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百五十年以来

〔英〕安妮·丹尼希 *

赵立 ** 译



　　1842至1844年，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家族企业工作期间为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收集研究资料。1844年秋季，恩格斯返回巴门。同年11月，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为我写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6月在德国第一次出版，并且“在社会主义的圈子里获得了极大的认可”[2]。回顾这一文本，这里不仅有恩格斯发表的关于他所目睹并谴责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压迫无产阶级的评论；更是包含了恩格斯所传递的“希望与信仰的感觉”[3]。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性。然而，蕴含于这一文本内的“革命性的结论”被资产阶级评论家所批评，尽管他们承认恩格斯的观察准确。德国经济学家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辩称恩格斯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描述”“细节无误但整体有误”.[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版于1887年在纽约首次出版，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加了一个“后记”，说明随着宪章运动的衰退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改良派暂时占了上风”[5]，他于1845年所期盼的社会革命没有爆发。1892年在英国出版的版本缺少了德国版和美国版的序言，但是却包含1887年版的“后记”。德文第二版也于1892年出版，不过这一版的新序言和同年出版的英文版极为相似。1844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他试图单独出版一份英文序言“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并寄给“英国的政党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6]。然而，这一英文“序言”只存在于1845年和1892年的德语版中，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时却被删除了。
　　《今日恩格斯》是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所作。但是1995年有着双重的重要意义。因为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至今也已有150年了。当然，在过去的150年中，科技与物质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因此许多人认为这一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过时了。例如，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在过去的100年间社会的进步已经驳倒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他指出，“公民的社会权利……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公共医疗保险和法律援助，以及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标准”[7]。达伦多夫以无可置疑的语气接着说，“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进步在改变这一问题和削弱阶级冲突的强度方面贡献良多”[8]。尽管有多方面显示了“社会进步”，但是今日的不平等状况依然和150年前一样显著。这一点在1994至1995年间与恩格斯在1844至1845年间所使用的相同来源的资料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即恩格斯在1844年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提到的“报纸和书籍”，一如随后用来比较的现代资料。这些现代资料不仅显示了当代的人们和150年前的人们过着同样糟糕的生活，而且更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日益扩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既延续了不平等也加剧了不平等。当代英国社会的这种持续的不平等似乎可以归结为普遍存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这种结构和关系使得社会主导阶级的统治及其对于弱势阶级的排斥永久化。因此，恩格斯的方法和解释在当今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努力追随恩格斯未竟事业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
　　达伦多夫提及了过去100年间的改革以及这些改革为大多数民众带来的改善。然而，绝大多数的改革不过是对长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的回应，而且，在之前保守党政府执政的15.年中这种不平等状况愈加明显。1962至1992年间担任保守党国会议员的伊安·吉尔莫（Ian Gilmour）曾经写道，“保守党从未寻求促进社会平等……另一方面，也很少会刻意加剧社会不平等”[9]。接着吉尔莫强调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英国福利国家建成期间，社会政策带来的改善。吉尔莫提出，保守党政府直到1974年还在施行社会政策，因为市场力量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社会后果”，而“保护社会结构的最佳方法是改善最低收入人群的状况”[10]。与此相反的是，吉尔莫认为，在撒切尔执政期间，最低收入人群的状况和贫困问题不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新右派一直以来对相对贫困的观点持怀疑态度”[11]。
　　汤森德（Townsend）在他对当代英国贫困状况的权威研究中，将相对贫困定义为缺乏“社会广泛使用的生活条件和便利设施”[12]。在过去的15年中，受到相对贫困影响的人口比例与日俱增。相当数量的专业、独立的慈善政治组织一例如英国医学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国家儿童之家（National Children's Homes）与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一在他们近来的研究结果中证明了这一观点，这些研究结果都将在下文中被提及。在1992年之前担任政府官员的吉尔莫说：“相对贫困是真实的，而且确实将越来越多的人民排除在分享国家共同生活之外。不幸的是，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绝对贫困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虽然绝对贫困的规模不再如维多利亚时代那样，但是绝对贫困从未被消灭。”[13]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说，他更喜欢使用来自资产阶级的资料以便用其“亲口说出来的话”打击资产阶级[14]，150年后的今天去做同样的事情似乎更合适了。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时代，许多批评家将其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有人宣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文本在“无阶级”社会中已经不再适用了。格拉斯（Geras）质疑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宣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时。他认为这一标签只能用作“提醒我们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源于马克思主义”[15]。格拉斯称后马克思主义“智力贫乏”[16]。这一描述可能适用于那些选择阅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却没有考虑恩格斯的方法是如何以历史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而反过来认为这一文本与20世纪的英国无关的人。这种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解读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倾向及其内部的结构性制约，而正是这些制约加剧了当代英国的不平等状况，包括阶级不平等以及与阶级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
　　格拉斯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事关解放和“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以及经济上的压迫”[17]。赖特（Wright）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无阶级运动是重要的，并且亲身参与到“阶级相同斗争”（class-like struggles）[18]运动中。伍德（Wood）指出，除了经济地位之外，大部分人还会依据性别和种族与他人共享集体认同。伍德接着驳斥了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阶级利益只有在被政治表达并受到话语建构的影响时才会存在。基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否认阶级、种族或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就是否认现实。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讨论、描述和分析了由于阶级、种族和性别造成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恩格斯写作和成为政治表达的主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基于同样的理由，恩格斯的方法所揭示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当代社会，无论这些不平等是否由工人阶级话语所建构。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150年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依据，例如，不平等在贫困问题和最富有者与最贫穷人口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等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走近21世纪的时候依然和19世纪时一样普遍。恩格斯在1842至1844年间使用的方法所揭示的与今天极为相似的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证明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主题。他对社会的唯物分析以及拒绝抽象理论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依然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

迈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


　　恩格斯的文本可以被解释为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精神、身体和心理状况的描述性研究（有实证数据支持），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恩格斯要告诉读者的不止于此。查罗纳（Challoner）和亨德森（Henderson）宣称恩格斯的文本显示了其在使用资料时的“革命性偏见”[19]和选择性。但是哪有什么研究或批判性写作没有某种形式的偏见呢？大部分人都会认同这一点，甚至是查洛纳和亨德森自己。恩格斯的结论和理论解释或许可以被描述为“革命性的”，但它们是恩格斯的研究方法的结果，而非预先设想的革命理论。
　　恩格斯没有寻求“切合”他的观点的社会条件进行理论分析。他的早期作品既早于他与当时“激进”思想家的接触，也早于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我们将看到，恩格斯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和观察说明了他的理论是如何被“现实”，也即被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所描述的“现实”情况所启发的。因此，恩格斯的研究起点不是理论，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经验数据。正是这些数据为他后来与马克思合作完成阶级和社会分析理论提供了依据。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认识”[20]，恩格斯从1842到1844年观察并描绘了英国的“现实的人”[21]。他对于生活的分析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威尔逊（Wilson）认为恩格斯这样做也为马克思提供了巨大帮助：“或许这一时期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最大的帮助就是将马克思置于现实的工厂中，从而填补了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抽象认识。”[22]
　　恩格斯后来提到，在其写作期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23]。然而，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马克思同恩格斯也尚未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从而得出了“同我（指马克思——译者注）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指恩格斯——译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24]。在此，马克思指的正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出的结论，以及他们在1845至1846年间合作完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黑格尔对于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概念中超脱出来并引入了他们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这是基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使用的奠基于社会实际物质条件的社会分析，而非黑格尔的抽象方法。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5]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6]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意旨尽管不是通过理论术语表达的，但是可以被视为对唯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决定性突破，而且也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重要转变。所以，恩格斯的文本显然是在迈出构建基于“现实生活的认识”[27]的社会唯物分析过程中的一步。恩格斯的目标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恩格斯称其力求“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我在了解你们的实际生活时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同时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28]。尽管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仅有24岁，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观察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状况。为了理解是什么促使恩格斯以如此的热情描写英国工人阶级，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他的生活和成长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是如何在观察现实的过程中生发的。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年轻人对于现实和“理念”相冲突的认识。因为“理念”仅仅有益于社会中的权贵并维持社会现状。例如，作为控制社会的一种形式的宗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恩格斯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害群之马”


　　恩格斯出身于德国一个富有的加尔文教家庭。在他出生之时，他的父亲写信给他的妹夫卡尔·施奈斯拉格（Karl Snethlage）说，“我们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感到满心欢喜”[29]。恩格斯的家位于伍珀河谷，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第一次见识了那些缺乏生活物资的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依赖他人的人性来获取公平的工资和希冀得到的对待。恩格斯对他所观察到的不平等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对一个有着优越背景和履历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预见的。所以、当恩格斯的父亲在1842年写给施奈斯拉格的信中改变口吻时就不令人惊讶了，他在信中写道：“家族中有这样一个儿子就像羊群中有一只黑羊那样令人难以忍受。”[30]
　　正是伍珀河谷“虔诚者”的虚伪使得恩格斯谴责了养育他的社会阶层，也正是恩格斯的这一举措使得他的父亲给他打上了“害群之马”的标签。青年恩格斯对工业化、资本主义以及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恩格斯基于自身观察的早期著作《伍珀河谷来信）是极佳的例证。这个著作在1839年首次发表于《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ur Deutschland）。
　　当恩格斯仅仅19岁时，他就斥责道：“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31]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的现实与基督教的宗教理想相矛盾，恩格斯无法接受虔信派给工人们最低工资的理由。这些虔信派工厂主声称这一行为既仁慈又正确，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避免工人们花钱喝酒。在这些早期著作中，恩格斯要么在文章中署名“X”要么使用笔名F.奥斯瓦尔德（F.Oswald）。很显然，如果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署了真名，那么对于恩格斯和他的家庭来说将会特别麻烦。尽管这些著作都是匿名的，但是恩格斯的父母还是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儿子的非传统观点。在恩格斯的许多传记中都有关于家庭纷争的详尽记载。然而，也正是在离开了他熟悉的家庭环境之后，恩格斯的思想才变得愈加清晰成型。
　　1841年，恩格斯选择去柏林服一年兵役，而且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也花时间在大学中学习了哲学。在大学里恩格斯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并了解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恩格斯说：“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32]因此，恩格斯在柏林的岁月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42年他的父亲在写给施奈斯拉格的信中说：“现在所有人都在宣扬进步，而旧的信仰和旧的精神都被扔进了垃圾堆，因此一颗年轻而有活力的心是多么容易被引诱啊！”[33]
　　在同一时期，赫斯出版了《欧洲三头政治》。恩格斯直到1842年才见到赫斯，但是卡弗和汉利认为正是赫斯使得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然而，卡弗确实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共产主义“并不比私有财产共同体意味着更多，而只是共产主义理论家由私有财产共同体发展出的截然不同的乌托邦方案而已”[34]。直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批判了这种源于无产阶级不发达时期的“乌托邦方案”。用恩格斯父亲的话来说，恩格斯现在已经“被引诱”了，他那年轻而有活力的头脑致力于追求进步。
　　1842年，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了有据可查的第一次不顺利的会面。然而，恩格斯的坚韧不拔使他成为一位能干、多产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与马克思一样，希望理解和解释这个充满不平等和对立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恩格斯的父亲无意中给了他这个“害群之马”创作他最著名作品的机会，从而巩固了他与马克思的关系。1842年10月，恩格斯的父亲再次写信给施奈斯拉格，表示要将恩格斯送去英国，希望在那里“能够给他大量的工作……我将非常小心地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监视他，以免他踏出危险的一步”[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经历、使他基于早期在德国的观察得出了更广泛的理论结论，并且他于1842至1844年期间在英国的研究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英国踏出了“危险的一步”


　　恩格斯在英国期间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此期间，他定期为马克思担任编辑的《莱茵报》撰稿，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形成早期的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恩格斯早期源自现实的批判理论或者可以被理解为实践理论的发展，使得恩格斯“牢牢置身于人类活动的世界”。当把恩格斯在1842至1844年间的著述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结合起来考虑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恩格斯的研究数据从逻辑上指向了涉及人类活动的现实情况和工人阶级对自身状况的反抗的结论与理论解释。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基于他的研究数据的。1844年，恩格斯在对卡莱尔（Carlyle）的批判中写道，“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36]。在恩格斯1845年的著作中，他的研究数据清晰地指向他对英国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状况得出结论的原因。
　　纵观恩格斯对卡莱尔的批判，他认为：“英国状况对历史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家。”[37]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对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证，贯穿于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尤其体现在其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英国的状况对恩格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对于加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不平等，恩格斯认为：“要消除祸害，就必须找出它的原因。”[38]
　　在《英国状况》的系列文章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史这门学科因为太宏大而不能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认为，作为英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久我就有必要单独调查这件事了”[39]。因此，恩格斯在1842—1844年间的文章是在他收集材料的同时写成的，这些材料也被用于他1845年出版的著作中。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集中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与社会关系、阶级结构与阶级冲突的思考，以及通过群众运动发现社会罪恶根源与社会变革可能性的需要。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工人们“依然有未来……英国的解放将来自他们”[40]。

“可信的来源”和“个人的观察”


　　恩格斯在序言和“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宣言中概述了使他能够“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41]的研究方法。正是1842至1844年间恩格斯在英国观察和描写的“现实的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使他获得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42]，而这奠定了后来他对社会进行唯物分析的基础。为了不依靠抽象理论达到这一认识，恩格斯使用了“必要的可信的来源”和“个人的观察”。后者是必需的，因为“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43]并不充分。因为这些文件太抽象，远离工人阶级的现实，而且大部分文件是由“你们的敌人”[44]——资产阶级——书写的。恩格斯家族在曼彻斯特拥有商业利益或许只是个巧合，因为在这时“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45]
　　恩格斯在著作中大量使用了诸如蓝皮书这样的官方报告和文件。但是这些报告和调查委员会对于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却毫无作为。这些“散发出霉味的蓝皮书”对于他们的调查对象和那些真正想要描述绝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46]状况的人来说，既不是“易读的”也非可用的。这些报告过于抽象，而且远离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例如，它们往往是肤浅的，只触及社会问题的表面，因为对那些撰写这些文件的人来说，为了找出不平等的原因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恩格斯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并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了真实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47]。
　　恩格斯所引用的“可信的来源”并没有考虑或尝试揭示结构上的限制，而正是这些限制使得工人阶级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斗争。恩格斯提道，“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48]。纵观全文；恩格斯还使用了另外的书面材料——媒体。恩格斯引用了《泰晤士报》（The Times）、《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和诸如激进的宪章派的出版物《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上刊登的社会问题、通信和法庭诉讼记录，所有这些出版物对于恩格斯的批判来说都是可利用的。恩格斯向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发出挑战，要求他们证明他的不准确；但是要“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49]这一挑战时至今日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包括恩格斯的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

宪章派的资料和工人阶级的反抗


　　从恩格斯1842——1844年和1845年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一位狂热的宪章派崇拜者。他经常参加宪章派在曼彻斯特科学馆的讲座，也在去利兹（Leeds）旅行的时候经常与《北极星报》的编辑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会面。宪章派尤其是那些和恩格斯有私人往来的宪章派成员，对于恩格斯的关于工人阶级反抗现存状况和阶级团结的需要的理论的政治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宣称绝对有必要去“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50]因此，他的观察早于他和/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但恩格斯明确指出，在有理论之前必须有引出理论结论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又反过来导致行动——实践，比如宪章派的政治行动和其他工人阶级运动。宪章派是构成恩格斯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恩格斯补充并证实了他的观察。
　　恩格斯也使用了由他自己的社会观察和信息网络所补充的“可信的来源”。这些观察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物质条件。有众多传记和文本证实，恩格斯的信息网络对他1845年的著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后不久就与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相识，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据威尔逊说，玛丽·白恩士是爱尔兰的一名工厂工人，受雇于欧门—恩格斯公司。玛丽早已强烈谴责工人阶级所忍受的状况，而这一状况还在被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强化。玛丽极有可能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信息网络中的一员。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私人信件已经不可见了，但是居住在布拉德福德的另一位德国“激进派”作家格奥尔格·韦尔特的著作留存了下来，并且提供了有关恩格斯从他人那里获得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现实状况的一手资料的信息。惠特菲尔德（Whitfield）提到恩格斯拜访了当时在布拉德福德做职员的韦尔特。
　　恩格斯通过在布拉德福德与韦尔特的交流，接触到了通常不会被19世纪的“绅士”看到的情况。肯普—阿什拉夫（Kemp—Ashraf）指出，“布拉德福德加上恩格斯是促使韦尔特成熟的刺激因素”[51]。在布拉德福德有一个特别的“刺激因素”似乎对恩格斯和韦尔特都很重要，那就是约翰·利特尔·麦克米肯（John Little McMichan）博士的研究。肯普—阿什拉夫将麦克米肯描述为“最宝贵的一手资料来源”[52]，因为麦克米肯带着韦尔特目睹了布拉德福德的工人家庭的贫困程度。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麦克米肯和韦尔特是亲密的朋友，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对立的。麦克米肯是一个激进的保守党人！

恩格斯和他的批评者


　　正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研究方法，使他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的结论。恩格斯观察到的现实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逻辑推论，使得恩格斯有机会回击批评者对他1845年著作的批评。例如，查罗纳和亨德森称恩格斯的观察生动，“可能准确”但需要“修正”。[53]他们认为恩格斯使用的语言具有误导性，尤其是当他描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区的情况时更是如此。比方说，恩格斯写到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勒姆（Durham）的矿区时称，“在这个地区，我们又找到了我们在城镇中已经熟悉的寄宿处和睡觉的地方”[54]。恩格斯以第三人称写作并在他的著作中带领读者经历了一段可以被描述为跟随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的旅程，而不是一段地理旅程。
　　恩格斯在序言中先发制人地说明他在选择资料来源时是有选择性的，“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55]。这些自由党人的证据很难被称为“革命性的”。维持现状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正是资产阶级创造了这些证据，尽管它们的产生并不是为了揭示社会秩序的结构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恩格斯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揭露了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同时他的研究也确证了他年轻时在伍珀河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1845年，他的结论引出的理论分析推进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历史进程。

全球资本主义


　　首先，这些结构强化了社会秩序和英国无产阶级的恶劣状况，恩格斯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56]。然而，德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并不发达，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正是恩格斯对其“德国同胞”[57]的警告。在德文第一版（1845）的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他对抽象理论的批判：“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58]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最终也会在德国出现，因为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这种社会制度迟早会发展到在北海彼岸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59]正如卡弗所定义的那样，共产主义在德国已经存在，而德国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建立在“理论前提”而非现实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和英国工人的真实状况，那么德国工人的状况将无可避免地变得和英国一样极端。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将“产生同样的结果”。[60]
　　恩格斯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是一个战斗宣言。如恩格斯所说，他的这一著作并非是像蓝皮书那样的官方文件，而是以“易读”的散文形式写作并且让每一个读到它的工人都对其中描写的状况感到熟悉。它的受众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61]——英国工人，恩格斯认为这些利益是普遍的阶级利益，工人阶级的任何集体行动都会被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德国所监视。恩格斯的文章也许只是针对他的德国同胞，但是资本主义很快就越过大西洋抵达了美国，在那里工人阶级在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但是却通过“阶级相同斗争”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
　　考虑到工人阶级运动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美国版的序言（写于1885年，出版于1887年）就具有了特殊的意味。恩格斯认为，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济条件、生产和贸易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国范围的工人阶级运动”[62]。在美国，正是黑奴的解放和制造业的兴起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这一解放作为“阶级相同斗争”改变了“基本的阶级关系”。[63]美国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他们形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无产者的阶级”[64]。这进而导致了一个为工人阶级发声的政治纲领的形成。恩格斯再次重申团结的必要性：“工人群众感到他们……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并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65]
　　恩格斯在1892年版的英文版序言中分析和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近50年来的历史发展。例如，工会对雇主来说变得更易接受，因为据恩格斯所说，雇主很快发现罢工“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强有力手段”[66]。因为罢工和就业法案〔如《十小时工作制》（Ten Hours Bill）〕造成的时间损失对小的厂商来说意味着无法承担的成本；大的厂商则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因为这些变化成为“加速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一种手段”。[67]
　　过去的许多年来，英国一直处于“制造业垄断”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总是在寻求新的市场。正如美国版序言所说，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许多社会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创造了竞争。全球资本主义持续十年的危机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加剧了“停滞、困境、资本过剩、失业人口过剩”[68]。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趋势使得恩格斯认为“英国将再次出现社会主义”[69]。

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工人阶级的处境


　　1892年，恩格斯在为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写道，“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70]。恩格斯指的是英国最近的那次议会选举，工人们“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71]，并赢得了三个席位。恩格斯认为，现在的选举不再只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竞争了，工人政党作为第三个党派加入了这一竞争。恩格斯乐观地认为：“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72]或许是因为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取得的微小胜利，恩格斯在最后的序言（德文第二版）的结尾与他在1845年的开场白极为类似。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起来，为改变现状而斗争。
　　自1845年到1892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3]。恩格斯注意到“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74]。恩格斯接着说蒸汽机和机器“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75]然而，当恩格斯提到1845至1892年间的变化时，他并没有怀疑1845年的文本与时代的相关性或价值。恰恰相反，他在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发展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变化。例如，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仍然处于“悲惨的”状况中，而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76]。
　　在1845年写作的导言中，恩格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工业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由于“机器的使用”[77]而诞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工人阶级存在的先决条件。英国工人阶级“仅仅靠工资生活，没有一点财产，甚至连名义上的财产（一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78]。随着机器的采用，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恩格斯提到纺织工人和织布工曾经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79]。这一合作关系随着机器化的推广而烟消云散。之前工人们有自由和选择的因素，所以他们“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80]。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将过去的理想浪漫化，他将工业革命前的工人描述为“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产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81]
　　工业化也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这对工人阶级的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交流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工作场所的联系，由此恩格斯指出，“只是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82]。恩格斯认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83]
　　恩格斯写作的时候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提出了连续性和变化的问题。机械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并未同时影响整个英国社会；因此，恩格斯在此所指的是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阶级社会。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from Fantacy to Science；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一书中，恩格斯将这一过程解释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和交换的变化，这些变化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84]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和导言中，恩格斯讨论了社会的物质组织形式一从农业到工业。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实的人类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关系自始至终都是用阶级话语来解释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关于随着阶级关系的产生和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抗所产生的对立和不平等的研究。序言和导言中所提出的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结构限制的持久性继续贯穿全文，这些限制强化了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繁荣和下层的贫穷。通过使用我们当代英国社会中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可信的来源”和观察资料，我们才有可能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今天和150年前一样重要”这一观点。

恩格斯的著作与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关系


　　恩格斯对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时期的英国进行了形象刻画，并将这个时代的肮脏归因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和矛盾关系。但是，像恩格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无阶级”社会中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过去的15年里，阶级话语变得更加落伍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但是经济状况的不平等仍像以往一样严重。正如恩格斯在评论持续存在的剥削例子时所说：“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85]如果我们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就会忽视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的人道主义目标。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工人阶级”一词来描述那些为了购买生活资料而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那些在社会中“出卖”劳动力以购买生活资料的人经历了相同的状况，因此具有同样结构的阶级地位。但是谁又是当代英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呢？
　　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有很多工人具有和恩格斯时代的工人同样的不安感，恩格斯说“他（工人）地位不稳定，必须靠工资糊口，简言之，这使他成为无产阶级”[86]。通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运用恩格斯在1842至1844年间使用的研究方法，我们有可能去评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与当代的相关性。当代有大量资料显示，有相当庞大数量的工人正在经历不安感、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工人仅仅只能勉强糊口。1994年，赫顿（Hutton）写了一篇名为《勉强糊口》的文章，强调英国至少有50%的家庭处于危险状况——如果这些家庭的顶梁柱生病、失业或负债的话。因为他们的平均储蓄还不到450英镑，而在1991至1992年间居民的平均周收入约为250英镑。
　　尤其是在过去的15年里、政府的法律导致以前享有长期稳定就业、养老金和许多其他附加福利的大部分人口变为无产阶级。但是这些工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阶级界限又在哪里？马克思认为那些被雇佣担任监督者和管理者的人只是“一种特殊的工人”[87]。他还表示“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88]@—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界限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当我们回顾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与斗争时，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写作和对社会展开分析的时代。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不止描述了阶级关系；还对跨越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发表了评论，比如种族和性别造成的不平等。赖特认为不能总是将斗争归结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所有的阶级分析中考量基于种族，性别或少数族裔利益的非阶级运动的斗争。这些群体参与了“系统地改变基本阶级关系的斗争”。[89]
　　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就已经谴责了职场对女性的性骚扰，职场女性缺乏照顾孩子的时间，女性职工的低工资，以及“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90]将女人和儿童排除在外。同样的问题一直持续至今。正如英国工商业联合会总干事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所说，“在过去20年里，欧洲的就业增长完全是由女性带来的……这一趋势在英国尤为明显”[91]。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如此，戴维斯还提到了低收入、兼职工作和“新贫困人口”[92]中女性比例过高的问题。
　　150年来，种族歧视和少数族裔的边缘化问题仍然存在。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详细讨论了移民、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他多次提到他那个时代最突出的少数族裔——爱尔兰人。恩格斯称爱尔兰人承受着最槽糕的工资、住房和工作条件。今日，英国的许多少数族裔依然在经历类似的状况。和当代社会一样，恩格斯时代的少数族裔群体是最有可能经历贫困和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有技能的少数族裔女性依然比技能较差的白人女性更有可能失业或从事低薪工作。正因如此，黑人女性会经历一种“双重偏见”[93]，而黑人企业家得到资金支持和建议的可能性要远低于白人企业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由于工作转为雇用临时工制而感受到不安和贫困，而100年前也是如此。在著作首次出版大约50年后，恩格斯写道，英国工人阶级所经历的状况有了许多改善，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94]。

20世纪90年代的必要的可信来源


　　那些通常在最萧条时期都能就业的人，现在备受缺少工作和工资降低的痛苦。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按照艾略特（Elliott）的说法、工资委员会的废除导致工资不断下降，以便与某些行业的低价相竞争。在以女性为主要雇员的洗衣行业、工资委员会的解散使得不再有“对数千名低收入女工的保护”，并鼓励了那些寡廉鲜耻的雇主以最低工资水平进行商业竞争。一位继续维持洗衣行业工资委员会制定的工资标准的雇主评论道，“降低工资并不会让你创造更多财富”[95]。商店雇员工会副秘书长提到一个时薪3.7英镑的售货员在商店工作23年后失业。在工资委员会被解散后，她只能面试一个时薪1英镑的职位。[96]正如赫顿所言：“我们无须再抨击工会和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因为英国就没有这方面的监管，在国际劳工标准排行榜上与美国一起排名垫底。”[97]
　　1980年、1982年和1988年出台的《就业法》规定了在采取罢工行动之前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限制工人在工作场所组织纠察队，倒闭的商店不再能够让雇员加入工会，以及第二次罢工行动不再合法。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工会的基金将会被扣押。然而在恩格斯的时代，工会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送一份请愿书……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联合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回家”[98]。

　　不安感的幽灵正困扰着英国。

——格雷（Gray）（《卫报》1994年7月18日）


　　社会中有这样一些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活动的群体。他们拥有的就业技能已经过时（通常也没有代表为他们发声），而他们仅有的就业经验建立在偶然的、脆弱的基础之上。因此，许多人在低薪、剥削性的临时就业和失业救济金之间的不断过渡中艰难求生，工党议员艾伦·米尔本（Alan Milburn）强调了在低收入人群中日益增长的“迫使百万绝望的人从事第二份工作”[99]的趋势。恩格斯在1845年也提到了那些因低收入而被迫从事不止一份工作的工人。他引用的一位纺织工人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生活：“贫穷逼着我这样干，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100]赫顿暗示道，“我们在收入分配和工作模式方面正在倒退回19世纪”。[101]
　　但是不安感甚至会影响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于教师和讲师来说也不再有稳定的就业了。在1994年11月，米克尔（Meikle）警告说，如果不接受要求更高的短期合约，“数百名大学讲师面临着裁员”[102]。略举数例，教师、银行雇员以及那些在医疗服务和媒体行业工作的人都在就业立法审查期间经历着更高的不安感和失业率。多尼根（Donegan）提到一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搬到伦敦以来一直没有一份“真正的工作”的电视电影导演。“他说，电视行业已经没有工作了，只有偶尔的一天或一周才会有一份合同。”多尼根认为，有晋升空间和养老金的稳定工作“早已是过去时了”，而英国广播工会的一位发言人曾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很难找到一个拥有“持续合同”的人。广播行业的员工“非常害怕有权续签合同的经理。因为他制造了大家的不安感”[103]。恩格斯认为，正是这种不安感使得工人成为无产阶级。
　　但是失业者又怎样呢？根据恩格斯的说法，150年前的失业者“想要一份工作、贫穷且饥饿”[104]。对于当代社会中长期失业的人群来说，情况可能极为相似。

　　我不需要去描述失业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痛苦。济贫金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当乐施会帮助其他国家的穷人时，却不知英国也需要救济。

——米克尔（《卫报》1994年8月2日）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指出，在20世纪，那些在“幸运之土”领取福利的失业者会受到“来自政府的援助所产生的反复评议造成的人格受损”[105]。从1996年起，失业超过六个月的人如果想继续得到“政府的援助”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例如，失业者将被要求“采取措施比如参加课程或改善形象来提高就业能力”[106]。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有失去政府福利的风险，那些拒绝接受“福利工作人员的合理指导”[107]的失业者也是如此。
　　1994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报告宣称，1986年出台的《社会保障法》“通过降低失业者的福利待遇，加大了失业者和其他申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108]1834年政府也试图减少对失业者福利待遇的“慷慨”。这一年新出台的《济贫法》取代了1601年颁布的旧法案。恩格斯说这是由于相信“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过剩’人口的增长”[109]。新《济贫法》的出台是因为人们认为旧的《济贫法》使“国家破产”[110]。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称旧的《济贫法》“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沮丧，使懒惰、放荡和轻浮的人受到保护；……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给私生子的抚育费无疑是在为私生子发奖金”。[111]相同的论调在今日依然在“重弹”。

　　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提出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只会维持“多余的人”存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好好表现——否则就会失去失业救济金。

——贝文思（Bevins）（《观察家报》1994年12月4日）



　　1992年，社会保障部大臣彼得·利利（Peter Lilley）宣称他列了“一份怀孕的年轻女性名单，以便使其不在获得公益住房名单内”[112]。1993年，也就是在新《济贫法》出台160年后，时任劳工部大臣的戴维·亨特（David Hunt）表示：“我们希望人们自己去工作，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自己，因为纳税人的钱是他们无权享受的。”[113]几个月后，阿兰·邓肯（Alan Duncan）（保守党议员、社会保障特别委员会成员）提出，“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失去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因为它似乎没有满足应得之人，呃，穷人的需要”[114]。
　　如果恩格斯能对过去20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发表评论，他的观点会与160年前对《济贫法》的看法一样。今日，同样的政治说辞依然盛行，那些颁布社会政策的人，无论是1833—1834年的《济贫法》专员还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似乎都相信救济穷人会助长他们的懒惰和消磨他们工作的动力。
　　不安感、失业和贫困的后果贯穿恳格斯的整部著作。恩格斯认为，这些状况导致了穷人思维、身体和精神的疾病，从而引起了自杀率的上升；当饥饿者被迫偷取食物时，社会秩序也将崩溃；贫民窟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疾病。恩格斯多次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詹姆斯·凯（James Kay）博士和皇家医师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报告。当然，他也引用了韦尔特和麦克米肯在布拉德福德的观察来补充这些报告。很多在那一时期普遍存在的穷人的疾病，以及社会上最贫困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被恩格斯记录了下来。

　　他们虚弱的体质无法抵抗疾病……因此，他们过早衰老，然后早早过世。在这一点上，死亡率统计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贫困被认为是50年来人类寿命首次下降的原因。研究表明穷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杰瑞（Jury）（《卫报》1994年4月29日）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争论和讨论。例如，德拉莫斯（Delamothe）认为“穷人用生命偿还他们的贫穷”[115]，而威尔金森（Wilkinson）提出“致命的贫困”。[116]从1980年发表的《布莱克报告》（The Black Report）到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报告，在过去的15年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些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因为不平等待遇而付出了高昂代价。1993年，主持1980年调查的道格拉斯·布莱克（Douglas Black）爵士抨击政府“试图摧毁医疗服务”[117]的行为，并呼吁福利国家价值观的回归。威尔金森认为，“穷人用健康为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付出了代价”，[118]自1980年代以来，这种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比如，最贫穷人口的死亡率是较富裕人口的五倍，而另一个迹象是贫困地区婴儿死亡率的上升。1993年，戴维—史密斯（Davey—Smith）和艾格（Egger）报告称，财富和健康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是“撒切尔时代的遗产”。
　　在思考当代英国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开撒切尔主义的具体细节。当然，自恩格斯那个时代以来，社会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和改善，但这些改善大多源自战后为社会普遍提供福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选择性地消除贫困。福利国家奠基于“绝不再来（Never Again）”的原则之上，并且消除了《济贫法》的污名。[119]然而，在1995年，我们看到了“利利‘回归《济贫法》’的福利转向”[120]的宣言。我们不能将过去15年来对政府政策作出的夸张解读，全部归罪于《英国医学杂志》、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国家儿童之家和传媒等机构。
　　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政策尤其忽视了对健康状况有深远影响的结构性限制。政府已经签署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到200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为健康领域带来公平。然而，正如医学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目标并未达成。政府为实现“全民健康”所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向社会上最贫穷的人发出说教性的公文。因此，健康的差距变得更加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上最贫穷的人的处境更为恶化的结构性限制仍然存在。

　　正是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半饱的孩子们必然十分虚弱，必然患严重的瘰症和佝偻病。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基础福利不会为儿童购买济贫院的饮食。

——布林德尔（Brindle）（《卫报》1994年2月1日）



　　卫生部发布的健康饮食目标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事实上对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能达成的，工作不稳定、失业、无家可归、低收入和缺乏基础设施，都限制了食品消费的选择。恩格斯提醒人们注意健康饮食的必要性以及营养不良对健康状况的影响。他指出，工人们即使知道“饮食是万恶之源”，[121]他们通常也无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恩格斯反问道：“只要他们不能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又怎么能获得更适当的生活方式呢？”[122]
　　1994年，慈善机构巴纳多斯（Bamardos）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肯辛顿（Kensington）比在英格兰北部缺乏便利设施的地方购买食物更便宜。对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公共汽车服务的放松管理使居民的贫困更加严重，因为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民众无法享受诸如食品市场之类的便利设施。[123]1993年，在曼彻斯特的一处“拥挤”住宅区，儿童协会开始以1.40英镑的价格提供圣诞晚餐，以满足此处许多买不起食品的居民的需求。大多数家庭都渴望吃到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食物。然而，如果他们付不起40分钟烤马铃薯的电费，或者可能付不起社会基金的贷款来购买炊具，那么外卖薯条就是他们唯一能够饱腹的熟食，1994年，有报道称，“申请贷款购买床和炊具等必需品的领取救济金的民众正以每周近10万人的速度被拒之门外”[124]。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言，有大量居民无法采用“更适当的生活方式”。
　　1991年，国家儿童之家向在中心登记的家庭发出了354份调查表，就营养、饥饿、收入和贫困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当一个家庭的每周预算用光时，母亲通常是挨饿的那个人。然而，有时候会出现食物不够孩子吃，或者食物不适合孩子吃而被拒绝的情况。因此，出现过在一个月内50%的儿童（都在5岁以下）在挨饿的情况。这些接受调查的父母很清楚地知道在他们预算极低的食谱中缺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调查结果显示，41%的孩子饮食“不健康”，24%的孩子饮食“非常不健康”，而调查中没有一个孩子的饮食“营养均衡”，[125]这些缺乏的食物可以预防许多种疾病，特别是癌症、妇女骨质疏松症、心脏病和中年糖尿病。正如恩格斯在1845年观察到的情况：

　　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当因为缺乏营养而引发的疾病在自幼营养不良的成人身上出现时，财富和健康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也会显现。

　　你们可以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为了对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起警示作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波尔蒂略抨击了无赖和不负责任的人。

——温特（Wintour）（《卫报》1994年4月23日）



　　洛瑞（Lowry）认为“受害者应受谴责综合征”是当代英国最严重的病症。主流医学和社会学的证据揭示了对利己主义的狂热和对集体责任的诋毁是徒劳的。它还展示了政府关于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的花言巧语，是如何将当代社会的许多民众排除在外的。正如恩格斯150年前所说，“无产阶级的贫困程度已经恶化到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即匮乏和饥饿的地步”[126]。与150年前一样，食物和良好健康的基本要求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历史似乎一再重演着社会中生活最贫困的人所经历的生活物资匮乏的情况。在1852年，马克思提出历史可能会重演一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是闹剧。在恩格斯那个时期，维多利亚时代自助的“价值观”和马尔萨斯的小册子认为下层社会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上层社会的人就会害怕堕落，而这对于很大一部分民众来说是一场人间“悲剧”。滑稽的是现在的政府却在纵容提倡自助的政治辞令。
　　《自助》一书的作者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认为“来自外界的帮助往往让人软弱，但来自内心的帮助总是让人充满活力”[127]。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为斯迈尔斯1986年出版的《自助》一书撰写了前言，他写道，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已变得适得其反，削减了人们工作和储蓄的动力。据约瑟夫所说，这本书是“为我们的时代发声：它向我们，政府、被政府管理的人、雇主和雇员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工作还是失业都需要牢记在心”[128]。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外界的帮助而变得软弱无力。反而倒是低福利水平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英国贫困人口、流浪汉和街头乞丐增加。

　　在伦敦每天有5万人早上起床，却不知道晚上该在何处入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仅仅18个月后，政府就主动终止了对自己提出的“露宿者”计划的支持。

——约翰逊（Johnson）（1994）



　　1994年的预算降低了申请人和那些寻求帮助支付抵押贷款利息的人可获得的住房福利水平。儿童贫困行动组织（The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积极鼓励人民拥有住房的政府却撤回了援助。住房慈善机构认为这将导致“无家可归的家庭数量的增加”[129]。恩格斯在1845年的著作中提到了无家可归的问题以及那些为了生存被迫乞讨的人。他描述了一个家庭“在繁忙的街道上占据了自己的位置，一言不发，让自己无助的样子为自己辩护”，而其他人则“在街上唱着乞讨的歌”。[130]恩格斯引用了一位“太太”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编辑部的信，她抱怨道，尽管她已经为慈善事业作出了贡献并捐助了不少钱，她却依然被"大批乞丐”纠缠，“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未愈合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常常是极端无耻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同情”。[131]
　　1994年，约翰·梅杰（John Major）轻松地响应了恩格斯时代的那位“太太”，当时他声称乞讨是“多余且无礼的”，从而表达了“这个国家数百万人”的感受。他继而提到英国“称职”地预先打造了阻止任何乞讨需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132]杨（Young）回应道，"梅杰真是厚颜无耻”。杨接着说：“虽然有些人沦为乞丐，但没人能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是被迫成为乞丐的……打开右派的议程，可以看到福利支出的预算极多。但是依然不能阻止他们把道德上的耻辱之水浇在无家可归的人身上。”据1994年的统计估算，每年有14.5万户家庭宣布无家可归。然而，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每个家庭中有多少人，以便我们估算无家可归者的真实人数。1994年出台的新住房规定也加大了无家可归者被正式认定为无家可归者的难度，例如：“为了被认定为无家可归者，整个家庭将被迫睡在门廊。”[133]

恩格斯的唯物分析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英国，据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低收入家庭往往无法负担相当于19世纪穷人的家庭饮食，而在撒切尔执政期间，“最贫困家庭”的收入下降了14%。[134]爱丁堡公爵（The Duke of Edinburgh）曾称绝对贫困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公民无法负担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那么贫困的绝对程度又是如何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健康或技能下降时，我们的住所、食物，工作的权利和尊严如何保障？真正的贫困和相对的贫困一如150年前一样普遍。19世纪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暴露出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的幽灵等社会弊病在今日仍然盛行。正如唐尼森（Donnison）所说：“损害我们健康的不是贫困而是不平等。”[135]在我们庆祝《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150周年之际，对其进行重新评估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尤其是在我们接近21世纪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仍然未能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的背景下。
　　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恩格斯的“必要的资料”有力支持了以下这一论点，即恩格斯的文本、研究方法和对社会的唯物分析在今天仍然有效。20世纪90年代正如1845年一样，对社会的唯物分析揭示了“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36]。恩格斯的研究批判了抽象的理论文本的肤浅性，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今天。例如，考虑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健康饮食运动，这些运动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却很难实现。恩格斯的方法揭示了创造和再造需求的社会的结构，因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137]
　　恩格斯在1845年提出，“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138]。或许，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也需要这样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最近发表了它们对财富、健康和福利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现实的回应。它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份报告展示了近年来英国社会的贫困、不安感和不平等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战后建立的社会保障形式已被系统侵蚀，在逐步重构社会供给的过程中反映和巩固了当代社会的碎片化和分层……很清楚的是，只有社会重建才能够打击这些社会罪恶，并在20世纪末发生变化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社会安全。

——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1994年）



　　因此，恩格斯的政治理论在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我们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通过运用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来指导社会主义理论或许有可能为大多数公民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社会进行唯物分析仍然是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并驳斥肤浅的不考虑现实的抽象概念的一种手段。



* 安妮·丹尼希（Anze Dennehy），写作本文时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医学系的在读研究生（1995年）。本文选自亚瑟主编的《今日恩格斯：一百周年的评价》（Engels Today：A Centenruy Appreciation），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6年版。

** 赵立，哲学硕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2] K.Marx and F.Engels.The Holy Family（1845）.in Collected Warts，Vol，4，London，Lawsence & Wishart，1975，p.701.

[3] K.Marx and F.Engels.The Holy Family（1845）.in Collected Worts，Vol，4，London，Lawsence & Wishart，1975，p.701.

[4] 参见K.Marx and F.Engels，The Holy Family（1845），inCollected Worts，Vol.4，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702.

[5] K.Marx and F.Engels，The Holy Family（1845），in Collected Works，Vol..4，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7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7] R.Dahrendoe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5.pp.62—63.

[8] R.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ecinty，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1965.p.61.

[9] I.Gilmour，Dancing with Dogms，Britain under Thatcherism，London，Simon & Schuster，1993.p.128.

[10] 参见LGilmour.Dancing uith Dogma：Britain under Thatcherism，London：Simon & Schuster.1993.p.130.

[11] I.Gilmour，Dancing with Dogma'：Britain under Thatcherism；Landonl：Simon& Schuster，1993.p 135.

[12] P.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London：Penguin，1979.p.31.

[13] L Gilmour，Duncing with Dogma；Brituin under Thatcherism，London：Simon & Schuster，1993.p.139.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

[15] N.Geras，"Post 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63，1987.p.43.

[16] NGeras，“Post 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63，1987，p.43.

[17] N.Geras，“Post Marxism”，New Left Reriew，No.163，1987，p80.

[18] E.O.Wright，Interrogating Inequality，London，Verso，1994，p.65.

[19] W.H.Challoner and W.O.Henderson，“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England of the ‘Hungry Forties’”，in Hartwell et al.（eds），The Long Debate on Poverty，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2，p.183.

[20]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27.

[21] K.Marx and F.Engels，The Holy Family （1845），in Collected.Warks，Vol，4，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93.

[22] E Wilson，To she Finlend Station.Fontana，1967，p.149.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7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41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16—519页。

[27]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27.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383页。

[29] K.Marx and F.Engels，“Friedrich Engels Senior to Karl Snethlage.1 December，1820”，in Collected Works，Vol.2，London：Lawrence &，Wishart，1975，p.578.

[30] K.Marx and F.Engtls.“Friedrich Engels Senior to Karl Snethlage，5 October，1842”，inCollected Worts，Vol 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586.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33] K.Marx and F.Engels，“Friedrich Engels Senior to Karl Snethlage，5 October，1842”，in Collected Worts，Vol 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587.

[34]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91.p96.

[35] K.Marx and F.Engels，“Friedrich Engels Senior to Karl Snethlage，5 October，1842"，in Collected Works，Vol，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5，p.586.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52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39]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issics.1987.P.29.

[40] K.Marx and F.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1845—46），in Collected Works，Vol.5，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6.p.446.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42]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27.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笫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5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51] P.M.Kemp-Ashraf，“George Weerth in Bradford”，in.I.and P.Kuczynski（eds），A Young Revolutionsry in 19th Century England：Selected Writings of George Weerth，Berlin：SevenSeas Books.1971.p.171.

[52] P.M.Kemp-Ashraf.“George Weerth in Bradford"”，in I.and P.Kuczynski （eds）.A Young Revolutionary in 19th Century England：Selected Writings of Gearge Weerth，Berlin：SevenSeas Books.1971.p.196.

[53] 参见W.H.Challoner and W.O.Henderson，"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England of the ‘HungryForties'".in Hartwell et al.（eds）.The Long Debate on Poverty，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2.p 182....

[54]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249.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7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5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62] F.Engels，“The Labour Movement in Americn.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3，p.17.

[63] 参见E.O.Wright.Interrogating Inequality，London：Verso，1994。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5页。

[66]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P.35—36.

[67] 参见F.Engels.The Condirion of the Wa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p.35—36.

[68]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44.

[69]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a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45.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366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390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3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84] 参见F.Engels，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Bookmarks，1993，p.37。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2009年版，第307页。

[86]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143.

[8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页。

[89] E.O.Wright，Interrogating Inequality，London：Verso.1994，p.65.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91] Davies."Women Set the Agenda for Nineties Job Market".The Observer，1994.

[92] Davies，"Women Set the Agenda for Nineties Job Market"，The Oburer，1994.

[93] L Jury，"Ethnic Women Suffer Double Bias"，The Guardian，1994.

[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95] L Elliott.“Think Tank's Mixed Message for Government”，The Guardian，1994.

[96] 参见L.Elliou，“Think Tank's Mixed Message for Government”，The Guardian，1994.

[97] W.Hutton，“Victorian Values All Too Evident in Income Pattern”.The Guardian，1994.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99] A.Mlburn，“Low Pay Forces Desperate One Million to Take Second Jobs”，The Guardian，1994，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页。

[101] W.Hutton，“An End to the Rule of Fish Market Ecoriomics”，The Guardian，1994.

[102] J.Meikle，“Hundreds of College Lecturers Facing Redundancy”，The Guardian.1994.

[103] L.Donegan，“Lecturer Given Lesson on Jobs”；The Guardian，1994.

[104]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115.

[105] J.K.Galbraith.“Towards a New World Deal”，The Guardien，1994.

[106] D.Brindle.“New Benefit Rules to Put Pressure on Jobless”.The Guardian，1994.

[107] D.Brindle.“New Benefit Rules to Put Pressure cn Jobless”，The Guardian，1994.

[108]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The Effects of the 1986 Social Security Act on Family Incomes”，Social Policy Resrarch Findings，no.54，1994.

[1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86页。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页。

[112] M.Durham，“Benefits of Tory Morality”，The Observer，1993.

[113] M.Durham，“Benefits of Tory Morality”，The Observer，1993.

[114] M.Durham.“Benefits of Tory Morality”，The Observer，1993.

[115] Delamothe，“Poor Britain Losing Out”，British Medlical Journat，VoL 305，1992，pp.263—264.

[116] R.G.Wilkinson，“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304，1992.pp.165—168.

[117] D.Black，“Black Returns to Fray in Defence of NHS”.The Guardlian，1993.

[118] R G.Wilkinson，“Divided We Fall：The Poor Pay the Price of Increased Social Inequality withTheir Health”，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 308.1994，pp.1113—1114.

[119] 参见P.Hennessy，Never Again，Vintage，1993.

[120] D.Brindle and M.White，“Lilley ‘Returning to Poor Law’with Benefits Shift”，The Guardian，1995.

[121]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xglana，London：Penguin Claasics，1987，p.132

[122]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ess in Exglanal，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132

[123] M.Wainwright，“Estate Families Feel Squeeze of London plus Costs”，The Guardian，1994.

[124] A.McSmith.“Poor Fall Through Final Safety Net”，The Observer，1994.

[125] 参见National Children's Home，NCH Poverty and Nutrition Surtry，NCH Publication，1991.

[126] 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143.

[127] S.Smiles，“Sel f—Help”，London：Penguin.1986.p.10.

[128] K.Joseph，“Foreword，in Smiles，S.，“Self-Help”，London：Penguin，1986，p.16.

[129] Hunter，“Disaster as Salety Net is Withdrawn”，The Guardian，1994.

[130] 参见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Wort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p.120。

[1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479页。

[132] 参见D.Harrison。V.Dodd，and M.Durham，“Major Chases Vones in New Attack on Beggars”，The Observer，1994.

[133] P.Wintour，“Families Must Sleep Rough to be Seen as Homeless”，The Guardian，1994.

[134] 参见D.Brindle，“Poorest Familits’Income Fell 14 Percent Under Thatcher”，The Guardian，1993.

[135] D.Donnison，“Riches to Die for”，The Guardian，1994.

[1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498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07页。

[1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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