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1．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根据苏联对其伦理学观点的解释，我们应该预料到道德哲学的两个层次：其一规定“独立于阶级内容之外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其二则表明这些原则的表现及其在“共产主义道德”中的特殊实现。然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有关前者的系统解释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充足的有代表性的材料。当然，缺乏对“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推导，乃是伦理学政治化所固有的：道德价值愈是成为政治价值，道德行为便愈是成为正当的政治行为，因之给独立的伦理原则所留下的地盘便愈小，或者毋宁说，给这些伦理原则的客观有效性所留下的地盘就愈小。尽管如此，苏联伦理学还是主张，就苏联社会的特殊目标而言，其客观有效性是与人类的普遍利益亦即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的利益是相吻合的。但这也是“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要求。从形式上来看，苏联道德哲学所设想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将因此而与那些对抗面所设想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普遍有效的原则往往与那些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相融合。在苏联伦理学情景内部，前者从后者获得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后者又反过来根据苏联社会的发展来加以规定。因此，现在我们将按照这些原则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讨论这些原则。从第一步起，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道德原则以及“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那些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苏联宪法在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告中似乎抄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一样，苏联关于伦理原则的宣言也是如此。无须强调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仿效和吸收的事实已客观存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制度之世界—历史性共存规定了它们的政治态势，也规定了它们伦理学的社会作用。

　　通过列举苏联伦理哲学中所规定的最高道德价值，我们很难发现单个道德观念或道德观念的综合因素不是与西方伦理学共同的。关心、责任、爱、爱国主义、勤奋、诚实、勤劳、反对侵害同胞幸福的禁令、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在这一价值目录中，无一不为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所包含。如果我们看一下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1]，这种相似性仍然处处皆是。列宁在1920年所阐发的价值等级几乎被逐字逐句地重复，而附加于这一价值等级之上的道德规范简直就只是对已充分而牢固地确立了的苏联国家境况的重新阐释。苏联的爱国主义，苏联国家的民族自豪、国际团结、民族团结和个体团结，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尊重，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对社会主义家庭和对党的爱、忠诚和责任——为了能够评价这些常规概念的实际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置于苏联伦理学给予其解释的具体情景之中。通过讨论各种工作关系、婚姻和家庭问题、闲暇活动和教育，以及通过它们在文学和娱乐业中的表现，便可提供这种情景。各种道德都汇聚于使快乐服从于义务这一点上——这便是使一切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服务于社会的义务。如果把这种义务转变成私人道德，这就意味着针对生育和儿童抚养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在既定的职能分工中遵守纪律并参与竞赛，以及把闲暇活动视作从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休息和对工作能量的再创造，而不是把它看做一种自在的目的。这种竞赛性劳动道德的每一方面都是以一种超资产阶级道德的严格性而公布的，而且是根据苏联国家的特殊利益而被软化或硬化的（例如，在处理不合法律年龄的儿童时，这种道德就被软化了，或者是，如果这种严格性与政治忠诚、劳动效率、党的纪律等发生冲突，它就被软化了；而在惩罚盗窃或“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时，它就被硬化了）。

　　意在“强化共产主义道德”[2]最具代表性的告诫完全集中在劳动道德上。支配着这一道德的“最高原则”被说成是苏联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爱，它们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原则可以证明完全把劳动认定为个体全部生命之内容的正当性。劳动本身不仅是光荣的和荣耀的，而且，“社会主义的竞赛”也是一项无条件的义务，它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特点，任何贬低体力劳动的做法都有害于共产主义教育。在苏联社会里，“热爱本职工作”本身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原则之一，而工作本身也被宣布为培养道德品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鉴于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对各种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的这种道德平等化，对于规定苏联伦理学的实际作用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在作为实现人的潜能的工作和作为“异化劳动”的工作之间作了本质的区分，整个物质生产领域和各种机械化与标准化操作领域被视为异化的领域之一。根据这种区分，自由的实现被归属于与现行劳动根本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被诉诸这样一种社会，在该社会里，作为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和一种社会的“生命需要”，而作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它也不再构成个人的劳动日和职业。归根结底，正是异化的消灭对于马克思来说规定并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文明的“更高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又反过来规定着一种崭新的人的存在：这种崭新的人的存在的内容和价值将由自由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就是说，人只有走出并“超越”整个单纯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领域，才能进入他自身。生产的社会化将把花费在这一领域上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于个体在自由王国的需要之发展和满足。

　　与这一思想相对照，苏联的劳动道德并不承认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在价值方面的任何差异：个体应该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他自己所找到或当局所安排的任何工作之中。正是对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之间的这种决定性差异的抹杀，使苏联马克思主义能够宣称苏联的社会制度将使那种与西方社会不健全的个体相反的全面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3]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唯一表明的却只是马克思概念与苏联概念之间的对峙：在后者中，个体的充分发展乃是全面劳动者的充分发展，是指个人将其个体性投入到他的劳动之中。据称，“社会主义条件底下的劳动特点本身业已改变”；结果，“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按照他的能力而为人民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在这一公式中，却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只要各尽所能的工作仍然还是“必然性王国”内的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它还不是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

　　苏联宣布和实行的那种重要的松动，也没有消除技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的混溶，即劳动生产率与伦理学、效率与幸福之间的混溶，在反对人民精神上的资本主义影响残余这一陈旧口号之下，一切反对各种自由化倾向的系统斗争仍在继续，因为这些自由化倾向可能会危及这一政权的目标。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因素的残存与“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联系起来。它指责各种西方势力正企图使那些在苏联国家内部仍有根基的残余势力沉渣泛起。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斗争主要是对于国内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抵制包含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之中的松懈的危险。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和扩大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精良而又遵守纪律的劳动大军。因此，反对过去遗产的斗争就与早期资本主义自身反对前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观念的斗争颇为相似。[4]

　　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教育仍然集中于对待工作的“社会主义”态度上，而不是集中于那种被认为是具有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之特征并只适合于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的那种否定性态度。使劳动者与其劳动得到肯定性的统一的要求，无情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压力，在各个领域都依然如故。按照苏联的说法，这种压力似乎是成功的：

　　在培养这种新的劳动态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无报酬劳动）在内战岁月里诞生，到国家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风暴旅，再到工业革命中先锋队的群众运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竞赛发展的主要阶段。如果说，“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参与者们还只是工人的先锋群体的话；那么，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和风暴旅运动则已经包括了更多的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了，而他们中间的革新先锋队成员则在不断增长着。[5]

　　斯达汉诺夫运动被说成是为“人格的全面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运动。[6]正如国家的强化应该先于国家的消亡一样，苦役的强化也应先于苦役的废除。

　　依据定义，在苏联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异化劳动，因此生产是国家化的。但是，国家化并不排除异化。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社会财富的尺度，后者就依然存在。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7]

　　在苏联伦理学中，对异化的否认可能首先表现为仅仅是一种诡谲的抽象理论化；然而，从更深入的分析来看，它暴露出苏联伦理学的具体实质。在取消适应于苏联社会的异化概念时，苏联伦理学也就把道德的基础从对一种压抑性社会劳动组织的反抗中排除了，而且也使道德的结构和个人的特点适应于这种组织。为苏联国家服务的劳动本身就是道德的——它是苏联人的真正使命。个人的需求和渴望被加以严格规定，克己奉公和吃苦耐劳是通向自救的道路。引导人们走向自由新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被变成了为更有生产力的、更紧张的和更合理的劳动方式而培养人的工具。加尔文教的劳动道德所达到的东西，使人们对永远隐秘的神的决定，充满了非理性焦虑，但在苏联伦理学这里，是通过更合理的手段获得的：一种更能令人满足的人的存在应该是对日益增长着的劳动生产率的报偿。在这两种情形下，远为有效的经济力量和物质力量保证着它们的有效性。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两种伦理学在历史的“同时代性”的共同基础上相遇了——它们都反映出把广大“落后”民众融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之中的需要，反映出创造一种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的需要，使它们能够赋予周而复始的工作日制度以伦理的认可，更合理地生产出不断增长的财富，同时又以“条件”为借口进一步推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用于个体的需求。在此意义上，苏联伦理学证实了苏联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确立起来的。

　　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斯大林主义时期是工业化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列宁在其最后著作中大致勾勒的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时期。[8]这一时期深远的主要目标便是“赶上”和超过发达西方国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的出发点处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落后状态来看，这一时期可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对应，即与“原始积累”完成以后的阶段相对应。

　　然而，“后来者”居上的有利地位、生产资料的国家化、集中计划和极权控制，都使得苏联国家有可能缩短工业化的好几个阶段，有可能利用最合理化了的技术和机器，以及先进的科学和最强有力的工作方法，而又免于受到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严重障碍。苏联伦理学系统阐述了原始工业化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它也同时表现了后来阶段的不同的（甚至是与之冲突的）要求。苏联伦理学必须把对劳动阶级的“原始”惩戒的需要与个体首创性和责任的需要结合起来，即把人作为工具的规范化顺从与人作为机械师的理智想象结合起来。它必须培育一种既有益于较长工作日，又有益于一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既有助于操作数量，又有助于操作质量的道德。限制着苏联工业化的种种落后条件已经遇到了发达的技术条件（如同18世纪的工业化遇到了20世纪的工业主义一样），在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学中都是如此。管理上的绝对主义面临着民主西方有效的立宪主义，一个拥有特权的极权官僚阶层必须得到完善和更新，并保持敞开大门让下面的人升上来。这不仅是扩大生产机构的范围与提高效率所要求的，也是与西方世界的能力和现实进行公开竞争所要求的。对下层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补偿和物质补偿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且也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们都隶属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长远的苏联政策的支柱。[9]

　　苏联伦理学试图把经济和政治需要的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并想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因此，人们发现，对个体首创性和自发性的提倡与极权主义的纪律告诫，对斯达汉诺夫式竞赛的规劝与社会主义平等的规劝，以劳动为荣与以闲暇为荣，以苦役为荣与以自由为荣，以极权主义价值为上与以民主价值为上，等等，都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苏联的社会哲学反映着苏联社会所固有的客观历史矛盾的全部内容——这一矛盾是由下述事实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已被打造成为一种支配工具，它被应用于一个面对远为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落后国家。“赶上”资本主义的需要呼唤着人们强化并加速工业化，以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附属于这一道路之目的的人道主义价值，被礼教化为意识形态，而附属于这种手段的价值，即总体工业化的价值，则成了真正的支配性价值观。（在本书第一部分里[10]，我们推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并非完全难以预测的将来，苏联势力范围之外——也许甚至在其内部——现有的共产党组织，有可能成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在这里，我们似乎切中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鲜明的平行关系。目的退让了，手段成了一切。手段之和便是“运动”本身。它融进了目标的价值之中，并为后者所装饰，而“运动”本身却又推延了这些目标之价值的实现。这难道不是自爱德华·伯恩斯坦以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含蓄地或公开地主张的那种哲学吗？）因之，社会主义道德屈从于工业道德，而后者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又被浓缩成一个包容一切的单元，并将加尔文教伦理学与新教，启蒙派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中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苏联伦理学所表现的那种奇怪的综合特征。

　　在这一综合特征内，压抑性因素是占支配性的。在学校和家庭中、在工作和闲暇时、在私下场合和公共场所，许多行为规则与它们传统的西方早期的摹本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都具有那种证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精神”所隐含的世俗说教味道。它们与清教从善立功的劝告也相去不远。那种对一夫一妻制的赞美，和对婚姻之恋的快乐与义务的赞美，都使人回想起古典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对私人领域的消解则反映着20世纪的现实。反对嫖娼、淫乱和离婚的斗争要求有与西方相同的伦理规范，而对出生率的要求和在劳动竞赛中保持旺盛精力的要求，则被赞美为“性爱”的表现。诚然，对于这种把性爱关系与有功劳动表现结合起来的公开说教不该过于认真，因为其间明显地存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嘲笑和反抗，也明显地是对个人生活的广泛僭犯。决定性的因素乃是总的倾向，个体对其个人关系的自我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上所欲求的评价相一致。

　　最近，情况有了广泛的松动，但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的道德。这种倾向似乎是趋于常规化，而不是废除压抑。按照后工业文明中普遍盛行的各种倾向来看，压抑乃是由被压抑的“个体”所“自发地”再生产的；这种压抑可以容忍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压抑有所松弛。民众和官方对于使爱从属于劳动道德的异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说明。这些异议都是严格的反自由放任的，它们强调，爱、责任、家庭道德甚至是幸福，都是对国家的义务。

　　对爱的主题的过低评价，已经把我们许多电影人物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忽略了许多广泛而基本的重要社会问题。恰恰是在爱、家庭和日常生存这些问题上最有可能出现落后，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并不直接是某一较大群体中的一部分。常常发生的情形是：一个人在其工作中似乎是先进的——他既是一位斯达汉诺夫主义者，又是团体中的一位积极分子，但是，在其家庭里，他却要实行一种严格的家长制，其态度利己而粗暴，或者是毫无思想而又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种情况迟早会影响他的全部工作和公共生活，以及他的各个道德方面。切莫遗忘私生活领域。有必要动员一切影视手段，包括喜剧和讽刺剧这样一些形式，以幽默去鞭笞、以烈火去焚烧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不但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如此，而且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亦如此。[11]

　　因此，这种异议是按照苏联的纪律要求而为苏联国家服务的。新的性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要重新肯定性爱关系的自主性，反对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工作关系和“大团体”的价值——实际上宣告了使前者更加和谐地适应于后者的需要。爱将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王国的自由之反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规律调节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人们承认这种价值规律也支配着个体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经引用过的一位妇女在“第二次集体农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为赤裸地表达了这一点[12]；

　　两年前，我没有新郎，也没有嫁妆！现在我已有500个劳动日，而结果是：我无法使自己免受可能成为求婚者的那些人的纠缠，他们说想和我结婚。但现在我可得慢慢瞧一瞧，再作出选择。

　　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混溶，无疑不是苏联伦理学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否以劳动日或用股票、保险金、不动产来计算“嫁妆”，显然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这种混溶被视为是反道德的，并且是为意识形态的承诺所掩盖的。在苏联伦理学中，这种“意识形态的面纱”却要薄得多，几乎就不存在。爱和工作效率被极好地糅合在一起。爱情的社会条件是按照觉悟水平和政治规定来加以说明的。这是对西方伦理学的冲击，而这种损失的确是巨大的：它影响到西方文化最为珍贵的形象和理想。正如沃尔逊（Wolfson）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本身业已过时，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给悲剧性冲突留下任何余地，这些悲剧性冲突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社会条件阻碍着恋人的结合、他们的联姻和组成家庭。[13]

　　这段粗略的话却揭示了较为深刻的东西。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当然有赖于“阻碍这两位恋人结合的社会条件”，正如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唐·璜（Don Juan）、波瓦利夫人（Madame Bovary）、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故事一样。但是，这些社会条件不仅规定了这种不幸，也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幸福，因为它们创造了爱情成为其所是的尺度：爱情是一种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与公共国家相对抗的，而且爱情正是从这种对抗之中吸取其全部的快乐和痛苦。如果说崔斯坦和伊索德、罗密欧和朱丽叶，以及类似他们这样的恋人，要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美满的婚姻是不可想象的话，那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由社会规定的）“非生产性”乃是他们所代表和为之献身的价值之根本性质——只有在处于压抑性社会群体及其规则之外并与之相反对的一种存在中，这些价值才能获得实现。这种爱情愈是遵守它自己的法则，它就愈会威胁到社会团体的法则。西方文明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冲突，而且使之成为其伦理学的一种必要因素。法则与法则相对抗，价值与价值相对抗——不存在任何关于何种法则将会盛行的道德决定。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伦理学比肩而立，各执一方，互不相让。这种双重道德不仅属于性爱的忠诚——这是为西方伦理学所称颂的，也隶属于当群体与群体发生冲突、事业与事业相抵牾、传统与传统相冲撞时的其他忠诚。安提戈涅（Antigone）反对希瑞（Creon）是对的，正如希瑞反对安提戈涅是对的一样。革命反对现状是对的，一如现状反对革命一样。通过保持冲突各方自身的权利，双重道德便证明了僭越严格限制性社会秩序的个体渴望和群体渴望的正当性，双重道德的终结将意味着整个文明时期的终结。

　　* “Tristan and Isolde”系德国歌剧家瓦格纳（Wagner）所创作的一出歌剧的剧名和主人公。——译者注


　　随着性爱危险区域为国家所征服，对个体需要的社会控制也将完成。在人的自身本能中，可能树起了阻挡自己解放的有力障碍。如果当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按需分配而达到时，这些需要本身就将是这样一些需要，即它们将“自发地”使其政治管理永久化。只要公共国家不是为其成员和公民所共有，私人性道德与政治道德及公共国家的和谐关系就一定是压抑性的。它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或许是伦理学上的一种较高程度的合理性，例如，通过减少或避免冲突、精神病和私人或个人的不幸所达到的合理性。假如幸福并不意味着一种心理贫乏和精神贫乏状态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这种和谐关系在极权主义管理构架内获得成功，它只会在受管制的社会需求之上附加一种决定性的尺度，即性爱需求的尺度。和谐的爱情关系的发展可能成为正隐约显现于地平线上的“消费科学”的一部分。S. G. 斯特鲁米林（S. G. Strumilin）在1950年6月的经济研究院大会上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坦率的简述：

　　在谈论按需分配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地规定所涉及的各种需求。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需求乃是受到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们的需求，他们不会滥用他们获得消费品的机会。现在，一种消费科学已经创立起来了。在苏联，已经有了一个营养协会，它专门研究饮食的合理规范。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民的要求都将是极为多样、极为个体化的，但在一般水平上，必须有一个趋于固定规范的重心，这些固定规范将完全满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们的种种需求。[14]


注释

[1] 又见N. I. Boldyrev，V. I. Lenin i I. V. Stalin o vospitanii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Moscow，Pravda，1951）。

[2] “Neustanno vospityvat’sovetskikh liudei v dukhe kommunisticheskoi morali，”Kommunist，1954，No. 13（September），pp. 3-12.

[3] Igor’Semenovich Kon，Razvitie lichrosti pri sotsializme，（Leningrad，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 rasprostraneni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i，1954），pp. 3 ff.

[4] M. M. Rozental，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 303.

[5] G. Glezerman，“Tvorcheskaia rol’narodnykh mass v razvitii sotsialisticheskogo obshchestva，”Kommunist，1955，No. 3（February），p. 48. 在一篇关于“Recent Trends in Soviet Labour Policy”的论文中（载Monthly Labour Review，七月号，1956），格里克斯曼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斯达汉诺夫运动经过了修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迅速进步的结果，强调的重心已由“体力奋斗、创个人标兵和破纪录转移到了探索带来技术进步的新方法和对这些方法的掌握与普及”（p. 6）。）。然而，无论这种修改可能是多么重要，它都无法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异化劳动现代化的功能。

[6] Ts. A. Stepanian，“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ed. by . F. konstantinov（Moscow，Gospolitizdat，1948），p. 502.

[7]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erlin，Dietz，1953），p. 5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See pp. 48 f. in Part I of this study.

[9] See pp. 114，187 f. above.

[10] See pp. 73 f.

[11] M. Shmarova，“On Those Who Do Not Love to Talk About Love，”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No. 18（June 13，1953），译自Sovetskoe Iskusstuo，（May 6，1953）。又见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No. 25（August 1，1953），17 f.

[12] 依据S. Wolfson，in Changing Attitudes in Soviet Russia：The Family in The U. S. S. R.，ed. by Rudolf Schlesing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9），p. 292（引自Wolfson’s Socialism and the Family）。

[13] Ibid. ，p. 300.

[14] Voprosy Ekonomiki，span>1950，No. 10，译载于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Ⅲ，No. 2（February 24，1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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