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3．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我们已经提出，工业化的共同要求造成了“资产阶级”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各自特有的价值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表现在劳动道德上，也表现在性道德上。苏联伦理哲学本身已经察觉了两种对抗性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宣称，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败坏的那些伦理价值，在苏联社会里得到了实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直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苏联社会里则可以变为现实。苏联伦理学宣称，在苏联，伦理原则支配现实，而不是支配意识形态，这一主张和西方类似的主张一样，都是极容易被驳倒的。但是，尽管有各种相似性，却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从苏联伦理学的社会作用中，是否可以推导出一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呢？苏联伦理学的技术—经济基础本身并不“规定”任何这类前景：它既造成了两种体系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工业化的共同要求可能规定了这种亲缘关系，而工业化方式的根本不同则可能产生了这种表面同一的价值背后的本质性差别。
当我们现在试图确认苏联伦理学的前景方向时，我们再一次把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种富于启发性的陈述作为一个出发点。这种陈述宣告，资产阶级的个人由于他在公共国家中的实现而在消失，因而作为我思者和原造者的自律“主体”——他应该是西方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在已被缩短了的苏联发展图式中，这种自律的“资产阶级”个体的消解，可能与流行的工业文明的最新阶段相对应，在这一阶段里，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操作导致了自我的萎缩和对他的物质需求与智力需求的管理性调节。在西方社会的后自由阶段，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之间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和背着个体而发生的；而在苏联，则是按照一种经过良好培训的意识和作为一种公共宣传的纲领而发生的。它是为了竞争性总体工业化要求对个体进行总体动员的一部分。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征服了前工业文化的残存和遗风：个体的浪漫因素，特别是性爱关系中的浪漫因素，过去几乎就是“非生产性的”，对社会毫无作用的关系，现在却被造成了适合于并有助于政治上和对社会意义有用的工作关系。如果这种灌输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使其摆脱公共国家需求的存在之整个领域；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意味着对一个可能仍然存在着爆发性要求和渴望的危险区域的控制。随着个体的消失，伦理学价值便丧失了它们的自律性特点，而这种丧失又没有由超验的认可和允诺加以补偿。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和存在学说的伦理学就其自身来说也就消失了。
但是，伦理学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地依赖于自律或超验的认可。若果真如此，文明社会早就完蛋了。因为自律的人格和超验的效应已经被技术控制的增长日益损伤了。认可确乎可以来自公共国家，而不是作为一种超验主体或个体意识的道德自律所赐予的。然而，只有在公共国家以其各种制度来捍卫和促进一种对于所有个体来说都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之情况下，这种认可方能在伦理学意义上具有对个体的约束力（方能不只是一种外在或内在化的强制力量）。伦理学确实在本旨上可以是政治的，但这显然并不是说，一种有效的公开的政治伦理学体系必定会导致一个极权主义的机器人国家。苏联伦理学所拟想的那种行为模式，可能是以重建人的存在和社会为先决前提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他的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相分离，而且他的需求也与社会需求相分离——将让位于这样一种个体，他是公共国家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因为他的需求同时也就是社会的需求。从理论和历史的意义上来讲，这样一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政治哲学已经把它规定为与“社会”（gesellschaft）相反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规定为理想的“城邦”，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规定为普遍与特殊的和谐。苏联伦理学对它的解释是，把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概念当做“全面个体”的联合。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实现是以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为先决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作为一种凌驾和超越或反对个体的独立力量之国家的消亡为先决前提的；而苏联伦理学却在一个以独立的力量支配个体的国家之中，并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融合了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只要这种状况还依然如故，这种新伦理学就将继续作为一种为国家之基本社会目标服务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即在现阶段作为总体工业化目标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
然而，即使在这一阶段，苏联伦理学也似乎只是收回和“赶上”了资产阶级伦理学最初的作用而已，前者不同的社会基础也并不排除一种不同的发展倾向。基本的社会制度一经牢固地确立起来，就会强行实施那种为其有效的职能所要求的道德，并使之长久保持。就苏联的情况而言，这一过程并不是听任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和价值施加缓慢而又几乎是自动式的影响，相反，它受各种政治机构的有计划的引导。但这并不妨碍这样一种态势，即因此而受制约的人们必定反过来影响这一制约系统的发展。无论对他们的控制是多么彻底，也无论对他们的制约是多么深刻，他们都在从事着再生产这个被控制的社会的必要劳动。因此，无论这种劳动可能是多么“抽象”和“一般”，他们依然是最终的“生产力”。我们已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资产阶级价值”的重新强调，也就是回复伦理学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国家依赖于为社会所要求的那些价值的“内向投射”，而不是依赖于它的外部强加；依赖于伦理行为“自发的”再生产，而不是依赖于恐怖主义的实行。但是，在这里，苏联伦理学所使用的“人的材料”却不利于对“资产阶级伦理学”过程的单纯重复。
在西方传统中，伦理价值的“内向投射”发生于“个体”身上，并通过个体而发生：他从旧的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的解放，是这一过程发生效验的先决条件。人与国家、团体、习俗和传统的分离，他与这些东西及新的权力和制度的对抗性关系，乃是他的道德自律和对伦理价值的自发而内在的阐发与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这一基础上，内向投射才能成为真正的内在化，即成为个体自己的良心和信念的要求。从而，这些要求的有效性才会大大加强。它们并不表现为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东西，而是表现为个体自身理想本性的内在流露；它们并不靠强力认可，而是由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来认可，而对它们的服从也往往成为本能的和几乎是自动的服从。这样一来，义务、劳动和纪律也就成了自在的目的，不再依赖于按照它们的现实必然性所作的合理说明。自我克制成为个体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也可以说是它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并通过教育和社会气候而代代相传，它也就不必非得经常地靠专门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强化了。然则，在苏联社会中，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伦理学政治化的抵制，受到把个体吸收到公共国家之中的做法的抵制。伦理价值的外在化只能容许极低程度的内在化。由于传统的个体实体的消解，内在化的基础被削弱了。一切伦理价值都被有系统地归结于苏联社会的要求：这种社会的特定状况和苏联国家的目标与需要才能证实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这种归结和这种证实方法被明确而持久地引入人们的意识之中。
我们已努力表明，伦理学的这种政治外在化最终是由一种绝对所引导的，即是由共产主义所引导的，因之也就有别于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这种绝对的标准最终又从属于社会所趋向的目标，而不是从属于达到这一目标的道德的（和技术的）手段。无论后者与前者的同一化是多么密切，道德规范都不是自在的目的；它们以未来为目的，而且只能从国家及其机体为未来所制定的社会规范中获得对它们的认可。因此，苦役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只有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苦役才是一种价值；并非一切竞争性行为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竞争才有价值；不是所有的财产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财产才有价值；不是任何爱国主义都有价值，只有苏联的爱国主义才有价值；如此等等。对于个体来说，只要他不作出任何选择，只要国家规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强行推广这一规定，就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内在化的削弱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和道德的深度。
苏联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达到了可能危及它理想达到的稳定的程度。在本书的第一部分 [1]，我们已经强调过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礼教成分。在这一方面，我们业已提出，甚至这些明显的非理性因素在为这一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服务中也发挥着作用。它的理性主义是在道德规范井然有序地趋向“绝对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定向中所固有的，这一目标又是从可证实的角度加以合理规定的。工作日是否要减少到五小时或更短一些？个体的自由时间是否真的是他的？他是否必须靠取得各种必需品来“挣得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职业——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个体本身加以证实。无论个体可能受到怎样的统制和操纵，他们都将明白这样规定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事实。在这里，苏联的社会哲学与法西斯纳粹之间仍有决定性的差别。后者是以种族、血缘、超凡魅力的领袖之类本质上反理性、伪自然的实体为本位的。无论法西斯纳粹国家的实际组织可能是多么合理（德国的全民总动员和总体战时经济属于现代工业文明最有效率的表现），这个国家本身在其历史作用上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阻碍了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且是按照破坏性统治的利益来组织这些资源的。它所固有的目标构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历史局限。相反，苏联的理性主义并未停留在工具性上，而是伸展到了社会组织的方向和目标上。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这种概念上的联结。由根据自由发展的个体需求进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按照减少为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质与量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以及用职能的自由选择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就目前的事态来看，这些概念当然是非现实主义的。但是，这些概念本身却是合乎理性的；况且，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也使趋向于这一未来的进化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苏联政体的结构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实现这一问题。[2]在那里，我们已经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传播和灌输结果可能还会证明是一种危及苏联统治者的危险武器。迄今为止，这一政体一直在通过马克思来证明其基本政策的正当性，来竭力调和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被定于圣典的压抑性道德，被说成是表达了初级阶段，即建设充分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客观要求。劳动和休闲训练的道德、在爱与苦役中体现的竞争性爱国主义的道德——整个政治清教道德——应该与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相符合，这个阶段因其匮乏而被迫按照个体行为对社会的有用性表现来评价个体的行为。伦理学的合理性与社会学的合理性同一化了。
这种同一化对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如果这种同一化仍被坚持，那么社会发展的大规模变更就必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更：压抑性道德必定随着匮乏的不断减轻而减弱。在本书第一部分里，我们业已提出，在长期“和平共存”的环境下，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可能易于导致这种减弱。如果苏联政体无法或不希望相应地松弛这种压抑性道德，那么，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它将日益变得非理性化。这种非理性又可能反过来削弱苏联社会的道德结构。全部思想灌输都集中于个体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目标的合理性上；而对这种合理性的信念也似乎已经是这一政体受大众欢迎的力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此，内在化的种种局限——它们似乎是现行苏联伦理学结构中所固有的——可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苏联伦理学的价值说到底是由“外在的”政治目标证实的，因此它不是自律的。只有彻底地内在化，伦理学才能以各种自律的价值而发挥长远的作用。而且，只有一种高度的伦理自律才能长期使可预测的和持久的伦理行为适当地独立于个体的变化多端的影响。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个体在道德上免受社会所要求的非理性的牺牲、非正义和不平等的冲击。苏联伦理学的政治合理性并不利于个体的这种道德防范，而且维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的发展的各种潜在性应该与苏联社会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步增长。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似乎应和技术经济的压力一样趋向于同一方向，即趋向于压抑的松弛。诚然，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是既定道德的削弱，本身并不对掌握着推行其目标的一切工具的政体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这些力量若与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动态实际地联系起来，那么它们虽然尚未形成、尚未组织起来，却完全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苏联发展的历程。
注释
[1] See Chap. 3，especially pp. 87 ff.
[2] See Part I，Cha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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