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苏维埃中国的兴亡

　　在中国差不多有史以来，农民战争就有了一个传统。两千年来，在大浪潮的一高一低中，农民战争不断震动全国并颠覆了许多皇朝，但等到经济关系按照静止的中国社会的旧规恢复和更新的时候，农村战争便衰竭不振了。在群起暴动的时候，农民军驰骋于整个帝国的各行省，唤起几千百万人。在新朝廷兴亡的过渡时期内，游击队尚数十数百成群，散处在无数地方，继续拒绝换汤不换药的新束缚。中国经济和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在历史上诚然是静止的。但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篇千古不变的宁静古史。它是充满暴力和流血，充满循环叛乱，反抗那自行更新的奴隶形式的历史，正是这种奴隶形式使中国于西方世界蓬勃发达之时，停滞不前。

　　1925－27年革命在华南和华中所重新唤起的就是上述的传统。几千百万重新起来夺取土地解除自己痛苦的农民和那些加入长毛太平军的农民相隔还不到一世纪。但农民造反的老祖宗老是弄失败的事业，1926－27年起来斗争的农民却第一次能够希望成功。中国社会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已正在瓦解中，而新解决的要素也已形成，只不过等待把它们配合起来罢了。农民因为分散，分化为数层，和落后，他们自身不能起独立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与土地的剥削制度连结一起，它也不能领导摧毁这一制度的斗争。但城市工人这一个新阶级却认为把社会基础的财产关系加以根本的变革是其自身的利益，而农民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他们现在就第一次能够希望打破有害的历史循环，他们过去受这一循环束缚那样久远。

　　正因为共产党不能巩固城市与乡村的被压迫阶级间的联系并使他们在一个大胆的革命政纲这下联合起来，结果才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开辟道路。无产阶级运动受了挫折，土地暴动便陷于无领导。在蹂躏全国的恐怖中，它丧失了成千领袖。但损失最重的就是它失去了城市工人的领导，唯有工人才能使农民暴动得到联络，得到一个经济政治的组织，农民在这个经济政治的组织内不仅能够夺回土地，而且当新的生产形式藉他们的帮助而发展时，他们尚能继续保持它。

　　结果，在短期内团结成千万农民的革命运动被击败了，它的最优秀的战士也溃散了。零碎的农民武装队逃到山上去，恢复游击队伍的作用。他们联合国民党成连成团哗变上山落草的兵士。共产党人——有若干工人，多数是知识分子——逃避蒋介石及其同盟者的刽子手，离开了县市走入农村中，他们在许多地方握到了农民兵士游击队伍的领导权。这些成分混合起来，1928年便产生了「红军」，这些「红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过在许多地方，农民暴动尚继续暴发，完全没有共产党参加。

　　第一支和最重要的「红军」成立于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境，1927年秋收暴动流产之后，许多能征惯战的军人逃到这里来。德国留学的共产党军官朱德率领不到2000人来到这里，这些士兵主要是叶挺贺龙的残部。我们还记得，叶贺军曾于1927年8月在南昌举行暴动，后来又沿江西南下广东。10月它想攻取汕头，结果弄得溃不成军。许多兵士跟朱德一道赴海陆丰，海陆丰农民当时已暴动起来，没收土地并组织乡村苏维埃。叶挺则去广州，广暴之后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贺龙带了一小部人走，后来重新露面，成为湖北省一支游击军的军长。广州军阀克服海陆丰之后，朱德带着少数人先走粤北各县，随后遂入湖南。他沿途召募了若干农民，1928年4月抵达井冈山。

　　他在井冈山会合湘南的农民军，几连来自武汉及长江其它城市的叛军，和共产党员毛泽东从湘东带来的一支农民队伍。毛在武汉曾充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当反革命向农民进攻时，他却执行压制农民的政策。失败后，他逃入湘东平江和浏阳一带。他在当地指导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他率领一小部分残部逃到井冈山。他们在井冈山和袁王等地方土匪军合并。朱德到后，各军合并，称为红军第四军，朱为军长，毛任政治委员。党的正式记载称它有1万人，步枪2000。[1]

　　这支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长期间和四围农村的农民没有联络，陷于孤立。只要武装的红军一开拔，游击队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灭了。盘据在井冈山上的几个月间，这支军队遭逢不断的叛变，而且因为处境孤立，历尽千辛万苦。战败往往使农民游击队员奔散回乡。特别是湖南人的部队，他们屡屡脱走重返家乡。只有领袖方面的极度坚忍不拔与命运的严酷鞭策才使这支游击军团结起来，尤其是当冬季已届，四围敌人的力量使它无法掠夺粮草的时候，它更不得不团结起来。它在井冈山邻近袭击、突围及退却，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漫无目的游击战争之后，便决意开向南方，找寻较好的根据地。一位共产党军人彭德怀曾带一批人从湖南来投井冈山，现在他这小部分队伍留守后方来抗拒迫近的省军。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几千饥寒交迫，武备窳劣，七零八落的部队，冲下山来。

　　它跑进农村里碰到农民的冷视，甚至敌视。党有一个报告说：「群众完全不了解红军是什么。在许多地方，它像一队土匪似的遭受攻击」。[2]红军自从在大庾附近与国民党省军发生意外的战事，几乎一败涂地之后，便绕向广东边境。他们在农民中进出，但农民们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受军队残酷的欺骗了，这些军队来到总是高擎革命的旗帜并答应解除他们的重负。「红军没有群众拥护。找寻驻营之地，进行军事活动和获得情报都非常困难……我们跨过盖满白雪的冰山，后面敌人紧紧追来。我们有时一天跑90里。我们愈来愈困苦。我们战败了四次」。[3]

　　1929年2月中旬，在旧历新年元旦，这支筋疲力倦的红军突然在赣南的瑞金和宁都交界进袭赣军某师。红军以绝望的凶猛态度进攻。当他们的子弹已绝时，他们便用枪杆、石头和树枝来作战。敌人败逃了。胜利之后，朱毛军争得一个最需要的休息机会。他们就在这几个僻远的、层峦迭嶂的县份里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三月间，彭德怀来会于此。只有最坚苦的残存下来。全军总数为2800人。他们走到农民里工作，当他们开始驱逐地主和焚毁地契时，他们的队伍膨胀起来了。他们称他们占领的领土为「中央苏区」。

　　同时，其它苏区也同样成立了，但实力较小。在赣东北，共产党员方志敏率领一支游击队；在鄂省洪湖附近，贺龙已作闪电似的袭攻和突击，一时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在豫皖和湘赣边区及其它零散的山岭重迭的县份里，小队红军也成立他们的大本营。这些就是世人所知道的所谓「苏维埃中国」的构成部分，它们在地理上都相隔甚远的。

　　在革命失败之翌日，充满了冒险主义情绪的共产党就是拿这些称为红军的游击队为基础，而它的活动，它对于「革命高潮」到来的信念也就是寄托在它们上面。党的领导机关瞥见了转向农村的危险，有一个时候也想起来克服它。1928年11月的中央通告预言式的警告道：「假如农民心理的危险不极力改正，革命就要完全取消而党也要死亡」。[4]但因为党的城市基础日益狭窄，它的无产阶级党员和群众也日益减少且差不多完全消灭，这些警告也就愈来愈微弱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把农民战争说成为「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潮的特点」。它在形式上尚是「支流」，但「循着这条支流，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高潮将在全国爆发起来」。[5]共产国际执委员会虽然承认共产党在城市里没有力量，[㈠]但它仍然宣布「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到来，并制定一个暴动纲领，要中国共产党去实行。当城市革命的工人运动正在衰落，共产党的影响正在被肃清的时候，内地的游击军已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决定因素」和「动力」。[7]「革命高涨不仅表现在高涨（？）的工人运动中，而且最主要和基本的表现在土地运动中。土地革命是新革命高潮的源泉」。[8]

　　但1928年29年间，在华中各省的零散山岭重迭的县份中成立的所谓红军，最初还不是农民武装队伍。它们能够在占领县份中团结各部分农民还是很迟以后的事情。它们的成分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哗变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丧失了阶级地位的份子，他们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它们的活动三年来还限于游击战和突击。它们无法建立任何固定的根据地。1930年，共产党一位被撤职和被开除的领袖，陈独秀[㈡]发表一篇文章，[9]他在这篇文章里警告共产党道：放弃工人，带一支流氓无产阶级的军队来从事军事冒险是不能推进革命的。人家立即毒骂他和反革命勾结。陈氏借恩格斯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定义：「一切阶级的腐败份子的残渣」。[10]来描写当时操纵许多游击队的份子。但在共产党的记录中也不难找出丰富的证据去证实陈独秀对当时红军的分析。当过去想改变这些军队为真正的农民暴动机关还必须作长期的斗争，而这个斗争还仅仅得到部分的胜利。

　　1928年，共产党的第六次大会叹息游击队有从事于「漫无目的焚掠」的倾向，并把这些活动描写为「流氓无产阶级心理的反映」。[11]党的又一个报告谈及「土匪的心理，堕落为杀人掠劫的土匪生活」，它甚至还借用比这恩格斯或陈独秀所应用的更强烈的词句，把这若干游击队称为「烧杀抢劫的赤匪」。[12]中央有一位报告者至1930年尚抱怨「在许多游击队中尚保持着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往往表现为无组织的焚掠杀人」。[13]米夫甚至在《真理报》上也公开写及中国若干红军中「流氓无产阶级成分……的极大百分比」。[14]

　　但问题并不在于当时或甚至以后红军中流氓无产阶级成分的精确百分比。这些军队过去确实是波及颇多（虽然是零散的）地方的农民暴动的先驱。这一类的军队已屡屡在中国历史中露头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愈来愈倾向于把这些军队视为其活动的正当基础，并经过它们来粉饰它之逐渐脱离城市中心的工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见解认为只要党本身离开了无产阶级，党口头上保持农民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一种谎骗。当城市的盲动政策（企图强迫罢工及人工地把这些罢工改变为武装政治示威）把刚刚开始恢复的工人防御斗争断送的时候，这个领导权越发变得妙不可言了。

　　农民游击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经过一个活生生的运动并非经过党报上的一个虚构的口号来实现的。国际左派反对派（托派）就是根据这一点，要求共产党保持城市的基础并提出一个民主斗争的政纲和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口号，作为共产党充当中国工人的真正代言人和领袖的出发点。1930年反对派宣称，只有工人运动在民主政纲的推动之下复兴，农民暴动才能得到城市工人的不可或缺的领导，而在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工农合作的基础才能奠定。[15]但托派反对派力量太弱了，它的影响微不足道。共产党把主要的工作和最优秀的力量放在农村，并以农民来代替它的失去了的工人党员，结果愈来愈远离它的城市工作并终于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它，使国民党阵营分裂的军阀竞争及国民党政府无法克服的长期经济拮据都被视为革命恐慌成熟的有力征兆，而红军事实上也被视为使这一恐慌成熟的有力工具。

　　共产国际于1929年10月已发现了「新革命高潮的起点」之后，它于1930年7月便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成了一件不可辩驳的事实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斗争过程中准备和集中全部力量以应最近将来的决战」。

　　该决议继续往下说：「……在头一阶段中有某种（！）弱点，即，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便占领产业中心……这是新高潮中的特点……只有在革命斗争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才能扩展新的领土。到时相互的关系就能够改变得较为有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加紧注意于加强红军，如果做到这一点，「将来，配合政治和军事的情势，一个或数个政治或产业中心就能够占领了」。[16]

　　虽然共产国际确乎提出过组织工农的一般的需要，并拿这小心说过的训谕来维护自己，但它却造下一切致命谬见的因，这种谬见在李立三的政策中成了最可怕的形式，李立三现在已是共产党的领袖了。

　　因为共产国际委他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工农专政……展开群众的政治罢工和示威，扩大游击战……并转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内战」，[17]李立三迷惑住了，他开始在各方面看见暴动临近的先兆。当蒋介石于1930年和冯玉祥领导的北方联合政府进行一个长期的凶猛内战时，李立三便断定国民党和它的将军们快要覆灭。他于3月高呼道：「准备建立革命政权！」[18]6月间，他的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案，认为群众「正长足向革命高潮进展」并号召积极准备全国暴动。李立三非常认真的相信共产国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恐慌的「第三时期」的空谈，他逆料俄国红军将从蒙古开入来援助复兴的中国革命。[19]

　　李立三偶然也悲叹工人运动的消沉，但他却天真烂漫的相信工人正在等候党号召他们起来。他深信国民党堤坝中只须一个小孔就足以促成一个革命的水灾。据后来有人引证他的话说：「革命高潮到来，三天功夫就可以组织起9千万人」。[20]他在6月的决议里案写道：「群众久已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暴动，我们一定来的』。现在，党应该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到来了！组织起来！』」[21]他把党、青年团和「赤色」工会合并起来，组织他的所谓总行动委员会。他在上海集合176个工人组成一支「赤卫队」，组织「第四次暴动」。[22]他计划以少数兵士在南京举行暴动。他又下令红军进击城市。「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前途必然是会合于中心城市，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23]

　　共产国际和李立三都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在所有文件里都有许多很长、甚至动人的段落，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题目之下，说明这一必要。可惜，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力量自遭受革命失败及往后国民党恐怖统治击溃和摧残之后，迄今尚待重新团聚。共产党想拿自己来代替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转变为一个农民党。革命既然不能从城市播散到农村，那就必需动员农村来包围城市。

　　彭德怀统率的红军第五军就怀着这个见解，于1930年7月28日从江西向西移动，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坚决相信这件事就是全国自发暴动的信号，而这个暴动的中心就在武汉，他满想在那里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首都。不幸共产党在武汉只有200个党员和150个「赤色」工会会员！[24]完全出乎李立三的意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反响。在全国其它地方没有暴动。9千万人仍处于消极状态。英、美、日、义的炮舰撤退了惊惶的外侨之后，溯湘水而上，无情的炮轰那个沦陷的城市。[25]红军退出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率几师新调来的军队回城并开始屠杀无告的市民，这次大屠杀直到5000余尸首塞满公墓，甚至长沙商会也请求南京出来制止，尚未罢休。红军得到朱毛四军的增援，9月间又想夺回该市，但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便再度退回赣南的山中。

　　长沙事件一下子暴露了全部红军政策的致命弱点。游击队伍和城市工人没有联系。当红军攻入来，「宣布苏维埃政权，工农兵政权成立」时，[26]城内50万广大民众仍不动声色、惊慌或诧异。「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是一支战胜军之赐。它并不是该城地群众行动的产物。后来人们也招认：「红军进攻与长沙群众斗争的联系不够」。[27]结果在不同的平面上，重演广州的成为笑柄的失败。「在长沙，没有工厂或街头选举的群众苏维埃」。[28]红旗遍插全市，一个群众大会也召集起来，但只有3000千民众参加。两日后召集第二个大会。成功比较上也绝微。[29]军队习于农民游击的基本战略——袭击、抢劫、破坏和跑开——故并不认为它之占领长沙是一件长久的事。「它的地位没有巩固。市政权也没有成立」。[30]它反而向商会征募40万元，而商人则向民众募集；等到帝国主义的炮轰开始时，它匆促的抵抗一下就退走了。

　　当它退走时，在城中新召的三千工人和它一起走。换句话说，长沙的最进步的工人，工人运动复兴的可能细胞抛离工厂和商店，变成完全脱离城市的游击兵士。红军用此种方法来进行砍去长沙工人运动头脑的工作，而何键的刽子手则完成之。这就是长沙冒险的结果。

　　是年夏季尚有数次企图，想包围武汉及夺取其它城市，但均无结果。10月，红军占领江西的吉安，但它在此地也只限于「招募新兵」并派出最优秀的部队去夺取南昌和九江。「组织群众的工作完全给漠视了」。[31]吉安在数星期之后也撤退了。

　　但莫斯科的战略家已开始知道，红军不能顺利地攻取大城市。周恩来新从莫斯科回来，在9月的中央第三次全会里审慎的劝令退兵。他说，「中央有某种机械的观念，以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必须在武汉，或至少在长沙或南昌成立……成立政府，大城市当然比小城市好，但这是次要的问题」。他提醒中央说，共产国际已规定统一红军及扩大其群众基础为「首要任务」。他报告道：「我们必须把目前分散的苏区统一起来，把它们连成一气，加强和集中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产业中心发展」。

　　周极力否认这就是退却，同时否认共产国际的意见与李立三的政策有任何矛盾。他反复说，城市的中心任务仍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李立三只不过「过高估计速度」，犯了若干「纯粹策略上的错误」，及怀着几点「机械的观念」而已，但此外便「与国际完全一致」。[32]

　　但李立三「过度夸大」共产国际路线，实际上已破坏了党和使它的党员颓丧。李立三已不能保持领导无误的神话。因此炮火集中在可怜的李立三身上。他过去用来打击他的前任领袖的一切恶言毒语现在都用到他头上来。11月16日莫斯科来信下令公开向他宣战。在米夫亲自监督之下，不客气的把李立三撤换了。1931年1月7日召集所谓四中全会，米夫的私狗陈绍禹根据「无条件尽忠于国际路线」的政纲，被抬入党的领导机关。

　　这批年青人这样急遽的晋升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们在革命的几个年头通通在莫斯科做学生，而且他们还曾经在孙文大学内，打击孙大学生的托派同情者，立下功劳。米夫为了让他们取得支配权，把一群老战士赶开，这批老战士在李立三的领导之下做工作时，并不是毫无异议的。[33]1月17日晚，一群老党员和工会运动者，及若干青年党员在何孟雄领导之下，在上海某旅馆开会，考虑他们所遭遇的新局面。但这次会议却被人告密，遭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破获，关于此次事情迄今在党内尚人言啧啧，疑团丛生。何孟雄和另外24个人被捕，移交国民党当局，于2月7日在龙华枪毙。米夫这批驯服的年轻家伙便成了党的无容争论的领袖。

　　党的其它领袖亏得靠自贬，靠自责自悔的勾当才有权留在党内，这种自责自悔的勾当已成了斯大林党的方法的固有特色，而且为时不过十年之后，这种勾当就开花灿烂，成了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自招」，他们都遭了死刑的裁判。瞿秋白迫得谴责他自己的「懦怯腐朽的机会主义」。周恩来自己鞭挞自己。他高呼道：「我号召全党指责我的错误」。[34]李立三已赴莫斯科，他一到达该地便赶忙忏悔他的罪过。连共产国际机关内的习于无耻之徒，也为他的热心自弃，弄得有点吃惊。曼努尔斯基在12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席团召集的会议里，表示他的诧异，他说：「如果李立三在这里辩护他自己的见解并一篇一篇文章的和我们讨论，那么，我心里也许舒服点。但李立三却这样快的放弃他的意见。这点使我吃惊！」[35]瞿秋白、周恩来、项英（工会领袖）等被派赴江西担任不明的职务。李立三本人则无影无踪了。[㈢]

　　新领袖机关的任务就是从李立三的酿成大灾的极端冒险主义撤退至比较温和的，较为实在地顾及党的实力的冒险主义政策。它并没有作任何较为根本的改变之意，共产国际在它的11月来信中已表明了这次转变的主要特色。「不应忘记红军的军事和技术的弱点（如武备和军需品的贫缺，大炮的缺少等）。这种情形使它无法占领大城市，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军队及征服主要的中心地。占领长沙与进攻武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些任务，目前的红军是不能完成的」。现在必须「集中党的最优秀的力量」去建立一支「真正的工农红军」并在现存的苏区中，择定一地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作为未来扩展的基础。该信又说：「只有那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共通之点的人才能此解释为退却的路线。这并不是退却而是进攻。暴动的路线是固定不移的」。[36]

　　但这终归是退却，是从李立三的夸大梦想中退却。新领导机关放弃了「地方暴动」的口号，且凡是有人企图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零碎的兵变，均被骂为「布朗基主义者」。[37]集中党的「最优秀的力量」来执行加强红军及产生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也就表示完成从城市走入农村，从无产阶级走入农民的转变。现在已不是使城市工人赶上农民暴动，以便领导它的问题。恰恰相反「每一个罢工就是苏区的后援」。[38]1931年6月和9月，这个新领导机关数度向全党发出训令，这些训令差不多全篇仅谈及红军和苏区问题。他们万一简略的谈到城市工人运动，也只是敦促城市工作加紧进行，俾「造成工农红军的有力支持」。「加紧援助红军的伟大胜利……替红军募兵……」是「非苏维埃」区的主要任务。[39]

　　上海、武汉、天津、广州及所有其它产业和无产阶级集中的中心城市实际上已成了赣南山地的「后方」。1930年9月，当李立三正想辩护他的夺取武汉及立武汉为「苏维埃首都」的计划时，他曾说过这句话：「认为假如我们在山上成立苏维埃，是一幕滑稽剧」。[40]但他们不得不去，不得不驻足的正是山上。红军在赣南的深山内，在瑞金农村内设立他们的首都，他们又于1931年9月11日在当地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并建立一个临时的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至33年，即其最高发展的几年间，包含六个互相远隔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散处在华中各省的边区一带。1933年末，王明（即陈绍禹）吹牛说，苏维埃中国的领土占「中国本部广大领土的四分之一」。他指称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两个分数均被引证于同一演辞中——为「稳固」的苏维埃治区。[41]共产国际的报纸向全世界吹牛说，苏维埃的旗帜统治5000万、7500万、8000万中国人民。[42]共产国际有一位作者做了一本书，本书不幸恰好在黄昏薄暮来临的时候来庆祝「苏维埃中国」的曙光，他在这本书内称苏维埃中国的人口有9000万。[43]这些数目字从没有一致，但通通都是庞大的，而且通通都是大大夸张了的。实际的数目少得多，而只务实际，不尚宣传的神话的在场者却比较老实点。

　　因为借一句话中国老话来说，红军和游击队伍大部分是「如流水行云」的，故他们占领的土地随战争的成败而伸缩。朱德统率的红军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内跨越或暂时占据的地方，至少在江西81县中占67县；但我们有很大的权威说：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红军区域（所谓「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4年末算是保持相当长久的了，它也只包含赣闽边区17县左右，人口总数为300万。共产国际的国外报纸虽然随便抹杀这件事，但「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及其它共产党代言人却往往征引它。[44]其它位于湘鄂、湘赣、赣东北、豫鄂皖及皖湘赣交界等苏区通通都是比较小，比较不稳定的，而且往往在不断进攻的压迫之下解散。

　　红军的相当正规的部队以及在不断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内战中成立的农民赤卫军的补助部队，无论数量和实力均参差不齐。1932年，有人根据共产党的文献，经过十分审慎的查检，估计在所有苏区中活动的全部红军总共为15万1000人，就中仅9万7500人有步枪。[45]上述那一位专事捏造的家伙（即指王明——译者）却从他的莫斯科监视地，看出苏维埃统治下的四分之一中国也于1933年末，把红军扩大为35万人了。[46]但不幸，内战仍不能够靠共产国际报章上胡乱列出的数字所代表的兵士来举行。朱德诚然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领袖，他在1932年统率一支军队尚不出4万人，而且据上海共产党负责代表的最实在的估计，它在江西最盛的时代尚不出7万人。贺龙的神怪似的军队从未超过1万人。其它散处的部队则人数更少。它们当然通通都有农民补充队的帮助，这些队伍的人数时时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侦察和劫夺军需品，及在打游击时，声东击西、牵制敌人。

　　这些军队及它们长期占据的领土实际上虽如是之小，但这更足以表明它们的功业的质。在农民战争的历史中还没有写过比之纪录中国红军战功更光辉的几页，它们与人数超过5、6、7倍，军备上超过成千倍的敌人从事内战。五年多，红军以谋略制胜及击败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因为得到民众拥护的无比便宜，因为有优越的流动性和调度，又因为有了地势上的知识，红军把蒋介石的最优秀的军队，一师一师的截断和击败，并完全以他们夺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土地归农民及脱离国民党政府的贪婪政治的口号像坦克军一样驶过蒋介石的雇佣兵的队伍。[47]

　　《字林西报》有一位教士访员奇怪红军得到当地农民许多方面的接济，他发觉「这样多人民甘愿做他们明知道冒死的事情，是一件怪事」。[48]红军差不多到一处便驱逐地主，毁弃地契、债券和租约。农民们尚有许多闇弱的地方，但他们总懂得国民党围剿的目的是恢复地主的土地和权力。南京政府每次围剿所宣布的一切漂亮的「恢复」计划也只是为着这个目的。[49]为了反抗这一点，农民乐意战死。这是教士心中无法了解的英勇、伟大，因为它太简单、太无边际了。他心中反而感谢蒋介石平服农民叛乱时贻害全省的屠杀、掠劫和恣意破坏。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31年抱怨农民接济红军，且使剿匪军难于得到粮食或运输。[50]蒋介石于1933年告诉一位日籍记者说，剿匪军「无法区别良民和赤匪」，且总觉得「敌人到处埋伏」。[51]五次团剿的故事就是国民党将领们激怒和挫败之余唉声叹气，成连成团哗变，教士和各口岸外国报纸大声威吓和詈骂的故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调50余万人上战场并派出300余架英、美、义的轰炸机队去铲平全部苏区，消灭各部分的叛乱农民。

　　苏区的僻远、山地、缺乏公路或铁路，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红军抵抗外敌的军事斗争。但这些因素假如从军事抬到政治、经济的平面上，就立即成为不可逾越的内部障碍的根源。「苏维埃中国」不仅远离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都是内地农村的生命线），而且就在它自己的领土之内，它也没有统治什么城市或稍为过得去的县城。江西省的主要城市——九江、南昌，甚至深处于赤区土地的赣州也还留在国民党手中，而它们中间的联络线（南浔铁路和赣江）也一样。九江从未遭受严重的威胁。南昌受过几次攻击，但这也只是为了军事上的牵制作用。吉安自1930年受过一次占领之后，便从未再度沦陷。赣州屡次被围，但从未陷落。甚至县城也随着内战的一得一失而不断改变主人。口头上，目的尚在夺取至少「一两个中心或次要的城市」，[52]但这个目的从未达到。除了有一次突入福建，结果于1932年4月把漳州占据了数天之处，红军便再没有攻陷或固守任何重要的县城。国民党进攻的愈来愈增大的压力及经济封锁的逐渐加紧，反而使他们越发闭守在赣闽边区及其它华中各省边区的山寨里。「苏维埃运动」仍然只是一个农村的运动。

　　这些农村的经济自足制度久已消灭了。它们仅出产米和少量竹、纸和木油，它们必须拿这些产物来换取最基本的必需品如盐、布、火油、农具、火柴等又必须来自外方。这种贸易操纵在商人手里，因为他们和外间市场保有关系。在苏区内，商人同时就是地主、放债者和劳动雇主。农民自身也分为几层，经济利益互相冲突，自最大和最有权势的地主被驱逐之后，他们中间的斗争只不过采取新的方式罢了。富农仍然支配农村，他们就是半地主，农业工人的雇主，往往还兼商人和放债者。其次是中农，他们占有的土地仅够满足他们的微薄要求，而且只是偶然雇佣工人到他们的田里做工。最后便是贫农，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迫得租用小块田地或加入农业工人的队伍内，这些农业工人除他们的劳动力之外，但一无所有了。贫农和农业工人在经济上屈服于富农，而中农则按照各种不同的程度摇摆于他们之间。

　　共产党居然说它已替这些具有复杂的内部分化和冲突的农民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领导」了。它这种说法有时根据纯粹抽象的见解，认为共产党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因此光是它参加便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暴动的领导权。为了加强这一幻想，党又临时从城市中调离工人，让他们在红军和若干现成的政府机关中就领导职位。但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把城市工人的最先进的代表夺去了。假如国民党警察的恐怖没有使他们脱离工人运动，共产党却办到了。这些工人一度离开了他们的无产阶级环境之后，他们已不复是无产阶级份子，且不可避免的反而受他们的农民环境的压倒性影响。他们脱离了生产的过程，既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领袖，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领导暴动农民的代表。

　　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挽救农民暴动的瓦解和溃散。只有它才能使贫农、中农和农村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作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只有它才能把国民经济加以全部改组，因而使这一斗争得到效果。但又只有经过整个城市的工人运动，只有经过城市工人实行监督农村经济完全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分配中心，才能执行这种领导。换句话说，土地革命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才有胜利的出路。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如果国家普遍的落后，在改造农村生活，用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办法使工业直接帮助农业的时候，也一定碰到巨大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先进国的工人阶级一定要起一种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广大和复杂在俄国表现得最充分，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已握有政权，但国家孤立与经济落后的因素却产生了最严重的困难，阻碍建立城市与农村和谐的平衡的工作。现在问题却发生在中国的蕞尔之地的「苏维埃中国」，即，零碎的叛乱农村和山居社会里，而中国本身尚受帝国主义和土著的金融资本整个支配着，因此，这个问题更形尖锐，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徒然的。

　　共产党从没有接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远景，有了1925－27年的经验之后，它尚坚持「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性」。「工农民主专政」的学说虽然1917年在俄国，十年之后又在中国已如是彻底的试验过，但这一学说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兵库里的主要武器。1925－27年，它已引导他们去依赖资产阶级，卒致造成悲惨的结果。现在它又造出理由，要依赖于纯粹农民运动，即，像从前一样，依赖于另一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侔合反而发生冲突。1927年的失败已在物力上使党脱离了工人阶级。1927年以后的冒险主义路线又把它改变为一个农民党，在工人当中没有根基或影响。它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而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国等价物，它仿照社会革命党，提议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的改革。共产党孤处在农业的、经济贫弱的小天地里，它甚至连改善红军统治区域内的零碎散处的半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的状况，也无法着手，至于拿他们做基础，建立一贯的、可以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则更不用说了。虽然共产党有忠诚的决议和训戒，但他们却不得不依靠富农和商人，因为他们与外间市场的接触，即使对于维持苏区的起码生活也是不可少的。不管它自己愿意与否，共产党已成了农村中支配集团的工具了。

　　富农们出来充当农民暴动的领袖，努力吞并若干地主的财富而他们自己的则加以保持。在许多地方，他们把运动只限于不交租不纳税。等到农民走出这个界限，进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便擅自取得最好的土地并保存他们自己的农具和耕作牲口。他们在农村宗族里的地位的影响，以及富农和地主的表面上的冲突，都足令前者易于支配农民的下层群众。只要农村仍屈服于商业资本的活动和外间市场，则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和商人一定仍旧是支配农村的阶级，而且它们也利用它们的重要地位，取得每一可能的便宜。

　　共产党与其说抵抗这一发展，还不如说扶植这一发展。1928年，第六次党大会在「不要故意发动反富农的斗争，因为这样干就会模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的口号底下，[53]对农村资产阶级采取调和的态度。因此，富农的土地原封不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土地运动的主要口号。换句话说，共产党现在又假设富农与地主的对抗，像他们从前假定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的对抗一模一样。他们现在又设法和农村的富农妥协，恰好似他们从前曾设法迁就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惨败）一模一样。甚至富农「必然叛变」到反革命方面去的熟套的预言已实现了，[54]又虽然在口头上已发动某种有限的、或「次要的」反对这些必然反革命份子的斗争，但事实上，实际的领导权像从前一样让给他们，而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一样得到保护。共产党还迫得号召贫农、农村工人、工匠和手工业者牺牲他们本身的眼前利益，为的是不要疏远富农和商人。

　　1929年共产党中央招认道：「因为要和富农联合，农业劳动者的利益便牺牲了……我们害怕富农的反革命叛变，故要求农业劳动者减低他们的要求」。[56]1930年在闽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得不「和商人妥协，以解决必需品输出入的困难。他们不仅宣布保护商人，而且免除他们的税，虽然农民尚付15%的地税……他们没有办法遏止商人抬高的物价……有时他们走得这样远，竟然限制店员和工人的经济斗争」。[57]

　　1930年5月在上海开催的秘密「苏维埃代表大会」采用了和富农商人公开妥协的政策。[58]这种政策的反无产阶级的后果，不仅青年反对派区芳已在一篇辉煌的分析文章里指出过，[59]就是党内有些人也模糊的察觉了。陈绍禹批评过苏区的同志，因为他们借口「农民反对」来辩护他们的不组织农业工人。

　　他问道：「我们因为害怕富农就不组织农业工人吗？那么我们就绝不是无产阶级党了……在苏区许多农村里，富农的心理起支配作用。富农在群众组织和党内，占着不小的地位。他们只晓得富农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已把富农的心理视为农民群众的基本心理了……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不组织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小工厂工人。例如在豫鄂，『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口号居然公开提出来了，结果，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提出」。[60]

　　1930年末，共产党国际用如下的话描写当时的情形：「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并没有解决。不仅富农，甚至小地主也混入苏维埃，混入新政权机关，混入红军。富农设法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富农的口号——按生产工具分配土地——并没有碰到充分的抵抗。在某几个地方，有人提议只没有收占有50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另外有些地方则提出偿付50亩以下底地主——高利贷者的债务的口号……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最重要任务，但实行的地方寥寥无几。贫农的组织工作甚至还没有着手……苦力和农业工人并没有组织工会」。[61]

　　自李立三替这种情形负了当然的责任，陈绍禹起而代之以后，局势不仅没有改善，倒还愈弄愈坏。1931年某苏区的一位通讯员写道：「政府三分之二在富农手中」。[62]同年8月，另一位通讯员写道：「富农担任党的一切职务」。[63]1933年，一位重要代言人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写道：「土地是分配了，但地主和富农也分得土地且还是其中最好的土地。许多地主和富农份子尚在农村中保持他们的权威和地位……他们有不少人操纵党和政府并利用它们来实现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在许多地方，土地问题似乎已完满解决，但仔细考察一下，就发现原来地主也分得土地，富农尚保持他们的优美的土地」。[64]

　　「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道：「许多地主和富农都染上革命的色彩。他们说他们赞成革命和分土地……他们都很积极，而且有历史上的便宜（『他们讲得好，写得好』）可凭，故此在头一个时期，他们窃取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从无数地方收集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窃据临时政权，混入武装队伍，操纵革命组织并比贫农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毛泽东估计「中央区80%地域，200余万人口」陷于这种情形。[65]1934年1月在瑞金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暴露了一件惊人的事实：1933年夏举行土地审查运动时，「在中央苏区查出6988家地主和6638家富农占有庞大逾额的土地，他们的土地逐遭没收并籍没了他们606916元的款子」。[66]这证明事实比之党的决议案更严酷，更带强制性。甚至为了贫农得到更大的利益而重分土地的企图也放弃了，因为恐怕妨害收成。是年末，一条命令颁布下来禁止继续重分土地；因为这桩事已成了「改善农民耕作的最重要的障碍」。[67]

　　农业劳动者、手工业者及其它农村工人的要求也同样威胁苏区脆弱的经济组织。在中央苏区，这一阶级估计有20万工人。[68]这些工人一个、两个或三个，散处在田间、村中工作，或游行就食，他们在农民经济中占着一个辅助的地位。资本家没有工厂工人是不能生存的，但农民不雇帮手却能过活。就他们脱离生产手段和为工资而出卖劳力这一点看来，这些工人是无产者。但他们互相分散且在生产中不起独立作用，这件事又表示他们有组成一般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一部分之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制定任何首尾一贯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有办法整顿农村劳动，使他们得到经济手段，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但他们现在的处境却是孤立的，当他们设法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的时候，农民极力反对或干脆解雇。农民已处于最危殆的境地，他们绝不能倍增他的工人的工资或人数，否则便不堪设想。在商店和小企业中也一样，商人以完全停止活动的简单威胁来答复店员的要求。这就是表示慢慢窒息贸易之意，商人知道自己手中握有鞭子。

　　「临时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11月成立之后，不久通过了一篇堂皇的《劳动法》，这篇《劳动法》的条文较之国民党早期的《劳工条例》还要完满。它规定成年工为普遍的8小时工作，16岁至18岁的青工为6小时工作，16岁以下为4小时工作，又规定增加工资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为了向苏区外面，尤其是向国外宣传起见，说得到就要做得到。但在「苏维埃中国」本身，人们很快就知道：原来「采用于大城市与大规模生产的（法律）不能完全机械的应用于经济落后的苏区」。[69]因为碰到商人农民的反对，施行这条法律的企图早已放弃了。湘赣党委员会报告道：「同志们认为劳动法是不能实现的，是纯粹宣传的。省委已打击这种倾向，但没有很大效力」。[70]人们想出许多推托的办法来掩饰这条法律之无法施用。最常有的推托之一就是诡称新工作时间不能实施，「因为没有钟来计算时间！」[71]上层领袖叱责下级办事人老是「漠视」该项法律，但过后他们也终于迫得承认它是「不能实现的」。

　　洛甫（一位重要代言人）描述实行增加田工一倍工资（每年由8元增至16元！）和减少工时的不幸结果。工人干脆被解雇了。「结果农民不满，工人也怀疑我们的领导」。改善田工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善必须是农民认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该法也同样施用于商店学徒和干河上生意的船夫。「我这里有许多商人和雇主的请愿书，我们从这些请愿书就可以知道，机械的运用劳动法将必然使工商业衰落」。改善学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使店主雇佣学徒能够获利，不要毫无利得」。[72]他又叫工人了解，他们虽然是「国家主人」，但他们必须承认同时仍是「被剥削阶级」，不应提出「过份要求」或举行罢工，盖罢工的唯一结果就「破坏工农同盟」。[73]这就是「苏维埃中国」的「民主专政」的真正内容。

　　在这种情形中，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的工作不是干脆失败，组织不出半个团体来便是组织一些冒牌工会，这些工会所干的事，实际上违反工人的利益。苏区「工会」的数字非常不一致。短短一年之内，公布出来的不同数字竟从1万4千至3万、15万、22万9千，甚至220万！[74]但是不管人数多少，这些工会的性质之可疑，就是连上海党的工会中心也不得不抱怨了。它在1931年的报告里谈及工会内发现「店东和富农」。[75]翌年，它写一封信痛骂江西的工会办事人，责他们准许「农民、僧侣、店老板、工头、富农、地主」为会员，但「另一方面则诸多借口，使大部分农业工人、苦力、店员和工匠不得入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被骂为「轻视工人，对他们摆架子」。该信指这些工会是「反无产阶级性质的，多份代表地主、富农和店主的利益」。[76]

　　瑞金有一位党的领袖写道：「在苏区，一般的说来，党是漠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我们到处看见有不断漠视工会运动的严重现象……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它……无产阶级领导多份尚是党的文件上的空辞」。[77]

　　这就是使江西的苏维埃试验全盘失败的铁硬的事实。红军曾驱逐地主，实行分土地，唤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情绪。但因为没有有效的经济统制，没有一个有力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仅在大城市里，就是在苏区毗连的县城里，[78]富农也重现为地主，商人也重现为支配阶级。贫农和农业连最微小的物质胜利也不能获得和保持。最简单的必需品的价格也涨至高不可攀的水准。失业蔓延起来了。农民和农业工人一样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作战，并希望只要有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也接受。群众的热情冷却了。红军的逃脱者数目愈来愈多了。[79]苏区沿边已开始麻痹，且不久就蔓延到中心。消极耗蚀了群众的创意力。悲观支配了领袖们。结果成了党内喧传的「罗明路线」，因为罗明（福建党领袖）是首先投降这种情绪的人。罗明说：「即使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到来，或者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甚至从墓里把列宁救活，一齐向群众讲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群众的情绪改变过来」。[80]

　　1933年全年，「罗明路线」像毒菌一样蔓延「苏维埃中国」的血管。它从福建传染到赣南的会、信、安各区，邓小平领导的党工作人员干脆弃职潜逃。[81]红军征募运动黯然失败，遂有征兵之说。少年先锋队成队逃脱，并实行与红军的追剿部队火并。[82]农民往往逃入山中，不肯替作战军队执行运输工作。[83]

　　「游击队不仅很少增加，而且日益缩少，如过去之会、信、安，现在之宜春和南丰便是。挟枪逃脱和叛变不断发生……腐败和堕落不断发现。有些游击队表现土匪的倾向。……这不仅是游击队的情形，就是在独立部队中也一样，如拒绝执行命令，抢劫金钱等……『吃土豪』（抢劫富农的积蓄）的现象蔓延非常之广……党的工作人员携带小行囊入来，不久就增加成大件行囊。如果他们随身带着大行囊，不久就变成两挑担子」。[84]

　　新罗明到处出现，连红军的上级机关，最后连瑞金中央政府的各部也发现了。工农监察委员何叔衡被撤职，因为他宣布中央苏区300万人民中，有200万人受富农地主压迫，「苏维埃各级政府已成了地主富农压迫民众的工具」。[85]

　　周恩来号召「反对各种各色动摇、悲观、消极、失望、疲倦和遇难屈服的斗争」。[86]其它领袖抱怨：党工作人员的不断迁换，区域的常常变更破坏了群众的热情，无论什么军队来到，都把农民吓逃到山上。「他们不管它们是红军也好，白军也好」。[87]

　　红军碰到这种情绪，他们于1933年夏作了确实英勇的努力，把蒋介石的围剿击败，但这几个月的「胜利」却是完结的开始。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如碰不到攻击，它的优越力量之取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国民党的陆空军事力量和严紧的经济封锁产生其必然结果，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蒋介石的轰炸机蹂躏全部苏区，他的军队一面挺进，一面修筑碉堡。蒋放弃派遗大军深入赤区的战略，盖军队因此遭受截断和歼灭。他的50余万大军，由德国塞克特将军训练，使用欧美军火厂的最新式武装，像一张密结的钢网包围着蕞尔的苏区。炸弹、大炮和火把进行猛烈和迅速的，而饥饿则进行缓慢和痛苦的惊人屠杀。[88]

　　1934年8月，萧克带领一支红军，大约1万人左右，冲破封锁线，向西逃去。朱德和毛泽东的主力也于11月跟踪逃出。1934年11月10日，自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差不多整整三年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胜利开入苏维埃首都瑞金。蒋介石虽然不克如愿，消灭一切「赤匪」，但他替地主夺回江西，毕竟成功了。

　　红军越过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以至陕西，中间经过许多周折，忍受难于相信的困苦，干下更难于相信的勇敢机智的战功。这次「长征」将载于史册，成为亘古以来最煊赫的战绩之一，但它却使红军更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的失败不能扑灭农民战争，但它却给了有组织的叛乱的农民运动以沉重的打击，而当时已非常低沉的城市工人运动也因而受到莫大的打击。恐怖、投降和叛变的新浪潮把重要城市内共产党的大部分残余机关破坏了。事变已揭破无数宣传的神话了。共产党人逃入中国西北部的荒漠之地也就是走入一个新的绝境。

[1] 董里（译音）：〈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见1930年1月5日上海《中央军事情报》。
[2] 同上。
[3] 同上。
[4] 〈告党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见《六次大会后之政治工作》。
[5] 〈1929年10月26日国际来信〉。
[㈠] 「……共产党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一样，与群众不满的增长比较，仍然是落后的……多数赤色工会尚不是群众的组织……共产党尚未把工厂中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他尤其没有完成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任务」。——见1930年2月15日上海《红旗报》〈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一封信〉。
[6] 国共产党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
[7] 〈中国共产党中央第68号通告〉。
[8] M. James和R. Doonping 和合著《苏维埃中国》，（1932年纽约出版）第10页。
[㈡] 自1927年八七会议撤除他的领导职位之后，陈独秀便退隐一旁，而共产国际则把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诿给他负。在往后的冒险主义期间，陈独秀写过几封信给中央，反对举行有损无益的暴动的政策。1929年8月，他致信给中央表明他反对党的路线并要求重新审定党的政策。数月之后，他和其它100人左右整批以反对派的罪名开除。1930年2月，共产国际召他赴莫斯科。他拒绝了，反而要来把革命问题公开在党内充分讨论。后来他和当时已成立起来的托洛茨基派左派反对党合并，一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为止，他是该组织的领袖人物。他被判处13年徒刑，但1937年秋释放出狱。至于他现在的政见似乎有点疑问。参阅：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载《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发表的〈告共产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和其余80人在上海发表之〈我们的政治意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发表之〈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信〉，1933年2月20日，〈陈独秀之辩诉状〉。
[9] 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
[10]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26年纽约出版）第18页。
[11] 〈农民问题决议案〉，见《六大》一书。
[12] 钱雄：〈江苏省委报告〉。
[13] 〈农民游击战讨论〉，见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情报》。
[14] 米夫：〈走向中国革命的大风暴〉，见1930年4月28日《真理报》，1930年6月25日《红旗》上有译文。
[15] 参阅托洛茨基：〈中国之政治形势与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之任务（1929年6月）〉，见1930年1月25日《无产者》；〈中国国民会议的口号〉；〈中国革命之前途和任务（国际左派反对派宣言）〉，（按以上各文均收入中译《中国革命问题集》中——译者）。
[16] 〈中国问题决议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局1930年7月23日通过）〉，见1930年10月23日上海《真理报》。
[17] 〈1929年10月26日国际来信〉。
[18] 1920年3月16日《红旗》。
[19]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见1930年7月19日《红旗报》。
[20] 1930年3月16日上海《真理报》。
[21] 〈新的革命高涨……〉。
[22] 罗迈：〈在上海活动份子会上演讲辞〉，1930年12月3日上海。
[23] 〈新的革命高潮……〉
[24] 〈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16日收到）〉，见1930年12月14日上海《真理报》。
[25] 1930年9月6日《密勒士评论报》。
[26] 1930年8月7日《国际周报》。
[27] 〈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9月三中全会决议），见1931年10月30日《真理报》。
[28] Kuchiumov演辞，〈关于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主席团）〉，见1931年5月10日上海《布尔什维克》。
[29] 同上。
[30] 同上。
[31] 瞿秋白：〈吉安之得失〉，见1930年9月9日《真理报》。
[32] 周恩来：〈为传达国际决议对三中全会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见《三中全会资料》第9期。
[33] 何孟雄：〈给中央的意见书〉（1930年9月8日、10月29日），1931年1月6日上海印行。
[34] 〈瞿秋白同志声明书（1931年1月7日）〉，见《四中全会资料》；〈周恩来同志声明书（1931年1月3日）〉（该声明即周氏对三中全会报告小册子的序言）。
[35] 1931年5月10日《布尔什维克》。
[㈢] 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被虏，并由蒋介石直接下令枪决。项英也被虏且分明遭遇同样的命运。（译者按：此事盖出于讹传，盖项英后来又出面任新四军军长，该军解散后又隐没起来）。其它许多领袖都被枪决或监禁了。邓中夏和罗登贤（这两人都是1925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于1933年在南京被枪决，他们至死，口中尚高呼口号，示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参阅1933年11月7日、30日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李立三于1937年在陕西延安（共产党新中心）重新出面，他在延安以「孙中山旧友」的资格被介绍为美国《新群众》的作者——参阅1937年10月12日《新群众》。
[36] 〈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37] 〈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见1931年2月2日《真理报》。
[38] 〈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39] 〈1931年6月10日给红军及全党组织的训令〉；〈中央关于紧急任务的决议案〉，见1931年2月7日《布尔什维克》。
[40] 〈李立三对三中全会演说辞〉，见《三中全会资料》第10期。
[41] 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8、28页。
[42] 1933年9月8日、1934年4月20日《国际通讯》；1934年3月13日纽约《新群众》。
[43] 史沫特莱著《中国之红军行进》（1934年纽约出版）第20页。
[44] 参阅梁平（译音）：〈五一与红军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1933年5月1日《斗争》；〈江西党大会的总结〉，（见1933年5月20日《斗争》）；洛甫：〈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见1933年7月5日《斗争》；梁平：〈苏区的现金问题〉（见1933年8月5日《斗争》；毛泽东著〈粉碎第五次团剿与经济建设的任务〉（见1933年11月20日）《红旗》。
[45] 伊罗生编《国民党反动之五年》第129页。
[46] 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9页。
[47] 1932年1月20日上海《中国论坛》。
[48] 1931年8月19日《字林西报》。
[49] 参阅Rajchmann报告附录：《江西若干地方的调查》。
[50] 1931年11月10日《上海晚报》。
[51] 见1933年6月《中央公论》，《今日之革命中国》第40页摘引。
[52] 〈关于紧急任务的决议案〉见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
[53] 〈政治决议案〉见《六大》。
[54] 1929年6月〈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56] 1929年8月〈中央接受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案〉。
[57] 恽代英：〈闽西苏维埃之过去与未来〉，见1930年3月26日《红旗》。
[58] 参阅1930年6月4日《红旗》的苏区代表大会专号；〈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大纲〉，见1930年6月21日《红旗》。
[59] 区芳：〈苏区代表大会的结果〉，见1930年8月30日《我们的话》。
[60] 陈绍禹：〈为什么不组织农业工人的工会呢？〉，见1930年5月17日《红旗》。
[61] 〈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62] 1931年3月8日上海《党的建设》。
[63] 〈湘鄂苏区通讯（1931年8月14日）〉，见1932年3月上海《工农通讯》。
[64] 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见1933年6月5日瑞金《斗争》报。
[65] 毛泽东：〈苏区土地分配之再审查是中心任务〉，见1933年8月31日《红旗》。
[66] 毛泽东：《赤色中国》（1934年伦敦版）第22页。
[67] 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10页。
[68] 1933年5月10日瑞金《斗争》报。
[69] 洛甫：〈五一与劳动法实施之检讨〉，见1933年5月1日《斗争》报。
[70] 〈湘、赣党给中央的报告〉，见1932年3月1日《红旗》。
[71] 1932年3月11日《红旗》；1933年2月4日《斗争》报。
[72] 洛甫：〈五一与劳动法〉。
[73] 洛甫：〈苏维埃政权底下的阶级斗争〉。
[74] 1932年3月11日、7月10日《斗争》报；1933年2月4日《斗争》报；毛泽东：《赤色中国》第20页，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
[75] 1932年3月11日《红旗》。
[76] 〈中华全总常委会关于工会会员问题给苏区工会的信〉，见1932年11月15日。
[77] 邓颖超：〈为增强无产阶级斗争的检讨〉，见1933年2月4日《斗争》报。
[78] 〈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见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
[79] 1933年4月5、25日《斗争》报。
[80] 博古：〈争取党内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文有引证，该文见1933年2月23日《斗争》报。
[81] 洛甫：〈江西的罗明路线〉，见1933年4月15日《斗争》报。
[82] 1933年5月1日《斗争》报。
[83] 1933年8月29日同报。
[84] 罗迈：〈争取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见1933年8月22《斗争》报。
[85] 洛甫：〈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见1933年7月5日《斗争》报。
[86] 周恩来：〈粉碎第五次围剿〉，见1933年8月29日《斗争》报。
[87] 1933年10月21日《斗争》报。
[88] 关于江西封锁的详情，请阅1934年9月2、3、4日天津《大公报》上该报随军（国民党军）特约记者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