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三章 地球村[1]
波立陶：20世纪最后10年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实际上，丹尼尔·耶金[2]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这两位学者建议用“全球性”来代替“全球化”这个被滥用太多的术语。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其结果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变成了不可改变的现实。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实体——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了吗？
霍布斯鲍姆：不。与30年前相比，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体制中了，但是我们可以同样肯定地说，2050年的全球化程度将更高，2100年就更不用说了。全球化不是诸如打开电灯开关和启动汽车引擎这种单个行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过程，并且在最近10年中毫无疑问地大大加速了，但它是一种永久性的转变。因此，到底在什么阶段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已经达到了最终目的地，并且可以认为已经完成了，现在一点也不清楚。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扩张在本质上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特性，包括地理的、气候的以及历史的特性。这个现实，对于全球的统一来说，就具有某些局限性。然而，我们都赞成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取得了如此引人入胜的进展，以至于今天你不能谈论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割，而我们在70年代之前则经常谈论这个话题。
波立陶：然而，尽管全球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国家及其权势的存在，因此这种进程似乎仍然受到限制。由于签订《多边投资协定》的尝试没有成功，因而给予跨国公司一项单边权利，不管是任何国家，只要任何政策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对这些国家提出控告。这一点如何解释？为什么保留这种对抗性？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同样方式运作的普遍过程。虽然可以说有一种自然的历史趋势通向技术、通讯与经济全球化，但在政治领域却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对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但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
波立陶：那么，您认为全球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普遍的回答针对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减少或者完全消除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使资本向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的地方流动。然而，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世人早已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就具备这些特征。现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首先，我认为随着一种全球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它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焦点和最明显的特征，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我们必须超越经济而看得更远。全球化主要是基于消除技术障碍，而不是消除经济障碍，进而消除时空差别。例如，在15世纪末进行环球航行之前，就不可能认为世界是一个单位。同样地，我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运输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了进展，这使得经济发展达到已经实现的全球化水平，其出发点就是货运的高加速与物品的全球流通。在过去，某种产品实际上只局限于它的产地。在某些方面，由于易腐损的货物维持自然状态，缺乏长途运输这类货物的能力，因而使贸易受到影响。那时只能进行谷物交易，而不能进行鲜花交易。
现代空运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消除了季节性的农产品。今天我们可以不考虑季节而进口热带水果、樱桃或者草莓。空运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将这些新鲜的食物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有可能组织跨国生产，而不仅仅是跨国贸易。在17世纪之前，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公司想在另外一个国家生产小轿车，例如在菲律宾，那么它就必须在菲律宾当地建造一家完整的工厂和一套完整的生产工艺。现在，就有可能将引擎与其他部件的生产分散开来，然后随便在公司乐意的哪个地方进行组装。实际上，在组织生产过程中，不再受母公司所在国家的政治限制了。如果信息系统没有取得引人人胜的进展，那么这种进展将不会走得非常远，因为该系统有可能实际上同时对生产工艺进行集中控制。
以前，全球劳动力的分割被限制在相互交换产品的特定地区；今天，生产活动有可能跨越国界与洲界。这就是确定生产工艺的根据。依我看来，贸易壁垒的消除与市场的自由化是一个次要的现象。这就是1914年之前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之间的真正区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货物与劳动力泛全球移动，但是工业品以及偶而来自产地的农产品的自由交换，仍然没有可能。当人们谈论意大利的、英国的和美国的企业时，他们的意思不仅是针对这些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企业，而且针对出自意大利、英国或者美国的几乎全部东西，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今后这种情况不再有了。
波立陶：您是这样来描述这个过程的：“今天，人人都忘了“贝纳通’来自意大利，“人员供应商店’来自英格兰，“随身听’来自日本，我本人已经忘记“边际文化[3]’这种年轻的时尚来自哪里了。”
霍布斯鲍姆：确实如此。更多的问题是：假设“福特”牌汽车是由日本和欧洲制造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也有一些零件是底特律[4]生产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它是一种美国汽车呢？因此，我认为，1914年之前的全球经济体制要简单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在那个时期导致经济更具全球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集体移民而造成的劳动力自由移动，这是很荒谬的。在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来移民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了当前这种全球经济的状态，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波立陶：您所提到的创新之一，就是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实时传播。另一方面，按照塞缪尔·布里坦[5]的观点，国际互联网不比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发明更重要，后者将1873年维也纳金融崩溃的消息迅速传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新技术在全球经济中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很难说，因为我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真实能力了解得不够。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正在世界经济之间造成完全的不均衡，包括货物的生产与真正的服务、衍生物的泛滥、权利、赌博与金融业，有关这些领域的信息都存人了经销商的计算机里。这些领域的金融交易总额是世界全部工业产值的许多倍。很明显，这要归功于信息技术，而且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信息技术也可能使诸如股票交易中所谓“当日交易者”的普通人进入市场，他们可以不带现金，只通过付款承诺就可以进行买卖。
然而，为了说明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用一分钟的时间搞清楚什么是全球化，它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我们设想一下最先进的全球化水平，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有权享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物品与服务，就好像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源与金钱可供消费。换句话说，生活在南极不比生活在罗马或者纽约遇到的问题更多。假设这些物品与服务可以大批量地生产，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其结果是，人们将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唔，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人们的财力不同，有的人富裕，有的人贫穷；或者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平等，有的人自由自在，有的人身陷囹圄。这与全球的范围没有关系，它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城市中，因此它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关系不大。然而，有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不可能是无限可用的，甚至在完全实现全球化以后也不可能。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了这些“定位的产品”，它们的可用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甚至是完全单一的。如果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用可口可乐，这是有可能的，而确保每人都有一张去拉·斯卡拉[6]欣赏歌剧的票，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讲，戏票的数量是有限的，无法印制很多。当然，你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可以给所有的人创造一种观看光盘的平等权利，光盘上录制着在拉·斯卡拉上演的歌剧。但是，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这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广泛的权利，但即使在理论上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平，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不平等的。同样地，自然资源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平等的。因此，我认为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它期望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享用世界上的产品，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平均主义当然是不平等的和不断变化的。在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
我们试图发现一种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易于接近的共同点，以达到每一个人不可能自然达到的目的。这个共同点就是金钱，它是另外一个抽象概念。同时，全球化的技术过程需要高度的标准化与均质化[7]。21世纪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何种程度的局限性是这种均质性可以忍受的，以超越可能引发的对抗性反应，并且这个过程可能在何种程度上与世界的多样性相结合。从科学技术的观点而论，均质化的趋势是极其强劲的。例如，只要想一想运输方面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一点。当飞机在世界上一些主要机场着陆时，我们就已经几乎不可能知道它来自哪个国家、甚至哪个洲。运行机制已经标准化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并且使用相同的语言——英语。最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航空事故，这是由于哈萨克的飞机员没有听懂德里[8]的控制塔用英语下达的一道命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向世界上所有大型机场内部派遣一位摄影师进行拍摄，然后设法辨别照片，因为到处都会有相同的商店、相同的标记以及穿着鲜艳的相同人群。到处都有空调，这样我们甚至注意不到气候的差异。同样，工业生产的工艺规程与农业生产一样，已经日益标准化了。这样，我认为2000年所面临的问题，将包括对日益增长的均质化所遇到的强大障碍予以确定。
波立陶：您已经说过，国际互联网正在改变着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并且您也提到了“当日交易者”，即那些在家里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股票买卖的个人。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处于“民主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大公司与家长一样，将出席盛宴并分享利润。
霍布斯鲍姆：美国就处于这种情况，但这与全球化没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在问世界上的普通公民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分享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加的、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的全球财富，这种财富的分享可能以什么方式进行？美国的方式包括不断地扩大私人股份，特别是那此被认为具有良好前景的公司的股份，例如那些网络公司的股份。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公司还没有盈利，但是人们希望它总有一天会盈利。这个体制的效率仍然受到许多争论的影响。美国有人认为，这是解决财富重新分配问题的一种永久办法。我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从国内外这种利益增长的分割中受益。此外，美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在经济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最近几年来，这种“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比起对证券交易抱着极大兴趣的那个时代，现在的公共投资额无比巨大。这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个人进入公平的市场，另一种是诸如养老金等基金通过集体投资者正在进人市场，后者或许终究是更重要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认为，通过那些不必私下投资的人们进行投资，那么此类基金在财富的分配中将变成一种真正重要的民主要素。同时，公司或者大投资者比小投资者占优势，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在英国，即使撒切尔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打算把英国变成一个股份制国家，但与20年前相比，私人投资者还是相对次要一些了，那在，股份制的实施情况更为不平衡。换句话说，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分布情况非常不均衡。蛋糕虽然做大了，但是富人所分享的份额却在按指数规律增长。
波立陶：全球化这个词经常被各国政府使用，以显示它们的虚弱，并且否认它们对管理国家和控制市场所担负的一切责任。我觉得，您认为托尼·布莱尔[9]多少有一点不近人情，“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为了维护这个理论而不遗余力。情况真是这样吗？各国真的失去了它们的所有特权了吗？乌尔里奇·贝克[10]谈到，“公众喜气洋洋地自暴自弃”是那些为市场唱赞歌的政客们所造的孽。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完全搞混了。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不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因此，意识形态——就是那种新自由主义[11]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或者叫做什么“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以全球化为基础的。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自由市场可以使世界经济的增长与财富最大化，使这种增量的配置最优化。有鉴于此，控制与调节市场的所有努力，肯定会带来消极后果，这是因为这些努力降低了资本收益的积累，进而妨碍了增长率的最大化。依我看来，这种观点从来没有任何合理性。你或许会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比其他体制产生更高的增长率，但是你应该问一问，这种财富的分配是否是最佳的。至于自由全球市场备受关注，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总财富得到了增长，而没有涉及任何分配方式。以影片制作为例，如果你能够证明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可以产生一种比任何其他体制都要高得多的增长率，那么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可能看不到什么事情错了。但与此同时，所有的影片可能由好莱坞[12]独家生产，而把其他电影厂排除在外。简而言之，自由市场假设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将保持不变，并且不能加以改进。
150年前，当时英国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们告诉德国，最好的政策就是增加他们的农产品，将它们卖给英国，并且从英国进口工业品，因为他们生产的水果与食品比英国便宜得多，而英国工业品的制造成本比德国低。英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安排，如果真的实行了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然而，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毫不相关。
此外，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以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甚至亚当·斯密[13]也认为，市场对某些事情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干预的。因此，接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政府，与那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士不说同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能够以多种方式继续进行，而不必只局限于清除对于盈利的障碍。如果你留心一下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平衡发展的历史根源，那么你将发现它不是由于自由贸易而引起的，而是恰恰相反。美国和德国于19世纪变成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它们没有接受自由贸易的思想，而是坚持对他们的工业进行保护，直到他们做好与当时经济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展开竞争的准备。在20世纪，第三世界工业的巨大发展，再一次证明保护贸易论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除香港之外，亚洲众小龙也是保护贸易论者。甚至像巴西与墨西哥这类国家，也不是靠接受自由市场的逻辑而实现工业化的。
正如你所说的，当前没有几个政府不接受这种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时尚是“短暂的世纪”最后阶段的副产品，即凯恩斯主义[14]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然而，如果这种时尚已经无效的话，那么它就会快速地走向终结。我的感觉是，当历史学家们在50年之后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们会说，短暂的20世纪的最后时光是以两件事结束的：一件事是苏联的解体，另一件事是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支配着各国政府政策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1997-1998年的全球性危机将成为一个良好的转折点。
波立陶：实际上这项普遍的共识接近于冯·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现在这种单向思维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像著名的金融投机者乔治·索罗斯或者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巴格瓦蒂[15]这些人也对此持批评态度。
霍布斯鲍姆：是的，这种意识形态处于四面楚歌中。这不仅是、以及主要不是由于它产生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且主要是由于这个体制已经崩溃了。我认为1997-1998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破坏。普遍的看法是，这次破坏主要是由于对投资程序和国际金融流通缺乏控制。从那时起，也仅仅从那时起，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抵制开始扩散开来了。在某些方面，它不仅是、以及尤其不仅是因远东的危机戏剧性地表现出来，而且是因俄罗斯的灾难而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了。聪明的资本家相当早地开始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索罗斯从1996就开始批评自由市场，那时经济还在繁荣，半个世界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崩溃；从那时以后，甚至美国经济都濒于出现灾难的边缘了。你可能记得，之所以没有出现灾难，只能归功于美国政府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特殊的干预措施，使长期投资基金得救了，美国金融体制也因此而得以稳定。
波立陶：但是今天看起来危机已经被克服了。每个人都预测经济不景气不会来了，经济体制得救了。
霍布斯鲍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我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向着巨大的全球性扩张方向移动。工业全球化使其成为可能。没有一个人希望出现一次最终的资本主义危机或者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不过，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有谁能够对此怀疑呢？在西方，我们已经低估了它的严重性了。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观点来观察这场危机，而不能只是评判它对意大利或者美国所产生的影响。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场危机是引人注目的。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情况已经严重到像美国在1929年之后的地步了。这样看来，危机已经克服了吗？如果说已经克服了，我将很高兴听到这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回到完全不加批判地信奉不加控制的经济扩张。我注意到，在自由市场的美丽词藻背后，我们正在目睹着保护主义[16]的回归以及美国与欧盟之间和美国与中国间的相关争吵。非常有意义的是，这些冲突体现了战后美国自由市场政策的逆转。我认为，自30年代以来，美国与我们此刻正在注视着的欧洲那些国家之间并不在在对抗，从而面临着贸易战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我要指出的是，这是在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你可能期待着退回到百分之百的自由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尤其如此。
波立陶：然而，全球化到底使从前大部分贫穷与绝望的人获得了不少财富与就业机会，这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被第三世界的童工现象震惊了，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从前那些孩子们甚至连那点使他们今天有可能活着的可怜的收入也得不到。
霍布斯鲍姆：当然，全球化使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深刻变化，对即将到来的世纪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不只是从技术创新的观点来看的，尽管这种创新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从比较简单的观点来看，诸如人民进行观光与旅行等活动性。1997年，所有的游客在海外共度过63亿个夜晚。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海外住了一个晚上。依我看来，我们不能完全意识到环球旅游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世界。在战前，到中美洲（墨西哥与加勒比地区）的美国人每年从未超过15万，没有每天参观迪斯尼乐园[17]的人多。令人吃惊的人员流动就像产品与信息的流通那样，是空前的。这种人员流动的极限是多少呢？或许现在还没有达到极限，但肯定会有一个极限，自然会有一个最低限度。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每年有多少人去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呢？由于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富裕了，因此以前只有富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只要拥有最低限度财力的人都可以做到了，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比以前要多得多。
波立陶：让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情况。您写道，俄罗斯或许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由于对自由市场理论进行试验而遭到毁灭的国家。结果是什么？我最近阅读了些资料，现在俄罗斯领养老金者每月就是靠10-100美元的薪水维持生计，其中有一半的钱在国外流通。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18]已经指出，如果俄罗斯得到使原来1700万东德人摆脱困境的双倍德国马克（或者美元）的援助，那么俄罗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霍布斯鲍姆：俄罗斯的情况确实特殊。在理论上经济学家们相信自由市场完全可以取得成功，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试图沿着这条路永远走下去，部分原因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自由移民，即使美国也不会。这样，俄罗斯就成为仅有的一个实际例子，决定彻底应用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逻辑，最终完全导致一场灾难。如果将苏联及其政治体制瓦解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相比较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后者无疑要强烈得多。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肯定是这样的。许多俄罗斯老人说，他们宁愿回到勃列日涅夫[19]当政的70年代。这说明，面对俄罗斯的灾难，俄罗斯人把勃列日涅夫时代看作是黄金时代。这场对俄罗斯人造成沉重打击的灾难，到底达到什么规模，我们在西方是不能简单地理解的。这完全是历史的逆转：最近的10年，是人们的生活期望值下降的10年，经济领域的大部分已经减少到自然农业的地步了。我认为，20世纪的任何事件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你可能会问，这是否完全由应用自由市场的规则而引起的呢？我认为，如果只是由于自由市场规则这一理由，而且即使这个理由是适合的，也需要有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如果这类社会结构不存在，那么就会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波立陶：但是，俄罗斯的许多灾难是由于国家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瓦解所造成的。您可能宁愿要戈尔巴乔夫[20]与苏联，也不愿意要叶利钦[21]与俄罗斯，是这样吗？
霍布斯鲍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预先注定了的。正如我在我的书中试图解释的那样，俄罗斯的局势几平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共产党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并且仍然起作用，这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不过，我认为在俄罗斯社会中，像戈尔巴乔夫那样采取某些行动毁灭一个组织，其实质就是摧毁了苏联。实际上，俄罗斯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把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60年代以来，如果他们想继续存在的话，那么就必须引入市场经济的因素，并且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自60年代以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自己都在尝试进行改革，而且本质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清楚的。这种改革是否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相适应，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与一些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些国家的政体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通过经济改革，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中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党和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中国看到了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因而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重演。我认为这才是天安门事件的真实价值。此外，中国非常清楚，应该有组织地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抛弃经济生活中对于自由市场来说是效率低下的部分，而是必须在某些方面为主要国有企业的未来作准备。不能因这些企业没有盈利而将其一关了之。正如中国设法对改革过程进行控制那样，国家应该想方设法担负起职责，解决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在天安门事件的10年之后，中国变得强大了，经济发展了，而且这种发展在许多方面有点令人生畏。中国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前苏联转变来的俄罗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波立陶：根据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正如您已经指出的那样，物品与资本在发达国家自由流通，而劳动力却不能。在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为了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出现了企业之间大规模合并的浪潮。新古典理论提到一个“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是保证消除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今天，各国政府强调要对抗通货紧缩，并且公众支持扩大就业。您对此有何看法？
霍布斯鲍姆：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与一个垄断的经济体制相比较，更为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马克思对经济体制进行分析的精髓所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资本的密集。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情形的出现更迅速了，但是它早已发生了。我对此确实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依我看来，你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倒是更为有趣，因为它说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了限制。许多理论家与政治家们的举止表明，好象这个进程是不可控制的，好象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抗拒这个进程。他们仅仅是依葫芦画瓢，使他们自己适应这个进程的现实而已。实际上，你自己举的例子证明，这个进程受到了限制，而且是不可克服的，其本质原因是担心人口增长而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就像对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移民进行限制的情形一样。从自由市场的逻辑来看，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移动。而实际上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完全自由移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由于政治与实际的理由，尽管劳动力市场是灵活的，但没有一个政府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把意大利或者英国的工资水平降到柬埔寨或者中国的水平这种方式，使这种劳动力自由移动的政策得以推行，因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忍受的，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全球化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是可以控制的。虽然有一些事情很难控制，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进行控制可能很简单，因为各国政府有时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今天，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比1914年之前世界上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少了，那时向美国或者南美洲移民没有限制。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样的移民政策了，美国不实行，欧盟更不实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机制就是预防移民。
这就使我们面对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前者赞同清除所有的障碍，而后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是被迫就是有意对这些程序进行控制。这种冲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定律很简单：最大限度地扩张、盈利与增加资本。然而，政府的优先权与人民所组织的社团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
波立陶：您提倡对金融市场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您一个。有人认为这种控制将阻止使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在眨眼之间出现全球性金融崩溃的巨大惨剧，这是一种无理性的和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但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强行实施这些规则呢？单一民族国家不会有这个力量吧？或者国际组织也不会有这种力量，以及偶而在他们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的情况下进行补救吧？
霍布斯鲍姆：我们现在的国际组织必须得到单一民族国家的允许才能存在下去。这些组织不同于那些允许它们存在的主要国家即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它们没有独立的权力。自“大萧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一些国际组织致力于控制资本的流动，它们是成立于1929年的国际结算银行[22]，发源于《布雷顿森林协定》[23]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该协定本身是凯恩斯与美国经济学家进行合作的产物（如果凯恩斯理论更为成功的话，那么该协定可能会运作得更好，最后却导致这个结局）。然而，这些机构也依赖于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实际上国家只是一种政治权力。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现在有一种政治组织全球化的自然趋势，可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趋势相提并论。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一个国际权力机构能否存在，依赖于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一种经济或者技术发展的逻辑。这是一个将要支配21世纪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时尚达到高潮的最近20年内，曾经存在这样一个瞬间，国家似乎将受到严重削弱，或者甚至被当作一个跨国经济体制的障碍而加以消除。在《多边投资协定》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并且赋予公司一项单方面的权利，不管任何国家，只要其任何政策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那么公司就可以控告这些国家。几个月之后，刚刚开始的谈判就已经胎死腹中了。此外，我认为不会进行恢复谈判的任何尝试，至少不会就同样的条款进行谈判。因此，会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始终会是这样。如果国家不再对跨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限制的话，那么对世界将会如何发展的问题进行一下推测，将是很有趣的。有人已经设想过，地球上的基本单位将不再是国家，而是公司。理论上可以设想世界不再按地理来划分，而是以200个最大的国际企业为基础，这些企业的周围被一些较小的经济实体环绕着，这些实体仍然具有成为国际性公司的实力，例如贝纳通就是这样的实体；最后，大量的小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进人全球市场，就像英国的一些小型家庭熟食店，在每一个大陆上都可以售卖它的产品。
这样的世界像什么呢？我们知道，像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主要国家，成为大国已经差不多有二百年了。我们知道，他们可以变得不稳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的情形。我们也知道，他们将来能够分裂，就像英国那样。当然，由于各国的努力，使发达国家的政治地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现实。由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角色——诸如通用汽车[24]、福特[25]、IBM[26]和微软[27]——所组成的一个世界，其真实性到底如何，现在还不清楚。在这些巨无霸中，每一个的内部结构都将发生变化，其影响将比发生在国家内的变化更加深远。在中世纪的后期，勃艮第公爵领地[28]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与文化强国，它后来恰恰消失了。对于经济景观中的某些部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我们今天认为它会永久存在，但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可能消失或者被兼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充满了活力，因此其主要角色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以意大利的好利获得公司为例，它确实没有意大利电信公司富裕，然而它却能够尝试将意大利电信公司接收[29]。我所说的不稳定，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现在，设想国家的相对稳定性消失了，那么沿着跨国经济分界线所形成的世界的不稳定性当然也将增加。在这两种体制之间有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今天这两种体制同时存在，并且必定要相互适应。例如，国际经济很明显被服从本国法令的需要所阻碍，并且因此而发展了它自己平行的法学体制。这是一种尝试，避免从属于地方法律体制，例如通过建立追索原则而由独立的机构进行仲裁。然而，我们正处于、或者将要暂时处于这样的一种局势，即全球经济的角色们必须遵守现有国家体制的法律与制度，至少对于主要国家来说应该如此。或许这一要求不适用于大量无关的小型政治单位，它们可能被全球经济所操纵与控制，诸如列支敦士登[30]。以及你们意大利人称为“财政乐园”的低税国家。但是，我们应该记得，甚至像马来西亚这类国家，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反对国际银行关于不能采取哪些措施的建议。很显然，主要国家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以不干涉国家主权为限。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在其境内的国际公司，全球控制只是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当全球性企业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后者不得不把前者当作国家而与其进行谈判。例如，当大众汽车公司[31]退出巴伦西亚[32]，或者宝马汽车公司[33]将它建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工厂关闭时，政府就不得不与这些公司进行谈判，就好像它们是国家。当然，国家越强大，它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但它仍然需要谈判。到目前为止，控制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唯一尝试，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像欧洲联盟那样的国家联盟而加以实施。这种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成功，还需要进行讨论。这种尝试虽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困难的，但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它的可能性。例如，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中，美国最终有可能对实际的资本转移进行干预，致使众多卫星国的金融体制失去效率。
目前局势的危险在于，仅仅是美国、欧盟与日本这些重要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当危机过后，采取行动的动机也就消失了。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方于1998年深秋时节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需要对金融交易的国际控制体制进行改造，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现在，美国人说没有这种必要了。不过，我认为最终需要对极大的控制程度做出决断。另外一个问题是，专家之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一种是似而非的说法是，美国还不够强大，因此不能把新的经济秩序强加在别国头上。在40年代，如果美国与英国达成什么协议的话，那么它就能向前推进。今天，如果美国真的打算重组世界金融体制，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不清楚。
波立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西方，被您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您是这一时代的热情支持者。您指出，发达国家在1960-1974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4.9%）要比自由市场理论占支配地位的1990-1997年间高得多（平均年增长率为2.15%）。但是，您真的认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应用凯恩斯理论吗？密特朗[34]在刚上台时曾经做过尝试，但两年之后不得不向资本主义的正统派让步。拉方丹[35]也做出尝试，但他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您不认为这种雄心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毛病了吗？
重布斯鲍姆：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永远和普遍有效的。很显然，凯恩斯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部分原因是政治条件有利。当时有这样一种气候，就是政府打算采纳凯恩斯主义，但也存在着一些现在不能重复的特殊条件。在那个时期有可能在不降低经济增长或者不产生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增加盈利、工资和福利。我不愿意说那种经济体制是否能够复活。对于中等国家来说，不可能应用一项与全球经济无关的经济政策，这是确定无疑的，除非他们决定切断自己与全球化的联系。尽管从理论上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在这种时候，这些国家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我们已经见到几个极端的例子了，诸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将自己与世界隔绝了，但在共产政体崩溃之前它也要设法生存。那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有效的或者能够带来富裕的经济体制，因此我们不愿意生活在那种经济体制之下。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人民非常贫穷，而它却在起作用。当那种与世隔绝的政治体制崩溃之后，这种经济体制也就随之毁灭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经济体制才停止运行。我并不是说将来其他国家有可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说有些事情是不能将其排除的。
将来，世界上的某些部分可能决定信奉保护主义，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将限制世界经济增长率。然而对于选择这种政策的国家来说，不是说一定就会带来灾难。你可以看到，各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民主政治，在这种体制下，普通人的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且政府最终须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即使在大多数极端自由市场的政体中，医疗保健、公共设施和养老金中的绝大部分一般也是由国家提供的。我认为这是三项主要的社会需求，每一个政府必须要处理好。如果没有一个至少是由政府部分组织的体制，这三项社会需求没有一项能够得到保证。例如，即使在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一届政府能够梦想废除医疗保险制度[36]，它实质上是为老年美国人提供的一种卫生保健。英国没有一届政府，甚至没有一届保守党政府试图废除国家的福利制度。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福利方面花费了同样多的钱财，甚至更多。他们尝试减少这方面的吸引力。劝阻公民依赖福利，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完全废除这项制度。这样，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不能降低私人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但同时必须满足国民的社会需求。在英国，关于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存在着极大的争论。撒切尔政府曾经做过尝试，但是明摆着，如果不从政府得到部分补助，那么，即使这部分补助没有超过对养老金储蓄的退税额，个人也无法为自己在老年时提供收人。现在养老金问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严重，这是因为华尔街的股票价值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但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形，至多与世界上5%的人口存在着利害关系。
波立陶：在美国特例与全球经济背后的巨大力量之一，就是消费。90年代的繁荣是以美国消费者的选择为基础的，他们实际上停止了储蓄，而是不断地消费或者倾其所有投资于股票市场。我认为这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您曾经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37]将感到惬意的时代，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吃到蛋糕，而不是吃面包。”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对支撑这个制度的用户主义[38]的极大诽谤，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吗？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不止是一种历史讽刺。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以至完全有效地改变了局势。全球经济体制使生产增加的能力，其分布甚至非常不平衡，首先改变了美国的消费者市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欧洲其他地方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不要忘了，尽管20世纪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灾难，但无论以什么标准，大多数人民在这个世纪结束时的境况都好起来了。也有一、两个例外，尤其是近年来在非洲和俄罗斯，局势反而变糟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今天世界上的人口是19世纪初的三倍，而且所有的人在体格上都比较强壮、高大、长寿和健康。他们很少遭受饥饿与饥荒，收入较高，而且无限制地享受着食品与服务，包括那些在生活中得到保证的机会，诸如接受教育。比较贫困的国家其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印度自1943年以来就没有遭受过饥荒。除了几个例外，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饥饿不再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了。
这就意味着，生产第一次可以与多数人口的需求相适应。在发达国家，人们不再生活在短缺经济的时代，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再是那种食不裹腹和居无定所的日子了。他们不再担心日常生计，而只需要决定是要法式三明治还是要烤蛋糕，是要煮火腿还是要熏火腿，是要新鲜西红柿还是要西红柿酱。这就在服务与物质两个方面改变了经济生活。只要考虑一下文化的可接近性，即书籍与唱片的数量以及在全天都能得到娱乐写信息的人数，就能明白这一点。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甚至最穷的人以及大多数自甘堕落的人，其生活也比他们的祖父辈要好不知多少倍。这种情形虽然只有很短的时期，却是自由市场信仰成功回归的原因之一。自由市场的目标不是消除贫困或者产生财富重新分配与社会正义，但是，尽管存在着不公正，穷人与那些甚至相当富裕的人一样，也倾向于接受这种体制。
日用品的生产与有用财富的增长是巨大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从中受益。这是20世纪的一个特征，人们在对各个世纪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事情进行评估时，已经对此引起了重视。这个世纪杀死的人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但当这个世纪结束时，更多的人活着，而且充满着极大的希望与机会，生活得不错。我们期待着21世纪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不出现灾难；即使出现灾难，也将与20世纪的结果不同。
波立陶：现代经济的另外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取得了进展。许多人对产业工人感到有一种怀旧之情。另一方面，您是不是认为后工业社会[39]对这个销售想法比产品更好的世界是一个极好的反应？今天，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因此甚至在工业基础设施方面也不再保证进行投资了。“更多的利润、更少的岗位”是新经济的信条。象征着非工业化的电影《胜券在握》，就说明这种现象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但是从总体上看，它还是最有利的，虽然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形中出现了职业男性的下岗现象，但也从中看到了产业工人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
霍布斯鲍姆：全球化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不一定有效。你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后工业时代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工业时代所生产的那些物品与提供的服务，今天仍然在生产与提供。虽然它们的生产质量有了很大改进，而且分布的范围更广泛了，但劳动力成本却降低了。这种状况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全部生产要素中，对人的需求持续减少。这是因为，相对来说，不想使生产这些东西的成本太高。人不是为资本主义而造就的。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消极效果。
我认为，我们应该发现另外一种分配财富收益的途径，这些财富是由越来越少的人创造的，而且将来对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我以为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过去的老办法，基本上就是向人们提供食物，作为对他们的工作报酬，向他们支付工资或薪水，以换取他们的劳动力。对于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把能够创造效益者的一部分钱转到他们手里。现在，没有工作的和收人较少的人数已经增长很多了，因此，我们要发现自己在哪里能够找到分配国内与国际财富的新方法。我们也要为那些过去在劳动力市场挣钱的人提供收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它不是一个增加生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够分配这些财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就是我认为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功能或许比以前少了，但它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功能则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并不是说国家一定要按照目前的做法行事，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类型的公共权力机构，从而能够确保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这种公共权力机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已经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几种提示。
波立陶：根据安德烈·格尔茨[40]的观点，在过去20年中，欧盟国家已经比以前富裕大约50%-70%了尽管如此，欧盟现在有2000万失业者、5000万穷人和500万无家可归者。这些过剩的财富怎么办？
霍布斯鲍姆：看起来很明显，事实上为很大一部分人所重新分配的财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财富的分配更加引人注目地不平等了。我说它引人注目，是指很少一部分人，而且经常是一些个人正在致富，从某种意义上，至少从封建社会时萨尔茨堡大主教[41]拥有他所在地区三分之一的财富以来，还没有这种先例。从那以后，对重新分配财富规定了一个特定的要素，就是不能让那些富豪富裕到如此地步。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在财富方面与政府竞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罗思柴尔德家族[42]，在拿破仑战争[43]结束时，其富裕程度可与法国和英国相比。但这只是一个例外的情形。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使像卡内基[44]和洛克菲勒[45]这样非常富裕的亿万富豪，也无法与国家比富。我记得洛克菲勒是继J.P.摩根[46]去世后的著名人物。摩根是一位伟大的银行家，他富裕到成为世界上最非凡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洛克菲勒留下了大约8000万美元的财富，这在20世纪已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他说：“我们总是想着他发财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要比今天的比尔·盖茨[47]、乔治索罗斯和特德·特纳[48]这些人的个人财富少得多。卡内基花在慈善事业方面的钱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多，我怀疑他就像特德·特纳那样，有能力替美国支付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同时，索罗斯因高尚的动机而花钱时就像卡内基那样出手大方，承认送出去的这些钱对他来说犹如九牛一毛。
今天，个人可以支配的财富数额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世界上1%的人口掌握了巨额财富。这种状况会如何影响政治，还不清楚。我们已经从美国的情形看到，现在私人可以设法操纵总统竞选活动，或者通过他们的私人财政手段对竞选活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今天，富人可以办到过去大型集体组织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了这种现象的深刻含义，我不能肯定。
[1]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这一概念是60年代由大众传播工具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语教授马歇尔·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所创。他在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以来的传播工具》一书中对新千年进行预测时说：“由于新型电子通讯工具已经缩短了人类相隔的距离，因而再次使世界酷似一个地球村”。谷登堡 （Gutenberg，1398-1468），德国金匠，发明活字印刷术，印刷过《42行圣经》等书籍。——译者注
[2] 英国国际政治、经济以及能源专家，现任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会长及全球事务决策研究小组副组长，曾普利策奖 （Plitzer Prize）。他在与斯坦尼斯劳合著的《居高临下》一书中认为，在过去20年中，政府与市场的大规模斗争，使世界陷人混乱，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正在重塑现代世界。——译者注
[3] 贝纳通，意大利的一种著名服饰商标，以贝纳通集团的创始人卢西奥·贝纳通 （Luciano Benetton，1935-）的名字命名。人员供应商店，发端于英国的一种行业，向顾客推销产品、提供咨询以及职业介绍等；在美国俚语中，尤指代为雇人去坐满会场、参加示威等，因此称为“充数者供应处”。随身听，日本索尼公司发明的一种带耳机的多功能盒式录放机。边际文化，指两国交界地区所形成的一种文化。17、18 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在两国的边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当这一地区的人民向美国移民时，将这种文化也一同带去了。由于他们在美国居住在边远地区（Backcountry），因此这种文化也叫做“边远文化”。——译者注
[4] 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韦恩县县府所在地。由于亨利·福特在此处开设汽车厂，因此有“汽车之都”的美誉。——译者注
[5]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经济评论员，著有《超越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中基本收人调查》、《人面兽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放纵的社会》等。——译者注
[6] 意大利米兰一家著名的剧场。斯卡拉家族是13世纪期至14世纪统治意大利维罗纳的著名家族。1387年，维斯孔蒂家族兼并维罗纳城，斯卡拉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译者注
[7] 原意指流体内物质 （如牛奶中的脂肪球） 成为分布均匀的极微小颗粒的过程。这里指全球化过程的均衡推进。——译者注
[8] 印度中北部城市和直辖区 （包括德里和新德里）。——译者注
[9] 1953年5月6日出生，1975年加人工党，1983年5月成为工党最年轻的议员。1994年7月成为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与以往的工党领袖相比，布莱尔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改革的愿望也更强烈，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1997年5月1日，工党在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在位18 年的保守党，夺得政权，年仅44岁的布菜尔成为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布莱尔很佩服保守党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并深受她的领导作风的影响，希望做个像她那样有魄力和凝聚力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布莱尔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积极鼓吹者。著有《新英国》。——译者注
[10] 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环境风险。著有《风险社会》、《抗毒剂》、《生态学启蒙》、《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11] 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当代经济恩潮，其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日益取得广泛的影响。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实质上不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本身，而在于干预的程度和形式。8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由盛而衰，而新自由主义却颇为得势。——译者注
[1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一个区，其名称是美国电影业的代名词。20世纪初，影片制作商在加州南部发现这一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山丘起伏的地区，是拍电影的理想自然环境，此后这里就成为世界闻名的影城。1908年在此拍摄出最早的故事片之一——《基度山恩仇记》。——译者注
[13] 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1723-1790）。他在1776年3月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一书中创立了以增进国民财富为中心思想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从人性论出发，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自然地会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的利益。这一思想成为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的、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制度。自由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生产的进行，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生活往往会起妨碍作用。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贡献，并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14] 20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学家 （1883-1946）。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认为国家只要采取适当政策，调节经济，增加“有效需求”，就可以消除危机，解决失业问题。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轰动，把该书的出版称为“凯恩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纷纷宣告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凯恩斯主义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最大以至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事实上，战后依据凯恩斯理论采行的政策措施，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失灵，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深。——译者注
[15] [b]哈耶克[/b] （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弊无利的。[b]弗里德曼[/b]（1912-），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20世纪下半叶主要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之一。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负极大责任。2000年4月27日，他与美国149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封联名信，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b]索罗斯[/b]（1930-），出生于匈牙利。白手起家创立了“量子基金”，每年的回报率平均高达35%。在20世纪结束之际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位金融奇才，有人说他是一个金融投机商。美国华尔街流传着这样一段歌谣：“哪里有腥，哪里就有苍蝇；哪里有祸，哪里就有乔治。”著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充满危险的开放社会》。[b]保罗[/b][b]·克鲁格曼[/b]（Paul Krugman，195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与伦敦政经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轰动一时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预言亚洲将爆发金融危机。他认为政府的控制无益于危机的缓解，而自由市场才是最适当的方式。[b]贾格迪什[/b][b]·巴格瓦蒂[/b] （Jagdish Bhagwati，1934-），出生于印度。哥伦比亚大学阿瑟·莱曼经济学教授与政治学教授。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 （1991-1993）。《国际经济》、《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创办者与编辑，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16] 利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或对外国竞争者的进口商品加以其他限制或设置障碍，以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政策。欧洲各君主国在17和18世纪采取保护主义政策，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欧洲取得工业势后，开始唾弃保护主义；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保护主义政策相对米说是温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经济损害和失调，引发了欧洲20年代断提高关税壁垒。美国从立国起就是保护义国家，19世纪20年代和大萧条期间，其保护关税达到高峰。尽管所有的正统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一般能使世界经济受益，但仍有许多国家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在一些工业遭受外国竞争严重损害的国家中，仍能听到要求采取保护主义的声音。——译者注
[17] 由设计了米老鼠、唐老鸭等可爱的卡通人物的沃尔特·迪斯尼（1901-1966）组建的迪斯尼公司于1955 年在加利福尼亚阿纳海姆开设的乐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乐园。目前，全球已建成的迪斯尼乐园有4座，分别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南加州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1999 年12月10日，香港特区政府与迪斯尼公司正式签约建设迪斯尼乐园，可望在2005年落成，届时将成为世界上第5座迪斯尼乐园。——译者注
[18] 俄罗斯学者（1937-），著有《新斯大林主义国家：苏联社会的阶级、种族与舆论》等。——译者注
[19] 1906年出生，1964年10月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1966年改称总书记），直至1982年去世。在他担任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苏联的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后期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1967年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旨在纠正前任赫鲁晓夫关于“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提法。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78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出兵阿富汗，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译者注
[20] 1931年出生，1985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职，至此，苏联也停止存在。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3月12 日，被正式推选为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这意味着在经过几年沉寂之后，他又重返政坛。著有《改革与新思维》、《生活与改革》等。——译者注
[21] 1931年出生。1985年12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90 年7月，在苏共28大结束时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1991年12月，他同原苏联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96年俄罗斯举行全国大选，再次当选为总统。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职。著有《自白》、《总统笔记》。——译者注
[22] 1930年在瑞士巴塞尔正式成立，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战争赔偿的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合作的机构。几经演变，成为一个经济、货币研究和咨询中心，并且执行某项特殊协定的技术机构。银行由各国中央银行总裁和其他被推选的人员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译者注
[23] 又叫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 （1944年7月1-22日），预期将德国和日本击败后，就战后世界金融问题做出安排。会议由不承担义务的代表，包括苏联在内的44个国家或政府的专家参加。会议拟议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别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政府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这两个组织分别于1945年末和 1946年组成，总部设在华盛顿，并分别于两年之后正式开始工作。——译者注
[24] 全称为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美国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1908 年由合并几家汽车公司组成；1916年改组后采用现名。总部设在纽约。——译者注
[25] 全称为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美国汽车制造公司，1903 年由亨利·福特与11位同业投资人所创办。总部设在密歇根州迪尔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福特公司开始从事其有限度的多种经营，但到了90年代，它又集中经营汽车和日益发展的金融事业。——译者注
[26] 全称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nter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tion），美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1911年由合并3家较小的公司组成，1924年取现名。总部设在纽约州阿蒙克。——译者注
[27] 全称为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个人计算机软件系统和应用软件的领先开发者。1975年创办，其名称来源于“微型电子计算机（Microcomputer）和软件 （Soft） 两字。1985年推出的“视窗 （Windows”操作系统，成为个人计算机的主流操作环境。——译者注
[28] 勃艮第 （法语为 Bourgogne），法国规划区。勃第人为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一支，原居波罗的海南岸，后来逐渐西迁至罗马帝国边界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国。勃艮第公爵领地指勃艮第王国索恩河以西地区，由法兰西加洛林人从全勃艮第国王博索手中收复，并仍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领地后来几经变化，虽然比其10世纪的前身要小，但却更为强大。1477年，勃艮第公爵领地被法国王室兼并。法国大革命后，勃艮第省的建制取消，这一地区划分为科多尔、索恩-罗瓦尔和约纳省。——译者注
[29] 好利获得公司是意大利一家大型私人投资集团，由电气工程师奥利韦蒂（1868--1943）创建于1908年，目前其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1998年早些时候，好利获得公司表示有意收购意大利电信公司。为了避免被好利获得收购，意大利电信公司管理层曾谋求与德国电信合并。在意大利一些银行及菲亚特集团的支持下，使得原先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此次收购行动出现重大转折，好利获得公司收购了意大利电信公司51.02%的股票。根据意大利证券监督机构的规定，意大利电信公司将被好利获得公司控股。——译者注
[30] 全称列支敦士登公国，位于瑞士与奥地利之间，面积仅有160方公里。首都瓦杜兹。列支敦士登人是公元500年以后来到这一地区的阿勒曼尼人的后裔。官方语言虽为德语，但阿勒曼尼方言仍然通用，只是各地的语音及用词稍有差异。居民大部分为天主教徒。——译者注
[31] 德国主要的汽车制造业公司，1937年德国政府为批量生产廉价大众牌汽车而创立，总部设于沃尔夫斯堡。1965年购并了奥迪汽车公司。——译者注
[32] 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地区，中世纪时是西班牙的一个王国。巴伦西亚市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大众公司在西班牙的西亚特公司位于该市。——译者注
[33] 全名为“Baverische Motoren Werke AG”，德国的一家汽车公司，成立于1929年，以制造高级赛车和摩托车驰名，总部设于慕尼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供德国空军使用。战后力图打入小轿车市场，但无力与大众汽车公司的廉价小轿车竞争。1969年濒于破产，同年因生产出新型小轿车才度过难关。——译者注
[34]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sois Mitterrand，1916-1996），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5年参加总统选举，被戴高乐击败，遂致力于左翼力量的联合。1971年任社会党第一书记。1972年与法共签署共同政府纲领。1974年参加总统选举，再度失利。1981年在左翼各党支持下当选总统。任内实行改革，宣布建设法国式社会主义，加速国有化进程，对外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8年5月蝉联总统。著有《中国面临挑战》、《不断的政变》、《被死神打断的回忆》等。——译者注
[35] 奥斯卡·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1943-），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是公认的传统思想体系的信奉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阵营中历来是左翼的代表人物。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施罗德政府财政部长，因与施罗德的政见不合，在上台不到5个月，便于1999年3月11日突然宣布群去一切政治职务。——译者注
[36] 全称为“医疗保障方案和医疗援助方案 （Medicare and Medicaid）”，是美国政府为保障养老、助贫而设立的两项健康保险计划，并以《社会保障法案》（1935年生效）修正案 （第 18、19 章）的形式于1965年通过立法，1966年开始生效。——译者注
[3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的第11个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1755-1793）。轻佻鲁养，挥霍成性，仇视改革，引起群众骚动，导致法国大革命和1792年8月君主制的推翻。当她听说老百姓没有面包可吃时，曾经冷冰冰地说：“叫他们吃蛋糕！”1793年10月14日，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两天后被送上断头台。——译者注
[38] 又译消费主义。为了保护买方的权益，旨在控制制造厂商、卖方和广告商的产品、劳务、做法和标准的运动或政策。——译者注
[39] 又叫“后工业时代”。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社会学家丹尼尔·丹尔提出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是“电子技术时代”；苏联的社会学家们称其为“科学技术革命”（简称 S.T.R.）；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把它描述为“超工业社会”，他于1980年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预言，继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到来的将是“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企业市场环境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社会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出现了结构性改变，由“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从宏观到微观，注重质量和效益，取代了对规模和数量的追求。——译者注
[40] 法国社会学家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 （1924-），著有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等。——译者注
[41] 萨尔茨堡，奥地利中北部城市，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毗邻。最初为凯尔特人定居点，后为罗马人城镇。公元739年成为主教管区，798年升格为大主教管区，1278年为枢机主教驻所。大主教是基督教会职称，即除担任本教区主教外，通常兼管辖区内其他主教区，但不享受更高品位的主教。欧洲中世纪时大主教的权力甚大，1545-1563年的特伦托会议决定削减这种权力。——译者注
[42] 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对欧洲经济史并间接对欧洲政治历史产生影响达200年之久。家族的创始人为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1744-1812）及其5个儿子。迈耶早年丧父，在一家银行当学徒，后来成为一位国际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他家带来发财致富的良机。迈耶为其家族制定的“联合经营各类业务”及“不追求额外利润”两条指导原则，世代相传，对保持其企业长期不衰起了很大作用。——译者注
[43] 1792-1815年发生在法国同欧洲其他强国联盟之间的战争，分为法国革命战争（1792-1802）和拿破战争（1801-1815）两个阶段。这次历时23年的战争，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44] 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egie，span>1835-1919），美国实业家，曾领导19世纪末美国钢铁工业的巨大发展，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慈善家。著有《在全世界》、《得胜的民主》、《财富的福音》、《商业王国》、《自传》等。——译者注
[45] 约翰·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和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曾经几乎垄断美国整个石油业，形成美国第一个大托拉斯，引起群众对垄断组织的不满，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 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译者注
[46]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里世界上金融巨头之一。他改组了几条重要的铁路线，并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他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自己的银行及其子行吸收了大量的政府存款，以解救金融危机，由此使许多大银行和公司保持偿付能力。他还是当时最要的艺术品和书籍收藏家之一。——译者注
[47] 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第三 （William Henry Gates Ⅲ，1955-），1973年进人哈佛大学学习法律，1975 年退学创办电脑公司。1980年推出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由此一炮而红。1986年，31岁的他成为亿万富豪。1990年推出“视窗 （Windows）”3.0操作系统。2000年1月14日宣布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以集中精力进行软件开发。从1990年开始，美国司法部门对微软公司进行反垄断指控，如果指控成立，微软可能被肢解。——译者注
[48] 原名罗伯特·爱德华·特纳第三 （1938-），广播企业家，运动员，20世纪后期美国重要企业界人士。1970 年购买了亚特兰大一家在财政上遇到困难的超高频电视台——第17频道，并在3年的时间里，使它成为美国的几家真正赢利的独立电视台之一。1975年改为特纳广播系统（TBS），1980年办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88年创办了特纳电视（TNT）。——译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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