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秋收暴动

　　武汉政府的塌台完成了反革命的胜利。从广州到南京，从大海到湖南的山岳，将军们都大权在握。他们彼此已在混战，但他们却共同对群众运动，对群众的组织和领袖发动无情的歼灭战。

　　当时有一个报告说：「底下就是镇压的事实。四个月来，在蒋介石统治的地盘内已进行有系统的屠杀。结果，江、浙、闽、粤等省的民众组织均受摧残，而在这数省内，国民党的党部、工会、农会和妇女协会均由强有力的、有决断的机关变为驯服无骨头的团体，它们被『改组』得那样彻底，它们将执行它们的反动主人的意旨。

　　「在过去三个月间，反动势力已从长江下游扩展开去，直到如今，它已成了所谓国民革命军治下的支配力量。唐生智已亲自证明：他做一个作战军队的司令官，还不如做一个刽子手队的司令官那样起劲。在湖南，他属下的将领执行的清『共』连蒋介石也几乎无法骈比。枪毙和斩首的寻常办法已辅以酷刑拷打和残害身体的方法，这些方法充满了黑暗时代与宗教裁判的恐怖气味。这些结果已令人难忘。湖南的农会和工会恐怕在全国是组织得最好的了，但现在已完全被摧毁。领袖们幸免于火油活烧、活埋、铁线慢慢绞死，及其它惨不忍书的死法者均已离乡弃井，否则小心潜匿起来，令人不易发现他们……」 [1]

　　泛太平洋工会秘书报告：「工会领袖和组织者被处决的数目一天一天的多起来。简直没有一天不处决几个工人和工会份子的……群众运动一时受了摧残。一切工人团体和农会均被『改组』，所谓『改组』也者就是说，它们先遭解散和破坏，然后，它们残存的躯壳便受军阀的若干特派员驱策。九江和武汉一样，在那里，所有工会组织均已解散，许多工会领袖均遭枪决……军队已占领大多数工会会所且已掠劫破坏会产及工会的文件和最有价值的档案……武汉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不久之前在广州所发生的事情的精确的重演（李济琛先是破坏工会和农民团体，然后才加以『改组』）也是蒋介石政府在上海所干的事情的重演」。 [2]

　　群众运动的失败不能仅仅以其物力毁灭的程度来测量。工农不仅仅已降伏于一个较强梁的敌人之前。他们还被他们自己的领袖来砍头，人们平日教他们视为他们自己的革命的先知先觉的人和团体，现在却来砍他们的头。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颓丧，无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1927年下半年，上海及其它几个城市的工人尚有力量罢工，企图把先几年获得的迅速消失的胜利品，至少保持一部分。在这些零碎的、无组织的防卫战中，工人很快就被反革命打败了。群众退出了政治舞台。反革命的野蛮的、而且在他们看来又完全是出乎意外的进攻迫使他们陷于消极。他们脱离他们的支离破碎的组织。工会的会员大大减少。早在7月，当恐怖的第一次打击才来到之时，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就说：「需要一个极长久的时期和莫大的力量来补偿损失，并使工会能够恢复它们的正常机能」。 [3]农会曾有过几及1000万的会员，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到山上落草的零碎暴动队伍尚在困扰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兵。在城市里，工人成千成万的脱离共产党。1927年4月，它尚是一个保有6万党员左右的组织，其中53.8%是工人。 [4]一年之内，这个百分率跌减到了五分之四，一个正式报告也承认党「在产业工人中没有一个健全的支部」 [5]工人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惩罚这个致令他们失败的党。假如共产党懂得如何去估计这次悲惨失败的原因，并根据这一估计，重新集合它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里去领导他们的防御斗争，它一定可以博回他们的信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党从来没有懂得如何和何时进攻，它也从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们从那时迄今日也从未回到它的队伍里。

　　列宁援引俄国1905年的革命，写道：经过了一次严重的失败之后，「革命的政党必须继续学习。从前他们学习进攻，现在他们必须懂得如何最良好地退却的知识，以补充他们的进攻的知识。他们须懂得——革命的阶级已在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中懂得了——如果不学会如何进攻和如何正确地退却，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打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党最退得旗帜不紊，其『军队』之丧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颓丧最轻，大规模地，有效而果毅地恢复其工作的能力也最大。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如此，就在它能够无情地揭破并驱逐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退却之必要与怎样退却；他们不愿了解在最反动的议会中，在最反动的工会……和类似的组织中学习公开工作是他们的义务」。 [6]

　　1905年俄国工人之失败，就是因为沙皇的力量尚足以抵抗，而革命的力量则太过薄弱，不足以驱逐他。1927年中国革命之蒙受沉重的失败，并非因为工农缺乏力量和才能取得胜利，而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领袖无法领导他们取得他们随手可得的胜利。在俄国，工人已晓得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中国，工农恰好就受他们诚心服从的人们来摧残。布尔什维克党失败之后尚能保存实力。中国共产党失败之后，实力丧亡过半，溃散和颓丧。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中国1927年的结果较之俄国1905年的结果千倍悲惨了。

　　在列宁底下，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实际政治的科学，这犹如航海家指引他的船只赴某海港时应用罗盘针和六分仪一样。马克思主义因为暴露社会进程的内在规律，它给了革命的领导以事先确定其方针的手段，这种方针不仅完全配合客观形势的要求，而且还希望改变这个客观形势俾有利于无产阶级。这种方法与庸俗的经验主义正相反，盖庸俗的经验主义跟着事变的尾巴，无舵飘流，陷于急流的漩涡中而束手无策。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导之下，布尔什维克党给了全世界一个最完满的证明，证明一个自觉的革命领导能够积极干涉事变的行程，使那些起来行动的广大民众的愿望得到定形和方向。继承他们两个的官僚层不复给无产阶级的愿望以自觉的表现。它反而替别的阶级开辟一个途径来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且时而受这一阶级的压迫，时而受另一阶级的压迫，摇摆于各阶级间。它因为主要是受了维持和增进其本身威望和权力的欲望所支配，故「实用主义式地」，亦即经验地往前走。当它的错误造成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它便从悬崖的边际，急剧退缩，慌乱地冲到相反的方向去，在这个方向中，照例有另一个悬崖在等着它。

　　在这件事也像在其它许多事情中一样，斯大林成了官僚中派的化身，这个中派不能指引，只能跟在事变的进程后面。只有这一类的领导才能够在蒋介4月政变之后，宣称上海工人之遭受屠杀已被「预见」了，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政策的当然结果，是无法防止的等等。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领导「预见」资产阶级一定「放弃」革命，并认为这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无可避免的「阶段」。因此，工人便一定要听人家的话，跟着资产阶级的脚跟走，一直等到它把他们踢开为止。在革命过程中受反革命蹂躏是不要紧的，这件事已完全「预见」了而且也符合革命「各阶段」的法则。这一类「领导」的不可分离的思想就是认为革命的先锋队应消极静候资产阶级公然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让它自己在群众眼中自行「失信」。仅仅到了那时，它才能够采取更大胆的革命政策，因为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已完全丧失，他们今后可以了解这种政策了。这种思想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假如1917年列宁不及时赶回国，终止消极的等待，把党造成为群众的最积极和自觉的工具（这些群众已远超过领导他们的人了），斯大林本人一定领着布尔什维克党走中国这条路的。斯大林于1917年说：「我们必须等待临时政府自行衰竭，等待它在完成革命政纲的过程中自行失信……我们……必须等待事变暴露临时政府的空虚的时机」。 [7]

　　彷佛在10年之后来一个反响似的，斯大林现在在武汉政府塌台之翌日写道：「中国共产党应该在6个月之前提出『打倒国民党领导』的口号来吗？不，因为这一定是一个极其危险和轻率的步骤，它一定使共产党人更难于接近群众，盖群众当时尚相信国民党的领导，而且这样一来又一定使共产党脱离农民。这个口号一定是错误的，因当时武汉的国民党领导，当作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来看，尚未达到它的最高点，而且尚未因为反对土地革命及投降反革命而自行失信。我们常常说，只要武汉的国民党领导，当作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来看，尚未消竭它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存心破坏它的信用和推翻它……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提出『打倒国民党领导』的口号来吗？对的，他们当然要提出。现在国民党的领导因为反对革命，又因为已在它与群众之间产生（！）敌忾，故已自行破产了。……这个口号将得到惊人的响应。现在每一个工农将认识到，共产党的行动是正确的」。 [8]斯大林只是忽略了一件事。当共产党在群众面前隐瞒自己的真面目，消极等待国民党「自行破产」及抵达它的「最高点」时，国民党的反革命已在顺利地摧残群众运动的团体了。工农方尽力抵御恐怖的打击，他们已无法懂得共产党现在的「行动是正确的」了。 [㈠]

　　当国民党达到它的「最高点」及全副武装进行使自己「破产」的时候，它的难逃的牺牲者之一就是那位革命流产的主要产婆，鲍罗廷。他已竭力帮忙，把坚定性注入斯大林的一批国民党盟友身上，直到他们的「可能性」通通消竭了才罢休。他现在正横越中国西北的荒漠，赶回本国。抛在他后面的就是他帮助破坏了的革命破船。沿途，其它国民党的将领，甚至冯玉祥都来饯别这位嘉宾。

　　安娜．史特朗在它另一本别地用心的有价值的书中，报告道：「鲍罗廷似乎讨厌这些将军。他非常清楚（！）的看出他们的国民革命口号背后隐藏着军事接济的欲望。他说：『如果下一次中国的将军们来到莫斯科高叫「庆祝世界革命！」最好还是立即把他们送给格别乌……他们所要求无非是枪枝而已』」。

　　史特朗女士抗辩道，他们的居停「似乎是一位友善的人而且倾慕俄国」。

　　「鲍罗廷厌烦地答道：『他是年轻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好人』」。

　　过了几晚，在东升的中国月亮之下，鲍罗廷坐在一张行军小凳上闲谈，他所谈的就是史特朗女士称为「中国革命各种力量的最完全和不慌不忙的解释，这种解释我还没有听他谈过。在汉口是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讨论的。现在，离开了行动的地点许多天数和里数，彷佛他也是为了替自己的灵魂解脱而把这件事做个总结似的」。鲍罗廷说：

　　「大资产阶级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和他们联合，靠他们赚钱的。小资产阶级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摇摆于工农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末了则投降后者。工农也没有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 [9]

　　在汉口，在行动的地点内，「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简单的问题。鲍罗廷太忙于执行斯大林的训令，当心「不应存心破坏国民党领导的信用并推翻它」。不等到他离开行动的地点许多日数和里数，他尚找不出时间来下个结论：他过去「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历史是不关心鲍罗廷的灵魂的，它只是关心他对他自己及他的功业的裁判，而他的裁判也只有在这里发表，因为他一回到莫斯科，他便埋没于更安全的沉默退隐中。假如他拿他的题目来发表意见，这一定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前（并非之后）不断发表的意见一样，太过危险了。托洛茨基也「离开行动的地点许多天数和里数」，但他与中国群众的关系比之置身于他们中的鲍罗廷更无限的亲切。

　　斯大林在中国资产阶级祭坛中的另一位助手就是罗易。几年前，在列宁的小心审查之下，罗易帮助起草共产国际第二和第四次大会的有历史意义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纲，这个提纲曾宣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当他动身赴中国时，他把这些教训丢到脑后。罗易在汉口充当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但他却背弃群众，委身于一件热心的工作：先是「敦劝」蒋介石，后来又「敦劝」汪精卫不要令自己「失掉信用」。等到他们把他踢开的时候，他便回来庄严地写道：

　　「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领袖宁愿出卖革命，也不愿意牺牲反动地主和资本家的部分利益。阶级的团结打破了民族的团结……革命的发展威胁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进一步的反帝斗争一定不可免的引起国内社会经济关系的革命。土地本应（！）归给农民。农民本应（！）获得保证，不受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剥削。简言之，帝国主义不能推翻，除非它的土著同盟者也遭到破坏。充分的民族解放之能够实现……只由于认真的破坏这些阶级的特权地位：这些阶级的代表领导着国民革命……武汉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已告破产。它竟投降……反革命的封建的资产阶级军阀联盟，这个联盟已把国家卖给帝国主义了。这个国家已牺牲于阶级利益的祭坛之上。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的（非阶级的）理想已消失于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中。中国这些革命与反革命事变的教训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民族革命要想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土地革命，不仅大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急进，也不能而且不会领导土地革命；当小资产阶级得到工农的拥护走上政权的时候，它并不和工人阶级共享，也不和它共同保护这个政权，它反而把它交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经过它的独立政党（共产党）来活动是民族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 [10]

　　罗易这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教训〉。罗易过几年后出版了一卷书，他在这本书里适度的估计自从国民党的「非阶级的理想」变为「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之后，在1927年最初几个月的恐怖中，有25000个共产党员送了性命。刚刚昨天，斯大林才凭他的聪明「预见」资产阶级（不是蒋介石！不是汪精卫！）要「放弃」革命。同时他又教这25000人去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是革命的「可靠同盟者」，蒋的广州及后来汪的汉口是土地革命的真正「组织中心」，「不应存心破坏他们的信用和推翻他们」，等他们自行「破产」，即等他们送掉这25000个莫名其妙的人的生命，随后，又送掉成千上万的生命，及革命本身的生命。在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罗易及他们的同僚能够终于懂得大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土地革命，懂得「帝国主义不能推翻，除非它的土著同盟者也遭破坏」之前，付出这一笔惊人的代价，难道真是必要的吗？

　　斯大林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7年8月9日的一个文件里，把花了这许多生命得来的教训，总括一下：「过去发展的经验清楚的指出：资产阶级因为反对工农，不能解决民族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它也不能进行始终如一的反帝斗争，且愈来愈倾向于妥协……这种妥协实际上就是差不多让帝国主义的支配权原封不动。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不能解决革命的国内问题，因为他不仅不支持农民，而且还积极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任何妥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甚至最微小的土地改良也会连带没收豪绅的小地主的土地，这种行动资产阶级是绝对办不到的……共产党必须宣布只有站在工农反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战胜帝国主义，中国的革命的统一及它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 [12]

　　难道真是需要在肉体上消灭一整代革命家来「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反帝，不能领导农民吗？难道工会中心到了现在，即「四个阶级联盟」三年之后，才真是时候宣布：「中国工会目前要认真反对阶级合作的理论与实际」吗？ [13]

　　托洛茨基在群众运动最高涨的时期曾极力主张立即成立工农兵会议（苏维埃，）这分明为的是产生一个最广大、最富于弹性的自卫机构来训练群众，发展他们对于从敌人阵营里来的暂时同盟者的警戒心，准备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的抵御，并以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武装，转变这种抵御为进攻。这条道路，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消灭反革命。但斯大林派的领导当时却把他塞断，因为斯大林禁止反对「唯一的政权」，禁止反对任何「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的信用及推翻它的企图」。现在事变已为这一政策索取了悲惨的血税，而资产阶级也已自行「失信」，实现了斯大林的「预见」，斯大林派领导又宣告革命「正长足进展到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发展到直接为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的阶段」。 [14]人们曾骂托洛茨基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斯大林的领导现在则只不过想跳过它自己的政策的悲惨后果而已。

　　中国共产党，借陈独秀的沈痛的话来说，「在过去只不过学会如何投降」， [15]现在却得不到机会来「了解退兵的必要」。在恐怖的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丧亡和溃散，群众被迫退，他们的组织也被摧毁，现在他们又奉令急忙转向。他们还没有停一停去考究一下什么原因造成失败，也没有停一停去测量一下他们的失败的程度，便立即被迫去声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领导永无错误的神话无论花多少代价也要保持！）——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怠工」，武汉的最后失败已把革命提高到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昨天，在革命浪潮高涨，广大群众力量行动起来的情形中，人们只是教中国共产党如何去使群众服从敌对阶级，压制他们和败坏他们的斗争精神。今天，这个浪潮已成了反动的礁石上的「泡影」。残余的共产党人又被人无情的从机会主义和妥协的极端赶到冒险主义的对极，希望藉过时的军事行动，他们可以挽回他们现在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地位。他们被迫而委身于改善局势的绝望和无望的企图。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共产党采取暴动的道路。

　　执行这个新路线的人就是昨天还固执地朝相反方向走的中央委员。陈独秀已撤职了，因为共产国际想拿他来做主要的替罪羔羊。党的新政治局有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和利瓦伊汉等人，他们通通都要替过去党和革命的失败负责的。4月13日赴蒋介石的上海行营请求发还纠察枪枝的，就是周恩来。在马夜事变之翌日，下令长沙郊外农军撤退的就是共产党的湖南省委书记利瓦伊汉（即后来在革命运动中颇为出锋头的罗迈。）他们现在通通都想法保持莫斯科的眷顾，故此特别将过失推到陈独秀及其它几个人身上，但这些人的主要罪过就在于他们过去想忠实执行莫斯科发下来的命令。这批新「领袖」在进攻的时候才受了退却的训练，现在在退却的时候，又奉令进攻了。

　　他们遵照上峰的命令作机械式的转变，既不顾客观形势，也没有改变党对国民党或土地革命的态度的基本政策。共产国际一方面命令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另一方面又特别训令他们不要退出国民党，应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努力反对该党领袖的「背叛」。国民党的旗帜现在已成了恐怖的普遍象征，在华南中每一个大小军阀的司令部都挂上它，但这件事是无关重要的。托洛茨基于5月已写过：「各阶级来来去去，但国民党却长存不朽」。 [16]现在，到了7月末，当各阶级的来来去去已把国民党改变为恐怖的公开工具之后，中国共产党尚忠于布哈林的训令，不想把青天白日旗让给别人。7月29日，共产党新政治局号召国民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 [17]这个新领导在8月7日匆匆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里，「国际的电令及其新代表（罗明那兹）」号召共产党「在国民党革命左派的旗帜之下，组织工农暴动」。 [18]八、七会议的决议案道：「革命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则政权转到工农兵代表会的手中也更容易和没有危险」。 [19]

　　失败已把苏维埃的口号合法化——这个口号昨天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哩。7月25日，《真理报》突然宣告「国民党的危机把苏维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是正确的……从前主张立即组织苏维埃的人……想强迫群众跳过革命运动尚未经过的阶段……」 [20]

　　斯大林则有他自己的说法：「革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在新的进展中成立苏维埃的问题将完全成熟。昨天，数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一定流于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的领导尚未成为革命的敌人，使自己的信用破产」。 [21]莫斯科的战术大家完全寄托希望于革命的迅速「进展」。斯大林认为这次挫折「大概」可以比之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七月事变」。 [22]俄国中央委员会下令：「新的进展」一发生，「必须改变苏维埃的宣传口号为实时斗争的口号，并马上进行组织……苏维埃」。 [23]但尚未这样干之前，还必须最后尝试「更轻易和无害的」经过「国民党的革命左派」来走向苏维埃。就是现在，「可能性」还没有完全消竭。八七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尚高举着青天白日旗。一位共产党历史家于五年之后，审慎地说，这件事「太走出」国际训令之外了，「这自然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武汉政府反动后，国民党的整个政治生命宣告死刑了」。 [24]事实上，死了的不是国民党，它正采取军事独裁的形式稳稳坐在政权上面呢。死了的是革命的国民党的神话，是「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石。事变过了五年之后，华岗描写「八、七」会议「复活国民党左派的企图！」但当时共产国际却命令中国党死死抱住僵尸。它之不能复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之过。

　　关于土地问题，「八、七」会议提出这个口号：「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要求小地主减租」。 [25]结果，「党的各地组织牢记着土地革命的旧观念，（！）认为阻止农民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是他们的任务」。 [26]

　　「八、七」会议又发表一〈告全党同志书〉，列举出过去领导的「错误」并宣布陈独秀曾老是反抗或不执行共产党的完全无误的训令。它从布哈林的狡猾的、自保的辞句中摘出一句话含混的话来证明共产国际于事前、事变当中及事后都是绝对正确的。「反机会主义斗争」，据官方的日历，开始于八、七，但这个斗争实际上无非是反对人们想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过去错误的责任的任何企图而已——此刻，这种错误（依赖国民党）的实质内容正毫无改变，移到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去了。盲动主义的新罪恶只是旧罪恶的补充。但这并不妨碍「八、七」会议自称能够「保证今后有个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27]这次会议「救护党于行将解体中，且纳之于布尔什维克的正轨」，官式历史家的评述如此。 [28]莫斯科正式宣告「中国兄弟党领导的右倾现在已清算了，领导的政策亦已改正」。 [29]

　　昨天，所谓「机会主义者」就是指和托洛茨基一样的人，他们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期要求采取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要求产生苏维埃及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桎梏。今天，这同一名词又要应用到如托洛茨基一样的人们身上（现在还包括陈独秀），他们谴责革命退潮时期的暴动政策是只能破坏残余的革命干部及使党完全脱离群众的政策。撤了职的陈独秀曾叙述说，他给过新中央一封信，「指出群众的革命情绪当时并没有到了高度，国民党政府也不能很快或轻易推翻，不合时宜的暴动只不过削弱党并使它更加脱离群众……当然，它从不考虑我的意见而且把它当笑话到处宣传，证明我没有改正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30]

　　「机会主义」成了一个无意思的形容字，拿它来堵住任何反对暴动路线者的口。由失败的绝望中产生的盲动情绪在共产党内虽非常强烈，但尚有一些头脑健全的同志怀疑应否加入早已命定失败的疯狂冒险中，他们的抵抗被整批开除压平了，动摇份子的整批开除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政纲之一部分。「八七会议……如果任何人对暴动政策表示怀疑，他就马上被称为机会主义者，遭受无情的攻击」。 [31]反抗已压服。莫斯科说，「直接斗争」的时候已到来了。如果必须的条件尚没有，就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用人工把它们造出来。结果遂造成了1927年秋天的一连串冒险盲动，即有名的「秋收暴动」。盲动主义走到自杀的极端。假如共产国际存心想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残余力量，它一定找不出比此更有效的手段。党也彷佛只想自毁似的，而在这一点上，它也几乎完全收效了。

　　8月1日第一次暴动发生于江西省会，南昌。两位共产党军官，叶挺和贺龙举起叛旗。他们带有3000人左右。在他们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中，他们列上孙夫人、邓演达、陈友仁（这几个人当时正在亡命欧洲的旅途中）及「铁」军的张发奎、黄琪翔两位将军的名字，这两位将军很快就放弃他们的讨蒋的假面具，进行消灭共产乱党的真正事业，这些乱党竟把这种不中用的革命美名赠给他们。共产国际的报纸报告道：「南昌暴动……是反对武汉政府斗争的开始。每一个革命家将来都同意：一个由叛卖革命及受军人和大地主支持的份子而成的政府，无论处在什么情境中，应该加以推翻……」我们该记得，武汉开始与这种麻衣相法相合才不过两个星期之前哩。「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在形成中」。 [32]这个新的「革命中心」只维持了几天。当张发奎率军迫近该城时，叶挺贺龙的军队便迫得要开拔逃亡了。

　　这些革命家碰着民众的冰冷面孔，挥动国民党的旗帜，退出南昌，向南逃去。他们沿途经过的民众，都久已把国民党旗帜视为恐怖的象征了。他们曾亲眼见到蒋介石于3月间挥动过它，又见到朱培德于6月也挥动过它。在他们看来，叶贺的军队似乎也只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 [33]叶贺答应没收超过200亩以上的土地，这无异答应让大多数地主不受侵犯。痛苦的经验已教乖了江西及粤北的农民，凡是新来的军队答应拿善心来代替从前驻军的恶意者，他们总不相信。简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区别这支新的「革命军」和先前的国民党军队。农民见到它总是退避三舍。经过两个月的奔波，毫无结果的通过各个农村之后，叶贺的军队进攻粤东北的潮汕。结果打了败仗，全军覆没。它的残余份子逃入东江各县，在这些县份里，一个叛乱的农民运动已开始在伟大农民斗争退潮之时，抬起头来了。这就是叶贺冒险盲动的结果。

　　官式的解释是这样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就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此外还顺便列举几个附带的原因，归入「指导错误」一项如下：「j没有明显的革命政纲；k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l没有与农民联系起来，没有武装农民；m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n其它军事上的错误等」。 [34]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就万事如意了。敌人太强，我们没有力量，没有一个革命的政策，又没有与群众联系。但虽然如此，暴动的政策仍然是绝对正确的。

　　同样的流产正发生于整个华中，甚至发生于北方若干县份。所有这些人工暴动有个共同的特点：群众竟没有斯大林所预言的「惊人的响应」，倒还干脆拒绝合作。恐怕工农也是「机会主义者」吧，否则就像瞿秋白后来迫得承认的，「群众比我们先看出来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吧。 [35]在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因为群众的消极厌倦，便干脆不理他们，求救于和地方小军阀的联合。例如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兆丰领着一小部分军队，他竟和当地某军阀联合去反对另一个掠劫邻地的军阀。华岗叙述道：「湖北因机会主义的影响，秋收暴动亦归失败」。 [36]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苏北，当地共产党人想和一个名叫祝逢吉（译者）的军阀联合。结果也一样。在湘鄂若干县份里，发生农民的散漫暴动，他们结成小队，手执戈矛，作夺取县城的绝望企图。他们不断被击退或消灭。甚至在这样的场合中，在场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设法唤起和组织工农，只是一味依赖军事力量」。 [37]

　　在上海，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自己设法去「唤起」民众。早在11月，宜兴和无锡的短促的农民骚乱使该省委相信「暴动的时候现在真的到来了」。唯一的困难就是工人受了恐怖的摧残，对此并不感兴趣。但党却没有气馁，它派出「赤色恐怖队到各厂去威迫工人罢工，以为如果用这种方法能够制造（！）一个总罢工，暴动就一定胜利了」。 [38]在武汉，自从在农村中的秋收暴动已一律失败之后，共产党又开始鼓动组织城市的暴动。共产党的长江局首先表示异议。他们先前的「立即暴动」的命令并没有好结果。湖北省委也同样染了怀疑病。它竟大胆答复道：「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候」。于是「机会主义」的罪名堆到它的头上来，而在这个打击之下，它就屈服了。「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嫌疑起见，湖北省委发出一道动员和总罢工的新命令」。但是，当执行这道命令的时候一来，武汉的大多数党员都「惊慌而逃」。 [39]党的北方局于10月6日通过一个「暴动总计划」这个「总计划」之乖谬一至于此，以致华岗也迫得称它为「历史的笑谈的资料」。

　　这些胡乱涂成的革命暴动的讽刺书一个一个的抹去了。它们中有些似乎是滑稽之至的，但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忍心笑出来，因为共产党人在这些轻浮的暴动和更轻浮的计划中把他们的党打得粉碎了——而事情还没有了结哩。

　　到了现在，共产党的领袖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左派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40]等到秋收暴动已被人顺利地压平之后，他们才最后决定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收起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1927年9月19日的决议宣布「暴动无论如何不能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 [41]于是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幸的联盟正式终结，而国民党「十分之九」已决意服从独立的共产党指导的神话，也烟消云散。这「十分之九」的人已在恐怖之下消失了。现在，斯大林的《真理报》又突然下令作另一次180度的转变。它于9月30宣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现在必须成为行动的口号」 [42]中国共产党现在必须在革命退潮时期拿苏维埃红旗来代替飘扬于革命高涨时期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11月中全会忠顺地宣布实时行动的口号：「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及城市贫民会议——苏维埃！」 [43]共产党领导机关从叶贺冒险盲动的失败，从秋收暴动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熟套的结论：「叶贺失败后，中国革命不仅未退潮，而且还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44]

　　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已把革命提高到四、一二政变的「更高」阶段，四、一二政变又引到武汉的「更高」阶段。武汉试验的失败又把革命抬高到南昌暴动的平面上，秋收暴动的失败把它带到苏维埃制度的眩人的高度！这种不断升高的妙论使11月全会宣布「中国的客观局势是这样的：一个明白的革命局势的持续现在和将来也不是以星期与月，而是以年来计算的」。根据这一点，就不难推出立即暴动已成熟的条件：「虽然革命已遭受大大的失败，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运动的力量尚未衰竭，它在革命斗争的复兴中才开始发挥出来……综合上述各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不得不宣布一个明显的革命局势现在存在于全中国」。 [45]

　　这个估计直接造成新的冒险和新的失败，它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因为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中国的内外问题，「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势力的稳定是不可能的」。 [46]因为反动势力取得政权便立即分裂为混战的党系，共产党便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认为暴动的条件尚在。在这一点上，他们忽略了一件小事：革命的组织差不多通通被破坏掉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尤其是城市工人的，也差不多通通冷却了。一方面被军阀内战及因之而来的商业凋敝弄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又被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屈服，资产阶级政权当然是难于「稳定」的。但是革命力量能够拿他们自己的政权来代替它吗？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答复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所遭受的失败的原因和程度。他们误认他们自己的盲动主义情绪为民众的一般情绪。

　　资产阶级政权无论内部如何薄弱和不确定，但革命的沉重失败却保证了它的相对「稳定」。只有群众重新起来推倒它时，它才会颠覆。在1927年冬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他们尚受悲惨的失败所压服，这些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受了束缚，他们只是站在旁面来观望将军们混战及区区少数共产党人委身于鲁莽的冒险中。共产党无心去组织工人的日常防御斗争和慢慢恢复他们的组织和自信力。他们只是留心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及设计取得军火，企图「转变军阀的内战为群众的反帝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47]

　　他们和斯大林一样，期待群众方面的自动的「惊人的响应」。但它老是不来。在农村中虽尚有叛乱农民及哗变士兵的队伍，但秋收暴动的经验已清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极及零碎农民武装队伍的无能。这一点，共产党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在武汉塌台这后采取的暴动政策只不过造成一连串失败罢了。他们下结论说：「虽然如此，虽然革命又蒙受这种部份的失败，但最近三个月的巨大（！）经验却是雄辩（！）的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48]共产党并没有学会如何去组织胜利。他们只是学会如何去背诵斯大林的神仙似的永不犯错的公式。由广州而上海而武汉，他们已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个圈子现在必须兜完。在广州，他们再度倒向一个新的灾劫去。

[1] 1927年8月20日《密勒士评论报》，上Jui Fu-san作〈腾沸着的革命发生了什么〉。
[2] 〈中国工会在目前局势中的迫切任务，见1927年9月15日《泛太平洋工人报》。
[3] 1927年7月29日《民众论坛》。
[4] 〈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组织报告〉，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17页有引证。
[5] 〈1928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通告〉，见1927年上海出派之《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周恩来著《现时党的组织问题》（1927年5月15日，上海出版。）
[6] 列宁著《左派幼稚病》英译本第14页。
[7] 〈1917年3月党大会纪录〉，见托洛茨基著《斯大林造谣学校》第239页。
[8] 斯大林：〈论现时的几个问题〉，见1927年8月4日《国际通讯》。
[㈠] 在刊载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同一期刊物的封底上，转载列宁1917年的片断文章，内中有这句话：「假如我们不沦为一个愚蠢俗物的可笑角色的话，我们必须认识的正是第一步，而这个愚蠢俗物则欣然以为到了第二步，虽则他们尚在帮助实现第一步」。
[9] 史特朗著：《中国民众》第242、251－2页。
[10] 罗易著〈中国革命之教训〉，见1927年11月伦敦《劳工月刊》。
[11] 罗易著《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第405页。
[12] 〈国际形势决议〉（1927年8月9日苏共中央执监联席会听取布哈林报告之后通过）：见1927年8月18日《国际通讯》。
[13] 〈中国工会之迫切任务〉。
[14] 〈国际形势决议〉。
[15] 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一封信〉，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中国左派反对派「无产者社」机关报）。
[16] 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52页。
[17]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18]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2页。
[19]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0] 1927年7月15日《真理报》，1927年8月3日《国际通讯》有译文。
[21] 斯大林：〈论现时的几个问题〉。
[22] 同上。
[23] 〈国际形势决议〉。
[24]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5]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3页。
[26]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7] 〈八七告党员书〉。
[28]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八节。
[29] 〈国际形势决议〉。
[30] 陈独秀：〈告党员书〉。
[31] 〈江苏省委决议（1928年5月7日）〉，见莫斯科《中国问题资料》第14期第6页，托洛茨基著《问题集》226页有摘引。
[32] 1927年8月18日《国际通讯》。
[33]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4页。
[34]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节。
[35]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5页。
[36]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节。
[37] 前揭书。
[38] 〈江苏省委第八号通告〉。
[39]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43页。
[40] 前揭书第134页。
[41] 前揭书。
[42] 1927年9月30日《真理报》，1927年10月8日《国际通讯》有译文。
[43]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6页以下。
[44] 同上。
[45] 〈中国共产党11日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见1928年1月26日《国际通讯》。关于「不断高涨」的学说的争论及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说法，请阅托洛茨基著《中国问题集》第163页以下及《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87页以下。
[46] 〈11月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47]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8页以下。
[48] 〈11月中全会政治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