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社会主义的芜菁田”：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英〕大卫·利奥波德 *

陈辞达 ** 译



　　在他又一次走过耕作粗放的田地之后，看到一块管理得很好、可望获得大丰收的芜菁田，于是对他的朋友，当地的一个佃户说，如果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芜菁田，那么看来会长得很好的。[1]

——恩格斯


导论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共有的成熟的公有社会主义思想被认为是一种压倒性的否定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年轻的恩格斯对于“计划性公社”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这种公有社会的成员，特别是建立这些公社的公有社会主义者有着明显的同情。正是这种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Marxian）[2]观点相比之下的早期的例外，构成了我文中的主题。更确切地说，我所关注的是恩格斯的年轻的共产主义热情，正像他在1844年12月首次发表的《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Beschreibung der in neuerer Zeit entstandenen und noch bestehenden kommunistischen Ansiedlungen，简称为kommunistischen Ansiedlungen）一文中所展现的那样。[3]
　　对于公有社会主义，我指的是那些提倡规划和创建“计划性公社”的各种社会主义，也就是个体为了某种共同目的而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小型自发的移民区。[4]著名的公有社会主义者包括查尔斯·傅立叶和特定时期中的罗伯特·欧文。计划性公社通常在公有社会主义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既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手段，又是这种社会打算采取的最终制度形式。而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与这两个在公有社会主义中的要素都是相敌对的。
　　就公有社会成员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规划未来理想社会的制度和风气这一点而言，他们与马克思对于需要详尽“蓝图”的怀疑是相冲突的。在恩格斯后来的观点中，这些公有社会成员是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最坏”方面，即后者对“未来社会的规划”的提升和推动的影响。[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乌托邦描述的拒绝包括许多维度，但其中最著名的依据——可能源于黑格尔——声称，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内在于历史进程的、因此乌托邦的蓝图完全没有必要。[6]
　　就公有社会成员在实践的公社案例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实现理想社会的情况而言，他们又陷入了与马克思对将小规模实验作为过渡手段的有效性的额外怀疑的冲突当中。这些社会主义者通常会想到他们的各种公社实验——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家园村”（“home colonies”），等等——体现了一种渐进式策略，其利用范例的力量来传播移民区，直到非公社的环境被彻底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那些“小型的试验”从而促成社会主义未来的尝试，并将它们视为“当然不会成功的”。[7]他们对这种失败的解释不在我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但他们提出的一个持续的建议是，公有社会主义的小岛将不可避免地被它们所处的更广泛的非公有的（资本主义的）海洋所侵蚀。[8]（之后我还会回到这个建议。）
　　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于公有社会主义的叙述，不应该与我在其他地方所称的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相混淆，[9]这两个范畴并不是同义的。例如，亨利·德·圣西门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0]此外，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并非彻底消极的，其包含了一个批判和赞扬的结构性组合。通过注意两个区别可以辨别出这种结构。第一个是时间顺序的区别：一方面，在由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三方领导所主导的最初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另一方面，在随后的几代人之间，包括最初那一代的各种继承人、门徒以及追随者。第二个区别是实质性的：一方面，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批判性”维度之中关涉对现存社会缺陷的详尽描述；另一方面，则是它们的“系统性”维度，关涉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详尽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认可程度也遵循着这两个区别：首先，他们倾向于对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对大度，而对他们的继承者和后续模仿者更为不屑；其次，他们倾向于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的批判性要素相对大度，而对它们的系统性维度更为不屑。因此，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比起他们对于公有社会主义的成熟观点来说，被视为是更加均衡的，更少具有无情的批判性。
　　看起来似乎马克思要对成熟的、彻底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有社会主义观点负主要责任。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不是我这里的主题，并且他与恩格斯的“联盟”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写作时才刚刚开始（见下文）。然而，在马克思早期的传记中并没有类似的空想的时刻。在所谓手稿以及其他地方，他对共产主义的讨论常常是隐晦的，但公有社会主义成熟观点的基本要素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已经存在。[11]年轻的马克思当然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公有性维度没有类似的兴趣和同情。事实上，他确信基于“现成”系统的小规模实验在历史上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观点早已确立。[12]
　　恩格斯后来也与马克思一样对这样的公有社会主义抱有敌意，但这与他早先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年轻时对公有制的同情是短暂的，在1844年夏天到1845年春天之间持续了几个月，但它们在他的理智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重要且鲜为人知的元素。
　　恩格斯是巴门领先制造商之一的新教家族中的长子，该镇与爱北斐特（Eberfeld）一起构成了普鲁士领土的制造中心。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恩格斯已经走向了他所特有的双重生活，将资产阶级的职业和激进的使命结合起来。[13]除了循着传统的商业学徒制，恩格斯还追求着他激进的文学抱负，巴门的污染和庸俗成了他匿名新闻工作的长久目标。[14]在追溯他早期从青年自由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政治演变中，评论家们通常认为，恩格斯之所以失去原来的信仰，与黑格尔左派的接触以及与莫泽斯·赫斯的相遇都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赫斯曾宣称恩格斯作为“一个极度渴望的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他，但是，鉴于前者的哲学共产主义和后者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鸿沟，接受这种说法作为恩格斯的政治发展的定论是错误的。[15]
　　这里所强调的影响是指恩格斯从1842年11月开始在英格兰停留的21个月内，其在曼彻斯特的Ermen and Engels分店进行的进一步商业培训，这是一家棉花制造和漂白公司，部分归他父亲所有。在英格兰北部的停留使得恩格斯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社会，以及在该地区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欧文主义者）和宪章运动。
　　评论家们经常以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所作的贡献的视角，来审视这段旅居曼彻斯特的时光。在这种背景下，两个文本的意义得到了正确的强调：《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16]然而，对马克思主义新兴组成部分的某种目的论关注，很容易推导出恩格斯同时期观点的其他方面，包括被忽视或略去的其思想发展中对乌托邦的同情。
　　就在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逗留接近尾声时，他开始收集有关公有移民区的信息，这为《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提供了经验基础。这些信息主要（但不仅仅是）来自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他正热切着迷的，并且偶尔也会致力于其中。[17]1844年9月，他带着这些积累的材料回到了巴门，（正是在这次回程中，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进行了重要的第二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发现了各自兴趣的紧密相似并达成了著名的合作。）
　　在1844年10月中旬的几天时间里，回到巴门的恩格斯写下了在这里构成我的主题的文本。《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匿名发表在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urgerbuch fur1845）上，但恩格斯随后公开证实了他的作者身份。[18]《德国公民手册》是由诗人和记者海尔曼·皮特曼编辑的新文学年刊，而这第一期还包括赫斯、一个新的激进者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和诗人费迪南德·弗雷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贡献。[19]当时，恩格斯认为《德国公民手册》代表了他自己所认同的新兴共产主义运动并推动了在普鲁士允许被出版物的法律边界。[20]然而，皮特曼随后与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各种出版活动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现在被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组文本中所争论和关注的牺牲品。

可行性和同时期的移民区


　　恩格斯对公有移民区产生兴趣的原因，出现在他于1844年10月初写给马克思的第一封幸存的信件中。恩格斯通过证明共产主义在美国和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已经“付诸实践”，来反驳在德国同时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对共产主义可行性的怀疑。[21]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交替使用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并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定义为“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22]。
　　可行性的问题涉及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是否可能，特别是它们是否与已知的社会设计和人性相符。[23]严格意义上的可行性问题与期许性问题（即具体安排是否规范可取）以及可及性问题（即具体安排是否可以通过我们从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达到）不同，[24]这样理解下来，所期许的安排可能可行，也可能不可行，而可行的安排可能是可及的，也可能不可及。
　　对于年轻的恩格斯来说，这一可行性问题具有相当显著的政治意义。[25]”他坚持认为，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合期许的—事实上，据说大多数同时代人都接受它的期许性——而是普遍怀疑它的可行性。他们很乐于宣布共产主义是“某种十分美好的东西”，但这些日耳曼怀疑论者接着说，“任何时候要使这类事情见诸实现是不可能的”。[26]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恩格斯在采用第二种策略之前，考虑了两种可能的反驳可行性担忧的策略。
　　第一种策略逐个确定了具体的可行性忧虑，然后依次对每个实际的或潜在的怀疑作出回应。例如，恩格斯认为当代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担忧主要由两个问题支配。被我称之为“肮脏的工作”的担忧坚持认为，在不担心失业和饥饿的情况下一并且已经放弃一种专制的直接干预—共产主义社会将无法找到准备好承担“卑贱的讨厌的体力劳动”的工人。[27]作为回应，恩格斯采取了两个举措：首先，由于共产主义对于机器的合理使用，这些工作可以“几乎完全免除”[28]；其次，少数仍将会存留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工作的地位将会改变，因为一旦“进入公社”，它们将不再被视为“卑贱的”（niedrig）。[29]被我称之为“社会冲突”的问题主张，当公社的所有成员被理解为对这些资源拥有平等的要求时，对资源的争端是更可能和更严重的。[30]作为回应、恩格斯再次采取了两项举措：首先，表明稀缺是导致资源严重纠纷的根本原因；其次，不将共产主义与稀缺性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争吵的理由了”。[31]
　　这种逐个分析的策略的核心缺点是它是开放性的。关于可行性的分歧似乎可能会持续，因为人们起码能想到新的担忧或是反驳之前的回答富于想象。当然，这意味着争端也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例如，在对“肮脏的工作”问题的回应中，恩格斯对其所提出的关于某些工作的地位的可塑性的说法并没有进行明确阐述，而这本来可以消除怀疑论者的进一步反驳。反过来，恩格斯可以对任何关于地位的适当再阐释的可行性的担忧作出回应，但很难想象有一种回答不会引起可行性的怀疑论者的反驳。简而言之，这些关于可行性的逐个分析的分歧似乎缺乏任何决定性的解决方法。
　　令人高兴的是，恩格斯认为第二种策略能够决定性地战胜关于可行性的忧虑。这种强有力的策略是通过对那些证明共产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32]的经验证据的粗暴诉求来进行的。简而言之，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证据就是它已经实现了。可行性的异议，无论其具体表述如何，似乎都“完全彻底地”被共产主义已经生效的证据所驳倒，实际上它们“颇有成效”。[33]
　　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恩格斯随后采用了这种强有力的策略，向之前对于这些移民区没有了解的德国读者提供了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公有移民区的证据，以便一劳永逸地回答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的疑问。他提到了大约15个不同的移民区，14个在美国，1个在英格兰。他谈到最多的是3个基督教分离主义（Separatist）[34]团体——震教徒（Shakers）、协和派（Harmonists）和分离派成员（Zoarites）——以及他们的6个移民区，但也提到了与各种欧文派、傅立叶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有关的9个移民区。（要注意的是，在本文的正文中，我涉及的共产主义群体和移民区只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被提及的。）
　　尤其是这些移民区的大小、位置、制度安排以及理智的（宗教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许诺都各不相同。恩格斯适度地尝试承认这种多样性，例如，区分宗教与世俗公社。但是，这些广泛的类别忽视或略去了一些重要的差异。例如，他的宗教移民区既包括寻求与世界接触和改造世界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包括为了等待第二次降临而与世界分离的千禧年基督徒。恩格斯的真正兴趣显然在于这些公社的共同点，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恩格斯确定了这些公社的三个共同特征。我们可以说，前两个特征构成了他对这些移民区的成功的描述，而第三个特征构成了他对这种成功的解释。这些移民区的成功是由公社的财富和居民的道德品质造成的。[35]恩格斯允许它们分享更多的特征一一在某一点上，他乐观地提到了它们为智力发展提供的闲暇时间——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前两个。
　　恩格斯反复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公社的物质财富。例如，震教徒们被描述为拥有“丰富的”耕地、“超出他们需要的“牲畜，以及“总是堆满了谷物的”粮仓。[36]同样，协和派者的移民区在经济上据说“一切都很富裕充足”。[37]而分离派成员们所控制的资源似乎包括“一个麻纺厂、一个毛纺织厂、一个制革厂、一个铸铁厂、两个粮食加工厂、两个锯木厂、两台脱粒机以及许多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作坊”。[38]
　　对于一些现代读者来说更令人惊讶的是、恩格斯反复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品质。例如，据说震教徒的现有移民区中不包含任何一名警官、士兵、律师或法官，然而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犯罪入狱”[39]。他注意到，观察家们将分离派成员描述为“勤劳和正直的”[40]。更一般（且是不准确地）而言，恩格斯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基督教分离主义者的公社的参观者"在背后说这些人的任何坏话”[41]。英格兰协和派的欧文主义公社的参观者同样被证实确认了其中成员的可敬的和良好的行为，其中有人评论道，这将是周围教区的荣耀，“如果一个教士管区的居民哪怕有一半象这些社会主义者那样品行端正”。[42]
　　简而言之，居住在共产主义移民区的个人“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说，更加富足，并且“是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43]鉴于这些都是比较性的判断，重要的就是澄清它们所依据的基准。通过与那些生活在更传统的财产制度下的不同地理位置的同时代人进行比较，就可以对公社安排的优越性进行评估。这也就是说，公社安排的优越性是相对于大量的“保留私人财产的邻居”[44]的匮乏的物质财富和低劣的道德品质来判断的。
　　反过来，共产主义的成功可以通过它们的经济安排，更准确地说，通过所有移民区都“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45]来解释，恩格斯坚持认为：震教徒享有“最完全的财产公有的条件”[46]；协和派者移民区“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47]；而分离派成员在他们最初的（个人主义）的财产安排被证明有问题后，“联合成一个财产公有的公社”[48]；以及其他等等[49]。这些公社的财产安排正是被认定为造成共产主义者的财富和道德品质的原因。
　　对于《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的宽广轮廓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将研究恩格斯的核心主张，即这些现存的公社移民区更为严密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将批判性的眼光集中于一个目标极其明显的是说服性和政治性的文本，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但我的方法是按恩格斯自己的话来看待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旨在通过理性和经验证据，向不了解公社移民区的存在的同时代读者证明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在这个特定的文本中，修辞和分析模式的展开彼此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从事于后者并不意味着忽略前者。而且，我确实直接讨论了恩格斯的辩论策略，尤其是对他的对于可行性的担忧的强有力的策略的讨论（上文）。此外，认真对待恩格斯的论证并不是我这里唯一的目标。我还寻求：引起人们对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鲜为人知的“共产主义时刻”的关注并提供一些特性描述；阐明19世纪的共产主义中的一些有趣的复杂性；并承认可行性问题的困难、抵制那种存在一个打败共产主义可行性怀疑的简单而“强有力”的策略的看法。
　　恩格斯的核心观点是，这些现存的公社移民区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我在下文中概述了关于这一主张的七个关键问题，即恩格斯对共同财产的描述，他对公社成功的理解，他对公社困难的描述，他的欧文主义式热情，他的时机选择，他对宗教的理解，以及他的夸大的结论。在这些标题之下，我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财产共同体


　　恩格斯坚持认为，这些公社移民区都是以“财产共同体”为基础的，可以与它们周边环境中的私有财产安排进行集体式对比。这些主张引发了一些概念和实证问题。这里的一个概念性问题是，恩格斯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对比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财产的概念是复杂的，涉及三个中心线索：“持有者”（谁可以拥有对象），“对象”（哪些实体能够被拥有），以及法律哲学家称之为“事件”的东西（恰好涉及哪些所有权）。各种各样的持有者——个人、公社、国家、法人或许人类——可能拥有自己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实体——自己、他人、土地和思想都将成为历史上有争议的例子——可能被拥有，也可能不被拥有。各种各样的所有权事件——占有、使用、管理、获得收入的权利，转让、放弃、排除、遗弃的权力，以及消费或毁灭的自由一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列举、阐述和组合（例如，个人可能有权获得收入，但不能转让）。[50]考虑到这一复杂性，在两种显而易见的所有权类型之间没有残酷的选择。当然，对于启发式（或其他）目的，人们可以采用两种理想类型—我们分别将其标记为“公有"和“私有”属性一一之间的对比。然而，为了理解这种对比中的利害关系，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财产制度中的每一种潜在的持有者是什么，它允许拥有哪些实体，以及所有权所包含的事件。[51]在恩格斯的案例中，无论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还是在周边的文本中，都没有这种阐述。因此，两种所有权模式之间的这种对比包含了什么仍然是不清楚的。
　　这里的一个实证问题是，恩格斯选择的移民区是否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是“财产共同体”的范例。恩格斯的论证要求这种特性描述是准确的，因为这些移民区自称的繁荣不会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提供太多支持（正如《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所界定的）。然而，这些特定的移民区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所有权安排，并非所有这些安排都被准确地描述为涉及“共同财产”。
　　恩格斯的移民区中的几个区是基于股份制安排的。例如，北安普顿协会（一个废奴主义者、基督徒、非抵抗的团体）的土地、丝绸厂和大多数其他建筑物都是由一个股东委员会所有，股东们不需要放弃超出这一投资以外的任何财产。共同体的管理最初是在股东（负责财务）和无论是否为股东的成员（负责日常运营）之间划分的。这种模式背后的目标是要实现作为一方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另一方的社会和谐和道德之间的和解。[52]个体成员无须放弃他们自身的财产，并在他们离开时获得在其成员期间作出贡献的偿还。这些最初的安排后来有些激进化引入了利润分红安排，工资被津贴取代—但用一个成员的话来说，建立“利益共同体一—而不是财产共同体”[53]的目标仍然存在。
　　此外，恩格斯的移民区中有着几个复杂的财产安排，这些安排与私人和公有财产的简单对比相悖，例如、霍普代尔协会（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团体）的财产由三种不同形式精心组合而成。首先，土地、主要建筑物和工厂归一家股份公司所有，其中，个人持有股份（对其的使用和转让有一定的限制）。第二，有些房屋是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对其的使用和转让有一定的限制）。第三，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超过4%的部分——“超额”利润——被视为共同财产，供整个公社使用和处置。这些复杂的三重安排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一些杂乱无章、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造成的妥协的结果。相反，它们反映了一种蓄意保护公有和私有化安排的优势的尝试。正如霍普代尔协会1844年章程的“附录”所解释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其中财产是人人的福祉，而不伤害任何人；在这种制度中，迄今为止共同确保一个统一利益的所有益处，以及个人的利益，以保护个人权利不受社会暴政的侵犯”[54]的社会制度。
　　最后，恩格斯选择的移民区包括一些在教义上反对公有制所有权的移民区。例如，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主要发言人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感到遗憾的是，“联盟主义者”通常被与鼓吹“财产共同体的虚假原则”[55]的震教徒、协和派者以及其他人相混淆。在联合的规则中，联盟主义者寻求的是“所有个人权利一其中最根本的权利是财产权——将被神圣地尊重和严格地保护”[56]。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消除对他人的"经济依赖”，但他们认为这是通过扩大而不是消除“私人财产”[57]来实现的。（西尔瓦尼亚协会和社会改革联盟都是傅立叶主义的移民区。）
　　恩格斯对这些公社的经济特征的描述似乎存在缺陷。他没有充分阐述私有和共同所有权的概念的区分，也未能捕捉到这些移民区实际采用的财产安排的经验多样性和复杂性。

公社的成功


　　恩格斯坚持认为，这些同时代的移民区是成功的，它们的成功在于公社优越的经济财富，以及与它们的仍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劳动的邻居相比之下居民优越的道德品质。某种程度上的持久性似乎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本身并不是成功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主张提出了某些关于正当性和证据性的问题。
　　一些关于正当性的怀疑涉及恩格斯对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成功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的假设的处理，这些假设是明显的和无争议的。这当然不是现代的公社研究文献看待类似假设的方式。财富和道德品质不会耗尽这里的可能性。公社居民区只要实现其成员自身的目标、接近客观的社会完善、持续时间长、人口增长、财富增长、力量增长、具有社会凝聚力、社会影响广泛、为成员的个人成长提供条件等，就被评判为是成功的。[58]这些例子显然可以以各种方式加入或组合，以确认没有无争议的或公认的成功标准。
　　一些人还质疑持续性的作用，特别是试图否认公社不复存在必然是失败的标志。因此，“发展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有时将移民区建设仅仅描述为更广泛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通常是为确保运动的早期生存而采取的策略。[59]同样，热衷于“经验主义者”观点的人可以坚持认为，社会实验只有在未能产生确定结果时才是失败的、当然，公社移民区的崩溃可以伪造或阐明某些假设。[60]
　　恩格斯将成功和持续性联系起来可能是正确的，而他特定的成功标准（财富和道德品质）可能是非常合理的。然而，比起恩格斯自己所提供的根据，这种联系和这些标准似乎需要更多的理由。一些关于证据性的怀疑涉及他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证明他所选择的公社是成功的各种尝试。他的证据和他的解释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是有问题的。
　　并非恩格斯的所有证据看起来都是恰当的比较。例如，在讨论财富时，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公社资源的描述，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些仍然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劳动的邻居的相对贫困。例如，除非我们对它们的邻居（一个适当划定的群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有所了解，否则知道分离派成员有一个麻纺厂、一个制革厂和两个锯木厂是没有帮助的。[61]这些证据可能难以获得，但只要这些证据缺位，恩格斯关于比较意义上的物质成功的说法就仍然得不到支持。
　　也不是恩格斯的所有其他证据都是无可置疑的。例如关于共产主义者道德优越性的证据，他认为（10个）震教徒移民区中没有一个人犯罪人狱。[62]恩格斯大概是说，在当代刑事司法制度下，没有震教徒恶棍会受到惩罚（并且，举例来说，并非是震教徒恶棍一直成功逃脱了抓捕）。然而，据了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例如，在1835年，一位名叫内森·夏普（Nathan Sharp）的震教徒携一匹贵重的马、马具和随后估价约10000美元的现金潜逃。[63]人们可能认为恩格斯无法获得这种证据，但这个特殊的例子恰恰是因为在他自己的资料来源之一，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James Silk Buckingham）的游记中出现而被提供的。[64]
　　这种夸大证据的主张的倾向也出现在其他地方。例如，恩格斯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和充裕性的联系得到了美国共产主义经验的证实；在存在了10年或15年之后，这些计划性公社被称为是“极其富有的”，以至于它们的成员“想要得到的应有尽有，而且比它们能够消费掉的东西还要多”[65]。满足持续性约束的4个现存公社中的基督教分离主义者（2个震教徒村庄、经济的协和派者以及分离派成员）可能拥有许多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涉及大量的经济紧缩、艰苦的体力劳动、文化同质性、独身和性别隔离、不自由的社会控制方法、统一的着装和全面的监管。认为这些生活包括人们可能（合理地）渴望的所有东西的提议似乎令人怀疑，因为人们可能（合理地）渴望更大的个人自主权、民主公社、休闲、性活动和融合、隐私、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等。此外，考虑到物质财富，我们应该注意查尔斯·诺德霍夫（Charles Nordhoff）的当代评论。他提到分离派成员并评论说，尽管他们比他们的邻居生活得更好，但这仍是“根据德国农民的观念”的一种舒适的生活，即共产主义社会成员没有挨饿，他们从极端辛劳中解脱了出来。[66]
　　此外，我们可能会质疑恩格斯对他所提供证据的解释。例如，作为共产主义成员道德优越性的证明，我们被告知他们在没有警察和监狱的情况下进行管理，而这些却是他们的邻居仍然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不接受其假定的含义的情况下认可这一事实的存在。没有警察和监狱可能并非个体共产主义社会成员优越的道德品质的证据、而是在这些移民区中所采用的其他的更不自由的社会控制方法的效力的证据。（例如，由震教徒所制度化的供认、同伴监督、全面的行为规则和对长辈的服从的体系。）[67]同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恶棍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罕见性可能不是违法犯罪稀少的证据、而是许多共产主义社会成员与既定当局之间不稳定关系的证据。尤其是基督教分离主义者，他们更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来处理异议，而不是利用既定的法律结构。[68]
　　恩格斯对公社成功的描述看来是有缺陷的。他不仅没有充分证明他的成功标准和持续性的作用，而且他的证据主张往往都是不准确的，并且可以采用另外的不同解释。

公社的困难


　　恩格斯认为，这些当代移民区几乎没有困难，而且这些很少的困难与它们的财产安排无关。这些说法都令人怀疑，并证实了他不愿批评共产主义者（除了在即将出现的宗教的问题上）。他不愿意承认这些移民区有任何不容易校正的困难，而我在这里提供了两个相比于恩格斯的不愿意的参照案例。恩格斯比他的消息人士，也比一些共产主义者更不情愿考虑公社的问题。
　　亚历山大·萨默维尔（Alexander Somerville）可以代表前者的基准。他是《晨间纪事报》（Morning Chronicle）（1842年12月13日）中的报告的匿名作者，该报告构成了恩格斯的主要的但非唯一的，关于英格兰汉普郡协和派的欧文主义移民区的信息来源。[69]萨默维尔几乎不是一个敌对的证人——欧文派随后将他的叙述转载成了一本小册予——但他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担忧，即欧文派对外部雇佣劳动的依赖，繁重农业劳作对于他们成员的不适当，以及在产生任何收入之前发生的他们的公社设施的支出。[70]恩格斯既没有报告也没有回应这些担忧。
　　霍普代尔协会可以代表后者的基准，霍普代尔协会在它的章程的序言中对其准成员提出了警告，说公社生活“充满了负担、焦虑和辛劳”，而只有“真挚的”和“忠实的”人才能“愉快地”[71]忍受这些东西。同样，恩格斯没有表达任何类似的认识，即认为公社生活在除了其优势之外可能还存在负担。此外，他不愿意承认任何可能与移民区的财产安排相关联的问题。然而，从方法论上讲，似乎没有充分理由提前排除财产关系作为公社困难的潜在来源；而且，从经验上讲，与独身和内部民主问题相比，财产关系确实成为许多公社困难的核心。[72]例如，在讨论基督教分离主义者所经历的困难时，要考虑到恩格斯在看待“财产的公有"时，将其视为像对于公社困难的一种可能解释一样隔离起来的、难以获得的倾向。
　　恩格斯承认震教徒在吸引新成员方面存在困难，但将此归咎于他们对于独身的神学上的启发性的承诺，[73]相反，我们被告知他们的各种宗教观点“同财产公有的学说是毫无关系的”[74]。这最后一个说法似乎是不可信的，因为与其他基督教分离主义者一样，震教徒为“财产的共有”辩护，理由是他们因此遵循基督和早期基督教会的做法。[75]此外，财产是许多震教徒争议的核心，包括许多将公社财产暴露于分离主义者的主张之下的政治和法律的企图。[76]
　　恩格斯在对协和派者的描述中承认了1832年的分裂，这个分裂是由具有魅力的移民“莱昂伯爵”——实际上是伯恩哈德·穆勒（Bernhard Muller）——所领导的，他“煽动”了一些成员反对他们的精神领袖拉普（Rapp）。[77]然而，从这一描述中，人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财产安排是这一争端的核心，并形成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协和派者抱怨的主题。特别是，许多协和派者反对在1818年对于（债务书》（Book of Debts）的破坏，其中详细说明了其成员的个人贡献，以及据称用于确保在1826—1827年的《联盟条款》（Articles of Association）中达成的中止离开公社时返还财产的权利的协议。
　　最后，分离派成员被描绘为通过采纳“财产的公有”方式，已经从公社的困难中解脱出来，而他们最初的关于私有财产的承诺受到威胁说会使他们变得“一贫如洗”[78]。从恩格斯的叙述来看，人们永远不会意识到俄亥俄运河和伊利运河的修建在改变分离派成员早期经济命运中的核心的意外作用。[79]恩格斯也不承认财产在随后的公社内部，以及在公社和分离主义者之间的争端中的作用。这些财产纠纷有时采取法律的形式，由前成员提起的诉讼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而当时该协会的协议条款得到了维护。[80]
　　恩格斯对公社困难的处理看起来是有缺陷的。与他的消息来源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成员本身相比，他太不愿意承认公社的问题。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他都不愿意考虑这些问题是否与他们的经济安排有关。

欧文主义的热情


　　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恩格斯并没有明确地论述特定公有社会安排的相对优点，但是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伴随着恩格斯对“宗教”移民区的敌意的，还有其对英国协和派欧文主义公社的热情。[81]这些欧文主义的倾向似乎与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无关，因为他的样本中的所有公社似乎都不仅仅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而且，在特定的公有社会安排之间作出决定对于他的直接受众来说也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恩格斯在其他地方解释说，现在判断德国是像英国人那样走一条公有社会的路线以达到共产主义，还是像法国人可能会做的那样走一条非公有社会的路线以达到共产主义，还为时尚早。[82]）然而，协和公社比这些免责声明可能暗示的要重要得多。这是唯一提到的可以预先对恩格斯的核心主张，即尽管公有社会的成功是现实的，但却是美国独特的条件和/或宗教热情的产物，作出明显回应的移民区。如果没有协和公社，恩格斯的经验证据似乎无法直接支撑他自己所支持的世俗欧洲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在协和公社中的这种自信的基础，以及后者作为基于共同财产的世俗公社的典范的适当性。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持续性是公社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83]然而，协和公社是一个相对较新且未经验证的移民区：它始建于1839年；它的公社建筑直到1841年才开始建造；它尚未召集到超过50名成年成员；它的农业生产依赖外部的雇佣劳动；它在经济上依赖外部支持者的贷款和捐赠。[8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想要参考过去在美国和英国的欧文主义移民区的记录，作为未来可能蓬勃发展的指南。但是这记录读起来让人沮丧。早期的欧文主义公社往往很短命，在债务和分歧（关于经济和政治基础）的双重负担下瓦解了。[85]很难知道恩格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以前的尝试，或者他是否已经了解这些，但并未反思它们可能破坏他对于协和公社的热情的方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关早期欧文主义移民区命运的信息是可以获得的，并且这个证据应该让他在认为下一个移民区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之前有所迟疑。[86]
　　此外，恩格斯将协和公社描述为基于共同财产的世俗公社中的两个要素都是有问题的。他将英国社会主义者描述为“几乎都不信教”[87]。然而，欧文主义运动在宗教上比这种描述更为复杂。[88]无神论者确实存在——查尔斯·索斯韦尔（Charles Southwell）是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但他们总是少数。欧文本人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尽管他对组织化的宗教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他（1816年后）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他的目标。在更广泛的运动中，许多人认为欧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且其热情地改造了基督教语言和仪式（有社会传教士、命名仪式和葬礼，以及使用一本《社会赞美诗》（Social Hymns）的以基督教事业为模型的集会）。[89]
　　欧文主义公社反映了大量的复杂性。协和公社虽然缺乏加入其中的宗教考验，但将其成员描述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90]是错误的。一些成员有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并且，根据他们的教派偏好，加入了东泰瑟利（East Tytherly）当地的教堂或小教堂。[91]这一公社还包括贵格会信徒。[92]更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似乎已经普遍存在。约翰·芬奇（John Finch），一位副州长和公社管理者，明确地将社会主义与地上的天国联系起来，并将欧文视为先知，认为他的出现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降临。[93]在协和公社会堂（移民区的中心建筑）建立之际，一个山墙的末端刻上了“C.M.1841”——这一首字母缩写代表着千禧年的开始。[94]
　　协和公社的财产安排也很复杂，但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基于共同财产的移民区。顺便提一下，恩格斯提到了一些内部的“误会和不满”，这是因为其成员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95]。然而，他低估了这里的复杂性及其对自己立场的影响。[96]大部分土地由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艾萨克·里昂·戈德斯米德（Isaac Lyon Goldsmid）爵士私人拥有，他以现行的农业价格将土地出租给罗伯特·欧文和其他三人99年，而在这期限之后土地将会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欧文打算用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包括一所学校和付费旅客）的利润来资助公社建设和运营。与此同时——事实证明，由于公社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获利，因此只有“同时”——其财务负担是由一家股份公司的大部分不成功的尝试，欧文的富有的支持者们的贷款，以及欧文主义者中普通成员的经常是不情愿的贡献所承担的。[97]在移民区事务上，欧文个人的和制度上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并且他最终的退出加速了伴随着巨额债务的移民区的崩溃，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大部分合理性社会（Rational Society）的垮台，协和公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持续了大约七年。
　　恩格斯的欧文主义热情看起来是放错了地方。考虑到协和公社的短暂存在和欧文主义者的记录，恩格斯关于协和公社的反对者们“没有可能去庆祝公社的垮台”的信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同时移民区本身似乎不适合作为一个基于共同财产的世俗公社的标志性角色。[98]

恩格斯的时机选择


　　恩格斯自信地预言，这些特定的公有移民区不仅会有一个漫长而幸福的未来，而且它们的例子也会被广泛复制。在美国这个“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精神”的人群“不再愿意为少数靠人民的劳动养活的富人当奴隶”的地方，他预测“财产公有不久将在他们的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现”。[99]
　　这些预测的证据基础似乎很薄弱；尤其是，恩格斯是以规模微小样本和接触到的最近情况为基础进行预测的，这与他对公有社会主义未来繁荣的巨大期望之间存在着鲜明对比。恩格斯预计在美国，公有财产即将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预计的基础是14个移民区，其中12个据说是现存的（2个早先的移民区已被协和派者连续占领），而且，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夸大了它们的人口），其最多容纳了几千人。而且，这些小样本大部分都是最近才有的。如果我们排除掉基督教分离主义者，那么剩下的8个移民区中没有一个成立超过三年。1841年成立了1个（Brook Farm），1842年成立了4个（Teutonia，Hopedale，Social Reform Unity，and the Northampton Association），1843年成立了3个（Skancateles Community，Sylvania Association，and Hunt's Colony）。简而言之，恩格斯的公社样本看起来太小，而且距离其成立的时间太短，这都使得他对即将到来的公有社会的统治的预言变得可信。恩格斯预言的后续准确性也令人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同时代移民区的历史命运并不广为人知，而且还因为他引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宗教与公社的成功之间的关系（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有时人们声称，公社实验是在波动中发生的，其通常与某种经济周期相一致。[100]无论人们对这个更宽泛的经验问题持何种观点，并以此支持在整个19世纪建立公社，毫无疑问的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公社展现了特别繁荣的景象。许多新的移民区形成了，而且已建立的公有社会团体也经历了一个复兴。[101]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1841至1850年间在美国建立了60个新公社，比19世纪的任何其他十年都多，其中47个公社是在1841至1845年间建立的。[102]然而，恩格斯对公有社会的热情似乎在这一特定的由繁荣走向崩溃的时刻达到了顶峰。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提到的大多数公社的倒塌速度惊人。恩格斯不知道，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文中尚存的12个公社中有3个已经解散了：条顿尼亚（Teutonia）已经持续了两年（1842—1844），社会改革联盟（Social Reform Unity）持续还不到一年（1842—1843），西尔瓦尼亚协会（Sylvania Association）已经持续了一年多（1843—1844）。后两个经历了典型的傅立叶主义公社浪潮，它们遭受了投资不足、农业知识匮乏、成员筛选不足和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研究该运动的现代历史学家用优雅精确的散文描述了它们相似的命运一成员们“在解散前”遭受了大约一年的“寒冷和饥饿”[103]。在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三年之后，他提到的另外4个美国公社也解散了：斯卡内泰尔斯（Skaneateles）持续了三年（1843—1846），布鲁克农场（BrookFarm）以各种形式持续了六年（1841—1847），北安普敦协会（Northampton Association）持续了四年（1842—1846），亨特的聚居地（Hunt’s Colony）持续了三年（1843—1846）。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内，恩格斯文中提到的最初的12个公社只剩下了5个：霍普代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移民区（1842—1867），经济的协和派移民区（Harmonist settlement at Economy）（1824—1905），分离派的移民区（1817—1898），以及2个震教徒村庄—普莱森特希尔（PleasantHill）（1806—1910）和新黎巴嫩（New Lebanon）（1787—1947）。[104]
　　恩格斯对公有社会的信心的基础薄弱，这反映在他的样本的规模和寿命上，并且这种信心的基础薄弱在随后的事件中暴露无遗。随着公社由繁荣转向崩溃，他最初的12个移民区中只剩下5名幸存者。这一历史证据使恩格斯对公有社会主义的进步的自信预言破灭了。此外，由于在他的样本中仅有的幸存了一代或更长时间的公社具有的宗教基础，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即我现在将要转向的公社的成功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

宗教


　　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确实论述了宗教与公社的成功之间的关系。[105]他说这些移民区大部分是由宗教派别建立的，他们的成员“对各种事物往往持有十分愚蠢而荒唐的观点”，但他坚持认为这些宗教基础不会破坏它们作为支持世俗共产主义的证据的可接受性。[106]他的主张的清晰性和合理性都可能受到质疑。
　　恩格斯的观点尚不清楚，因为他在关于宗教对公社成功的影响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说着模棱两可的话。他有时认为公社的成功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声称“至于用事实来证明公有是可行的那些人究竟是信一个神，信十二个神，还是根本不信神，这显然也无关紧要”[107]③。他有时还认为宗教信仰阻碍了公社的成功；声称“尽管”成功的公社有宗教信仰，但没有这种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108]恩格斯没有在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把宗教信仰视为无关紧要的和认为宗教信仰对公有社会的成功有害的观点之间轮流转换。
　　无论是哪种解读，恩格斯的观点都是不可信的。简而言之，在这种公有社会的背景之下，很难对他那种对宗教信仰的无关性或危害性的论断具有信心。他的主张既没有得到他自己的移民区样本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现有的更广泛的历史证据的支持。
　　关于恩格斯自己的样本，其中只有5个移民区的存在超过了10年。（要记住，对于公社的成功来说，寿命尽管不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10年被认为是等待物质富足出现的最短时问。）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基督教分离主义者的移民区：经济的协和派移民区（1824—1905）和分离派的移民区（1817——1898）持续了81年；而普莱森特希尔（1806—1910）和新黎巴嫩（1787—1947）这两个震教徒村庄分别持续了104年和160年。唯一持续时间超过10年的其他移民区是霍普代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移民区（1842—1867），该公社有着对成员资格的宗教考验，存在了25年。
　　长期存在的19世纪的公社拥有宗教基础并不是恩格斯的小样本中的怪事。这种相关性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历史证据的证实，而且这些证据现在已经经受了社会科学的检查。也许最著名的现代研究调查了1776至1900年间的143个美国公社（其中71个被划分为宗教公社，72个被划分为非宗教公社），以便发现哪些因素影响了移民区的生存概率。它得出的结论是，宗教对于公社的寿命有着“显著的”贡献。”[109]不应夸大相关统计和其他分析的程度，但有一种共识，即如果对19世纪公社移民区的任何经验概括都是肯定的，那么拥有宗教基础就是其长寿的一个必要（如果不充分的话）条件。
　　因此，恩格斯对宗教信仰与公社的成功之间关系的描述是有问题的。他在关于这一关系的两种不同的叙述之间含糊其词，而这些叙述都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无论是来自他自己的样本，还是来自现在可接受社会科学检查的更广泛的证据。

过度延伸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质疑了恩格斯对这些公社移民区的理解的几个方面。现在、出于论证的目的，我会抛开这些疑虑，并假设这些公社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也就是说，它们建立在共同财产的基础上，在财富和道德品质上比它们的由私人拥有财产的邻居更优越。我这样做是为了检验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合理。
　　恩格斯解释说，公社的成功是共同财产安排的结果，然而，这种联系是假定的而不是被证明的，其他的解释看起来同样是合理的。有趣的是，恩格斯的一些消息来源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例如，萨默维尔对于协和公社的农业成就给予了热情的描述，称赞“社会主义芜菁”比仍处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劳动的邻近的根菜更优秀。然而，他明确认为这些结果不是欧文主义者的财产安排导致的，而是由于他们采用了科学的农业技术（石灰、液体肥料、良好的挖沟和种植的使用）和公平的雇佣（他们从公社外部雇佣的劳动力都被比较好地对待，且酬劳优厚）。事实上，萨默维尔对那些反对欧文主义者的当权派成员（“贵族、绅士、神职人员”）的政治建议是，他们应该开始证明“良好的农业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附属物”[110]。同样，哈丽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在访问了震教徒和协和派者的移民区后认为，公社中的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愿意去“完成自己的劳动份额”，以及公共农业的一定规模的经济效益（相对于基于个体家庭的邻近地区的农业来说），是公有社会财富的关键决定因素。[111]在“旧世界”中，普遍的职业道德和成规模的经济效益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被视为一个开放而重要的问题。[112]恩格斯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去思考：或者这些关于成功的其他解释（科学农学、职业道德、规模经济等）是不可信的，或者这些因素本身就依赖于共同财产。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公有社会的成功是否如他所假定的，必然与“财产共同体”有关。
　　根据他的调查证据，恩格斯在总结我称之为“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可行的”之时还过度夸大了他自己。显然，如果他打算表明繁荣的公有社会移民区的存在确立了全社会共产主义的非公有社会形式的可行性，那他就错了。（当然，法国被认为可能以非公有社会的形式采取全社会共产主义，）不太明显的是，恩格斯也错误地认为，繁荣的公有社会移民区的存在确立了全社会共产主义的公有社会版本的可行性。特别是，在更广阔的非公有社会环境中的繁荣的公有移民区的存在，并不能确立完全由公有移民区组成的社会的可行性。
　　对于这种不太明显的主张，有一种思考方式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成熟的观点颠倒过来，即因为它们所处的更广泛的非公有社会（资本主义）环境以某种方式腐蚀了它们，所以公有社会主义的小岛失败了。论证的颠倒的版本表明，在这些公有社会主义的小岛成功的地方，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同样的环境的支持。[113]
　　我认为这个论证的颠倒的版本似乎是合理的，而且它削弱了恩格斯关于可行性的结论。要了解这里的合理性，请考虑三种机制，它们有助于解释公有社会的成功，但它们本身依赖更广泛的非公有社会的环境的存在。
　　共产主义社会成员通常依赖正式和非正式的选拔程序，这有助于确保成员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和动力。自我选择是这里的故事的一部分，但一些移民区也有着大量的正式程序。例如，霍普代尔试图吸引勤劳、自力更生和节俭的基督徒。想要成为成员的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关于他们的教育、技能和财务状况），然后才被考虑（通过投票）拥有成员资格；他们还必须保证支持实践基督教标准，并且（通常）必须花一年的试用期来证明他们对现有成员的效用和兼容性。[114]不合适的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排除在全社会的共产主义安排之外的！
　　此外，共产主义社会成员通常依赖更广泛（非公有的）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支持网络。例如，分离派成员从贵格会教徒那里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祝福”，贵格会教徒最初把分离派成员视为信仰同样宗教的人，资助他们从德国移民，在抵达美国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并在资金上支持他们随后的土地购买和移民区建设。[115]同样，北安普敦协会依靠废奴主义者的关系网络来为他们的丝绸产品寻找顾客（在废奴主义者的杂志上做广告，利用废奴主义演讲者携带样品，等等），并为他们的学校（每年收取100美元费用，这提供了重要的现金收入）提供儿童——包括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那些孩子。[116]
　　最后，共产主义社会成员通常依赖外部（和非公有的）市场来进行“进口”和“出口”，因此，一些人会争辩说，他们是搭了更广阔环境的效率和创新的便车。[117]不应低估这种商业互动的规模，例如，在1814至1824年间，协和派者与22个州和10个外国国家进行了贸易（销售各种商品，包括威士忌、棉布、绳索鞋和皮革制品，并采用金色玫瑰的千禧年象征作为他们的商标）。[118]也许这种依赖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共产主义社会成员使用外部的雇佣劳动。欧文主义者批评竞争对于品格的影响，但利用外部雇佣劳动力来做其成员缺乏技能和耐力的繁重农业工作。[119]震教徒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外部雇佣劳动。查尔斯·诺德霍夫在1875年所写的文章中发现个别的震教徒村庄雇用了多达75名雇佣工人。[120]并且分离派依赖“巴比伦”来提供50名寄宿在公社宿舍中的外来工人。[121]
　　恩格斯在他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自信地预测，财产的公有将很快覆盖美国的“很大一部分”[122]。他不明白这样的扩张可能会有限制，即正是因为成功的公有移民区需要一个更广阔的非公有制环境来使其浸泡在其中才可能。简而言之，他在更广阔的非公有社会中存在的小规模的公社实验的基础上，不谨慎地得出了关于全社会的公社式安排的可行性结论。显然，成功的公有社会移民区的存在不能证明非公有社会版本的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此外，更不明显的是，如果这些公有社会的共产主义小岛在某时某地获得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受到包围它们的更广阔的非公有社会的海洋的支持，那么这些公有社会移民区的存在就不能证实全社会的公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结束语


　　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有社会主义的论述是一种始终充满敌意的论述，其以否定和不屑的态度来看待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理论和实践努力。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个短暂时期内，恩格斯对公社移民区持一种更加开放和同情的态度，尤其是，他坚持认为，一个计划性的公社网络既可以构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手段，也可以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制度形式。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恩格斯向之前对这些移民区一无所知的德国观众们展现了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大约15个各种各样的计划性公社群体的信息，试图“完全和彻底地”消除他们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怀疑的观点。[123]
　　我试图引起人们对恩格斯早期的思想发展中这个鲜为人知的“共产主义时刻”的关注，并提供一些特性描述。此外，我试图阐明19世纪公有社会主义的一些有趣的复杂性，并对证明共产主义可行性的强有力的策略提出一些质疑。最明显的是，我表明恩格斯低估了公有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引入了几个关于《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的重要关注领域。
　　这场讨论导致的结果，是使人们对于恩格斯对在美国和英格兰同时代的计划性公社的存在和繁荣的直白呼吁的成功，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事实证明，生长在汉普郡白垩丘陵上的欧文主义的芜菁的体积和健壮对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所提供的支持，比起年轻的恩格斯所想象的来说要少得多。

致谢


　　我要感谢卢辛达·拉姆齐（Lucinda Rumsey），玛丽·迪茨（MaryDictz）和两位匿名的政治理论的评判人对于本文草稿所提出的有益性评论。我还要感谢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邦妮·霍宁（Bonnie Honig）、莱曼·塔尔·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和马克·斯蒂尔斯（Marc Stears）对我早先提出的相关想法作出的鼓励性回应。



* 大卫·利奥波德（David Leopold），牛津大学政治理论系的讲席教授，牛津曼斯非尔德学院研究员，著有《威廉·莫里斯的无处可逃的新闻》《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现代政治与人类繁荣》等。本文选自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期刊第40卷第3期（2012年6月）。

** 陈辞达，哲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3页。恩格斯正在解释《晨间纪事报》中关于协和公社的报告，这是一个位于英格兰汉普郡的欧文主义公社，这篇报告是由“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One Who Whistledat the Plough）”所写的。《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的参考文献提供了两个页码，分别是Marx Engels Werke（下文简称MEW）（Berlin：Dictz Verlag，1957—1968，2，pp.521—535）和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ts （下文简称MECW）（London：Lawrence &Wishart，1975—2005，4，pp.215—228）

[2] 我所用的“Marxian”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非那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3] 我更喜欢“移民区（settlements）”而不是“殖民地（colonics）”（“Ansiedlungen”的MECW版的翻译）。后者具有不适当的欧文主义的关联（例如“home colonies”），并且误导性地暗示其与宗主国的关联。

[4] 关于其更正式的定义，请参见萨金特（L.T.Sargent）的《重新审视乌托邦主义的三面》（L.T.Sargent，“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in Utopian Studies.voL 5，na.1.1994，14ff.，and p.30n22）；以及《21世纪的计划性公社理论》〔L.T.Sargent，“ThecrisingIntentional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Y.Ovedl and E.B.Rafael（ed.），The Communal Idea in the Tuenty-First Century，Leiden：Brill，2012〕.

[5] 参见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9页。

[6] 我指的是描述而不是赞同这一论点。参见D.Leopold，“The Structure of Marx and Engels”，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XXVⅠ/3，2005，pp.465—466。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3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4—65页。

[9] 对于后者，参见利奥波德的《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 and Engels's Considered Account”）中的详细论述。

[10] 我所谓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指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详细描绘视为一项重要而合法的事业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一定义的阐述和辩护，参见利奥波德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中的详细论述（第446—450页）。

[11] 关于这一主张的阐述和辩护，参见D.Leopold.The Young Karl Marx，German Philosophy，Modern Politics，and Human Flourish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2—293.

[12] 参见《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3] 参见G.Stedman Jones，“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in Eric J.Hobsbawm（ed.），The History of Marxim，volume one；Marxism in Marx's Da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299.

[14] 参见恩格斯最著名的《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5] 参见Moses Hess，Briefurchsel，ESilberner（ed.）.The Hague：Mouton & Ca.，1959，p.103.

[16] 参见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史》（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on）中的有趣论述。

[17] 关于恩格斯的资料来源于利奥波德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恩格斯与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公社移民区》（D.Leopold，“All Tell the Same Tale；The Young Engels and Communal Settlements in America and England”，in Marx-Eugels-Jahrbuch 2009，Berlin；Akademie Verlag.2010.pp.7—46。

[18] 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9页。

[19] 《德国公民手册》1846年的第二期（最后一期）包含了恩格斯对傅立叶论贸易片段的翻译。

[20]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21]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22]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1页。此外，还请参阅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9页。

[23] 关于理想与可行性之间关系的某些自由主义观点，参见D.Leopold，“A.Cautious Embrace；Reflections on （Left） Liberalism and Utopia"，in B..Jackson and M.Stears （ed.），Liberalismas Ideology：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Freed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9—33。

[24] 关于邻近的区别，参见A。E.Buchanan，Justice，Legitimacy，and Sel f—Determi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8 fn.44；E.O.Wrigh.Envisioning Real Utopias，London：Verso，2010，pp.20—25。

[25] 关于可及性，参见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4页。

[26]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

[27]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1页。

[28]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恩格斯没有注意到，他举的一个例子一一纽约一家酒店的蒸汽清洁靴——让人对于共产主义是克服“肮脏的工作”问题的必要条件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

[29]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221页。

[30]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

[31]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2页。

[32]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1页。

[33]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221页。

[34] “分离主义者”指的是与“世界人民”相分离的震教徒，以及与作为宗教复兴手段的路德教会相分离的协和派和分离派成员。

[35]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3页。

[36]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37]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8页。

[38]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9页。

[39]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40]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9页。

[41]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0页。对于不准确性，参见利奥波德《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恩格斯与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公社移民区》，第41—44页。

[42]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3页。

[43]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6页。

[44]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236页。

[45]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5页。

[46]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3页。

[47]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5页。

[48]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页。

[49]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商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50] 关于所有权事件，参见A.M.Honort，“Oweership”，in A.G.Guest （ed.），Oxford Esays in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07—147；以及S.R.Munzer，A.Theory of Proper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2—23。

[51] 对于恩格斯所忽视的那种阐述，参见赖特（Wright）的《想象真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ropias），第113—117页。

[52] 参见Clark，The Communitarian Mome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p，58.100.

[53] 克拉克的《公有社会的时刻》（第108页）中所引用的威廉·巴西特（William Bassett）的话。

[54] Appendix to The Conuzitution.By-Laus and Regulations of Fruternal Community Number One.Hcpedale.1845.

[55] A.Brisbane，Association，New York：Greeley & McElrath，1843.p.30.美国傅立叶主义者更倾向于被称为“联盟主义者”，以表明他们在接受傅立叶的联盟理论的同时，并没有接受他关于家庭、性和形而上学的更“投机”的观点。

[56] A.Brisbane，Association，New York；Greeley & McElrath，1843.p.30.

[57] A.Brisbane，Association，New York，Greeley & McElrath.1843，p.9.

[58] 参见Wagner，“Suecess in Intentional Communities：The Problem of Evaluation”，in Communal Societies5，1985.pp89—100.

[59] 参见D.E.Pitzer.“Developmental Communalism：An Alternative Approsch to CommunalStudies”，in D.Hardy and L Davidson （ed.），Utopians Thought and Communal Experience，London：Middlesex Polytechnic.1989，pp.68—76；D.E.Pitzer，“Introduction”，in D.E.Pitzer（ed.）.America's Communal Utopiu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pp.3—13。

[60] 参见A.E.Bestor Jr.，Bachwoods Utopi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0.pp.13—14，15—16，18—19，69，135，152.

[61]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商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9页。

[62]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63] 参见S.J.Stein，The Shaker Experience in Americ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3—144.

[64] 关于白金汉，参见利奥波德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恩格斯与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公社移民区），第30，43页。

[65]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2页。

[66] 参见C.Nordhoff，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of the United Seates，New York，Dover，1966，PP109—110（1875年首次出版）。

[67] 例如，参见在安德鲁斯（E.D.Andrews）处重现的千禧年法则（Millennial Laws），The People Called Shakers，New York：Dover，1963，pp.251—289。

[68] 震教徒的惩罚包括取消特权和转移到其他村庄。参见约瑟夫。斯林格兰（Joseph Slingerland）在Stein 中的命运，The Shaker Experience，pp.280，283—284，494 n.83.

[69] 参见Somerville.The Whistler at the Plough，Lendon：Merlin.1989，pp105—115。关于Somerville，参见Leopold.“All Tell the Same Tale”，pp.32—35，39—40。

[70] 萨默维尔的报告出版为A Joursry to Harmony Hal，Hamps Aire，London；J.Wotham，1842，绝妙的敌对证明可参见R.J.Reid，Expesarr of Suciatiom：A Refuation of the Letter on Harmony Hall by “Oke who has Whistled at the Plough”，London：W.Strangr，1843，p.71.

[71] “Prelatory Statement”，Conutinution，By-Laws and Regulations.

[72] 在这里；我将广泛讨论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叛教者之间的内部争端，与非成员的冲突还涉及：兵役（或提供替代品）、离婚（当只有一个伴侣加入时），以及儿童契约。

[73] 关于震教徒的独身，参见J.Crosthwaite，“A White and Seamless Robe，Celibacy and Equality in Shaker Art and Theology”，in Calby Library Quarterly 25，1989，pp188—198；以及G.R.Wergland，One Shaker Life.Isear Neuton Youngs，1793—1865，Amberst：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6.pp.3—7.

[74]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肖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0页。

[75] 参见Andrews.The People Called Shakers，pp.97—103.

[76] 参见R M.Stein，"A Sect Apart：A History of the Legal Troubles of the Shakers"，in Arizo—n Law Review 23，1981.p362—387.

[77]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穆勒一一不顾一切地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和拥有点金石——领导了一个分离的团体（“离婚”结算价为105000美元），并建立了“新费城社会”（New Philadelphia Society）。后者的失败被指述为与基本经济原则无关的“管理不善”的结果。

[78]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8页。

[79] 分离派成员赢得了一份建造运诃的一部分的合同，使他们能够偿还贷款，随后将面粉和铁矿石运到报酬丰厚但地理位置通远的市场，参见K.M.Ferrander.A Simgular People.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7.

[80] 在戈塞尔（Gorsele）诉比勒（Bimeler）案中，55U.S.589（1852），法院将比勒描述为一个“正直和道德”的人，而分离派成员作为“道德的，宗教的和勤劳的人”，他们通过“伟大的工业，经济，良好的管理和能源”比他们的邻居更繁荣。

[81] 在其他地方，恩格斯赞同“罗伯特·欧文的提议（Vorschlage）”是公有社会计划中“最实际和最完善的”。（参见恩格斯《在爱北坚特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2页。

[82] 参见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3页。

[83]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2页。

[84] 恩格斯建议公社“超过100名成员”，但是罗伊尔（Royle）可信地证实其所拥有的成员人数在1844—1845年达到了54个成年人（总共90人）的高峰，（E.Royle，Robert Owen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illenniu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Appendix III.table 6.p.251）

[85]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新协和公社的实验（1825—1827）吞噶了欧文五分之四的财产，然后分崩离析。其他短命的美国欧文主义移民区包括Yellow Springs，Greene County，Ohio （1825—1826）；Franklin （or Haverstraw），Rockland County，New York （1826年 5—10月）；Forestville （or Coxackie），Greene County，New York （1825—1827）；Friendly Association for Mutual Interests （or ValleyForge），Chester County，Pennsylvania （1826 年1—9月）；以及Blue Spring，Moaroc County，Indian（1826—1827）。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欧文主义移民区包括Cooperative and Economical Society，Spa Fields.Clerkenwell （1821—1823）；Orbiston.Lannrkshire，Scotland（1826—1827）；Ralahine，Cork，Ireland （1831—1833）；Manca Fen，Cambridgeshire （1838—1841）；以及Socicty of United Friends，Pant Glas.Merionethshire，Wales（1840—1840）。

[86] 例如，亨内尔（M.Hennell）的《在合作原则上建立的各种社会制度和公社纲要》（An Outline ofthe Various Social Systems & Communities Which Harr Been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roperation：Lendon，Longman.1844.pp.109—13，132—36.142—47）所提到的New Harmo—ny，Orbiston，以及 Ralahine 三个移民区。该书首先作为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的《必需品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ecnsity，Lendon：Longman。1841）的附录出版。

[87]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

[88] 参见J.F.C Harrison.Robert Ours and the Our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il.1969,pp.91—139。

[89] “社会制度”的一句鼓舞人心的诗句必将代表其余的东西：“这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享有共同的利益：在那里教派和政党是陌生的；在那里社会的将利己主义摧毁，”（Social Hymina for the Use of the Friendls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Leeds：J.Hobson.1840.no.3）

[90] 同样，北安普敦协会（Northampeon Association）和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都没有进行过宗教考验，但都受到“外来主义”（Come-Outerism）的严重影响。“外来者”（Come-Outers）是来自某些传统的基督徒——贵格会教徒，侵礼会教徒，公理宗信徒和一神论者——他们认为从教堂中退出是向非教派团契迈进的一步。（参见Clark.The Commumitarian Moment，pp.42—46；S.F.Delano，Brook Far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23，64，244）

[91] 参见Somerville.The Whistler at the Plough，p.109。另参见在《新道德世界》（New MoralWorld）上的布道，2 October 1841，p.109.

[92] 例如凯瑟琳·哈根（Catherine Hagan）。参见摘自《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的信，26 March 1842，第311页。

[93] 参见J.Finch.The Milleotiums，Liverpool；Ross & Nightingale，1837，p17.另参见J.Finch，The Srum Seals Brulr Open，London；Rigby，1853。芬奇是恩格斯关于美国公社的主要（但非唯一）信息来源。关于芬奇，参见利奥波德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All Tell theSame Tale），pp.23—29，36—39。

[94] 参见G.J.Holyoake.A Visit to Harmony Hall！London：Hetherington，1844.p，7.

[95]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公社的困难又被描绘成共同财产实现不充分的结果。

[96]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5页。恩格斯后来（不准确地）宣称，协和公社的共产主义的“明确的品质”“没有落下任何可取的东西”。（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

[97] 参见Royle.Robert Ours，pp.74—83.

[98]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99]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2页。

[100] 例如，参见M.Barkun，“Communal Societies as Cyclical Phenomena”，in Communal Societies.4，1984，pp.35—49；B.J.L Berry，Americas Utopian Experiments：Communal Havensfrom Long-Wate Crises，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2.

[101] 参见Andrews.The Prople Called Shakers，1843.p.176.

[102] 参见O.Okugawa，“Annotaned List of Communal and Utopian Societies 1787—1919”，in R.S.Fogarty（ed.），Dictionury of Auerican Communal and Uropian History，Westport：Greenwood，1980，pp.173—233.

[103] C.J.Guarneri，The Utopian Alternarite，Ithaca，Cornell Ueiversity Press，1991，p.159.

[104] 震教徒的人口也可能在19世纪4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参见Bestor，Backuxds Utopias，p 59：Stein.The Shaker Experience，p.237）

[105] 路易斯·福伊尔（Lewris Feuer）错误地暗示恩格斯"回避”了这个问题。（参见L.S.Feuer，“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tist Colonies on Engels and Marx”，i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no.3，1966.p.464）

[106]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

[107]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2页。

[108]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

[109] 参见K.H.Stephan and G.E Suphan.Religion and the Survival of Utopian Communities，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oligion 12，no.1，1973，pp89—100.

[110] Somerville，The Whistler at the Plough，p.115.

[111] 参见H.Martinemu；Society in America，II.Lenden，Stunders & Otley，1837.p58。关于马蒂诺，参见Leopold.All Tell the Same Tale，pp 29，43—44。在几个公社中，女性与男性一起工作的作用至关重要。（参见Ferandez，A Singular Peopleop.94）考虑到性别问题在这些公有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兴趣，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问题没有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商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被讨论。

[112] 共产主义社会成员有时比他们的邻居工作更努力，工作更长时间。（参见Wergland，One Shakor Life，chaps.pp.10—12）

[113] 参见埃尔斯特（J.Elster）的有趣的评论，“从这里到那里：或者，如果合作所有制是如此可取，那么为什么合作者那么少"”（E.F.Paul，F.D.Miller Jr.，J.Pau （ed ），Socialim，D.Oxfcrd，Blackwell.1989.pp.96—98.另参见Wright.Emvisioning Read Utopias，pp239—240）。

[114] 参见E.K.Spann，Hopedale，Columbus，OH：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30.

[115] 参见K.H.Stephan and G.E.Stephan.“Religion and the Survival of Utopian Communities”.in Joe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2，na.1.1973，pp.89—100.

[116] 参见Clark，The Communitarian Moment，pp.117.153，169—70。关于北安普敦的丝绸生产，参见M.Senechal，“The Camel and the Needle.Silk and the Stetson Letters"，in C.Clarkand K.W.Buckley（ed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Utopia，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4，pp.199—238.

[117] 然而，另可参见安德鲁斯（Andrews）的震教徒发明清单（The Pieople Called Shakers，pp.113—114）.

[118] 参见K J.RArdt，“Gecrge Rapp's Harmony Society”，in Pitzer （ed.），America's Communul Utopias.p.68.

[119] 参见 Somerville，The Whistler at the Plough，pp，105—115，

[120] 参见Nordholf，The Commumistic Societies，p.256.

[121] 参见Fernandez，A Singular People，pp 35，110.

[122] 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32页。

[123] 参见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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