她们才能在通奸中享受性爱。^[56]
　　他接着说，“太懦弱或太道德，以至于不会秘密地让另一个男人来满足自己”^[57]的而又不能与丈夫有和谐的性关系的女人，可能会在神经症中感到一种慰藉，并且会过度性欲化（over-sexualizing）她与孩子的关系。但后一种追索方式有过早唤醒孩子性欲的效果。而且，由于这一方式是让她的性欲不再压抑，因此她反过来又为孩子们变得神经质做好了准备。
　　这与上面谈到的各种心理分析的女权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家庭分析方式相距甚远。在这些理论中，家庭把儿童引入性别分工和不平等这一点被描述为与其自身和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弗洛伊德承认，家庭确实在这些方面符合社会的利益，它以社会为目的抚养孩子，并教导他们抑制反社会的性冲动。然而，他指出，通过这种自我同化的过程，家庭的行为也与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因为通过压制其子女的性行为，家庭会使女儿不愿意结婚，或使她们在婚姻中无法获得性满足，从而诉诸通奸或神经质，以至于颠覆了家庭制度，而家庭本是社会要保障的目标。
　　弗洛伊德对资产阶级家庭的看法在这方面与恩格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弗洛伊德坚持家庭的矛盾特征一样，恩格斯也是如此。恩格斯写道，与文明中的其他一切一样，家庭也是“两重的、双面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58]。弗洛伊德侧重于这些矛盾造成人类心理“动态”而非静态的主观影响方面，而恩格斯则侧重于它们给家庭带来的变化以及在性别分工和不平等方面的客观影响。弗洛伊德经常像恩格斯一样严厉地批评资产阶级。他讲了很多笑话，比如：“新郎在介绍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去未来的新娘家拜访。当他们正在客厅里等候女方的家人出来时，介绍人注意到，在装有玻璃门的柜橱里陈列着一套精致的银盘。‘喂，看这个！从这些东西上就能看出这家是多么富有。’——‘可是，’小伙子疑心重重地问道，‘难道不可能是他们为今天这种场合而借来的吗？这样是为了给人留下富有的印象。’——‘这种想法多么荒唐呀！’介绍人反驳道，‘你认为谁肯借什么东西给这家人吗？’”^[59]
　　为了防止读者不能理解这个家庭笑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弗洛伊德补充说：“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影射着以此种方式订婚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60]弗洛伊德说，诙谐的作用，就像梦、神经质症状和偏执狂一样，是表现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严厉的批评和轻蔑的反驳”^[61]，因此，这与我们关于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一般想法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

结论

　　人们可能会反对的是，无论恩格斯和弗洛伊德对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物质和心理后果的讨论多么有趣，它们也并没有引起当代女权主义的注意，因为现在妇女们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外能够更加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个人性爱”。然而，事实上，这种认识仍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我们仍未达到恩格斯在《起源》中所预想的情况，即“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62]妇女性行为仍然受到要在经济上依赖家庭、丈夫和情人的情况的限制。在最近的一个母亲节，《星期日》（The Sunday Times）上刊登了一篇颂扬婚姻美德的文章^[63]，还刊登了一篇关于妻子的痛苦的文章，妻子被丈夫欺骗，但还是和他在一起，服从于他的需要，甚至熨了他要穿“去见别人”的衬衫^[64]。也许妇女的生活继续受到家庭生活的经济限制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限制甚至能够迫使那些遭受丈夫和情人殴打的人留在家中，以免她们失去自己的家和经济保障。
　　弗洛伊德认为，一旦他使他的病人充分意识到这种家庭冲突，一旦将他们从对过去的家庭经历的性欲迷恋中解放出来，他的工作也就完成了。他相信，他的病人将会“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处理他们生活中的社会冲突^[65]，从而能够实现他们的个人性爱。恩格斯则走得更远。他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社会和个人的变化，取决于推翻目前阻碍我们充分实现我们的性和其他需要的私有财产制度。它取决于我们从过去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一夫一妻制遗产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实现这种遗产所带来的可能性一一个人性爱和性别平等。正因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明了这一点，今天，在出版一百年后，它对于女权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 珍妮特·塞耶斯（Janet Sapens）.美国肯特大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名誉教授，同时也是英国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她的研究重点包括精神分析、性别、艺术和心理健康等。本文选自《重访恩格斯：女性主义视角》Engnls Revisited：Feminia Essays），劳特里奇出版社1987年版。

^** 刘翰林。哲学硕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4] 参见S.de Beuvuir，The Second Sex. Harmondsworth：Penguin，1972；Marthn Gimenez，“Marxist and Non-Marxist Elements in Engels's Views on the Oppression of Women"，in Janet Sayers，Mary Evans，and Nanncke Redclift （eds.），Engels Revisited，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87，

^[5] 参见A Kuha，“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opital in the Farnily”，in A. Kuhn and A. Wolpe（eds），Feminism and Muteri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Moira Maconachie Engels，“Sexual Divisions，and the Family"，in Janet Soyers，Mary Evans，and Nanneke Redclift （eds.），Engels Revisited，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87.

^[6] 参见L.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rssion of Women，London，Pluto Press，1983；Jane Humplrie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Barn oun of Scarcity Not Wealth”，in Janet Sayers.Mary Evans，and Nanneke Redtlift（eds.），Engels Reoisited，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8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19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B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16] 《马克想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8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19] 例如：LStone，“Only Women”，in New Yark Review of Books，1985.32（6）：21—22。27.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21] 参见J.Brenner，and M.Ramas，“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in New Left Rrinw，1984，144：37—71.

^[22] M.L.Davies，Lifeas We Have Known It，London；Vingo.1977，p.120.

^[23] 参见J.Gardiner，“Women's Work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S，Allen，L.Sanders，and J.Wallis（eds.），Conditions of Illusion，Leeds：Feminist Books，1974.

^[24] 关于19和20世纪之交时这方面的证据，见J.Lewis.“The Debate on Sex and Class”，inNew Left Reinw，1985，149：108—20。

^[25] 参见M.Herrett，and M. Mclntosh，“The‘Family Wage’：Some Problems for Socialists and Feminists”，in Capital andl Class，1980，2：51—72.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27] M.Schnrider，Neurosis and Citilization，New York；Scaburv Press，1976.

^[28] 参见A.Rich. Of Woman Born，New York：Bantam，1976.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笫591—59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20页。

^[31] D. Dinnerstein. The Rocking of the Cradle，London：Souvenir Press，1978.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33] N.Chodorow.The Reprodaction of Mother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34] 参见Housman，“Mothering，the Unconscious，and Feminism” in Radical America，1982，16（5）；47—61。

^[35] J. Mitchell，Prychoanalysis end Fensinises，Leadon：Allen Lane，1974，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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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S.Freud，“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inPenguin Freud Librury（以下简称P.F.L.）7，Harmondsworth；Penguin，1923.p. 312.

^[38] 参见G.Rubin，“The Traffic in Women；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Sex” in R. Reiter （ed.），Tor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i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P191.

^[39] G.Rubin，“Thinking Sex；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in .S. Vance（ed.），Plnasure and Dung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

^[40] J.Mitchell，Feminine Sexuality：Interview-1982，1983，m/f8；3—16.

^[41] 参见J.Rose，Feminine Sexuality：Interview-1982.1983.m/f8：3—16；S. Alexander，“Women，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1980s and 1840s：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a Feminist History”，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1984.17：125—149.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43] L.Vogel.Marxia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London；Pluto Press，1983.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45] J.Falwell，Listen Americu！New York：Doubleday，1980，p.121.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48] 参见S.Freud，“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nd （以下简称S.E.）23，London：Hogarth，1940，p.195.

^[49] 参见S.Freud，and J. Beever，“Studies on Hysteria”，in P.F.L.3，Harmondsworth：Pengain，1895.

^[50] 参见S. Freud，“The Actiology of Hysteria”，in S.E.3，London：Hogarth，1896，

^[51] 参见 S.Freu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in P.F.L.7（1905b），Harmondsworth：Penguin，1905.

^[52] S.Freud，“‘Crilined’Sexuual Mocality and Modera Nervous Illness”，in P.F.L.12，Harmondswarth；Penguin.1908.

^[53] S. Fread。“‘Civilized’Sexual Morality and Modem Nervous Illness”，in P.F.L.12.Harmondsworth；Penguin. 1908，p，49.

^[54] S.Freu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in P.F.L. 1，Harmondsworth：Penguin.1916—1917，p.399.

^[55] S，Freud.“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in S.E.3.London：Hogarth，1894，p.56.

^[56] 参见S.Freud，“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inP.F.L.7.Harmondsworth：Penguin.1912，p.225.

^[57] S. Freud，“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malysis”，in P.F.L.1.Harmondsworth，Penguin，1916—1917.p.430.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

^[59] 《弗洛伊德文集》第2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60] 《弗洛伊德文集1第2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339页。

^[61] 《弗洛伊德文集》第2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63] P.Knightley，“Spinster Man is a Coward”.in The Sunday Times，1985.17 March：36.

^[64] 参见B.Rogers，“Pull the Other One”，inThe Sunday Times，1985，17 March：39.

^[65] 参见S.Freud，and J.Beeuer，“Studies on Hysteriao”，in P. F.L. 3，Harmondsworth：Penguin，1895，p. 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