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浪子回头

　　当蒋介石早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抵达上海之时，他终于已回到家了。他的旧游之所，他往日的恩人，他已往的掮客同僚，以及他的流氓知交均在此地。他是宁波人，他可以在这里和他的同乡，有势力的浙江财阀，宁波的工商业家携手，这些人与外人共同在经济上操纵这个中国的大都会。

　　银行家和商人已眼见罢工发展为总罢工，总罢工发展而成暴动。工人征服上海已给了他们一根杠杆，他们需要这根杠杆向帝国主义者索取价钱。但这一点也值得注意的：他们自行摆脱群众力量的危险武器的时候已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之陷于危险不下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中外资本之间急须交涉的一个实际条件就是摧毁群众运动。他们久已晓得，他们可以希望蒋介石来实现这个任务，这个浪子现在毕竟回到他们中间来了。

　　为了这个目的，蒋已在长江流域和秘密会社恢复关系。这些秘密会社从满清初期起已在长江一带滋生繁殖，现在以青红帮见知于世。他们贩卖鸦片和奴婢。他们绑票勒赎。他们榨财害命。从长江口到四川山巅，无论大小老闾商家都没有不向他们纳贿的。

　　青帮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它的老头子就是黄金荣，浑名叫做黄麻皮，他是法界捕房包打听的头脑。一般人都相信，他曾亲自介绍蒋，以一个上海防军青年军官的资格加入青帮的秘密队伍。[1]当蒋，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于1926年11月抵九江的时候，黄麻皮便从上海溯江而上，代表上海银行家和商人重新建立关系。他们两人会商的结果，把青帮动员起来，其公然的目的就是破坏工会。青帮曾经一度为普通作奸犯科者的组织，现在却获得俄国黑色百人团及路易．拿破仑的十二月十日社的综合特征。杨虎是蒋的参谋之一，他负责做这项活动。[2]建立对敌「工会」的计划也拟妥了。现在通商口岸的废物残渣都迅速被征募为「会员」。武装也准备充足。黄便回上海。蒋也回南昌，他的司令部就设在此处。

　　公开镇压群众组织的运动开始发生于1927年2月。远在2月，赣州（江西南部一个城市）的总工会主席陈赞贤就被蒋介石军队枪杀了。这个工会被迫要秘密起来。3月17日在南昌，蒋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逮捕它的共产党及左派领袖，封闭工会和学生会，且禁止当地的党报发刊。同日，在九江也对群众组织施行打击。几百个流氓（被称为「稳健工会分子」）捣毁总工会、市党部、农民协会、学生和妇女团体及第六军政治部。抵抗发生了：4人被杀，10人受伤。一个中国人的记载，叙述当时工人抵抗这些流氓，不稍示让，一直等到蒋的一连兵开到，猛攻该建筑物和释放几个已被俘虏的流氓才停止。[3]一位外国的记载证实这件事，它说，当「捣乱者看看就要战败之时，军队加入来，击毁总工会的机关，完成他们已着手的工作。从此以后，」这个报告往下说，「该工会的领袖已失踪了，又据说，该工会也按照更保守的办法来改组了。戒严令立即宣布，禁止集会的命令也发布了。平民不得……携带武器……街道由军队巡逻，……暴乱之时，蒋介石本人就在九江，不过现在已赴长江下游，据说他教唆……此次攻击。在纷扰的时候，他置大批军队于租界以资保护……新市长因工人过激份子捣毁他的衙门，曾一度退居南昌，现在他已从南昌回来了，他身边还带着蒋介石精选部队的150个卫队。……蒋介石所代表的温和党的影响开始普及全省……潮流已确乎转变了」。[4]

　　蒋介石沿江而下，到处发生相同的事变。有组织的流氓于3月3日袭击和占据安庆的工会会址，[5]一日之后在芜湖也如法炮制。工人们被杀或被迫逃匿。他们的工会迅速被「改组」了。蒋介石本应驻足于南京，盖南京已于3月24日被革命军占领。

　　但他大概已逆料某种计划，因为南京于被占之日，竟发生抢劫和袭击外人之事，闹得天翻地覆。几位领事馆的官员和传教师被杀了。英美炮舰立即炮轰该城，杀死12个和伤了19个中国平民。[6]留在南京市的外人通通撤退了。若干外国新闻记者迅速制造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南京暴行」乃武汉共产党人及左派所制造的狡猾阴谋之一部分，其目的在陷蒋于困难，使他和外人发生纠葛。但武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自由派」的全部战略在于和解蒋介石，这一事实就足以暴露这个故事的荒谬。而且，已经席卷华南的广大运动实际上却没有过侵犯外人的暴行，这也是一件明白事实。工人和农民并不缺乏仇恨外国商家和传教师的理由，他们在几百城市里已籍没教会财产并迫使许多外人逃跑，但是「只有在极少数的孤立例子中」，他们中之一个写道，「一个外人才得到一点子微伤和血痕」。[7]后来又有人暗指南京事件（据说在这个事件里有强奸外国妇女之事，当然，这也是一种传说，可是从未证实过）[8]是蒋本人造成的，这是故意挑拨反共的行为。这种说法也同样很少证据。关于这整件事的唯一可信的文献就是一位外国调查者的陈述，他于事变发生之后数日抵达出事地点。他不受外侨的群情激愤所蔽，集合透澈的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士气沮丧的、狼狈溃退的军队是这次袭击的真凶。[9]

　　因此，蒋不在南京驻足，继续沿江而下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赶快乘汽车离开码头，驶过外人的障碍物直达法界附近祁齐路的交涉公署。在这个地方，他的第一个召见者就是黄麻皮。第二个召见者就是上海工务局政治部的T．帕特勒克．基凡斯，他送交蒋一张通入外人区域的通行证，且允许他有携带武装卫队游行这些神圣区域的特权。[10]蒋想不到是受优渥礼遇的唯一国民革命军长官。蒋也同等慷慨，保证他一定「与上海的外国巡捕合作」，[11]且立即与他的助手和拥护者会商，讨论「法律与秩序」如何能建立与维持。

　　他与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会见。他又会晤银行家和商会的代表，这些代表的首领就是他的第一个恩主——虞洽卿、王晓籁等。他和他的部下，白崇禧和周凤岐讨论军事形势，前者已占领上海，后者则是一位新来者，他昨天尚和北军一道哩。他会见黄麻皮及其重要助手——杜月笙和张啸林，同时又会见一批名望较差的人和党羽。他们的问题简单地这样提出：他们将怎样从工人手中夺取上海的支配权和建立他们的南京政府呢？为了摧毁工人组织及共产党人的工作，手头已有大笔财政的接济。但当他们于3月末的灰黯日子环顾他们周围，蒋和他的朋友知道成功并不是确定的。障碍似乎重重迭迭和可怕。一位消息灵通的外人写道：「他明天也许不能够抗逆共产党活动的潮流，这并不是难信的」。[12]不错的，凡是瞧不见工人群众与共产党领导之间的鸿沟者，都难于了解何以胜利不能归于工人运动。

　　上海在他们手中。50万以上工人枕戈以待，守护他们曾用自己的武器取得的东西。不错，工人纠察队（他们现在已代替警察巡逻全市）只有2700人和1700枝来来复枪，几挺机关枪和从北方军队夺来的大量军用品，[13]但外表上却显然没有什么严重障碍，足以使队员数目与这枝武力的武备不能迅速扩充。只消从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的工会总机关方面来一句话，全市没有一个男工和女工不立即起来行动的。他们为昨天的胜利而气壮，表现为一个可怕的力量。有一个临时政府成立起来，它似乎是充分受共产党支配的。这个政府分明准备以上海工人的名义，取得全上海区的政权。而且人们还没有半点理由认定工人不能设法与防守本市的军队共同奋斗。

　　蒋介石有3000军队驻扎市内，他们中也只有少数是「可靠的」。最邻近的援兵在杭州（距离5小时之远），该处有何应钦驻守，但他这一枝军队不足1万人，而且这些士兵许多都是在群众运动的灼热中训练过的，假如他们视为他们的主要同盟者的工人组织，派出宣传员使他们充分明白问题的真相，恐怕他们未必还会掉过他们的武器来反对工人的。其实，蒋并不知道他能否命令他自己的人马去进攻工人。驻扎于工人堡垒——闸北中的是第5师，它是热烈同情工会的。它的师长薛岳于3月22日，违抗白崇禧的命令，把自己队伍入闸北时，他已反映了他的军队的情绪和压力了。[14]

　　在铁丝网障碍物之彼方，外人正怒气冲天，据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他们通通相信他们就要在自己的床上被自己的仆人刺杀。英美的侨民完全确信他们的外国正义和诚实的清白小岛就要遭受那些疯狂的、渴饮白人血的暴徒蹂躏。他们深犯了某作者中肯地称为「高度惊慌」的毛病。[15]他们已通通听到1月汉口和九江租界被夺，及南京事件等疯狂的残忍故事。逃亡的教士到上海沿途所见的故事（这种故事，多走一里路就增多一段）使吃教会饭的社会栋梁歇斯底里地尖声喊杀。

　　英国侨民的一位名流大声狂呼道：「此时最宜于采取一种强硬的行动方法，并遏止这种假借自由虚名而犯下的不法暴行，即因此而流一点子血亦所不惜……」[16]外国妇人心头忐忑地分配她们的赠品于开赴保护租界的军队。外国男人更忧心他们的投资被劫，他们知道这些浑身溅朱的暴徒一扑向他们，这件事就会发生的。租界的统治机关——工部局已于3月21日宣布紧急状态，颁行严峻的戒严令。3月24日跟着发表一道宣言，宣称它「察觉地方局势之严重及其可能及于整个文明世界之影响，将应用现有之一切手段，保持对于现局之支配权」。[17]

　　这些手段已颇为可观。防守外人地区之外军队有3万人，差不多每一个外国住民（白俄除外）可摊到一人。仅就英人而论，上海市每一个英国平民就有两个英国兵。30艘外舰（英、日、美、法、意，甚至还有葡萄牙的）泊在黄浦江，准备紧急行动。几队英国飞机经常飞巡上海市及周围领土的上空，这一件分明破坏条约的罪行并不引起英国当局担心。其它战舰已在途中，几天之后，各国舰队就要增至45舰，内中包括炮舰和1万吨巡洋舰。但人们尚要求更多的军队，更多的战舰。外国人要把整个上海都拿过来。他们要占领南京。他们要求一枝国际军队重演八国联军压平拳乱时的残杀。他们的报纸（尤其是《字林西报》）进行警告、恫吓和造谣中伤的疯狂运动。他们大骂本国政府的执政者，因为这些执政者尚以为慢一点动作是最聪明的。[18]

　　任何外国人，如果在口头上或行动上对国民革命政纲的最温和之点表示同情，或者就是批评一下时行的歇斯底里病，他也成了最恶毒的攻击之靶子。[㈠]J.B.鲍威尔是上海一位美籍编辑，他竟敢怀疑武装干涉必能产生如愿的结果，并明察地鼓吹对国民革命军让步，因此，他被撵出美国商会。一个外国传教师联合一小群中国基督教徒鼓吹和平交还租界，他立即在《字林西报》上被宣布为背信者和「革命煽动者」。一位中国基督教徒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叫做〈耶稣与三民主义〉。企图把孙文和耶稣基督并列，因此被教会的上下人士宣布为「渎神的怒号」。全国基督教会是一个中外合办的团体，它采取一个同情于国民革命的立场，结果被谥为「布尔什维克的救济会」。32个英美传教师正式斥为「危及与破坏中国教会的至善利益」。宣布它的代表基督精神的呼吁「直接破坏上海工部局禁止散发足以引起敌忾，造成纷扰，惹起公共惊惶或破坏和平的文书的禁令」。洛德尼．基尔拔（Rodney Gilbert）是一位亲英的美籍记者，每天在英国报上刊登一些骂语，这种骂语可以说像白热一样闪耀于报端。在他看来，一个工会就是「从不工作也不会工作的下贱苦力的组织」。在这些家伙看来，不仅「下贱苦力」，就是虞洽卿之流的银行家、王正廷之流的政客，他们当时虽日以继夜致力于和外人联合反对「下贱苦力」，但也终归是「激烈的排外者」。当时的情绪是不难归纳几点的：

　　激烈：「上海这个大埠乃纯粹外人手创者……现在华人竟要它『交还』，而同情华人者也奔走讨论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外人努力几世代的一切成果均可以让之于无政府的苦力团体了。这件事殊令我惊怪，盖无异捧扬愚騃，膜拜庸懦也。……」[19]

　　愤激：「来到人们脑中的第一种思想便是气恼。使人倾家荡产，使人急急忙忙挤几件家产在一两个藤箱和一个手提包中，其余财产则让人劫夺或用它法泡制，这就是一种纯净不假的气恼……」[20]

　　滑头：「……外人从各方面急忙赶向码头去，他们的唯一罪恶就是他们想把中国弄好。我说到这一点心目中不仅包括传教师，而且还包括许多光荣的商家，他们都希望中国应受的待遇，似乎要比之它目前的行为所应受的还要好。但我们必须慈悲为怀。中国有若干真正的苦衷；它现在的许多苦衷当然都是它自己造成的，但老实之人定受这种思想贻害，而且往往受欺而相信这种思想：外人是负全责的」。[21]

　　自私：「和平的外国居留民已被逐离他们的家室，他们的财产被破坏……许多外国商店……现在正遭逢破产……但这些实际上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与一种政治思想斗争，这种思想的公开目的就是破坏目前的世界文明……（它）不受良心的内疚阻制……不尊重既存的权利、风俗、习惯……这就是共产主义与世界文明冲突的第一道战线……」。[22]

　　宗教上：「我以我的传教师的资格看来，又当首先想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疯狗如不受挫于中国，得以跃越大海，抵达我们自己所爱的美国，而使全世界基督教会遭逢诸般后果之时，我没有半点犹豫确认我的自信：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一定是世界上的最大祸患」。[23]

　　贞洁：（征引一个广泛刊载的消息称汉口妇女协会已选拔「有雪白肉体和完满胸部」的妇女，号召和表演一次「裸体巡行」）「凡是熟识过去数千年来中国妇女之贞节的，便毋须乎要更进一步或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俄国共产主义之恶毒的影响」。[24]

　　豪侠：「每一个美国人对投放于某外国之利益只淡然置之，但他一见到美国无辜妇孺有横遭暴徒或军队毒手之虞时，他可以气愤填胸」。[25]

　　率真：「在中国，共产党的手段是唤起阶级仇恨、社会的憎恶心、贪婪和嫉妒」。[26]

　　嘲笑：「假如目下的『铁丝网』歇斯底里病继续得更长久一点，那么，毫不足奇：我们在某一个早晨醒来发觉我们的殷勤和卖气力的市政府已建造一张铁丝天盖盖在我们头上，以便遮断太阳的光线，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天体已有散布赤化宣传之嫌」。[27]

　　直干：「在这些时候，精密之区别和法理的遁辞毫无结果。在上海C.P.（共产党）没有立足之余地，它必须受打击，犹如工部局一定要打击黑死病一样……中国和俄国的C.P.应受同等严峻的待遇——两者都是文明之敌」。[28]

　　明察：「国民革命的好机会——一切同情归国民党——但反对共产党人」。[29]

　　简单明了：「蒋介石……站在十字路口……毫不夸张的说：他与何应钦、白崇禧二将军现在是防止中国长江南岸被共产党淹没的唯一保障……但是如果蒋将军想从赤党手中救出他的同胞，他必须迅速地、无情地行动起来，他将证明他自己是行动和果决的人，是真正孙文主义的战士，是他本国的保护者呢？抑或他将和中国一道沉没于赤化的洪流中呢？」[30]

　　在上海市之南的龙华，蒋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哩。在他和外国记者的连续谈话中，他极力抚慰外侨，且使他们安心。他对南京事件深致悲悼，应允彻底查究和惩罚负责者。3月31日他在一个谈话中宣称：「国民党领袖一贯就希望和列强维持友谊的关系。国民党人是列强的朋友……不应用武力或任何形式之群众暴力来变更外国租界的现状，此乃国民党政府之固定政策」。他以一个愿望结束这个谈话，他希望外人千万了解：「虽然目下困难重重不能获致一个更清楚和更好的谅解，但我们仍希望铲除这些障碍，俾在中国与列列强之间保有一个更清楚和更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建基于相互友善和谅解之上」。[31]

　　有几个外人满怀希望的对这个无误的建议表示首肯，这个建议就是「中国」（财产所有者）与列强合作铲除「障碍」（工人）。但他们之大多数与其说因蒋氏答应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平服，不如说因蒋氏必须以一个「国民党人」的资格来发誓，仍然怒火中烧。《字林西报》的编者就表示这两种见解。他称此次谈话为「固执已见的……及与一切经验相悖的厚颜的假托的一种非凡混合物」，但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补充说：「蒋将军分明讲忠诚话，且平心而论，……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内，（他）似乎已设法保持秩序」。[32]留心等待一下是没有害处的。在蒋氏没有证明他能够「迅速地和无情地行动起来」之前，他们的一切狐疑是不会平息的。数日之后，英军司令邓肯将军觉得大可放心，遂告诉一位中国记者说：蒋氏已博得他们的尊荣，「因为他不仅讲出这条道路，而且实际上也把它加以实行了」。[33]

　　中国银行家和实业家更具有信念和把握。他们更懂得他们的人。3月29日，有50余家银行、厂家和商业团体联合成一个联合会，受虞洽卿及王一亭领导，王氏在一家日本大轮船公司里当买办，他和蒋氏至少已有15年的交谊了。统一在这个联合会里的团体有各区商会、银行公会、棉织业协会、制粉业公会、茶业公会、丝业公会——实际上，上海一切有组织的有产界都包括在内。

　　这个新团体的代表团当天迎候蒋将军，「蒋氏非常恳笃的接待他们」。他们的代言人「转达上海中国商人的祝辞，且郑重说明立即恢复该市治安之重要性。他们告诉蒋，商人们衷心拥护他，蒋将军用几句中肯的话作答，且负全责保障上海中外人士的生命财产。他又向这个代表团保证：劳资关系将很快加以调整。……此次谒见告终之时，文书代表团兴辞而出，心里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已发现蒋将军为一个节操高尚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单一政权的领袖」。[34]

　　数日之后，各业公会均分别印发宣言，表示衷心拥护蒋氏，且派出代表团表达他们希望早日改善局势。4月9日20余个商业组织的代表开会，决议「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拥护蒋总司令！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

　　自然啰，有钱人除了空口叫喊之外还要有所作为。他们必须慷慨解囊。局势要求信念和信任以上的东西。它需要现钱。第一次摊付蒋氏的款子是4月4日的300万元「借款」。[35]据遍传的消息说，数日之后，又补付了一笔700万元的款子。一位外国访员报导说：「中国银行家和商人……派代表见蒋，齐送他1500万大洋的一笔巨款，附有的条件是：他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的活动」[36]除了这几笔预支款子之外，两星期之后，又募集了3000万元的「借款」来帮助南京新政府的成立。

　　蒋立即开始设法取得他自己对于上海市的支配权。他委任他的直系军官之一为警察长。他的政治私狗之一成了上海市长。他成立一个特别的财政委员会，并为此选拔了一批著名的银行家出来，以便筹集他所需要的款项。他委任一个官员就沪宁和沪杭两铁路的总办之职。他任命郭泰祺为外交部长，与外人发生正式关系。戒严令于3月28日宣布，使该市的一切民政机关，对龙华的军事大本营负责。严禁「未奉命者」不得保有或携带任何种类武器的命令也颁发了。同时，「工商联合会」也出现了，它是受黄麻皮、杜月笙和张啸林扶助的，它假装为一个新起的「温和的」工会。各种准备步骤迅速进行，以便在上海来重演已施用于南昌、九江、安庆和芜湖等地的策略，而且彷佛蒋氏和他的流氓助手想证明这些方法是否尚有效力似的，3月30日和31日在杭州表演了一次全副戎装的演习。

　　蒋氏在杭州也已利用「工界联合会」的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操纵的总工会。3月30日晚，流氓们冲入工会的总机关。在当地发生的争斗中，有几个工人遇害，受伤者也很多。据上海某报[37]刊载的总工会来电话说，翌日曾号召一个罢工，但只有电话及邮政工人响应。一个群众的抗议大会给召集起来了，且组织成一个游行示威，一直朝荐桥街走去。军队正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等着。他们听人家说，工会正设法对国民革命军的顺利推进举行怠工。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不同的话。当工人们行近时，军队便开火。半打的游行者倒下来。百余人被捕。纠察队数目上千，他们只用棍捧来武装，结果均被缴械和驱散了。总工会的房屋被捣毁。纠察队被捕。他们的土布制服撕破了。从无人知道或纪录有多少人遇害。总工会被封闭，静候按照现在熟知的更温和的办法来改组。杭州事变以非常的精确性预示了上海行将在更大规模上发生的事情。不仅蒋氏的行动是如此，即共产党的反应也是如此。

　　当蒋氏委任私人就杭州民政机关的职位并着手向工人施行镇压手段之时，总工会通电蒋氏，恭敬地请求罢免犯事的官员。他淡然答复道：「在军事期间，我有权任命公安局长」。[38]他们对这个答复默然忍从。在3月31日的逮捕和屠杀之后，该工会又发出通电，这道通电临末恳求蒋介石将军「来杭惩治犯罪者及肃清反动势力」。[39]可惜蒋氏刚巧太忙于在上海竖立反动势力了，他无暇走访杭州来镇压它，而上海的总工会也太忙于设法抚慰蒋氏了，它也无暇从杭州经验中学得什么东西。

　　但虽然如此，蒋介石之承担破坏上海工人组织的工作，并没有表示他是不晓得这件工作之重大的。群众运动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迫得开始实施一连串循次渐进的阴谋诡计，使自己获得一个理当有利的显著地位。他每一步前进，总表现一种反面的姿势出来。他有意使他的敌人迷醉，使问题混乱，使一切可能的反对者瘫软无力，一直到政变已到了眼前才止。这种办法把他的若干朋友弄胡涂了。在广州3月20日政变之前夜，他的许多军事同盟者都「和他冲突，因为他们不能领悟他的行动所隐藏的真正目的」，[40]现在在上海也一样，有许多人（尤其是在外人中间）对他行为的外表上的矛盾是按捺不住的。4月8日《字林西报》抱怨道：「据中国政界中人表示，假如蒋将军发动一个明白反共的运动，他一定会博得拥护，但他对共产党徒的不大热心的、带着辩解口吻的攻击，却使人无法确定这次分裂是否无可挽回」。

　　但蒋氏比他们更懂得他正在干什么，他正往何处去。他未曾打算，也未曾力图和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作任何妥协。他专心准备打败上海工人；但他需要时间来整顿他自己的力量。同情工人的军队必须调离闸北，而换之以因与群众运动很少接触而未染有政治色彩的新军。为反共的攻势而动员流氓已盛极一时。当所有这些事正在进行之时，蒋氏尚继续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散布并无冲突临近的幻想。从他到沪那一天起，他就坚执否认他立心与武汉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

　　3月27日他告诉谒见他的人「并没有分裂，国民党的党员是统一的……并没有严重不和的征兆或前途」。[41]两天之后，他向日本东方社的一位代表宣称，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他以同样的方法使莫斯科放心。

　　白崇禧对《真理报》的驻沪记者说：「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希望国民革命军与民众破裂，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武装力量与民众联合……中国革命形成世界革命陈线之一部分。帝国主义者正设法藉说谎和造谣来破坏这一阵线。孙中山教我们和共产党人合作，而他们也形成国民党之一部分，我们是不会破坏和他们的联合的。关于这一点，中国的英文报正散布各种谎话。它应该受禁止……」[42]我们将来可以看到：莫斯科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多么热心利用这些保证——而且看到：它们的真正价值究竟有多少。

　　4月1日汪精卫从欧回华给了蒋一个机会，使他的话似乎更来得具体和令人信服。汪氏，这一位软弱、柔顺、甘愿屈服于较强个性的压力下的典型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现在刚好足踏中国国土的时候，又再度成了一个人的工具，这个人在一年之前曾那样污辱地迫他逃离广州。举行了两日的会商。4月3日，蒋发出通电宣布他「完全服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他说：「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巩固党基，集中党权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此后所有党政……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43]

　　据汪的传记作者说，汪对于蒋的通电，「感觉得极不愉快」。蒋介石提出用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的方法，他不表赞同。不错，汪也「想到与共产党分手的必要」，不过他「反对任何仓卒的破裂……（而且）想采取循序的和平办法来解决一切争执……」[44]

　　为了避免他那样憎恶的直接行动（随便采取任何方式来避免，不过这一回可不是逃亡，和辞掉他自己的职位了），汪极力劝蒋，说他们毋须采取暴力或「非法」手段亦能够达到所求的目的，据某项传说汪答应将鲍罗廷撤职，将3月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加以修改（这项决议是撤除蒋的党主席职及最高军事司令权的），又答应赞成将上海纠察队缴械，及批准蒋在上海市委任的官员。[45]汪后来极力否认他会和蒋作出任何这一类的协议，不过他自己的传记作者却记载他离沪赴汉去敦劝他的同僚「到南京和蒋及其它人召集全体会议，以维持党的统一」。又说汪「相信他能够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纯粹国民党的拥护，来实行修改第三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46]

　　但蒋介石和他的朋友却懂得目下合他们用的是机关枪而不是党的妥协。蒋汪之假装一致只是帮助加浓他们需用来掩蔽他们的进攻的政治烟幕罢了。他们经过汪来影响共产党人，结果一定已远出乎他们的望外，盖汪只须一举手之劳便使得上海工人的共产党领袖每日把许多祭品供奉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祭坛之上，而潜伏的反对派遂更加削弱了。

[1] 中国人说，蒋属于通字辈，或青帮第22代，因为这个组织是照家族系统组织的。提及蒋「与青红帮的关系」George Sokolsky说道：「他也许甚至是这种有势力的秘密团体中一个或两个的会员，但这件事，外界无从知道」——《中国年报》（1928年）第1361页。
[2] 〈上海工人代表报告〉，见1927年5月19 －20日《湖南申报》（以后通称为）〈工人代表报告〉；又参阅郭美力（译音）在1927年4月16日《民众论坛》上的报告及1927年6月23日的《国际通讯》。关于青帮及其后来发展的叙述，请阅《国民党反动之5年》中〈上海帮口制度〉一节。
[3] 李芝龙着《汪主席之辞职》。
[4]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上的3月23日九江通讯；又参阅1927年4月19日的《民众论坛》。恐怕在所有关系的外人中，首先知道蒋介石在江西的恐怖运动的事实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勃劳达、谭曼尼和杜里欧。他们何以故意隐匿该项情报，直到它已过时失效之时才发表？这一点在第9章有讲到。
[5] 1927年4月16日《民众论坛》。
[6] 〈第六军政治部报告〉见1927年4月21日《民众论坛》。
[7] 察甫曼着《中国革命》第32页。
[8] 关于强奸罪状的证据的阙如，请参阅1927年5月28日《密勒士评论报》。
[9] 见1927年4月5日和16日《民众论坛》上G. A. Kennedy的报告。Kennedy的大部分调查资料均收入William Prohme的公函中，该信发表于1927年4月13日的纽约《民族》报。关于「南京暴行」表现上海外侨之情绪和精神的资料，请阅1928年《中国年报》第16章。
[10] 基凡斯(Givens)后来充当上海巡捕房的特务（政治）部主任，特务部在往后几年，搜捕成千百共产党人，其中许多都交给蒋介石政府枪决。1931年南京政府以第一级「甲」等陆海空军勋章授予基凡斯，嘉许他之合作「维持秩序」。——1931年12月9日《字林西报》。
[11]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
[12] 1928年《中国年报》第1361页George Sokolsky一文。
[13] 〈工人代表报告〉；陈福泰，汉口泛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之一，报告道：上海纠察队有3000人，2800枝步枪，30挺机关枪，200枝手枪和16挺轻炮。——1927年5月26日《民众论坛》。
[14] 「据华人方面可靠的估计，驻上海的国民党军不出3000人。何应饮将军只有1万军队扼守杭州。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目下散处于如是广大的区域，对于镇压工人……没有多大价值」。——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e「蒋在上海只有3000军队……有重大关系的成分，蒋丝毫没有取得」，Sokolsky见1928年《中国年报》第1361页。「同情革命的军队，仍然是优于反革命的军队，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都动摇起来」。——李立三编《中国革命》第33页。
[15] 1927年4月28日《民众论坛》。
[16]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上A. De C. Sawerby一文。
[17] 1927年2月2日《市政公报》。
[18] 参阅蓝辛着《中国之谜》一书内「上海之心」一章。
[㈠] 北京有两个美籍记者（Wilbur Burton和Mildred Mitchell）替国民新闻社做工作，被北军逮捕和监禁起来。美国公使馆事实上将他们置之不理，后来因为美联社Randall Yauld把他们的案子公布，并得到一位天津律师Charles J. Fox的努力，他们才得到自由。Gould后来被美国公使逐出公使Macmurry出版会议。威廉(William)和朴莱姆(Rayna Prohme)因为编辑《民众论坛》，一般人都视他们为种族叛徒。鲍罗廷当然有两只角的。
[19]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上Rodney Gilbert君一文，对于这种普通论调的极其适切的答复可于1927年7月18日《民众论坛》中找到，见该报的’That model Settlement’一文。
[20] 1927年4月16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一个逃离布道师做的〈撤侨感想〉一文。
[21] 同上。据所1927年6月24日上海《泰晤士报》载，正常工作的宣教师有8000人，就中只有500人尚留原职。因为5000人逃回老家，1500人避居上海，1000人则避居其它口岸，自保的本能竟胜过于宣传福音的使命也。
[22] 1927年2月上海《宪政报》的〈中国之真相〉一文。
[23] E. E. Strathers着《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世界的最大祸患》及其它文章的集子，第6页，1927年6月上海出版。
[24] 同上，第18页可惜关于这种「确凿的证据」，察甫曼（当时的一位汉口居留民）明白认为这种游行「从未发生」。——《中国革命》第87页。这种特殊的报导是外国报关于汉口情形所怀着的疯狂思想的典型例子。这些报导都是恶意的中伤。有几个人因为散布「裸体游行」的谣言，在汉口被捕了。
[25] 1927年4月9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上，美国驻华海军司令Smedley， D. Butler一文。
[26] 1927年1月《宪政报》第291页。
[27] 1927年4月9日《密勒士评论报》。
[28] 1927年4月3日《字林西报》。
[29] 1927年3月《远东杂志》。
[30] 1927年3月18日《字林西报》。
[31] 1927年4月2日North China Herald。
[32] 1927年4月2日《字林西报》。
[33] 1927年4月7日《新闻报》。
[34] 1927年3月30日《字林西报》。
[35] 1927年4月9日《密勒士评论报》。
[36] 1927年4月15日《纽约泰晤士报》。〈工人代表报告〉也举出1500万的数目，不过1200万归蒋，150万归白崇禧，100万归周凤岐，50万归工贼。外人参加这种「借款」的程度是很难确定的。关于外人如何经过中间人来合作的情形，再请读者参阅马尔劳的《人之命运》。
[37] 1927年4月5日《新闻报》。
[38] 1927年4月3日《北京晨报》。
[39] 1927年4月10日《新闻报》。
[40] 1927年4月10日《密勒士评论报》。
[41] 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
[42] 1927年4月1日《纽约泰晤士报》莫斯科专电摘引《真理报》的话。
[43] 1927年4月9日North China Herald。
[44] 汤良里《秘史》，第266—7页。
[45] 1927年4月7日天津《大公报》。
[46] 汤良里《秘史》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