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沉默的阴谋

　　共产党领袖向上海工人说，国民革命军到来的时辰，就是一切被压迫者得到解放的时辰。

　　3月21日暴动胜利的中心口号曾经是：「响应国民革命军！欢迎蒋介石！」工人们完全忘记军队已在龙华观望不前，希望工人的武装队伍与直鲁军作战而自行溃灭。他们于3月22傍晚，竟欢天喜地的庆祝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的到来。两日之后，外国记者趋集龙华，谒见白崇禧，他们亲眼见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寻不出模拟的稀奇现象。

　　「广东军到沪在上海劳工阶级心中所造成的印象的一个动人的例子，在谒见（白崇禧）时碰到了。……1800个厂工（内有300女工）的游行队伍带着许多犒赏走入衙门，他把这些犒赏堆在内衙的门外，以表示他们的欢欣，这些犒赏就是锅子、茶壶、箱子、篮子、衣服……」 [1]

　　蒋介石抵沪之翌日，在西门举行了一次欢迎他的示威，有5万余工人集合该地聆听共产党人演说，这些共产党演说者「……对蒋介石作无上的赞扬」。 [2]

　　但把蒋介石及其军队尊为人民救主的不仅是上海工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来响应，因为到处都是这样了解，以为蒋带到上海城的就是世界革命的大纛。谁晓得此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暴动之前数日，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特别印出蒋介石一个照片，把他描写为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英勇领袖。 [3]3月23日，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也印出同样的照片，并刊载一道消息，称一个伟大的群众集会把蒋之入驻上海庆祝为「中国公社」之成立，展开了「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此外，尚有一篇社论称粤军的胜利为「上海的解放」，而「上海解放」则又等于「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开始」。 [4]

　　把局势这样看法，自然在逻辑上要归咎于共产国际在蒋氏抵沪前后所采取的整个路线。假如迟至4月10日，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报——《真理报》尚宣布最最需要维持「四个阶级联盟」，又假如苏联的代言人三番四覆的坚主各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形成无懈可击的统一， [5]那末，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把蒋介石来到上海，看作中国革命的新日子——亦即中国公社的日子的曙光，就并不足奇。

　　不幸，事实却完全相反。我们已指出过：人们把「民族统一战线」或「四个阶级联盟」尊崇为一个神秘的偶像，并不惜付一切代价加以保持，结果，人们差不多一开始就已把中国共产党牢牢的缚在国民党的靴带上，使工农受资产阶级束缚。在广州，这种政策已促使李济琛建立军事独裁，对工人施行野蛮的镇压。它又已令资产阶级能够俯拾广大群众运动的果实，北伐军之能够进抵长江，就是那广大群众运动之赐。今天在上海，资产阶级又准备经过蒋介石来采摘那个果实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因为自动遏抑工农的斗争，使工农的政治目的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迫使共产党员负起替国民党作「苦力工作」（鲍罗廷的名言）的任务，禁止他们批评孙文学说，放弃一个独立的日报，因此已替公开的反动清除道路，这种公开反动已形成于广州、江西，和长江各口岸。

　　1926年末，1927年最初几个月，共产国际的重要机关报已开始发出泛泛的、一般的警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行将背叛， [6]在2、3月间，这种警告又在各种文章中反复提出。 [7]这些文章总是看不起国民党右派的力量，总是夸大左派的力量，而且提到蒋介石时，从没有把他当作在结集的反动势力的真正头脑来看待。恰恰相反，当它们提起蒋介石时，它们总是安慰它们的共产党读者说：蒋表示「服从」，万事都如意了。

　　因此，共产国际的一切报纸都齐声否认谣言和消息，这些谣言和消息，数目愈来愈大，也愈来愈迫真：称蒋介石在上海正趋向决裂，这就是人们对一个临近的灾劫所玩弄的一种真正的沉默的阴谋。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往后不过几个星期，它的全部报纸就怒气冲冲的痛斥蒋介石，而压下了一年的所有情报遂如洪流一样倾泻出来了。我们上面引证过的，三位共产国际官员的信，证明蒋介石的倾向对于当局者并不是秘密的。但是还有更明显的证据哩。

　　埃耳．勃劳达（这个人注定要成了美国无产阶级普遍不认识的，但却是殷勤可爱的领袖），侠克．杜里欧（他将要从斯大林的高级参谋部投降法西斯主义），英国的汤姆．曼尼和一位俄人，雪多尔．史托拉都是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人员，这个代表团于2月抵广州，在3月1个月中，追踪蒋介石，道经江西北上。当时恐怖现象已如一条黑鞭一样横扫该省，他们恰好直接碰到它。但他们却若无其事的放过了，因为蒋介石大献殷勤，留下训令嘱他的下属用美酒佳肴来款待他们，打发他们走。因上勃劳达本人后来也天真的承认，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总碰到这样的经验：当双方领袖向我们交谈时，实际的巷战便在我们到访的期间内停止下来」。据这些代表后来的报告 [8]指出，他们做过人名、日期和地点的丰富的注解。他们游过一城又一城，而在这些城市里工会均已被逼秘密起来，他们在赣州接到关于陈赞贤被杀的详细报告，陈氏是当地工会领袖，仅于数日前才被蒋下令杀死的。他们既然知道海外各国均相信蒋为一个「革命将军」，宛如群众的报仇雪恨的天神一样披靡北向，他们是否于3月29日从九江内地急遽趋赴无线电局，把消息公诸于世呢？难道他们能够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事情的意义忽略掉吗？不会的，且听一听杜里欧的说话吧：

　　「赣州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从那时起——在分裂之前——就很懂得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间的冲突一定要采取流血的形式……」 [9]

　　且听一听勃劳达的话吧，他说他在赣州事件中看出「深深分裂的全貌，这一分裂正把国民党分成全中国两个分立的敌对团体」。 [10]

　　没有什么事情足以费他们思索的。因为人们正直白地使他们知道事情临近而且就要发生于上海了：「总司令（蒋介石）现在不能说话……」3月26日程潜将军在南昌告诉他们说。「他尚没有充分的自由。他尚没有充分的地盘。他已去南京和上海。他到那里就要说话。他到那里就要有他的话！」 [11]

　　换言之，国际代表团到九江时已确实知道：国民党内部分裂已发生了，蒋介石特意跑到上海摧残该地的工人组织，仿照他北伐路过江西所干的一样了。那么，勃劳达、杜里欧和曼尼岂不是需要发出警告，尽可能大声和紧急地发出警告吗？他们到达九江不过比蒋介石到上海略迟数日。我们已知道蒋在九江的力量如何不确定，工人的力量如何大。但莫斯科正劝人退却，其理由就是：蒋介石如不受招惹，他是不会进攻的。人们到处安慰工人说，国民党内没有分裂，蒋介石正表示「服从」，上海是没有冲突可能的等等。假如共产国际的三位负责代表在这个特别的时机，向工人，尤其是向上海工人传布一个警告：指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的朋友或救主，而是他们的死敌，谁又能估算出一定已发生什么效果呢？至于他们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他们的武器并准备抵御勃劳达——杜里欧——曼尼所深知的进攻是否绝对难免呢？又这样大胆的行动是否已改变了事变的行程呢？这当然是很难说的。但勃劳达——杜里欧——曼尼之没有干过这一类事情却是事实。

　　他们于3月31日抵汉口。勃劳达的第一个谈话不仅没有公开痛斥蒋介石，倒还是「勃劳达先生说，各地……军队、工会与农民团体间的关系是他游历所见的最愉快的情景之一……他们凡到一地方……他们总是发现人民毫无例外的坚决拥护党（即国民党）……农民们与国民革命中的一切其它团体充分合作。……」 [12]这位20世纪美利坚主义的未来代表小心谨慎地说：在江西「这个运动已在困难中进行」，——但急忙补充说：「工人们并非完全沮丧的」。除了在一个简单声明里（他坚认他曾对某中国记者作过此项声明）提及一下之外， [13]勃劳达在什么地方也没指明蒋介石就是江西那些「困难」的作者。

　　8天之后，他们发表此行的正式报告。勃劳达——杜里欧——曼尼在这个报告里坚认：「几乎到处代表团均听到说：革命军及其政治部与革命的国民党一道帮助组织和发展新工会及农会……」他们竟敢说，他们看出「一种明确的分化在发展中」，且提起他们在赣州见到工人们追悼「反动势力代理人」刺杀的一个领袖。这些「代理人」究为何人尚未暴露。这个报告于结末处表示：「深深相信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是决心消灭封建制度和反动势力的」。 [14]

　　数月之后，国际的共产党报纸尚发表消息，称「代表团见到农民群众得国民党之助，到处组织成强有力的农民协会，异常愉快」。 [15]

　　这些隐匿事实的谎言就足以蒙蔽一切，一直到蒋介石时运已来，在上海施行他的打击时才罢休。那时，也只有那时，这些「反动势力代理人」才被人认出是「用蒋介石上将名义行事的」军队。那时又才是时候：暴露全江西省的「工会必须秘密集会，一切机关均被军队占据」 [16]原来这种情形就是勃劳达见到的那样「愉快的」军队和工会的关系！现在才是时候：暴露在江西省「国民党只不过代表官僚和资本家，因为工农丝毫没有说话之余地」。 [17]原来这就是「全体人民坚决拥护的」党！

　　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最严重的局势中，这样有意来隐匿重要的情报也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在蒋介石政变前夜所造成的空气的指标。只消几段征引就揭露它：

　　「现在正当我们行将夺取宁沪之前夜，帝国主义者却放出关于所谓国民党内部倾向分裂的消息。国民党执委会议的结果……恰恰证明相反。党内联合战线今天像已往一样牢固……国民党并没有像帝国主义所说的一样，陷于分裂，它已团结它的队伍了……」 [18]

　　又引用标上「上海工人之胜利」的标题的一篇文章：

　　「国民党内分裂及上海工人和革命士兵冲突（等消息）现在是绝对不确的……蒋介石已亲自宣称他将服从党的决议。像蒋介石这样一个革命家是不会像帝国主义者喜欢相信的一样，亲自和反革命的张作霖联合来对付解放运动的。诚然，在去年11月张作霖与广东军之间曾有过谈判——但只是由于策略上的理由……国民党已应允满足工人所有要求。上海无产阶级的唯一危险就在于一个帝国主义的挑拨」。 [19]

　　同一星期，巴黎工人听到国民党的「无疵的统一」的安慰，他们热狂欢呼起来。 [20]

　　在莫斯科，同样的抚慰采取答复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形式，盖反对派正警告打击将到，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的独立。3月16日，《真理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与国民党〉，它宣称「尤其是现在，军事问题是中国革命之主要政治问题」。该文往下叙述「动摇程度不一」（！）的右翼分子正企图和帝国主义做买卖。但它赶忙抚慰我们说，另一方面，「我们在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左翼，这个左翼反映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报纸之运用一切手段来夸大右派国民党的力量，其理由是很容易懂的，据说，右派国民党已使革命转向『温和的』路线，且已集中权力于他们手中。帝国主义报纸已预言国民党之完全堕落，预言分裂及中国革命瘫痪……」该文于是继续对左派反对派之要求立即退出国民党，猛烈攻击：「他们看见国民党的右派，但他们看不见它的核心，他们也看不见群众……甚至国民党的右派，接近国民党政府的右派的人，以及军队也迫得向革命群众的压力示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的宣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指他的纪律宣誓）蒋介石迫得……要玩弄阴谋……要宣誓尽忠……要服从领导。国民党极右派希望实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视为左券的计划……已失败了。现在连美国资本主义报纸也已迫得承认右派阴谋的失败了……」 [21]

　　马尔丁诺夫，这位孟什维克在《真理报》上替共产国际说话，他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安慰。他写道：「左派代表国民党的大多数……国民党十分之九的地方党部是在左派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22]

　　最圆滑的就是战略大家本人——约瑟夫．斯大林所提供的保证，他于4月5日出席莫斯科圆柱大厅中召集的3000官员的大会，答复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警告：

　　「蒋介石正服从纪律」，他在这篇令人难忘的演辞中宣说，「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革命议会之一种，内有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举行政变？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什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匹疲蹶的老驽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此外，右派中人尚和张作霖的将领有关系，且非常懂得如何去使他们军心痪散，不经一击便引诱他们全部转到革命方面来。他们和富商也有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募钱。所以他们必须要被利用到底，像柠檬一样榨干，然后丢掉」。 [23]」

　　才不过几天之前，斯大林曾向一个青年共产党人的会议说：「我们必须说，迄今他们（帝国主义者）已得到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加深，国民党的力量团结一致，而且（群众）重新趋向中国革命运动的左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这一点：现在帝国主义已得到与他们所要求的恰正相反的东西……据说，神仙想灭绝一个人，便首先把他弄盲，这不是虚语」 [24]

　　这诚然不是虚语！不过谁真正被弄得盲目起来，尚待决定哩！

　　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星期内，共产国际给上海中国共产党的绝妙训令如下：

　　「3月31日，当资产阶级准备镇压已路人皆知（！）之时，国际执委会给了如下的指示：唤起群众反对现在正在准备中之镇压且举行一个反右派的运动。此时不要发动公开斗争（因为力量关系起了极不利的变化）。不要放弃武器，但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就必须把它们藏起来」。 [25]

　　这种训令不多不少恰恰等于请中国共产党人伏伏贴贴地将他们的脑袋放在断头台上。假如他们不去发动反对蒋介石的「公开的」，也就是武装的斗争，他们显然就要尽可能和解他。「反右派的运动」并非就是反对蒋介石本人的运动。因为所有共产国际的报纸不是宣布他的忠诚吗？这个运动实际上就是带怒啜泣反对目下成了蒋氏心腹人物的政客和军人。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正在这些日子里宣称：「国民党病在缺少革命工农的血。共产党必须灌注这种血，藉此可以剧烈的改变局势」。 [26]

　　「何等奇巧的一名兆头话」，托洛茨基写道，因为目下在准备中的正是这种灌注血液的工作——只不过那些高坐于莫斯科，劝上海工人装死的勇敢和自信的战略家很少预想到它发生的方式罢了。

　　我们之所以必需详述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国际对上海局势之估计，就是因为经过数度不爽快的企图想把这个严重关头采用的政策加以辩护之后， [27]有一种神话久已产生且保持在共产国际一切文件中，这种神话就是：认定上海溃败的责任单独而且无疑归于中国共产党领袖（尤其陈独秀）来负，他们的罪名为顽强拒绝莫斯科的训令。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训令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所根据的估计是什么。它们说明何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眼生生看着大祸临头而束手无策地被解除了武装。

　　政变临近的谣言在上海也像国外一样碰到愤怒的否认。总工会在一个公开的声明中问道：「上海工人怎样能够和军队冲突呢？这枝军队就是他们唯一欢迎和尊重的呵！」「目下散布的谣言称国民革命军与劳工阶级间有破裂之可能……不消说，这些谣言是无根据的，请大家不要相信……」 [28]这些谣言被称为「敌人离间的诡谋」日报上公开预言攻击临近，也遭歧视。共产党组织请求蒋介石将凡是刊载「害及联合战线」的消息的报纸加以禁止，这就是它们对上述那些预言的答复！因为要遵照莫斯科的训令：「举行一个反对右派的运动」，于是差不多每天都对一般「反动派」发出如火如荼的痛斥。4月4日，总工会甚至还公开恫吓：如「反动派」采取任何反对武装纠察队和工人的行动，就立即举行大罢工。但是在任何这一类的恫吓中，从来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而且「反动派」一词往往只是专指西山会议派、吴稚晖及张静江之流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已公开和这些人结生死交，这件事实被抹杀或隐匿起来——或者只是暗中懊恼。

　　人们拼命和解这位「革命将军」。蒋介石抵沪之后，共产党人甚至还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并开筵以礼待他。但是他和另外被邀请的一位将军通通不想到会。共产党人忍受此次冷遇之余，尚兴高采烈的庆祝蒋介石所作的每一种小小的让步姿势——或他们能够解释成让步的每种姿势。他于4月3日拍发赞成汪精卫领导的通电引起了一切共产党组织函电交加，欢庆它的宣告实际上解决了一切争执的问题，且表示忠诚的希望，愿他今后忠实的完成他本人负担起来的义务。蒋氏4月3日通电之后，汪精卫和陈独秀签名的联合宣言也按照同样的精神写就发布了，这个文件代表了自暴自弃与阶级调和之最完全的表现，而自暴自弃与阶级调和也就是共产党政策的特色。为了这个原因，该项宣言全文转录于此：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

　　「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瞭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16年4月5日」。 [29]

　　上海及国外的共产党领导就是拿这种态度来处置当时的严重的任务。一般工人都十分信任这些领袖。

　　暴动胜利已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的权威。工人大批加入工会。 [30]因此，上海中外资本家预想武装的工人政权实行收夺之期已迫，这种思想并非出于纯粹的歇斯得里病的。当一切工厂突然停车，工人们把阶级斗争从工厂发展到街头上的时候，资本家们满以为听到了财产的丧钟响声（并不是响着适度庄严的音调，而是卜卜地响着机关枪的断续声），这是不足为奇的。抛开他们的空言之外，他们所恐惧的意思就是如此，因为他们明明看到武装的工人阶级就是能够推倒他们的力量。战舰可以保护租界，但它们不能令工厂的机轮转动，或者令工人重新忍受他们的重负。他们的带着歇斯得里病的恐惧乃完全合乎逻辑地出自他们对于局势的清晰的估计。他们判断错误了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才干。他们误认它为俄国共产党领导的同类，俄国的领导是在俄国实现了十月革命及摧毁了私有财产制（资产阶级社会之基础）的。

　　上海工人靠共产党领袖来指导。假如这些领袖曾立意把上述资产阶级所恐惧的（即使是其中之一部分）中以证实，利用当时似乎如是清楚具备了的机会，则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在军队中陷于孤立，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遏住了。但当时的情形却并非如此。那个领导暴动胜利的共产党被夹在「四个阶级联盟」的钳子里，而且被「民族统一战线」之神弄盲了，它碰到反动势力便迅速暴露它的无能。《真理报》于3月22日大声疾呼道：「胜利的工人将上海的钥匙交给广东军，在这件事里表现上海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英勇行动！」 [31]这种「英勇行动」就是于暴动之翌日，将工人取得的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在共产党赞助之下成立了，政府的多数位置是自动拱让于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的。政府19个委员，其中只有5个由工会委派。蒋介石当时正独断独行地把他的人安插在重要的行政位置上，且正在赶速建立他自己的民政机关，因此他拒绝承认临时市政府，经过他的舌人吴稚晖宣称，这个政府是「违反本党的政府组织法的」。 [32]

　　等到蒋的态度一鲜明，当选的资产阶级代表便立即一个一个的拒绝那些献上门来的职位。虞洽卿（银行家兼买办）驳回这次选任。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拒绝就职。总商会的王晓籁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不愿参加，但后来终于被选为主席，他便声明，他是一个丝商，而春季又是一个忙季，故他宁愿将他的职位另让贤能。王汉良（另一位大商家）宣称，上海克复，他过去的一切努力已获充分酬报，他目前必须退避贤路。郑毓秀是一位有名的女律师和法官，她与流氓及大商家关系甚密，她说她「太忙于她的公务」了。中国邮报的总编辑，谢福生称病不能担任政务。其余资产阶级代表也立即如法炮制。

　　工人代表受了资产阶级的抵制，束手无策。在4月3日第5次市民代表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林钧（共党）报告，略谓市政府委员就职以来，民众自动接收机关之呈报及呈请派员接收机关之公文，请求惩戒（本市附近各乡）土豪劣绅，解决学校纠纷等等，纷至沓来。而市政府各委员因就职时接了蒋总司令的缓办公信后，未能积极进行」。 [33]

　　该政府不接管地方的政权机关，倒还用呈文的形式致函于蒋介石（此种形式乃由官僚下级向上级申请时用的），诚惶诚恐的恳求他把市政机关交给它（但蒋介石已在这些机关内安插了私人），且恳求他拥护那个民选的市政府。 [34]这个政府并没有定出苏减民困的手段。它并没有号召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帮助它实施一个大胆的社会政纲。它虽然发出宣言列举一个纲领，但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实施这个政纲。市政府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热心通过决议，欢迎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欢迎汪精卫回国，庆祝蒋介石的宣誓服从纪律，带着特别的欢欣向汪陈宣言致敬。

　　临时政府如果采取任何实际上配合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及小店主之实际日常要求及利益的手段，它就一定能够得到上海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的战斗的武装支持。又如果这个政府用宣传的武器来攻袭军队并取得工人与兵士的有效的联欢，它就能够博得军队下层的拥护。像这一类的手段一定唤起各省及其它城市的反响，在这些城市里，工农已经动员起来，他们仅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好使他们自行摆脱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和踟蹰罢了。但假如共产党不完全独立，自觉地充作工人的工具来活动，上述这件事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共产党人闷处在国民党的紧身袄里正追求着相反的目的。

　　他们跟着蒋介石、银行家及商家的尾巴走，他们认为他们的合作对于「联合战线」的维持是有重大关系的。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他们就自以为束手无策了。在几个地方（如浦东），工人的政权比较采取进攻的姿态发展起来。当地工人自发地接收本地的市政机关，成立他们自己的法庭，授权纠察逮捕、审问和判决工人的敌人。这些行动从没有得到临时政府的支持，反之，只博得它的叹息和批评。

　　共产党领导经过临时政府来活动，无法采取任何有利于工人的积极步骤。共产党人经过总工会的领导机关来活动，走得更远。他们自动限制蓬勃生长的群众运动及拘束纠察队的活动，使他们局限于为了维持「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而竖立的界限之内。4月4日。总工会执委会通过了一批罢工条例。工人发起的自发罢工被禁止了。据他们立下的办法，工人要求「不得过奢」，而且应首先提出与雇主直接磋商。如果磋商失败，不要号召罢工，可将此事诉之于工会的上级机关（区分会或总会），由上级机关与雇主谈判。 [35]这些条例的效果就是使工人的创意力消竭，使他们的斗争分散和陷于孤立。等到雇主们开始藉关厂来反攻群众运动的时候，总工会谦逊地通过一个决议，请临时政府转请雇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闭厂」。（！） [36]

　　禁止纠察队擅自逮捕的严峻命令也颁发了。他们的义务仅限于「与军警合作维持秩序」了。 [37]纠察队如逾越这些范围则规定严加处罚。总工会的领袖尚对军事长官保持奴颜卑膝的态度。例如有一天晚上，工人的著名仇敌，刘峙的若干家属因嫌疑遭纠察队的巡逻兵逮捕。第二天早上总工会向军事机关呈送一封极尽阿谀能事的道歉书，请刘将军「宽恕」这四个纠察队员，他们的「行动不慎，侵及同志（！）冒犯师长眷属。已立令解除武装，先革除队员资格，再严加惩戒」。 [38]

　　在反帝斗争方面也表现同样的谦逊。全部局势要求采取罢工、抵制、示威的方式，展开最富于战斗性的和最大可能的行动来反对列强——他们的军队在租界边境上荷枪实弹，正直接参与群众运动的镇压。 [㈠]

　　但总工会只限于发出抚慰的声明和约束，表明它并没有冲入租界铁门的意向。冒然扑向外国的大炮当然是一宗鲁莽行为。但和解和安慰外人是一回事，进行广大的运动把租界与中国其它地方联系的每一道神经割断且使帝国主义的抵抗力消竭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意向是非常明白的。既然这一妥协分明就要牺牲工人而达到，那么，共产党人的任务现在就越发要脱离资产阶级，独立举行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工人双手来应付他们本国和外国剥削者急迫的联合。但共产党人却倒行逆施，事先宣告他们对「正当成立的当局」（即指资产阶级）所作的任何解决，均毫无问题的服从。

　　它在华文报上遍登启事，说：「（一）收回租界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一致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后援；决不自由单独有冲入租界之行动。（二）关于治安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合力维持」。 [39]

　　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在3月30日的宣言中已答应「耐心静候国民政府与列强未来谈判之结果，并静候其和平的解决」。总工会对「公共租界居民」大受一种意含攻击的谣言「所煽惑」，不胜浩叹之至。「我们应有广大的宣传，免除无谓的恐慌。我们绝对主张收回租界，但这个责任当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军事当局去负……我们对于外交问题行动与国民政府是一致的」。 [40]

　　共产党就这样一步一步，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招牌之下，放弃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利。政府的大权只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合作才能施行——等到资产阶级代表拒绝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便宣告束手无策，且一点事情也不干了。「治安」要「和军界商界合力」来维持。反帝国主义斗争要受「上峰」；即资产阶级来指导，而他们做出任何解决也毫无问题的赞成。又如果有谁人竟那样大胆的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准备摧毁工会和共产党，他就要被骂为散布别有用心的谣言，这些谣言是「反革命分子」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分裂「民族统一战线」。

　　一年多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位中国「专家」——米夫用如下的话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那些严重日子里的情形：「上海同志尚沉迷于旧路线，他们想不出一个革命政府可以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他们把领导的责任让之于资产阶级，这又是按照老传统的做法……」 [41]

　　旧路线吗？老传统吗？共产国际曾在什么时候宣布过任何新路线呢？它又曾经在什么时候创立过一种新传统呢？它曾经在什么时候逆料过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政府呢？它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地方叫中国共产党人去追随他们本阶级的路线——一种必然与资产阶级决裂的路线呢？斯大林和布哈林说过，资产阶级必然与无产阶级决裂。他们虽然已贤明地作这种「预言」，但他们却命令无产阶级苦苦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一直到它被一脚踢开为止。当蒋介石公开进行他们已「预言过」的决裂时，斯大林却闭上眼睛，不睹恶事，布哈林塞住耳朵，不闻恶事，而鲍罗廷——罗易——勃劳达——杜里欧之流则三缄其口，不发一言。当时众议纷纷，人心惶惶，并不是对蒋介石，而是对托洛茨基而发，盖托氏正在这个时候，要求宣布中国共产党独立（这个要求是不蒙垂听的）。

　　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之阶级关系〉的论文交给苏维埃报界发表，结果受了拒绝。在这篇文章里，托洛茨基戒人注意「中国的毕苏斯基」并宣称：「假如波兰的毕苏斯基需要3个年代来完成他的发展，中国的毕苏斯基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时期就更短促得多。……一个受了束缚的共产党既然充当一个招兵代理人，把工人带入国民党内，这个党的政策就是准备让一个法西斯的专政顺利的建立于中国，这个专政的建立为期不远，等到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迫得从国民党往后跳时，就要实现……把工农赶入资产阶级的政治营垒并使共产党做国民党内的一个抵押品，也就是实施客观上等于叛卖的政策……照其目前的形式看来，国民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一种『不平等条约』的体现物。假如整个中国革命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取消本国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件」。 [42]

　　但斯大林曾说他从事榨柠檬，这些柠檬们替他找到张作霖及富商的关系，尚未加以充分利用。蒋介石诚然和张作霖有关系，但蒋介石并没有引诱他「转到革命方面」，他倒还设法和他商量联合反对左派。 [43]蒋又诚然知道如何从富商关系中募款，只不过这笔款并不是付出来资助革命而是资助反革命罢了。但既然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蒋及其它掌握军权的「能干的人」「只能引导它（指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那么，工人准备武装抵抗同一军队的进攻的问题就当然谈不到。斯大林正因为想担保不发生任何这一类的万一之变，他才下令把工人的武装隐藏起来。因此，当取得第一师联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时，共产党领袖陷于无法决断，这是易于了解的事。第一师当时正驻守该市，积极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蒋介石。

　　第一师是由饱经锻炼的革命队伍构成的，他们在革命中受过教育，且深深自觉到他们与工人联合的坚固的纽带。这些部队会愤然于白崇禧3月21日的禁令，并在第二日终于悍然不顾这些命令而开入上海市。蒋介石抵沪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调离这枝军队。他就在那个星期内下令让他们离防。师长薛岳受了他的队伍的压迫，立即去找共产党的中央。

　　他告诉他们说，「我已接到蒋介石令我离沪的命令，我怎么办呢？」他提议反抗蒋，并让他的队伍准备和他作战。他提议藉阴谋反革命之罪，逮捕及监禁蒋氏。 [44]薛岳的提议把整个危机的关键交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手中。陈独秀等踌蹰不决。但还有维辛斯基和另外半打共产党国际「顾问」呀。他们也踌蹰起来了。他们竟骑墙观望起来。

　　「他们对这个断然进攻蒋介石的提议，没有明白的答复。他们劝薛岳怠工，装病」。但蒋不肯延缓。「时机不容延缓，且终于到来了。薛岳接到一封哀的美顿书，当他再度向党报告时，没有别的出路：或者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并在它的领导之下执枪抵抗蒋介石（这是薛岳的建议），或者服从命令，从上海调去一枝庞大的，从革命观点看来，又是宝贵的武力」。 [45]

　　共产党领袖们因为害怕负上劝告薛岳不顾蒋的命令而留驻上海之责，故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呈递郑重的请愿书，谦恭的请求他们让第一师留驻该市。他们向工人重复保证，一切都很好。凡是拒绝受催眠的个别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领袖均弄瘫软无力了。 [46]决定的关头过去了。薛氏的队伍被调开，先是调离闸北，随后又全部乘车离沪他去了。兵士们摸不着头脑，但仍然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遂毫无反抗的被调开了。 [㈡]上海的工人阶级区域遂被白崇禧、刘峙和周凤歧（孙傅芳的叛徒）等彻底反动的军队占领。

　　在上述同一个星期，即4月的头一个星期内，开始零零碎碎的袭击当地共产党的中心机关。大批人被捕，几队纠察队的巡逻队被缴械。受共产党影响的市党部被封闭。军队的政治部人员于4月5日开会，通过决议，要求蒋重新宣布他对国民党纪律信守不逾，且释放被捕的人来证明这一点。翌日，蒋的队伍突然袭击政治部的机关并捕去19个办事人员，这就是答复。兵士们据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正在逮捕「反革命派」。

　　政府公报煞费苦心的宣称这些逮捕没有虐待共产党人之意。它断定「操纵政治部的人正在秘密扶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的进展」。 [47]在同一天，张作霖的兵士得到外交团的许可，冲入北京苏联大使馆，把该处发现的20个中国人通通捕去，李大钊（共产党创办人之一）也在其中。 [㈢]蒋急忙通电俄国大使馆，表示他的「愤慨」和「抱憾」。他称这次捣乱为「空前骇闻之大暴举」并且「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 [48]蒋的通电在莫斯科被人得意洋洋的引证，藉引进一步证明他万万不至筹划举行一个政变进攻工人。 [49]但是当上海的外国当局响应北京的侵袭，在俄国总领事署周围布警备线，搜查一切进出行人时，蒋却小心保持沉默了。一位访员的专电说，「外人方面均疑心蒋介石一派也许并不反对剥夺俄国领事馆的自由」。 [50]

　　蒋氏到沪之后，在共产党人替蒋氏布置的某次典礼上，蒋曾确确实实亲赠「共同奋斗」的旌旗给纠察队。 [51]但4月6日，当他在龙华发出如下的命令时，他便泄露他所谓「共同奋斗」的意义了：「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52]装模作样的时期很快就要完结了。

　　当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庆贺汪陈宣言的祝电如雪片飞来时，蒋的代言人吴稚晖在一次右派政客的会议上说道，汪陈宣言只是两党领袖间的外交式的友谊谈话而己。它于我党的政策无关。吴氏宣称，在国民党方面说来，它只是容纳共产党人，并非他们联盟。他又说，「至于容纳共产党乃是叫共产党内的个人来服从国民党主义，他便是国民党。至于友视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充其量也与所联之俄国一样，请他『予我党助力』，不是请他共治中国，更不是一定容许他们来鼓吹共产主义……然若有抵触国民党或竟危国民党者，……我们可以相当的制止他们……若出了友谊的范围或要共治中国，甚至于他们独治中国，那我们的拥护（国民党）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 [53]

　　临时政府到了现在已奄奄一息了，蒋委定一个「临时政治委员会」来代替它，进行接管和整顿一切民政机关。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就是吴稚晖。其它事情差不多通通准备好了。他事先已从他自己的最可靠的部队中派出一枝军队到南京去肃清城内敌视他的军队。后来他又亲自匆匆出发巡视结果。大约4月9日，这次军事活动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许多靠不住的部队都缴了械了。 [54]在上海，讲价还价，玩弄阴谋，装模作样，往来谈判，外表妥协和发声明的时期正在结束了。政客们退到舞台后面，流氓们出台了。

　　行动时刻的临近恐怕最清楚的反映在白崇禧总指挥部政治部每天在中国报上登载的半幅标语上。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的头几日，用大黑字连日刊登这几个烂熟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但从4月7日，态度改变了，先是狡猾闪躲，不久就悍然直白了。

　　4月7日「打倒破坏国民革命的反革命派！」

　　4月8日「反三民主义即反革命！」

　　4月9日「打倒后方的捣乱分子！」

　　 4月10日「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

　　4月11日「我们士兵，在前线拼命牺牲，良好的工友们决不会在后方要挟罢工扰乱秩序」。

　　最滑稽的是4月12日晨的标语：「巩固农工商学兵大联合战线，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我们称之为滑稽，那就是因为打击恰好就在是日黎明之前来临了。机关枪与步枪声响彻刚刚醒觉的全市。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这件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他们被他们的领袖的不可恃的无知弄胡涂了，他赶快拿起他们身边还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谁如果在是日黎明之前数小时，和马尔劳小说中的乔一同仓卒就道，也可以一样的问：「他们一以当十，又与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不一致，他们那里能够抵抗一枝军队呢？这枝军队将运用它的具有新式武器且占有进攻优势的资产阶级志愿军团来反对他们」。

　　

[1] 1927年3月25日《上海泰唔士报》。
[2] 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
[3] 1927年3月17日柏林《红旗报》。
[4] 1927年3月23日《人道报》。「斯大林——布哈林造成的混乱……使我党的领导机关于1927年3月23日电贺蒋介石入沪，誉之为中国公社的代表……斯大林——布哈林小组织的政策引导法国党的领导机关误入歧途，竟将Gallifet和公社，屠夫和牺牲者混在一起……」——阿尔拔．特列恩特。〈关于中国问题，1927年7月23日致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的宣言书〉见《法国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67页。
[5] 1927年3月6日《进步报》；1927年3月9日、4月10日等《真理报》。
[6] 见本书134—6页（原本页数）。
[7] 参阅〈中国局势提纲（第七次全会）〉（见1927年2月20日《国际通讯》）；又参阅1927年2月28日《共产国际》报社论；1927见3月15日同报马尔丁诺夫一文；1927年3月30日同报之〈中国革命与国民党〉一文，及许多其它文章。
[8] 勃劳达著《国民革命中国之内战》；杜里欧作《在中国革命中》（见1927年6月—8月《人道报》）；谭曼尼著《中国见闻录》。
[9] 1927年7月8日《人道报》上杜里欧一文。
[10] 勃劳达著《内战》第15页。
[11] 1927年7月12日《人道报》上杜里欧一文。
[12] 1927年4月1日汉口《民众论坛》。
[13] 见1927年7月伦敦《劳工月刊》。事实上进行公开反蒋的唯一人民就是汉口一批个别共产党员，但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动。参阅〈上海来信〉第8页。
[14] 1927年4月9日《民众论坛》。
[15] 〈国际代表团从广州到武汉之经过〉，见1927年6月11日《国际通讯》。
[16] 1927年4月22日《民众论坛》。
[17] 同上；又参谭曼尼著《中国见闻录》第11页。
[18] 1927年3月23日《国际通讯》。
[19] 1927年3月30日同上。
[20] 1927年3月23日《人道报》。
[21] 1927年3月26日《国际通讯》及1927年3月30日《共产国际》报均有转载。
[22] 马尔丁诺夫：〈中国革命中力量之改编〉见1927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报。
[23] 这篇演辞从没有公布过。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吴约维支（Vuyaiutch）向斯大林提起这几段话。盖吴约维支已亲自把它们速记下来。他们用挑战的口吻说，「斯大林同志随时有机会向我们提出他的速记稿来修正一些无心的失实之处」。（参阅托洛茨基：《问题集》附录，第388—9页）。但斯大林没有提出修正，他也没有留下速记稿，因为，据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一会议上说：「数日之后，榨干了柠檬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以中央委员的资格，有权取得这篇演辞的速记稿，但我的苦心和企图均归失败。同志们，现在再尝试一下吧，也许你们碰到好运气。但我怀疑这一点」。（前揭书第91页）。不仅一个反对派分子，就是斯大林信赖过的部属，阿尔拔．特列恩特也证明有这篇演辞并有禁止发表它的事实。「斯大林甚至连他自己的演辞也隐匿起来了……斯大林本人在共产主义学院，对3000名党的办事人作的一篇演辞从未发表过……因为10日之后，蒋介石的政变使他的话遭遇事变的体无完肤的驳倒」（《法国反对派文件》第36、64页。）关于斯大林的见解反映在中国舞台上的情形，请读马尔劳《人之命运》一书第146—55页，乔和「窝乐金」（Valogin）的谈话。
[24] 斯大林，1927年3月29日〈青年团的演辞〉，见1927年4月9日《国际通讯》。
[25] 曼达莱扬(T. Mandalyan)：〈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何以无法完成它的任务？〉见1927年7月23日和30日《国际通讯》。曼达莱扬当时是驻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国际打电嘱我们埋藏工人的所有枪枝，避免工人和蒋介石间的军事冲突」。——陈独秀：〈告党员书〉。「……隐藏枪枝，不迎战，因此不致缴械……不是更好吗？」——布哈林著《中国革命问题》巴黎出版，日期未详（大约1927年5月—6月），第56页。又参阅马尔劳《人之命运》第209—10页。
[26] 1927年3月18日俄文版、1927年3月20日德文版、1927年4月15日英文版《共产国际》报。
[27] 见本书第222—4页（原本页数）。
[28] 1927年4月1日《字林西报》摘引。
[29] 「……照鼓动者现在招募新人马的情形看来，在往后数星期内，半百万以上的工人将服从总工会的罢工号召」。——1927年4月9日上海North China Herald。据泛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陈学达报告，在1927年3月22日与4月12日间，上海工会力量从35万人增至85万人——1927年5月26日《民众论坛》。
[30] 1927年3月26日《国际通讯》。
[31]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
[32] 1927年4月4日《新闻报》。
[33] 1927年4月8日，同报。
[34] 同上。
[35] 同上。
[36] 1927年4月5日同上。
[37] 1927年4月4日同上。
[38] 1927年4月2日同上。
[㈠] ] 3月24日炮轰南京，美国人尽了主要作用，这件事使许多中国人惊愕起来，因为他们尚相信美国以一种好心善意的、例外的兴味来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4月7日，东方纺织公司门外举行的工人示威被美军巡逻队的刺刀驱散了。4月8日晚，有一队英军，人数有200人，冲入大夏大学，打伤8个学生，搜查宿舍，籍没学生的东西，且捕了一批人。日本陆战队在日本厂中不断用刺刀打工人。
[39]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
[40] 米夫著《中国革命》第98页。
[41] 从原稿翻译。
[42] Glover Clark著《1927年之中国》（1928年北京出版）第13页。
[43] 杨超群(Yang Tsao-Cheng)：〈1927年春在上海事变〉，见莫斯科孙文大学出版《中国问题资料》第13号第20页。「……薛岳向中央提议，他同意不服从蒋的命令。他愿意驻留上海，和上海工人共同抵御准备中的军事政变……」——Chitarov（当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办事人）1927年12月11日在联共第15次大会会议上报告。这段话后来从记录中删去，托洛茨基则从速记原稿中摘引出来——托洛茨基：《问题集》第99页，米夫在《中国革命》第99页中也证实这件事，虽然他采取故意曲解的形式。又参阅马尔劳《人之命运》第207页。
[44] 杨超群：〈上海事变〉第20页；「……我们的负责领袖……宣称他们知道这次政变正在作着准备，但不愿过早和蒋介石冲突」，Chitarov，——同上摘引。
[45] 马尔劳小说中的乔想组织抵抗，「但中国共产党的友式演辞，和国民党联合的全部宣传却正在麻痹他」。——《人之命运》第207页。
[46] 1927年4月7日《新闻报》。
[㈡] ] 1930年至34年薛岳成了蒋的最亲信部属之一，又是围剿农民红军最残忍的将军之一。
[47] 1927年4月12日《字林西报》之北京路透电。
[㈢] ] 李大钊及其余19个被捕者后来均被绞杀。
[48] 参阅1927年4月20日《国际通讯》。
[49] 1927年4月9日《纽约泰晤士报》。
[50]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5章第二节。
[51] 1927年4月6日《新闻报》。
[52] 1927年4月6日同报。
[53] 参阅1927年5月7日《民众论坛》。
[54] 马尔劳著《人之命运》第20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