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2．伦理学与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伦理哲学的某些最有意义的特征，早在斯大林时期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压抑而又僵化的道德通常与放荡不羁的20世纪形成尖锐的对比，在20世纪，性道德实际上而且是合法地自由到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对比已得到部分证明：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曾有过殊为不同的伦理价值，也有过殊为不同的政治价值。然而，正如两个时期共同具有在一个国家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某些长远目标一样，它们也因此共享着某种道德的政治因素。科隆泰（Kollontai）被视为革命的性道德之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她在怀孕和婴儿哺养中看到了一种“生产劳动”方式，并把娼妓划归为“这种生产劳动的逃兵”[1]。
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对抗——科隆泰把这种对抗视为资产阶级伦理学的特征，在她的伦理哲学中，要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无法产生的“社会感情”来调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已经成了一种“排除任何孤独和自我封闭的家庭细胞的存在之可能性”的现实[2]。但是，在这一时刻，新的道德就已是一种劳动集体的道德，而不是一种自由个体之团体的道德。那时候生产率或“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一样，都是那种既支配个人关系、也支配社会关系的伦理价值。
“生产力”或“生产性的”这一术语的伦理内涵，自“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以来便既指称物质产量，也指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能满足一种社会需求。马克思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着的生产力和贫困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关联，他仅就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一点而保留“生产性的”这一概念，并把所有其他劳动方式，包括独立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称为“非生产性的”，以此表明了生产率这一概念的压抑性特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社会生产率与个体生产率之间的这种脱节，只要社会生产尚未被其劳动生产社会财富的那些个人集体地加以控制，它就仍将存在。只要缺少这种生产方式上的革命，这种脱节就将保持下去：对社会和国家是好的，不一定对个人是好的。基于同样道理，只要国家仍然是一种附加的独立力量，个人关系若不按照国家的压抑性需求重新塑造，就无法消解在国家之中，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婴儿的出生量确实具有与机械工具产量相同意义的生产性，而且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也就具有跟能干的工厂工人相同意义上的“善”。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个体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从属地位，由于苏联伦理学的种种变化而大大加强，即被30年代早期那种僵化而又具惩罚性的极权主义道德的恢复而加强了。广为人知和正好可以回忆起来的事实是：婚姻法和离婚法的严格化、对家庭及家庭责任的重新强调、对“生产性的”性关系的赞扬，以及权威主义教育的重新引进等等。然而，业已改变的与其是苏联伦理学的哲学内容，而毋宁是它的社会背景，即工业化的水平和范围，以及工业化得以在内部发生的国际框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长期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竞争，而“资本主义稳定化的终结”并没有产生“革命潮流的高涨”：前景似乎只是孤立和冲突，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蔓延。[3] 伦理学中权威主义的重新确立明显是控制普遍加紧的一部分，即是为了战争、苦役和惩戒而作的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消除自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初级工业化的要求的话，那么，反对这些伦理学的斗争又为什么随着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仍在创立了工业基础之后继续进行呢？当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政策也得到了清算：对以前弃绝了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这些方法是：严格加强劳动纪律、延长工作日、“科学管理”、实行董事权威、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竞争利润制）的使用，已经使苏联经济得以将工业发展的好几个阶段“缩短”到20年时间。然而，苏维埃制度就像其摹本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推进的，这种意义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不断的合理化成了保持这种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和战备式经济的维持，也使得这种对个体需求的集中化控制能够自我推进，虽然这种推进的节律可能松弛。苏联伦理学证实了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财富一方与对苦役和放弃自我的社会需求一方之间的冲突。利用前一方面去满足个体的需求和增强个体的自由之可能性愈大，对于在不削弱这一制度的驱动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矛盾的需求也就愈大。随着工业化进步和与西方的经济竞争的更加迫切，恐怖也变得更为无益和更为非生产性。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协同是没有任何持久替代者的，必须把这些要求注入人们心中，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在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可以让其摆脱制度化控制和外在力量与环境压迫的东西，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通过恐怖所实施的东西，现代都必须加以常规化，并使之成为个体的道德和情感世界中可靠的力量来源。作为不断进步的合理化之完整部分，道德具有其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以一种有效的价值组织形式引导着工厂、农场或机关内外的个体行为。因此，要说苏联伦理哲学要在某个阶段禁忌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会比在极为贫困和衰弱的阶段实现这些观念更加合乎逻辑，那就太可笑了。
但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日益扩展的工业化，国际竞争加剧了。在苏联国家内部，物质短缺依然存在，它要求广泛动员民众。在性道德不得不加以维护、妇女的性解放也不得不予以限制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力量必须超出传统的限制而给予解放。根据苏联伦理学的观点，共产主义道德高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最高价值观之一，便是废除家长制统治，建立两性之间的平等。苏联发言人并不隐瞒这种新的平等伦理学的经济原理。在对那些与1936年的反堕胎立法有关的苏联政策所作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辩护中，沃尔逊主要从女性劳动生产力解放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在苏联使妇女获得解放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创造了各种条件，使哺育儿童和教育儿童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将她的母性作用和义务与积极的生产性的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4]他指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技术性劳动的构成已经朝着女性劳动和男性劳动之间平等化的方向加以明显的修改”，而且，他把下述事实视为“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即“苏联妇女已经在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关门的工业部门有所增加并继续增加着”。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即有关女性劳动在采矿和冶金工业中所占的高比率。[5]妇女的平等不限于体力劳动领域。“在工业、交通和农业革新家的行列，在科学和文化人物的队伍里，许多妇女都占有值得炫耀的地位”，她们“积极地参与了苏维埃国家的管理”[6]在这里，苏联社会大概已经超过了那些较老的工业国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个体本身所控制之前，妇女的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所给予她们的仅仅是平等共享那种异化劳动的制度。
因此，人的生产率有秩序的增长似乎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劳动力量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价值则是按照所估算的社会需求来加以衡量的。依附于个体具体劳动的那些区别被归于这一共同尺度（这种共同尺度容许有一整个系统的量的差异，它表现在巨大的工资级差上）。对于个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培训技术性的生产能力：因为社会需求主要表现在科学的组织化和合理化的劳动时间上。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强调过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工作时间的政策，都可以有助于普遍的职业教育。[7]这种教育往往易于使个体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技术工具（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智力）。诚然，职业培训要增补一种更好的“较高文化”教育——技术个体和政治个体应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个体。但是，在一种压抑性政治制度内部确立技术合理性之支配地位的同一历史倾向，同时也使得拯救较高文化的努力枉然无效。后者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在这种文明中，统治集团是真正的闲暇阶层；它们的“非生产性”存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来说）提供了这种文化气候。换言之，“较高文化”依赖于制度化的和在伦理上获得认可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人格”的价值不应该或不可能是“额外”实践的：它们意味着整个个体存在的塑造。相形之下，工业文明已经通过使脑力劳动从属于商品交换价值而不断减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并且不断地否认“非生产性”闲暇阶层的伦理价值。由于剥除了其反抗性的社会基础，文化已经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成为受管制的私人存在和公共存在的一部分。
生产力伦理学表现出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混溶，这是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特点。在这一阶段，这种混溶显然压抑着自身有关个体自由和个体幸福的种种潜在性。如果摆脱了那种必定会阻碍对技术的集体性个人控制和为个人满足而利用技术的政治的话，那么，技术合理性就可能是一个解放的强有力媒介。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生产力伦理学是否包含着超越限制性政治框架的趋势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显然与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相互平行：在第一部分中[8]，我们提出，在国际“标准化”的条件下，苏联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易于“淹没”其压抑性的严密管辖，损害旨在使这种管辖长存的各种可能的政治对策。现在的问题则是，在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中是否存在相应的倾向。当然，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但是，就此来说，这种生产力乃是一种主体性因素，它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即令这些规律是从外部“给定的”（为国家和为社会所给定）。作为技术生产力，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也会淹没其政治方向和界限吗？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回答的任何尝试都会牵涉到一种远远超出本书框架之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探讨。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评价未来苏联的发展极为重要，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些看法。
* 指个体生产力。——译者注
** 指社会生产力。——译者注
一个最具意义的事实似乎是：在苏联社会里，似乎没有任何抵制加速推进的和广泛的自动化的内在力量——无论是在管理方面，抑或是在劳动方面。因此，社会必要的而又令人不快的劳动从人的肌体向机器转移，必定会产生相当迅速的进步，因为这种转移是在与西方世界的竞争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所以更会如此。很自然，因此而取得的节省人的能量的解放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技术的压迫性使用而被取消了，包括工作日的延长、高速操作方法、浪费性生产，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技术使用促成了技术的反人道化和破坏性特征：一种限制性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技术的进步。任何以一种最可能满足个体需求的观点来重新组织技术手段的做法，都是以一种对决定技术之社会需求的“重新规定”为先决前提的。换言之，技术真正的解放作用并不包含于技术进步本身，它们以社会变更为先决前提，包括基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
可以说，经济国有化也许能够使苏联社会跳过这一社会变更阶段并只需要政治上的变更，即在保留同样社会基础（国有化）的同时把控制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吗？[9]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与国际力量的平衡是相联系的。也恰恰就是国际状况（“共处”的境况）迫使苏联社会加速并推广自动化。只要这种国际形势依然存在，技术合理性就往往会不利于限制性的政治合理性，并倾向于在既定的基础上推动政治合理性向自由化发展。
技术合理性也包括一种自由发挥（playfulness）因素——这种因素因压抑性的技术使用而被束缚和歪曲了：自由发挥物（的可能性）、自由发挥物的结合、秩序、形式等。如果这种活动不再是在必然性压迫之下进行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无外乎增长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享受。确实，这样一来，技术生产力就可能正好是专业化的对立面，并从属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赫然阐明的那种“全面个体”的凸显——就其内在逻辑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必要劳动的完全合理化和对物的真正技术管理的基础之上的。
毋庸赘言，现在的现实距离这种可能性已如此遥远，以至于这种可能性似乎只是一种无聊的沉思。然而，一种系统进步的工业化所固有的力量在于：即令是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似乎正束缚或压制着它们，它们也依旧是值得深思的。
注释
[1] Prostitusiia i mery bor’by s nei（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1921），pp. 22-33.
[2] Ibid. ，p. 22.
[3] See Part I，pp. 50 ff.
[4] 引自Socialism and the Family，inChanging Attitudes in Soviet Russia：The Family in the U. S. S. R. ，ed. by Rudolf Schlesing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9），p. 283。
[5] Ibid. ，p. 287.
[6] I. S. Kon，Razvitie Lichnosti pri sotsializme（Leningrad，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 rasprostraneni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i，1954），p. 16.
[7] See especially pp. 181 ff. above.
[8] See especially pp. 185 ff.
[9] 当然，社会变更和政治变更之间的区别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此突出强调一种包含着社会经济结构变更的发展（例如，从私人企业到国有化或社会化的发展）与一种既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更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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