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败的后果

　　革命失败把国民党捧上了台。它预告一个反革命、恐怖、军阀战争重新爆发、经济瓦解加深及无力抗拒帝国主义重新入寇的时期到来了。

　　资产阶级既无法给群众以充分的经济保障，藉以赢得他们的自愿拥护，它自然不能发展或利用民主主义的机关。它只能采取野蛮的军事独裁的形式来树立它的政权，这个军事独裁的政权由一群竞争的暴君共享，而且它全部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国民党政府无法采取一个有效的步骤来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状况，它成了国家受伤机体上一条可怕的寄生虫。它的将军和它的银行家，它的地主和官僚，它的狱卒和刽子手难解难分的结合在一起，无情的耗竭国家的生机。帮助国民党上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漂亮诺言仍是空话。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所有现存的剥削手段都保持起来且加强到空前的地步。它只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自己。

　　谁也不知道多少人死在国民党的恐怖的灾劫之下。谁也不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过去十年间，有多少老少男女被残害肢体、酷刑拷打、监禁和杀害。大家只知道除了年年不放松执行的日常兜捕的牺牲者之外，有成千成万人于乡村和城市的整批屠戮时被杀死和弄残废了。谁也没有精确知道有多少政治犯关在全国发臭的牢监里，也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病死或死于酷刑之下。

　　明文记载只有部分的估计和不完全的数字：这都是从官场的文告和报纸上摘下来的。据一位调查者说，从1927年4月至12月间，已知死者有37985人，又已知政治犯有32316人。1928年1月至8月间，正式判死刑者有27699人，判徒刑监禁者有1万7千余人。1930年末，中国共产党赤色救济会估计被杀或死于狱中者总数达14万人。1931年，研究6个省份各城市现成数字的结果，证实已有38778人以政府敌人的名义处决。 [1]从1932年至1936年，成千成万遇害或填满监狱的人，主要都是用种种方法公然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可鄙的投降，或设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夺去满州和华北一部分）的。蒋介石对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但另一方面他却对华中的暴动农民举行无情的歼灭战争，在长江南岸各省杀人累千并把村落和田野夷为废墟。

　　在国民党之下，工农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他们设法抵抗这种生活的压迫，但恐怖对他们的打击也最厉害。当世界经济恐慌的破坏到来，加上政府的掠夺，中国迅速遭逢经济的停滞和完全破产。在5年间，蒋介石政府发行公债达11万，而这笔巨款的99%用在蒋政权所依靠的军事机关及其官僚机关上。当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恐慌的打击之下，大大低落时，又当日本帝国主义受同样的恐慌刺激而占领满州，把政府岁入的重大部分夺去，同时加紧攘夺中国的纺织和丝工业时，政府所依存的脆弱的经济组织便有完全崩溃之虞。

　　国外贸易指数（以1912年为100）从1931年的277跌至1934年的118.6。入超指数（以1912年为100）1927年是91.92，1932年竟高至542.62。在往后一年中，全国工业和农业已衰落到这个地步：粮食和衣料竟占输入总额的半数以上。丝业是中国经济的台柱，但也几乎完全破产了。1927年在上海有93家丝厂开工，1934年则只有23家开工了。缫机数从22168跌至5722。日丝在中国市场上倾销，比中国的土产更廉。在纺织业方面，外国资本总是赶上和吸收中国的企业。1934年日英纱厂操有中国的纺锤几及一半，生产的棉纱也占半数。外国织造厂数目虽然较少，但出产棉织品的匹数较中国厂全数多至50%以上。中国的手工业、制纸、制火柴、陶瓷各业在外国竞争的压迫之下衰落了。农产品的价格在1932年跌去25%至50%以上。小地主受愈来愈高的赋税及比之地税总额高许多倍的周期的军阀苛捐所累，连生产费也不起了。地租从50%增至100%，佃农成千成万的放弃耕地。辽阔的农作地，几千万亩抛荒了。白银的不断流出（1934年美国购银政策加重这个现象）破坏了中国通货的薄弱基础。 [2]

　　这种经济恐慌，（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更形严重），国民党政府本已无力克服，当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它征服中国的计划，开始一个新的侵略阶段时，国民党更陷于彷徨无告的地步。因为经济恐慌，又因为英法计划在苏联四周建立封锁线，日本遂狡猾地乘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侵入满州，打破1922年华盛顿条约所造成的现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几个细心研究和审慎将事的阶段，凡是一个阶段完成，它便停下来小心巩固新获得的阵地，结果，在1931年与1935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了满州并把它改为「满州国」，迫使上海变为非武装区，占领热河，把河北边区各县改为非武装地带，公开保护大规模的私运，使华北贸易解体，并西向入侵内蒙察哈尔省。

　　在每一阶段上，侵略者不是完全碰不到抵抗，便是只碰到一些孤军来对抗，这些孤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让之自生自灭的。「不抵抗」政策并非仅仅表示消极的意思。当南京政府可怜地敲日内瓦的大门时，它把国内任何想独立抵抗侵略的企图均加以无情的镇压。它把全部恐怖的机器装置起来摧残自发的抗日运动，这种运动于1931年冬便已发生。它破坏民众的抗日团体，且扑灭抵制日货的运动。它丝毫不愿接济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正在满州不断困扰日军。1932年1月至2月，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举行英勇的抗战时，蒋介石除了有少数军队参加外，差不多他的全部军队和所有飞机大炮通通远离前线，让成千成万人因受海、陆、空三方面的残酷进攻而牺牲。等到这次被政府怠工的抗战终于败绩了，蒋的专使便签订了1932年5月5日的〈上海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把全市周围20公里的地带划为非武装地带。

　　一年之后，侵略者攻入热河，他们仍然碰不到什么抵抗，虽然南京已向人民声明要抵抗。这个时候，「不抵抗」与乞诉国联的混合政策已有点不行了。蒋介石虽屡屡声明他要「北上」和「捐躯」，但大家都不相信这一套。国联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它由一批前任的殖民官组成，以李顿勋爵为首，它的报告提议由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以代替日本的独吞。日本将要进攻热河时，南京政府妮妮妞妞声明它要抵抗，但它没有调动人，没有调动枪，没有调动粮食，也没有调动军需品。所谓「抵抗」也就是让几千营养不良，武备穷劣，军心涣散的军队来抵抗日本的进攻。热河一个星期就失陷了。有几团人在长城各口作短促的壮烈的抗战，但几天功夫就给压服了。1933年5月，日军迫近北平城，蒋介石的代表又签订〈塘沽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把长城以南5千方里划为非武装地带，让日本在华北得到一片坚固的立足地。1934年间，南京政府又连续签订几个协议：恢复华北和满州国的铁路和邮政关系，并恢复河北境的中国关卡。这样干，南京事实上等于承认日本征服东北了。1935年，〈秦土协议〉承认日本吞并察东，蒋介石的军政部长又签订〈何梅协议〉，中央军完全退出河北。这些就是日本1937年发动更进一步、更扩大地征服战的跳板。 [3]

　　国民党政府藉帝国主义产婆之助而诞生，又靠帝国主义的支持而长大，它在短短的几年内，使国家濒于经济崩溃及被瓜分之境。十年来，蒋介石继续毫无忌惮的屠杀革命家，镇压和扑灭工人的防御斗争，剿灭所有农民暴动，并毫无抵抗的把国家大部分让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头到尾没有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来干犯国民党的反革命。这就是1925—27年革命失败的后果。

　　自1927年失败（以广州暴动为最高点）后，共产党已闯入新的死巷中，一个党既已遭受这样大的失败，如果它不彻底消化失败的教训，就不能希望重建它的队伍。过去的教训应该是新路线的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因为它们产生了新局势及这个新局势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前提。但人们却宣布那些造成1927年失败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7月，布哈林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演讲说：「错不在策略的主要路线，错在实际行动及中国所采用的路线的实际运用」。 [4]而且，这一「主要路线」的精髓，「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未试验的实际，竟包含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内，且人们重新认定它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战术的基本支柱。广州——上海——武汉。三重经验无影无踪的空过了。

　　1925—27年中国革命已用相反的方式给了我们以俄国十月革命教训的新印证。它再度证明（虽然这一次是从反面）：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落后国家只有采取无产阶级独裁（后面领着几千百万贫农）的形式才能实现它的民主革命。1925—27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排斥无产阶级独裁的远景并代之以列宁久已放弃掉的公式——「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含糊的，从未确定的中间政制，这个专政在阶级冲突的实际生活中已一次再次的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最先是蒋介石的广州，后来是汪精卫的武汉，通通被说成为「民主专政」的萌芽的胚胎，这个胚胎将实行土地革命并替中国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中国无产阶级迫得偿付它的最优秀的头颅来学到这一点：资产阶级是不会破坏它自己的政权基础的，革命只能采取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进展。如果像共产国际现在的干法，把这个教训抛弃不谈，则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成一场新的扑空，要遭受无数新的失败了。 [5]

　　1928年共产国际突然普遍的向左转，突然发现「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之最后时期）与「猛烈的革命高涨」， [6]于是理论上的混乱被策略上的极左疯狂弄得加倍厉害，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起来。共产国际一方面尚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悬摆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妄的「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拒绝拿一定限度的民主要求来鼓动的策略。共产国际反而命令支离破碎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创立苏维埃。

　　第六次大会的殖民地提纲下令道：「在目前，党必须在群众中到处宣传苏维埃的观念，宣传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武装暴动到来之必然性。它现在就应该着重鼓动推翻统治联盟及动员群众举行革命示威的必要……它应该始终如一地、一成不变地进行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没收地主及大财产所有者，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者……革命的未来的增长将向党提出一个急迫的实际任务：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 [7]

　　在革命高潮的时期，当群众充分表现其向心倾向的时候，斯大林——布哈林以资产阶级国民党来代替苏维埃。现在，当革命失败已唤起一个深刻的离心过程之际，苏维埃的口号——借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只能是「教条式的、无生气的，或最坏就是……冒险主义者的口号」。 [8]上述的提纲依赖斯大林的原来思想，把苏维埃视为「暴动机关」而不把它视为通过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伴随着群众运动高涨的整个过程而生长的民主会议，这种思想适足以表明这个口号的纯粹冒险主义的性质。

　　不错，根据过去的新鲜经验，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将一定走向苏维埃，并经过苏维埃而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没收土地归农民及脱离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手段，亦即顺利地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唯一手段。但这并不是说，苏维埃的旗帜可以在那些刚刚遭受一连串悲惨失败而溃退的工人面前招展起来。托洛茨基从他充军的地方阿尔玛‧阿塔给第六次大会写一批评书道：「决战之后才拿出拳头来，再没有比此更无结果和更不中用的了……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革命形势。我们还不如说目前是一个反革命形势……它正在转变为无定期的两个革命中间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提议以一个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纲领来武装共产党，这个纲领拿一些配合群众的最简单的日常要求的政治要求，来恢复群众的革命情绪及重新团结他们。这些政治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这些要求归纳为一个总的口号：召集彻底民主的普选国民会议。他说，只有照这样进行政治的鼓动，同时领导防御斗争及耐心的改组工会运动才能够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恢复他们的自信心，而共产党也才能够在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得到稳固的基础，并能够随着事变的进程，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始终如一的、勇敢的为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军事独裁的御用的假民主矫饰，才能够重新产生必要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苏维埃的成立就会重新真正配合工人的情绪和要求。 [10]

　　但共产国际却命令中国共产党不顾工人的冷淡态度加深，仅仅凭借「苏维埃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暴动到来之必然性」之类的武器来进攻国民党的反革命。共产国际蔑视那认为中国已进入最黑暗的反革命时期的见解，它认为它处于「两个浪潮之间」或「革命的两个浪潮的凹处」。暴动的口号暂时成了一个「宣传口号」，但显然第二个浪潮迅速高涨起来，它就「又成为立即实行的口号」。 [11]

　　托洛茨基警告道：「如果我们是处于革命继续发展的两个浪潮之间，那么每一种不满的表现（不管它的重要性如何小）都可以视为……『第二个浪潮的起始』了。……从这一点又可以生长盲动主义的『第二个浪潮』」。 [12]这种倾向确乎已在第六次大会中表示出来，大会的一位中国代表高呼道：「我们正迅速的走向一个新的革命浪潮！」 [13]会场中的其它中国代表（他们的党刚刚才遭受了历史上最悲惨的失败）一齐起立高呼：「胜利的中国革命万岁！」 [14]中国共产党同月在莫斯科召集它自己的第六次大会，它宣告「新革命浪潮的最基本象征已可逆睹了」。 [15]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中国爆发一个新的军阀内战，心中大为激动，立即宣告从凹处升至浪尖此其时矣。它写一封信给中国支部道：「这就是新的革命浪潮的起点……党应破坏各派军阀的权力……『转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内战』，『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这两个口号现在应成为党的主要和迫切的口号……准备政治总罢工……」 [16]共产党便因此被弄得迷惑不清，又着手举行一连串新的无望的冒险，这些冒险只不过把那一道原本已使他与工人阶级分离的鸿沟加阔罢了。它永远没有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

　　一个代表在六次大会中吹牛说：「共产国际决切的提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只有这个口号才使我党能够团结我们的队伍，争取新的力量，结集几十万、几百万工人在它的口号周围」。 [17]但三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内部文件里揭露这种空洞的夸大所隐藏的真相：「工会组织已几乎缩小至零。党的城市组织都溃散和破坏了。全国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的支部」。 [18]

　　共产党（由李立三领导）拿来一个「赤色工会」的纲领来进行恢复工会运动的巨大任务，这个纲领主张成立「赤色工会」来对抗国民党于1927年特许成立的「黄色」工会。这就是把1928年共产国际的总政策应用到中国来的结果，共产国际这个政策规定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凡是不接受共产党政纲者的均视为当前敌人。它在中国采取特别奇形怪状的形式，因为他们是在革命大失败，大多数工人群众已背弃党的时候，才来打算产生共产党工会。「赤色工会」当然无论在会员资格及政纲上都和党一样。它们完全拿出党的「苏维埃」政纲来，这个政纲并没有吸引工人加入它们，倒还在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下，把它们吓跑了。

　　过去在群众运动迅速高涨期间，组织得并不很健全的大工会组织已被扫出舞台了。国民党御用的工会只代替了它们的少数几个。而这些国民党工会许多都是空挂工会的名字的，里面全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派的工贼官僚，其目的在有效的镇压工人，但在许多场合，工人们都加入这些国民党工会，虽则这些工会受南京政府的公开工具所领导。他们为了自卫加入这些国民党官许的组织，这是他们的自然趋势。加之以政府又进行假自由的宣传。它采取迷人的劳动法（这当然从未实施）。它甚而容许罢工，尤其是外国企业内的罢工，这件事帮助「黄色」领袖在群众中散布新的幻想，取得他们的地盘。这些领袖当然鼓吹阶级合作、妥协和屈服，但共产党不是昨天刚刚才拿「四个阶级联盟」的学说来教育工人吗？在华北，许多工会迟至1928年，即蒋介石已攻入北京并取消了该处的旧政府之后，才在国民党的监督之下，初次成立。平津许多工人均兴高采烈的加入刚成立的工会，他们大多数人还没有知道国共合作已突然终结哩！这些组织多数落入国民党汪派（「改组派」）的手里，汪派为了反对在朝党的蒋介石领导机关，正在工人中找寻根据地。 [19]改组派的吸引力就在他们鼓动成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文治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残暴的军事独裁。共产党根本不屑在这方面举行斗争，把战场完全让给汪派，汪派四年来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重大层份的民主要求，为的只是出卖这些要求（这是必然的）来作他们投降蒋介石的过门。 [㈠]

　　但在国民党之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比从前缩小了许多。1927年参加工会的工人曾几达300万。1928年这个总数减去几及一半。1930年，据官式数字，有741个工会，574766个会员，又减少了60%左右，1932年，则更缩减至621个工会，410067个会员。 [20]中国大多数产业工人尚没有任何组织，即使是最初步的组织也没有。

　　共产党在几十万有工会组织工人中得不到任何基础，在几百万无组织工人中也得不到什么基础，虽然1928年工人尚未完全放弃斗争，尚进行非常顽强的防御罢工战。内战停止及短期的经济复兴使许多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恢复信心。例如在上海，1928年间便有120次罢工，包括213996个工人。这些罢工六分之五是争取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 [21]在这种顺利的环境中，共产党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1928年及稍后，他们一接近工人，大谈「政治罢工」、「总罢工」、「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那些受惊吓的罢工工人便赶忙复工。李立三被撤除党领袖的资格之后，没有多大功夫在党的报纸上便泄露若干事实出来。据某文缕述道：「工人害怕共产党来……并恳求他们不要破坏他们的斗争。他们客气地说：『你先生的说话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现在不能实行。我们只要能增加一点工资，不被开除就好了』」。据这同一文章报告，工人所要求的与共产党所提出的两者之间的鸿沟竟如是阔大，以致有几个共产党工作人员常常把罢工将要爆发的消息隐瞒起来不让党的上级知道，为是好让罢工人得到一个机会，能依照他们自己的条件来进行斗争！有一次上海的党机关派代表去参加某纱厂的罢工，工人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各位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到敝厂来呢？」其它工人则说：「共产党又来了，我们最好还是跑开吧，免得吃亏更大」。 [22]

　　罢工多数是在各厂自发的。共产党一个正式报告说：「甚至在上海，工人也没有斗争的组织……他们都溃散……和失败了。他们多数受黄色工会及国民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轻视黄色工会。结果，赤色工会的工作和影响几乎缩小至零。群众遂均受黄色工会影响」。 [23]

　　1928年末，「赤色工会」已「几乎缩小至零」，党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往后几年，共产党非常荒谬的夸大它的力量，但在党内文件中，特别是当共产国际依照那一套谴责失败的替罪羔羊的惯例，叱骂中国党中央，中央又转而攻击省县组织的时候，那种夸大的说法不攻自倒。这时泄露出来的事实就无情的打破一切宣传的神话了。领袖们年年都一定要埋怨他的党从不尽责，不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当然，他们从不指出，工人们至死也不愿服从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本身也负不少责任。党追求「新的革命浪潮」而这个浪潮则宛似一个精灵的小鬼一样总是躲避它。共产党人盲目的举行零碎和无益的示威，计划一些从未实现的暴动，结果，他们只能完全脱离他们自诩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只要简略地读一读党自己的报纸及它自己的内部文件就行。

　　1929年2月，共产国际的一封信来曾引这一事实：「在多数城市里，甚至在武汉、天津和广州这样大的工人阶级中心里没有干出一点工作……在大的和重要的企业里没有支部」。 [24]5月，党的一位领袖周恩来写一个组织报告，他埋怨党员们不能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他补充说：「就是我们的同志参加，我们的影响和口号也产生不出结果。……在重要中心里……没有地方组织」。 [25]共产党人因为无法拿他们政纲的本身力量来争取群众，他们便往往实行强迫手段，用手枪来命令罢工，否则便用「恐怖方法」来消灭「黄色工会」。 [26]党的领导机关埋怨道，这种办法使组织更难与工厂的工人接触，但这种埋怨也无多大结果。一位老工会运动者和战士项英写道：党仅以建立全国和各省工会的「空头机关」为满足，这些工会因为没有下层会员，故毫无能力。他又写道：「赤色工会已成了完全站在群众外面的组织了」。 [27]1929年11月，这个「空头机关」召集所谓「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十分客气的号称仅代表3万工人。 [28]即使暂时接受这个可疑的数目，人们也要问：那么两年前在武汉，第四次劳动大会真正代表的另外297万工人到底怎样了呢？

　　1930年夏共产党有一项材料称「赤色」总工会有64381个会员。各大城市（包括上海、武汉、香港、哈尔滨、天津、厦门和无锡）总计为5748人。其余据说分散于没有产业工人的农村中。 [29]数月之后，1931年2月，一位党的领袖写道：「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都已给肃清了。所有工作都已放弃了」。 [30]

　　1930年末，党已有全部崩溃和解体之虞。李立三突然被免职，由一批学生来瓜代，这批学生曾在莫斯科度过了革命的岁月，他们的领袖就是陈绍禹（王明）。这批完全由上面用命令派给党的新领袖，宣告他们「完全无条件效忠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并声称「党所遭逢的一切严重的后果皆由于李立三同志及其信徒漠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训令」。 [31]这批新「领袖」于是着手纠正党内某作者中肯地称为李立三对共产国际政策「过分夸大」的毛病。 [32]但在新的领导之下，完全放弃大城市中心工作的倾向仍然无法遏止。

　　1931年是日本入侵和罢工浪潮高涨的年头，是年临末数月，罢工尤其高涨。在党的报告中，又是那一套话：「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没有组织和领导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我们在工厂中没有好干部……我们的组织不十分了解工厂的情形，因此无法提出工人的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组织一个反帝的罢工也不成功」。这个报告一面诉说关于党监督的「赤色工会」没有「充分的统计」，一面举出如下的会员数目：「上海：666人；厦门：72人；哈尔滨：71人；胶济路：20人；海员和码头工人：319人；……总计：1148人。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广东（即广州）等处……我们没有组织」。 [33]

　　1932年3月，日本入侵后6个月，党的领导机关指责它的党员「放弃组织和发动罢工的工作，尤其是在重工业中……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的工作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至于深入黄色工会，这一工作尚未开始。上海事变（即指1932年1月至2月。日本入侵上海）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和省委甚至还未着手」。 [34]

　　但王明后来提及这同一时期，说：「党实际上采取罢工、集会、示威的形式，组织了巨大的抗日群众运动……」 [35]米夫现在已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中国「通」，他于1933年夏写及「在国民党领土上工人阶级运动声势浩大的高涨」，并引证一些数字证明在1932年12个月，间，不下1110170个工人参加罢工。 [36]但这并不妨碍他于一年之后又宣称仅在是年头六个月内就有120万工人参加罢工！ [37]这两个数目字把上海共产党报纸同一年举出的301170个罢工工人的总数平空增加了三倍和六倍了， [38]而上海共产党报纸举出这个数目字又比之较为切实调查的数目多出一半。米夫说，他的总数三分之一（或325000罢工工人）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但根据党自己的数字（这个数字大概把米夫在某处发现的另外80万罢工工人忽略了），我们迫得要下一个结论：党不仅领导1933年放下工作的每一个罢工工人，而且还要领导莫斯科出版的某杂志向壁虚构的25000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发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们的莫斯科的祖师，但在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关与上海的党报编辑之间，尚可悲的缺乏一致。例如，米夫吹牛说，1932年9月，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纱厂工会，包括了「上海纱厂的大多数工人群众」。 [39]我们想及这些工厂总共有12万工人， [40]我们便知道米夫这句话就无异说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突然和奇怪的扩大了。但可惜在这一点上。米夫也无法与他的上海朋友唱和，他的上海朋友写道：「产业基础的薄弱与赤色工会的缩小是惊人的。我们试拿上海的纱厂总工会来看吧。12月（1932），它尚有1000左右会员（「大多数？」）……今年春我们检讨工作时，会员已大大缩减了。今年（1933）8月它已由20个支部减至7个」。 [41]再举一个例，上海烟草工厂工人有17445人， [42]米夫于5月写道：「在烟厂工人中，革命工会组织的力量也已增强，而且在组织上确立了」。但10月，《红旗报》说：「烟厂总工会由900余人（！）缩减至目前的不可忍受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它的会员也不能全数找齐」。这同一上海的报告，综合全国的工作时，不想列出数字，代以「xx」的神秘象征，但这些「xx」的意思仍是很清楚的：「拿满洲三个产业中心来看吧——在哈尔滨只有xx会员……在沈阳通常有xx会员，但现在我们就不知道。在大连，工作还刚刚开始。在满洲全境总数只有xx。在武汉，直到如今尚未开始工作。在上海今春尚有xx会员。现在只有xx了。不仅没有增长，倒还减退了」。 [44]

　　1934年，共产党青年团中央注意团内的「严重现象」：「我们的同志竟不知道工厂将要发生斗争……孤立的结果，我们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我们连他们的尾巴也捉不到了！」 [45]

　　「赤色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六个年头，事实证明也就是软弱无能的六个年头。1927年后，广大的工人群众离开共产党，而共产党也并没有学会如何去恢复他们的自信力及重新团聚他们的有组织的队伍。一个阶级既已被他自己的领袖出卖而一败涂地，它当然不能响应「苏维埃」的空洞号召，盖「苏维埃」并不与实际相符，它只配合党内的冒险主义情绪。结果，党在任何大城市中心内，从未有恢复任何重要的立足地。当工人们不顾党的噪杂的急进主义，离开了政治舞台之际，1925—27年本已抬头的农民暴动，继续过迟的暴发起来。共产党员在大失败之翌日心中混杂着盲动的情绪，他们发觉在农村方面较易于唤起他们的暴动号召的回音，因为在农村里，农民正揭竿而起，哗变兵士们也正脱离国民党的军队。虽然有若干领袖尚微弱地怀着他们的无产阶级主张，抗拒那走最少抵抗的道路的诱惑，但城市的不断失败，国民党恐怖政策的沉重打击帮助从城市走向农村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党自身的成份中找到明显的表现。

　　在1927年4月，革命运动最高涨的时候，共产党曾有6万党员，其中58%人是大产业城市的产业工人。后来他们虽然遭受一连串悲惨的失败，但在秋收暴动期间，在广州及后来，共产党尚号称增加数千新党员。他们说，党在1928年有10万党员，1930年有12万，1933年有41万余。党员的可靠数目字从来没有。1927年后举出的数字通通都是过甚夸张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这些夸大的数字适足以加重说明党的阶级基础已发生的变化而已，因为共产党已正式承认：党内工人1928年只有10%，1929年3%， [46]1930年3月2.5%， [47]9月1.6%， [48]是年末则实际上等于零。 [49]真正的数字是不常举出的。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一封信说，全党有4000工人，其中1300人在上海，其余则散处其它地方。 [50]1929年12月江苏省委号称全省有6800党员，其中只有591人为产业工人。 [51]1930年9月周恩来向中央第三次全会报告说，全党有12万党员，其中有2000工厂工人。如果1933年末，在全国最大的产业中心（上海）又听到「没有一个真正产业支部」的怨言， [52]那么，两个月之后，王明在莫斯科大吹党有41万零6百党员，其中25%－30%（或10万左右）是工人，这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53]

　　但就是从这个数字中，人们也侦知许多事实。王明报告道，总数中只有6万人处在国民党的中国。党的七分之六党员集中在辽远的内地，距离大城市和交通线几千百里。情形如何是一目了然的。当农民暴动已徐徐发挥它的蕴蓄力量并向前发展的时候，共产党已赶快加入它，让工人阶级自己想法去。共产党重新从1927年的惨败中露出面来，站在深入于华中各省的叛乱的农民运动的前头，并就在当地建立了它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 关于国民党恐怖的详明记载请阅伊罗生编之《国民党反动之五年》。
[2] 参阅中国海关每年报告；中国银行每年报告；陈翰笙著〈中国经济之解体〉（1933年5月份《太平洋时务杂志》）；Rajchmann报告附录（1934年4月，南京出版）；1936－7年《华人年报》(Chinese Year book)；《中国年报》。等
[3] 参阅1932—4年上海《中国论坛》，该刊每星期详载国民党之不抵抗及镇压抗日运动。
[4] 1928年7月30日《国际通讯》。
[5] 参阅《共产国际纲领》（1929年纽约印行）第58页；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73－4页；《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96页。
[6] 参阅麦克恩‧夏克曼在《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英译本上的序，又见该书第19页以下。
[7] 《殖民地之革命运动》第41页。
[8] 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06页。
[9] 前揭书第175－6页。
[10] 前揭书第185－6、203页以下。
[11] ] 布哈林著〈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见1928年11月23日《国际通讯》。
[12] ] 托洛茨基：《问题集》第198页。
[13] ] 1928年7月25日《国际通讯》。
[14] ] 同上。
[15] ] 〈1928年7月9日通过之政治决议案〉，见《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1928年上海出版）。
[16] ] 〈关于改组派，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CP的信〉（1929年10月26日），见1930年2月15日上海《红旗报》。
[17] ] 1928年7月25日《国际通讯》。
[18] ] 〈1928年11月8日中央通告〉，见1929年10月上海出版之《第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之政治工作》第42－3页。
[19] ] 〈河北省之革命斗争与工会运动〉，见1933年12月12日上海《斗争》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㈠] 自1927年宁汉合作之后，个人的嫌隙并不是这样容易消释的。是年9月，正当国民党许多派系争夺权力之际，蒋介石狡猾地退出政府。但早在1928年他便奏凯复职，维持他们的均势。汪精卫和各派敌对军阀勾结，先是和张发奎，后来又和阎冯，阎冯于1930年曾发动内战讨蒋，结果失败。1932年1月汪终于回南京和蒋合作，且成了蒋的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的文治装饰物。汪的同党（如汤良里之流）多年来便有声有泪的挥毫缕诉南京的野蛮虐政，但他们一旦在政府中得了肥缺便不难成了蒋的最卑贱的辩护人。（1938年汪派又脱离重庆政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代理人，后来并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译者。）
[20] 林东海（译者）著《中国之工人运动与劳工立法》（1933年上海出版），房福安著《中国劳工》第74页；天津《南开周刊》第29期。
[21] 房福安：《中国劳工》第97页。
[22] 泽民（译者）：〈下层统一战线问题〉，见1931年4月18日《红旗报》。
[23] 项英：〈过去一年来工会运动之发展与目前之任务〉（1929年2月8日在全总执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上报告），（见1929年5月15日上海《中国工人》）。
[24]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C.P一封信〉，见《第六次大会后之政治工作》一书。
[25] 周恩来：《现时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15日上海印行。
[26] 顾遂宁：〈殖民地之革命运动〉，见1928年10月4日《国际通讯》；项英：〈工会运动之发展〉；〈工会问题决议案〉，见《第六次大会》一书。
[27] 项英：〈工会运动之发展〉。
[28] 白凯声（译者），《工人运动之现状（1928－30年）》，1930年上海出版。
[29] 前揭书。
[30] 罗迈：〈李立三路线江苏工作之检讨〉，见1931年2月7日上海《真理报》。
[31] 《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决议案》，1931年2月，上海印行。
[32] 〈李立三路线在顺直的实践〉，见1930年12月14日上海《真理报》。
[33] 中央工人部〈1931年份工人运动报告〉，见1932年3月11日《红旗》。
[34] 〈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见1932年3月25日《红旗》。
[35] 王明、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1933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13次全会上演讲辞）。1934年纽约出版，第44页。
[36]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之新发展〉，见193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
[37] 〈中国之苏维埃〉（1934年莫斯科出版）第13页。
[38] 1933年10月30日《红旗》。
[39] 米夫：〈新发展〉。
[40] H. D. Fong《中国之纱业与贸易》第16表。
[41] 1933年10月30日《红旗》。
[42] D. K. Lieu《上海之繁荣和工业化》（1936年上海出版）第294页。
[44] 1933年10月30日《红旗》。
[45] 〈论下层统一战线问题〉，见1934年2月1日北平《青年战线》。
[46] 周恩来：《组织问题》。
[47] 1930年3月26日《红旗》。
[48]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上报告〉（1930年9月24日）。
[49] 1931年5月10日上海《布尔什维克》。
[50] 〈1929年12月29日国际来信〉。
[51] 钱雄（译者），《江苏省委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1929年12月29上海印行。
[52] 1933年10月30日《红旗》。
[53] 王明、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