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一卷

弗·恩格斯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36〕



　　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25年的战争37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38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牛顿由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博物学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这种思想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已经以人作为基础，而国民经济学5则由亚当·斯密进行了改造[1]。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互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
　　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39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现出来。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民族和罗曼语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然而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2]。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做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漠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持这种看法的人声称：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不妨按照上帝并不存在这一假定来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能同肉体分开，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就按照这辈子是我们仅有的一生这个想法来生活，而不用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来折磨自己。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眼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40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41、立法议会42和国民公会43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制制度、复辟和中庸革命44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45相当于吉伦特派46，独立派47相当于山岳派48，平等派49相当于阿贝尔派50和巴贝夫派51。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领先于大陆，慢慢地又与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了；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做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做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3]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了维兰、包达尔、考塔尔52，从而变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自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这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的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4]。这样一来，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53并实行了人民宪章54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
　　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等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
　　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5]（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人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多少操心的事，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史前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55，有的算是托利党人56，但他们十分清楚，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没有选举权。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们过着大家熟悉的、对现代英国人却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简言之，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正是今天法国、特别是德国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那种——够糟糕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普遍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只有在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大陆上的人们还深深地陷于这种状况中。八十年来英国人同这种状况进行了斗争，而克服这种状况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他把自乔治一世时起几乎一直在执政的、自然是执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又名实相符了；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应该由保守的党派执政，这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
　　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管理，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
　　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设计时就考虑用机械动力发动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
　　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得到实际应用。
　　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朗十八世纪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纺纱厂，也像工业中所有其他同时期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得到推广。原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400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万磅。现在，蒸汽织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次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发生了革命。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业的水平空前提高：织袜业也卷人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过棉纺织业史的细节来追述它的进步，只能说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这些成果同使用纺车、手摇梳棉机、手工织机、棉花输入量仅为400万磅的已远远落后的工业比较一下，它们就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6]
　　1833年不列颠帝国生产了1 026 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万码棉织品，当时有1 300家棉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 000人：纱镀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织袜机33 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 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 000马力，水力——11 000马力，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150万人。兰开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纺织业为生，拉纳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纺织业为生；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是棉纺织业辅助部门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来，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国内本身的消费量增加得更多。

　　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以前，毛纺织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现在它被棉花加工业取代，但是它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1785年，对前三年收集的羊毛还未进行加工；当纺工仍然使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纺车时，他们是无法纺完这么多羊毛的。后来人们开始用纺纱机纺羊毛，经过几次改进以后，这样做完全成功了，于是毛纺织业也同样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棉纺织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原毛的输入量从700万磅（1801年）增加到4 200万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共有71 300名工人在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在家里劳动的大批手工织工、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大批印花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约克郡的西区和“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等）。
　　麻纺织业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爱尔兰。第一批亚麻加工工厂是上一世纪快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苏格兰建立的。但那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这种原料很难加工，需要大力改进机器。法国人日拉（1810年）第一个改进了机器，但这些改进只是在英国才发挥了实际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织机来织亚麻，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实行的，从那时起，麻织品的生产尽管经受棉纺织业的竞争，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英格兰的利兹、苏格兰的邓迪和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成了麻纺织业的中心。1814年，单是邓迪这个城市就输入亚麻3 000吨，1834年输入19 000吨。除使用蒸汽织机织布外还保持着用手工织布的爱尔兰，1800—1825年麻织品输出量增加了2 000万码，增加的这些几乎全部运往英格兰，其中有一部分又从英格兰输出。1820—1833年不列颠帝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麻织品的总额增加了2 700万码，1835年有347家麻纺工厂在进行生产，其中170家在苏格兰；这些工厂共有33 000名工人，人数众多的爱尔兰手工业者还没有计算在内。
　　丝纺织业只是从1824年起，由于取消了繁重的关税，才取得重要地位。从那时以来，生丝的输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数目增加到266个，共有3万名工人。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曼彻斯特，还有苏格兰的佩斯利。织带业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
　　由此可见，这四个纺织工业部门都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八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万名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
　　但是，这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花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其结果又是怎样得力于力学和化学的。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花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既然工业革命对于产品在纺和织以后所经过的那些工序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那么它对新兴工业所需原料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许多新的煤矿开始投入生产，而原有的煤矿则加倍紧张地开采。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现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并且达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完善程度。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的优点。机器制造业又影响到铁和铜的开采，虽然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其他方面，但这毕竟也是瓦特和阿克莱引起的初次变革带来的结果。
　　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视这种运动着的力量怎样传播到工业体系中比较间接的部门，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要算是金属加工业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为辅助力，再加上实行分工，结果使金属制品的生产费用降低四分之三。同时，从1800年到1835年输出量增加三倍。1800年输出86 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 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 000吨条铁和14 000吨生铁。
　　英国的刀类制品全部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别是用于磨'快和磨光刀刃；炼钢，只是现在才受到重视；还有新铸钢法的发现，都在这个部门引起了彻底的革命。仅设菲尔德一个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万吨煤和12000吨铁，其中有1万吨铁是外国的（主要是瑞典的）。
　　生铁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目前这样的重要地位。由于使用瓦斯照明（实际使用是从1804年开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铁管；铁路、链式吊桥以及机器等等更增加了这种需要。1780年发明了搅炼，即用高温和抽出碳素的办法把生铁变成锻铁，这就使英国的铁矿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由于缺乏木炭，英国人所需的全部锻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制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
　　采矿业的发展只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1788年以前，铁矿石全是用木炭来熔炼的，由于燃料不够，铁的开采受到限制。从1788年起，人们用焦炭（炼焦的煤）来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间铁的年开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年一年开采了17000吨，1835年开采了553 000吨。1770年以来，锡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增加了两倍。除铁矿外，煤矿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一个矿业部门。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工厂、矿山使用的无数蒸汽机所消耗的大量煤炭，以及锻工炉、熔炼炉、铸造场和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设备所消耗的大量煤炭，在数量上远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拟。现在，仅熔炼生铁一项，每年就要耗费300万吨以上（1吨合20公担[7]）。
　　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纪，英国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一样糟，而且在著名的麦克亚当把筑路归结为几条科学原理从而给文明的进步以新的推动以前，一直是这样。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较窄的乡村道路不算在内，而且几乎全部旧有的道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原理重新修建。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这样一来，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有路可通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凯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
　　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动工开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 200英里，此外，英国还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来才开始加以利用。
　　从1807年起，蒸汽力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1835年往来于英国各个港口的轮船达550艘之多。
　　第一条公共铁路是1801年在萨里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1830年）以后，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才获得重要意义。六年后，又修筑了680英里铁路并有四大干线运营：伦敦至伯明翰、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伦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从那时起，整个英国布满了铁路网；伦敦是九条铁路的枢纽站，曼彻斯特是五条铁路的枢纽站。[8]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做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1793年版）论证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且与耶·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原则58，因而从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这一共和主义的原则得出各种合法的结论，并提出国家是祸害这一论点来攻击国家的本质。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即舍弃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边沁则相反，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原则的根本社会本性，他和当时全国的倾向相一致，把单个利益当做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59。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他的论点只是另一个论点即关于人就是人类的论点在经验上的表现，但因为这一论点是在经验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因此，这里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边沁没有越出国家的范围，但他抽去了国家的全部内容，用社会的原则代替了政治的原则，使政治组织成为社会内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769年约·霍恩·图克创立了权利法案协会60，自共和国时代[9]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协会中重新讨论民主主义原则。正如在法国一样，民主主义者全都是有哲学素养的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上等的和中等的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现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断地进行活动。从1797年到1816年间，它无声无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动荡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跃，但后来重又停止活动，一直到七月革命44。从那时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团体并驾齐驱，并且不断在前进。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去的例外变成了通则，而且还逐渐扩展到城市以外。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等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的资本成倍增长，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
　　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动力；至于它们怎样起作用，我们也许将在以后的文章[10]中加以说明。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
载于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进报》第70、71、72和7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1] 参看本卷第58页。——编者注

[2]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4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5—486页。——编者注

[4]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十八世纪

[5] 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

[6] 参看本卷第391—394页。——编者注

[7] 德国1公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

[8] 上面列举的统计材料大部分引自乔·波特所著《国家的进步》一书。波特是辉格党政府商业部的官员，因此这是官方的资料。57

[9] 指1649—1660年的共和国。——编者注

[10] 指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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