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意图[1]
〔土耳其〕康加恩 *
刘冰菁 ** 译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不少的学术争论会演变成各方博弈的战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在20世纪的接受过程便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我从未见过有其他的作品像《自然辩证法》那样遭受过如此多的争议与混乱。从他遭遇的攻击来看，恩格斯也算是成功了，毕竟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但是，对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也怀疑这是否会很快结束。
许多学者指责恩格斯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折衷主义、实证主义等。我们被告知，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自己的创造，应当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事业区分开来。这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指责恩格斯的做法，遭到了另一批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唯物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个人的发明，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产物。因此，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分裂、反而是在相互补充。
结果是，恩格斯的批评者坚持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两人合作的观点并继续前进。与此相对，恩格斯的支持者则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因此，过去的争论都聚焦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问题，即恩格斯是否在马克思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立场[2]。其中，马克思的学术成果就成了为赢得这场争论而被引用的间接文本证据。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我们确切地想要把所谓马克思赞成（或不赞成）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应用之类的争论归结为更根本的问题：如何基于恩格斯写作的文本来理解他心目中的辩证法？他写作的意图和目标是什么？他成功获取了什么、又在哪里失败了？
这些问题几乎不需要解释，因为如果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是这里的核心问题，那么辩证法的定义及其与对立、矛盾的关系就是必须讨论的内容。困难并不在于恩格斯没有系统地定义或使用过这些关键词，而是他有时便是模棱两可的，并没有给出定论。多年来，由于恩格斯为自己设置了不同的问题并针对不同的听众发言，他的写作意图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理应重新考虑恩格斯本人的写作意图、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代他表达的观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对恩格斯辩证法的看法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
从恩格斯争论的既往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到，过去的学术研究倾向于忽略恩格斯的不完整的意图或失败的成就。因为这绝不只是与恩格斯的科学理论有关，恩格斯的学术威望和政治权威也备受威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挑战恩格斯或捍卫恩格斯都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尽管这种动机有时会导致科学争论成为互相指责和辱骂。在这些文献中，轻蔑的攻击而非理性的推论成了许多争论的主题。这最终导致恩格斯的文本被添上了许多本不具有的含义，甚至是矛盾的、有争议的含义。当前的解释又常常使自己置身过去的文本中，这使得对作者的意图、文本和随后的阅读之间的明显区分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谬论又在文本编辑上产生了副产品。在持续60年（1925-1985年）的出版历史中，恩格斯的文本被以不同的方式介绍和阅读。在《自然辩证法》的后续版本中，标题的选择、手稿的排列各不相同，观众遇到了也被安排遇到了不同的恩格斯。但是，探寻完整的、成熟的恩格斯辩证法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我将首先回顾过去的争论及其相关的编辑历史。然后，我将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中的哲学术语进行文献学分析。这将表明：（1）在不同的计划、不同的阶段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处理和强调是异质的；（2）与《自然辩证法》相比，《反杜林论》为自然的辩证发展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解释；（3）在《反杜林论》的后期，恩格斯的关注重点从哲学辩证法转到了关于运动的自然科学理论上；（4）恩格斯对过去辩证法哲学（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引用阐释过于粗略、缺少说服力。关于最后一点，他对关于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其他阐释保持了沉默。他认为它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他的引用里出现了其他阐释。例如，矛盾即使不辩证、也可以是合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对立即使不真实、也可以是辩证的（康德）；对立是辩证的、但矛盾是思辨的（黑格尔）。更不用说，这些概念间的不同组织关系可能导致对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恩格斯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或明或暗地表示需要一种更全面的历史、系统的方法。然而，对恩格斯意图本身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不充分的，参与恩格斯争论的大部分学者几乎都没有认真审视这一问题。本文旨在重新阅读恩格斯，将恩格斯的成就和他未解决的问题都纳入讨论。
恩格斯争论
卢卡奇（Lukács）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将辩证法应用到自然问题的学者。他声称，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辩证法——原作者注）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是严格“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3]毫无疑问，“自然科学的方法……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4]。相反，社会现实和社会科学却必然涉及矛盾和对抗。[5]与自然科学不同，“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并为克服、扬弃这些矛盾指明了道路。[6]
德波林（Deborin）嘲笑卢卡奇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批评，指责他通过二元论批判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自然问题上他是唯心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现实方面，他又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是辩证的。”诸如卢卡奇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显然没有能力把握自然、历史中的辩证过程的客观特征”。
继1925年《自然辩证法》第一版[7]出版后，著名的苏联机械论者斯特潘诺夫（Stepanov）将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阶段发展到科学唯物主义阶段，即认为“作为辩证法学家的恩格斯”逐渐成为“作为机械论者的恩格斯”。德波林抗议说这是斯特潘诺夫自己的想象。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恩格斯都在努力构建“对自然过程的辩证理解”或“自然科学的辩证法”。
针对1939—1941年出版的新版本，萨特评论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根本规律”，“先验地、无须证明地”，也就是说“根本不可检验”[8].因此，“辩证法与科学的发展方向相反”[9]。后来的评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胡克（Hook）指出，必须排除“将辩证法应用到自然的尝试，因为这与自然主义的理论起点互相冲突，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自然辩证法”[10]。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揭示历史意识和阶级行动的逻辑”。自然“只有在涉及构成决定社会历史活动的前提时，它才与辩证法有关”。[11]里希特海姆认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的自然主义，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当代实证主义的折中结果”[12]。刘易斯（JohnLewis）也认为，“毫无疑问，根本不存在外在自然的辩证法”，因为物质现实“总是被社会所中介”[13]卡弗以为，所有的混乱均可追溯到“在1859年8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明了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有未予解答的模棱两可之处的最初文本”[14]。
与此相对的阵营被称为列宁主义者，因为列宁曾指出恩格斯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完全一致”[15]。比如，霍夫曼（JornHoffman）认为自然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的发明”，相反，“它是与马克思合作确定的结果，并且得到了马克思的完全认可，[16]那些将马克思同恩格斯分裂开的人，歪曲了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一事实，斯坦利（Stanley）和齐默曼（Zimmermann）指出、恩格斯“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然辩证法对他自己的统一科学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7]。奥斯曼（Oiserman）认为[18]，那些反对恩格斯并将他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人，根本上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隐性的反共主义。
针对恩格斯败坏了马克思作品的言论，人们通常会通过文本研究来反击，比如强调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等。虽然列宁主义者可能已经意识到需要更仔细地考察这些理论阐释，但他们对反对阵营的“替罪羊操作”颇为戒备，并直接对此作出了回答。双方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争辩说他们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理解恩格斯的人。他们只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争执不下，即面对恩格斯的辩证法问题，与恩格斯无关的真实的马克思是否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到底是马克思认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
在这些不同观点中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当双方都主张自己才是正确阐释恩格斯的权威时，他们都排除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依照恩格斯本人的意愿、基于恩格斯本人写的文本来理解恩格斯。当然，任何阅读都是从当前的视角、基于当前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其他）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我们期望的任何价值或含义（例如系统性、完整性）都归结到恩格斯的文本上。例如，凯德洛夫（Kedrov）是通过称“恩格斯的伟大著作”[19]来这样做的，但问题不是这不够伟大，严格说来这不是一本著作。《自然辩证法》是在恩格斯逝世后逐渐成为一本著作，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后续出版的版本中。在下一小节中，我将花一些时间来研究这本“著作”的历史及其被赋予的内涵。
著作的诞生：“自然辩证法”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最早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这一短文，这最后成为《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1895—189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遗嘱执行人。随后他于1898年出版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Natural Science in the Spirit World）。与后来的恩格斯争论相关的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也由伯恩施坦于1913年编辑和出版。社会民主党还委托德国物理学家莱奥·阿伦斯（LeoArons）评估恩格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手稿是否值得出版。阿伦斯给出了负面的评价，声称恩格斯的作品已经过时[20]。几年后，伯恩施坦询问了爱因斯坦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从当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手稿没有任何价值，但它们为恩格斯的学术传记提供了有趣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主编大卫·梁赞诺夫向伯恩施坦借来手稿，并于1923年全部复印。
《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最先以德语原文、俄语翻译出版，标题为“自然辩证法”（德语Naturdialektik，俄语Dialektika Prirody）[21]。除一些公式、计算和“1878年的计划”之外，这一版本里包括了大部分恩格斯的原稿内容。在1927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标题被更改为“辩证法与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与以前的版本不同，该版本增加了“反杜林论的准备工作”，但删去了“从猿到人的转变”的片段。在这两个版本中，各个手稿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随后在1929年和1931年，又据此出版了俄语版本。1935年新的德语版本问世，其中对手稿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并在文本上附上了说明文字。这次包括了“1878年的计划”和“行星的运动”，但删去了“奴隶制、傅立叶、关于物的价值”。1939—1941年的俄文版将标题改回到“自然辩证法”（Dialektika Prirody）.该版本将“1878年的计划”和“辩证法”放在了最前面，后面跟着“文章与章节"，这表明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研究揭示了些许辩证法的法则或公理。该版本最终成为后来所有俄语、德语和英语等版本参照的范本。[22]
《自然辩证法》的最新版本出现在1985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按时间顺序和系统顺序排列。与以前的版本不同，该版本展示了从伯恩施坦到梁赞诺夫编辑的所有内容，没有任何遗漏。然而有意思的是，这里呈现了同一文本的两个不同编辑版本。双向版本的安排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俄国与德国编辑之间的争论。手稿排列的系统顺序违反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但与历史考证版相比，前一个编辑版本更好地呈现了“作品的逻辑结构”。最后，双方妥协，以同意刊登两个编辑版本而结束了这场争论。
其实，《自然辩证法》的这些编辑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文本，以使他们对手稿的排列和对特定版本的选择都能反映出作者的最终意图。编辑的判断自然取决于他们对作者的印象，他们对作品的评价方式决定了他们对作品的呈现方式。然而，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一案例中，他们不仅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他们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恩格斯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恩格斯文本的呈现方式。换句话说，编辑们要为让《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发挥作用负部分责任。
最早的例子当然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版本。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挑战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歧都反映在这本书的书名上。有趣的是，卢普波尔（Luppol）在1925年声称，该书的出版将终止这场争论，自然这并没有发生。比如、斯特潘诺夫使用时间顺序对恩格斯的早期和晚期进行了划分，因而他对《自然辩证法》采用了时间顺序。但后来的版本采纳了系统顺序的文本排列方式，将恩格斯的两个计划和计划中的自然科学材料放在开篇的位置。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类似早期、晚期的解释，也是为了方便更广泛的大众理解使用。编辑们当然没有预料到，恩格斯的辩证法会在法国（如萨特等人）陷入另一场争议。
在这些争论中，编辑们的作用明显存在着一种变化与张力。这是作为作者意愿的拥护者、执行者的编辑角色，与阅读评价并为读者呈现文本的编辑角色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现在编辑们不仅要揭示和赋予恩格斯的文本以一定的权威性、地位或功能，而且，在更新的政治学术背景中再次定位《自然辩证法》时，编辑们更是在重新构建他们认为作品所隐含的想法。
编辑们认为可以根据恩格斯的想法称呼“自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这实际上假设了恩格斯术语的准确性和明确性。对此我持保留态度。比如，恩格斯是在文中多处提到了撰文的总体计划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解释通常过于粗略。我们可以将恩格斯使用的“辩证法”一词同过去的“辩证法”的思想史联系起来进行历史批判性的研究，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研究与辩证法思想相关的“对立”“矛盾”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术语，一样能够佐证我的观点。因此，接下来我将研究恩格斯在文本中对辩证法及其相关内容的阐释和来源，以更全面地展示这些细节。这有助于澄清一种重要的区别，即恩格斯在文本中所说的内容与人们在阅读恩格斯时所理解的内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文本中的恩格斯辩证法
恩格斯是何时启动又是何时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计划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谜团。对一些人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最初计划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或50年代[23]。但另一部分人认为，这始于1873年的《自然辩证法》的早期手稿[24]。根据第三种说法《[25]，《自然辩证法》的计划始于1858年7月，当时恩格斯要求马克思寄给他一本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强调其在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潜在重要性。通常认为，1876—1878年间是计划的中断阶段，因为此时恩格斯撰写出版了《反杜林论》。此后，他重新回到最初的计划，但又因马克思的去世以及《资本论》第二、三版的出版工作而被迫中断。至于《自然辩证法》计划的结束，存在两种解释：要么是1883年马克思去世，要么是1895年恩格斯去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恩格斯开展（自然辩证法》计划的确切时间，甚至有人认为青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研究催生了《自然辩证法》，因此可以说恩格斯从未中断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然而，恩格斯收录在“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自然研究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数学与自然科学”四个资料夹中的197份手稿，来到了梁赞诺夫[26]手里。其中最早的手稿是1873年2月恩格斯对路德维希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最晚的手稿则是恩格斯未发表的内容（从1886年开始），是他晚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27]。这就很难将类似《反杜林论》等作品视作《自然辩证法》计划的“中断”。因为不仅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与《自然辩证法》紧密相关，恩格斯还在1876—1878年的“中断”阶段里撰写了60多份（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另外，《自然辩证法》里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章节也在恩格斯的"自然研究与辩证法”资料夹中[28]。如果坚持认为《反杜林论》是计划的“中断”，那么我们应在非常宽松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中断”。
至于辩证法，《反杜林论》特别有趣，因为恩格斯只有在《反杜林论》中才以如此系统的方式讨论了辩证法。甚至可以说，《反杜林论》比《自然辩证法）更清晰地论述了自然的辩证法问题。尽管过去的研究常常把它们看作是同性质的文本，但恩格斯是在针对不同的读者写作。《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关于哲学、自然和辩证法的讨论，是在证明自然和社会中确实存在真实的矛盾，但《自然辩证法》尤其是后期的《自然辩证法》，是在说明自然的普遍结构和运动历史。如果说《反杜林论》的读者是杜林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们，那么《自然辩证法》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家和备感困惑的一般公众他们因当代自然科学遭受过去的辩证法哲学的挑战而备感困惑一在说话。换言之，我认为我们亟须关注一个问题，即《自然辩证法》更多是在讨论自然而非辩证法。如果恩格斯可能认为他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的论述已经足够充分，所以他才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对自然的结构及其运动史的分析，我会解释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合理且适用的说法。因此，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两个文本中对恩格斯的辩证法术语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将极具启发性。
《反杜林论》中的辩证法
柏林大学教授、社会民主党人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欧根·冯·杜林发表了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文章，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在1868年1月写信向马克思说明了此事，马克思在回信中指出杜林误解了许多东西，包括误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29]。马克思讽刺地称杜林为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写了“一本新的《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30]。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杜林的许多著作以及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持续批评在社会主义圈子里出现，因此他被视为马克思的新对手。1875年，威廉·李卜克内西鼓励恩格斯回击杜林。在1876年5月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表示他因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而烦恼，反击不可避免。
根据杜林的说法[31]，马克思的《资本论》完全是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方式书写的。马克思不仅以完全相同的顺序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范畴并将其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而且同样重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杜林认为，这个错误便是所谓的矛盾原则，矛盾实际上是逻辑中的“荒谬”[32]。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将概念与现实混淆，并将矛盾的概念投射到现实世界中[33]。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真实的矛盾”[34]。与黑格尔的“繁复的”“非逻辑性的”[35]辩证法相反，杜林[36]提供了另一种“自然辩证法”，其结构中的核心单位是全新的“对立的统一”。杜林认为，自然界各种机械力量的相互关联与渗透才是“真正的对立”，“真正的对立”是“对抗”或“冲突”[37]。
恩格斯在回应中指出、杜林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把真实的矛盾当作“对抗”。恩格斯不仅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还区分了三类矛盾。第一类是自然界中的矛盾，第二类是理论前后不一致的矛盾，第三类是任何科学理论固有的矛盾。为说明第一类矛盾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提供了自然界中真实对立的许多案例，比如必要性与偶然性，物理上互相对立的各种力、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对此，恩格斯写下了名言“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8]。第二类矛盾被称为“荒谬的矛盾”[39]。这与杜林的用语十分相似，但恩格斯采用这一术语就是为了揭示杜林的错误。第三类矛盾是人类试图“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40]与永远不能完全完成这一任务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人类具有潜在的无限的认识能力，但另一方面个体在生理、物理或认知上存在的客观限制。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得到解决，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在“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认知能力中得到解决。[41]
依据这三类矛盾的划分标准，恩格斯提出了三层互相可兼容的辩证法内涵。辩证法是：（1）自然界中的矛盾结构；（2）某种思维方式；（3）关于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关于辩证法的第一层内涵，恩格斯写道，对自然界中“对立和区别”的认识构成了“辩证自然观的核心”。[42]任何过程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抗的”，即它都内含着“矛盾”，是“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43]的过程。这是恩格斯提出的作为“某种思维方式”的辩证法的真正基础，它是在认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运动。但是，恩格斯强调，“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44]。这导致了辩证法的第三层内涵：辩证法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45]。换言之，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结构。在现实的各个领域中，它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与辩证法的不同方面也有所不同。
《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
从《反杜林论》（1876—1878）的角度来看，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集中关注很明显是从1873—1876年间开始发力的。至少可以说，恩格斯对“矛盾”一词的使用在《反杜林论》中达到了顶峰。对比不同时期的文本可以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前便已经使用过上述的三类矛盾，尽管这种情况不那么频繁。在这里，“真实的矛盾”被公开地表述为“矛盾”，但在《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几乎都是从理论前后不一致的角度来使用“矛盾”一词的。唯一的例外是“1878年的计划”，恩格斯在1880年重新修改了这一节内容并删除了“矛盾”一词。
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后期的这种文本操作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似乎尽可能多地说明了他对辩证法和矛盾的思考。因此、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运动就是矛盾，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如此一来辩证法的难题就被解决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反杜林论》之后——特别是在“1880年的计划”中——恩格斯使用的关键词不是辩证法，不是矛盾、而是运动（在自然界、社会和思想中的运动）。
让我们从“真实的矛盾”说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只有三次明确地提到“真实的矛盾”。第一次是1875年11月恩格斯在谈到牛顿的物理学及其对行星运动的分析时指出，太阳的引力与所谓的切向力“陷入了矛盾”。[46]第二次是1877年10—11月恩格斯在描述必要性和偶然性间的关系时，他批评形而上学忽视了真实矛盾的存在，这就与理论上不一致的矛盾结合了起来。最后，“矛盾”还出现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1878年的计划”（1878年8—9月）中，它被视为辩证法的法则之一，“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47]
也存在少数用来指认理论自身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比如，有时反对进化论的世界观是“矛盾”的（1875年11月—1876年5月），因为根据这种观点，地球处在变化之中，但地球上的生物并不会发生改变。在1877年10至11月的文稿中，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关于偶然性与必要性的理论被自然科学视为“悖理的文字游戏”或“自相矛盾的胡说”[48]。另外，恩格斯还提到了解释与自然法之间的“矛盾”（1880年2—7月）、作为错误的“矛盾”（1882年1—8月）。
而且，在《自然辩证法》写作的过程中，恩格斯对“真实的对立”的强调也在逐渐减少。尽管在《反杜林论》之前恩格斯经常提到对立的问题，但在《反杜林论》之后却愈来愈少提及，恩格斯在1873年2月还心存担忧，想要将因果性、同一性与差异性从对它们的形而上学阐释中解救出来。另外，1874年夏恩格斯还想要证明，对立的两极结构在自然界、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为此，他列举了从数学、几何学到物理学的各种案例（1875年11月、1880年2—7月）。最后，在“1878年的计划”中，恩格斯将它们概括为“两极对立”，“并且两极对立可以‘相互渗透’、或是‘主要对立面’”[49]。
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论述要简单直接得多。恩格斯不断地谈到自然领域或范畴之间的“辩证转化”、对立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他还明确给出了辩证法的定义：“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50]。“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51]辩证法还被定义为“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52]或“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53]。
到了“1880年的计划”中，恩格斯将“1878年的计划”提出的第一个公理从“辩证法”改成了“运动的基本形式”，并且接着论述运动的“吸引和排斥的相互转化”。可见，恩格斯是在越来越避免直接引用或使用过去的辩证法术语，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886年。
其实在1879年9月，恩格斯清楚地表明“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54]，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1877年11月），他的基本想法是将自然科学系统化，“自然科学现在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化，这种系统化只能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发现”[55]。
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开始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没有意识到的对某种理论思想的依赖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56]但是，如果不借助科学范畴，他们就不可能实现科学。因此，无论他们对哲学理论持何种态度，他们都会也一直会受到哲学的支配。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57]。
在1878年，恩格斯称自己追求的事业是在弥合经验科学与哲学理论之间的鸿沟。辩证法哲学的任务便是阐明经验自然科学所依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证实自然科学计划中提出的一些假设。为了获得更自觉的理论指导，自然科学必须转向哲学，更准确地说是转向辩证法：“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58]
为此，恩格斯将他的辩证法术语转化为自然科学话语写道（1885.年12月—1886年1月）：“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而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了。”[59]恩格斯还在别处强调（1880年2—7月），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60]，并且它"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61]
毋庸置疑，恩格斯思考的前提是运动是辩证的，因为运动是由对立统一（同一性/差异性）构成的，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即当恩格斯越来越多地研究运动的不同形式及其在自然界中的相互关系，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表现后，对“辩证法”术语进行更仔细的考察、更精准的使用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尽管他反复强调必须发展提高哲学理论的能力，并且极有必要系统性地重新审视过去的辩证哲学思想（古希腊和德国唯心主义），但他仍留下了一系列开放性的问题：
对立统一必然是矛盾的吗？真实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辩证的？它们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何区别？从哪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古希腊到德国唯心主义中存在着辩证哲学的连续性？
在下一节中我将指出，恩格斯确实意识到了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但他是否有意将其作为《自然辩证法》计划的一部分也令人怀疑。
恩格斯的意图与开放性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断言“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随后他提出了另一个奇怪的主张：“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62]我个人以为，这里的第二个主张既不能支持也不能解释第一个主张。在这里，恩格斯不太可能是想要挑战一般的常识，因为在经典物理学里、一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在写这些文字时、恩格斯也许想到了1874年他研究的物理力量，他曾描述力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的过程。当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施加力时、后者身上出现了力的“表现”。在这种相对狭义的层面上、可以说物体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
此外，“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的表述可能来自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或者至少来自黑格尔对他们哲学思想的阐释；“运动是矛盾”的论点也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有趣的是，除此之外，恩格斯从未引用过巴门尼德。相比之下，恩格斯多次重提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在这方面，恩格斯更喜欢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比如“同一性与差异”之间的“辩证关系”或“同一性中包含着差异”。为此，恩格斯给出了如下的例证：“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63]。但是，恩格斯强调同一性中包含着差异是想要说明什么呢？
常识告诉我们，事物存在同一性，但也存在变化。现在的问题是：（1）为什么称它们为矛盾？（2）为什么它们是辩证的？恩格斯可能很容易就能回答第一个问题，但第二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它们是矛盾的，因为相反的事物建立了同一性的联合；它们是辩证的，因为黑格尔这样定义它们。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回答都不足够让人满意。比如，杜林认为它们是对立的、辩证的但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杜林的判断是有问题的，那么恩格斯的情况如何？如何可能借助黑格尔称它们是辩证的？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更详尽、精确的解决方法。基于当前的文本资料，恩格斯似乎并没有打算详细说明这些问题，但我感兴趣的是，如果恩格斯打算解决此类问题他会如何操作。
同一性与差异
关于第一个问题，恩格斯本可以提出如下论点。通过考察对象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具有的特定属性，包括对象的形状、颜色和重量等，我们将可以依据这些属性来识别特定的对象。我们通常会以这种非常宽松的方式，即通过关注对象的些许属性来识别对象。如果要更严格地考察对象，那么需要完整地认识对象具备的所有属性，这些构成了对象的同一性。现在，想象一下至少其中一种属性发生了变化，例如对象处在不同的位置、时间或是具有不同的颜色。属性发生变化后，这一对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其先前并不相同，因为构成其同一性的属性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相同，两个对象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既是也不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是矛盾。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包括对象在内的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变化，那么我们如何第一时间清楚地辨别它们？恩格斯可能会接受的黑格尔式回答是，“同一性”的概念既包括对象的同一性也包括对象的变化。因此，“同一性”的概念允许变化的原则，而变化的原则又与同一性相对立。总之，同一性本身包含同一性和非同一性。
辩证法的历史描述
矛盾、对立以及否定的否定同样适用于该公式，但它们也是辩证的吗？恩格斯的回答会是肯定的，因为他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思考，并将辩证法归为黑格尔哲学。这就是问题变得复杂的地方。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思辨”。但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他是在康德意义上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使用“思辨”一词。这便引起了如下问题：康德是如何看待思辨和辩证法的，这对理解对立和矛盾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
恩格斯向自然科学家推荐“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64]，但他补充道：“自从黑格尔著作中已提出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以后，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65]迄今为止，针对辩证法，“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66]。当然，这使我们不得不研究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术语的使用。
首先，亚里士多德比恩格斯认为的要更接近康德。其次，恩格斯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芝诺、巴门尼德以及赫拉克利特的敌意，而且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积极态度又加剧了这种复杂性：“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不被纳人我的逻辑学中。”黑格尔将赫拉克利特的“流”（flux）解释为“生成”（Werden），认为它的组成部分是“对立统一”。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一点，并将其与运动的自然科学概念结合了起来。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幅思想图景中被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赫拉克利特未能承认同一对象的两个对立面不能同时成立。亚里士多德更受到巴门尼德和芝诺的干扰。赫拉克利特支持现实是矛盾的观点，但巴门尼德和芝诺则主张，关于对立面的逻辑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矛盾。他们认为，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变化，那么变化的结果不会与变化了的事物完全相同。然而情况是，运动或变化中的事物既在同一时刻又不在同一时刻[67]。
在《物理学》（Physics）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对芝诺提出了批评，但他没有解决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讨论的任何问题。他只满足于自己的讨论，即谈论从白色到非白色的变化并没有违反排除矛盾的原则。但亚里士多德模棱两可地在第五卷中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他在书中写道，从非实体到实体、从非白色到白色的变化涉及了“矛盾”，因此，他将矛盾设置在经历中间阶段的运动之中。
如果恩格斯谈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线索，他也许会想起亚里士多德在第五卷而不是第六卷中的观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将康德排除在辩证法的历史线索之外，因为当康德区分不同类型的对立面时，他明显更接近《物理学》第六卷中的亚里士多德。在康德看来，基本上任何逻辑上的对立都是矛盾的；但有一些现实里的真实的对立并不是矛盾的，因为矛盾属于精神领域，与现实无关。第三种才是辩证的对立，它既不是真实的，也不属于逻辑。这种类型源自人类理性的认知活动，它指引着朝向某些精神对象，比如绝对的、无条件的精神对象。这些精神对象是由对立构成的，它们会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它们存在于现实中。因此，针对同一对象，可能产生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即使它们之间互不矛盾，也都可能是错误的，这是非真实领域中的辩证对立。
当恩格斯谈到真实的、矛盾的辩证对立时，他指的就是黑格尔而不是古希腊哲学或康德。但是，黑格尔和恩格斯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真实的矛盾视为自然界中逻辑矛盾的外在化表现，后者则从某种意义上颠倒了这一逻辑路线，因为任何真实领域中的结构（比如物理运动）都可以找到其等价形式，并且用经典的逻辑术语——“矛盾”——来表达。另一种区别在于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理解。
在黑格尔看来，过去的或者说是惯常的辩证法发生在当两个相反的谓语被用来形容同一对象之时。当一个谓词同时指称它自己以及它的对立面时，就会出现“更纯粹的辩证法”的形式，这是矛盾[68]。孤立的对立面是“抽象的”；对立面如果彼此区分并相互关联，那么它们便会在“转换”中表现为“辩证”。较高的“思辨”阶段源于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69]，比如，将同一性和差异视作适用于“抽象”的独立实体。从同一性到差异的转换正是体现辩证法的环节。思辨就是从同一性向差异转换，然后又回到同一性自身。黑格尔的“方法”[70]就是要重建精神活动的诸多连续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辩证的方法”、因为辩证法只是重建对立统一的矛盾的暂时环节而不是最终结果。
当恩格斯谈到“德国自然哲学的荒诞的先验思辨”[71]时，他似乎是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思辨”一词。思辨知识是自然知识的对立面，因为自然知识不同于思辨知识，它是针对经验对象进行研究。[72]虽然事实上恩格斯是在康德意义上使用了“思辨”一词，但他反对将自然科学严格区分为经验知识和非经验知识。这导致产生了比恩格斯自己所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还要更多的问题。在追求哲学和理论性的自然科学方面，恩格斯似乎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些目标，然而，他似乎并未打算提供一种更直接、更系统的方法来解决上述歧义。这不仅表明了他当时意图的不完整性，而且还反映出他所提出的辩证法的一些局限性。
其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
根据使用“辩证法”，“对立”和“矛盾”的不同方式，人们可以从自然辩证法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与恩格斯的理解并不相同的结论。按照上述说明，可以想到三种可能存在的不同理解：
亚里士多德：自然界中存在真正的对立。对立既不是矛盾的，也不是辩证的。因为矛盾是由学术论争中的逻辑错误或观点分歧引起的。正如古希腊哲学所说，辩证法是指论证对手观点虚假的解释行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第五卷，还可以添加一点，即对立之间的统一和相互联系也是矛盾。但是与此相反，在《物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存在任何真实领域的矛盾。因此，黑格尔、恩格斯所称呼的主观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与对立、矛盾联系起来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坚信，自然界中存在真实的对立和矛盾，但这并不表示它们是辩证的。如果亚里士多德谈论自然辩证法，那仅限于对自然的解释与争论，与进一步主张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辩证法无关。
康德：类似地，康德也断言存在真实的对立，它既不是矛盾的，也不是辩证的。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康德更少游移，他明确否认存在真实领域的矛盾，认为矛盾仅仅适用于逻辑上的对立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都是辩证的。换言之，逻辑对立容易导致矛盾，但是并非所有的逻辑对立都是辩证的。康德本可以讨论自然的辩证法，尽管他不会在“自然界存在真实的对立”这一意义上讨论。符合康德本意的自然辩证法，应该会来自一种有条件的—无条件的或绝对的—相对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认为人类思维可以投射到自然界中去。这种假象，即存在独立于人类思维之外的自然界中的形而上学对立的假象，被康德称为辩证法。如果存在自然辩证法，那么它是对自然概念的形而上学混淆。
黑格尔：既存在真实的也存在逻辑上的对立和矛盾。对立是矛盾的构成性要素。尚未统一的对立仍是相互对立的；相互统一的对立才构成了矛盾。对于黑格尔而言，否定性或排斥性指向着辩证法，肯定的和否定的或对立的统一指向着思辨。黑格尔最先是在《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Logic）关于科学思维如何展开的逻辑的自我描述——中表达了这个观点，由于自然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因此自然界中必然存在对立和矛盾。如果在黑格尔那里有自然辩证法，那么它应该是指：（1）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即纯粹对立的否定性适用于朝向矛盾发展的特定自然现象；（2）自然的辩证法，即在逻辑将自己外在化为自然之前，逻辑和自然是非矛盾的对立面。但是在逻辑外在化之后，我们可以说这是自然的思辨而不是自然的辩证法。
面对这些对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恩格斯的看法可能会是多样的。在最新的“1880年的计划”中恩格斯用运动代替了辩证法，因此他几乎不会对这些不同理解感到头疼。至少是1880年以前或更具体地说是1874—1878年的文本资料，为我们理解恩格斯提供了更具连贯性的理论逻辑。恩格斯可能会同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即存在逻辑的和真实的对立。然而，在根本立场上恩格斯还是会站在黑格尔这边，认为对立是动态发展的自然界的本质，并且对立会发展成为矛盾。尽管矛盾对黑格尔来说属于思辨领域，但对恩格斯而言矛盾是辩证的。他还淡化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色彩，坚持自然不是逻辑的表现，相反是逻辑反映了自然。基于这一主张可以认定，恩格斯是同黑格尔站在一起的，承认在黑格尔的术语意义上逻辑与自然是辩证对立的。由于自然界存在真实的对立和矛盾，恩格斯便会认为辩证法适用于自然。尽管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用法不尽相同，但恩格斯完全认同黑格尔在自然方面谈论的辩证法。对黑格尔来说，真实矛盾的存在证明了思辨恰恰适用于自然；受此影响，恩格斯也相似地认为，真实矛盾的存在证明了辩证法而非思辨适用于自然。因此，论及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也许会提到概念的定义（比如辩证法、对立、矛盾）与这些概念所指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尽管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双向关系可被视为对立面，或同一关系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矛盾。考虑到自然的辩证法与自然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辩证法与自然/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过去更改恩格斯著作标题的做法明显带有片面性，因为他们不仅无视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意图的改变及其不完整性，而且也忽视了恩格斯对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其他理解的潜在回应。后来，由于凯德洛夫极其厌恶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以及自然科学（而非自然）辩证法的认识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自然科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加剧了辩证法应用问题（即自然的辩证法、自然中的辩证法、自然与辩证法问题）的复杂性。无论是恩格斯还是他的评论家们，更不用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定论。但我认为，这种歧义恰恰是我们进一步争论的出发点。
结论：重回古老的争论
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剥离了恩格斯争论中的解释和编辑问题。然后，我详细分析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特别是它与过去的辩证法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和区别。与恩格斯争论中绝大多数人的论述不同，我思考的核心仍然是恩格斯的意图，无论它是不完整的还是完整的。这并不能保证彻底解决恩格斯的辩证法问题，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系列更好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使作者的意图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思想与读者的反应之间的艰难沟通以及编辑对作者形象的影响等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在此之后，我想再次回到古老的恩格斯争论上。
恩格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然是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但是，他相当费力地证明了辩证法适用于普遍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没有“跟随”黑格尔，因为他没有采用固定下来的范畴体系（卢卡奇），而是将其投射到自然界中（胡克、刘易斯）。他主要感兴趣的是如何在自然科学里验证黑格尔辩证法的假设。
在恩格斯的整个计划中，这一想法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尽管在恩格斯工作的不同阶段里；他对术语的使用极不稳定；但说恩格斯从一名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一名自然科学者（斯特潘诺夫）的情况却并不属实。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自然、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框架内，恩格斯考察了辩证法的方方面面，包括总体性哲学理论、思维方法和现实中形成的某个结构（德波林）、但这仅仅表明了该计划更多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而不是自然辩证法（凯德洛夫）。
是否存在有限领域中的辩证法的问题（萨特）尚有争议。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恩格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假定了它们的存在，相反他是在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深人研究之后才得出了这些法则。1880年，恩格斯放弃了这个想法，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关键词——运动。
即使恩格斯断言了辩证法的普遍性，但他是否热衷于发明一种关于万事万物的理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施密特、里希特海姆、卡弗）。对恩格斯来说，很明显，运动无处不在，运动的概念也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因此，辩证法的有效性问题与运动本身是否是矛盾的、辩证的是密切相关的（维吉尔）。我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质、量的辩证关系共同适用于自然和社会领域（霍夫曼、斯坦利、齐默曼）。他们还共同相信，行星的椭圆运动也是一种矛盾（韦斯顿、康加恩）。
自然，编辑《自然辩证法》的方法一直受到此类争论的影响，也对争论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标题的不同选择、手稿的重新排列都反映了对这些政治和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如何呈现恩格斯的文本的各种决定都具有自己的理由。然而，鉴于恩格斯在整个作品中不断变化的意图、他对术语使用的不稳定性以及计划的不完整性等，我们或许可以采用另一种标题来命名这些文本，比如“自然科学哲学手稿”，这显然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标题很是相似。但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这种选择。
不管恩格斯本应说的比他已经说的要多，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对待他的成就的局限性。如果某些学者倾向于将这种不完整性视为他的缺陷，那么他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完整性对科学进步具有促进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我们至少知道恩格斯就是这样思考科学进步的历程的，即不完整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恩格斯自己的著作。
* 康加恩（Kaan Kangal），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精通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和拉丁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哲学。著有《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其论文《马克思〈波恩笔记〉研究》荣获“2019 年度大卫·梁赞诺夫奖”。本文选自《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期刊第83 卷 2019年4月第2期。
** 刘冰菁，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1] 感谢特瑞尔·卡弗、斯文·埃里克·里德曼、肖恩·塞耶斯、海伦娜·西汉、托马斯·韦斯顿和匿名的推荐者，感谢他们对这篇文章之前的草稿作出的评论。
[2] 我创造的“恩格斯争论”（the Engels debate）一词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恩格斯的著作已经在不同传统（苏联、德国或中国）中以不同方式被反复研究。在这里，我仅仅是指对恩格斯试图将辩证法应用到自然中的批评以及对此作出的直接回应。因此在下文中，我将总结一小部分相关的恩格斯争论的不同观点。
[3] 参见George Lukie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71，p.2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幸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51页注释2。
[4] George Lukics，History and Class Cansciousness，p.10；George Lukies，Geschichte and Klassenbeuuβtrsein，in George Lukics，Werke，VoL 2.Neuwied，Germany；Luchterhand，1977，S.17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
[5] Gearge Lukics，Geschichte and Klassebeuugtsein，S.181—18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
[6] 两年后，卢卡奇为驳斥反对者，辩称是“科学的发展将辩证法推向自然科学界”〔George Lukics，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ansciousness：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York：Verso，2000，p.93；George Lukbcs，“Chvotismus und Dialektik（1925/26）”，in Lukdcs 1998/99：Jahr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Grurge-Lukáics-Gesellschaft，Paderborn，Germany：Jamus-Druck.p.121〕。“显而易见，如果辩证法还没有作为自然发展的客观原则在进入社会领域前发挥效果，如果辩证法还设有客观存在的话，那么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则，辩证法不可能有效。”〔GeargeLukics，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uess，p.102；Lukies，“Chvotismus und Dialektik（1925/26）”，in Lukirs 1998/99，p.128〕还要注意此时英译误将章节标题“自然中的辩证法”（Dialektik in der Natur）译为“自然辩证法”〔George Lukics.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irsciousness，p.94；Lukies，“Chwotismus und Dialektik（1925/26）”，in Lubies 1998/99，p 114〕.
[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错误地将《自然辩证法》第一版的出版日期追溯到1927年。莱文也误以为《自然辩证法》第一版“1927年在苏联完整出版”。实际上，《自然辩证法》完整版是由MEGA2 于1985年在东德出版的。
[8] 参见Jean-Paul Sartre，Critiqur of Dialectical Reason，Vol.1：Theoryo fPractical Ensembles，London：Verso，2004，pp.27—28。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1页。
[9] Jean-Paul Sartre，“Materialism and Revolution”，in Politics，4，1947.p165.关于这场争论的更多信息还可参考，Maurice Merleau-Ponty.“Marxism and Philosophy”，in Politics.4，1947，p.173；M.N.Gretskii，“Does Dislectics Exist in Nature？” in Soviet Studies in Philosophy，1966.4：4，pp.56—62；Alfred Schmidt，“Zum Verhiltnis von Geschichte und Natur im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in Erissentialismus und Marxismus'；Eine Kontroverse ZuischenSarire，Garaudy，Hyppolite，Vigier and Orcel，Frankfurt，Germany：Suhrkamp，1965，pp.103—155；George Novack，Palenics in Marxist Philoophy，New York，Pathfinder，1996.pp.231—255；WilliamL.Remley，“Sarure and Engels.The Critiqur of Dialectical Reasonand the Confrontation on the Dislectics of Nature”，in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1B：2，2012.pp 19—48.
[10] 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upment of Karl Marx.Ann Arbo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p.75
[11] .参见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Marx，p 76.
[12] George Lichtheim，Europe in the Tuentiesh Century，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2，p.212.
[13] 参见John Lewis，The Marxism of Marx，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2，p.65.
[14] Terrell Carver，Marx &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Sussex，England；Whestshaf books，1983，p，117.〔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这一观点一再被以下学者重复：George Lichtheim，Marxism：An Hisrerical and Critical Stud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l Paul.1954.p.246；Z. A.Jerdan.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A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New York；Sc Martin's Press，1967：Lucio Colletti，Marxism and Hegel，London：New Left Bocks，1973，p.46；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yf Kari Marx，Le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70；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entra Engels，Oxford，England：Clio Books.1975，p.145；Richard Gunn.“Is Nature Dialectical？”in Marxism Today（February），1977，p.46；Steve Rayner，“Dialectics of Nature”，in Marxism Today （May），1977，p.154；Mary Attenborough，“The Dialectics of Nature”，in Marxism Today（January）。1978。 p.31；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Its Rise，Grouch，and Dissolution，Volume I；The Founders，Oxford，England：Clarendon Press.1978，p.379；Terrell Carver，“Marx，Engels and Dinlectics”，in Political Studies，28：3，1980.p 360；Alfred Schmidt，Der Begriff der Natar in der Lahre von Marx，Hamburg，Germany：Europlische Verlagsanstalt，1993，pp.55—56；Loius Althusser，For Marx，Londoa：Verso，2005。pp 121：122；Paul Paolucci，Marx's Seientific Dialectics：A Methodological Treatise fora New Century，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2007.p 245：Guglielmo Carchedi，Behindthe Crisis，Marx's Dialectics of Valor and Knowledge，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2011.pp.37—38；Guglielmo Carchedi，“Mathematics and Dialectics in Marx；A Reply”，in Science & Society，76：4（October），2012，p.547.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H.Rigby，Engels and the Farmation of Marxim，History，Dialectirs and Revolation，Manchester：Mant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3—108；Helena Sheeha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Science，A Critical History，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93.pp53—60.另外，中国学者紧跟着英国学者的争论（参见代山《一场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载《哲学译丛》1978年第1期，第52一58页），但对恩格斯之争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批判性评估通常是看不见的。在更近的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中国文献中，大部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是无问题的。《参见切春风编《自然辩证法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国林编《自然辩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肖显都等编《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胡大平的《回到恩格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一506页）和周林东的《解读〈自然辩证法〉》（《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2001年，第174—202页）是例外。
[15] V.L Lenin.“Karl Marx.A Brief Biogrphical Sketch with an Expasition of Marxism”，in Lexir，Collectnd Worts，VoL 2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4，p.51.
[16] Jam Hoffman，Marxism and the Thnory of Praris，Londam，Lavrence & Wishart，1975，p 56.
[17] Jahn L.Stanley and Eret Zimmermann，“On the Allege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Engels”，in Politicel Studin.32，1958 p.226.斯坦利、齐默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第8页。
[18] T.I.Oiseruan.“Friedrich Engels und die Neuen Kritiker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in R.K.Kirchhoff and T.L Oistrman，eds.，100 Jahre“Anti-Dihring”：Marxismus，Weltansclanng.Wismrschaft，Berlin：Akademie-Verlag，1978，pp，44—45.关于列宁主义阵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ebastiano Timpanaro.On Materialisu，Lendon：New Left Books，1974，p 74；Gordan Gray，“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Marxism Today （September），1977.m287—288；Destend Greaves，“The Dialecties of Nature，” in Marxism Today （August），1977.m 252—256；John Hoffman，“The Dialectics of Nature：‘The Natural-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Our Outlock’”，in Marxism Today（January）。1977，pp 11—18；Steve Rayner，“Dialectics of Nature”，in Marxim Today（May），1977，pp，153—155；Ifor Torbe，“The Dinlectics of Nature”，in Marxism Today（Oetober），1977，pp.314—317；Helmut Korch.“Engels'Aufflessung von der Dialektik der Natur und ihre Zeitgendssischen Gegner”，in R.K.Kirchhoff and T.I.Oiserman，eds.，100 Jahre “Anti—Dihring”；Marxismus，Weltanschauung，Wissenschaft，Berlin：Akademie-Verlag，1978，pp.270—292；Hyman R.Cohen，“Countering the Revisionism of Marxist-Leninist Philosophy”，in Alan R Burger：ed，，Marxism，Science，andthe Mremens of History，Amsterdam：Griner Publishing，1980，pp 105—135；Philip Moran，“In Delense of the Dialectics of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in Alan R.Burger，ed，Marxism，Science，and she Motement of Histary，Amsterdam：Gruner Publishing，1980，pp.57—76；Richard Levins and Richard Lewontin.The Dvalectical Biologis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ard Univensity Press。1985，p.279；Lucien Seve.“Dialektik der Notur und Natur der Dialtkaik"，in Dielektit，1，1992.pp 35—56；John L.Stanley，Mainlining Marx，New Beue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Hams Heinz Holz，Weltentuur∫und Refexion：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der Dialektit，Stungart，Germany：Metaler.2005；Thomas Wesian，“Marx on the Dialectics of Elliptical Motion”，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4，2012.pp 3—38；Elmar Altvater，Engels Neu Entdrcken：Dus Hellblaue Bindchm zur Einfahrung in die “Dialektik der Natur” und die Kritik tom Akkumulation und Wachstum，Hamburg，Germany；VSA.2015.p.36；Kann Kangal，“Carchedi's Dialectics：A Critique"”，in Science & Society，81：3，2017.pp.427—436。
[19] B.M Kedrov，“Engrls' Great Book”，inSorviet Stadies in Philoophy，10：1，1971，pp326.
[20] 伯恩施坦推测·阿伦斯的负面评价可能源自他对经验主义的同情和对辩证法的厌恶。
[21] 必须注意“Naturdialektik”和“Dialektik der Natur”是不同的表述，尽管它们的含义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俄语，英语版本都没有区分这种差异。当时，它们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出版，而是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以俄文，德文出版，然后在1935年作为特刊发行。
[22] 还有凯德洛夫鲜为人知的俄文—德文版本（1979年的德文版、1973年的俄文版），凯德洛夫称之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该书名的采用和手稿的编辑表明，恩格斯想要的不是关于自然的辩证法本体论，而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很久以后，这种观点引起了德国的另一场关于"自然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争论（参见Hans Heinz Holz.Welrentuer fund Reflexion，Versuch einer Grundlegung der Dialektik，Stuttgart，Germanys Metzler，2005，pp.552—556）.
[23] 参见B.M.Kedrov，Friedrich Eugels liber die Dialcktik der Netruinmschaft，Berlin，Dietz.1977，p.443。凯德洛夫含糊地说这个计划可以追溯到“曼彻斯特时期”。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恩格斯至少有两个曼彻斯特时期（1840年代和1850年代）。
[24] 参见Heinrich Gemkow，ed，Friedrich Engels；Eine Biogruphie，Berlin：Dietz Verlag，1988.p.447.
[25] 参见Sven-Eric Liedman，Das Spiel der Gegesitte；Friedrich Engels' Philosoph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des 19.Jahrhunderts，Frankfurt，Germany；Campus，1986，p.99.
[26] 参见 Anneliese Griese es al，“Dialektik der Natur.1873—1882；Entstehung undUberlieferung”，i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Gesamtusgabe（MEGA），Vol Ⅰ/26.2.Berlin，Dietz，1985，p.570.
[27] 参见Anneliese Griese er al，“Dialektik der Natur，1873—1882：Entstehung undÜberlieferung”，i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Gesamtamsgabe （MEGA），VoL Ⅰ/26.2，Berlin：Dietz，1985，pp 599，607.
[28] 参见 Anneliese Griese et al，“Dialcktik der Natur，1873—1882：Entstehung undÜberlieferung”，in Karl Merx und Friedrich Engels，Gesamiausgabe （MEGA），VoLⅠ/26.2，Berlin：Dietz，1985，p.606.
[29] 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重新表达了这一观点。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31] 参见Eugen Duhring，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n ihren Anfangen bis zar Gegntwert，Berlin：Heimann，1873，p.452.
[32] Eugen Duhring.Kritische Geschiclute der Philosophir von ihres Anfangm bis zur Gegeart，Berlin：Heimann.1873.p.455.
[33] 参见Eugen Du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wisseu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und Lebensgestalsung，Leipzig，Germany；Heimann.1875.p.30.
[34] Eugen Du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ols String-wissenscha 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rig，Germany；Heimann，1875，p：32.
[35] 参见Eugen Dubring，Kritische Geschichse cler Philosophie ron ihren Anfangen bis zur Gegenwart，Berlin：Heimann，1873，p.445，453.
[36] 参见Eugen Duhring，Natirlicht Disloktil；Newe Logische Grundlegungen der Wissenschaftand Philosophie，Berlin；Mittler，1865，p.113.
[37] 参见Eugen Du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wissenacha ftlicher Weltanschauunga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Germany：Heimann，1875，p.31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0页。
[46] Friedrich Engels，Dialektik cer Natur （1873—1882），i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MEGA），Vol.Ⅰ/26.1.Berlin：Dictz，1985，p，45.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7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1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7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528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9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4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9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9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2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2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499页。
[67] 参见Plato，Parmmides，Grinchisch—Drutsch，Hamburg，Germany；Felix Meiner，1972，p.138b7—c4。
[68] 参见G.W.F.Hegel，Nurnberger und Heidelberger Schrifton 1808—1817，in Hegel，Werke，Vol.4，Frankfurt；Germany：Suhrkampv 1986，p 56。
[69] G.W.F.Hegd，Euzyhlopd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u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in Hegel.Werke，Val.8，Frankfurt，Germany：Suhrkamp，1986，S.17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181页。
[70] G.W.F.Hegel，Wisseschaft der Logit II，in Hegel，Werke，Vol.6，Frankfurt，Germanyi Suhrkamp，1986.pp.553—554.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页。
[72] 参见Immanuel Kant，“Versuch，uber den Begriff der Negutiven Grussen in die WeltweisheitEinzufuhren”，in Kant，Werke，Vol 1.Darmstadt，Germany：WBG，2016.p.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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