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四章 左翼留下了什么？
波立陶：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到了有关左翼的问题，也即左翼留下了什么，或者说它从灰烬中再生出了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有关新现实理想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中都有左翼人士，甚至美国政府也是如此。首先您能确定2000年的左翼将是什么样子的吗？它仍然会存在吗？它真的复活了吗？它的理想将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左翼存在着，因为左翼与右翼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那些不承认这种分野的人，一般属于右翼。这种分野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几个世纪以来，情况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下，不管我们在不同时期赋予左翼与右翼什么样的准确含义，它们之间的分野是否因不可避免而注定要继续下去呢？很明显，我们有可能对这种并非由左、右翼的对立所构成的政治前景进行一番展望。由于朝野之间的某种差别是民主选举制度的一种内禀特性，因此无论这种程序性的差别如何缩小，也非常难以消除。因此，我认为政治分野有可能继续存在，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分野本身几乎就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水岭。
然而，我认为左翼这个术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更大。在发达国家，至少其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左翼发动的所有示威运动都是由此而引起的，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及英国革命[2]，它成为美国革命[3]、法国革命以及最终爆发的俄国革命[4]的先河。自称左翼的大多数人仍然能够回想起这种传统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点以及与这些剧变相关的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种联想对于西方仍然是有效的。虽然右翼中更现代的派别已经将部分革命传统，例如有关立宪政府的概念，与自己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了，但一般来说右翼没有革命传统。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已经进行过一次尝试，他们将这种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即现代自由主义，与整个革命传统分道扬镰。这主要基于下述论点：来源于革命的传统会导致共产主义，因而它与现代自由不相容。在试图中断左翼传统的连续性方面，法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传统就是使那些“不善交际者”团结在一起，使他们非常有家庭感。然而，我认为这种尝试明显不会成功，特别是在苏联消失之后更是如此。这就使得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有一定的限度。
当然，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区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首先，左翼为了战胜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和贵族政体，支持自由主义政体与立宪政体等资产阶级政体，因此，它是温和的，而且也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动员群众。左翼从其历史的发端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革命的准备。英国的辉格党人[5]就是如此，他们不是与其他贵族集团结盟，而是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组成了一个自由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强大的辉格党人、公爵们以及议员们支持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的起义者，就好像他们同情拿破仑似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变革的政党与稳定的政党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进步的政党与保守的政党之间存在着区别。左翼赞同和支持对政治与社会进行变革。实际上，我们仍然使用这个术语，今天的左翼人士继续把自己称为“进步分子”
阶级结构的变化逐渐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种团结。昔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被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或者加入到他们的权力集团之中，而新兴资产阶级则不反对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彻底变革。这样，在20世纪中保守主义的特性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保守的和稳定的政党了，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征。还有一些残余势力不喜欢变革，尤其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罗马天主教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就19世纪的情形来说，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分子越来越少了。我认为就连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对我们今天能够完全回到过去而表示怀疑。在本世纪70年代曾经极其引人注目地出现一股非常强大的保守主义潮流，赞同对社会进行非常激进的变革。在本世纪的后期，经济与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6]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像撒切尔夫人或者里根[7]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右翼，但他们同时主张与更多的传统右翼理念，诸如爱国主义和精英政治等结合起来，进行激进的改革。
然而，本世纪最后20年或者30年是极其重要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左翼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这就是保守倾向。由于保守派实际上不打算使时光倒流，因此它希望维持现状。就绿党[8]的情形而论，在政治上它们基本上被当作一个左翼运动。然而，勿庸置疑的是，这股潮流想要中断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变革，或者至少对这种变革进行控制。换句话说，它打算强行使这种进程搁置起来。这样，我们就在左翼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联合，即传统的进步人士与信奉新议程的势力联合起来，这股势力照字面理解就是反进步人士。这种联合在德国尤为明显。因此，保守的及稳定的政党与变革的及进步的政党之间的传统区别，就不再起作用了。
波立陶：让我们来追溯一下社会主义者左翼的发展，它是今天欧洲一些政府中左翼的鼻祖。
霍布斯鲍姆：支配19世纪第二左翼运动的力量，就是在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像产业工人这类穷人阶层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参加某一个运动，有时与传统左翼结成联盟，但现在却越来越独立了。在20世纪，这种左翼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仍然存在，它是围绕着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而形成的。这些运动有三项目标：
第一项目标，他们认可了老自由左翼的功绩（立宪政体、民事权利与公民权利），并且将其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项目标，他们为政治民主而奋斗，并且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政治活动。人们也经常忘记政治民主相对来说是多么的年幼。在19世纪末之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喜欢这类活动。工人运动是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选举权只是社会民主党用来组织大罢工的一种政纲。美国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比较早，而且与欧洲不同的是，左翼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
第三项目标，新左翼为每个人的生存权、经济繁荣和社会权利而奋斗。人民对于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需求相结合，是左翼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特征，并且主要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这种结合不一定会破坏左翼的团结。在有些国家，这种团结是政治光谱中的温和派、自由派与极左派的完全团结，从而形成了一个连续体。在美国，民主党中的左翼保持到了这个新阶段；在英国，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党继续与自由党结盟。正是俄国革命将左翼分成了两个流派，从而摧毁了这种传统团结。
波立陶：那么，在冬宫风暴[9]之前保持团结的这个第二左翼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霍布斯鲍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许多目标都达到了。实现了民主政体与普选权，虽然妇女的普选权比男人来得慢一些，但也实现了。也引入了某些社会权利和福利措施，而且有时是以惊人的速度引入的。工人阶级自1890年就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五一”示威游行[10]，其中一项主要的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制，我们还记得，1918年之后这项制度引入了大多数欧洲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做了。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条件与福利体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1890年，《国际歌》的歌词仍然仅有字面意义，但在1960年之后，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相信，“翻身”的“挨饿者”还在挨饿。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我的意思是，左翼所取得的极大成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纲领。在新左翼中，“社会主义”是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核心向往。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终结，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就是一种鼓动人心的口号，因为直至俄国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左翼甚至还没有考虑，万一取得胜利，他们将做些什么。对于如何实现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可以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所提供模式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管理，将大部分商业活动掌握在社会团体手中。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评，胜于一项建设不同社会的计划。这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一点不能搞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1920年间，德国和奥地利由于战败而遭受屈辱，这两个国家才第一次真正需要讨论经济的国有化。资产阶级专家批评社会主义者，认为事实证明他们连怎么样搞经济建设的想法都没有。社会主义者唯一可行的想法，就是如何运行战争经济，事实上这是在模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了社会民主派和革命与共产主义派，前者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由国家支撑着的改革党。温和派保持了左翼的原有目标，而且实现了其中的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1]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他们实现了他们在1945年到70年代中期所希望实现的每一件事情，形成了福利国家并且取得了成功。从理论上来说，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诸如1945年的英国工党领导人，虽然希望有一天实现一个不同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但这些运动并没有特别承诺、甚至一点也没有承诺要为社会结构的永久性变革而斗争。他们承认，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要在管理与所有制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在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我们不要忘记，凯恩斯终其一生都是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且他确实认为国家干预是一项经济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政策。奇怪的是，正是列宁认识到工业国有化在本质上不是一项革命行动。许多国家的铁路与公共设施是国有的或者其他集体所有的，不论持哪种主张的人，都不想成为社会主义者。政治左翼中的社会民主派忠于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一种轮廓不清的信仰，认为集体所有制与管理方法能够及时发展成为更多的新事物。只有布尔什维克人有意识地开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说这项计划的失败已成定局，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到70年代就更不用说了。更有甚者，布尔什维克体制证明自身没有能力进行改革，最后导致崩溃。这个失败也削弱了左翼中社会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并且在1973年之后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这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这种终结以致命的一击，这种经济学说对50年代和60年代所谓的“社团主义者[12]”经济政策的弱点持批评态度，部分原因是这种政策不再成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对社会民主左翼的基础造成了冲击，因为它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福利制度与宏观经济学而刺激了充分就业，因而破坏了在国内保护自己选民的能力。左翼目前的知识危机具有双重根源，一种危机来自于布尔什维克或者革命，一种危机来自于社会民主主义。
波立陶：知识危机？这是左翼的问题吗？是一种良心危机吗？
霍布斯鲍姆：是的，我认为这方面要比工业化的衰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各项事物发生本质变化更加重要，因为直到70年代，这种左翼的基础——工人阶级还没有开始衰落。或许美国工人的全部数量早在60年代就开始减少了，但在别的西方国家，1945-1970年间的经验表明，尽管出现了技术创新，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人数量也在增长或者保持稳定。现在只有在英国，或许还有比利时，工人实际上仍然占据人口的大多数。
因此，在70年代，就其所涉及到的社会基础而言，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左翼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然而，这种左翼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我认为，这是因为左翼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工人的境况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进。因此，左翼就不会再有一项合适的纲领了。假设社会民主派只能提议对已经达到的目标保持现状，那么它就既不会提议建设一种不同的社会（因为不会有任何关于此类社会的有用模式了），也不能对现有的社会进行改革。这样，第二左翼就走向了终结。
波立陶：有没有第三左翼？
霍布斯鲍姆：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新左翼。它面临的麻烦是，既没有工人阶级左翼所赖以形成的坚固的阶级基础，也没有强大的选民基础。它甚至连一项单独的计划都没有。他们搞了几次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就把自己当作左翼了。妇女运动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从理论上讲，它具有庞大的基础，然而却仅有一项非常狭窄的纲领，甚至有关妇女问题本身的纲领也很狭窄。环境保护运动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动属于那些所谓的左翼连续体。例如绿党，在它们还没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政治运动的地方，如果要把它们与任何组织完全联结起来的话，就把它们与左翼联结起来了，在美国是与民主党联结在一起的，在英国则是与工党联结在一起的。在那些它们已经发展成为一股独立政治势力的地方，更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而不是与右翼结盟。但是，这个第三左翼在政治上不是非常重要，因为传统政治左翼所发生的危机就已经决定了它的主要轮廓。
波立陶：左翼危机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的可靠体系，其政治纲领已经衰落。我们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短暂访问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很多对政治冷漠的现象。人们之所以对参与政治活动缺乏积极性，简单说来，主要是由大量的选举活动所造成的（“积极参与”是结果，“大量的选举活动”是原因，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对此进行修正），因为大多数选民更关心他们的钱包、他们的假期以及他们的住宅后院。另一方面，左翼主要强调政治活动的集体性，而反对个人主义。
霍布斯鲍姆：左翼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怎么说呢？从经济角度来说，它涉及到消费社会。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一种认可。从这个意义上，左翼的传统领域里存在着一道裂缝。过去没有考虑到，为个人自由而战与为集体解放而战是不相容的。在20世纪结束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两种需求之间存在着冲突。社会的私有化与公共社会认同感的削弱，猛烈地冲击着左翼社会，因为左翼在为集体目标而战斗，并且追求社会公正。这是一个严重的和影响广泛的问题，因为如果有可能使左翼以集体方式采取行动，那么也有可能使它具有民主政治的功能。民主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可能尽力把人民组织起来，使他们共同采取行动。
现在旨在动员人民的每一种政治运动都越来越困难了，而不仅仅是左翼。然而，私利已经严重地腐蚀了左翼的价值观。最近几年内英国互助主义的逐渐瓦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现在英国建房互助协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协会是一些合作储蓄组织，它们是在贫穷的工人不能够单独依靠个人的力量建筑自己的房屋时，便不得不集体组织起来而形成的。这些组织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今天，这些互助协会正在一个个地由合作社转变为由吃红利的股东所拥有的正规私营公司。互助协会的成员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转变，并且经过表决赞同将协会转变为银行或者公共有限责任公司，是因为他们能够从这些组织获得一笔小小的意外之财。否则，不论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本身的逻辑来看，他们都不会赞同这种转变。毫无疑问，如果这些互助协会保持合作社的形式，那么借款方将获得极大的利益，但是人们常常经受不获得一两百英镑好处的诱惑，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或许能够用上一个假期。为了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他们放弃了具有极大社会价值的事情。这里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
现在让人民参与集体行动变得越来越难了。只有大多数人民还在贫穷，他们才会响应这种呼吁，因为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摆脱贫穷。如果他们的收入超出了需求的最低限度，他们就会认为，只有追求私人利益才能获得更多。尽管如此，左翼传统的两根巨大支柱仍然耸立着。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口号中，“博爱”已经不再重要了，但“自由”与“平等”对于我们仍然有效。我们知道自由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认为平等在今天意味着社会公益服务以及政府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自由市场不能保证这一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政策继承者们沿着自由市场的方向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其激进程度超过世界上现有的任何其他右翼。甚至就连这些人，目前也正在超越这个信条，例如，他们认识到，确保老年人的健康、教育与基本福利是国家与社会团体的主要任务。
波立陶：因此，有一种事物与撒切尔夫人的著名断言相反，那就是社会。
霍布斯鲍姆：当然。不仅存在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而且还存在着这个社会想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能通过专门追求私人利益而获得。有一些社会物品只能在共同利益中共同提供。我们注意到，甚至不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保守派就敢在类似健康这种领域里超越特定的路线而进行私有化。
波立陶：现在的左翼是从灰烬中崛起的，而且在欧洲当权，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种现状。左翼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是对各个领域的个人自由价值观深信不疑，甚至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让人民富裕起来，并且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这就是托尼·布菜尔的左翼，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放弃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目标。您的看法如何？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任何类型的左翼都不会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事情是市场所办不到的。我的看法是，任何形式的左翼政治纲领，甚至是一份非常温和的纲领，必须要说若斯潘[13]说过的话：我们认为市场是经济领域中的个基本要素，而且或许对于创造财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是的，我们接受市场，但不接受自由市场的社会。虽然我不知道托尼·布莱尔的个人观点，但工党政府事实上可能宁愿制定某种形式的财富重新分配方案，并且尽力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但由于面临着丢失选票的风险，因此其实施力度会受到限制。财政大臣戈登·布朗[14]虽然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他毫无疑问要努力实施财富的重新分配。你可能认为这种办法不会取得重大成效，但是你也不能说，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那就是表明一种信仰即认为自由市场将解决一切问题。
不可否认，一两个左翼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自由市场的政策。我认为西班牙的冈萨雷斯[15]政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即使这样，我认为他也不会步撒切尔夫人或者里根的后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那时没有其他办法，或者因为前任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不能取消。这些决定都是凭经验做出的，而不是凭原则做出的。我不知道布莱尔是否也处于这种境况。他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其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欧洲的任何领导人，甚至在扮演战争领袖的角色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能够设想温和左翼的发展趋势，他们会自言自语道：好吧，由于实际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做很多与右翼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右翼的做法。按照我的看法，这是克林顿的推论。克林顿因言行不一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实际上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看，克林顿的话意味着，他出于本能而认可了传统左翼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对他的失望超过英国人对布莱尔的失望。布莱尔从未接受工党传统，在他当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了。但当克林顿赢得选举时，从美国左翼的传统来看，他像一个民主党人。
波立陶：有一个（或许在奥斯卡·拉方丹退出政坛之后，我可以说过去就有一个）左翼，对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传统概念充满渴望：对工厂和企业的税收高，社会支出高。在这个阵营中，现在只有那些回归共产主义传统的势力，并且或许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16]）的一部分。在您看来，这就是今天拉方丹所不能控制的左翼的现实主义政策吗？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拉方丹之所以呆不下去，是因为德国内外的整个金融界都在反对他。右翼与左翼存在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市场通常不像歧视左翼政府那样歧视右翼政府。实际上，英国新工党的一个不寻常之处，就是在努力取信于市场方面取得了成功，因而不再是左翼了。对于密特朗来说，市场使他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在80年代初所倡导的政策，并且拉方丹现在也发觉了市场的力量。不管如何，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方丹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必须要向欧洲中左政府的政策靠近，就像若斯潘的政策。拉方丹太左了，甚至与若斯潘相比都是如此。
波立陶：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您所解释的“社会基督教”，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潮流，它对于欧洲联盟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之，“莱菌兰模式[17]”已经被欧盟新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18]人格化了。然而，莱茵兰模式甚至在莱茵兰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有500万失业者），而且对于左翼来说，失去对于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信任，并不是一件非常讨人喜欢的事情。您认为这种传统是欧洲左翼的一部分吗？
霍布斯鲍姆：我同意你的说法：回归社会基督教传统，是传统左翼虚弱的一种迹象。我们已经谈论过这-点了。当谴责资本主义的世界名人只有罗马教皇一个人时，它并不使人感到鼓舞。然而，你可能记得一个例子，就是工党，它相信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基督教的实力，欧洲要保证工会拥有最低限度的权利。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社会基督教传统没有多大价值，但我仍然倾向于对其予以肯定。
波立陶：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为温和的左翼勾勒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特征，而且您也可以说说您的想法，左翼与右翼已经变得难以区分了，对2000年的政纲进行区分的唯一界线，就是进步的政纲与保守的政纲。前者将竞争作为一种现代手段而加以促进，使个人凭才能以平等的条件参与社会竞争。后者希望维持现状与特权，包括那些工人贵族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工会。前者受到年轻人的拥护，后者受到老年人和领养老金者的拥护。
霍布斯鲍姆：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大部分左翼实际上已经变成这样一种势力，即试图保持过去的好做法，或者至少防止使其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或者受到侵蚀。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只是由于右翼支持不受控制的竞争性经济就对其予以认同。你已经显著地低估了促使改变方针的其他因素。例如，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存在着问题，在左翼和右翼都不再能见到它们了。在有关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问题上，我极不同意你的观点。以保护社会结构的理由动员老年人，这确实很容易，但我认为没有任何政治纲领对年轻人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年轻人的非政治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易著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年轻人在21世纪的政治活动中究竟会扮演何种角色，还不清楚。我认为他们在某一个小小的先锋集团中将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当然也不会成为选举的中坚力备从选举的观点来看，大多数靠工作谋生的家庭都是中等收入家庭。
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拥有一个真正的青年组织。实际上，即使在过去，也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运动。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中流砥柱不是青年，而是那些靠工作谋生的人们。与这个社会结构的衰落相比，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政治活动怀有许多疑虑的原因，这些政治活动不只是左翼的，而是所有派别的。只有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生活方式、环境以及同性恋的权利与吸毒自由等，才能把青年人动员起来，其原因是这些问题仅仅与政治沾了一点边。
波立陶：然而，欧洲传统左翼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危机。左翼是在100多年以前随着工人运动而发起的，今天，它发现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面临着如下的局面：与体力劳动有关的特定岗位以及直接就业机会正在明显地减少。左翼如何才能面对中产阶级与自由职业阶层的新的扩大？左翼将被迫放弃工人民主政体的思想，而赞同消费者民主政体的思想吗？
霍布斯鲍姆：现代消费者社会正在本能地迫使政治结构逐渐与自己相适应。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主张政治没有必要，因为消费者的自主权将胜过一切别的东西，市场应该保证消费者的最大选择自由，并且允许他们通过这种选择自由而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与愿望。这种方法就绕开了政治程序，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市场的副产品或者衍生物。这就是为什么诸如公共关系和巡回医疗这类职业惊人地扩展，以及诸如核心集团这类政治体系得到应用。事实上，这些都是仿效市场调查的结果。这就削弱了公民权的功能。如果消费者能够每天行使他们的特定权力，诸如购物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还有什么公民权需要保留呢？是否仍然有必要为了政治目的而一批一批地动员人民吗？这种发展破坏了政治程序的真正基础。
在一个体系中，最底层即消费者与最高层即政治决策者之间确立了一种直接关系，没有为政治精髓留下任何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哈贝马斯[19]所定义的“公共领域”，人民在这里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且团结起来实现集体目标。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直到现在才理解的一切，它是通过在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活动而实现的。正是这种现代左翼的布莱尔版本才使我感到担心，因为我认为，与左翼其他领导人相比，布莱尔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市场调查的逻辑。
很明显，现在仍然有进行不同类型的大规模动员的市场。例如，有可能针对特定的事件或者引起大多数人民的注意与同情的名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和民粹主义的动员。戴安娜王妃[20]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另外，要使政治动员与自由市场社会相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例如贝卢斯科尼[21]，就是按照为他的足球俱乐部动员支持者的同样方式来组织他的政治活动的。这个现实正在造就着一个全新的政治角斗场，它是老一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只是刚开始了解政治是如何以这种新方式运作的。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仍然是政治吗？
这种现实不仅没有为左翼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对其产生猛烈的冲击，因为对于维持着现状的右翼来说，不需要太多的集体措施就能够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从前，英国政坛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只要当某一个人在地方选举中出头露面并且宣称：“我不是一个党派候选人，我是一个独立候选人，我对地方政府政治化不感兴趣”，那么人人都知道，他（或者她）是一个右翼候选人。这样，非政治化的政治活动就自动地削弱了左翼的潜力。然而，大规模的动员仍然存在，或许在21世纪也会继续存在，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正如有人因为说过历史已经终结[22]而犯错误那样，我不想因为说政治已经终结而犯同样的错误。不过，我认为大多数公民的非政治化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为这将导致在对他们进行动员时，采取与所有民主政治完全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诸如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中是多么的危险，具备选民资格的人数在参加重要选举时还不到一半。最近在苏格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苏格兰议会300年来的第一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只有全部选民的60%，这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通过这次选举，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人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了。在南非的第一次选举中，选民在投票站外排了好几英里长的队伍。在西方，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操纵的事件了，而不涉及大多数人，这就是为了追求政治程序的完整性所付出的代价。在美国，主要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所构成的共和党极右翼，在候选人的选择方面具有与其实力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唯一的原因就是选择过程是以少数人为基础的，而以共和党的名义登记的大多数选民不参加这种选择过程。
波立陶：新左翼经常采用的一种摆脱民主危机的方法，就是媒体民粹主义或者叫做公民投票主义，它是以与媒体签订的浮士德式条约[23]为基础的。但是，有时候如同莱温斯基丑闻[24]那样，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这种条约似乎随时可以被撕毁，并且不适当地影响了选民的公民权。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您对媒体扮演的这种参与式角色感到担忧吗？
霍布斯鲍姆：是的，它使我担忧，因为它是绕过政治程序的另外一种原因。如果将大多数公民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政治活动就必须成为一种动员过程，哪怕仅仅作为一种象征，人们只是离开自己的家门去投投票。在许多方面，媒体用它自己代替了动员。在某种意义上，媒体是撒切尔夫人式的，因为它们不相信社会的存在，而只相信个人的存在。它们挨家挨户地与每一个人都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传统的选举过程需要积极分子们去进行集体动员，以便与选民联系。今天，这种方式不再需要了。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位领导人有可能通过媒体与每一位选民交谈，这是相当完美的。从技术上说人们已经有可能坐在起居室里通过摇控器进行投票了。然而，在我看来，选举过程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对选民具有激励作用，实质上把整个社会维系在一起，使人感觉到它是一个权利与责任的共同体。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都不能被不同的方式所代替，而是说对于在另外一个政治年代里熏陶出来的有些人来说，要让他们预测未来究竟会怎样，实在是难为他们了。我担心，政治活动越是非政治化和私有化，民主过程就越会受到侵蚀。政治活动正在变成一种被少数人所操纵的行为，比如在意大利，政治活动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因为它与人民的真实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左翼或者公众的生活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波立陶：说到媒体，我想知道您对于克林顿的看法。在本世纪最后10年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即使他的政治生涯具有象征意义，但还是从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灵感——即希望在后里根义的美国重新实施福利政策——正在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以及诸如保卫家庭这类右翼道德独裁主义的典型主题方面过渡。对于克林顿这种充满矛盾心理的人，您是怎么看的？下世纪的大人物是否是一些像他这种在道德与理想方面抱着放荡态度的人，或者这些人是否需要恢复坚定的理想与信念？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克林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重要人物。我还认为不能把他划入本世纪最后时期许多重要美国政治家的行列。此外，他在利用媒体方面更为成功，并且克林顿实际上避免了那种已经令他挥之不去的危机。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人的品质。人民并没有对领导人提出许多高标准。顺便说一句，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列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出现在名单上的人中没有几个政客。在英国，许多人或许会说丘吉尔[25]算一个，但是除他之外，人民大概会把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取得成就的名人或者仅仅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列入其中。如果你在美国是一位重要的体育明星，那么你将比一个政客要著名得多。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中，人们把电影明星放在政治人物的前面了，在像印度这样的几个国家中就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而像意大利或者英国这样的大国中还没有发生。当然，在里根当政时期的美国也是如此，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低估这位从好莱坞影星变为总统的人物的重要性。
下世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继任以及权力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移交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有一种对领导人进行磨练与考验的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袭制。在君主制的国家中，王位的继任不成问题。甚至在非君主制的国家中，例如在印度，有这样一种惯例，就是明显的继任者与以前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已经体味到这种权力的气氛了。在其他情况中，领导人的选择是通过一个政治组织进行的。民主社会的传统方式，就是在国家内部通过一定的选择程序任命某一位领导人，这种过程或多或少是民主的。达莱马[26]就是这样成为意大利总理的，他属于一个由公职人员所组成的老式政党。在其他情况中，选择领导人要看议员们的脸色行事。在某些国家，这种选择程序是完全不透明的，比方在墨西哥，实际上前任总统总是对其继任者的任命做出安排，但无人确切地知晓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当直接选举领导人时也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形中，这个领导人的简历是按照一套已经选定的标准模式撰写的，而不必与他的工作能力有什么关联。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一位领导人的品质是很重要的。以德国为例，我们回顾一下阿登纳[27]的领导才能是如何重要。尽管他有弱点，但他通过把国家从困难的境地中拯救出来而显示了自己的领导才能。接替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勃兰特[28]，也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对这些人不管是赞同也好，反对也好，他们都具有一种大人格。在德国社民党的现在这一代人中间，很难找到-位能够与这些人相媲美的领导人。
显然，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中，这些问题不太严重。归根结底，在美国不管谁当总统都无关紧要，自1865年以来，已经先后有7位总统被刺或者被迫在任期结束之前交出权力[29]，继任者也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择的。不过，美国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受到这些创伤而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这列权力火车行驶的铁轨是如此的稳固，以至于不论谁来驾驶，都不会出轨。但是在苏联，领导人的品质是有影响的，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1] 指发生于1787-1799年间震撼法国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在1789年达到第一个高潮，因此又称为“1789 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群众进攻国王暴政的象征——巴士底狱，标志着革命的真正开始；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译者注
[2] 指17世纪英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从16世纪末起，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和英格兰国教会进行了长期斗争。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为筹措军费而重新召开停止了12年的国会，矛盾更加尖锐，革命开始；1688年政变 （即“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因而历史界通常把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译者注
[3] 指18世纪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革命，以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为标志。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北美殖民地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译者注
[4] 俄国爆发过数次革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即1905-1907年革命），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彼得格勒 （今圣彼得堡）工人事件，激起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标志着革命的开始；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撕毁协议，即“六三政变”标志着革命的结束，列宁称此次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1917年俄历2月18日（公历3月3日），首都彼得格勒工人罢工，2日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译者注
[5] “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有人用它来讥讽苏格兰长老派。1679年，议会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称为“辉格”。他们也逐渐以此自称。后来，辉格党的势力有强有弱，但总体上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世纪中叶，辉格党势力大增。19 世纪60年代，辉格党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分子组建自由党。也有人认为，辉格党是于1839年改称自由党的。——译者注
[6] 关于经济新自由主义，参见第三章的脚注。政治新自由主义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译者注
[7]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1911-），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在职期间，他制订和实施非常保守的内外政策。在国内他抛弃凯恩斯主义，实施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上，他否定60 年代末以来的缓和外交，实行以遏制苏联扩张为中心内容的政策，决心重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到1987年为止，他以一次严重经济衰退为代价，取得低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扭转了美苏争霸不利于美国的形势。但他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使美国面临高预算赤字、高税收、高国债、高贸易逆差等严重问题。——译者注
[8] 1979年以来欧洲国家及其他国家中由重视生态平衡者或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1984年1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了庞大的欧洲绿党，用以协调欧洲各个绿党的活动。德国建立的绿党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绿党，现任党主席菲舍尔在施罗德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9] 冬官，俄国沙皇皇官，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河畔。1917年7月起曾经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21时1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发射空弹炮，宣告十月革命的开始。翌日凌晨2时10分，革命工人和士兵攻占冬宫，在小餐厅逮捕了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现在该厅壁炉上的台钟，其指针仍停在2时10分。——译者注
[10] 起源于1886 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斗争。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决定，1890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八小时以内，并把该日定为国际劳动节。1890年欧美有13个国家的工人于“五一”节第一次采取联合行动。随后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国家和群众越来越多。——译者注
[11] 指北欧地区，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和冰岛。——译者注
[12] 社团主义（Corporatism） 是指把整个社会组成从属于国家的各种“社团”的理论和实践。按照这种理论，工人和雇主被组织到产业社团和职业社团中，这些社团作为政治代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管辖下的人员及其活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意大利实行的“社团国家”，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意志，而不是各经济集团的利益。——译者注
[13] 莱昂奈尔·若斯潘 （Lionel Jospin，1937-），1971年加人法国社会党，1977年首次当选议员。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之后，被提升为党的领袖，并且在密特朗的第二个任期内担任教育部长。90年代初，若斯潘的政治生涯前景渺茫，1992年失去了内阁位子，1993年失去了议员的头衔。1995年密特朗去世后，他被推举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最后败于希拉克。1997年担任法国总理。——译者注
[14] 英国财政大臣 （1951-），布莱尔的挚友与盟友。在其任职的头两年里，由于大量保留了前保守党政府严厉紧缩政府开支的政策而使许多工党支持者大失所望。1998年7月，他起草了一份计划，扩大在健康、教育和对外援助方面的开支，并于1999年开始实施。——译者注
[15] 冈萨雷斯·马克斯 （Gonzales Marquez，1942-），律师。1964年加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PSOE），1974年任党的秘书长。1982年，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40岁的冈萨雷斯出任首相，并且成为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1986年、1989年和 1993年连续当选执政。1996年社会党在大选中被人民党击败而去职。——译者注
[16] SPD为德语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简称，该党主张政府控制大工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单独得票最多的大党。——译者注
[17] 莱茵兰是德国莱茵河沿岸地区的通称，广义的莱茵兰指包括瑞士、德国、法国和荷兰各国莱茵河沿岸地区。这里指欧盟发展模式。——译者注
[18] 意大利政治家、著名经济学家（1939-），曾两度担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工业复兴 （伊利）集团董事长。1995年开始组建“橄枝”联盟，后加人中左联盟，任该联盟领导人。1996年4月，中左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5届政府总理。1999年9月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至2005 年。——译者注
[19] 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发达工业社会，认为作为当代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奴役人的力量而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提出用“交往活动的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著有《社会公共性的结构转变》、《理论和实践》、《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译者注
[20] 1961年7月1日出生；1981年7月29日与英国查尔斯王子结婚这场“世纪婚礼”吸引了全世界7亿多电视观众。1992年11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在国会宣布，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正式分居。1996年7月12日，与查尔斯王子正式达成离婚协议。1997年8月31日在法国巴黎因车祸遇难，一代佳人魂断巴黎，整个英伦三岛与全世界为之震惊，赢得了人们的深切同情。1997年9月6日，全世界24亿观众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葬礼”，戴安娜的挚友、英国著名摇滚歌星埃尔顿·约翰在一首名为《风中烛光》的歌曲中将她称为“英格兰的攻瑰”。——译者注
[21]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1936-），意大利媒体王，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董事长。1994年组建中右翼联盟，并且在3月的选举中获胜，5月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4届政府总理，由于与司法局发生冲突，加上北方联盟宣布退出支持政府，被迫于12月22日辞职。因涉嫌受贿而多次接受审判。——译者注
[22] 美国国务院政策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夏季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引起广泛评论与争论。福山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这本书。霍布斯鲍姆在此处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福山，他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译者注
[23] 浮士德 （Faust） 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与魔鬼订立条约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知识和权力。后来用以形容为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价值。此处形容媒体与政治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确立的游戏规则，就好像是双方签订的条约；但当出现利益冲突时，这种条约随时都可以撕毁。——译者注
[24] 指美国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前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克林顿由此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个遭到弹劾的总统。美国参议院经过审理，于1999年2月12日放弃了对克林顿的所有弹劾指控，并宣布其无罪。——译者注
[25]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是本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英国人民取得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人们推崇为英国的拯救者。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有一段话表达了英国人民对这位伟人最崇高的评价：“他是一位高于生活的人，比普通人伟大，而且更质朴，是他这一时代的历史巨人。他胆略过人，坚强而又富有想象力……他的演说才能令人惊叹。他拯救了祖国，使之免于沦亡。他是一位既存在于现实生活、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般的英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译者注
[26] 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1），1949年4月20日出生于罗马，高中毕业，记者出身。1968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87年以来一直当选众议员。1991年意共更名左翼民主党后，曾任左民党政治协调委员会成员，1994年当选左民党总书记。1998年10月21日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6届政府总理，2000年4月 19 日辞职。——译者注
[27] 康德拉·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利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1950-1966）。在他执政间，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逐步摆脱战败国地位，取得国家主权和独立。在内政方面，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使联邦德国战后迅进恢复了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国家之一。著有《阿登纳回忆录》。——译者注
[28]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联邦德国总理 （1969-1974）。原名卡尔·赫伯特·弗拉姆。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流亡北欧，使用现名。1969 年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对内推行改良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不断改革”和“逐步改良”，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定马克的币值，宣称创立了“德国模式”。对外政策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支柱。以此为前提制定同苏联、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任总理期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 （1972）。著有《勃兰特在流亡中：随笔、感想与信件，1933-1947》、《人民与政治：1960-1975》。——译者注
[29] 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5年4月14 日被刺，次日去世；第20任总统詹姆斯·伽菲尔德，1881 年7月2日被刺，9月19日去世；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1901年9月6日被刺，14日去世；第29任总统华伦·哈定，1923年8月2日在卧榻上去世，确切死因不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因脑溢血而去世；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被刺身亡；第37 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4年8月8日因受“水门事件”牵连而被迫辞职。——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