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作为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的建设性作用
〔德〕克里斯丁·维克维尔特 *
冯泽坤 ** 译 刘健 *** 校
可以说，在对马克思的一种思想进行自由修订的过程中，人们在先前理论的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理论，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也生产出了新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1]。同时，他们也放弃了业已成为认知障碍的理论的前提和轮廓。在德国三月革命前的时期，这种知识上的根本变革是很突出的。它带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瓶颈，并穿过这一瓶颈，抵达《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在手稿中，他们将后黑格尔哲学批判为意识形态，并反过来构想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这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不单纯是一种外部动力；更确切地说，它催生了概念上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既定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与其自身的前提和观点形成对立。它们在理论构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的发展以及他们理论的接受史中，这种作用则退居幕后：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常常不被视为一种自我反思和理论建构的方法，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暴露其理论与政治反对者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后来的评论也为这一解释作出了贡献。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也就是在起草《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前——就已经“大致完成了闹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2]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就像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一般，进入了世界舞台。
自1930年代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流传手稿已作为完整的、统一的著作被编辑，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被从起先零散保存的“费尔巴哈”一章中精选出来，这些都在编辑领域为这个意外降临的神话打下了基础。[3]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基础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打破了这种编辑惯例，并首次按照撰写和传播的本真形式呈现了包含在项目中的手稿。有鉴于这一新版本，在下文中，我们通过分析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详细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建设性作用。为此，本文首先概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起草过程，继而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一一这种反对意见在对意识形态的指控中达到了顶峰。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阐明这些手稿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建设性作用。
一、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撰写过程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性考察，以及马恩共同起草《神圣家族》之后，在《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上发表的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的两篇文章[4]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考察后黑格尔哲学，并间接重新考察了黑格尔的哲学。围绕黑格尔的遗产之战对他们而言显然还没有结束，对于马克思来说，此问题有时甚至比他计划实施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由赫斯于1845年11月议定的季刊的资助承诺便起了催化剂的作用。[5]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赫斯一道首先对青年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得到资助承诺后中断了已经开始的对鲍威尔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征》（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的批判，并转向施蒂纳于1844年10月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与此同时，赫斯开始为计划的季刊撰写对阿诺德·卢格的批判，并且把自己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修订为一篇关于宗教社会主义者格奥尔格·库尔曼（Georg Kuhlmann）的文章。此外，格奥尔格·韦尔特、卡尔·路德维希·伯奈斯（Karl Ludwig Bernays）、威廉·魏特林和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的文章也都应被列人季刊。[6]
在他们始于1845年10月的鲍威尔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然勾画了人类历史社会化的总体模式，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is on Feuerbach）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为此奠定了理论路线。根据这一模式，人类历史应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中推断出来，而国家的行为，“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宗教、哲学、道德等”，则可以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交往形式得到解释（第45页）。[7]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将这种历史观描述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8]他们将物质生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把握为一个历史—社会现实的现象，而它们彼此之间具有特殊联系。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施蒂纳章”中首次更确定地一更确切地说是结合施蒂纳的“教阶制”概念（第61—66页）[9]——反思了意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并非以固定的意识形态概念为前提，而是在论述中发展这一概念。施蒂纳的观点将他们引向了作为后黑格尔哲学核心的表象性的意识形式问题，从而超越了施蒂纳、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对意识过程的聚焦。他们按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论述方式，在所提出的唯物主义模式下，不仅发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各个主题领域（历史时代、财产等）的历史观。
还在撰写“施蒂纳章”时，他们于1846年2至3月决定在“引言”和“I.费尔巴哈”一章中归并他们的实证观点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他们分离了已写成的部分手稿，包括“施蒂纳章”中有关意识形态的段落，把它们放到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之前。[10]在此期间，他们同时还作出决定，将对后黑格尔哲学的考察扩展到对基于费尔巴哈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研究。由于他们对同时代理论的批判性评述已经增长到无法将他们的手稿在一卷中出版的程度，他们便自此一直在筹划两卷本的季刊。他们在从1846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考察“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同时，还完善了对付印稿“莱比锡议会”和“II.圣布鲁诺”中的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后者是他们中断的鲍威尔批判的新版本。特别是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除了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以外，可以假定所列手稿，包括赫斯、韦尔特、丹尼尔斯和伯奈斯的文稿，在1846年5月底已被运送到季刊的出版地威斯特法伦（Westfalen）。
在直到1846年7月中旬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两份隶属于“费尔巴哈章”誊清稿的片段，在其中他们根据当时的劳动分工程度概述了所有权形式的历史（第129—134页）[11]，并再次研究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与有关社会现实的相应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第135—139页）[12]。与此同时，他们还专门讨论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们从矛盾的意义上把握这种关系。从1846年6月初至7月中旬，他们为计划中的“费尔巴哈章”起草了三个记录下来的章节开头，其中，他们把后黑格尔哲学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从而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中心位置。[13]当他们的出版项目在1846年夏天失败时，他们决定在单独的两卷或一卷出版物中出版为季刊撰写的手稿。马克思在专为两卷出版物起草的“序言”中宣布，他将揭露青年黑格尔学派所进行的与“思想的统治”的虚假斗争，他认为此斗争反而显示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第3页）[14]。恩格斯从1847年1月至4月/5月撰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文集合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末撰写的手稿（第602—643页）。最迟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尝试发表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之后他们放弃了发表意图，将手稿听凭“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正如马克思后来讽刺地指出的那样。[15]马克思在1847年4月上旬发表的《驳卡尔·格律恩》（Erklärung gegen Karl Grün）中只提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标题，[16]这一迹象让我们看到，此时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具有中心性的价值。
上文概述的撰写过程清楚地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集合的核心关切并不是论述一个基本完成了的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更加遵循批判性出版物的陈述方式，而不是遵循自己的体系分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些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依靠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原则、施蒂纳的无中介个体的方法或是“我—你—统一”的费尔巴哈人类学都无法被解决。他们在唯物主义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对人类历史的实证解释，形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特定回应。他们以事实的历史进程为参照，将历史—社会现实构想为一个对象性中介的关系的整体，并且以具有身体需要性的、互动的诸个体的实践—对象性活动为基础来理解上述整体。这一客观变化使他们将后黑格尔哲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使得意识形态批判促进了他们历史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撰写过程已经表明，意识形态批判与理论建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
我们应该首先以对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17]的批判为出发点，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这种批判预先设定了他们的历史观念的实证解释，以及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确定的语义学上的占用。[18]马克思和恩格斯总体上将“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德国的一种文学运动，这种运动将从法国和英国共产主义中摘引的观念，与德国哲学的前提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联系起来，但它缺乏与法国和英国相当的社会基础。[19]这种标签化显然迎合了例如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或莫泽斯·赫斯这样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自我理解，赫斯指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应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才能在共产主义意义上取得实践成果。[20]格律恩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21]赫斯和格律恩都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实践导向的理论，旨在“扬弃无产阶级、劳动的组织化、社会化”，为此，它不仅需要针对社会的科学，而且需要感性、感觉、痛苦意识和审美的中介。[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反对自我指涉的历史过程的论证模式。青年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和哲学的结合，同时也努力为共产主义观点建构一个坚实的哲学论证框架。[23]在这方面，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试图在后黑格尔时期的异化和对象化辩证法框架内重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涉及的解放和财产问题。他以劳动及其对象性形式即财产为基础，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代表“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4]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需求和技能的发展如诸个体的相互交换一样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认为，为了实现这样的社会，需要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5]。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哲学这种“超越”历史的意识已经预料到的.[26]在此，马克思从对事实历史的哲学反思中得出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意对这种哲学内在的论证模式进行了根本的批判。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与自己先前的立场拉开距离，这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被视为一种间接的自我批判，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种对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27]的清算。
为了把握表现形态各异的同时代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对不同的主题领域（哲学、历史学、宗教）[28]以及不同的地方学术圈子进行了研究。与他们同时代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例如莫泽斯·赫斯、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奥托·吕宁（Otto Lining）或赫尔曼·克利盖（HermannKriege），他们有时会与后者合作，有时也会批判发表自己文章的杂志和报纸，[29]批判所倾向的主题包括：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受，关于生产和消费或劳动和享受的统一财产问题，以及将宗教用于社会主义目的的讨论。恩格斯在最后写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中还探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文学和诗歌。在下文中首先研究其中主要针对此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事实性的反对意见（除去剽窃指控以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莱茵年鉴》和卡尔·格律恩将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历史背景中分离出来，并将其解释为单纯的抽象理论或原则（第518—519页）。相较于将其视为某些确定历史关系的表达，他们将这些方向视为教条主义的体系，并与之斗争（第521—522页）。[30]他们对这里所说的去历史化或去语境化，即“所有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是“时代的需要”（第522页）提出异议，并因此联结了黑格尔的思想。[31]所有这些体系都“基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先前发展，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及其政治，道德，哲学和其他后果”（第522页）。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傅立叶、欧文和卡贝（Cabet）的体系解释为文学作品——“大众小说”，——一种“尚未开始运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被解释为“诗意的精神”“商业计算”或“钻法律空子的对需要改造的（zu bearbeitend）阶级的观念的依恋”（第521页）。如此，他们给法国和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清理出了积极的、真实的内容以及实用的组成部分〔“改造”（Bearbeitung）〕。与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去历史化的批判一致的是，他们认为，去历史化将特定的个人的关系混淆为“整个人类的关系”，将特定个体的思想混淆为“整个人类的思想”（第516页）。[32]他们也将这种不适当的普遍主义观点归因于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费尔巴哈，认为他不负责任地忽视了历史关系和由其决定的人的需要（第19—20页）。他们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评应用于他自己的哲学，他们指责其将人类本质从其具体的承担者身上分离。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缺点，即以被认为是优越的德国哲学意识来衡量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3]例如，关于赫尔曼·泽米希（Herman Semmig）批评法国人，他们讽刺地评论道，“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他们整个运动的最后之点”（第520页）[34]。“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从一个事实中抽离（哲学）抽象，然后解释说，这一事实是基于这种抽象的（第542页）。[35]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历史社会现实的不可接受的哲学标准化的反对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财产问题对此进行了例证。德国社会主义者，例如赫斯或受他影响的泽米希，区分了“真正的”“虚假的”或“所谓的”财产。赫斯将前者归因于与合作者一起有机地成长的财产的表象，而对后者，他把它归为私有财产，将其确定为“转让的财产”甚或是“被高价卖出的生活活动”。[36]赫斯以基于人类学的自由的自身能动性以及为他人生产为价值标准，判断了实际的私有财产关系，并将此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合理性论证的基础。[37]”这种与人类历史相关的规范性观点也可以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真正的”财产的表象现在被表明为一种抽象构造，其中，被贬低为虚幻形式的事实历史关系却未被发现（第530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些关系中所包含的矛盾，例如私人所有者和失去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被消除或边缘化了（第529—530页）。
他们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历史—社会现实及其行为者理想化和同质化——一观点，它与“原始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第520页）。另一个反对意见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断言的观点，即历史过程应被解释为意识过程，他们按照这一观点来整体把握德国哲学，例如他们在“施蒂纳章”中指出，“思辨的观念”或“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第179页）[38]。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提到“对创造世界和破坏世界的概念的力量的哲学信仰”（第527页），因此，他们将德国社会主义者与（出于理性动机的）信仰特征联系起来。为了说明这种观点，他们以赫尔曼·泽米希为例。泽米希引证费尔巴哈和赫斯，认为“新的人类的社会秩序”出脱于宗教和政治幻想的幻灭。[39]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援引的那样，“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必然导致人的真实生活”（第528页）[40]。对泽米希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而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将会揭示出“人类的道义（sittlich）本性”，而期待中的新社会应该建基于此。[4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观点是“博爱幻想”（第517页），他们发现费尔巴哈也抱有此幻想。[42]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了《莱茵年鉴》的另一作者鲁道夫·马特伊（Rudolph Matthai）对人类历史的道德化和自然化。马特伊将“自然的”即“理性的社会”归因于“共同的、所有的共同的人类本性的意识”，并认为它的根基是“宇宙的有机统一体”。[43]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种将自然神秘化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自然被放置于人类关系愿望之下，以便将自然当作解释人类历史的理由（第533、534页）。在马特伊的解放概念中，他们发现了愿望性以及目的论的特征，这在自然过程中得到了保障。对他们而言，对历史的理想化一规范化的观察方式导致了“对现状的辩护”（第574页）。在这背后是他们的一个观点一一这一观点已经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提出，当着眼于意识的变化时，现状只被“不同地”解释，因此会勉强地被承认（第7页）。他们的理论批判直接转变为政治批判。[44]他们也指责卡尔·格律恩为此辩护的倾向（第573、574页）。格律恩从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单一性出发，得出结论，对消费的真正本质的了解或通过洞察力变更消费者的行为导致了生产的改变。[45]格律恩用几个当代社会的单一事例表明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并赋予该结论以普遍性（第573页），而他却忽略了“实际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及其事实上的差异（第576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格律恩提出的教育消费者的解决性建议[46]，忽视了物质生产关系的自身动力，并包含了对现状的辩护。在这方面，他们认为不仅格律恩，甚至整个德国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反动派”（第551，576，620页）。对于他们来说，这尤其适用于反自由主义（第619、617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拾起了这种批评，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的批评家却支持着德国的专制主义。[47]
最后，他们在现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最后，在宗教和美学领域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赫斯和恩格斯指责宗教社会主义者格奥尔格·库尔曼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神权等级制度”（第597页）之上，同时恩格斯指责德国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歌有一种苦难性的基本倾向。[48]在这种语境下，恩格斯认为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把“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苦难的催人泪下的描述”假冒为“社会主义宣传”，尽管这种“悲惨场面”有“自由宣传”（第634页）背景。[49]“真正的”社会主义“与一切为友”，这表明了它并没有真正认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行着的直接剥削”（第622页）。这意味着恩格斯自己离开了“激情”和“渴望阶级仇恨”开始的那一面（第622页）。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恩格斯并没有发现热心于革命的文学和诗歌，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和解倾向和拯救世界的热情，在其中他发现了肯定性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放在前面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导论（第515—517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括了他们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反对意见。从“真实的历史基础到返回意识形态的基础”，它的代表"由于不知道真实的相互关系，便使用绝对的或另一种意识形态方法轻松地构建一个幻想的相互关系”（第51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建构没有智识上的失误；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方向”，其特征是落后的条件、未经训练的阶级关系，以及“德国的对现实的、有激情的、实践的政党斗争的缺乏”。（第517、522页）他们强调、作为这一方向的接受者，观念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后者同时表达了德国普遍的“共同”意识（第517页）。由此，他们将哲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并将其分配给特定的社会载体。他们认为，历史—社会现实并不仅仅是在其中如镜面般反映出来，而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了转变，这一点借助表现出的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理想化，标准化等趋势可以看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转变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请参见下文）。
与法国和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否认“真正的”社会主义具有任何积极意义。[50]他们对这一方向的判决至少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成功的。[51]在重印《驳卡尔·格律恩》之际，社会主义者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被迫看到，例如赫斯、格律恩、奥托·吕宁或海尔曼·皮特曼（Hermann Püttmann）是劳动阶级的同情者，[52]在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解释被等同于德国三月革命之前的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被忽略的是，两位解释者并不关心对此运动的阐述，而是重点要将此运动称为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因而成为一种建构。他们把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定的实际趋势捆绑在一种特定的对社会的反映或者论证化类型中，并从与之相反的理论角度来观察和评估此类型。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类型是有根本性问题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在今天对于针对那些仅仅在主观性、主体间性或规范性方向上的研究来说，仍然有意义，然而，他们并没有从德国早期社会主义的异质性的表达形式和效果出发来公正对待德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这种对师法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文学运动的规定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作家，他们的实践活动、经验关系和针砭时弊的新闻出版也在基本的合理化方案之下被忽视了。[53]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德国早期社会主义没有提供科学，而是提供了“阶级和解的感性伦理”，例如“博爱的文学话语”。[54]这种否定性判断被接受，但没有回溯到理论历史的语境中。他们的目的是，根据基于经验所构成的物质关系，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基于经济优先性上，[55]借此，他们将科学视为认识社会变革过程的一种极好的形式。[56]他们以尚待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他们认为情感号召的或伦理的表达形式只有从属和消极作用。相反，受到批评的社会主义者有意识地考虑了出于道德动机的和诗意的文学表现形式的有效性，[57]②他们不仅将其理解为对社会困境的一种表达，而且认为这是与贫困和压迫作斗争的“武器”[58].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使用这些“意识形态”形式能发展弱势的无产阶级的错误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与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是不完备的。[59]
同时，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包含了超出理论论证范围的实践政治动机。他们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决定是他们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时候作出的。这个国际协会应该贯彻他们所倡导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克里斯蒂安·魏特林的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方向的反对。1846年春天，他们有代表性地表示了对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哲学的“过滤”。[60]为了抑制其他方向的影响，他们确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反动方向的代表。因此他们将像卡尔·格律恩、莫泽斯·赫斯、奥托·吕宁或恩斯特·德朗克这样的同时代人视为反动派，尽管这些人本身由于其社会主义观点也与德国政府和审查机构不和。就这方面而言，他们的批判成了“混战中的批判”[61]，这种批判动用了剽窃指控或个人诽谤的手段，譬如，将对手指责为智力上无能或者与专制主义共谋。就这方面，在事实批评，纯粹的辩论和人身攻击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清楚了。同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应被理解为一种建构，而不应等同于德国三月革命前的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以我的观点看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发展总体上归类为“政治的暴力历史”[62]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例子表明，这种发展本质上是由理论原因驱动的。
三、论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积极作用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一种创新。它们代替了唯心主义批判的位置。通过这一步骤，它们不再从哲学（青年黑格尔主义、人本主义人类学），而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反思现存的哲学概念。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例子涉及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意识形式，或是关于某些意识形态的模型，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应按照上述概念来理解。我们应该去追问，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在其理论构建的哪些方面可以被当作一种积极的要素看待？
在对施蒂纳的批判文本中，他们首次更加明确地探讨了意识形态问题。[63]施蒂纳认为，迄今为止的基督世界，都是由“对思想的依赖”塑就的，[64]而他们则反驳道，任何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实都是物质统治阶级的思想（第60页）[65]。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思想的产生者是“活跃的概念意识形态家”，他们“令这个阶级对自己的幻想转变成这个阶级的主要养料”（第61页）。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我认识和合法化的功能。我们考察他们后来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解释就会发现，他们认为除了思想之外，意识形态还表现在情感诉求、虚构的叙述甚至信仰形式之中。他们又一次细化了他们最初的定义，他们如今认为刚取得统治的独立的“革命”阶级（第61—62页）[66]以及没有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均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见第51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施蒂纳的批判过程中，除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外，他们还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们用此概念不仅指涉施蒂纳，也指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67]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施蒂纳章”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幻特征理解为阶级特有的自我关系和相应的世界关系，[68]并将其与普遍化的“现象”捆绑起来。“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第62—63页）[69]。这种普遍化的断定包含着攫取统治的愿望，统治阶级是从物质上实现此愿望。意识形态表现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上（又见第229—230页）。他们强调，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要判断具体的理论，政治或道德的划分模式。虽然意识形态作为特定利益的普遍化隐含着虚幻的特性，但它们仍然在行动的实际层面有意义，[70]在一段插入语中，马克思从“实际生活状况”、“职业”和“分工”等方面解释了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与法学家和政治家的幻想（第66页）[71]。在“费尔巴哈卷帙”（Konvolutzu Feuerbach）的最后的笔记中，他又提到这个想法，并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中的细分”是因为由“分工”导致的商业变得独立了—“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技艺是真实的”（第120页）。这里的分工造就的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还有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相关的专门化，比如实际的生活关系，它们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随着劳动分工在历史上的形成，单独的社会文化领域以及相应的意识形式都有可能变得独立。[72]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还表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一个国家内不发达的经济条件或社会文化的不平等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出现。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层面上超越了真实的历史条件，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观点和相应的现实也同时得到了概括。
在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份撰写好的副本（第135—139页）中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最后的陈述。他们把意识形态比作照相机（Camera obscura），在里而人和他们的环境颠倒了过来。[73]”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现象”产生于生活的历史过程，就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第135页）[74]。他们将意识形态的形成描述为一种必要的、非自愿的行为，并谈到意识形态的“反射”“反响”或“升华”（第136页）[75]。在此之后，意识形态似乎是被动镜像过程的结果，这与之前对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的评论相矛盾。他们的照相机的图式，尤其应用于唯心主义的概念，即人类历史可以从思想中被解释，然而，相反，他们把思想分配给在真实的、实际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个人（第135—136页）。这表明人类可以选择逆转倒置。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对哲学的人类学扭转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但他们也采用此方法，[76]因为他们也努力揭露客观社会思想意识中出现的内容，一其前提是，“虚假的观念是物质关系的‘真理’的一部分”[77]。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设想了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反的考察形式[78]，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实证的科学并将其追溯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第136页）[79]中。
如果人们坚持自己的规定，那么主体方面的意识形态概念就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情感的、幻想的，等等）表达，也同时代表了部分社会利益和观念方式合法化〔的倾向〕，其中，这些社会利益和观念方式是由阶级地位、基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实践的生活状况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决定的，并且被一般化，变成了代表普遍利益的观点，在客体方面，该术语表达的是与主观表达相对应的现实概念，甚至被泛化为现实本身。[80]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并不像在法国的意识形态家那里一样代表认识论和语言学的研究计划，也不代表像拿破仑那样的脱离现实的猜测。[81]更确切地说，意识形态概念是要表达意识形式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中在主体层面上的客观社会内容经历了特定的转变或变形过程。从这个层面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意味着一种关系，而不是社会意识形式本身。施蒂纳把假设的思维统治看作是一种个人可克服的迷信，[82]而他们把意识形态明确地理解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必然隐含一个表象特征。像劳动活动和社会条件一样，意识形态和现实的概念的表达也可以变得独立，并获得“永恒的真理”的表象.[83]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正是以类似的理论独立化为标志的。当他们把哲学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他们就会把它们解释为社会关系的虚幻表达，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它们的自身确定性必然会退居次要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他们认为类似的哲学只能具有推导性的排序功能（第136页）。因此、他们没有公正对待青年黑格尔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即没有将其作为一种哲学、但这也并非他们的意图。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内在批判，它既是武器又是批判，既是政治或理论手段又是社会学意义的现实。[84]对他们来说，把某种意识形态表达为一种确定的意识形式，意味着它是一种超越了特定的社会状况的集体的表达或正当化的形式，它必然有虚幻的时刻。这也就包含了一种相对化，同时也包括这种意识形态的幻灭，而幻灭又可以回溯到表象的起源机制。[85]如果你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是以什么尺度为基础的，那么，他们会说自己指的是经验上可以被验证的条件（见第8、136页）。在这部分，他们列举了生命的物质存在、人类个体及其基本需要、基本（性别）社会关系和粮食或物质生活的生产（第8、11、26—28页）。虽然毫无疑问，若是没有工业化、无产阶级化、贫困化的视野和社会问题日益增长这些历史经验的视域，也就不存在这些基础的先决条件，但这些条件也被证明是与这些被批判的哲学的前提完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意识或自我意识出发，而是从人的物质存在和需要出发；不是从与自我指涉的个性出发，而是从基本的社会关系出发；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生产出发，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出发。这些前提包括存在、经济和生产的优先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前提，显然是理论中介过程的结果，是他们区别于唯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主体概念的中介过程。他们把唯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前提理解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从而理解为某种社会经济条件的表达形式，他们的批评源于一个核心人物，即分析意识形态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他们运用自己的经济、哲学、政治、历史研究和经验，反对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施蒂纳的哲学，从而完成了这一任务。特别是，他们借用出自经济学理论的“劳动分工”概念来推断人类历史。”[86]他们从这个概念出发，进而研究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交往关系、财产或阶级关系等决定因素。这种概念转换的一个例子是财产的概念，我们可以在施蒂纳的表达中找到它。在德国社会主义中，它作为意志行为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可自由获取的个人财产，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借此概念向一个取决于各自的生产方式的、由对象调节的财产概念过渡（见第115—120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论语言”[87]，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的反模式。通过提出概念背景的翻转这一概念，他们引入的暗盒图式使得这个理论的构建过程显然变得微不足道。相反的理论前提推导出“历史材料”的结构性变化（第136页）。历史—社会现实的差异正出现在这里，该差异由于后黑格尔哲学中哲学—知识和实践—功利主义立场的泛化而变得扁平化。为了从暗盒中获取图像，一些原本只是模糊的或根本看不见的社会现象被锐化，同时先前可见的现象也变模糊了。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应用到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建的历史观上，我们便不能忽视，该概念也是建立在普遍化的基础上的。它一方面是对物质生产领域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对共产主义观点的普遍化。他们自己并不追求“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曼海姆）意义上的观点：而是自觉地把预期的社会科学放在为无产阶级运动服务的位置上，这给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88]由此，他们的新历史观也就包含了实践的动机，这些动机以其普遍化的形式，在理论上要求获得权力。他们将意识形态（幻觉）和科学（真理）并列在一起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渴望的实证科学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层面，因此也隐含虚幻的特性。他们特别地将19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概念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忽略了。只要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观点，即社会变革便是真理的保证，此种忽视对他们来说就是合理的。
在有限的时间内，意识形态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构建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要素。[89]与对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仍然是消极的相比，意识形态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表露出了积极的认识论功能，其中也包括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它所带来的理论构建既没有穷尽于经验观察和概念形成，也没有穷尽于对现有概念关系的理论内在扭转；意识形态批判建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与现实历史世界的对抗中生成了一种积极的认识，这种认识基于修正的前提，揭示了人类历史社会化在寻求与意识密切相关的经济再生产时的结构和动力。就思想、观念或规范的有效性而言，这导致一种幻灭的倾向。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对哲学的一种冒犯，但它可以与培根对偶像的批判、康德对理性的批判、黑格尔对新兴知识的现象学批判相提并论。[90]但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发展成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并不关心意识的形式本身，而是关心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早在1847年初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讨论了蒲鲁东，而意识形态问题就在经济批判中被扬弃了，在对政治问题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序言中，马克思又回到了这个问题，[91]他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指代一个“中立的”上层建筑现象，而指出它虚幻的属性。由此，他主要在经济批判框架下对表象的意识形式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碎片化的，但我认为它不仅仅具有理论历史意义。即使在今天这个经济和数字全球化的世界，获得社会现实的客观知识的途径也只能来自特定的、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看法、图式、术语或价值观。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来看，那么该途径只可能通过以社会理论为指向的，对异质社会和社会文化视角的批判与相对化来实现。然而，这是以假设存在一个在解释和意识过程之外的真实世界为前提的——在这个世界中，现代通信技术使得表达和实现集体利益以及看待事物方式的可能性倍增——因此也就增加了表象（仿冒品）生产的可能性。
* 克里斯丁·维克维尔特（Christine Weckwerth），德国哲学家，主要研究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哲学等，著有《作为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研究》《导读费尔巴哈》。本文选自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学术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Engels Jahrbuch）2017—2018年卷。
** 冯泽坤，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 刘健，德国弗莱堡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1] 原文引用参见Karl Marx.“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erende Moral”，in MEGA1 Ⅰ/6，S.306；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2—356页。
[2] Friedrich Engels，“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in MEGA 2Ⅰ/30，S.97.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页。
[3] 编辑历史见引文，MEGA2Ⅰ/5，S.784—793.
[4] Bruno Bauer，“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in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Bd.3，Leipzig，1845，S.86—146；Max Stirner，Recensenten Stimners.Ebenda.S.147—194.马克思在1844年11月就已经计划在巴黎的《前进！》评论施蒂纳的文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参见《马克思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1844年1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MEGA2IⅡ/I，S.257）
[5] 参见MEGA 2 Ⅰ/5，S.739—747.
[6] 参见MEGA2Ⅰ/5，S.756—762；Galina Golowina.“Das Projekt der Vierteljahrsschrift von 1845/1846”，in Marx-Engels-Jahrbuch3，Berlin，1980，S.263—270.
[7] 下文中括号标示的页码出处为MEGA2Ⅰ/5。此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8] 在“施蒂纳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通向一条唯物主义的、非无条件的，而是将现实物质条件视为经验现实的，因此也是真正批判性的世界观的道路”（MEGA 2Ⅰ/5，S.291）。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概念并没有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5页。
[10] 从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中分离出来的手稿以“费尔巴哈卷帙”为题放在了MEGA2Ⅰ/5，参见第16—123页，撰写历史参见第832—848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3页。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6页。
[13] 这一点从三个章节开头的标题就可以看出：“I.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I.费尔巴哈，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宜告的”，参见MEGA2Ⅰ/5，S，4.8.12.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15] 参见MEGA 2Ⅱ/2.S.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16] 完整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参见Karl Marx，“Erklarung gegen Karl Grün"，in Trier'sche Zeitung.Nr.99.9.April 1847.S.3（MEGA 1 Ⅰ/6.S.260）。在该文中，马克思申明，鉴于格律恩的最新指摘，《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第四章将单独出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17] “‘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格律恩处采引而来的。Karl Grün，Die Bielefelder “Monntsschrift”.Erstes Heft，Programm der Redakzion，in Neue Anekdota，Darmstadt，1845，S.185.
[18] 参见该年鉴中乌尔里希·帕格尔（Ulrich Pagel）的论文。
[19] 此观点也见于以《真正的社会主义》为题的文章片段中，由于该片段信息量较大，可将其视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引用，以及季刊文章集合的最后一篇文献。
[20] 参见 Moses Hess，“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in Philosophische undse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Eine Auswahl.Hrsg，und eingel von Wolfgung Monke，2，，bearb.Aufl.Berlin，1980，S.293；另见MEGA2Ⅰ/5.S.551.28—30.162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赫斯这一季刊的最初理论同盟进行了含蓄而间接的批判，在共同研究的进程中，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逐渐转向经济学问题。参见MEGA 2Ⅰ/5.S.1656.
[21] 针对费尔巴哈将神学融入人类学的主张，格律恩写道，“人们只要将费尔巴哈的所有言论变成现实，我们就进入社会主义了。”Karl Grün，“Feuerbach，und die Socialisten”，in DeutschesBurgerbuch für1845，Darmstadt，1845.S.68.
[22] 参见同上书，第63，64、66、73页。
[23] 马克思生动地将哲学比作人类解放的“头脑”，将无产阶级比作其“心脏”。（Karl Marx，“Zur Kritik der Hegelse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in MEGA 2Ⅰ/2，S.183）恩格斯将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称作“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参见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Friedrich Engels，“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in MEGA 2Ⅰ/3，S.509）
[24] 参见Karl Marx，“Ökos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in MEGA 2 Ⅰ/2，S.263。与此相对，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形式，这一形式不再需要上述负面的中介。参见同上书，第274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概念与“粗糙的”共产主义和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区分了开来。
[25] 同上书，第289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26] 参见同上。
[27] 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inMEGA 2Ⅰ/2.S.10Ⅰ/102。在“施蒂纳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马克思早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称作“哲学成语学”（philosophischer Phraseologie）（MEGA 2Ⅰ/5，S 291）。（参见Zwi Rosen，Mases Hess und Karl Marx，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 der Marxschen Theorie，Hamburg，1983，S.115—120）
[28] 据推断，在两个未发表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章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经济、诗学和散文。参见MEGA2Ⅰ/5.S.757/758.
[2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由赫尔曼·皮特曼主编的《菜茵年鉴》（Rheinischen Jahrbiichern）《市民志》以及由赫斯修订并刊登过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社会明镜》均受到批判。
[30] 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泽米希（Semmig）的评论，即"共产主义者擅长列举体制或者现有的社会秩序（Cabets Ikarien，la Félicité.Weitling），然而所列举的所有秩序都是教条且专制的”。（参见HermannSemmig，“Communismus，Socialismus，Humanismus”，in RheinischeJahrbii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Bd.1，Darmstadt，1845.S.170）
[31] 在《哲学史演讲录》中，黑格尔把哲学称作“时代的思想”以及“时代实质的知识”。
[32]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想代表“一般人的利益”，因此他们的主体概念是属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MEGA 1Ⅰ/6，S550）
[33] “他们将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意识与其环境分割开来，并将其在真实的，即绝对的德国哲学意识下衡量。”（MEGA 2Ⅰ/5.S.516）
[3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指涉的是泽米希的论断：“法国人似乎设有理解自己的天才。为此德国科学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在理性中更甚，才有最理性的社会秩序。”〔MEGA 2Ⅰ/5.S.518；Semmig，“Communismus，Socialismus，Humanismus”.S.168〕
[35] 马克思在黑格尔处就已经发现了类似理念与现实的倒置。参见Karl Marx，“Zur Kritik der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in MEGA 2Ⅰ/2.S.9/10。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将此理论特征称为“思辨猜想性建构的秘密”（MEGA1Ⅰ/3，S.227—232）.
[36] 参见Hess.Moses，“Über die Noth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und deren Abhülfe"'，in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5.32Ⅰ/322；Moses Hess，Über das Geldwesen，Ebenda，S.340，343/344，346；Semmig，“Communismus，Socialismus，Humanismus”，S.169.
[37] 参见Simon Derpmann.“Eigentumskritik bei Moses Hess”，in Die linken Hegelianer，Studientum Verhalmis ion Religion and Politik im Vornirz，Hrsg.von Michael Quante und AmirMohseni。Paderborn，2015.S.109—125.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131页。
[39] 参见Semmig，“Communismus，Socialismus，Humanismus”，S.171.同上书，第172页。
[40] 恩格斯曾在《德法年鉴》中英雄所见略同地指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Friedrich Engels，“Die Lage Englands.I.Past and present’by Thomas Carlyle.London 1843”，in MEGA 2Ⅰ/3.S5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521页）
[41] 参见Semmig，“Communismus，Socialismus，Humanismus”S.171。泽米希认为，该道义本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因为只有自然的才是真的，而真的便是道义的”（同上书，第171页；参见MEGA 2Ⅰ/5，S.523）。赫斯将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类比为“哲学伦理的实践性展现，该伦理认为，唯一真实的享受，即所谓最高级的着，存在于自由的活动中”（Moses Hess，“Socialismus undCommunismus"，in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S.204）。
[42] 恩格斯在笔记中指责费尔巴哈的很多道义说教实际上是基督教思想，批评他在自然（性别）关系中确立你我关系。（参见MEGA2Ⅰ/5，S.124.127）
[43] 参见Rudolph Matthai，“Socialistische Bausteine"，in Rheinische Jahrbu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Bd 1.Darmstadt.1845.S.159.161.
[44] 史蒂凡·科斯罗夫斯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社会主义”批判称为“带有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批判”（Harald Bluhm，Kritik des，“deutschen Sozialismus”，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drutsche Ideologie，Hrsg，von Harald Bluhm，Berlin，2010，S.185）.
[45] 参见Karl Gruin，“Feuerbach und die Socialisten"，inDeutsche's Burgerbuch für 1845，Darmstadt，1845.S.19Ⅰ/192，432—437.
[46] “如果你宣传消费者的社会自由，你就会得到生产的真正平等”（同上书，第 433页；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4页；MEGA 2Ⅰ/5.S.576）。
[47]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称为“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MEGA1Ⅰ/6，S.551）
[48] 该批评见于（“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MEGA2Ⅰ/5，S..602—643）；同参见艾登·奥佛《阶级的诗学——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诞生），柏林，2017年，第166—176页。
[49] 恩格斯在此特指德朗克的（警察故事）（莱比锡，1846年），针对恩格斯对德朗克的贬低，艾登·奥佛合理地反驳道，德朗克以对社会阶级的精确描述反映了三月革命前无产阶级的状况。（参见艾登·奥佛《阶级的诗学》，第183页）
[50] 他们只对德国社会主义的起始阶段表示了赞同，比如在1843年由海尔维格主编的《二十一印张》中（MEGA 2Ⅰ/5.S551）。
[51]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对群体的贬低性称呼。参见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rib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Bd，5.Stuttgart，1984，S.955。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的社会主义者便是这一群体，它们被认为没有理论发展，与之相对，赫斯在修订自己早期的实践哲学文章时发现了经济问题的意义，参见本书第93面脚注。
[52] 参见Franz Mehring，Nochmals Marx und der “wahre” Sozialismus，in Die Neue Zeit，Jg.14，Bd.2.1896.Nr.39，S.398/399，401.
[53] 赫斯负貴修订的《社会明镜》在第一册中表明将要发表“基于事实基础的”，描写社会生活黑暗面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具有普遍性的描述、数据性的笔记和有特点的情况”。（An die Leser und Mitarbeiter des Gesellschaftsspiegels，in Gesellscha ftsspiegel，Bd.1.H.1.Elberfeld 1845）基于该初衷，该期刊可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较，《社会明镜》的第3、4、5册刊登了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以“无情揭露社会黑暗面”为己任的经验性记录，如文学表达和诗歌等，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进行哲学内部的论证”的指责。
[54] 参见Philosophisches Warterbuch，Bd.2，Leiprig，1976.S.112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对此评价作出了贡献，他在文章中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0页；MEGA 2 Ⅰ/30，S：131）
[55] 参见MEGA2Ⅰ/5，S.25，42，44.
[56] 在一个后来被否决的章节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历史科学”，并用其反对意识形态，他们将意识形态称为对历史歪曲了的解读或者抽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MEGA2Ⅰ/5，S.824/825（Var.8.6—7）〕
[57] 比如德朗克在被恩格斯批评的《来自人民》的前言中将中篇小说称为可以“最明确”表现社会关系“真相”并由此作为“抽象论述”的形式。（Frankfurt a.M.，1846，S.V/VI）
[58] 参见埃米尔·维乐尔对“苦难诗学”的论述：“但我们也要看到有一种苦难的诗学，那是眼泪的诗学，因为任何形式的压迫与贫困都成了诗，而这个诗将成为对抗生死折磨的武器。”（Emil：Weller，“Der allgemeine Besitz”.in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Bd.1，Darmstadt，1845.S.178）
[59] 关于此问题，参见Barrington Moore，Ungerechtigkeit：Die sozialen Ursachen ton Unterord—nung und Widerstand，Frankfurt a.M，1987。据目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遭到了德国学界的反对，比如赫尔曼·克利盖将他们称为“布鲁塞尔的批判家老爷”，批评他们只从事“学究的科学"，而不投身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参见Hermann Kriege，“Die kommunistischenLiteraten in Brussel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olitik”，in Der Volks-Tribun.Nr.26，27，Juni 1846）上述文章针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5月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名义发布的，并在《人民论坛》上以《驱逐通告》为题发表的“反对战争的通告”。
[60] 参见Roland Daniels an Marx，7.Marx 1846，in MEGA 2 IⅡ/1，S.513.
[61] 马克思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过这一表达，参见MEGA2Ⅰ/2，S.173；同参见Matthi—as Bohlender，"Marx und die ‘Kritik im Handgemenge’.Die Geburt des'kritischen Kommunis—mus""，in Marx-Engels-Jahrbuch 2015/2016，Berlin，2016.S.137—159，恩格斯将此论战推向了顶点，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者从属的文人作出了如下评论：“当德国无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以及其他有产阶级清算的时候，就算这种情况能够出现的话，那么无产阶级们会证明给文人老爷们———这个最卑鄙的出卖自己的阶级，他们怎么就"也是无产阶级了’，”（MEGA2Ⅰ/5。S.635）
[62] 此表述参见Matthias Bohlender，“Marx und die ‘Kritik im Handgemenge'"，S.139.
[63] 参见MEGA 2 Ⅰ/5.S.61—66。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此首次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正面论述放入了计划的费尔巴哈章节中。
[64] 参见Max 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Hrsg，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Von Ahlrich Meyer.Durchges，und verbess.Aufl Stuttgart，1981，S.72。
[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50页。
[6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67] 关于“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参见《费尔巴哈卷帙》，第82，85一86页：“施蒂纳章”，第166，250，271，313，327，332，364，368，416，430，454/455，468，471，474页；“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章集合，第517，530，613页；以及引文第754/755页。（MEGA 2Ⅰ/5）
[68]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核心考察了意识形态作为自我关系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生存条件之间想象出来的关系"（Louis Althusser，“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Staatsapparate"，in Pour Marx，Hamburg，Berlin，1977.S.133）。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52页。
[70] 在此语境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集体利益的幻象在一开始是“真实的”，因为“革命”的阶级能够“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而他们为了“胜利”而利用的个体可以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参见MEGA2Ⅰ/5，S.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52页）因此，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在一段时间内是非幻象的，实践的世界和自我的关系。如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在认识论和实践政治维度理解意识形态的。（Terry Eugleton，Ideologie，Einr Ein fahrung，Stuttgart/Weimar，2000.S.96）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72]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MEGA 2Ⅰ/5，S.31）
[73] 在《费尔巴哈卷帙》的最后笔记中，马克思引入了一段“为什么意识形态家要将一切颠倒”的文字并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形成。（MEGA 2Ⅰ/5.S.120/123）对这段评论的解释是，马克思会在费尔巴哈章中对已经提到的意识形态同题作更详细的论述。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6] “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Ludwig Feuerbach，“Vorlaufige Thesen zur Reformder Philosophie”，in Gesammelte Werke，Bd.9.2.，durchges.Aufl.Berlin，1982，S.244）.
[77] Terry Eagleton，Ideologie：Eine Einfuhrung，S.87，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之后又提到了“倒置/扭转”这个隐喻。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提到，要将黑格尔倒置的辩证法扭转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Karl Marx，“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rster Band，Hamburg，1872，in MEGA 2 Ⅱ/6，S.709）。恩格斯后来也提到，他和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上的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重新扭转了过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Engels，“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inMEGA 2Ⅰ/30，S.148/149）
[78] 第一种考察形式基于生动个体的意识，而第二种考察形式则基于“生动的个体本身”并将意识视为个体的意识。（MEGA 2Ⅰ/5，S.136）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80] 米克洛斯·阿尔马恩将意识形态称为“类现实”。（Miklós Almasi.Phánommologie desScheins.Die Seinsueis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cheinformen，Budapest.1977.S.240—272）
[81] 参见Brigitte Schlieben-Lainge，Idiulogie，Zur Rolle wn Kategori-sierungen im Wissenschafts prozeβ.Heidelberg，2000，S.3/4；Ulrich Dierse，“Ideologie”，in HistorischesWo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d.4，Basel，Stuttgart，1982.S.159/160。马克思研读了意识形态研究项目创始人德斯蒂·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也了解拿破仑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该变化导致了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理论和政治意义的同一。（参见BrigitteSchlieben—Lange，Idèologie，S.36）
[82] 参见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76、77页。
[83] 在后来披删除的章节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相对于之前的时代，“统治的概念”会被当作“永恒的真理”〔MEGA 2Ⅰ/5，S，902，（Var.62.22 1）〕.
[84] 参见 Helmuth Plessner，“Abwandlungen des Ideologiegedankens”，in Ideologie，Ideologiekritik und Wissenssoziologie，Hrsg.und cingel，von Kurt Leak.6.Aufl.Darmstadt，Neuwied，1972.5.265.
[85] 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归于马克思的“真正的”批判；与“粗俗的”批判不同，“真正的”批判展示事物的“内在生成”（参见Marx，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MEGA 2 Ⅰ/2，S.100/101）。
[86] 关于“分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参见Gunnar Hindrichs，“Arbeitsteilige Subjektivitat”，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S.117—132.
[87] 参见Harald Bluhm，Einfuhnng.Die deashe Ideolagie.Konterte und Deutungen，S.12，16.
[88] 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参见MEGA 1Ⅰ/6.S.5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89] 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事件”（阿尔都塞），在此前后都存在着变形的过程。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延续性和中断，参见Michael Heinrich，Kart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en Gesellschaft.Biographie und Werkentwicklung，Bd.1，Stuttgart，2018，S.30/31，373—380。
[90] 参见Herbert Schnadelbach，“Was ist Ideologie？Versuch einer Begriffserklirung”，in Das Argument，Jg.10.Sonderbd.1969，Nr.50，S.71—92。从黑格尔的经验现象学概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重新衡量可以说是对现象的出现的扭转，从而生成了新的知识一对象形式，（参见Christine Weckwerth.“Zwischen Scheinkritik und Absolutheitsanspruch.Zur Eigentümlichkeit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bildung in Hegels Phänamenologie des Gristes”，in Objektiver und absoluter Geist nuch Hegel，Hrsg，von Thomas Oehl und Arthur Kok，Leiden，Boston，2018，S.98—119）MEGA 2Ⅱ/2，S.101.
[9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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