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财富己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很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会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因此这个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了。”^[7]

　　［VIII］“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时间先期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比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仍然为数最多。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50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50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1 000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100万人，那么就有999 000人并不比50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人的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的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工人的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25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IX］而增加到每日12—16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这种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地方。”（舒尔茨《生产运动》72第65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吃海豹油和发臭的鱼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封闭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社会^[8]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改进了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强行用于［X］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所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生活舒适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倍…… 但是，甚至在我们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也仍然是像掷骰子游戏那样的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在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日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合的手工劳动向下一阶段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若干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同较大量人手之间进行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显露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XI］弊病……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中，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158 818个男工，却有196 818个女工。兰开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03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209个。在英国利兹的麻纺厂中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47个女工；在邓迪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280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劳力的毛纺织厂中男工较多。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18 593个男工以外，至少有38 927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女性有了较大的就业范围……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71、72页）“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 558人，12—13岁的儿童35 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 208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它使人手日益摆脱一切单调的工作——足使这种弊病逐渐［XII］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以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方式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气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气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尔茨《生产运动》第70、71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做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所有者效劳，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73第409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替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XIII］“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页及下一页）捡破烂者。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万—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有8 000—9 000名妇女为这种淫秽的职业献身，或者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如果这同一比例适用于全球，那么这类不幸妇女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他们贫困的增长而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数不胜数，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 801 827人，1831年增加到7 764 010人，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却增加21%仅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比雷《论贫困》^[9]第1卷第36、37页）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 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披着伪装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3页）“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看成交换价值呢？”（同上，第44页）大工场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时都在出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XIV］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同时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和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其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比雷，同上，第20页）“这些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裁者，战争的判决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这种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手段，这种战争就叫做竞争。”（同上，第23页）
　　工业战争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需要有人数众多的.能由它调集到一个地点并承受巨大牺牲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士兵之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而只不过为了逃避那严酷的饥饿命运。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亲善可言。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大众甚至没把握会经常受雇于人，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摆脱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使他们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16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XV］“我们确信……那些负责对手工织布工状况进行调查的专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2页）

　　“尽管资本本身不归结为盗窃或诈骗，可是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10]）

　　“例如，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并不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种财富直接和径直提供给他的那种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对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对当时市场上存在着的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控制权。”（斯密，第1卷第61页^[11]）

　　“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那里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全部劳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II］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些，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同所使用的基金的量不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7页）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家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他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有变动，简直是时刻有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但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致有数。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而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0、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升降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双倍利息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是指通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息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l卷第196页）
　　［III］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仅够工人在劳动期间糊口。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首先，如果那些向市场供应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的效果就是使其他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宿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与自己的竞争者同样的价格甚至比他还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进行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人的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以较少的商品供应市场，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对商品加工时手工劳动的增加，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而且每一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IV］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总是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及其利润，而且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第1卷第102、103页）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十分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第1卷第226、227页）

　　资本占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其唯一动机是对他自己的利润的考虑。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V］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就是说：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利润率很自然地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像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 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 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1卷第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不同的食品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力经营时便宜，如果分归20个［VI］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彼此达成一致意见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太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部门。”（斯密，第1卷第196、197页）

　　“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2卷第325页）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占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他资本所占领的位置（营业）^[14]。但是，如果他不提出更优惠的条件做交易，那么他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挤出所占的位置。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指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越多，对劳动的需求也就越大：工人容易找到工作，［IX］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一般说来要远比利润高的小资本增长得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流动资本是用于食品生产、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为自己的主人所占有或者继续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主人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借助于这种流通，或者说借助于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业器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供他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工业运转。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是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推动工业运转的］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都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共同的生产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 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而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小的和负债的所有者的数目就增加，他们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像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较大的地产 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尔茨《生产运动》第58、59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一磅价值3先令8便士的棉花，纺出350束总长167英里或36德里、商业价值为25基尼的纱。”（同上，第62页）
　　“45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11/12，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1814年需要付16先令，而现在只用交1先令10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4万上升到150万。［XII］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产品量相比必然减少。在1820——1833年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4先令1 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结果，在个别工业部门部分地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繁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变化不定的波动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经常的和突然的停工或缩减工作成为必然，这种不利情况总是使雇佣劳动者阶级痛感其害。”（同上，第63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 劳动是人，而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第411、412页）
　　“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别的要素即劳动，根本不能创造财富，材料要素获得对他们［这种材料要素的所有者］富有成果的魔力，好像他们是自己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第412页）
　　“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400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2000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5个人为他劳动；10万法郎的收入表示250人的劳动，而100万法郎则表示2 500人的劳动。”（因而，3亿法郎（路易—菲力浦）表示75万工人的劳动。）^[15]（同上，第412、413页）
　　“人们制定的法律贼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利…… 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而且还付给他们总是够用的工资，等等。”（同上，第413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宜性的确定，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都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意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413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XIII］生产者既不知道需用的东西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物，是强者、不受折磨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 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 供给不知道需求，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出现的爱好和时兴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趣已经消逝，并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 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414—416页）

　　“对于一个拥有2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个工人，都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 000万还是有1 200万，它是不会关心的。”^[17]“德·西斯蒙第先生说（第2卷第331页）：真的，只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手柄，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18]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比雷，］同上，第82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缺少资本来充分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少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糟糕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少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往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这里的商人［XIV］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比较富有的商人的代理人。"（斯密，第2卷第382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就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无论哪一种情况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2卷第338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先导，只有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材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每个工人的任务在更大程度上逐渐简化，减轻和缩减这些任务的新机器才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聚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分工不大发达时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手工业器具。在任何劳动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可能实现这种分类和细密分工。”（斯密，第2卷第193、194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数量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实行最恰当的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为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而采取的办法，［XV］就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工业的数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数量的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194、195页）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有些地方，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之间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也为了购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单个的工厂主有时拥有10 000—12 000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有才智者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管辖地区，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这一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占有者手里的。见1838年《德意志季刊》第3期《伯明翰的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之多的大股份企业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纷繁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多方面的了，［XVI］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截然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消失。然而，这种用不同方式便于资本得利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尔茨，同上，第40、41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但是，土地所有者（1）甚至对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人们可能看做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租的附加额（追加费）^[19]；（2）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金，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金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仿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自己出资进行的；（3）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1卷第300、301页）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产生碱性盐，可用于制造玻璃、肥皂等等。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但只生长在潮汐〈涨潮，marée>可及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土地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很大一部分居民［II］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海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1、302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抵消一切可以看做人的劳动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产物。”（斯密，第2卷第377、378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根本不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2页）
　　“在这三个阶级^[20]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用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斯密，第2卷第161页）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1卷第306页）
　　“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品就同用来耕作或开发的资本大小以及［III］对这种资本的恰当使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资本额相等而且都同样得到恰当使用，它们的产品就同土地、渔场或矿山的自然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2卷第210页）

　　“当决定租约条款时，土地所有者尽量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劳动报酬，购买、维持拼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此外，还使他取得该地区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份额，而土地所有者是很少愿意多留一点给他的。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IV］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做自然地租，或看做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299、300页）
　　萨伊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本应得到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总是独享他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或道路的开辟，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的提高，总是会提高地租…… 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好处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什么，却获取利益，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萨伊，第2卷第142、143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299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二分之一，并且大都是一种固定的、［V］不受收成意外变动的影响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51页）“这种地租很少低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同上，第2卷第378页）

　　“通常人们只能把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送往市场，即这种产品的普通价格足够补偿把它们运往市场所需的资本，并能为这笔资本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此数，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是此数，商品虽然能够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会超过此数呢？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1卷第302、303页）
　　“地租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03、304页）

　　“因为像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称，所以对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VI］劳动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食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照当地通常标准所能维持的那种劳动的劳动量。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土地生产出的食物都超出为维持有助于使食物上市而必需的全部劳动所用的数量。这食物的超出部分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因此，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1卷第305、306页）“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任何其他土地产品后来也提供地租，那么它的价值中的这个超出部分，则归因于：通过土地的耕种和改良，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斯密，第1卷第345页）“可见，人的食物总是足够支付地租的。”（第1卷第337页）“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穿衣住宿，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糊口度日。”（斯密，第1卷第342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1卷第338［—339］页）

　　（1）“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77（斯密，第1卷第335页）

　　（3）"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他人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 土壤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 这种原料实际价格的提高，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品的这种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即这一份额所赋予他的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必然增长，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这种价值增长。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提供这种产品和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并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因此，现在剩下的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例，将比过去大得多。"（斯密，第2卷第157—159页）

　　（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个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产品将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数量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2卷第159页）

　　（α）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调节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31页）

　　（γ）“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婿，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用同量劳动从其他大多数同类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1卷第345、346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格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煤矿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二者都发现，如果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时，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可能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使他们失去全部地租和全部利润。结果，一些煤矿就得完全放弃开采，另外一些煤矿提供不了地租，以后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1卷第350页）"秘鲁银矿被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被废弃…… 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以后，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1卷第353页）

　　（δ）“应该指出，土地的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市场利息率……如果地租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么谁也不愿购买土地，这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的人都愿争购土地，这同样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回升。”（［斯密，］第2卷第367、368页）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上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39]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3版第222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着绝对的目的。”（第225页）^[55]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么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对这种观念来说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227页）^[56]

　　“对我们来说，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因而对自然界来说，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的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又是观念的主体。这种同一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成了与自身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第392页）^[57]
　　“启示，作为抽象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理。”“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58]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应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在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长大，就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能说服这些人，说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这样就可靠得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 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分工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买卖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有技巧。他往往用自己日常制作的这类东西去同部落的伙伴交换家畜和野昧。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作弓等等当做自己的主要工作。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如果人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和提供方便的东西。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这样，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正像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的才能差异一样，这同一种倾向也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益的。——动物的许多种，尽管是同类，都具有天生不同的属性，就其禀赋来说，它们比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看到的要显著得多。就才能和智力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异生来就比家犬和灵提猎犬之间、灵提猎犬和长毛垂耳犬之间、长毛垂耳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可是动物的这些不同的种，尽管 是同类，却几乎无法相互为用。家犬无法［XXXVI］利用灵提猎犬的敏捷以补充自己力气大的优势，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才能和不同程度的智力的作用不能全汇集在一起，而且丝毫不能有助于类的优势或共同的方便…… 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界让同类动物在能力上有差异，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掘，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或换句话说，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非常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换取自己想获得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靠échanges<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71]〉…… 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自己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即使在不实行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交换虽然不是基本的东西，但在我们的进步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但是它剥夺、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 一个人为什么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其动机是利己心——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所不可缺少的。”“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引起运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XXXVII］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彼此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有时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那里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