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广州公社

　　自从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广东已不经一战的送给军阀了。又自从是年7月北伐军出师，10月省港罢工取消，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该省的全部统治权便落入桂系军阀李济琛的手中。

　　李济琛急不容缓的把整个广东放在他的军部的铁蹄之下。他严峻箝制工会并用铁腕来运用鲍罗廷的强迫仲裁制。他并没有碰到共产党的反抗，他们已减少他们的所有活动，向将军们极力让步「以保持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等待北伐成功」。 [1]当他们等待的时候，北伐果然胜利了，只不过这些胜利归给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结果造成了1927年4月12日的上海事变吧了。

　　李济琛迅速响应蒋介石的发动，于4月15日实行他自己的清党。一切尚享有合法存在的组织均遭捣毁和封闭。2千余人被捕，至少有100个男女（多数是共产党员）被枪决。省港罢工的残余纠察队经过几度剧战之后通通被缴了械，2千余受共产党影响的铁路工人被李济琛的军队驱逐弃职，代之以受最反动的机器工会支配的工人。李济琛既然以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他当然懂得维持工人阶级组织外壳的价值。他夺取它们的机关，把这些机关让给那些称为「工会改组委员会」的流氓走狗。同样的事变也在全省各县市发生。在农村中，农民往往抵抗军队的袭击。但农会终于受摧毁了。

　　共产党现在必须要补偿他们的消极。他们宣布于4月24日举行大罢工，抗议李济琛的进攻工会。这次罢工没有实现。往后几个月，广州和全广东的共产党人普遍被迫到深深的地底下。雇主们向工人发动攻势，结果把他们在省港罢工高潮时期得来的工资、工时及工作状况等方面的每一宗胜利品都剥夺了。著名的广东工人代表会，这个雏形的苏维埃不到一年前还代表20万各业工人，现在也消灭了。有一个非法的「特别委员会」代替它在活动，这个特别委员会由几个从前的代表会执委及少数新选的代表构成。这个委员会号称支配广州的100个工会。6月，它自诩能动员3千工人左右举行示威纪念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 [2]纵使这些自诩是真的，但比之最近的过去却微乎其微了。

　　大多数工人的冷淡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了恐怖主义的情绪。工人共产党员因为无法动员工人起来抵抗资本家的攻势，他们竟作一连串无望的徒劳的企图，用炸弹来吓退李济琛的改组委员会的会员。据黄平说，当时甚至还密谋暗杀李济琛。后来因为安放的炸弹未爆炸，计划遂告失败。 [3]这些绝望的工人和共产党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的办法，共产党尚正式以「赤色恐怖」的美名表彰。

　　有时为了保障革命的胜利品也难免需要到赤色恐怖；到时它就是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府所颁布的审慎手段，藉以对付那些公然反抗或危害政府的敌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很久很久之后，一直等到敌人谋及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生命及开始积极组织反革命的武力，它才对敌人加以严惩。这件事与用个人恐怖主义的方法来对付当权的反动政府的工具，毫无共通之点。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方法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因为这种方法并无补于群众的动员，只有助于他们的瘫痪。在一个革命组织里面，恐怖主义倾向的出现就是这个组织的无能或堕落的可怕征兆。 [㈠]

　　广东共产党人先前曾拿「等待北伐成功」的高见来掩饰他们的消极态度，现在他们又和先前一样，拿「东征」希望来掩饰他们的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连同莫斯科领袖）通通都满以为武汉政府一定就要举行讨伐蒋介石的「东征」。等到武汉不讨蒋，反而投降蒋的时候，又发出这种呼声：「等待叶贺！」至九月末，共产党人预期叶贺军队开抵广州，他们赶忙立定计划，拟举行暴动来响应。后来他守候的救主在潮汕溃败了，暴动的计划便暂时放弃。 [4]

　　在广东，一直等到叶贺失败之后，共产党人才采用「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5]在10月14日那一次有计划的示威里，这个口号才第一次带到街头上。换言之，自国民党政府出卖和无条件取消省港罢工之后已过了一年零四天，蒋介石的3月政变也过了一年半，在这个悠久的岁月中，广州工人已被国民党的军队枪杀，被监禁在国民党监狱中，他们的组织也被国民党的一纸命令剥夺，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才正式准许广州工人高呼：「打倒国民党！」那么，在许多工人看来，用匕首、手枪、小刀或炸弹来对付国民党的工人「领袖」似乎较之共产党的政策更有效果，这还有什么稀奇呢？又大多数广州工人过去曾怀着如是乐观和希望踊跃加入他们的组织，到了现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同等人数又陷于痛苦、失望、愤世嫉俗，脱离了有组织的活动场所，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但是虽然离心力的强烈作用使共产党牢牢地孤守和搁浅在昨天的错误与今天的荒唐幻梦的暗礁之上，在广州尚剩下一小部份工人，他们的斗争意志经过运动的一兴一衰，尚坚固如常。他们就是昨天庞大的群众组织的最优秀战士，少数曾在革命历史中写过辉煌一页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工人赤卫队的残余，及一部急进的、失业的铁路工人。这些工人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曾作过极大的牺牲，他们在广东曾把自觉的政治理解发展到了最高度，国民党最初在南方取得权力时，他们的作用也几乎是决定的。共产党得到这一群受过锻炼的工人，它无异从革命的破船中捞回一份惊人的财宝。经过小心的培养和适当的领导，经过顽强的斗争并凭借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些干部就一定可以重新替共产党打开到领导之路，这条道路现在已给过去的残烬拦断了。但共产党却不懂得「退却的必要」，不能领导广州工人的防御斗争——这是恢复它的影响、威望及领导权的唯一道路——它现在反而准备推使它的最后的无产阶级力量举行绝望的进攻，这种进攻，无论从客观和主观的每一个条件看来，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

　　广州的政权当时分掌在李济琛和张发奎两派敌对力量的手里，他们的火并已迫在眼前。张的政治门面当然由汪精卫来粉饰，他和汪计划举行一次政变，把李赶出广州。上海的共产党中央预知这一政变，遂向广东省组织发出如下的训令：「广东的工农群众只有一条出路……即，利用政变所造成的内战时机，坚决扩大城市和农村的暴动……在军队中鼓动哗变，并在战争期间，迅速联结这些暴动为总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的统治」。 [6]罗佐夫斯基的神气十足像一个医生不留心弄死了一个病人，现在来举行尸体解剖一样。他在一年之后写道：「不错，有剧烈的斗争在张发奎和李济琛中间发展起来，但暴动者应该知道，叛旗一举，反革命阵营中的争执就要立即停止的」。 [7]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应该知道的东西，与罗佐夫斯基辈及其它所有共产国际的宝贝们教给他们的东西之间裂开一条大裂隙，中国革命就是跌入里面毁灭掉的。将军们在互相混战之前将千倍联合起来反对暴动，这件事在1927年12月固然昭著，在革命的所有已往的时期也一样昭著。共产国际从前不懂得这一点，现在也不懂得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新代表的直接训令之下，被迫而走暴动的道路的。这些驻华新代表最先是罗明那兹，后来就是冒险大家汉兹．牛曼（Heinz Neumann,）牛曼现在已抵达广州，给中国共产党以必要的暴动「指导」。

　　张汪政变果然于11月17日举行了，敌对将军们的军队互相对峙备战，战线起自广州40里外并从北江各县伸展到汕头。11月26日，共产党决定立即准备暴动 [8]并于数日后规定12月13日为暴动日期。 [㈡]据汉兹‧牛曼说，共产党领袖「深信一切胜利的条件都具备，成功……是有把握的」。 [9]

　　实际上，照当时的情形看来，纵使广暴胜利，全国也没有余力能够出来支持它。加之以，广州和全广东本身的现存的力量交互关系也不能造成这一胜利。仅仅到了后来，汉兹‧牛曼和罗佐夫斯基辈才承认这是当时的实情。广东的暴动者在他们的计划里寄很大希望于东江海陆丰各县暴动农民的合作，海陆丰距离粤垣150里，五年前，彭湃就在那里抚育了近代的中国农运。彭湃现在拿这个地方做根据地，藉叶贺残部之助，产生了第一个农民「苏维埃」，这种「苏维埃」在随后整个时期内，成了共产党政策的基础。自10月末以来，海陆丰的农民蜂起已引动东江及海南岛两三个县份农民零零碎碎起来斗争。假如拿全国的形势来看，这些农村骚乱的小小中心只是过去的时机的过迟回音而已，这些时机已无可挽回地错失了；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却把这些叛乱中心看成万倍的大。他们认为这些小中心就足以保证全国起来援助他们了。一年多之后，罗明那兹，招认：「我们当时分明把农民暴动的发展夸张太甚」。 [10]

　　当时全省和全国的一般情形姑置勿论，光是拿共产党举行暴动的军事力量与镇压暴动的反动军事力量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结果的可怕预告。陈绍禹 [㈢]搜集参加暴动者的直接报告，发现「统治阶级驻守广州的武装力量超过暴动者的力量五六倍」。 [11]陈绍禹又综合共产党军长叶挺，「A同志」（大概是牛曼）和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方面的报告，估计革命派的军火，其最高数字如下：「手枪和自动手枪最多30枝，手榴弹最多200只，工人手上的步枪最多50枝，兵士手上的步枪最多1600枝」。 [12]牛曼的报告说工人赤卫队只有29枝毛瑟枪，及200个左右的手榴弹——没有一枝步枪。 [13]暴动指挥的唯一军队就是教导团，由未受职的军官和从前的黄埔学生构成，内中共产党员约占200人。 [14]参加暴动者的有真正数目，据叶挺说有4200人，内中教导团占1200人，赤卫队及其它占3000人。「A同志」估计只有2000人，加上教导团总共只有3200人。 [15]

　　据叶挺说，广州市当局有7000武备优良的队伍可供调遣。内有5000士兵，1000警察和受反动的机器工会支配的1000流氓。士兵包含步兵、机关枪手和炮兵等部队。他们总共保有5千余枝步枪、大量机关枪、35尊小型迫击炮和大炮。 [16]这还只是市内的军力，在江上尚有几艘中外炮舰。在市郊尚大约有4团兵驻守着，又在二三日路程外，尚有张发奎和李济琛的联合军队，总数不下5万人，武备优良，训练亦好。在这些军队中，共产党的影响没有存在，甚至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牛曼也承认：「广大的兵士群众完全不理睬共产党的口号……」。 [17]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并没有做一番准备工作，使敌人的军队瓦解……」这件事「预先决定了暴动的结果」。 [18]牛曼在他事后的报告里，承认众寡悬殊。「但假如人们考虑到」，他可怜地补充说，「资产阶级的军队的四面八方被革命的激荡包围着，上级机关在政治上不能依赖这些军队，人们就可以说，广州的军事力量是势均力敌的」。这就是牛曼自己解脱的唯一企图。他报告的其余部份都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19]

　　「革命的激荡」大到这样程度，共产党竟不敢号召一个总罢工。当牛曼和共产党的委员会考虑暴动的战略时，他们偶尔也想及号召这一罢工，但后来这个念头放弃了，据牛曼说，「因为在革命委员会看来，假如他们乘敌人无备，突然夜袭弄不成功，则胜利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了」。 [20]黄平是革命委员会之一员，他记载道，委员会「一致」决定举行暴动而不举行罢工。 [21]本来共产党于10月23日曾作最后的尝试，想号召工人出厂罢工，结果失败了，因为张发奎采取迅速和野蛮的手段把罢工的所有准备工作都破坏了。大约一星期之后，汪精卫又对共产党影响的残余力量施行进一步的打击，他迫逐省港罢工纠察队离开他们尚在市郊据有的公共宿舍。汪精卫，这位共产国际晚近的伟大同盟者，实现了一件连当时的军阀也畏缩不敢为的任务。纠察队被驱散了。只有500人左右尚留在共产党手中。 [㈣]经过这些经验之后，共产党领导机关连想也不想起罢工这两个字了。他们唯有暴动。「共产党不能组织罢工。他们不能停止全市的经济生活。他们不能吸引工厂和作坊的无产者加入（革命）运动……等到枪炮的吼叫声已传到耳鼓，巷战已在进行，工人群众才知道暴动发生……（群众们）把这次暴动看为一件突然的、偶发的事情」。 [22]

　　同时，同等「突然的」，看起来似乎「偶发的」就是「苏维埃」的出现，它的名字现在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了。暴动之前四天，在一个秘密会议里选举出15个人，其中9个人代表受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工人小团体，3个代表教导团，其余3个则假定是代表广东农民的。 [23]这15个人便组成「广州工农兵代表会」！他们决议等到夺取政权之后，这个「苏维埃」就扩大为300个委员。

　　每一种革命的观念都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的领导机关歪曲的，苏维埃的观念也一样被截切得不辨本来面目。什么叫做苏维埃？首先，它就是一个选举的工农兵代表团体，这个团体以劳苦大众各部分的最广泛的选举为基础。它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表现。是在惊心动魄的革命蜂起的时候产生的。它脱胎于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及其它地方团体，它一度产生之后，便把那些尚未受任何政党影响的叛乱群众的广大部分，吸入革命运动的轨道中。它的价值就在这一点：它有机地从群众运动本身生长并成了直接表现群众意志的特别政权。群众在苏维埃内受政治训练，而由于各个时期的冲突增高，这种政治训练也被千倍的加速了。在苏维埃内，他们从革命浪潮高涨以至夺取政权，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得到指导和训练。苏维埃组织和完成了暴动之后，它就成了新兴革命政权的机关了。这种苏维埃的概念是经过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形成和试验过的。它现在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消失了。斯大林并不把苏维埃视为革命斗争整个过程连带产生的机关，他认为它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夜才能产生的机关。这种歪曲苏维埃的性质和作用的见解在广州得到其适切的奇怪表现。 [24]

　　即使我们暂时假定广州暴动是在群众运动高涨，要求夺取政权（这在当时也不是很远的事情）的时候计划的，但仓卒推选一个苏维埃也是不可能的，甚至还是不必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中，先前群众运动的生长如果不是已经采取苏维埃的形式的话，它一定已发展另一种同样合适的组织，能够准备群众和领导他们去夺取政权。在广州，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即没有高涨的群众运动，也没有产生一个选举的苏维埃的根据——至于另外任何种组织都不是什么苏维埃。

　　托洛茨基并不是完全不熟习那种现象的，他写道：「产生一个选举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件易事。群众必须从经验中知道什么叫做苏维埃，他们必须了解它的形式，他们又必须在过去曾学会一点东西，使自己熟习于选举的苏维埃组织。关于这一点，在中国连影子也没有，因为正当苏维埃的口号应该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人们却宣布这一口号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但是当他们手忙脚乱指定暴动日期，藉以跳过他们自己的失败之时，他们同时又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假如这个错误不加以彻底暴露，苏维埃的口号就能够变为革命的一条绞索的……

　　「苏维埃的任务不仅是号召暴动或实行暴动，而且还是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暴动……群众在行动时必须知道和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了解它是为斗争，为抵抗，为自卫，为进攻而集合的力量。他们不是从一天的行动，也不是一般的从任何单一的行动，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经验中才能够知道和了解这一点……与此相反，不肖门徒们已把苏维埃改变为一种组织检阅的制服，党在临近夺取政权时简单的把它穿在无产阶级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又发觉苏维埃不能为武装暴动的直接目的，于24小时内下令草率成立。像这样的试验必不可免要带着一种虚构的性质，而苏维埃制度之外表的仪式却揭破了夺取政权的最必要的条件之阙如，这就是广州的情形，在这个地方，人们简单的指定一个苏维埃奉行仪式……仓促产生来奉行仪式的苏维埃只是冒险盲动的假装吧了」。 [25]

　　剧场是建筑来排演悲剧的。共产党碰到全国群众的冷谈，它阴谋在广州造成一个暴动。指定15人的「苏维埃」来掌握明天的政权，这件「琐事」也是热狂的准备工作之一。压倒的优越力量准备毁灭他们。大多数广州工人没有丝毫怀疑他们将要遭遇什么。只有行将应召而起的工人和士兵的无比的英雄主义来抗拒这种力量。

　　在最后一刻钟，全盘计划几乎失败了。 [26]当其时，汪精卫已赴沪和蒋介石开一个政治会议。据黄平说，他在沪侦知共产党的计划并电广州张发奎，促其注意。张马上打电话给他的主要助手黄琪翔（旧铁军的不可一世的「革命英雄」之一），嘱他从前线赶回并调遣充足的军队来增援广州驻军。黄于12月10日晨抵广州市，他后面带着一枝军队，数小时才走完。这些发展并没有使谋乱者停足不前。革命委员会从这些发展中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赶快暴动，原来规定的日子是13日，现在又改为11日。

　　10日晚上7时，赤卫队开始在他们的指定地点集合。命令火速传达于教导团各营，为时不过数分钟，万事已定了。在那天晚上，事情又几乎弄失败。当局已起了提防心。大量警察巡逻队和铁甲车拥塞街上。在一切重要交通路口，行人均遭搜查。傍晚，赤卫队的集中地点，有一个真正发现了。90个赤卫队被捕并搜去60只手榴弹。暴动者一时踌躇起来，但现在翻改事已太迟了。他们遂向赤卫队下令如事泄则拒捕。计划现在必须实现，管它发生什么后果。

　　往后数小时，全市均沈寂如故。午夜，多数警察巡逻队都放心离开街头。早晨3时30分，沉默终于被城北角的枪声冲破了。教导团已起事。团长和几个军官被逮捕和枪杀。教导团士兵爬上预备好的汽车，每一队或两队分成一组，分头疾驶入市，趋向选择好的攻击地点。同时赤卫队也参加行动了。

　　最先的闪电袭击几乎完全成功。在城内几个地点，敌军均被缴械或经过短促的剧战之后驱散了。有大量的步枪供给暴动者的需要。在市中心区，工人和教导团士兵的联合武装猛袭而且迅速占领公安局及位于同街对过的警备团部。在张发奎军部及李济琛的堡垒似的公馆中，机关枪的可怕扫射迫退袭击者，使不得越雷池一步。黎明，全市大部分已在暴动者手中，但这几个地点尚负隅顽抗，继续战到翌日。

　　12月11日晨6时，广州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公安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充当事实上的广州政府，行使职权。当时只有13人出来成立「苏维埃」。有两个当选的农民代表没有及时赶到参加。政府干的第一宗事就是释放1千多政治犯，他们多数立即加入暴动。从敌人方面夺得武器立即发散出去。「苏维埃政府」第一批命令颁布时，市内尚响着炮声。

　　革命政府的宣言数日前已印好，但这些宣言尚未出店，而承印该项宣言的印刷店却恰处于炮火在线，无法抵达。于是由占领区的印刷店赶紧印出新传单。汽车被征发了。青年宣传员驾着它们在广州工人中散发新印好的传单，让他们晓得革命终于发生，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终于被苏维埃的红旗代替了。宣言号召没收大资产阶级、银行、钱庄的财产。富人的房屋改为工人寄宿舍。没收当铺，将质物无价发还原主。「我们的所有烈士都为此而斗争及捐躯。我们必须继续他们的奋斗」。今天的斗争只不过增加殉难者的名字罢了！

　　广州公社的政纲宣布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大工业、交通事业和银行国有化，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全国组织。它又宣布土地归国有，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烧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田界，各村各区成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和分配富人的财产，救济城市贫民。当铺和高利贷者的债务均下令取消，而强迫劳苦群众负担的苛捐杂税亦宣布废除。此外尚向劳苦大众宣布武装工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及组织和罢工之权利。

　　拿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政策已往的整个方向来看，广州公社的政纲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不可能的。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官式公式，这次革命的结果不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产生「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民主专政」又模糊的假定为完成革命的民主任务及替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的过渡政制，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到来却是遥遥无期的。托洛茨基认为民主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因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没有社会主义性的手段（侵犯资产阶级财产的手段）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屡屡被人骂为想「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制定政纲时，他们迫得要公布托洛茨基描写为「比之10月革命开始实行的更急进的手段」。托洛茨基问：「如果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则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又是什么样的革命呢？」 [27]

　　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在广州找到答案。广州公社中人还没有觉悟到他们已如何接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大罪，他们除公布他们的政纲之外已来不及干别的什么事情了。12月11日中晨，国民党的军队已开始反攻。在六个营寨中，工人和士兵已绝望地设法击退那些每小时愈来愈烈的反攻。广州工人群众仍是消极的旁观者。在他们看来，这次暴动是「一件突然的、偶发的事情」。他们自知与这一小群人不同，这些人正在他们眼前表演勇壮的奇迹。他们根本想不到在公安局发施号令的「苏维埃」就是他们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在这些紧张绝望的钟点内，有谁甚至来着手唤醒他们，吸引他们加入斗争的工作呢？「……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和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多数加入赤卫队。……他们都在军营中。没有一个去做动员群众的工作」。 [28]

　　广州大多数工人和手工业者站在斗争外面。没有总同盟罢工的号召。只有少数汽车夫、印刷工人、人力车夫及其它若干工人踊跃抛开工作，拿起枪来。 [29]铁路工人和内河水手尚继续上工。他们运输军队来镇压暴动。他们帮助国民党的官员逃离该市。

　　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才赶到，握军队总司令之权，他后来报告道：「群众没有参加暴动。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店员也没有表示拥护我们的意思……多数兵士经他们缴械之后便在市内逃散。暴动没有顾及三大铁路在线铁路工人的困境。反动派尚能利用粤汉路……电灯厂工人断绝电火供给，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员通通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敢加入作战……内河海员竟可耻的替白党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渡江，而我们则连几个搭船的地点还无从侦知。广九及粤汉两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讯及输送他们的军队。农民没有帮我们破坏公路，也没有设法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工人没有对暴动表示半点同情」。 [30]

　　牛曼对这次失败负更直接责任，他说他觉得叶挺估计这次暴动中群众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整个说来，却和他的意见一致」。他自己的报告也无可隐瞒的反映同样的事实。「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给这个新政权以充分积极的支持……铁路工人、市政工人、香港海员及其它工人都没有停工……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采取观望态度……在暴动的时候，在广州附近各县的农民中没有重大的革命运动……（海陆丰和海南岛的）农民完全陷于孤立；不能希望他们有所接济。广州暴动得不到中国其它省份无产阶级群众或革命农民的任何干涉来支持……」。 [31]

　　因为公社突然出现。有少数或许数千广州工人满怀希望的起来行动，这件事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充其量他们仍只是可怜的少数。邓中夏说：「不错，不是全体广州工人参加……但有些人说只有5000人参加。这是……造谣。确实有2万余人参加」。即使是这样，邓中夏也想了一下再说道：「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说，它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广大的。例如，国民党叛变之前，在共产党的工人代表会底下有20万工人左右」。 [32]

　　这是不到两年以前的情形。广州和全广东的工农曾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和他们自己的力量，使旧军阀的军队瘫痪，使大英帝国的香港死气沉沉，而且使全省得以统一，国民政府得以成立——可惜只的是替国民党，替资产阶级服了务罢了。但是在当时，主张工人暴动，主张扩大雏形的苏维埃（工人代表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包容几千百万群众的热望和冲动的广大民主机关，这种思想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亵渎，只有在托洛茨基的心中才能生得出。今天，拿邓中夏的数字来说，他们的组织力量已缩减到从前的十分之一弱，革命也到处冰消瓦解，反动到处奏凯，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才在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之下举行暴动——只可惜群众已不复跟他们走了。才不过两年之前，共产党人曾彷佛从千里镜的大镜头窥见他们的力量非常微小和无能，实际上它们却是难于置信的强大。今天，他们又从小镜头窥见它们放大到无数倍。他们从没有看清他们的力量的真实程度。成千成万曾一度跟随他们的人现在都走掉了，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希望已完结了。

　　几队青年宣传员从政府各机关走出来，用口头和传单传布一个消息，称一个广大的群众大会将于12月11日中午举行。到了指定的时候，只有300人出席。 [33]领袖们忍着满肚子气恼，称之为「代表会议」。甚至连全体政府人员及党领袖的联席会议，连续指定两次时间都开不成功。这些人不是在军营里，就是不能来。当晚又决定原定的群众大会于翌日（12月12日）中午在太平戏院前召集。关于这次会议，黄平（他被举为苏维埃的「外交委员」）没有提到一句话。邓中夏（另一参加者）说没有召集成功。 [34]陈绍禹（他好在当时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说1万工人参加会议，批准苏维埃的法令。 [35]纵使陈绍禹所说是真的，1万工人集拢起来倾听苏维埃寥寥几个人的演讲，只能是两年前五一节的回忆的一种痛苦的诠释而已，当时有这个数目20倍多的群众游行广州市，表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根据这次群众大会的议事日程看来，相信15人组织的苏维埃的职权已得到承认，它的手段的法令也得到批准，且扩大苏维埃为300人的提案也通过。究竟这些措施有否实现并没有明文纪录。但事变迅速把这一点弄成无关重要，因为12月12日下午军队正云集袭击广州市，一场血战已发生，工人和兵士赖着步枪、竹剑和戈矛，在杀人如麻的机关枪和轻炮的炮火之下，固守他们的阵地。

　　正当作战的时候，在中心市区发生几次火灾。当然人们都骂是共产党放的火。实际上几次大火（中央银行及邻近建筑物也烧毁了一部分）都可直接追源于珠江方面对市内的炮轰，因为当时珠江上的中英日三国炮舰正合力剿灭苏维埃。它们实行干起来，掩护张发奎军部的防守，又用沉重的炮火，掩护军队渡江，这些军队现在正大队赶来重夺广州。炮弹轰着火药库，引起大火，把邻近所有马路都烧着了。 [36]而且，市内的作奸犯科之徒，已利用暴动干他们自己的勾当。「土匪乘机焚掠」。 [37]当李福林的军队一到，两艘中国炮舰向市内连珠炮轰，结果，据北京《益世报》说，在十处引起大火。 [38]

　　敌军从三方面会攻广州苏维埃，张发奎、黄琪翔和李福林由驻泊江上的一艘炮舰掩护作战。薛岳也是调军来镇压苏维埃的军长之一，他在九个月之前还想把他全师军队献给共产党去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哩。从西江，从北面的公益，从东面的黄埔和河南，不下45000兵士卷入作战。在市内，成千武备优良的土匪已干起来。赤卫队的主力部队驻守在长堤的沙包后面。它受对岸的军队、炮舰和后方机器工会的流氓袭击。苏维埃在人民中已陷于如是孤立，以致几支敌军登陆，冲到革命委员会机关150码之内才察觉。 [39]但他们仍死守至13日晨10时。经过一场流血的肉搏战之后，工人们被迫退出他们的沙包营垒。他们从一条街退到一条街，且战且走。有些领袖纠合一部分教导团和赤卫队——牛曼说他们总共有1500人——逃出敌军的警备线，离开广州，径赴海陆丰去了。 [40]正午，苏维埃的残军在公安局（即「苏维埃」匆促柄政的所在）作最后的挣扎。此处自四面被围之后，最后一批赤卫队作了两小时的殊死战。防守者仅有纯洁的头脑及勇气来抵敌进攻者所享有的武装上与数量上莫大优势。黄慕松的黄埔军五次冲袭工人防线，每次都被击退。午后不久，红旗终于从公安局上扯下来了。

　　苏维埃昨天才成立，今天已塌台了。在它的最后数小时间，只有几队工人的绝望的英雄主义而已。这些工人以10人、30人、50人为一队，死守至子弹已尽或被进攻者击倒和杀死才罢休。12月13日下午，广州苏维埃的最后一批保卫者已被肃清。

　　资产阶级作者不寒而栗的，指12月11至13日的广州事变为「恐怖的三日」。苏维埃在它短促的存在期间，只杀死了它的敌人210人，监禁了71人。 [41]一位中国资产阶级访员统计在苏维埃政府之下遇害者的总数为600人，内中包括苏维埃抵御国民党的反攻而杀死的人。还没有等到中国的加利法（Gallifet）于12月13日晚动手干之前，恐怖状态已开始了。李济琛、张发奎和黄琪翔放纵他们的军队在市内为所欲为。真正的战事久已结束之后，街上响着刽子手的卜卜枪声，血流成河，工人的死尸累累堆栈。

　　大公报一位访员瞧见女共产党人「被浸透煤油的棉被裹着活烧」。 [43]军队一发现女人剪了头发，便视为过激主义的无误的证据，把她捉起来。几百个年青女子或遭枪毙，或经过难以形容的侮辱之后被弄死。 [44]一位身历其境的访员发出电报道：「工农暴动压平之后，广州宛如地狱……未经清除的尸体沿路堆积」。 [45]北京《顺天时报》的一位访员大胆跑出街上。「我在巷口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工人的尸体仰卧着。它满身溅污。头上有一条红巾。额头和右颊已被枪弹打去。苍蝇云集死尸上。……在断坦残壁后面，靠树撑着，在马路上边躺着，在江面上飘浮着，到处尽是死人……各马路到处都是被杀的男女尸体……血流成河……地上污染着赤黑色凝块，涂满脑浆和肠脏。石头、竹剑和木枪尚散置街上……死尸僵卧在血泊中，臭气熏天……在公园里，我瞧见三辆货车高高堆满尸体。在右面树丛里有10个死尸，似乎是刚刚枪毙的……有痛苦的呻吟声，而远处枪毙似乎仍在进行」。 [46]上海某报编辑在一帧广州马路死尸的照片下面题着：「死尸积聚如柴堆，由卡车装去公共坟场埋葬」。 [47]革命委员会首脑张太雷的尸体及五个俄人的尸体也杂在其中，前者于12日战死，后者则于15日李福林军队攻袭苏联领事馆时被枪杀。多数领袖均设法逃走。据叶挺说，汉兹．牛曼是头一批逃命者之一。他们让广州无产阶级的精华奇形怪状地飘散在广州街道上，走掉了。这次牺牲了5700人。

　　国民党「革命的将军」是残酷的屠夫，这早已是一件既成事实了。谁是这次广州罪恶的真凶呢？无名死者的公坟尚未盖土，广州共产党人已烦言啧啧，谴责广东省委应负此次屠杀的责任。 [48]但这些烦言旋即平静，因为难道省委是独行己是的吗？它不是服从中央的指导吗？而中央又不是服从斯大林的指导吗？拒绝暴动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直接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广州的惊人罪恶当然要加以辩解，为的是再度保持永远正确的领导的神话。最先赶忙做这件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它1928年1月3日通过一决议案，题为〈广州暴动之意义和教训〉，它在这个决议案里明白宣称：

　　「只有懦怯的机会主义者才能称这次暴动为幼稚行为、盲动、军事阴谋。这种机会主义不存在于共产党的广州支部或中央委员中。12月中的广州暴动是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及客观情势不可避免的结果。工人阶级除直接起来夺取革命政权之外别无出路」。 [49]

　　这个决议案继续指出暴动是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追忆道：武汉政府塌台这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中央八七会议均认为中国已有了直接革命形势。这个分析完全与事实相符」。 [50]南昌暴动、叶贺南征及秋收暴动的失败当然不是由于误解局势或暴动政策的错误，而是由于「领导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由11月全会纠正了。全会又已正确的指出：「革命力量不仅没有消灭，而且在不断的增长」，暴动问题尚是「议事日程上的直接问题」。因此，远在12月，「（在广州）已具备了无产阶级暴动的一切条件」。在这个时机，延迟暴动就一定「引起极厉害的白色恐怖」。暴动失败及直接致令几千工人遭受无必要的屠杀，这又仅仅是由于一连串不相干的「错误」如「准备工作不够」等。于是结论又是这一套：「中国的一般形势尚是一个直接的革命形势」，「广州暴动后，中国资本主义稳定的前途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无限的缩小了」。因此：「暴动问题……及苏维埃政权问题是实际的、当前的问题」。末了号召全党「加紧」组织新暴动。 [51]

　　一个月之后，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采取同样的立场，拿泛泛的「盲动主义倾向」的警告来掩饰。广州暴动不是盲动而是「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它只是吃了「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的亏，在这些错误中有准备不够，「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等，对于这些，「N同志等」应负责。「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 [52]共产国际决议案的作者懦怯地企图躲在广州工人的英雄主义后面，希望藉此掩盖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现在也承认，它们已「招致工农最沉重的失败……招致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干部的消灭」。同时，他们又重新号召新的牺牲来辩护官式的路线。他们又「预见」「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异常迫近，这一高潮向共产党提出「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的实际任务，因为只有暴动，只有推翻现存的政权，才能解决革命的种种任务」。反对「盲动主义」的忠告就是避免孤立行动的训戒。「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 [53]1928年2月7日，斯大林的《真理报》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武装暴动。中国的整个局势说明这是正确的路线……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日常及广泛的小心准备的工作」。 [54]

　　在往后五个月间，这种政策引导共产党人走上零碎的冒险，连续遭逢失败，把自己的残余力量也加以毁灭。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1928年7、8月开催。事实已终于使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战术大家恍然大悟，所谓1928年8月以来已存在的「直接革命形势」原来却是一个不幸的虚构。但这并非表示莫斯科指示而后来造成无数失败的暴动「基本路线」现在可以视为错误，视为更清楚的证据：证明冒险主义时期乃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天然反动，而加以排斥。它只是表示：一个新的辩解的公式必须寻出。他们突然「发现」广州暴动不是立即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先声，不是革命不断「高涨的浪潮」的最高点，而是结束武汉塌台后革命退潮的退兵时一战。

　　「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党员的最大政治错误……就是：在广州暴动失败已经过几个月之后，他们尚以为这次暴动是泛滥全中国的新的、更高的革命浪潮的直接起点，因此，他们主张直接组织武装暴动」。这是谁讲的话？当然是中国革命的「不断上升」理论的作者，罗明那兹喽。 [55]

　　承认这一「最大的政治错误」，不能就要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方面承认任何「错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行将开幕之前，举行于莫斯科郊外，它郑重宣告「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都没有盲动主义的性质」。广州苏维埃是「保护革命胜利品（！）的必要的（？）英勇的企图……但客观上」，注意：这是一个新的公式：「广州暴动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一战」。 [56]

　　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殖民地提纲说，武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已「改正它的路线」——即是说，它采取暴动的道路——「但革命浪潮已低落」。呵！「从前机会主义领导机关犯了许多巨大错误，现在则恰恰相反，在各地暴露了极有害的盲动主义错误」。 [57]但在革命低潮时期「正确的」暴动政策除了造成「有害的盲动政策」之外，又怎能造成别的结果呢？如果盲动主义不是立意在预先注定失败的情形中举行暴动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既没有提起也得不到答复，因为共产国际自身曾下令转向暴动，而且共产国际是永无错误的。现在只能以随便的态度，彷佛谁也没有持过异议似的承认这一点：「革命浪潮已低落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只是「挽救革命失败的企图」。广州暴动是「将近消退」的革命浪潮的「最后的有力的冲击」。 [58]

　　这种临时更变称呼只是可怜地遮掩极度的破产罢了。当中国共产党走暴动的道路和刈取自己的秋收的时候，它以为走这条路是去夺取革命的政权的。没有一个人谈及「保护革命的胜利品」。也没有什么胜利品。只有失败待克服。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过迟了。

　　当莫斯科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认为武汉失败后，革命退潮的开始，应举行防御的退守时，但他们却被骂为「取消」中国革命。现在，当共产国际对局势的错误估计直接造成连续新的和悲惨的失败已经过了一年之后，第六次大会才临时提到：武汉失败后，革命浪潮确乎「低落」「行将消退」了。1927年8月的所谓「取消主义」直到1928年8月，当事变久已把5700具广州无产阶级的尸体放在克里姆林宫门口之后，才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败军之将明明知道有一条退路摆在眼前，他尚把的他的残军迫入陷阱并在一场「退兵战」中葬送他们，这算是什么将军？他不是盲目就是无知。共产国际的「革命」将军则两者兼备。

[1]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8页。
[2] 黄平著〈广州公社及其准备〉，见1930年上海出版之《广州公社》（文集）第77、80页。
[3] 前揭书第77页。
[㈠] 安德华．马尔劳在他的两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征服者》和《人之命运》）里，描写中国的青年恐怖主义者因为共产党缺乏革命政策，追得去使用炸弹和手枪。他们讲述他们中有一个于上海4月政变之前夜，谋炸蒋介石。
[4] A. Neuberg（汉兹．牛曼之假名）著《武装暴动》第108页；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8页。
[5] 邓中夏：〈广州公社与共产党的策略〉。见《广州公社》第43页。
[6] 前揭书第39页。
[7] 罗佐夫斯基：〈广州公社的教训〉，见《广州公社》第139页。
[8] Neuberg 著《武装暴动》第110页。
[㈡] 广暴来得特别「凑巧」，它竟和联共15次大会同时举行，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里完全打败反对派并实行全体开除党的左翼。托洛茨基曾写道：「这次暴动恰合其时的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以掩盖俄国反对派肉体上的消灭」。——《中国革命问题集》第391－2页。参阅维多‧绥奇的《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年，巴黎出版），第31页；维多‧绥奇的《20年后之俄国》（1937年，纽约出版），第160页；波利斯‧苏瓦林的《斯大林传》（1935年，巴黎出版），第434页。有一小群国民党左派的亡命客（包括孙夫人、陈友仁、邓演达等）当时适在莫斯科，他们后来告诉本书作者说，他们也有理由相信广州事变是故意迫成，以便在第15次大会中造出必需的「空气」的」。
[9] 前揭书。
[10] 罗明那兹：〈广州公社周年纪念〉，见《广州公社》第205页。
[㈢] 后来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抗战后又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
[11] 陈绍禹：〈广州暴动的经过〉，见《广州公社》第139页。
[12] 前揭书第142页。
[13] Neuberg 著《武装暴动》第114页。
[14] 《广州公社》第85页，黄平一文。
[15] 《广州公社》第142页，陈绍禹一文，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2页。
[16] 《广州公社》第142页陈绍禹一文。
[17] 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24页。
[18] 《广州公社》第5页，罗佐夫斯基一文。
[19] 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3页。
[20] 前揭书第115页。
[21] 《广州公社》第89页黄平一文。
[㈣] 牛曼说只有300人。
[22] 《广州公社》第6页罗佐夫斯基一文。
[23] 《广州公社》第89—90页黄平一文，牛曼说「苏维埃」由16人成立，参阅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1页。
[24] 参阅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51—7、203—6页；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201—12页；〈工人代表苏维埃何时，又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应成立〉，见《共产国际提纲与章程》（第二次大会）第62—5页；关于斯大林的「苏维埃」学说，又请阅本书311页注。
[25] 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201—6页。
[26] 往后关于12月11—13日事变的叙述均参照《广州公社》一书内各篇文章缕述的详情及汉兹‧牛曼在《武装暴动》内的记载。
[27] 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28页以下。
[28] 《广州公社》第55页邓中夏一文。
[29] Neuberg 著《武装暴动》第118页。
[30] 〈叶挺关于广暴的报告〉，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23—6页有引证。
[31] Neuberg着前揭书第118、124—5页。
[32] 《广州公社》第50—1页邓中夏一文。
[33] 前揭书第52页。
[34] 前揭书。
[35] 《广州公社》第146页，陈绍禹一文。
[36] 1927年12月14日《北京晨报》。
[37] 1927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
[38] 1927年12月14日北京《益世报》。
[39] Neuberg 著《武装暴动》第118页。
[40] 前揭书第119页。
[41] 《广州公社》第158页以下，陈绍禹一文。
[42] 1927年12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
[43] 1927年12月17日《大公报》。
[44] 1927年12月19日同报。
[45] 1927年12月18日《北京晨报》。
[46] 《广州公社》，陈绍禹一文摘引。
[47] 1927年12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关于照片，请阅《国民党反动之五年》。
[48] 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52页。
[49] 前揭书附录，第247页。
[50] 前揭书第232页。
[51] 前揭书第246页以下。
[52] 〈中国问题决议〉，见《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之决议案》第52—4页。
[53] 前揭书第48—51页；参阅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16—31、293—5页，又参阅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86—212页。
[54] 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94页引证。
[55] 《广州公社》第294页，罗明那兹一文。
[5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决议案》（1928年上海印行）第31页。
[57] 〈殖民地之革命运动〉，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之提纲》，1929年纽约印行，第39—40页。
[58] 同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