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九章

　　1933年12只7日他到达了福米亚。房间里有一个宪兵看守，另外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站岗的还有不少人，有时竟多达二十人。尽管警察局继续采取严厉的措施，但至少开始了治疗。虽然医院的设备不太好，医护人员又不是专家，开始治疗已为时太晚，他的疾病已到了后期，但现在对他的护理比较认真，所以他的生理机能看来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库苏马诺大夫认为，有必要允许他每星期四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一次，12日19日得到了内政部的批准。塔齐娅娜和卡洛圣诞节来看望他。
　　卡洛后来给尜=泰雷西娜写信说：“圣诞节那天，没有让我们见到他，所以我们去加埃塔逛了一天，以此消磨时间。圣斯德望那天①，我们上午和尼诺在一起呆了一小时，下午大约两小时……你一直担心尼诺，他右肺上端有损伤，变得矮小而瘦弱，星期二他的心情很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晚上的卨烧有所减退，动脉血压有所降低。我离开医院时不象离开监狱时那样心情沮丧，有些轻松的感觉，归根结底这只是有希望的表观。”

　　① 即圣诞节后的第二天。——译者

　　塔齐娅娜也说，“现在，他正在慢慢恢复元气，所以可望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事实上，他的内脏痛苦有所减轻，消化机能增强了一些，也不那么艰难和痛苦。”但即使在这时，妈妈已经死了一年，他们还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件事。泰雷西娜为他准备和寄去了一个圣诞邮包。圣斯德望那天，卡洛要求宪兵队长把邮包交给安东尼奥。“当宪兵打开饼干邮包检査时，尼诺说这毫无疑问是妈妈准备的。我回答说是妈妈弄的。”1934年1月14日，塔齐娅娜在信中评论说：

　　“当然卡洛没有勇气不这样回答。但是，现在不让他知道这个使全家遭到打击的灾难是必要的，因为他本人病得也十分严重，他仍然需要关怀。一旦我们被迫需要告诉他不知道的事实真象时，也会感到十分困难。我们希望用必要的谎言尽量拖延他了解事实真象的时间，以免加重他那已经相当脆弱的身体健康。”

　　1934年3月8日，圣若瑟节快到了，这是佩皮娜老太太的命名日，葛兰西还不知道她在一年前以前已经去世。他给妈妈写信说：

　　“最亲爱的妈妈，去年正是在这几天，由于我的健康状况非常坏，没有能够向你祝贺命名日。今年我不想再错过这个向你表示亲切问候的机会。泰雷西娜通过塔齐娅娜知道我生活的新环境。现在的条件虽然不太好，但和一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我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这是因为我总是昏沉沉的，同时我还知道塔齐娅娜会告诉你们的，她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在体力和智力上我还不能完全自主。在都里度过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身心衰竭几乎达到崩溃的地步，恢复是相当缓慢的，并有波动和反复……我很少知道你的健康状况。”

　　他来到福米亚之后，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塔齐娅娜4月13日在写给泰雷西娜的未发表过的信中说：“从11月份起，尼诺就再也没有给朱莉娅写过信，也没有给我写信。唯一的一封信是写给家里的，为了祝贺他那可怜的妈妈的命名日，我想他是没有力量写。您可以想象，朱莉娅一年多没有从尼诺那接得到任何消息，这对她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来到新的环境之后，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不象在都里时那样严重，但仍然是虛弱的。葛兰西曾想转移到费埃索莱的“静岗”精神病医院去，他在4月份为此提出了申请。1934年7月12日，罗马“圭西萨纳”医院的维托里奥·普奇内利教授为葛兰西进行了检查。三天后，7月15日他重新提出转院申请。7月22日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

　　“今天上午我决定给你写信，因为我感到比平时更加头脑昏乱。我现在是在床上继续写信。我又感到浑身发冷，体温曾达到三十九度四，现在是三十八度四……我诚恳地希望你去见莱托爵士(内政部总务司司长)，现在我感到更需要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现在需要向他说明为什么选择了费埃索莱的医院，是怎样特别考虑到警察局的需要的，因为我是现实主义者，我不想隐瞒困难，也不想去同他们捉迷藏……你可以问问他，如果暂时不能解决，能否在福米亚临时换个住所。我今天的不舒服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睡眠不足，因为库苏马诺的家搬来了，在我的头顶上，从早晨五点到深夜十二点总是人来人往。他们向我作过无数次保证，但事实是我的身体有病，任何轻微的响声都使我心神不定。”

　　转院的手续没有进展。1934年夏末，葛兰西根椐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出要求：第一，假释；第二、能够得到一位可信任的医生，以便根据他的身体状况选择住所（“因为我不得不住进一个专门医院或靠近专门医院的地方”）。这时，国外营救葛兰西的运动进一步发展。《红色救援》在9月号上写道：“在意大利，墨索里尼要杀害葛兰西，对他甚至不执行法西斯法律本身的条款。根据法西斯法律的规定，也应该释放葛兰西。”罗曼·罗兰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讲述葛兰西的苦难。1934年10月25日葛兰西的申诉才被接受，但是假释的命令公布后，病人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房间里的宪兵撤掉了，但外部的警卫仍没有取消，窗户上的铁栏杆拆除了，并允许他走出医院，但他浑身无力，难以做到。他只在塔齐娅娜、弟弟卡洛和坐牢岁月里的忠实朋友皮埃罗·斯拉法的陪同下，步行或坐手推车外出过几次。他这时的处境是荒唐可笑的：形式上从1934年10月29日就“释放”了，但他没有去其他专门医院就医的自由。罗马反对这样做，怀疑他策划逃跑，不断说他有这种企图。1935年2月12日，罗马警察局给利托里亚①警察局发过一个通知。通知说：“塔齐娅娜·舒赫特已同安东尼奥·葛兰西约好，准备在住在纽约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资助下越狱。”第二天，2月13日，从罗马来了四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政府认为，在这种气氛下，转移到费埃索莱或其他防范措施不如库苏马诺医院的地方是不谨慎的。1935年5月23日内政部第一次驳回了葛兰西的申请，后来他又申请了两次，8月13日又一次驳回。这样，1934年10月宣布假释后，“受惠者”的囚徒生活根本没有或很少发生变化。在这期间他继续学习和写作。

　　① 今天的拉蒂纳省省会拉蒂纳。——译者

　　当然，他的毅力达到了极限。尽管他受着如坐针毡般的痛苦，但并没有听天由命，悲观地对待体质上的逐渐毁灭。他运用自己残存的一点精力，充分开动脑筋，继续研究和写作。属于福米亚时期（1934年-1935年）的著作有：在都里已经动笔的五本札记和全部在库苏马诺医院写的十一本札记。葛兰西对以前写的笔记进行加工、整理和重抄。现在已不再是材料的堆砌，而开始出现了葛兰西思想完整和系统的阐述。但是，思想上的严肃性促使葛兰西在第十八册札记（大部分是第二十八本札记的综合）的扉页上写道：“同其他各册一样，这一册的笔记也是以备忘录的形式草草写成的，都需要修改和认真核对，因为其中肯定有不确切的地方，有引证的错误和年代的谬误。由于写作时手头没有书籍可供参考，核对后可能需要彻底修改，因为可能会发现我所写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
　　在第十八册中有对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教科书》一书的评述，有对“思想逻辑手段”的研究，有对“科学语言可译性”的研究，有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探讨，还有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亚力山德罗·莱维、亚力山德罗·基亚佩利、卢恰诺·赫尔、乔万尼·詹蒂莱、安东尼奥·罗斯米尼、安东尼奥·洛韦基奥、埃托雷·奇科蒂、朱塞佩·伦西、科拉多·巴巴加洛、若尔日·索列尔、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亨利·德·芒，以及朱塞佩·安东尼奥·博杰塞的论述。在第二十九册（只有二十四页）中，对过去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和学校组织的笔记进行了加工。葛兰西把第三十册定名为《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的短评》，其中包括对各政党的研究，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对经济主义、独裁政体、政治—文化领导权、意志中心论和社会群众的剖析。关于贝内德托·克罗齐哲学的全部笔记都在第三册上（葛兰西用罗马数字标记了这一册）。第三十一册只有两页，是格林兄弟一个童话的前半部分的译文，在上一册已经开始译过。这就是在都里开始而在福米亚写完的那五册札记。但是，葛兰西并没有仅仅对过去的笔记进行加工和按问题分类，福米亚的札记还包括新的研究。特别突出的是第六册（关于文学评论的问题）和第十册（关于民族复兴的笔记）。总之，他的写作活动是断断续续的，这说明他的精力正在枯竭。1935年夏季，葛兰西中断了工作，没有能够再修改和有机地整理他的部分笔记。
　　在批准假释十个月后，他才终于转移到另一个医院去。1935年8月24日葛兰西离开了福米亚，去罗马的“圭西萨纳”医院。