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八章
1933年开始了。葛兰西又度过了痛苦的一年，看来新的一年也同样是暗淡的。这是他的预感，1933年1月2日他写了这样几行总结性的话：
“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并不充满令人高兴的回忆，而是我入狱后过得最糟的一年。新的一年也没有令人神往的前景。如果说 1932年是糟糕的一年，那么我看1933年将会更糟。我已经疲惫不堪，但与此同时，抑郁和忧愁却又在增加。现有力量与要作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然而，我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现实主义地分析我的生存和耐力，并从中吸取意志的力量。”
从那时起，没有得到治疗的葛兰西就开始慢慢地走向死亡。他仍然遭受着失眠的折磨，有时感到“好象悬在空中一样，身体失去了平衡，就象患有头晕病或喝醉了酒一样”。他的牙齿脱落，患有严重的消化不良。他同时患有肺病、动脉硬化和波特氏病（脊椎骨逐步受到破坏，伴随着骨质增生）。这使他的身体彻底走向毁灭。
但是，他的判断力和意志在1933年初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和坚强，总是处在最大的紧张程度，好象脱离了他那处在毁灭之中的身体，存在于身体之外，不受身体痛苦的任何制约：“我度过了许多恶劣的时刻，我多次感到了身体的虚弱，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虚弱而退比。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议论，我也不相信今后我会退让。然而，这对我也无济于事。我越是发现自己必须度过恶劣的时刻，发规自己使虚弱的，发现困难在增加，我就越发紧张地集中全部意志的力量。”（1933年1月30日）这种生活是痛苦的、“可僧的”和难以忍受的，但葛兰西仍然愿意这样生活下去：
“一段时间以来，差不多已经一年半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灾难性的阶段。我再也不能抵挡身体上的痛苦，我感到我越来越缺乏力量。但我也不想随波逐流，也就是说，我不想忽略任何小事情，以防这些小事可能即使是抽象地成为结束这一痛苦的借口。我认为如果我忽视某些事情，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自杀。我充满了矛盾，这是真的，但我并没有糊涂到不懂得这些基本东西的程度……”①
① 1933年2月13日致塔齐娅娜的信。——原注
但是，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这样一种恶梦使他苦恼：他总是拒绝恩赦的讹诈，对法西斯的恐怖行动进行斗争，坚持到了现在，但是随着疾病的恶化，如果头脑不能继续保持清醒，身体的痛苦引起了意志的消沉，那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在一本札记中写道：
“有人说：‘他既然坚持了五年，为什么不能坚持六年？再能坚持一年就是胜利。’但是，这往往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今后该如何办的问题，因为他在第五个年头上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只是另一年的痛苦。另外，笫五年的这个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第四年、第三年、第二年、第一年的那个人，这是个新人，完全崭新的人。这些年来，他已经耗尽了第一年那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约束力和抵抗力。人吃人的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举了这个例子：
“你可以设想这样一次沉船事件：有一伙人逃到一只救生艇上准备逃命，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经过什么风险才能真正得救。当然，在沉船以前这些未来的落水人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落水，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落水人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例如会成为吃人肉的人。如果突然询问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在死亡和吃人之间作什么选择时，他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既然两者必居其一，他宁愿死去。后来沉船事件发生了，逃上了小小的救生艇……由于缺少食物，几天后就会以不同的眼光对待吃人肉的想法，致使这伙人中的部分人真的成了食人者。但是，难道说他们还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当这种抉择纯属理论假设时和当这种抉择成为当前急需时——发生了‘细胞’转化的过程……如果不是从人的身份和法律角度看问题，就不能说他们还是同一个人。”
葛兰西的悲剧就在于他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人格具有双重性：一部分旁观过程，另一部分承受过程，但旁观的部分（只要这一部分存在，就意味着他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和恢复的可能性）感到自己处境的不稳定，即预感到它失去作用的时刻必将到来，也就是他将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而整个人格将被另一个新‘人’所吞没，产生不同于过去的冲动、行为和思想方法。”
以上是他1933年3月6日写的几句话。
几天前，一起放风的同伴们看到葛兰西在院子里走路时摇摇摆摆。塔齐娅娜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点，当时她住在都里的一个小客店里。3月1日她给泰雷西娜写信说：“我认为在这时必须尽量经常地去看他，他正经历着体质衰竭的危机，相至惊人的暴躁。”她没有勇气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棘手的任务使她害怕：“但试想有一天他万一得知使他和兄弟姐妹受到打击的灾难时，我不能想象他会怎样忍受这一消息。”3月7日星期三的早晨，也就是他写关于沉船的那封信的第二天，葛兰西刚起床就摔在地上，再也没有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
他说胡话。后来，他从允许去牢房轮流守护他的同志们（波伦亚人古斯塔沃·特隆贝蒂和格罗塞托的一名工人）那里知道了一些他说过的夹杂着大段大段撒丁方言的关于灵魂不死的呓语。“我似乎整夜都从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角度讲灵魂不死，也就是说，我们一切有益的和必要的行动必然生存下去，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必然纳入整个历史进程，等等。听我讲话的是格罗塞托的—位工人，他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他大概以为我神经失常，值班的监狱看守也是这种意见。”这是他动脉硬化发作所造成的。疾病的急性发作拖了好几天：
“我长时间地讲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当然是撒丁方言，因为直到几天前（此信写于第一次发作后的两星期）我还发现，我无意识地在意大利语中掺杂了撒丁词汇和句子。我好象看到房间的窗户上和墙上出现了许多人影，特别是脸形，一点儿也不可怕，而且还微笑着做各种姿态。但有时却好象在空中形成了无数游动的黑影，越集越多，然后向我袭来，逼我后退，我扑腾一声，沉重地倒在床上，这些图像在视网膜上停留很长时间，然后又出现了新的图像，我的耳朵里也出现了幻觉。只要我一闭眼休息，就听到清晰的声音在问：‘你还在吗？’‘你入睡了吗?’或其他断断续续的话。”这就是说，“旁观者”的葛兰西还没有消失，还能批判性地观察这个过。在动脉硬化发作前，他曾有过恶兆，非常怀疑正在发生一种变化，正在进行由新人格代替旧人格的过程，这个新人不再有精神上的自我约束力，愿意做食人者那种可恶的举动（这里是指对申请宽恕投降）。事实上，身体上的毁灭并没有引起他精神上的崩溃。
塔齐娅娜来探监。
她后来说：“谈话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安东尼奥努力使我相信，为了使自己保持良好状态，近几年来他尽了一切可能，但看来在监狱里他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这时，在场的看守向我使眼色说我应该告诉尼诺要怎么办：‘既然他说为了得救尽了一切可能，现在他应做件重要的事情。’当我做了个手势，表示不理解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时，看守继续说：‘小姐，您应该把我们在管理处谈的话告诉您妹夫。’你们可以想像，我听了这话后有多么尴尬。但尼诺根本没有生气，他的平静使我吃惊。他对看守说：‘噢，我懂了，这不足什么新货色，是老生常谈了。要申请恩惠是不是？现在这不过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如果要选择这种形式，而不是别的，那么要快点做，但总之还是老生常谈。’这时我告诉他，除管理处的人员外，在都里的所有人都建议我利用这种方法使他出狱就医，但这不是这些可怜的人们的恶意的表示，而完全是对他同情的表示。他承认这不是恶意的表示，但认为这是目光短浅和无知的表示。说真的，我有时不理解，尼诺怎样才能度过如此严重的思想危机。”
1932年9月15日，是塔齐娅娜本人向政府首脑提出申请，要求能派一位可信的狱外医生到监狱为葛兰西看病。3月20日，翁贝尔托·阿坎杰利教授看到了病人。根据他的诊断，要恢复身体健康必须彻底改变环境，而要做到这点必须申请赦免。然而葛兰西反对，因此要求赦免的字句从诊断书上划掉了。诊断书是这样写的：
“安东尼奥·葛兰西患有波特氏病。右肺叶上部有结核性损伤，曾引起两次咯血，其中一次咯血量很大，其后连续几天发高烧。动脉硬化曾经发作，血压很离。他曾几次昏倒，连续几天失去知觉，发出谵语。从1932年10月到现在，他的体重减少了七公斤。”
阿坎杰利在诊斯书的结尾写道：“葛兰西不能长期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生话下去；我认为必须把他转到一所公共医院或诊所去，除非不能给他假释。”然而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葛兰两在狱中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身体的痛苦使他易于发怒。对他的亲人讲话总是带有不满的情绪。他没有耐性，容易发火。但是，塔齐娅娜和卡洛知道用怎样的宽容对待他的发作，仍然耐心地为他作出牺牲。安东尼奥对朱莉娅的态度也是变化不定的。在提出履行法律手续离婚的计划后，他又产生了动摇和懊悔。后来又表示要一刀两断，但还是迟疑不定。他很爱她，犹豫不决正是由此产生的。动脉硬化发作后二十天，3月27日他给朱莉娅写信说：“我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也不知道孩子的消息，在这期间我给你写了不少信。我想塔妮娅也没有收到消息和信。我请求你给我写信并安慰我。”得不到妈妈的消息也使他不安。亲人们的沉默并没有使他怀疑，也没有使他猜出事实真象，但他对这种沉默有些担忧。4月30日他给泰雷西娜写信说：“我收到了你的两张明信片，它们带来了你、格拉齐埃塔和所有孩子对我的问候。但你们没有告诉我妈妈的消息，在明信片上也没有提到她，请你告诉我她的情况，并转告格拉齐埃塔，请她给我写信。”
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相对轻松之后，他的身体继续恶化。在都里的治疗同他多种严重的疾病是不相称的。他拒绝利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那一条规定严重病人可以获得假释，而他也需要得到好的治疗。他被迫继续躺在行军床上（“躺在床上，我可以把眼睛闭上，这样就看不到绕着我旋转的墙壁”）。5月29日，他写下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句话已经成了他的座右铭：
“可以这样说，直到不久前我还是一个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也就是说，尽管我曾清醒地看到一切不利因素，对改善我的处境非常不利的因素（这既关系到我的整个法律地位，也具体地关系到我目前的身体健康），但我总是想，通过合理的努力、耐心和才智，细心地组织现有少数有利条件，避免大量的不利条件，是可能获得某些可喜的成果的，起码能继续生存下去，终止这正在使我枯竭的生理机能上的可怕消耗。今天我不再这样想了。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决定投降，而是说我看不到任何具体出路，也不能再指望有什么内在的力量可以利用。”
内政部对把他转移到其他监狱医院的申请迟迟没有答复。6月15日，塔齐娅娜又一次来探监（“我看到他的脸由于牙床发炎而肿了起来”）。几天后，她证实了安东尼奥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她在6月21日写给朋友妮尔德·佩里利①的未发表过的信中说：“尼诺写信对我说，他的身体进一步恶化，与3月7日的危机差不多……在今天的信里，尼诺又提到了朱莉娅的问题，重复了去年11月的内容。我绝望了。”塔齐娅娜收到她父亲去世的消息：阿波洛先生于5月29日在莫斯科逝世。她于7月1日带着这样的心情再次去监狱探望葛兰西。她发现他意志消沉，骨瘦如柴。第二天她收到了葛兰西的信：
“我疲惫不堪。我感到我脱离了一切和一切人。从昨天的谈话中我得到了证实。我应该告诉你，我感到昨天的谈话是活受罪，我想尽快结朿它。我要非常坦率地告诉你这个残忍的真象，如果这样说不算过分的话。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了，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任何人。我已经完全枯竭。我在1月份曾经有过最后一次生活的欲望，最后一滴生活的激情。你没有理解，也可能是我没有使你理解我的言谈举止。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你在今后的生活中再遇到像我这种情况，请你记住：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是生命的别名。”
① 即莱奥妮德·佩里利。——译者
塔齐娅娜并没有屈服。她自己也病得很厉害，而且年过半百，她近来忍受的艰难并不是没有带来严重的损伤。她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适应都里这个小地方的生活。但是收到安东尼奥的这封信后，她仍然没有回罗马。四天后，7月6日她收到安东尼奥的另一封信：
“我要求给你写这封额外的信。我想你现在已经收到了我星期天写的那封信，它也许使你感到痛苦。我已经变得半疯半傻，在不久的将来是否变成一个完全的疯子，这点我没有把握……请你相信，我已经不能再坚持了。小脑和头盖的疼痛使我不能自制。我的手已经不听我使唤，而且越来越不听使唤。这不能只归咎于动脉硬化……今天，监狱管理处的督监来看我，他作了最大的保证，说从今以后我将得到治疗……他向我保证说，内政部已经注意到我的情况。我希望，争取转到比较先进的监狱医院去这一个简单的事情不致太困难。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我无法告诉你细节，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听人说过罗马和契维塔韦基亚的监狱医院，但具体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这个地狱，我在这里正慢慢地死去。”
仅仅给他换了牢房。那是一间半地下室，潮湿，紧靠禁闭室。但与原来靠近看守室的牢房相比，这里有不吵闹的优点。现在葛兰西在牢房里有一个固定的狱友——古斯塔沃·特隆贝蒂。在离开了原先那种难以忍受的吵闹声之后，他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换牢房几天后，7月24日葛兰西给塔齐娅娜写信说：
“尽管目前这种状况还是不稳定的，我还是可以告诉你，我的处境比以前好一些。调换了监房，从而也改变了我生活的某些客观条件，这就是说我起码可以睡觉，或者说起码在我想睡的时候没有外界条件干扰我，使我突然惊醒，心神不定和恐慌。我仍然不能正常地睡觉，但我有睡觉的条件。不管怎样，即使我不能入睡，也并不感到非常心神不定。”
他继续研究和写作。《札记》的第一册（不同题目的混合笔记）、第二册（政治问题）、第四册和第二十二册（混合笔记）都是1933年写的。
然而，调换牢房并不是适宜的解决方法。他的身体继续恶化。他需要认真的治疗，而不是简单地从监狱的一层楼搬到另一层楼。在内政部决定把他仍然按囚犯转移到另一个治疗场所以前，他又等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他的疾病继续恶化。他是被判处坐牢的，不是死刑。但他所受的刑罚比死刑还要残酷，因为不给治疗，他在闻所未闻的痛苦中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死去。卡洛怀疑内政部从中作梗，所以他要直接向墨索里尼要求把安东尼奥转到别的医院去。1933年8月23日他来到罗马，起草了申诉。必须设法交给墨索里尼。卡洛把申诉书交给了跟随政府首脑外出的医生。但是并没有马上得到回音。当时，在巴黎成立，营救葛兰西和其他受法西斯迫害的人的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从罗曼·罗兰到巴比塞这些民主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皮埃罗·斯拉法把阿坎杰利教授的声明转给了报界，5月份刊在《人道报》上，6月份刊在《红色救援》杂志上。这份声明轰动了與论。在国际與论的压力下，法西斯政府最终不得不让步，不能让葛兰西得不到治疗慢慢死去。
1933年9月1日，内政部向维特尔博、特尔尼、思埃提、弗罗齐诺内和罗马的省督发过一份话传电报，要求提供一个非海滨疗养院，“以便接纳一个患有结核和其他严重疾病需要特殊治疗的重要政治犯。所选择的地方要非常便于警戒”①。
① 此电报未发表过。——原注
从1931年8月3日第一次咯血和1933年3月7日第一次动脉硬化发作，到现在已经浪费了决定性的岁月。10月底决定了他的新住所——福米亚，医生朱塞佩·库苏马诺的诊所，当然还是监禁，而且要葛兰西每天付一百一二十里拉的伙食费和把窗户换成铁栏杆等防范措施的开支。卡洛1933年11月13日来到福米亚，同医院方面签订合同。11月18日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古斯塔沃·特隆贝蒂回忆说：“我们在监狱看守的监视下，来监狱贮藏室收拾行李，我与葛兰西事先约定，当他与看守‘聊天’时，我趁机把十八本（实际是二十一本）札记手稿塞进箱子，夹在其他东西中间。回到牢房后，葛兰西整夜都不想睡觉……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天还很黑，来了武装押送队……他们让他上了车，我把行李放在他的旁边，我们拥抱。”这是去过渡性监狱医院——契维塔韦基亚。“我在火车上产生了多么可怕的印象！六年来我仅仅看到这些同样的屋顶、同样的墙壁、同样的冷酷面孔。而在这期间，广阔的世界依然存在，有草地，有树林，有普通人，有成群的儿童和菜园。特别是当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时产生了多么可怕的印象。”11月19日晚上，他到达契维塔韦基亚。在这个监狱里关押着其他许多政治犯，特拉奇尼、斯科奇马罗、内加维莱、巴叶塔等人。但不允许葛兰西与他们中的任何人见面。切莱斯泰·内加维莱回忆说：“只有一个人偶然看到了他，当时这个人正山看守长陪同去看医生，而葛兰西也正去看医生。这位同志告诉我们，葛兰西走路很慢，他看到葛兰西好象在发烧，蜷曲在囚犯穿的大衣里，并把领子竖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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